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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造+炒作=“中国的巴顿”

2019-11-30 10:44| 发布者: 南极| 查看: 253| 评论: 0|原作者: 牛戈|来自: 牛戈文草

摘要: “中国的巴顿”是谁?百度上铺天盖地,说的是钟伟将军。为什么是钟伟将军?因为传说中的巴顿(注意:是传说中的巴顿)是敢于犯上又经常暴粗口的,而纪实文学《雪白血红》中对钟伟的描述也是既犯上又暴粗的,不信你看 ...

“中国的巴顿”是谁?百度上铺天盖地,说的是钟伟将军。

为什么是钟伟将军?因为传说中的巴顿(注意:是传说中的巴顿)是敢于犯上又经常暴粗口的,而纪实文学《雪白血红》中对钟伟的描述也是既犯上又暴粗的,不信你看下面这段:

【“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5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1纵消灭大房身约一个团的敌人。3月9日,5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察,是87师262团两个营。钟伟说打,有人说咱的任务是去大房身。钟伟说:什么娘卖X的大房身,送上门的敌人给我打!”】

通过这绘声绘色的描写,一个蛮横、霸道、粗俗的将军形象跃然纸上,这不是与传说中的巴顿将军很是相像?

大概只要是美国的将军,放个屁也是香的,暴粗与犯上自然必须给予膜拜,尤其是他们无需“党指挥枪”而可以个人说了算的做法,就更是必须给予推崇和仿效,因而《雪白血红》中的描述,极大地满足了相当多的喜欢亲美国人屁股的人们的意淫。打那之后,又有许多人加入到这个创作队伍中来。您看《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经典史记》一书中的描写:

【“此时,林彪又来电,命五师速至大房身。钟伟将军以拳击桌曰:‘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卖×的!’”】

就这么着,一篇跟一篇,关于钟伟犯上与暴粗,不要党指挥枪而一个人说了算的故事被不断的添枝加叶,越传越神。一个中共军队的高级将领,便硬生生地被包装成了“中国的巴顿”。

然而历史中的钟伟,是不是如报告文学中所描写的犯上、专横与暴粗呢?历史上靠山屯之战的决策是不是靠了钟师长一个人说了算的呢?我们就对照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一看:

臆造+炒作=“中国的巴顿”

首先,靠山屯之战中所谓的“违令”问题。

第二次靠山屯战斗(因在1946年有一次同名的战斗,故由2纵5师参加的这次靠山屯战斗,称之为第二次靠山屯战斗)的背景:1947年3月5日,我民主联军撤回松花江北,敌误认为我军败退,尾追不放,伺机报复。敌新1军30师、38师进至德惠以东及其东北地区,敌71军87师进至德惠西北靠山屯、88师之264团分三路过江北犯五家站、孟家崴子、莲花泡等地。东总决定歼灭该敌于松花江北。敌发现我意图后,遂于当日晚缩回靠山屯,87师也窜回农安。当晚我乘敌南逃,即跟踪追击,江边之敌已逃回江南。据此情况,东总确定于3月8日发动三下江南战役,向敌展开全面反击。

在这次靠山屯之战中,民主联军2纵5师有过三次未依东总命令行事的所谓“违令”。综合39军116师师史与亲历者回忆,当时的情况是:

第一次“违令”,说的是5师未能执行东总1947年3月8日24时的命令而欲进行靠山屯战斗的情况。

8日24时,5师接到东总电令,要求其立即出发,到达靠山屯南之朝阳川、万兴铺一带,准备明日下午东进,配合1纵等部队围歼大房身地区新1军。

3月9日,5师东进中长路,于上午10时进至朝阳川及其以北之蒿子站地区,即令部队组织侦察。13时许,捕获敌88师的几名逃兵,并找到一名由靠山屯出来的小学教员,得悉敌88师尚在靠山屯及其外围。与此同时,师侦察连亦在靠山屯以西之四平街与敌一个连接触,并将敌击溃。14时许,发现靠山屯敌两个连经靠山屯西南之拉拉屯向西运动。17时,我14团团长吴国璋在该团2营所在地八家子向师报告:发现靠山屯方向有大批敌人及大车向德惠方向撤退。

