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钱学森的中医观（上）

               浅谈钱学森的中医观（上）

                    ——钱老关于中医部分论述之刍议

                          巩献田

钱老为什么要谈论中医？

   （一）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时代的要求

（二）为发掘人的潜能，提高人的潜力，进行人体科学研究

一、中医是我们的珍宝

（一）中国的传统医学是我们的珍宝，孕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

（二）中医是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

二、中医是整体论

(一)中医是整体论，其长处是整体观、系统论和多层次观

（二）中医是一种唯象的理论，还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三、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辨证论治

四、气功是理解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的钥匙

五、不断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的使命

——人体功能“特异”与“非特异”是相对而言的

（一）不断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的使命

（二）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具体观点和思路

六、中医现代化必将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招来第二次文艺复兴

结语和商榷

浅谈钱学森的中医观[1]

——钱老关于中医部分论述之刍议

巩献田

内容摘要：钱学森在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医的理论观点。他认为中医是我们的珍宝，中医是自然哲学；中医是整体论，是从整体和从系统看问题的；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辨证论治；气功是理解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的钥匙；人体功能特异与非特异是相对而言的；中医现代化必将引起科学革命；在实现中医现代化即医学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和运用系统科学的观点，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深化和发展。

 关键词     浅谈    钱学森    中医观

       钱老为什么要谈论中医？

   （一）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时代的要求

    有人可能要问，钱老既不是医学家，也不是生理、心理和神经等专家，他为什么竟然谈论起医学和中医来呢？“隔行如隔山”啊，钱老那些关于中医的论述有无道理呢？

作为人民科学家的钱学森，他认为，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理论的指导。他早年就说过：“我们现在搞改革。对于改革，我们的预见性很有限。所以常说‘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预见性很差。我曾经说笑话，我们放人造卫星，如果也是走一步，看一步，那早打飞了，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没有理论还行啊?……你老在‘模着石头过河’，那可不行。我们不能再犯错误，或者尽量地少犯大错误，不要犯大错误。那我们必须有预见性，这预见性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科学！这个科学是什么?就是系统科学！这个科学就是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 系统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钱老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项伟大事业有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科学理论指导，他高瞻远瞩地提出并亲自实践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提出了创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的构想。   

1982年7月10日，钱老讲，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整体，不是分割的。整体在研究对象是一个客观世界。各门科学的划分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去研究客观世界”。这么一个思路，也是得启发于系统论。系统科学就是“从系统的观点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思维科学就是“从人怎么认识客观世界”，“角度就是从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思维的过程，这样一个角度去研究这门学问。”；“人体科学怎么变成研究整个客观世界？这是因为人体科学的中心目的就是认识到人的存在与整个世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单独的一个人存在。这样一个认识，实际上在中国是很古老的。现在就是要吸取古老的这些正确的东西来加深我们对于人体科学的研究。所以，人体科学就是从研究人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这一点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包括人在内。”[3]

当说到系统科学时，他认为，系统科学根本的概念是系统，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系统论，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是尚待建立的一门学问，那就是系统学。[4]他说：“系统学”是什么？没有很多素材，而是要概括地综合冯·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H·哈肯的协同学和I·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等等，也就是把各门科学当中一切有关系统的理论综合起来，称为一门基础理论——系统学。之后，他又把系统的结构受环境的影响在改变，系统的功能也在改变；研究系统的动态变化的微分动力体系、奇异吸引子、混沌、电子计算机模拟自组织，曼德布罗非整几何等纳入系统科学的素材。[5]后来又指出：“当务之急是把贝塔朗菲、普利高津、哈肯、艾肯，费根巴姆、廖山涛、以及其他我还没有提到的人的工作收集起来，组织起来，构成系统学。”[6]一直到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根本概念和“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把这个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财政补贴、价格、工资综合研究”，中，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他曾经说：“所以我在这儿讲一句冒失的话，我觉得系统学的建立，实际上是一次科学革命，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相对论或者量子力学。”[7]1990年4月16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系统科学真是社会主义治国之本！”[8]系统科学是大有作为的，科学技术要进步，要靠引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社会科学“当然也需要系统科学方法。今天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一个大问题，恐怕就是没有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简单化了。”[9]

