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 ——兼驳建国头29年“经济崩溃”论 ...

推荐者按：

   孙学文同志此文是七年前写的，但是经济“崩溃论”声音始终没有断绝。此文今天读来，更有特别的意义。鉴于此，重新在此发表。

                                                                                                      ——齐工

                 毛泽东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

                       ——兼驳建国头29年“经济崩溃”论

孙学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经在国家体改委工作过。）

来自: 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网刊《旗帜新声》第三期

【内容提要】本文曾以《毛泽东盖世功勋不容資改派否定》为题在网上发表过。现在在原文基础上，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2008年统计资料，补充或修订了数万个新的数据和材料，使本文更加充实、可靠、且更具历史保存价值。         

本文从批驳前29年“经济崩溃”论入手、讲了前29年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并将前29年的经济发展状况同改革开放、同世界各国、同旧中国等作了多方面的比较,说明前29年是“经济辉煌”的29年，不是“经济崩溃”的29年。该文全部用历史事实、数据和资料，采用东西方一百多种测算公式和方法，令人信服地说明、论证和阐述了前29年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本文首次批驳了大跃进“损失1200亿元、饿死3755万人”；文革“损失5000亿元，打死2000万人”；大跃进和文革经济效益差、劳动生产率低等谎言。文中还就周总理提出的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如何正确评价，以及对积累与消费、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等比例关系如何正确认识作了分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首次披露了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职业病增多；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流浪乞讨人数不断增加；反映贫困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逐年上升等情况。此外，文中还披露了由于我国实施分田到户，致使农田水利遭破坏、自然灾害频发、我国由农业出口大国变成农业进口大国的情况；由于我国在工业上实施外向型经济，致使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国，因而遭受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以及由于国内两极化日趋严重，致使官商勾结牟利、犯罪增多、社会矛盾尖锐、群体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

作者表示，诚恳欢迎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对本文引用的所有资料、数据和材料等，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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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他们肆意贬损共和国前29年的历史，否定毛泽东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他们对前29年的历史，前后扣上了4个“经济崩溃”的帽子:一是说，1953－1957年的“三大改造”搞早了搞错了搞糟了，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二是说，1958年“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是说，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四是笼统地说，毛泽东执政时期或领导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29年中，使“生产力受到破坏和阻碍”，出现了所谓“经济凋弊，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都是无耻的攻击。近年来，后起的权贵们也昧着良心重复这种谎言。下边将用铁的历史史实批驳这些无耻的谎言。

一、建国头29年“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

（一）什么是“经济崩溃”？

经济学讲的“经济崩溃”，是有特定含义的，它并不是人们可以任意引用的“形容词”。所谓“经济崩溃”，是指经济完全破坏，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陷于一片混乱和瘫痪状态。         

    讲一个国家经济崩溃，至少要有5个标志：①工农业生产全面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二位数的负增长；②成千上万家企业破产倒闭，千百万职工下岗失业，陷于绝对贫困状态；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一般在15%以上；④财政崩溃，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借新债还老债还不足以弥补，靠增发巨额钞票或废弃旧钞发新钞来渡过难关；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逆差，借外债达到还不起的地步；⑤金融崩溃，银行坏账超过国际警戒线，造成银行支付危机，出现银行大批破产倒闭、储户叫苦连天。         

    上述五大问题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生产、销售、分配、消费诸环节一片混乱，各项经济活动陷于瘫痪状态。这种经济崩溃，只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德意日法西斯在二战后时期、国民党政权在逃离大陆前的时期，以及苏东某些国家在演变后的一段极其混乱时期。

（二）建国头29年“经济崩溃”了吗？

    用上述五条标志来衡量我国“三大改造”时期（1953-1957年）、“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或延长为“二五”时期（1958-1962年）、文革时期（1966-1976年或1966-1978年）和前29年的整个时期（1950-1978年），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经济崩溃”现象。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看，1953-1957年（“一五”时期）的五年中增长了55.54%，年递增9.25%；1958-1960年的三年中增长了31.67%，年增长9.6%；1958-1962年的五年中增长指数为90.28%，按水平法测算，年递减－2%，如按累计法测算，年递减0.62%；1966-1976年的文革十一年中增长了83.1%，年递增5.65%；1966－1978年的十三年中（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共13年），增长1.2倍，就是说13年翻了一番多，年增长6.25%；1950-1978年的建国头2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3倍，即翻了3翻，长达29年平均每年增长7.45%。除了1958-1962年，即“二五”时期外（主要是1960-1962年是负增长，分别为－0.3%、－27.3%和－5.6%，而前两年则分别增长21.3%和8.8%），都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高（仅比日本略低）。如此增长状况，怎么可扣上“经济崩溃”的帽子呢？而且“二五”时期后三年的经济下降，是当时政府调整政策所要求的。至于其他几项指标几乎都与“经济崩溃”不搭界。事实证明，中国在三大改造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增速比较快，新的工厂大批建成投产，职工人数成百万、成千万的增加，物价稳定，投资和货币流通增速比较适宜，保持了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和进出口较快增长且平衡发展，人民生活有较快或略有增长，说这两个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         

    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以1966-1978年为例，列出以下指标可以批驳“崩溃论”：工业企业（社队企业以上，不含个体、家庭工业）新增19万多家，职工人数新增4534万人，全民单位投资年增9.05%；外贸有节余9.8亿美元，财政有节余22.3亿元（按原统计口径有31.63亿元），文革时还有一个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未达到的，即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和财政最理想的状态。货币流通量年增长6.75%，累计增发钞票121.2亿元，平均每年仅发9.32亿元；银行存贷差，到1978年为715.5亿元，消费物价每年仅增长0.3%，零售物价仅递增0.1%，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0.35%，居民消费水平年增长2.25%。虽然增长不多，但并没有下降。         

