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阶级斗争正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佚名 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提法，等于是忽视依然存在的阶级矛盾、抹杀了阶级差别，这显然是不适当的。
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古为今用、真理闪烁
由于青少年时期的耳濡目染和朗读记诵，使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心。正因为烂熟于心，所以在成年后的写作和讲话中，能够信手拈来地引用《论语》中的名言警句，恰切地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服务。
在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论语》中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坚持一分为二地对待《论语》，既对其中迂腐的、反动的内容予以揭露、批判，又对其中有益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言论予以肯定、发挥。
这里仅举其中四例，引导读者诸君体会一下毛泽东妙用《论语》句典的高超艺术。
一、革命不能“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于1927年3月发表了非常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在谈到农民革命时，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段话里，一连活用了《论语》中的两个传播很广的短语，一个是“文质彬彬”，一个是“温良恭俭让”。
“文质彬彬”一语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质”意为“质朴”，“文”意为“文雅”。“质”与“文”是孔子品评人格修养的一对范畴。在孔子看来，质朴多于文雅，就未免粗野;文雅多于质朴，又未免虚浮，理想的人格就在于质朴与文雅的中和。
“温良恭俭让”一语出自《论语·学而》：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向子贡问道：“孔子他老人家一到哪个国家，必然听得到那个国家的政事，是孔子问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的呢?”子贡道：“他老人家是靠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逊来取得的。他老人家获得的方法，和别人获得的方法，不相同吧?”后来，温、良、恭、俭、让，被儒家奉为完美人格的标准。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那么，在封建旧秩序面前固守“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的所为“君子风范”，则是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和退让，更是对广大农民群众的高涨的革命需求的压抑。
因此，对中国革命形势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借调侃《论语》中的这两句话，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民运动“过分”的错误论调。毛泽东这里活用《论语》章句，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可以体会毛泽东的这种“反用”的精辟和深刻。
当时，中南各省广大农村发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切权力归农会”，地主豪绅们的封建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对此，地方劣绅、国民党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们恶毒地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大呼“糟得很”。
国民党左pai对农民运动也极力反对，甚至以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企图迫使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在农民运动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动摇，跟在反动派后边说农民运动“太过分”、“越轨”等。在中共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反动势力吓倒，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极力压制农民革命，提出什么“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阶级色彩”，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对反动势力妥协投降。
为了反击党内外对农民革命的一片责难声，毛泽东亲自回到湖南，用三十多天的时间对农民运动做了深入的考察，在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用精彩的笔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毛泽东阐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在文中，他力陈革命是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是不能用“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方式来开展的。反之，必须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进行革命，即像农民在农村中推翻地主豪绅阶级那样来进行革命。
毛泽东这一理论，击灭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式的改良主义梦想，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我们今天，面对眼前的新问题，例如面对群众运动、面对群众的唯拳活动，是像毛泽东那样从感情和立场上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然后客观地对群众行为加以分析，还是采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态度?抑或是干脆站到资产阶级“精英”分子的立场上，“揪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对群众行为进行责难?
二、调查研究应发扬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起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党内有些留学过苏联、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认为这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对中国实际国情则知之甚少。这种死守教条的错误倾向，使党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过许多失误、吃了不少亏。在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同样存在上述错误倾向，使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为了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在这篇毛泽东自己非常喜欢的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等精辟论断，阐述了调查研究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的重要性，并列举了调查研究的方法。
文中，毛泽东说，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该怎么办呢?接着他回答道：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每事问”一语出自《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即说孔子陪同鲁国国君入太庙祭祀周公，由于祭祀用的是四代礼乐，多不常见，孔子就每件事都要问一问，“调查研究”一番。这个典故勾画出孔子谦虚、谨慎的形象。毛泽东在这里恰如其分地引用这个典故，号召大家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精神，身体力行地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在自己比较喜欢的文章中引用《论语》中的这个典故，表明了他对孔夫子“每事问”精神的赏识和推崇。正是时时处处“每事问”，注重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才成为革命队伍中第一流的“诸葛亮”。
今天的“左pai”或者“毛pai”队伍里，盛行的不是调查研究之风，而是“每事不问，信口开河”的恶劣风气。这样的风气，难道不是对“左pai”、“毛pai”称号的亵渎吗?