钱老指出：对21世纪，有各种各样的讲法，譬如说生物科学的世纪、脑科学的世纪等。但不管怎样，概括起来说，人们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到微观层次，揭示物质的本质；另一方面又要上升到系统的层次，研究事物的整体功能。所以不管哪一门学科，都离不开系统的研究 。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在整个21世纪应用的价值及其意义可能会越来越大，而其本身，也将不断发展，如现在的系统科学已经上升到研究复杂系统，甚至是复杂巨系统了。像人的大脑、因特网等，就是复杂巨系统。这在国外也是一个热门，叫复杂性研究。[10]

诚如2006年11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和上海交通大学所编的“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文库”的序所说：钱老的第三阶段，是9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80年代初，钱学森从科研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这一时期，钱学森学术思想之活跃、涉猎学科之广泛，原创性之强，在学术界是十分罕见的。他通过讨论班、学术会议以及与众多专家、学者书信往来的学术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新的学科与领域，并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多部著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这些成就与贡献也就形成了钱学森的第三次创造高峰。

    在这个阶段中，钱学森花费心血最多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建立系统科学体系和创建系统学的工作。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是已有学科不断分化，越分越细，新学科、新领域不断产生，呈现出高度分化的特点；另一方面是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相互交叉、结合与融合，向综合性、整体化的方向发展，呈现出高度综合的趋势。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系统科学就是这后一发展趋势中，最有基础性的学问。钱学森不仅善于从各学科、各领域吸收营养来构建系统科学，如创建系统学、发展系统工程技术等，而且又能从系统科学角度和综合集成思想去思考一些学科和领域的发展，从而提出新的学科和新的领域。如把人脑作为复杂巨系统来研究，提出了“思维科学”；把地球表层作为复杂巨系统来研究，提出了“地理科学”；把人体作为复杂巨系统来研究，提出了“人体科学”；他研究社会复杂巨系统，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还呼吁建立作为中央集体参谋的社会主义建设研讨厅体系，等等。这些新的学科和领域不仅与原来相关的学科和领域是相洽的，同时还融入了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11]

笔者并没有看到钱老更具体界定的系统学的概念。

我国学者颜泽贤、范冬萍和张华夏著的《系统科学导论——复杂性探索》一书，写道：“系统科学是研究复杂系统的种类性质和演化机制、揭示各种复杂事物在演化过程中遵循的共同规律的现代前沿科学。”[12]在这里没有区分系统科学和系统学。

中国人民大学苗东升教授认为：“系统学是一门研究系统整体涌现性的基础科学，其学科任务是以涌现的观点研究系统现象和系统问题，揭示系统产生涌现性的条件、机制、规律、原理，制定刻画涌现性的基本方法，建立关于涌现性的一般理论体系，给技术科学层次的系统理论提供指导。”而涌现和涌现性的实质是什么？苗教授说：“贝塔朗菲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命题‘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来表述，已被系统科学界普遍接受。……严格地说，（亚氏命题的形式化表示——笔者注）并非涌现性原理的科学表述，只能算一种形象化的比喻。‘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一个量化问题，把涌现归结为一个单纯的定量问题。但涌现首先是个定性问题，实质是指整体具有部分或部分之和所没有的性质、特征、行为、功能等，称为整体质或系统质，不能用大于、等于或小于等量化关系来表达，涌现性包含非加和性而不等于非加和行。涌现原理的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整体具有部分及其总和所没有的新的属性或行为模式，用部分的性质或模式不可能全面解释整体的性质和模式。”“基础科学则以剥离对象世界的神秘表象为己任。一般地揭示涌现现象的神秘色彩，乃是系统学的基本使命。”[13]

苗东升教授的定义与上述定义相比，就研究对象来说是一致的，而苗的定义对系统学研究对象的揭示更具体深入和更抓住本质特征。

钱老说，实际上我们是在开创一门新的科学。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就新在我们提炼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样一个概念。它联系的对象是社会、人、人体、人的大脑、人的思维，还有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样一些系统不能用从前已有的科学方法来处理，那是走不通的。因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包含了如此众多的复杂因素，必须采取新的科学方法去处理。所以，我们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解决这些复杂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创新。[14]

