学习钱学森的科学精神 ——为纪念钱学森院士百年诞辰而作 巩 献 田钱学森院士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享有盛誉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而且是一位在人文、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方面造诣都很深的全面人才，可以把他称之为当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科学家。他自己讲：“我从工程技术走到技术科学，又走到社会科学，再走去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门。” “感到只是理与工是不够的，不懂得社会科学不行，所以开始下功夫学社会科学，也涉及哲学。当然这时早已懂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真理。” 钱学森自从退出国防科研领导一线后，二十多年来，他构筑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提出并亲自指导和参加研究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等科学大部门，提出了科学革命和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命题，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构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综合继承法、研讨厅体系和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构想，提出了大成智慧学，等等。钱学森的科研活动，几乎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在其构筑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有11个大的科学部门，在每个大部门中，他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创新和建树，有着非常宝贵的思想理论观点。可以说，钱学森院士是一座挖掘不尽的思想理论宝库。 钱学森在学术上之所有取得如此卓著的成绩，那么与其具备的科学精神着着必然的联系。为纪念钱学森百年诞辰，本文主要论述钱学森院士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从哪里来？ 科学精神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实践活动所反映和体现的一种精神。在科学上有重大发现、发明和创造的科学研究者，必定有科学精神，而钱学森在科学上的发明创造是有目共瞩和大家公认的，所以今天我们探讨、学习和发扬钱学森的科学精神，就是对于这位人民科学家的最好的纪念。钱学森的科学精神，以笔者目前认识到的，概括起来，包括：第一，勇于探索未知的精神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清楚说道：“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 世界上只有未被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科学研究就是探讨和揭示世界未知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钱学森说：“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科学家之所以为科学家，就是在于追求真理，在于他们能为人类指示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最能体现钱学森科学探索精神的，莫过于他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人体科学研究了。自从四川省大足县发现少年唐雨“耳朵认字”开始，一场所谓“科学”还是搞“伪科学”之争就开始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凡是积极参与研究这一现象的科学家和学者，对于“耳朵认字”开始几乎都是不相信的，都是认为违背传统的科学原理的。可是后来，钱学森和一批科学家、学者终于在事实面前被说服了。当时面对各种不理解和冷嘲热讽，如何办？有所谓立论高的反对者，引经据典，说研究类似“耳朵认字”这些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第一，他不看这种现象，说“不能弄脏眼睛”，即闭眼不看事实；第二，他主张，在所有实验中，只要有一个是假的，就断定全部实验都是假的。 是坚决排除阻力和障碍继续研究这一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未知现象呢？还是偃旗息鼓，打退堂鼓？ 钱学森当时明确地指出：“对于一些新东西，新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闭着眼睛不看。……我们不要把脑子框住了，事实就是事实，这些很奇特的特异功能现象，还是应该注意的，不要关门。”钱学森还指出：“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蕴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不是神秘的，而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和中医，真正把它科学化了，你就必须同时改造现代科学，只用现在的科学是不够的……我们要完成的任务，与绝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是很不相称的，可以说我们要在愚昧的环境当中，来进行这场革命。” 他说，科学是不完善的，如果科学完善了，还要科学研究干什么。钱学森说，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现象。这项研究所遇到的问题，绝不是中国特有的，这种情况是全世界都差不多，有它的共性。在国外，对这个问题争论也很激烈。在历史上每次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新现象，都必然为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所不承认，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违反已经建立的科学规律这个体系的。 钱学森告诫人们说，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里面一个前沿的问题，是有长远的意义和很强的理论意义的，人体科学研究是一场“硬仗”，人体科学是科学的“珠穆朗玛峰”。钱学森一直主张，所谓“特异”与“不特异”是相对的，只是在人们没有认识、理解和作出科学解释之前，叫“特异”，而一旦认识了、理解了和科学解释了，它就不“特异”了。