师接报告后,考虑到敌88师在退却中,战斗意志不坚定,战斗部署不周密,我一个师出击虽然要冒一定风险,但至少可以追歼其一部,最低限度不会吃大亏,同时,我18师、独1师位于靠山屯东北,均可支援。而若机械地执行东总的命令,经靠山屯以南继续东进,则势必同敌人的行军纵队交叉,被迫投入战斗,造成边走边打的局面,这样,仗也不好打,路也走不成,不仅放跑了敌人,错过了歼敌机会,而且必然不能在限定的时间到达指定位置,两下落空。而且当时因5师前两次下江南没有打上仗,全师指战员求战情绪高,有必胜的信心和把握。考虑这几方面的原因,经研究决定,遂定下决心,暂不执行东总8日24时要求其东进的电令,而就近攻击靠山屯之敌。

第二次“违令”,说的是5师未能执行东总3月9日16时、19时的两次电令,而继续进行靠山屯作战的情况。

9日21时,5师接到东总于5个小时前的16时发来的电报,命令其当夜出发,于10日9时前到达德惠西南之四道沟一带,准备11时截击由城子街向九台退却的敌人。后又接东总19时发来的电报,令5师在到达上述指定地点后“自德惠南乘虚而入,插至德惠东南之于家粉房、四平川一带”。师首长研究后认为,部队早在这之前3个小时的18时即已全部展开,且14团已进入战斗,正与敌胶着,如执行此命令,从撤出战斗到收拢、集结、开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仅难以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而且必然放跑已抓住的敌人,前功尽弃。有鉴于此,遂决定仍按原定决心执行,并上报二纵与东总。

第三次“违令”,说的是5师未能执行东总10日12时至14时要求5师东进的电令,而继续其攻歼靠山屯之敌的情况。

3月9日晚,5师15团及13团向靠山屯搜索前进时,开始并未发现敌踪,以山炮向靠山屯进行火力侦察,屯内亦无反应。根据这一情况,5师曾一度改变决心,电告东总靠山屯已无敌人,准备收拢部队执行东进任务。但就在电报刚刚发出不久,10日2时许,15团进入靠山屯内,发现了靠山屯东端烧锅院子内尚有敌人,并获知敌人数及武器装备的情况。五师得报后,即又一次“出尔反尔”,改变东进部署,令所部包围该敌,积极准备将其围歼,并将总攻时间定在10日的20时。但就在积极准备中,10日12时至14时又连续三次接“东总”电,仍令5师立即出发东进参加歼灭大房身之敌的任务。这个时候,攻歼靠山屯的战斗已经紧锣密鼓的准备中,师遂将靠山屯之敌情及5师歼敌方案电报东总,仍一本决心攻歼靠山屯之敌。东总接电后,于10日20时靠山屯战斗总攻发起前半小时来电:“望大胆坚决歼灭靠山屯之敌,不要顾虑增援。在靠德惠以东有我四个师,在发现大的增援时,望可出动侧击”。同意并肯定了5师的决心。

这就是三次“违令”的详情。

臆造+炒作=“中国的巴顿”

其次,5师靠山屯之战的“违令”属不属于犯上的问题

“违令”之说或可以勉强说得通,但“违令”与“犯上”并不能完全划等号。5师靠山屯之战的“违令”,根本就谈不上“犯上”。

林彪曾在不同的讲话中反复讲到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一对矛盾的处理,比如他说,

【“坚决执行命令,遵守攻击时间,否则会把整个局面弄乱了,游击队作战时没有这一问题,而大兵团配合作战时就完全不同了。但在临时情况变化时,在不防碍整个上级意图时,应当机断专行。”】

他甚至强调,

【“在情况变化时,不执行命令是可以的。有些具体情况下,可以不照命令去做,如执行命令,倒反错了。”】

为什么林彪鼓励部下“在情况变化时,不执行命令是可以的”?是因为战场情形瞬息万变,身处一线的作战单位往往比后方的指挥机关能更及时、更准确地掌握敌情的变化,而上级的命令有时可能是根据过时的敌情而下达的。当然这一问题在通信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是不存在了,前方后方对敌情的了解基本上可以实时共享了,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战场并不这样,靠山屯之战东总与5师对敌情掌握的时间差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比如东总3月8日要求5师东进的的命令,是基于“靠山屯有敌4个团不便打”的敌情,然而待5师进到靠山屯附近时,敌人已经不再是东总敌情通报中的“有敌四个团不便打”,而是战志不坚定、部署不周密的仓皇退却之敌,已经是便于打了。这便是林总所说的“具体情况”。3月9日13时半,林彪、刘亚楼给5师的电报中,有“如小敌出来则单独歼灭之,如大敌出来则望引到靠山屯以西待主力到后歼灭之”的指示。这个指示的精神,又是一个“具体情况”。当然,如何把握这些具体情况,这便要考验一个战地指挥员的大智大勇了。而在这个考验面前,钟伟无疑是合格的。他把握准了这些具体情况,又本着“林总本日电示机动作战寻机歼敌之精神”,在及时将这一新情况上报尚不知此情的东总的同时,积极捕捉战机,临机决断,这正是林总所要求的,这能算是犯上吗?