在给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的信中，他写道：“不把科学技术体系建立并充实完善，我们对得起时代对我们的呼唤吗？”[15]

钱老说：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毛主席就曾说过，我们要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也就是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才能搞好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中讲得更多，他说：“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段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16]由此我们应该站得高一些，总揽全局，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高概括，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研究各种不同对象，有不同的科学部门。而且我们要认真地思考时代的特征。今天离马克思时代又有一百多年了，世界发展了，科学技术大大发展了。我们还要展望即将来临的21世纪。

众所周知，钱老，一方面，他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功底；另一方面，他在美国的20年期间，既接受过科学思维的严格训练又从事过尖端的科研活动，1955年回国后一直从事领导科研工作。在他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从事组织研究人体科学期间，正如他自己所讲的，他学习、了解中医和中医“交朋友”[17]，他不仅向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等各个专业的专家请教学习，他还通过举办包括各类专业的研讨班和学术会议在内的各种不同的途径、形式和方法，直接和间接向包括多名中西名医在内的的专家们学习，并与之共同探讨问题，那么他对于中医的论述，非但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胡说八道”，反而是有根有据的，是合乎科学的真知灼见。只要了解了这些，我们对于《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一书的编者朱润龙和朱怡怡在“编后”写的那段话，也就自然很容易理解了。该书编后写道：“在当代社会，专家比比皆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能滔滔不绝地讲上很多，而对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大都贫瘠得很。而钱老却对那么多学科有着那么深刻的认识，有着新颖的见解。”[18]

（二）为发掘人的潜能，提高人的潜力，进行人体科学研究

钱老要研究系统，特别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性质、特征和规律，认为社会系统、人脑系统、人体系统都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他就理所当然地关注这些系统了。在探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过程中，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了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平起平坐”的“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和“系统科学”这三个门类的科学技术部分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大部门予以关注和进行研究。

对于人体科学或者说人体系统研究的高度关注，则是由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四川省大足县发现一名12岁的儿童唐雨能够“耳朵认字”这一“特异”功能之后，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开始的。钱老开始也不相信，但是，他亲眼看了，是客观事实，引起了他的关注。后来，他理解到，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与我国传统气功有关，而传统气功又与我国有着数千年历史实践经验的医学密切相关。

钱老非常赞同对我国中医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在中医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吕炳奎同志关于“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和医学三者是一致的”观点。那么作为不断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家的钱老，理所当然地要了解和研究包括中医在内的这些现象。

众所周知，钱老关于中医的论述是紧紧围绕中医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展开的，是把中医（包括中医学）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中的人体科学范畴来研究的。

1983年1月21日，他明确地说：“ 同志们，我在这儿讲很不合适，因为我对中医是完全不懂的。但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问题呢，觉得中医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来了以后，听了崔部长和很多同志、专家、前辈讲的中医问题，好像我还能听得懂，这就给了我一点鼓励，所以刚才吕炳奎同志让我来说一说，我就冒昧地来讲儿句。我对中医的接触，首先是接触到有些中医的老同志，生活上非常困难，大概在三年以前吧，给中国科协的裴丽生同志建议过，我说，中国科协作为中国科学技术人员的家，对中医恐怕要支持。从那开始，对中医就想学一点，了解点情况。第一个接触到的，就是吕炳奎同志，他给我送了一些材料，我读了以后觉得非常好，所以给吕炳奎同志写了那封信。那封信是大胆地讲的，觉得是同志之间写信嘛，不要太拘束了。后来这个信公布了，唉呀！可不得了，得罪了许多人呵！崔部长就转给了我一封信，是中医学院的一位同志写的，好像这位中医学院的同志对中医还是不大感冒的。所以就说：你钱某某算什么！你又不懂中医，你在那儿大放厥词，该当何罪！这下倒是对我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教育，我才知道原来这里头可真是复杂啦。所以我就给崔部长复了一封信。我说，我很谢谢你把这封信转给了我，使我增加了很多知识。也必须说，那时候我对中医光是一股子热情，不了解情况。当时觉得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地步，好像中医这个问题，是可以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角度去阐述、去解释的。那个时候有不少的同志提出很多的想法，什么信息论、控制论哪，什么系统论哪，要用到中医方面去。但是，慢慢地我领会到了可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恰恰是相反。中医要是真正搞清楚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改造现在的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19]