现在有必要说清有不少人用周总理提出的国民经济“三个突破”来论证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谓“三个突破”是指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这“三个突破”是周总理先后在1972年初和1973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的，要求狠抓“三个突破”，并对1972年职工人数突破至5610万人、工资总额达到340亿元、粮食销量达到927亿斤极为不满。1973年采取了七项措施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结果是：国有职工增至5758万人、工资总额353.3亿元、商品粮销售968亿斤。不仅对1971年是“三个突破”，而且对1972年又有所突破，以后将继续突破，永远突破。周总理当时提出“三个突破”，是针对当时职工增加过快，而财政状况不佳、商品粮供应紧缺而提出的。但是把这一措施作为一个长期的方针政策或是一个经济好坏的评价标准，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它与人类社会逐步城市化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中国社会停留在1971年的水平就永远无法发展和进步。“三个突破”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供了政策依据。还有人用货币平均工资下降说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文革时期新增职工4534万人，都进工资最低档，把平均工资拉下来了。相反凡有家庭有新参加工作的，他们的家庭收入就增加了，生活水平肯定提高。         

还有人提出建国快30年了，还有讨饭的，暗示前29年经济搞坏了，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建国前29年，即到1978年止，确有讨饭的，但人数并不多。据报道，1978年，将流浪乞讨人员安排在44个农场劳动教养只有1.6万人，再加上没有收留在农场的遗漏者，充其量不过数万人。可是改革开放30年来乞讨者是多少呢？据统计，曾被城市收容站和救助站（2003年8月1日启用此名）收容或救助的乞讨人员，2003年达到63.5万人，2004年为119.6万人，2007年为203.4万人，2008年为224.5万人。改革开放后流浪乞讨人员人数比1978年多了上百倍。此外，2004年城乡临时救济人数达2005.2万人;2008年城市临时救济人数达227.6万人次，农村临时救济人数达831万人次。有的救急站把流浪人活活打死（如2003年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无暂住证被广东一收容站强制收容并被毒打致死），还有的将长期上访而乞讨的人送进疯人院或加以拘捕，因而实际乞讨的人数比现在统计的数量要大得多。就是在国庆60周年后的首都，在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几乎都能见到流浪乞讨人员。2003年虽把收容遣送站改为救助管理站，因流浪乞讨人员太多，救助资金不足，救助对象甄别难，跨省人员接送难，对无依无靠无收入的人安置难等诸多问题，特将原救助期限由15天至1个月缩短为10天以下，实际上形成了强制遣返原籍的制度。原籍无接收单位，无法生活又只能重走乞讨流浪生活。         

有三个复辟狂于2007年在香港出了一本恶毒攻击、造谣诬蔑毛泽东的书。书中引用或冒用了一些已故领导人在“非毛化”热浪中由于听信其对经济一窍不通的秘书所提供的一些毫无根据的数字，一说：文革时期浪费了8000亿元；二说国民收入损失了5000亿元；三说“三年大跃进”损失了1200亿元。将这三个数字概括起来，就是说，前29年经济损失总计达14200亿元，为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6500亿元（应为6294.6亿元——本文作者注）的2倍多”，然后逻辑混乱地说什么“有2/3以上的资金被毛泽东折腾掉了。”         

     说文革时期浪费了8000亿元,是复辟狂捏造的、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说国民收入损失了5000亿元，据说还有点根据，一是搞“三线”建设花了1000多亿元，包括修建了十几条铁路、建立攀钢、二汽等一大批工业基地和原子弹、氢弹试验基地，导弹、卫星发射场等，但这不是什么损失！二是按“一五”时期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8.9%来套算，说“二五”时期和文革时期分别损失了1200亿元和5000亿元，这也是不科学的、主观主义的。因为每年都有不同的情况，经济增长是由各种不断变动且相互交织的因素而成，这些因素包括投资、消费、净出口和宏观目标、方针、政策、措施的影响及国际形势是否有战争威胁、国内自然灾害、民心所向，改行市场经济后还受经济周期、全球化后的外部经济的影响，因此不可能要求每年的经济增长都保持同一速度的笔直式增长上，因而每个时期和每年都有高低不一的发展速度，那种要求任何时期都和“一五”时期看齐是主观主义的，是不科学的。过去29年办不到，就拿近30年的改革开放来看，也是办不到的。近30年来，GDP平均每年增长9.8%，按这一平均速度要求，31年中（加上2009年）有1979-1982年，1986年，1989-1991年、1997-2002年和2008年、2009年（多数预测为8.4%左右），共计有16年（占总年数51.6%）低于9.8%的水平。如果要求这些年份都达到9.8%的增速，特别是1981年的5.2%、1989年4.1%，1990年3.8%，1999年7.6%，即使按“8.9%”要求，也损失数千亿元。如以1999年为例，如要求增速达到8.9%，其产值应达到91914.1亿元，比现价89677.1亿元要损失2237亿元。再以2008年为例，如实际增长要达到9.8%（现为9%），加上比上年平减指数测算的通胀率为7.85%，那么2008年GDP现价应为302720亿元（257305.6×1.1765），比实际300670亿元损失了2050亿元。          

