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0/2/21
今天中午看到一篇奇文。这年头本也不该大惊小怪的，但这奇文偏偏是在如今的防疫期间发的，和宁波八十年前的那场不堪回首的鼠疫有关，通篇的主旨是论历史之假，认为抗战时期各地爆发的鼠疫与日军没有关系，中日学者多年研究的历史结论乃至司法判决结果，都是“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这个，就不得不狠狠地吐他一槽了！ 这是《新京报》特约记者曾梦龙撰写的一篇访谈录：《瘟疫与防疫：历史之假与现实之假的魔幻交替|专访曹树基》，发表于2020年2月19日该报的“文化客厅”栏目（见链接）。
被访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曹树基，研究领域为移民史与人口史、疾病史、社会经济史与中国当代史，著有《鼠疫：战争与和平》（合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9月版）等。这本书，我是在出版了我的《宁波鼠疫纪实》（宁波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一书后才知道、才买到，当时很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 但看了曹教授的这一通宏论，我非常诧异。我觉得5年前的惭愧实在大可不必，因为看来曹教授至今都没弄明白鼠疫的传播途径，我没参考他的大作，或许因此避免了被带到沟里去的可能后果，应该庆幸才是。 读者诸君请看——
照曹教授这么说，1940年11月初宁波开明街鼠疫的爆发，怪不到日本军头上，难道是自然灾害？
腾冲鼠疫我没了解过，不敢说。不过，曹教授可真敢说，抗战期间的其他地方发生的几场鼠疫是怎么回事还没说呢，就急煞一样地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研究日军发动细菌战、播撒鼠疫的“学术界”指为“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笼罩”，言下之意很明确，那就是“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笼罩”着的“今天的学术界”，就是没有“好好做研究”。这意思差不多是说这些研究成果一无是处了。 继续——
可见，在曹教授眼里，岂但“今天的学术界”，连“前人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对的”。 以上是曹教授对中国方面的批评。再看——
曹教授认为731军医“留下”的“一部论文集”和前线的作战参谋“留下”的“一部作战日记”中所有对日军不利的部分，都有“漏洞”，都不能成为日军放毒播疫的“证据”，是“虚夸与作伪”。厉害不？在曹教授的眼里，731部队只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只是吹牛而已，并非犯罪。 曹教授“批评”完了日本方面的“前人”，又接着揶揄日本方面的“今人”:
连日本的法官判“中国的细菌战官司在日本打嬴了”，也是被曹教授视为葫芦僧判葫芦案的作派，因为“所有的证据都经不住推敲”。 凭心而论，我并不相信曹教授之所以大谈特谈他研究成果的本意，是要“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我还是很好奇：曹教授如此一笔抹煞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日本方面的司法判决，这得对自己智商的自信、自恋要到什么地步啊！
曹教授在当前“（防）疫期（间）”写“疫史”，“天天在翻、在抄、在想、在写”，“效率还是很高，大概平均10天写一篇论文初稿”。但看来他被“历史之假与现实之假的魔幻交替”饶晕了头，以为历史、现实都没有真，而抗战时期鼠疫之“真”，只在他的这一通高谈中、只在他的4篇论文里。可惜，论文似乎还没面世，想必连日本反战学者们都在引颈企盼呢。 那么，访谈中的观点，是否逻辑自洽呢？我们来看看——