他告诫说：进行人体科学研究，要把人体科学跟我们周围的环境，跟中国的社会以至于整个世界的情况联系起来。人的智力问题，就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是人才的问题，这是国家大事。人工智能的问题变成世界科学技术争夺的一个方面。计算机的智能只是模拟人的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人的智能的问题，这个也是全世界注目的事情” [20]所以，关于脑科学的研究，还不仅有助于计算机的开发，也有助于人脑本身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头等大事。人有没有潜力？人有多大潜力？我认为这确实是个核心问题，这是国家的大问题，大家都听说了，我们要在世界上立国，站得住，一定要在智力开发上领先，有这样一种说法，21世纪就是智力战！[21]

我们必须注意到，钱老对于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包括认识和改造人，发掘人的潜能、潜力和智力，是极为关注的。他认为，人体科学的研究范围。它是研究人体的功能，如何保护人体的功能，并进一步发展人体潜在的功能，发挥人的潜力。人的脑力劳动还有潜力，人还可以比现在更加聪明。众所周知，他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基础上，又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一直到“大成智慧工程”和更高层次的“大成智慧学”的提出，无一不是以此为目的。

在1980年《哲学研究》第4期上题为“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一文中，他写道，一件要研究的事是我国从千百年来就流传不断的气功。气功有硬气功与软气功两个分支。硬气功讲的是徒手断石板，赤身抗刀斧，软气功讲的是祛病保健。硬气功与体育有关，大家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许多惊人的表演，可叹观止。但我看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演出，也包括了一部分本来大家知道的力学原理，用得很巧妙罢了，这是可以用现代科学技术已知的理论加以解释的。把这一部分从硬气功中分出去，那么硬气功和软气功就可以结合成一件事：人能通过有规律的、有意识的锻炼，用神经系统去影响人身的机能即“练功”，逐渐发展一般没锻炼的人所不具有的身体机能，能“运气发功”。这个现象近来巳得到许多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注意,并作了初步的定量测试；它也得到我国心理学家们的肯定，认为这能为人的心理能动性反映在调整人体内部活动方面提供新的认识。所以气功说明人还有一般所不认识，也因而未加利用的能力，这也是人的潜力。

他接着写道，近两年来，还不断在报刊上载有关于十岁左右孩子能以耳认字、辨色，能腋下认字。对此有争论，有人不信，说是弄虚作假，有人信，说作了比较严格的测验，是什么因为人体有第七感受器。我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具有这种功能的都是十岁左右的孩子，再小也不行，再大也不行。那这是不是因为太小了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到有这种可能，而岁数太大了，又因这种功能久久不用而退化、消失了呢?有争论不怕，应该深入下去，测试工作做得更严密、更全面些，一定要刨根问底。   

他说，这几件事都指出人还有潜力没发挥出来。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人现在的能力，不管是体力劳动的能力还是脑力劳动的能力，是怎么从人的祖先逐步发展而来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一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这里的论点是劳动创造了人的世界，也在这过程中创造了人。但从猿到古代人，再从古代人到现在的人，改造人的过程不是人所自觉的，人没有能动地去挖自己的机体所具有的潜在能力。一切都是通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在进行的。那现在呢?今后呢?我想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把这个过程从不自觉变为自觉，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工具和方法，从思维科学，从气功，从一切潜在的人体机能，去开发人的潜力。我们要建立专门的强有力的研究队伍，特别在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目的是能动地去改进人的能力。现在我们有的同志说应该搞优生学，但优生学比起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显得局限多了，太狭窄了。[22]

1981年《自然杂志》上题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的文章中，他写道：“人脑，从小孩到成年、到老，一辈子在人的实践中改造、完善，人的智力可以不断提高。这也就是说人脑的功能和人的社会活动有密切关系，人脑是一个受社会作用的、活的、变化的系统，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特征。”[23]