按“一五”时期国民收入年增8.9%衡量，改革前后各有11年未达到这一水平。其中前29年有：大跃进中的1959—1960两年，文革中的有：1967-1968两年，1971-1977七年，合计11年，共计减少1402.9亿元（其中大跃进减少137.2亿元，而不是1200亿元；文革9年减少1265.7亿元，而不是什么5000亿元或是什么8000亿元）；改革后低于8.9%速度的有：1979—1981三年、1986一年、1989—1990年两年、1998—2001四年，合计10年。如此算来，1979年减少59.9亿元，1980年减少59.5亿元，1981年减少177.4亿元，1986年减少50.8亿元，1989年减少840.7亿元，1990年减少958.2亿元，1998年减少1599.3亿元，1999年少2237亿元，2000年少592.2亿元，2001年少766.5亿元，10年共计减少7341.5亿元，比前29年多损失5938.6亿元，大了4.23倍。也就是说，即使按“一五”时期年增8.9%速度要求，改革后的损失要比改革前的损失大了4倍多。         

     复辟狂们攻击说，文革和“大跃进”两个时期的损失达14200亿元，相当于前29前基建总投资6500亿元的2倍多。这也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前29年累计基建投资6294.6亿元，实际新增固定资产4310.51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8.5%，并没有折腾掉所谓2/3。反而新增固定资产占原总投资2/3还多，而且其投资效益还好于改革开放后。1979-2003年（以后不再公布基建投资额和新增固定资产额）基建投资累计147147.9亿元，是前29年累计数的23.4倍，形成的固定资产91462.27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仅为62.2%，比前期低了6.3个百分点。如果达到“经济崩溃”的前29年的68.5%交付使用率的水平，“经济飞速”发展的改革开放后25年，反而比那时损失了9334.04亿元（147147.9×0.685－91462.27）。再以1978年与2008年为例比较一下投资效益：1978年全社会总投资668.72亿元，当年新增固定资产496.9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4.3%，而2008年全社会总投资172828亿元，是1978年的257.4倍，新增固定资产91966.2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53.2%，比1978低了21.1个百分点。如果按1978年水平要求，那么，2008年总投资就损失了36445.3亿元的固定资产（172828.4×0.743-91966.3）。再以总投资效果系数来比较，1978年新增GDP443.3亿元，总投资为668.72亿元，投资效果系数66.3（指每百元投资新增GDP数量）；2008年新增GDP43364.4亿元（比上年增加额），总投资172828.4亿元，投资效果系数为25.1，比1978年低了41.2个百分点。如果按1978年水平衡量，那么，2008年又损失GDP71220.8亿元（172828.4亿元×0.663-43364.4亿元）。以上仅按可靠的数据测算，2008年与1978年相比较，投资效益就有天地之别，如达到1978年水平，2008年就损失固定资产36445.3亿元，损失GDP71220.8亿元，比起“拍脑袋”或“政治需要”所损失的5000亿元、8000亿元和14200亿元来说，那简直是大巫见小巫了。         

工业经济效益比较：建国60年以来，只有工业资金利税率有具体明细数据可比较。前29年为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后30年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口径基本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我测算了1952-2008年各年的资金利税率。资改派穷凶极恶攻击的“三年大跃进”的资金利税率（指工业每投入100元资金产生的利润和税收的比重）分别是：1958年为46.5%，1959年为48.7%，1960年为43.6%（全部为国有工业），分列56年来的第2、第1和第3位，是56年来国有工业经济效益（或称资金利税率）最佳的三年。以1958为例，比1952年的25.4%，1978年的24.2%，1988年的20.6%，1998年4.96%和2008年14.19%要高出2.28倍（2008年）～8.375倍（1998年）。比2008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税率16.08%，外资工业企业的13.62%和私营工业的22.24%要高出30.42、32.88和24.26个百分点。如果2008年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都达到1958年被走资派、资改派称为“经济崩溃”或“巨额经济损失”的资金利税率46.5%的水平，不仅没有成万亿元的损失，反而会有比2008年有上万亿元的利润和税收的增加。按1958年资金利税率46.5%来衡量，各种所有制的工业企业损失的利润和税收如下：2008年42.6113万个规模以上企业损失利税103196.1亿元（339196.6×0.465－54530.3）；21313户国有工业企业损失利税44896.1亿元（138948.5×0.465－19715）；24.385万户私营工业企业损失利税15058.7亿元（62069.8×0.465－13803.8）；77847户外资工业企业损失利税为31527.8亿元（95854.2×0.465－13044.4）。上述损失是按可比数据和正确计算公式测算得到的，是真实、可靠，无可辩驳的，比起拍脑袋、胡乱比较要科学、正确。事实证明“三年大跃进”，不仅没有造成工业生产倒退、工业效益下降损失，反而创造了工业生产大发展，工业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         

     复辟狂们在结束语中还到处搜集反面数据，终于搜集到刘仲藜主编《奠基》一书第151页所说，全民所有制由于制度原因，“职工平均工资从1957年582元下降到1978年549元，下降5.7%”。复辟狂们为了否定前29年，搜集到的这个数据却是撰写者捏造的，查遍所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都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从1957年637元增到1978年644元，按现价计算增长1.1%。不知撰写者从何处弄出一个“582元”和“549元”？如果复辟狂引用到1977年及以前的数据，说平均货币工资比1957年略有减少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是这种对比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按复辟狂的意见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错了，而1957年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一年，你们引用1957年的数据不仅说明不了公有制搞坏了，反而说明1953-1957年“对私改造”是成功了，而且职工平均工资也提高了。其实复辟狂要否定新中国前29年，应该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29年与解放前旧中国相比较，除了能拿出少数富人如何有钱，如何过着奢侈生活外，你们能拿出全体民众特别是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生活水平、整个国力增强的例证吗？！