曹教授说得很明白，中心意思就是“飞机上散布的细菌”，顶多只能引起“肺鼠疫”，但问题是“飞机上撒下的鼠疫杆菌”在让人染疫之前是不可能存活的。言下之意是，抗战时期的各地爆发的鼠疫时，既没有发现跳蚤，也没有“腺鼠疫”。所以，他的“研究表明”，抗战时期各地鼠疫的爆发，与“1944年腾冲的鼠疫流行”一样，“和日本人没有关系”。 别的地方我没研究不好说，就说宁波的那场鼠疫，——带疫菌跳蚤、腺鼠疫，就是首幕亮相的魔鬼啊！对面的曹教授看过来、看过来——
参见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主编《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第8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2月版 这种跳蚤与本地跳蚤有明显区别，钟队长不会认错，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另外在当时的防疫措施中，灭蚤与灭鼠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参见前引《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第58页 俞济民是当时的鄞县县长，1943年作为《防疫概要》一书的共同作者之一，在那本小册子里介绍了宁波抗疫期间灭蚤、防蚤的经验。
祝绍煌、高允升、俞济民编著《防疫概要》第36、37页，商务印书馆1943年1月版 至于跳蚤在鼠疫传播中的角色，曹教授应该是清楚的吧，只是他以为他自己想不出如何把鼠疫杆菌空投到目的地的办法，当年的石井四郎也一样一筹莫展。事实上，被曹教授视为“虚夸和作伪”的石井四郎和日本军医金子顺一的论文集里，“虚夸和作伪”的只是“战果”，但如何投放鼠疫杆菌这一活儿，人家早就驾轻就熟了。“天天在翻、在抄”，“对这两份日文资料”进行“批评”的曹教授居然没翻到、没找到这一页？！
日军731部队少佐军医金子顺一论文里的照片和表格。图像采自水银编著《宁波鼠疫纪实》。 P X 是什么概念，曹教授不会不知道吧？请教：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简称PX，对吗？每公斤“屁艾克死”有跳蚤170万只，是不？ 飞机空投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这在当年也不是难以破解的秘密。
再说，1940年宁波沦陷前半年爆发的鼠疫，当年就已经把鼠疫病死的临床分类作了统计——
容启荣的报告书之部分。参见前引《宁波鼠疫史实》第96页 所以，按曹教授自己给出的条件，那几场鼠疫都与侵华日军的罪恶行径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因果链接，曹教授为了指日军细菌战、投毒播疫是假，就必须睁着眼睛说没看见跳蚤，没看见有腺鼠疫。曹教授在“疫期”潜心研究“疫史”，尤其还写“抗战时期鼠疫史”的，却连这些起码的资料也视若无物，还急急如地向大报发表他“好好做研究”出来的成果，将几十年来多少中外历史学家们殚精竭虑揭示出来的历史真相小觑为假，将中国原告血泪控诉、日本律师反复诘辨、日本法院严谨判决的罪行事实叽讽为经不起他的推敲。简直让人怀疑他的“真”心到底何在！ 曹教授，且不论你究竟出于何种动机，但你连中学生该有的论说文水平也没达到，就居然敢藐视天下学者，也忒狂妄了吧？！ 我希望曹教授你道歉！只为你亵渎了历史学该有的严谨道歉就行！ （2）2020/2/23
昨天的读后感发了后，仍未能止住对曹树基教授的好奇。作为我非常敬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高足，他难道真的会这么轻易地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我几年前买的曹教授的大作（与李玉尚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 中国的环境状况与社会变迁：1230-1960》（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9月版）不知塞哪儿去了，翻了大半天没找到。昨天拜读了他于2月19日在《新京报》访谈中的提到的雄文《战后之疫：1944--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又见搜狐a/371577785_120256598），似乎明白曹教授之所以断然肯定侵华日军与抗战时期中国各地爆发的鼠疫“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鼠疫的临床分类与鼠疫疫源特性之间的因果关系。 他说（插图一）：
