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2020年2月24日，在抗疫战争最为吃紧的关头，《今日头条》赫赫然地刊登了一篇文章：《公方彬：谁养活了谁？》 出于不给抗疫大局添乱的原因，加之忙于折腾如何讲授网络课，故而，对于公方彬的“谁养活了谁”，我看了也就冷笑了之。 昨天，有学生提起了这篇文章，并问我：“公方彬文章下面的跟帖全是一片赞扬，怎么没见马克思主义学者出来质疑和回应？” 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写下这篇博文，算是对公方彬文章的一个回应吧。 （二）公大校的困惑公方彬何许人也？ 网上百度了一下：公方彬，男，1962年12月生，山东省蒙阴县人。中共党员。西安政治学院毕业。现任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正师职研究员，大校军衔。1980年底入伍，3次参加边境作战，荣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1984年3月被广州军区授予“模范思想工作骨干”荣誉称号，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1999年4月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代表作品： 《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发表理论文章23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在《谁养活了谁？》一文中，公大校首先提出了一个困惑： 【“‘阶级仇’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阶段激发精神力量的来源和逻辑基础，所谓‘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没有剥削就没有革命。问题是这个逻辑关系在夺取政权后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是长期延续还是发生转移？认定处在延续中就等于否定了革命取得彻底成功，认定发生转移就要回答转移到了哪里。如此重大而又根本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作正面回答，更未形成严密逻辑基础上的新思想理论体系。”】 公大校的困惑虽然比较绕，但绕了好几圈之后的指向，却非常明确：既然共产党革命的理由是阶级和剥削的存在，那么今天搞改开了，阶级还存在吗？剥削还存在吗？ 言外之意，改开以后，阶级和剥削已经不复存在啦。 对于一个脑子没有被门缝夹过的正常人来说，改开以后，阶级与剥削是否仍然存在，难道这不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常识么？难道这是一个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么？ 至于这个常识怎么就成了“中共党员”公大校的困惑，这才是一个“一直没有作正面回答”的、令我感到困惑的问题。 （三）阶级存在的标准对于公大校自言自语的“一直没有作正面回答”的困惑，公大校给出的“正面回答”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由于经典作家的剩余价值学说深刻阐明了工业革命前期的社会基础与经济关系，而引来波澜壮阔的国际共运。今天来看，这个理论系统解决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而没有解决夺取政权后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后的新矛盾新问题（“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的判断或基于此）。”】 这段充满“马克思主义语境”的高论，似乎很有的“学术份儿”，所以我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 在公大校看来，阶级和剥削存在与否的标准，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毫无任何关系；与人们在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毫无任何关系。一句话，阶级和剥削，与既定社会的经济结构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那么，阶级和剥削与什么有关系呢？衡量阶级和剥削存在与否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公大校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公大校的逻辑中，鉴别阶级与剥削存在与否的标准，就是看共产党“需不需要革命”：如果共产党要闹革命，那么阶级和剥削就存在着；如果共产党要改开，那么阶级和剥削就自动从地球上立马消失，从此绝尘而去鸟。 也就是说，公大校鉴别阶级与剥削是否存在的标准，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标准：我需要，则用之；我不需要，则弃之。至于这“用之”或“弃之”的东西是否真的存在，那就要看公大校想要做甚了。 （四）掩耳盗铃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成语故事：掩耳盗铃。 据《吕氏春秋.自知》记载：“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锤毁之，钟况然有声。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 公大校鉴别阶级与剥削存在与否的标准，其实就是“掩耳盗铃”的标准。 令我惊叹的是，21世纪的“模范思想工作骨干”公大校，与2000年前春秋时期的那位偷钟人，二者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何其相似乃尔。 这端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偷钟人挪动大钟的时候，钟的响声是客观存在的，不论偷钟人是否捂住耳朵，这钟都是要响滴。同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总是处于客观的阶级层级之中，不论人们是否喜欢，阶级以及阶级斗争都不会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至于阶级之间呈现出什么样性质的关系（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阶级斗争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那是另一回事情——有人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打打杀杀”，这是对阶级斗争的曲解。阶级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并非只有暴力斗争。比如，劳资之间的经济斗争、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以及意识形态的观念斗争，都是常见的阶级斗争形式。 