     （三）“二五”时期和“大跃进” 时期“经济崩溃”了吗？

下边着重谈谈“大跃进”时期及“二五”时期的经济状况： 

  （1）关于1958年经济情况。按单一生产力标准衡量，1958年确实实现了工业大跃进，1958-1960年也基本上达到了重工业“大跃进”的要求，但整个“二五”时期国民经济确实出现了负增长，列建国13个五年时期的倒数第1位。根据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后核实的数据，1958年列建国60年来增速第一位的有：GDP年增21.3%，第二产业年增52.9%、工业增加值年增53.4%，运输邮电业年增46.7%和人均GDP年增18.3%。列第1位的还有社会总产值年增32.6%，工农业总产值年增32.2%，工业总产值年增54.8%，重工业总产值年增78.8%和能源总量年增101.2%，原煤年增106.1%、机床年增185.7%等重工业产品，以及化纤（增14倍）、纱（49.5%）、丝织品（40%）、手表（40.3倍）、收音机（261.9%）、照相机（209倍）等轻工产品。列第2位的有轻工业总产值（33.7%）、发电量（42.5%）、呢绒（47.2%）、缝纫机（130.2%）、生铁（130.5%）、焦炭（161.9%）和发电设备（455.6%）等。国民收入列第3位（增22%）、总投资列第4位（84.5%）、基建投资年增87.8%，列第3位。财政收支分别增长25%和34.6%，分列第9位和第5位，有财政赤字21.74亿元，列60年的第31位。比起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几百亿、几千亿元的财政赤字来（2009年打预算赤字9500亿元），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银行贷款增长69.7%，列1953年以来最高增长率，货币增发率为28.4%，列第9位。进出口增长24.8%，列第10位。零售物价和消费物价分别增长0.2%和-1.1%，处于最低物价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和国有职工实际工资分别为-14.1%和-12.1%，说明1958年工业实现大跃进，并不是靠物质刺激和物价上涨带来的。主要是大量增加新工人和全民大炼钢铁而带来的平均工资减少。但人民生活水平仍有提高。表现在工资总额增长10.5%，居民消费水平增长1.4%；居民储蓄存款增长56.8%，列建国60年来第1位。主要农产品产量，除黄红麻、水产品、大牲畜头数等负增长外，农业增加值增长0.4%（列50位，比1980年的-1.5%要好），农业总产值增长2.4%（列48位），粮食增长2.5%（列第33位），棉花增长20.1%（列第16位），油料增长13.7%（列第14位），糖料增长31.4%（列第6位），猪牛羊肉增长11.5%（列18位），烤烟增长51.2%（列第5位），水果增长20.1%（列第8位），蚕茧增长5.4%（列34位），茶叶增长21.5%（列第3位）等。以上说明，1958年不仅不能说是什么“经济崩溃”，而且按周恩来提出的量化指标[1]，中国经济确实实现了“大跃进”。         

（2）关于1958-1960年经济情况。1958-1960年也实现了工业大跃进。这三年工业增加值年递增28.1%，工业总产值年增32.8%，仅低于三年恢复时期的36.75%和33.85%，列中国13个五年计划时期[2]的第2位高速度。列13个五年时期增长率第1位的有：能源总量（44.1%）、煤炭（50.1%）、天然气（145.85%）、化纤（255%）、缝纫机（46.85%）和手表（465%）；列第2位的有：粗钢（51.65%）、钢材（38.85%）、原油（52.7%）、机床（76.3%）、汽车（41.95%）、原盐（15.85%）、纸张（25.55%）、收音机等；水泥、化肥、自行车等列第3位。重工业产值增速（49.35%）列第1位。轻工业（13.75%）列第6位。而且这时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几乎都列建国60年前3名。如固定资产利润率分别为36.9%、40.9%和39.5%，资金利润率分别为34.2%、35.2%和32.6%，资金利税率分别为46.5%、48.7%和43.6%，产值利润率分别为20.6%、21.8%和23.0%(分列59年的第6、3、1位)等。而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分别为l7.8元、20.3元和24.5元，分列建国56年来倒数第2、6、10位，是比较低的。这三年中，仅基建投资新增固定资产就达到702亿元，每年递增25.1%，是国有经济大发展时期，而且已开始批量生产汽车、飞机、拖拉机及原子弹爆炸装置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和工业产品。总的评价，“三年大跃进”，实现了工业高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对苏东国家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大部分在这个时期建成，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业经济效益也是最佳时期。但这个时期农业却是下降的，出现了粮荒和农业短缺危机。这时城乡企业仍是增加的（如社队以上工业企业1960年比1957年增加8.45万个），职工人数也是增多的（增加2868万人），不存在企业破产倒闭和职工下岗失业问题，银行存贷差虽有所扩大，但银行自有资金却增加了315.9亿元，增长5.81倍；三年财政赤字累计虽达169.4亿元，通过增发钞票43.1亿元和向银行透支弥补，透支额并未超过银行自有资金额，因此这时银行和财政并未“崩溃”。而整个经济仍有较快增长，GDP年增9.6%，国民收入年增9.2%，超过“一五”时期的水平（分别为9.2%和8.9%），无论如何都扣不上“崩溃”的帽子。