他认为，理论生物学家提出要研究生物的整体。而且生理学和医学的研究也不断发现人体的新现象，迫使我们改变过去对人体组织的概念。一系列事实说明，人体的整体功能比我们以前设想的要灵活得多，一定还有许多奥秘末被我们识破。我国脑神经学专家张香桐教授研究了针刺镇痛的机理。针刺在某一穴位，能不能产生某局部的镇痛效果?从经典生理学的观点，人体器官各司其职，针刺能镇痛是不能接受的。我国至今还有生理学家不相信针刺能镇痛。但张香桐教授发现：针刺能激发人的下丘脑分泌内啡肽，内啡肽作用于神经，起到局部镇痛作用。针刺镇痛作用不是直接的，是通过大脑的。这又给我们启示，人体的整体功能是跨越组织部门的。

1990年6月28日，钱老在人体科学学会首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说，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之所以得出这个概念，是得助于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的发现，要感谢人体特异功能给予的启发。”“既然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我们研究人体科学，就要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这是一个根本的观点和方法。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概念，在今天会上，应该说也得益于中医理论的启示。所以我们曾经提出，把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综合起来，形成人体科学，现在我要说，我们的理论又上升了，上升到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个观点，我们要以这个观点，来改造一切旧的、关于人的学问。”[24]

实践表明，钱老为了发掘人的潜能和潜力，进行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的研究，是“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启发了钱老的人体科学研究，而人体科学研究的深入，又促使钱老研究和了解中医理论。

一、中医是我们的珍宝

（一）中国的传统医学是我们的珍宝，孕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

钱老一直认为，中医是我们的珍宝，中医理论与系统科学完全融合在一起，中医的观点是系统观。

 在《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一文中，钱老写道：“我在这篇文章里，就想讲讲我现在的认识：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孕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不是神秘的，而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25]

在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并不是一个中医，但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份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的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26]

1985年11月8日，他说：“为什么我相信这些东西？中医、气功这些东西都是几千年的东西。因此它们有实践的基础；此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理由，恰恰是我们那些正统派的西医不重视的东西，甚至不知道的东西，在现代科学里已上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就是系统科学。系统的理论是现代科学理论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医的理论与系统科学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还有个旁证，人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已经指出中医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不仅因为有中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几千年和这么多人民的实践的证明，而且另一方面，中医的看法又跟现代科学中最先进、最尖端的系统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27]

在1985年，说到解决大系统的系统工程问题时，他说：“要注意利用不能称之为‘科学’的人的知识和经验。例如，祖国医学——中医理论，虽然它不是科学，不属于现代科学体系，但它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知识，是我国的珍宝，它的实际用处是很大的。”[28]

1986年1月，钱老在谈到怎样看待今后医学科学的发展问题时，他说：“我一直宣传中国的传统医学，几千年的实践所总结出来的经验确实是我们的珍宝，但过去乃至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这与现代科学对不上号。实际上，恰恰是我们祖国医学所总结出来的东西跟今天最先进的科学能够对上号。例如系统科学，是50年代发展起来的，比利时的普利高津、西德的哈肯都对它作出了贡献。系统科学是西方科学的前沿，它和中医的理论非常相似。此外，西方医学的最新发展，如70年代以后的免疫学，与中医理论又非常相符。西方血液流变学和中医理论也相符，它认为整个血液流动是受大脑控制的，现在研究人体的时间节律，或叫时间生物学，这和中医子午流注的学说也是相符的。新兴的心理生理学、正分子医学（调节人体的化学结构），这些现代科学的前沿，恰恰跟中医几千年总结出来的规律是合拍的。”[29]

1987年1月14日，他写道：“古典的中医理论提供了一个以阴阳、五行、干支启发出来的框架。这是一大发明。”[30]

1988年3月，他说：“我们古代对于研究客观世界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整体上看问题，这又恰恰跟近二十多年来发展起来的最新科学，即所谓系统科学（或者叫系统论、系统工程，系统分析）有相似之处。”[31]

在这里，钱老认为中医理论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是“几千年的实践所总结出来的经验确实是我们的珍宝”，它与“最先进的科学”和现代科学的前沿科学——系统科学能够“对上号”，“非常相似”、“非常相符”， 现代科学的前沿，恰恰跟中医几千年总结出来的规律是“合拍”的。