5师在每一次“违令”时,都将“违令”的原由与新发现的敌情向上级做了报告,于指挥程序上、于上下级关系的准则上,都合规合理,根本不像报告文学中所说的“什么娘卖X的大房身”那样不恭和不屑一顾。与所谓的“犯上”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有很多张正隆式的作者在炒作钟伟靠山屯之战时,还十分娴熟地使用自媒体惯用的噱头说什么“师长指挥调动了东总林彪”,恶俗之极也。作战中,由于上级机关所掌握的情况往往不如一线作战部队更及时和更准确,因而上级首长根据下级指挥员反映的情况适时调整作战部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怎么在这些作家大V的笔下,就成了下级指挥上级了呢?若是这样,某个团长根据前卫连发现的新的敌情及时更改作战方案,岂不是也成了连长指挥了团长?那要是某个战区的司令根据国防前线某个前哨排长的报告作出了兵力调整的话,又岂不成了少尉指挥了上将?混蛋伎俩!

臆造+炒作=“中国的巴顿”

第三,靠山屯之战的决策过程,是不是靠了钟伟那一骂和有没有那一骂的问题。

时任5师参谋长的王良太回忆,当3月9日发现靠山屯及其附近敌人还未撤退之后,5师的决策过程是这样的:

【“师里领导在一起进行了研究决定。在研究过程中,意见有分歧,基本上是两种观点: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打,认为应该以局部服从全局,在上级没有新的命令时,我们仍然按原命令执行。如果不执行总部命令,在这里打这股敌人,万一影响整个战役的胜利,即使我们把这仗打胜了,那也是因小失大。
“而以师长钟伟为首的一部分同志主张坚决要干掉这股敌人。他们认为敌人处于欲退未退之时,从精神上和战斗布署上不一定有周密的准备,而我是一个师的兵力,部队几次下江南都没打上仗,要战情绪很高,这股敌人等于是送上嘴边的肥肉,应该把它吃掉,同时也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在运动中歼敌’和总部‘灵活主动寻机歼敌’的作战精神。我们东进的任务是打援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到那里能不能抓住敌人还说不准。再说如果我们要放弃眼前的敌人不打,继续东进,敌人也不能让我们这样轻松走掉的,肯定要出来箝制我们。
“这样,我们师指挥部边研究敌情、制定战斗方案,边组织部队作战斗准备。尔后将情况电告总部。”】

看到没有,关于这次“违令”的决策,是“师里领导在一起进行了研究决定”,“边研究敌情、制定战斗方案,边组织部队作战斗准备”,而且“尔后将情况电告总部”了的。从王良太参谋长的回忆中,没找到钟伟暴粗和一个人专断的记录。

同样参加会议的5师参谋处长李岱回忆说:

【“师里接到报告后,进行了研究,参加的有师长钟伟、政委王凤梧、参谋长王良太、作战科长沈华坤和我,是不是执行总部东进的任务?师领导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并是有争论的。执行吧,敌人已成行军纵队向南撤退,我们如东进势必要穿过敌人的队伍,不展开战斗是不可能的。一展开战斗,是否能马上结束也很难说;不执行吧,总部当时的命令很严,有一个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影响了全局,耽误了战机不是闹着玩的。师长钟伟认为这里有仗可打,坚决主张在这里打。当然争论双方都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而不是畏敌。”】

李的回忆中,也说是经过了会议研究,也没有钟伟一个人专断和暴粗的说法。

另一参加会议的作战科长沈华坤回忆说:

【“对面前的敌人,是打,还是继续执行东进任务,师里几个领导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当时意见不甚一致。师长钟伟同志、参谋处长李岱同志认为靠山屯有仗可打,有敌可歼,且也符合总部机动歼敌的指示精神,主张坚决打;政委王凤梧同志、参谋长王良太同志认为东进是战全局,如不执行有可能影响上级总的意图,贻误战机,责任重大,因而主张执行东进任务。经反复研究最后统一了思想,定下围歼靠山屯之敌的决心。并发电请示总部。”】

沈的回忆同样说到了会议研究,同样没有说到钟伟仅凭一个人专断和暴粗,而且还说到“经反复研究最后统一了思想,定下围歼靠山屯之敌的决心。并发电请示总部”。

另外,5师的战报也说是“经过仔细考虑研究之后”,才“立即下定追歼八十八师的决心”的。

就现在能找到的史料看,从没发现历史上的钟伟是像报告文学中描绘的那样蛮横独断又大暴粗口的,相反,第5师关于靠山屯之战的整个决策过程十分规范,完全是中共特色军事民主的决策模式,一丁点的巴顿风格都没有,一丁点的韩复榘风格都没有。

臆造+炒作=“中国的巴顿”

最后,要不要执行上级的命令,是不是师长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让那些“中国巴顿”的制造者与传播者感到失望——不算。

自从1927年9月三湾改编以后,“党指挥枪”这四个字,在中共军队中可一直不是说着玩的。一直到1942年10月以前,连以上单位中,不论大事小事、不论军事的政治的,都不是军事首长说了算而是政委(教导员、指导员)说了算的。比如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就规定:如果军事指挥员与政委发生争执,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须依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这便是战争年代中共军队著名的“政委最后决定权”的由来。从这时开始的很长时间内,中共军队中几乎是政委包揽一切。1942年10月以后,根据新颁布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委员工作条例》,军事首长才有了对战术战法问题说了算的权力,而除了战术指挥以外的所有军事的政治的大事小事,仍然由政委做最后决定。随着1947年2月开始的在军队中恢复党委制,像5师所遇到的是按东总的命令继续东进,还是留下打一仗这样的大事,又是必须经过师党委集体研究才能决定的。事实上,从5师当年的战报与当事人的回忆看,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而且最后是统一了认识的。

长期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军的作战指挥原则都是强调集中统一指挥与积极机断行事相结合的,但请不要误解,这个机断行事,并不是指哪一个师长或团长的机断行事,而是指的某一个单位的机断行事。

作为一师之长,什么事才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呢?凡有关作战、训练等具体事宜,可以一个人说了算。比如部队开进、展开的实施、兵力、兵器的区分、协同动作的组织、主要攻击方向的选定、攻击时间的把握、进攻通道的开辟、预备队的使用等战术问题,可以由师长说了算。要不要执行东总命令这样的大事,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作战指挥问题,已经超出了师长临机处置的权力范围。也就是说,像这样“违令”的大事,师长一个人是说了不算的。

在中共军队中,有一个与国民党军队、与西方军队都不同且执行的特别严格的铁律,即凡是处置较大一些的军情,必须军政双主官同时签署,这个命令才作数。特别是关于上级命令的贯彻执行和部队调动等敏感问题,就更是如此。如果不能统一领导班子的思想,如果没有政委的签署,单凭军事首长一个人下达的命令,下边也是没人执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孔从周、万毅等倒戈可以整军整师的把部队拉出来,而龚楚、邢仁甫等倒戈一兵一卒也带不走的原因。

作为政工干部出身的钟伟,面对东总的命令,他可不可能说出“什么娘卖X的大房身”那样没组织纪律观念的话来?面对与他意见相左的政委、参谋长,他可不可能说出“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卖X的!”那样没素质的话来?作为一支把“党指挥枪”看作命根子一样的中共军队,在要不要执行上级命令的决策上,能不能踢开党委而由师长一个人说了算?一百个不可能。钟伟要真的是报告文学里描绘的那样,在八路的队伍里当个班长也许还将就,当个连长都不够格;中共的将领要真的都是这个水平,那这支军队根本走不到陕北,也根本用不着蒋介石动用大兵围堵,早就被剿灭了。

关于网上呈爆炸性流传的钟伟个人独断与暴粗的情节,我很想找到它的出处,但找不到。无论是当年的战报、档案,还是当事者的回忆,都没有丝毫这样的记述。所有这些极具戏剧性的传说,追根溯源,全部来自那部曾经轰动一时的纪实文学,说直白点,全都是无中生有的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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