（3）关于“二五”时期(1958-1962)年经济情况。         

农业从1959年开始就很不景气，而且一连延续到1962年。鉴于到1960年中国出现粮荒和农业危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在“二五”后两年对非农经济采取严厉的经济调整政策。这是陈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张的，毛泽东也是同意了的。中国进入了1960—1962年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出现了一场生产下降、食品供应短缺、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短缺型的经济危机。按水平法测算，“二五”时期GDP年递减2%，农业增加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递减5.65%和4.3%。主要农产品产量中，除羊存栏数年增长6.4%（约列前5名。2008年存栏数倒退到2001年）外，其他都有大幅度下降。其中粮食-3.9%，1962年比1957年减少3505万吨，而1960年到1961年减产更多；棉花-14.5%，减产89万吨；油料-13.75%，减产319.3万吨等。由于保农业、压工业等调整措施，使工业生产在1961-1962年有大幅度下降。由此使整个“二五”时期各项经济指标几乎都列在13个五年时期的最末位。人均GDP五年平均－2.9%，农民消费水平－3.3%，市民消费水平－5.2%，使人民生活下降，非正常死亡增多。         

关于此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问题。由于1958、1959年和1962年都比上年新增人口1200多万人，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问题出在1960-1961年，这两年总人口分别比上年减少1000万和348万人（顺便说一下，改革开放31年来，每年人口死亡总数在800-1000万左右），表现在这两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和14.24‰。考虑到出生率等因素，西安交大 蒋正华教授采用历年生命表参数计算和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对美国科尔教授线性公式计算结果进行技术性修订(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他们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691—2158万人，那种估算在3000-4000万人以上则是高估。本人按国家统计局在后来核准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测算，1959年出生人口1667万人，死亡人口964万；1960年出生1384万人，死亡1709万人；1961年出生1185万人，死亡940万；2008年出生率12.14‰，比1960、1961年低了8.76‰和5.86‰，新出生1621.2万人，死亡率7.06‰，比1978年高出0.81‰，但比1960到1961年低了18.34‰和7.18‰，死亡人口932.8万人。将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较，其中1960年比1959年少生283万人，多死亡745万；1961年比1959年少生482万，少死亡24万人；1960年与2008年相比较，少生228.2万人，多死亡776.2万；1961年与2008年相比较，少生427.2万人，多死亡7.2万人。这样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较，少出生765万、多死亡721万人，这两年非正常死亡1486万人；与2008年相比较，少出生655.4万人，多死亡783.4万人，这两年非正常死亡1438.8万人。由此说这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比1959年多死亡719万人，比2008年多死亡783.4万人；加上少出生人口，分别为1484-1438.8万人，但绝不会超过2000万人。上述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也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关于三年大跃进中“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人的谎言问题。复辟狂们反复用道听途说或捏造的数据说：文革10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又说，“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查某已故领导人在1978年12月13日讲话全文和他的选集，未见有这样的内容和说法。倒是那位自称“胡说”后因纵容、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被邓小平赶下台的那位总书记，在非正式场合私下说过“文革整了1亿人”，但未说过“死了2000万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复辟狂捏造出来的。

文革前期确有红卫兵打死人和两派发生“武斗”也死了不少人，但一旦发生打死人事件都立即下令制止，中央关于制止“河北”、“四川”、“武汉”、“云南”等地“武斗”的紧急通知，都具体列举了死伤人数，而且后来打死人的“造反派”都得到了法律制裁。如果说“文革10年死了2000万”，包括病死、唐山大地震死亡及自杀、打死的，还有点谱，但如果说“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死了2000万”却是捏造、想当然的夸大其词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按2008年死亡率7.06‰测算，各种原因死亡人数就达932.8万人，30年按每年死亡800万测算，30年就死亡24000万人以上。因此说文革十年各种原因死亡2000万并不算多，是可以接受的。但要说红卫兵在文革中打死了2000万人却是无事实根据的“胡说”。至于说“三年大跃进活活饿死了3755万人”，那完全是复辟狂捏造。因为这是毫无根据的信口雌黄。人口专家一般讲的是“非正常死亡”，包括饥饿死亡及由营养不良引起其他疾病死亡、自杀、他杀及各种交通事故和自然灾害（如地震灾害、火灾、矿难、台风）等死亡，还包括一个大项，即营养不良造成出生率的下降而使新出生人口减少。前文引用蒋正华、李成瑞和美国科尔教授测算的数据是“非正常死亡”，而非复辟狂所说的“活活饿死的”。如果只算饿死的，不包括少出生的人口，那么把所有死亡人口全部算作“饿死的”也根本不到复辟狂捏造的3755万人的数字。按复辟派的说法是“三年大跃进”饿死人，是指1958-1960年，不包括1961-1962年开始经济调整时期。我在前文已说了，1958年、1959年和1962年比上年新增人口都在1200万人以上，比2008年新增人口673万人增长将近1倍（以本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得出），得出这三年不存在“非正常人口死亡。”那么只剩下1960年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按国家统计局后来经过核实的死亡率测算，1960年死亡人口测算公式是：上年底总人口×当年死亡率，即67207万人×25.43‰＝1709万人，虽然复辟狂未列入1961年开始调整的年份，但因为1961年年底总人口比上年减少348万人，我认为存在非正常死亡问题，按上述计算公式计算，1961年各种原因死亡人数为940万。把这两年死亡汇总共计只有2649万人，比复辟狂所说的3755万人少了1106万人；况且中国历来统计，病死的要占死亡人口的绝大多数，至少占80%以上，2008年包括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呼吸系病、损伤和中毒、内分泌营养和代谢及免疫疾病，消化系统病（包括营养不良和冻饿夭亡）、泌尿、生殖系病、神经系病和传染病等十种疾病死亡人数占城乡死亡总人数的92.55%和93.53%。即使按80%最低比例扣除疾病死亡，也应该从这两年总死亡中减去2119.2万人（2649×0.8），那么充其量称为饿死或营养不良引起死亡的为529.8万人。前文我将1960-1961年与1959年相比，这两年多死亡721万人；与2008年相比多死亡783.4万人。按80%病亡扣除，其中因饥饿或营养不良引起死亡的人数充其量在144.2-156.7万人。仅及复辟狂捏造的3755万人的3.8%-4.2%之间。也就是复辟狂们在这里夸大了23-25.1倍。这两年确实存在饿死人的问题，尤其在我的家乡——安徽部分农村，这与当时粮食生产浮夸风和随后的高征购政策有关，但粮食放卫星和随后的高征购政策不能只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用邓小平重新复出后所说，当时毛主席头脑发热，刘少奇、周恩来和我，头脑都发热，只有陈云未吭声。但陈云、薄一波等在1958年钢铁产量翻一番运动中提倡土法炼钢，也有责任。“三面红旗”都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而是别的领导人率先提出。         