所以在1980年9月19日他说：“我很同意把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区别开。前者用目前西医中医各自的所长，综合对病人施治；后者才是医学大提高、大发展。就是目前的西医也最后要走上这条道路。说透了，医学的前途在于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所以医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32]

通过上述文字，我们可以看出钱老对于中医确实看重的，是珍爱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他在1980年9月19日又说： “但已有的中医理论又不能同现代科学技术联系起来，而科学技术一定要联成一体，不能东一块，西一块。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您说的中医现代化，也实际上是医学的现代化。”[33]  

在1980年12月发表的《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一文中，他说：“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科学技术挂不上钩，语言、概念是两套。所以中医自有中医的一套，西医自有西医的一套，只能独自发展，各搞各的。目前说中、西医结合实际是在临床治病，请中医治，也请西医治，各发挥其所长，双管齐下，加快病人的康复过程。这种中西医结合也是一条医疗事业的途径，也要提倡。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三条途径，西医一条，中医一条，中西医结合也是一条。”[34]

他在1984年6月18日说：“那么，反过来，我们传统的医学，中医的优点，它的突出贡献，或者它的成绩，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从整体出发，从系统出发。所以，它的成就，它的正确就恰恰是西医的缺点和错误。但是，这样子说，是不是中医就很完善。就像我们有的对中医热心的同志，包括我们一些中医界的人士，说我这个传统中医呀，这套东西，包括《黄帝内经》什么的，一点都不能错，我这个就是绝对的东西。你动一点都不行。……就是你的许多东西是猜想的，你也可能猜对了，我也承认，中医有很多理论是猜对了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猜错了的，没那回事，你胡蒙一气，所以，我说不是科学。”[35]

在这里，钱老又讲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科学技术不能“联系起来”，“挂不上钩”，“语言、概念是两套”，中医是自然哲学，“不是科学”。

钱老一方面认为，中医理论与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医所总结的经验与现代科学“对的上号”，与系统科学“非常相符”与现代科学的前沿“合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医理论用的是阴阳五行，跟现在的“哲学思维的语言是搭不上的”，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科学技术“挂不上钩”，语言、概念是两套，“不科学”。

究竟这种“密切相关”、“对上号”与“挂不上钩”和“不科学”到底是指什么呢？

笔者认为，钱老认为“密切相关”和“对的上号”的是指的中医基本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是从整体和系统看问题，是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科学的观点，所以他认为“用人体科学这个观点，来吸取所有西医的这些成果，不是从前的所谓中西医结合，用西医改造中医，我认为那是错误的，而是反过来，用中医来化西医，把西医的成果全部拿过来，吸取到人体科学里来。”[36]这是指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前沿（系统科学）这两者具有相同或者类似的性质。

而所谓“挂不上钩”和“不科学”，笔者理解，钱老一方面认为，中医典籍所用的语言不是现代语言，是古文。另一方面指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予以“鉴定”和阐述，这是更为重要的。因为钱老认为，中医还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中医是“零金碎玉”，在中医与现代科学前沿之间还不能直接衔接起来，需要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语言予以鉴定、总结、阐释和转换的问题。

正如1983年5月他说的：“整理并用现代语言阐述中医理论是一件工作量极大的研究工作，同样，整理并用现代语言阐述气功理论也是一件工作量极大的研究工作，它们都要求研究工作者要有比较高的古汉文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素养。”[37]1984年6月4日在说到用现代科学语言书写人体学和中医学的时候，他说：“我认为，他就是把这个古汉文学会了，他也不能接受这个东西。就是说表面上的东西他接受了，但是他无法领会它的精髓。”[38]1987年5月25日，他说：“中医的理论用的是古汉语，让人很难懂，就是你懂了古汉语，文字上可以念通了，那你在思想上、认识上也很困难。因为中医的理论用的是阴阳五行，跟现在的哲学思维的语言是搭不上的。中医的理论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重新用现代的语言说清楚。这种说清楚，仅就中医自己的理论结构而言，还不可能将中医与所有现代的科学联系起来，因为中医的理论完全是宏观的整体的理论。”[39]

