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历2月22日，“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发了一篇文章《试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界限——从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观点谈起》，作者沈越。这人的头衔很多，其中最有意味的是两个：“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原党委书记”，“经济学博士”——这表明他是“共产党员”，还是个“经济学家”。 沈越在文中开头就说： 【“近年来出现了一股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思潮，如民营经济退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给民营企业家造成了意识形态压力，引发了恐慌”，并明白地指出“这一错误思潮的兴起与2018年初某权威网站刊登的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的一篇文章相关。周文以《共产党宣言》中一句名言为题：《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该文占（显然是“站”之误——引者注）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道德高地来否定民营经济，这种貌似正确的观点是引（显然漏了个“发”字——引者注）上述错误思潮的理论根源”。】 沈越文中所说的“民营经济”，众所周知就是“私有制经济”的现时说法，周新城那篇文章中用的就是后者。那么，沈越所谓“否定民营经济”，自然就是指“否定私有制经济”。 周新城的文章是怎样“否定”私有制经济的？沈越文中并没说。如此，就应该再看看沈越所说“引发错误思潮”的周新城的那篇文章。 周新城教授那篇文章全题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西历2018年1月11日首发于察网，后来被《求是》杂志下属的《旗帜》栏目转载，（见《“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题目中主标题部分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句，出自于《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一。 统观那篇文章，其主旨是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企业就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批驳那种本质上是“改革必须消灭国有企业”的论调和做法，赞成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增大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向社会主义较高阶段发展”，从而逐步实现“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 文章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要变化的。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凝固化、永恒化。 以上就是沈越所不认可的“否定”私有制经济的思想。可以看到，周新城教授并不否定现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私有制经济，但他认为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以国有企业为代表——必须发展壮大，以促使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逐步迈向较高级阶段。 应该说，周新城的文章主旨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 那么，沈越为什么认为周新城的文章是“引发错误思潮”的“错误”呢？ 沈越文中提出的看法是：马克思当年“长期在书斋中做学术性理论研究工作”，他“只称自己的理想社会为共产主义，而不称社会主义”，他没有“论及”过社会主义；列宁则“混同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差别”；只有恩格斯“从实际出发”，“论及”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而恩格斯“论及”的社会主义，“它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或曰它与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差别”，就在它“既存在私有制又以商品市场经济机制来分配资源”。 看来，沈越是“研究”过一番马克思、恩格斯的。我们暂且不去研读马、恩的经典著作，不去判断沈越的这些说法是否完整反映了马、恩的意思。我们只说“既存在私有制又以商品市场经济机制来分配资源”，这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内容之一，也是周新城所并未否定的现时社会经济形态。只不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说私有制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存在，而沈越则只说社会主义“存在私有制”，不提公有制，也不提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显然，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所不认可了。 果然，沈越明确找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三点“不足”：一是“仍未严格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差别”，二是“直接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来判定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差别”，三是“用生产力水平来论证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综合来说，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没有表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安排上的区别：即是否存在私有制和商品市场经济。否定民营经济的错误思潮正是利用了这点不足，站在貌似正确的共产主义立场来批评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包括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原来在他的语词定义中，“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私有制和商品市场经济”，这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显然在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是根本不允许存在的，所以他在文中不理周新城教授批驳“消灭国有企业”的茬儿。他宣称，不管生产力水平发展到多高的程度，都必须严守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差别”，也就是“社会主义”要坚持私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 那么，沈越所说的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区别吗？他也谈到了这方面：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属于存在私有制的市民社会（物的依赖）形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都起决定性作用。二者的区别在于：现代化的路径不同，政府的作用不同；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不同。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在西方世界实现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方式；那么社会主义则是中国实现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方式。”】 这番弯弯拐拐、羞羞答答的话，实际上是说：资本主义和他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西方世界”叫资本主义、在中国叫“社会主义”罢了。 最后，沈越为了给他的“坚持私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找依据，又利用上了“长期在书斋中做学术性理论研究工作”的马克思。沈越说： 【“应回到马克思的两条标准上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二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只有（“只有”用在这儿造成了病句，应删去——引者注）在旧制度不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且替代它的新制度已出现之前，任何过渡之说都是脱离实际的。”】 明眼人都能明白，马克思的那番话并非“也就是说”“旧制度不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且替代它的新制度已出现”，沈越在这里耍了一个不太高明的小聪明。这且不去多说，只说新制度的出现，必定形成于同旧制度的斗争过程中，这个过程就是从旧到新的“过渡”。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新制度已出现”之后再去“过渡”的状态。沈越的这番话，无非是说私有制要永远保存下去，只是没有像某些人一样直接高喊“私有制万岁”罢了。 “共产党员经济学家”沈越把社会主义的概念内涵置换成了资本主义，那么，令人好奇的是，他会把“共产党”的内涵置换成什么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