他还举出过去的类似实例予以说明。钱学森说：“我们所已经证明了特异功能这个事实；这不是传说，也不是作假。这里包含许多东西值得探讨。……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时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实际上这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次大飞跃。……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是有远大前途的，我要说这是要震撼历史的。但我们干这件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什么困难都不应该怕。”钱学森说：“我们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其结果就是新的科学革命和文化革命。那是不是又一次的文艺复兴？这不是简单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再一次的出现跟文艺复兴一样的大事。 我们不要简单地看问题，情况是很复杂的。但是前景又那么诱人，现在的确有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之中徘徊。我们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工作人员，就应该审时度势，善自为之，要很谨慎地，不光是一股热情。要有热情，还要有科学，要制定开展人体科学研究的战略。我们自己也要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改造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类。”钱学森说：在前迸的道路中，会有一些无理取闹的非议，我们不必为它分心；也会看到一些人在讥笑，我们也不必理睬，这种人在五六十年前也有过。只要我们踏踏实实苦干，终将作出贡献。 钱学森引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马赫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物质消失了”这个“基本的典型”观点时讲的，“‘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的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认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认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这个特性分不开的。”“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不管从“常识”看来多么稀奇，多么奇异，都“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钱学森接着列宁的话说：“列宁的这些教导给我们人体科学研究指出了方向，坚定了我们的信念，任何所谓‘伪科学’、‘灵学’的指责都不值得我们理睬，而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在实践中进行勇敢无畏的探索！” 第二、密切联系实际的精神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优良作风。作为揭示客观世界未知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研究，目的是对未知现象作出符合客观真理的描述和说明。那么，科学研究就必须联系实际，解释和解决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的问题。 1993年9月钱学森说，“我一生工作的中心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在1991年他说，现在大家都说当务之急的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这在社会科学哲学界已是老问题了，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已经几十年了，怎么老解决不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写于1930年，后来又有《实践论》、《矛盾论》，1941年5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最后是1963年5月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前后33年！到现在是超出半个世纪了！而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解决得比较好的、脱离实际的理论的没有市场的。 钱学森在1986年曾经写文章批评苏联哲学家脱离实际的问题。他说，关于苏联的系统论研究，比如吴约莫夫等人，有些悬空，有些脱离实际。苏联哲学家常犯的毛病就是空空洞洞，不结合实际。他讲：“我研究系统科学、系统论，从系统工程开始，与实际联系起来。中间层次是技术科学。我把控制论、信息论放在技术科学这个层次，它研究信息的传递、系统的控制。在这个层次还有运筹学，等等。再上边的一个层次，就是系统学，然后就到了桥梁——系统论。再上边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之，要结合实际。脱离了实际，你还谈什么呢？当然，我不是反对理论。理论脱离不了实际，实际也脱离不了理论。理论跟实际是冷与热的结合。搞理论的头脑一定冷静，但完全学院式的研究是不行的，一定要投入到火热的实际斗争中去，一冷一热，要结合。” 正如钱学敏教授所说：“钱学森固然对文学艺术有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但他在晚年，并不像王安石晚年那样去‘细数落花’、‘缓寻芳草’，也不像牛顿晚年那样去诵经说神，而是把每一思虑都与祖国人民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钱学森所关注的实际是什么呢？ 通过研读钱学森的著述，了解他的科研活动，他关注的实际，都是国家和民族遇到的最大的、最迫切的需要解决的实际。在三十年代出国时，他关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从学习铁道专业转向了航空，研制与飞机和航天有关的学问；五十年代回国后，面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他服从组织安排，从事“两弹一星”和国防工业的科研，大力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国家的外交斗争；从科研领导一线退下来之后，他关注的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最大的实际。他把创建系统科学看作是一次科学革命，是为了发挥国家的“整体”功能，他写的文章的题目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从整体上考虑和解决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要有长远打算”；为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为计算技术的提高，提倡研究思维科学；为开发人的潜能，提高人的智慧，提倡研究人体科学，提出了大成智慧学和大成智慧教育；他看到我国沙漠很多，提出了“沙产业”，等等。这无不说明，钱学森的科研活动是紧密联系实际的，并且是联系国家和人民面对的最重要的、最大的实际。 他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研究客观世界必须用实践，不能靠凭空想。”在1995年的一封信中他批评说：“今天的“国学热”和“人学热”大概也源于现在我国社会风气不佳，人们不从中国今天的实际出发，从而流入旁道了！这样不对！”