这就是钱老形象地讲的“对的上号”却“挂不上钩”的原因。

这与1913年毛泽东在《讲堂录》笔记中写的非常符合。毛泽东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40]

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医问题和中医存废问题，近百年以来始终未中断过，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不仅涉及中医本身的问题，同时涉及到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涉及到民族自信心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钱学森表现出了他热爱祖国、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和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二）中医是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

钱学森一直认为：中医是自然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属于前科学，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他说：“中医这个东西不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科学，它是一个哲学，或者说是在早年现代科学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所谓的自然哲学。关于自然哲学，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光辉的著作里，有一段非常好的论述，说这个自然哲学在有了现代科学以后，就被代替了。但是我们的中医还是自然哲学。因此你要勉强用现在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什么论硬往上套的话，我看是好心办不成好事。你解释不通的。”[41]

钱老曾经多次引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这段话，即由于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生物进化论 “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发表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要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违背自然研究者的意志，使他们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不得不承认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42]

在讲到系统思想的发展的时候，他说：“系统思想的由来已久。一个人在实践当中，认识一点客观事物，他总是要想把事物联系起来看。在古代人们有天神主宰的观点。老天爷、玉皇大帝，又是什么这个神那个神，也能说明一点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这也是系统啊，只不过是神话的系统就是了。当然是不科学的，是想象的。到了后来，觉得这个神、那个神、不好，神灵主宰不好，于是把神灵从系统当中清除出去，这大大地前进一步了。但是，这样一个系统里面还是有很多臆想的东西，或者说是自然哲学式的，自然哲学式的系统。也就是说，事实有的掌握了，有的不掌握。不掌握的部分，空着，联不起来。要把它联系起来怎么样呢？就加一些臆想的东西，这就是自然哲学。……我说中医理论就是自然哲学式的东西。这个理论是很好的，很完整的一个系统，但里面包括了很多的想象的联系，实际上是不是那么回事？还需要研究。不是说中医要现代化吗？我看这个现代化就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工作。中医理论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但它还不是科学的。”[43]

钱老还说，中医不像现代科学，它给你讲得那样清清楚楚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二等于三。中医没有，它是给你一个引导嘛，给你一个考虑问题的方法，具体怎么考虑，它没讲，还是要靠你的实践。那么作为一个中医学生，要去实践恐怕还得靠老师。老师经常看你的处方，看了以后老师说不对，给你改一下，你再领会，唤，这么改的呀，为什么我那么写他给我改了呢?一次恐怕还领会不了，两次、三次、四次，慢慢慢慢的就领会了。是这样一个过程。中医的理论是一个哲学，那么你怎么把它具体运用呢?要靠临床的实践。长期经验的积累，慢慢就会了，就像做文章似的。[44]

他讲：“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在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这就像文学家写作品，学生大学毕业也不见得行，要通过写作实践，一年、二年、三年，写呀写，才慢慢行了，写出好文章了，但中间还得有文学评论家的帮助。如何当文学家不是一门科学，这已有定论；因此当好中医也还不是一门科学。所以中医必须现代化，现代化就是科学化。”

他接着说：“我以上的立论也许还不够严格，不够科学！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推敲一下中医的本质。我在这里要引用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介绍的台湾已故黄亮先生的话：西医有鉴于身体内在的变化，不能概以研究物质之方法，于是建立身心医学，然其注意范围袛及情绪，似嫌稍狭，进度甚少。‘我们对于以感觉研究神经之活动有长期之经验或论著，我们皆信任其为真，而西医则不敢迷信’。‘中医以感觉测定病源、病状与药效的方法有多种。我大胆提出以感觉为研究之方法，因外面表见之神经活动，舍感觉外，无法了解’。袁教授还说黄先生提出“三种情形”：（1）普通一般之感觉；（2）利用睡眠所得之感觉；（3）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所得之感觉。是的，中医利用感觉，因为在中医创立的年代，没有探测活着的肌体的科学仪器，根本无其他办法。有了感觉，中医还得进一步把它组合成体系，才能形成理论。如何组合呢？这时中医的创造者们不得不借助于类比，即把感觉的内容一对一地类比于人们可以从自然界观察到的东西，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四时寒暑，昼夜交替等，这就是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再进一步就演化成规律性的‘医易相通’。这样来描述中医理论不是使它和我们在第一节中引用的恩格斯所说自然哲学很一致吗？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但这部分‘自然哲学’却万万不能让它消亡，因为现在还没有代替它的科学理论，中医现代化还没有实现！”还说，我们在这里是说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总结阐述中医理论，而不是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指导中医理论的总结阐述工作。这是因为中医理论本身就是哲学，我们是用正确的哲学去鉴别一种“自然哲学”。 [45]