言下之意是，抗战时期各地爆发的鼠疫都是“肺鼠疫”，侵华日军愚蠢得只是直接空投“鼠疫杆菌”，然并卵，“只要不是落在我身上的伤口上，我也不会染上鼠疫”。曹教授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石井四郎之流傻到家了，只知把鼠疫杆菌混杂到谷物、麦子里空投。因此，侵华日军即使有过空投“鼠疫杆菌”之行径，但这种细菌战没有战果，与中国各地爆发的鼠疫“没有关系”，石井四郎之流之所以把这恶劣的罪行揽到自己的身上，其实只是他们的“虚夸与作伪”。 显然，一定是曹教授“天天在翻、在抄”，没能发现抗战时期中国各地爆发的鼠疫中有一只跳蚤，有一例腺鼠疫；他“天天在翻、在抄、在想、在写”，想破脑袋也想不到侵华日军与中国各地鼠疫之间有什么关系，终于让他写下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话：“侵华日军的鼠疫战是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如果疫期延长，我可能在疫期中完成这部书稿。这就叫做‘疫期写疫史’”。（插图二）
顺便说一句：曹教授，你“写疫史”只管慢慢写，拜托别将当前的“疫期”与你的写作时间扯在一起好吗？难不成你的“这部书稿”没完成，这“疫期”还得“延长”得遥遥无期了？！ 曹教授之所以睁着眼睛看不到抗战时期各地爆发鼠疫中的跳蚤，很可能与他的大作与雄文对研究对象“鼠疫”不作临床分类而笼统概括之的思维定势有关。清末东北流行的鼠疫之灾以“肺鼠疫”为主（黄加佳：《东北特大鼠疫之谜》，载《文史博览》 2010年第2期），在他研究滇西鼠疫一文中，通篇只有4个“蚤”字，而且是作为鼠疫叙述性或疫情排除性角色出现的。于是，他可能就推而广之，认为能大规模引起鼠疫灾难的，只是“肺鼠疫”而已。 但这种认识，显然与抗战时期各地突然爆发的鼠疫史实不符。 一、宁波鼠疫以腺鼠疫为主以1940年10月底11月初爆发的宁波鼠疫为例，当年的中央防疫处处长容启荣1941年提出的报告书中，61例疫死者病例显示有58例腺鼠疫（内兼败血型者4人，兼肺型者4人，兼皮肤型者2人，兼败血及皮肤型者1人）、3例败血型鼠疫（内兼皮肤型者1人）。可见，宁波鼠疫在当年临床诊断中就已经形成以腺鼠疫为主的结论。见插图三。
图片翻拍自黄可泰等著《宁波鼠疫史实》 二、关于跳蚤现见提到当年活体跳蚤的，是宁波抗疫中任消毒队副队长的钟辉。他回忆说，“一入疫区，就看到下半身爬上很多平时少有的红红的跳蚤，不胜计数。当时也感到很奇怪”。这说明，这种跳蚤是外来物种，而且数量很多（见插图四）。
图片翻拍自黄可泰等著《宁波鼠疫史实》 这种外来的跳蚤，不久在衢县空袭后也有发现，被认定为是印度蚤（插图五）。钟辉回忆说的数量之多，显然超出了自然状态下的密度。
图片翻拍自黄可泰等著《宁波鼠疫史实》 我在写作《宁波鼠疫纪实》时曾找到了一个数字，说是日军空投毒源时每公斤有染疫跳蚤170万只（即PX值），可惜我现在没能再找到这个出处。日军731部队中有专门培养跳蚤的高桥作业班（搜狐/a/217917587_99965201），金成民编著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日本细菌战》（中国和平出版社2015年8月版）一书说跳蚤“近约10克的重量（约30万只左右）”（第333-334页），见插图六。
这样看，纯粹1公斤的跳蚤数量约3000万只。按这个数据算，170万只跳蚤相当于56、7克，也就是说日军空投的每公斤疫源物中，约5.6%的重量是跳蚤，其他如谷物、麦子、粟、破布之类供跳蚤成活的物质重量有940多克。这可证“170万只”这个数据应该是实情的。日军731部分少佐军医金子顺一在论文中披露在宁波空投了2公斤“屁艾克死”，意味着共有约340万只染疫跳蚤骤然空降到东后街与开明街交汇处的狭小区域内，故而钟辉到晚于1940年11月7日（时距空投的10月27日已11天）到达疫区时，跳蚤数量仍极为可观，而且时已冬天，并非跳蚤繁殖季节，再说跳蚤从卵到成虫需时约半个月。