第三、始终坚持革命的精神钱学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始终坚持革命的伟大的思想家。凡是科学理论，无不都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革命性精神，表现为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事物从旧到新的质的转化的鲜明立场和彻底批判旧事物、拥护新生事物的精神；科学性表现为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或规律，发现和表述事物的客观真理。 在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法则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现得更加强烈。”这里说的是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列宁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象现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这里说的是革命的作用。当然，以上说的是社会革命。 钱学森讲：“对部队的要求第一是革命化，第二是现代化，第三是正规化。这就把正规化的性质规定为革命化、现代化下的正规化。为什么要把革命化摆在第一位？我理解它是我国人民军队的本质所在。有了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就不迷失方向，所以第一位是革命化。” 关于革命的思想阐述得比较详细的，是在他1989年9月的一封信中。他说：“我认为‘革命’是指发展中的飞跃变化，不是渐进的‘进步’或‘革新’。我认为在近代科学出现后，科学发展的飞跃是‘科学革命’，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及唯物史观是‘科学革命’；而‘科学革命’和科学进步又是‘技术革命’的先导。‘技术革命’也只影响生产力，还不是社会形态的飞跃，即‘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包括三个方面：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产业革命’，政治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政治革命’，意识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真正的‘文化革命’。……《辞典》中‘马克思主义’条写的是教科书的话；而日常生活中我们通俗的说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道理’的。当然要干革命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但干革命也要业务知识，业务知识能同革命理论截然分开吗？我看不能截然分开。今天我们已经把人类对世界的知识组成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的、十大部门（每一部门三个层次，一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的开放体系，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钱学森对于产业革命的观点，是一个独创。他认为，产业革命：第一次：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出现农牧业，对应于青铜器时代，一万年前；第二次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奴隶社会后期，三千年前，出现商品经济，对应铁器时代；第三次：十八世纪末，出现蒸汽机，以机器为基础的近代工业时期；第四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电力技术革命以后的现代工业时代，大工业和垄断公司出现；第五次：目前正在发生的，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信息革命时代；第六次：出现生物技术，用太阳能的、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和吃的革命；第七次：人体科学，人的素质全面提高和新人的出现。他说：生产力大发展是由生产技术的提高，而生产技术的提高则是技术革命引起的，而产业革命是由技术革命推动的。系统工程在管理技术和方法上的革命作用，也属于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是人改造世界的飞跃，是由科学革命引起的。人要改造世界必须先认识世界，而认识世界的学问知识即科学。16世纪的文艺复兴引出了现代意义的科学，即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飞跃，即科学革命。“人类社会的发展，事物的发展，当然不止于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还有社会革命，我们一般讲革命是指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社会制度的飞跃，从原始公社的崩溃到奴隶社会的建立，从奴隶社会制度变为封建社会制度，从封建社会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制度，都是社会制度的变革，飞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一次人类社会的飞跃。这是大家熟悉的，叫社会革命。”钱学森说道：“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四种革命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这是一门大学问，怎么来研究？