他还讲：中医是自然哲学式的学问，而不是自然科学式的学问。也就是说，它的许多东西是讲不清楚的，有的是猜的。我也说了真正要把中医变成自然科学，还是一个大问题。中医界对我讲的前一部分很拥护，对我讲的后一部分有意见；好像我贬低了中医。以上，是我两年前的认识。后来，我又思考了一下，对中医是自然哲学有了发挥，说到既然是哲学性的东西，思辩性的东西，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鉴定它。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客观世界的最高概括。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鉴别一下中医这个自然哲学，把里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剔除出来。我也讲用现代的语言来阐述中医的理论，因为阴阳五行，是用古汉语写的了，看不懂。后来就琢磨这个问题，既然说了，那我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问题就是怎样把自然哲学变成自然科学。谈得更具体一点，我们不能搞加法，不能把中医和西医加在一起，要把中医，或者说医学现代化。我们要吸取中医好的东西，也要吸取现代科学好的东西。而这两个东西不是简单地合在一起就行的，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另外要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综合中医和现代科学技术，这个综合不是混合物，而是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哲学的名词叫‘扬弃’。而这个更高水平的东西既非所谓现在的中医理论，也不是现代的所谓西医。[46]

在1984年6月18日他说：“我在两年前放了一炮，说是中医在我看哪，是一个自然哲学，而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结果惹得好多中医就大发火，反对这种说法。现在，有的人一直替我解释。我这个话要说透了呢，你这个就是自然哲学。什么叫自然哲学呢？就是你的许多东西是猜想的，你也可能猜对了，我也承认，中医有很多理论是猜对了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猜错了的，没那回事，你胡蒙一气，所以，我说不是科学。”[47]

在1985年，他说：“在解决大系统的系统工程问题时，要注意利用不能称之为‘科学’的人的知识和经验。例如，祖国医学——中医理论，虽然它不是科学，不属于现代科学体系，但它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知识，是我国的珍宝，它的实际用处是很大的。”[48]

1985年9月23日，钱老说，中医理论是事实和臆想以及猜测的混合，不是医学理论，中医是思辨的，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49]中医是“前科学”，一切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就不能算现代意义的科学；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是很多很多的，一切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即经过整理的材料，都属于这一大类。前科学，即待进入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50]

1987年2月14日，他说：“西医可以称为科学，因为它和物理、化学、生物学挂上钩，言之成理。而中医则不然，同物理、化学、生物学挂不上钩，只能自成体系。说中医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道理在此。”[51]

     1987年9月25日，他说：我觉得现在的临床医生，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特别是西医，中医它含含糊糊有辩证的看法，西医机械唯物论的看法简直不得了，这个比起张孝骞来，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很珍视他（张孝骞）这些东西，现在都保存起来，这是珍宝，将来我们要挖掘，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基础，就是临床医学的哲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医学到现在还不是真正的科学，猜谜似的，有一些科学原则，多数是猜谜似的。那么中医、怎么个猜法，看你高还是不高，张孝骞掌握了临床医学的哲学，他猜对得对。其他跟在屁股后面的查房队不行，哲学修养不行。[52]

1988年11月1日，钱老在系统学讨论班上讲：“ 我认为中医治病比纯粹的直观又进了一步，它是把经验的东西加上古代的哲学，即古代人是怎么看周围世界的，所谓阴阳、五行、八卦等。这就形成中医医师看病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法。这种理论古代有文字记载，老师可以此教学生，学生也能学会。……当然由于时代所限，它不可能像现代科学那么严密。但这样一些哲学思想结合实践，整理出了一套中医理论。……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中医的经验和理论尽管是很宝贵的，但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我这句话得罪了不少中医，但事实就是这样。”[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