这说明，731对跳蚤的研究是透彻的，对空投办法的研究的确保障了染疫跳蚤有着较高的成活率。 顺便问问曹教授，你“天天在翻、在抄”，难道就没翻到那个“高桥班”？你觉得他们煞费苦心地培养这么多跳蚤是在闹着玩儿？ 三、传说还是推理？老鼠、跳蚤在鼠疫传播上的作用，已是当年的常识，所以宁波抗疫中非常重视捕鼠灭蚤。现在看来当年的官民痛下决心焚烧疫区房屋，对于彻底消灭日军投放的疫蚤，是相当有效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宁波防疫站调查解剖了近5000只家鼠，再未发现鼠疫的任何迹象（黄可泰等著《宁波鼠疫史实》第161页）。 以当年的鼠疫流行病学的认识水平，人们已经认识到自然疫源性的鼠疫发生之前，必然存在一个瘟疫先在鼠间传播并导致大量死鼠出现的阶段，然后才发生人间鼠疫。但是在东后街—开明街鼠疫发生前后，人们并没有发现有死鼠现象的存在。时任浙江省卫生处处长的陈万里，在1940年11月下旬日军飞机两次在金华施放烟雾、撒下“淡黄色细小颗粒”后，通过检验后，就把它与鄞、衢两县（今浙江宁波、衢州）发生的鼠疫联系起来（见插图七）：
图片翻拍自黄可泰等著《宁波鼠疫史实》 陈万里们当时就认识到：是跳蚤，使得鼠疫越过了鼠间传播的阶段而直接引发了人间鼠疫；是人，“先被感染得病，因此，没有先染到鼠，就不会发现死鼠”。这是一个简洁而完美的推理，揭示了宁波、衢州鼠疫非自然疫源性的本质！ 卫生署长金宝善和陈万里的这两篇文章（见插图五与插图七），就是被曹教授认为不足为据的“传说”，还被讥讽为“在学理上也通不过”，并断然认定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不对的”（见插图八）。
而731金子顺一论文的发现，可以证明，陈万里等的所谓“传说”，其实是基于学理的推理！敌人是基于学理研究出了疫蚤空投的办法，陈万里们也正是基于学理而拆穿了敌人的把戏！ 曹教授你不是自诩“我提倡一种逢数据必算的研究方法，我自己也特别擅长这一点”吗？那么，在你“批评”“日文资料”时，请你何不顺便给金子顺一批改一下论文中算式（见插图九），指出他的“漏洞”所在？
下图图片由龚国荣先生翻拍并提供。 四、R0相当于日本军医的Cep吗？曹教授说（见插图十）：
请问，你的出处就是那个“曾经是731部队的军医……那位军医留下了一部论文集”吧，军医就是金子顺一吧（见插图十一）？
图片由龚国荣先生翻拍并提供。 曹教授认为这个Cep相当于如今的R0，所以数值高得离谱，是“胡扯”。 其实，根据上表，可以知道这个Cep的数值，是“（一次感染效果人数+二次感染效果人数）÷一次感染效果人数”之值，它的数值在空投疫毒的各地之间差异很大，实在没有概括意义。而我们知道，某种流行病的基本传染数（R0）基本是相同的，即使有起伏，也应该在相同的区间内。反观上表的Cep，数值在9.1至203之间，除了它的最低值（常德）、次低值（宁波）逊于公认“最强的麻疹”之外，均大大超过了已知流行疫病的R0值（见插图十二）。金子少佐或许是想宣告自己合成了一种新型的“鼠疫”？
截图来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816116 所以，曹教授，这个Cep不能类比于R0吧？首先，那个“第二次感染效果（人数）”是军医金子估算的。以宁波为例，金子妄想由受疫蚤叮咬而第一次感染的人（104人），继续传染给他人，期待的效果是1450人，如果以此算“宁波鼠疫的传染值”（设为Rx），应该是1450÷104之商，显然Cep=Rx+1，与现代的R0不是一回事儿。更何况这个“二次感染效果（人数）”只是他的臆想而已。实际上金子自己制的“宁波市内鼠疫发生状况”图（见插图十三）就显示，这104人是不能被视为“第一次感染效果”的，因为其中有受传染而疫死的。
图片由龚国荣先生翻拍并提供。 这日本军医早就自认为“胡扯”了，并非是你曹教授强解Cep为R0后才发现的。想必在地狱里煎熬的金子顺一少佐一定会因为你抢了他的风头而抓狂呢！ 由上可知，曹教授受几年前对自然疫源性鼠疫史的研究成果所宥，遽然进入这非自然疫源性的鼠疫课题之后，过于托大，又不好好做功课，终于老鬼失匹（LAO JV SHE PIE)，土相大出。自己狗窦大开，却想着为石井四郎之流补漏洞，岂不招天下人耻笑？！ （3）2020/2/25