这应该是我们现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一大任务，要把它搞清楚，因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常把水搅浑。……如果不把上述四种革命的概念搞清楚，我们就不能把问题看得很清楚，我们不仅看到新的技术革命，同时也要看到人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革命，还要看得生产体系的变化，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生产体系的变化或者叫产业革命，这些对我们的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新的科学革命，将会大大开阔我们的眼界，给我们新的力量。……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有科学的预见性，我们不是等着事情来了，再应付一下，我们要有预见，有计划地推动这些科学的发展，来迎接这些新的科学革命。” 1994年钱学森写道：“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革命任务也自然随着事物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更新，有新的目标。今天在现代中国第二次社会革命的任务到建党100周年将基本完成，而到时世界形势由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而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们又一次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马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按照第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的内涵设计现代中国了的第三次社会革命。”并说,“我们这个小集体是为此做些先行的探索工作。” 坚持科学性的科学家，必定坚持革命性。作为探讨客观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家，对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之一——质的变化，即革命性变化，毫无疑问，既不能熟视无睹，也不能袖手旁观，科学的态度，只能是拥护、支持并大力促进的。 当社会里上有人攻击和咒诅革命以至于喧嚷“告别革命”成为时髦的时候，作为人民科学家的钱学森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大谈技术革命、科学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善于开拓创新的精神钱学森经常讲：“科学是不完善的。如果科学真正是完善的，那就没有科学研究可做了，今天的东西就是昨天的东西，昨天的东西又是前天的东西，都是老一套了。科学是在不断前进的……” 钱学森说，要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有中国人几千年文明的智慧，我们要敢于创新，不迷信洋人！“中国人为什么不敢闯？科学在于创新，在老圈子里兜是没有出路的。”钱学森构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有的科学技术最高的概括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一切科学部门的研究，是一切。当然，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僵化的。他说，恰恰不僵化。因为它通过各个桥梁与各门科学相联系，各门科学的发展又通过桥梁反映上去，发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我这个人‘离经’这个罪名是免不了的了，因为讲了些经典著作上没有的东西；但我不承认我是‘叛道’；我是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的，可是我不迷信书本上讲的东西。”这就是他所谓“离经不叛道”。 钱学森认为，所谓新，就是并非已有科学规律所能预见到的，或者说不合常理的。他一向反对迷信外国人和迷信经典，并说，“科学研究并非都是逻辑思维。恰恰相反，科学创造性活动最核心的那一部分是形象思维，是在对事物的已知认识的基础上猜的。最后验证是逻辑思维。天才的发现是从不天才的工作得来的。不注意平常的一点一滴的积累，出不了大的突破。”他还说，“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而这里的障碍是人们习惯中的部门分割、分隔、打不通。大成智慧学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所以能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地触类旁通，完成创新。”正是由于钱学森具有极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善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他才对我国航天事业、对“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上世纪退居国防科研领导岗位后，他有了许多的理论创新。他开创和积极参加了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等大的科学部门的研究。以他为首，创建了复杂性研究的中国学派，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提出了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完善和丰富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论；创造了从定性到定量、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综合集成法、研讨厅体系和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提出了大成智慧学，等等。正如于景元研究员所说的，钱学森到了晚年，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达到了新高度，形成了钱学森综合集成思想。这个思想在哲学层次上的体现就是大成智慧，在科学方法论层次上的体现就是综合集成方法，在工程技术层次上的体现就是综合集成技术（如系统工程），在实践层次上的体现就是综合集成工程（如航天工程）。 这样，综合集成思想、综合集成方法、综合集成理论、综合集成技术、综合集成工程就构成了钱学森综合集成体系，钱学森的这套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更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它孕育着一场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上的革命，其意义和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第五、一贯谦虚好学的精神知识无涯而学有涯。