在1960年到1961年，饿死人的问题，或者说“非正常死亡”的问题，确实严重的存在过，中国当政者应该永远牢记这个血的代价。但是，不要忘记，改革开放以后，饿死人的问题，或者说“非正常死亡”的问题，不是更为严重的存在吗！农村数百万“五保户”在不少农村让其“自生自灭”，上百万乞讨流浪人员，其中有没有“冻饿夭亡”的吗？还有每年有25-32万自杀身亡的，他杀在80-100万人左右，这是改革开放前是少有的。据统计，2008年刑事立案达488.5万件，比1978年增长32.2倍；每万人口立案数达36.78件，比1978年增长23.1倍；治安案件达877.3万件，比1985年增长8.53倍；民事案件达541.3万件，比1978年增长17倍。2008年一年审判刑事犯罪人就达100.73万人，比1978年增加86万人，罪犯增加5.85倍。有报道说，民众上访人数从1978-1982年平均每年2万起增到2005年以后3000万起，增长了1500倍。上千万民众上访，不仅存在被刑拘坐牢判刑，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被活活折磨死的，还存在大量乞讨流浪、冻饿夭亡的。2008年检察院受理贪污贿赂和渎职案件51961件，立案33546件，立案贪官污吏41179人，年底结案41338件。2008年检察院决定批捕刑事案件63.23万件，97.1万人，决定起诉的有75.1万件、117.8万人。2008年年底中国在押服刑人员达162.34万人，按年初的犯人划分，女犯人占5.1%，未成年人占13.1%。2009年2月内蒙赤峰女工王娜、10月18日青岛酒楼小店主张霞、11月13日成都服装厂女老板唐福珍、12月14日北京海淀康新柱及云南曲清岳喜有，都因为强制拆迁自焚而亡，此外，今年中下旬连续发生震惊全国的“灭门惨案”：11月16日昆明21岁的陈文法杀害其父母、伯父母、祖母和堂哥等6名亲人；11月19日河北31岁的王×手持斧头将妻子、岳父、儿子、姐夫砍死；11月23日北京大兴的李磊将其父母、妻子、妹妹和两个孩子杀死；11月底东北一男子将其姐姐连捅数刀后，跑到街上见人就刺，结果刺死1人，刺伤12人。这些情况的存在，难道也是什么“太平盛世”的表现，而不是复辟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动乱的前兆？！         

      60年的非正常死亡增多是令人悲痛的！但是，我认为与1958年农业大跃进和包括赵紫阳在广东任农委书记时放“水稻卫星”等浮夸风密切相关，也与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见识迟、措施慢也有关。在全国各地高吹“粮食放卫星”的1958年，仍进口粮食22.35万吨，在随后发现粮食供应紧张和不足的1959年和1960年，却只分别进口粮食0.2万吨和6.63万吨，这两年又分别出口粮食415.75万吨和272.04万吨，结果这两年纯出口粮食415.55万吨和265.41万吨。一直到1961年-1962年才增加进口粮食至580.97万吨和492.3万吨，同时出口粮食135.5万吨和103.09万吨。整个“二五”时期进口粮食1102.45万吨，出口粮食1214.72万吨，纯出口粮食112.27万吨。比起1982年进口粮食1611.69万吨和2008年进口粮食3898万吨的政策反差是多么地鲜明？！         

关于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有人用1958年－1960年三年积累与消费、农业与工业及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失调来论证三年“大跃进”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历史史实数据到底是怎样？         

第一，关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原为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因后来没有按这个口径的统计资料，现改为居民消费（不含政府消费）、投资（不含存货）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比较。其中投资率在1958-1960年分别为25.8%、30%和31.4%（原国民收入中积累率分别为33.9%、43.8%和39.6%），三年平均为29.1%，虽比“一五”时期平均为25%左右高出4.1个百分点，但比1988年占31.4%仍然低了2.3个百分点，比2008投资率高达41.1%却低了12个百分点。2008年投资率如降低到“投资膨胀”的1958-1960年的29.1%水平，那么2008年多投资了36913.3亿元（306859.8×0.291-126209.5），而1958-1960年三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只有4238.7亿元，仅为2008年126209.5亿元的3.36%，即2008年一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大跃进三年总和的29.78倍，如果说那三年是什么“投资”或“积累”膨胀，那么2008年则是“恶性投资膨胀”或“极度积累”。  1958-1960年居民消费率，三年平均为51%，虽比“一五”时期略有下降，但比1980年占50.9%仍然高出0.1个百分点，比2008年消费率下降到35.3%却高出15.7个百分点（2008年美国为70.1%、印度为54.7%）。如果说“大跃进”三年投资挤了消费，那么按那时的平均消费率测算，2008年高投资率则挤了居民消费48106.3亿元（306859.8×0.51-108392.2），全国13.28亿人口平均每人少消费3622.5元。虽然那时的积累与消费或投资与消费存在不协调的问题，但比起现在来说要合理一些。如果将48106.3亿元被挤占的居民消费投入到低收入家庭，按2008年农村贫困线1196元测算，可以使中国农村40.22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的悲惨境况，即不仅使2008年生活在1196元贫困线下的4007万人全部摘掉绝对贫困帽子，而且还可以使全国13.28亿人口平均每人增加消费3622.5元。