不知公大校是不是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打打杀杀”？ 公大校不喜欢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以为只要公大校主观上给予否定，阶级与阶级斗争从此就不复存在了。这与那位“掩耳盗铃”的一样，都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当然没有穷尽真理，所以需要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 问题在于，公大校用“还需不需要革命”作为判断阶级存在与否的标准，这是不是就发现了真理呢？如果真理就是这样发现的，那么2000年前“掩耳盗铃”的那位，早就应该获得春秋战国时期“模范思想工作骨干”了。 （五）不信？不懂？故作天真？虽然21世纪的公大校与2000年前“掩耳盗铃”的偷钟人，其思想境界难分伯仲；但是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难怪公大校自认为在前人的基础上，他还是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谓予不信，请看他的发现： 【“‘谁养活谁’的问题将不再是革命阶段的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而是纳税人与政府。这看似简单其实根本，因为关系到思想引导，价值系统建构，及其制度设计与利益分配模式。”】 公大校的发现是：既然今天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劳动与资本之间也就不存在“谁养活谁”的问题了；既然当下的劳动者与资本之间“谁养活谁”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那么，阶级关系从此也就被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取而代之。 见过说瞎话的，没见过公然这样瞎说的。 如果公大校不是中共党员，有这样的认识也不足为怪。既然公大校是“中共党员”，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我就没必要对他重复了。因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是一名中共党员的起码要求。 如果公大校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那么他的所谓“发现”就足以证明：要么他压根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要么他压根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要么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作天真。 三者必居其一。 即便公大校不懂或不信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他也应该懂得或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反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难道身为“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公大校，已然忘记了吗？ 按照“两个毫不动摇”的逻辑，我们之所以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并坚持发展公有制绝不动摇，不就是因为现在尚处于初级阶段，要不忘初心，要逐步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吗？ 按照“两个毫不动摇”的逻辑，我们之所以还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必须正确引导符合现阶段生产力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健康发展，并不是说私人资本从此就没有剥削了。 如此而已。 有没有剥削，首先是一个关乎“事实”问题。至于怎么评价剥削，这是另一个问题（注1）。 公大校不懂或不信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也就罢了，难道公大校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不理解？抑或是也不认可么？ （六）不懂装懂公大校不信马克思主义，相当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比如对于贫穷的原因，他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完全解释经济领域的复杂现象，有许多方面的问题大值得追问。旧社会穷人很多，赤贫者亦众，导致的主要原因究竟源自剥削，还是限于资源短缺、生产力低下？比如在农村，有大地主的村庄说贫穷源于剥削，而大面贫困，甚至方圆几十里也找不出一个富裕户，这时仍然强调贫穷源于剥削，就缺乏说服力。”】 公大校上面的说法，或许能忽悠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的人。所以，我必须给予澄清： （1）马克思从来没有简单地、片面地、孤立地断言过：“赤贫多的原因源自剥削”。 （2）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来都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揭示贫穷的根源。 （3）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叠加态中，来看待并解决贫穷问题的。 由此可见，公大校指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贫穷源于剥削”，其实只是公大校的不懂装懂。 （七）我的期待据百度介绍，公方彬是“中共党员”“思政工作博导”“模范思想工作骨干”。至于怎么个“模范”，标准“几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位“模范思想工作骨干”压根就不信仰共产主义。 他骨子里究竟信仰什么，我就不说了。 如此“模范思想工作骨干”，他宣讲的“思想工作”到底是些什么内容，我认为，这恐怕才是“一直没有作正面回答”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但公大校的信仰与身份，我以为是扭曲的。 对于一个中共党员的信仰而言，党章里面明确有着明确规定。 既然他拒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那么，我期待并尊重他做出符合自己信仰的身份选择。 不知公大校以为如何？ 注：公方彬对剥削的评价逻辑，是“道德评价”。而马克思对剥削的评价逻辑，不是“道德评价”，而是“事实评价”。（参：赵磊：《为<资本论>一辩——与胡培兆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2020年2月26日）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财经科学》编辑部常务副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