钱学森总是说，有经验的专家也是“一得之见”。我们通过阅读钱学森的著述，知道他“涉猎的学科门类与领域之广、学术思想之活跃、创新性之强，是十分罕见的”。他研究的科学门类之多、研究问题的范围之广、与不同领域、不要专业、不同部门和不同方向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及干部的通信之勤和交朋友之多，可以说都是前无古人的。有资料显示，他在成为著名科学家之后，参阅35000多册书籍，15000多期期刊，亲自剪贴20000份剪报，与他人通信多达10000余封。 仅2007年5月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钱学森书信》有400万字，这仅是可以公开发表的一部分。1989年他却说：“我不知道的实在太多。” 1990年他写信说：“您对我的评价我不敢当：科学技术是无止境的，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人类智慧的结晶，我更是一个学生；都不能说‘有很高的造诣’。”“认知过程是无穷的，知识是无穷的。过程·历史·发展·前进，永无止境。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小块，我们不知道的才是大海！”“未出土时先有节，待到凌云更虚心”（咏竹）这是钱学森的座右铭。“汉柏秦松骨气，商彝夏鼎精神”，这是在钱学森家小客厅里挂的，是钱学森为人治学的写照。 第六、崇尚一丝不苟的精神 著书立说，崇尚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在钱学森那里反映得是非常突出的。他说：“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认识客观世界的学问。真正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是根据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学问。” 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期间，一次水力学考试的试卷，老师都打了对号，给了100满分。可是钱学森发现自己的试卷有一处把“Ns”写成“N”，老师没有发现，于是他立即举手，指出自己的错误，把卷子退给老师，老师扣除4分后得96分。这份试卷留在老师那里被保存下来，成为学校教育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典型事例。 钱学森讲：“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都是十分严肃的事，来不得半点想当然。” “著书是千古事，宜慎重而不可草草赶时间。”有的人把苏联科学技术革命用英文表示，他说：“苏联人的所谓‘科学技术革命’宜用俄语，即HTP，不要用英语，以尊重其语言。”这在一般人看来是一件小事，实际上却反映了做学问是否严肃认真的态度问题。正如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深有体会的说，做秘书工作一般都要求细心，“马大哈” 是做不了秘书的。但凡科学家，或者说有成就的科学家，在工作上一辈子都养成了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所以给科学家当秘书，在这一点上无疑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一名科学家，钱学森对大事小事都是那么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枝末节，你若一不留神，就会有差错被他查出。 第七、及时纠正错误的精神在科学研究中，错误总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客观世界是复杂的、是发展变化的。人们不可能不通过反复认识和实践就很快地反映事物的本质。问题不在于发生错误与否，在于如何对待错误。及时纠正错误，服从真理，是钱学森的一贯作风。1993年10月钱学森说：“人的认识过程总是有曲折的，不会一帆风顺。所以一定要及时承认有误，赶快纠正。”1964年一位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的一位年轻人写信指出钱学森新近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的一处错误。不几天钱学森回信写道：“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他并把这位青年的文章推荐发表在1966年3月第9期《力学学报》上。英国科学家F.Hoyle对大爆炸宇宙学抱怀疑态度，钱学森说他“自己批评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真是科学家的风度呵！”他1988年在对科技新闻工作者讲话中，曾经说：“在中国，学术不民主实在厉害，这样下去不行。要知道，在科学研究当中，错误并没有什么可耻。正确都是从错误中来的，你没有错误，怎么有正确！一件事要弄清楚，你要不叫大家讲，就没法弄清楚，也没法正确，所以讨论很重要。” 他说：“我自以为我的这些东西统统不那么成熟，常常是后边的纠正先前写的。”他告诫自己的同事说：“我们是在智慧的大海中游泳吗？我是常犯错误的。例如，我一年前还写文章说‘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但我说错了。要改正：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要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我是常犯错误的！你们和我一块工作，务必及时指出我的失误。务必这样做。”他指出：“我的谦虚不是对人的，对人我讲平等，老、少一概平等。我的谦虚是对客观世界的，即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发现错了就改，纠正得越快越好。所以请你们帮助。”又说：“科学真理那是不能含糊的，……所以一个人发现自己的确错了。我讲的是科学工作。最好的办法是公开承认，这在国外科学同行里面是普遍的，错了就承认。……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马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一切工作活动的国家，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错误还讳疾忌医，就真是太不应该了。”钱学森为了人民的利益，实事求是，勇于坚持真理，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努力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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