第二，关于工农业比例关系。以工农业占GDP比重比较，1958-1960年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34.1%、26.7%和23.4%，三年平均为28.1%，比1952年降低22.4个百分点，而这三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为36%，比1952年高出18.4个百分点。由此说，工业上升过快、农业下降过大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以此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崩溃的标准却是荒唐可笑的。因为要把落后农业大国变成工业发达国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先进的工业机械设备来武装农业即实现农业机械化。没有农业机械化，靠分田到户的人拉肩扛的小农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只能是“天方夜潭”式的幻想。因此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超过农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58-1960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不仅不是什么“罪过”，反而是中国从此由落后的农业大国进入工农业都比较发达的标志。后国家采取压工业、保农业的严厉措施，才出现农业产值反超工业，但到1970年以后，工业就永远超过农业，农业保持占GDP28.1%的比重只维持到1985年，此后就永远低于这个比重，2008年下降到仅占GDP的11.3%，比大跃进三年平均下降16.8个百分点。因此农业比重下降不仅不是什么“崩溃”的依据，反而是工业现代化、国家发展和进步的表现。         

     第三，关于轻重工业比例关系。1958-1960年轻工业平均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40.5%，比1949年下降33.1个百分点，同期重工业比重上升了33.1个百分点。存在轻工业下降和重工业上升过快的问题。但赵紫阳坐上总理宝座后接过某人的建议，要建立所谓“轻型工业结构”（指轻工业产值超过重工业）却是伪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只有1981-1982年两年轻工业产值超过重工业，2008年轻工业（规模以上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28.7%，比三年大跃进平均数下降11.8个百分点，相应的重工业比重上升了11.8个百分点。既然不能说2008年的投资与消费、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关系失调“到了崩溃边缘”，反而说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那么大跃进三年上述各种比例关系比现在还要好，为何反倒成了“崩溃边缘”了呢？总不能学美国佬一切搞“双重标准”吧？！

      我认为，“二五”时期的后三年中国出现了经济短缺危机，但仍不能说是什么“经济崩溃”。理由有:         

（1）工业企业数、职工人数减少，但工业生产力却都保留下来了。1962年社以上工业企业数虽比最高的1959年减少12.1万个(其中国有工业减少4.58万个，城乡集体减少7.52万个;工业劳动者减少1176万人（其中国有工人减少815万人，但城镇集体却增加l44万人），但是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从1957年的274亿元增到1962年的786亿元，纯增512亿元，平均每年增加102.4亿元。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崩溃、企业破产倒闭、机器设备被毁、生产力受到破坏是截然不同的。中国通过有领导、有计划实行“关停并转”的调整措施，虽然企业个数、人数减少了，但生产力却全部保护下来了，反而通过合并重组增强了，有用人才也保留下来了，富余职工也给以妥善安排，未造成社会动荡。         

（2）未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在“大跃进”的前3年，各类物价基本保持稳定并略有下降（如消费物价－0.05%）。只是从1960年以后逐步放开三类农副产品价格，搞“高价商品”(陈云提议的，目的是回笼货币)，允许个体商贩存在并自产自销，使物价上涨。1961年零售物价上涨16.2%，消费物价上涨16.1%，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28%，达到建国29年来最高水平(1950年以来)，列建国60的第4、5和第2位的高水平。整个“二五”时期，分别年递增4.7%、4.15%和6.5%，为轻微的通货膨胀，只有1961年上涨16.1%，与1988年上涨18.8%、1989年上涨18%、1994年上涨24.1%和1995年上涨17.1%，才能称为恶性通货膨胀。         

     （3）“二五”时期，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也没有达到“崩溃”的程度。“二五”时期的财政收支都是正增长，分别年递增0.2%和0.1%（水平法），累计有财政赤字129.54亿元，列13个五年计划时期第7位，其中1960年有赤字81.8亿元，列建国29年的最高额，但仅列建国60年的第25位，而且1961就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到1962年有财政节余18.67亿元，列60年财政有节余的20年中第5位。对外贸易－3.1%，但有贸易顺差累计5亿美元，其中1962年有现汇结余0.81亿美元。市场货币流通年递增15.05%，列13时期的第6位;五年平均年发钞票53.7亿元，列13个时期的第9位，主要是1960-61年分别增发20.8亿元和29.8亿元，列前26年的第3－1位，但是大大低于改革开放30年的平均水平（30年平均年增发1133.6亿元钞票，其中2008年高达3885亿元），而1962年不仅未增发钞票，反而回笼货币l9.2亿元，是建国以来回笼货币6年中最多的一年。银行存贷款分别年增20.05%和19.7%，分列12个时期(无恢复时期数据)的第4、5位;1962年贷款规模维持在1958年的水平，有存贷差238.6亿元。这五年中只有1958年发公债7.98亿元，未向国外借款，而且偿还国内外债务50.49亿元，其中还外债34.07亿元，占外债总额的59.3%(总外债51.63亿元)。即财政与银行都没有破产和倒闭，虽然问题在头29年内较为严重，但在照常运转，而且1962年出现好转的趋势。