三、奉劝蒋介石“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1936年12月12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迫他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爱国行动，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等人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抗日主张。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在临上飞机前，蒋介石还向张、杨作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六项保证。但飞机一离开西安，蒋介石便翻了脸。
12月26日，安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即授意陈布雷写了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掩盖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并将陪他回南京的张学良软禁;随后又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分化和调离，不久又囚禁了杨虎城将军。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诚恳地劝告蒋介石认清形势，改正以往的错误，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战。
在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中，毛泽东说：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这段话中，直接引用《论语》的地方有两处。
一处是“言必信，行必果”，此语出自《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子路向孔子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士”，孔子列举了“士”的一些特征，其中有一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即说话一定讲信用，行动一定有结果。孔子列出的“言必信，行必果”这一条，并非作为“士”的首要条件，而是退而求其次的条件。因此，孔子说：“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就是说，能做到这一点，也不过是浅薄固执的小人，或许算是再次一等的“士”吧!
另一处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此语出自《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古代的大车用牛拉，小车用马拉。无论大车小车，车辕前面都有用来驾牲口的横木。横木两端和车辕上凿有小孔。用包有铁皮的木销钉插入圆孔，这样就将横木和车辕连接起来。大车的车销钉叫“輗”(ní)，小车的车销钉叫“軏”(yuè)，没有这两样东西，就无法将牛或马套起来，车子自然不会前行。这样，孔子的这句话就很容易理解：做人不讲信用，那么我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可取之处。这好比大车、小车没有车销钉一样。没有车销钉，车子怎么会被牲口拉着行走呢?
毛泽东顺手拈来，恰切地引用《论语》中这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晓以利害，督促蒋氏认清敌友，认真履行自己的诺言，将全部抗日救亡条件不折不扣地予以兑现。否则，如果言而无信、失信于全国民众，那么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必会将蒋介石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今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更善于开出空头支票，或者说一套、做一套，“打左灯，向右转”。他们可以骗群众于一时，却不能骗群众于永远。
四、阶级斗争正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1943年4月份，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身为中共华北局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在对根据地县以上、八路军团以上干部进行的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中说，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应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毛泽东看到这篇谈话后，认为这一提法不妥。他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说：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出自《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对他的学生仲弓解释“仁”的含义时所说的一句话，大意是“自己不愿意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孔子要求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从而避免人际间矛盾激化。作为朋友或自己人之间的道德范畴，对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语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但如果在政治上过分强调此语，则是放弃斗争的一种哲学。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历来被仁人志士们奉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但毛泽东却大笔一挥，将“勿”字改为“要”字。这一改，千古奇人毛泽东又一次奇语惊人。但是，只要联系古往今来的天下大势，就会发现毛泽东这一字之改，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这个意义就是，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从来是你死我活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希望在政治上打倒大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大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当然不希望如此，希望继续压迫人民群众。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交战双方必然要保存自己、消灭对方。这能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在商品经济中，市场竞争是必然的，资本家之间互相竞争、将对方挤垮，至少是使自己一方多赚钱、使对方少赚钱，这能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在工厂企业内部，老板希望工人多干活儿、少拿工资，以便尽可能赚取工人的剩余劳动，而工人希望尽量改善劳动条件、多给工人发一些工资或加班费、补助费，两者之间的愿望是相反的，能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
即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此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革命进程的主要矛盾，需要国内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这并不等于国内阶级矛盾就此消亡，而是依然存在。即使是为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也应当是在斗争中求得团结，而不是放弃斗争，放弃斗争就意味着放弃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提法，等于是忽视依然存在的阶级矛盾、抹杀了阶级差别，这显然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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