曹教授访谈报道后，引起抗战史研究者们的强烈不满，真不知道之前曹教授对这种局面是否有过预判。我已经写了两篇读后感，文中也表达了我对曹谈的愤懑。尽管我也曾难以克制地吼出：“简直让人怀疑他的‘真’心到底何在！”，但总的说，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让两篇读后感成为质疑并声讨曹教授民族立场的檄文。 我觉得，“曹树基访谈”其实是曹教授对弯道超车的自述，他自觉很嗨、很爽，也很得意，但别人看到的分明是一出翻车事故。 曹教授在访谈中的胡咧咧，并非一无是处。 以我自己为例。我因为在8年前曾经得到过当年中央防疫队在宁波抗击鼠疫的一组工作照，201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宁波出版社找到我，让我将这组照片公布出版。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深入了解1940年宁波鼠疫史。当时，我对史料中说的宁波鼠疫患者症状为什么和大名鼎鼎的“黑死病”不一样，弄不明白，在书中始终含混不清地以鼠疫概括之。而曹教授在访谈中的一段话提醒了我： 鼠疫杆菌如何保存？飘洒中及落地后如何存活？存活后如何让人染疫？目前已知鼠蚤叮咬是鼠疫的主要传播途径，鼠→蚤→人的传播是腺鼠疫的主要传播方式。借飞沫形成“人→人”传播是肺鼠疫的主要传播方式。飞机上散布的细菌，即便存活，如何可以进入这两个系统？夸张一点地说，即使飞机上撒下的鼠疫杆菌落在我的身上，只要不是落在我身上的伤口上，我也不会染上鼠疫。 我查了黄可泰等著的《宁波鼠疫史实》，发现当年中央防疫处处长容启荣的报告中，61例疫死里就有58例是腺鼠疫。由此，我发现了跳蚤在宁波鼠疫爆发中异乎寻常的角色；再循此，便对浙江卫生处处长陈万里的推测、对金子顺一的研究论文乃至侵华日军“ホ号作战”战术意图的理解，豁然贯通了。也就是说，从鼠疫的临床分类来看，宁波鼠疫显示了它非常明确的非自然性疫源特征，是人工播撒疫菌直接而迅猛的后果。人们之所以立即怀疑鼠疫与日机空投麦谷布絮有关，既非当年捕风捉影，亦非后世附会添加。所以我觉得曹教授提到的这一点（腺鼠疫和肺鼠疫的区别），对于研究战时鼠疫史是很管用的切入口，让我在这几天对宁波鼠疫史的认识，清晰了许多。 就这一点说，我要谢谢曹教授。 我认为，曹教授访谈所涉及的，只是学术问题，不宜扩大到任何其他领域来说事儿，更不能继而采取什么措施之类的。 所谓历史研究，无非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把事实弄清楚，二是把道理讲明白。“弄”和“讲”，不可能只许一人或一方来做。没有日本反战学者发现、公开并研究731部队罪行的证据，中国受害者只能血泪控诉，却不可能提供合格证据；“弄”和“讲”，也不可能仅由“志同道合”者便可奏其功。在鼠疫诉讼中，被告方的诘驳诡辩，是法庭最终判定日军731部队等在中国发动细菌战并杀害无数中国人民的事实的必要程序。 所以，我们首先要允许乃至欢迎曹教授把他的反对观点说出来，哪怕这种反对观点、意见令人多么地反感。与主流观点不同甚至反对的观点能找到公开发表的平台或媒介，是学术研究环境能得良好评价的要素。赞成之赞成、反对之反对、赞成之反对，反对之赞成等等各种意见和观点能充分发表、讨论，切磋、琢磨，显然是极好的。 《新京报》能为这种与公认历史结论截然不同的说法提供平台，而且能让曹教授说得痛快，很难得，也很值得赞许。社会能容忍不同甚至反对意见，是历史研究能揭露历史真相所必需的条件之一。试想，如果日本社会不能容忍反战学者的生存与研究，那么中国方面的抗战史领域就极可能只沉湎于受害者的控诉、亲历者的回忆而无法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段。已经被揭示出来的历史真相，不怕有反对观点，否则一定是真相的“成色”不足，要么就是对揭示真相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没信心。所以，我觉得《新京报》这次做得很好，曹教授胆量可嘉，我希望你们继续。 今年，是宁波官民扑灭开明街鼠疫80周年。如今，关于这场灾祸与侵华日军之间的关系，与日本、日本军当年推行的“无差别攻击”之间的因果，以及对侵华日军播撒鼠疫、霍乱、炭疽等疫源物质之罪行性质的把握（细菌战还是反人类罪），等等一系列问题并不能说已经完成研究，吾人当继续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