     （4）从经济总体来说，也没有到什么“崩溃”边缘。由于1959-1961年农业生产主要受旱灾等影响(受灾面积分别为4463、6546和6175万公顷，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42.7%、62.4%和59.8%，分列建国60年来的第20、1、2位。那种说这几年是什么风调雨顺年景是不顾事实的捏造。)，农业生产全面减产，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迫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非农业(主要是工业)采取调整措施，这样才使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贸业出现了比农业更大幅度下降，才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负增长。GDP在前2年分别增长21.3%、8.8%的基础上，1960年只比上年下降0.3%，仍然维持在高产出水平。到后两年由于调整措施才使整个“二五”计划时期按水平法计算－2%，按累计法只下降0.62%。除农业外，其他行业仍有一定的正增长。第二产业年增0.95%（按累计法计算为6.3%），工业增加值年增2.15%（7.3%），运输邮电增加值年增2.25%（6.8%），工农业总产值年增0.06%（3.2%），工业总产值年增3.8%（9.5%）。其中轻工业年增l.1%（3.2%）。重工业年增6.6%（16.7%）。说明“二五”时期工业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创造了比改革开放30年来还要好的成绩：如能源总量五年平均年递增11.75%、煤炭年增10.9%、原油年增31.5%、发电量年增18.9%、化肥年增25.2%、化纤年增132.6%、缝纫机年增22.9%、手表年增268.5%、天然气年增71.8%、农药年增6.25%等，改革开放30年来有那一项增速达到上述水平？！“二五”时期，基建投资1206.09亿元，比“一五”计划增长1.05倍，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也比“一五”时期增长75.1%。苏联从1950-1959年援建项目共计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只建成103项，其余201项正在建设中。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设计图纸和资料，停止供应设备和零部件，使250多个企业和建设项目处于停顿状态。中国硬是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把这些项目一个一个建成了。“二五”计划时期新增产品生产能力比“一五”时期有成倍增长，其中炼钢增长3.52倍、煤炭开采增1.34倍、发电能力增2.5倍，石油开采增5.22倍、化肥增6.24倍、水泥增3.49倍、食糖增76.9%、纸张增3.53倍、新建铁路增加1958公里，港口吞吐增加764万吨等。先后建成铁路有宝成、包兰、黔桂、北承铁路;建成黄河三门峡、汉水丹江口、刘家峡、青铜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建成重庆长江大桥和郑州黄河大桥。这个时期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如试制成功半导体收音机、电视发送设备、巨型变压器、内燃电动机床、2500吨水压机、2.5万千瓦高温高压汽轮机、二千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5千～1万吨远洋现代货轮、拖拉机、“东风”牌汽车、“红旗”牌高级轿车、每秒运算1万次计算机、数控铣床、25型直升机、液体探空火箭、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在当时国际上都是比较先进的产品。特别是1958年昆明机床厂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台世界先进水平的精密机床。1960年4月21日在河北怀来县进行了一次小型原子弹爆炸试验并获得成功，同年12月5日仿制“P－2”导弹首次试验也发射成功。在首都北京还建成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电视台(现为中央电视台)及北京十大建筑。仅列上述成就，也不能说经济到了“崩溃边缘”。那种把“二五”时期发展速度一定要达到“一五”时期水平，推算出“大跃进”损失1200亿元的数据既不科学，而且也高估了损失。

三、关于建国头29年中国国民经济建设成就

建国头29年不仅国民经济没有“崩溃”，而且还取得了以下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

（一）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工业经济体系。

29年来工业基建投资3434.4亿元，工业新增固定资产2292.89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6.8%。比改革开放后“八五”时期的62.7%高出4.1个百分点。1979-2003年工业基建总投资达到53701.6亿元，为前29年的15.6倍，其中年平均投资扩大了17.1倍。由于竣工房屋造价由1978年每平方米造价104元（为前29年最高造价）增到2003年1273元，上涨了11.2倍，因而单位投资效率比前期差。前29年仅用后25年6.4%的基本建设投资就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通过大规模工业建设，新增了一大批工业生产能力：铁矿开采能力13928.9万吨，占建国54年来的63.1%；炼铁能力3715.7万吨，占59.5%；炼钢能力3304.6万吨，占55.8%，煤炭开采新增46054万吨，占45.8%；石油开采11116.7万吨，占27.8%；天然气249亿立方米，占55.5%；发电装机容量5128.8万千瓦，占14.9%；化肥1141.8万吨，占42.1%；水泥4931.1万吨，占30.0%；棉纱1054万锭，占61.9%；制糖301万吨，占43.8%；造纸294.9万吨，占31.9%；木材采运量2583.2万立方米，占54年来的82.2%；硫酸657.1万吨，占57.3%；合成氨1162.3万吨，占52.8%；纯碱115.7万吨，占24.9%；烧碱127.5万吨，占56.1%；手表788.2万只，占72.9%；食盐1081万吨，占71.3%；新建铁路23937公里，占51.9%(前29年新修铁路2.99万公里，而后30年只有2.8万公里)；新建公路240565公里，占47%等。还必须指出中国到1978年已经批量生产汽车、现代化万吨轮船、喷气式各种飞机、千万次计算机及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还建成工业各行业为建国50年来最大的企业：最大的矿区——山西大同煤矿，最大的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最大的火电厂――江苏谏壁发电厂，最大发电机组――青海龙羊峡水电站，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最大的炼油厂――洛阳炼油厂，最大型轧钢工程――武钢1.7米轧机，特宽特厚大型轧机――河南舞阳钢铁公司，最大铁矿处理工程――攀枝花公司密地选矿厂，最大的铜矿――江西铜业公司，第一条浮法玻璃生产线――洛阳玻璃厂，最大的乙烯工程――大庆乙烯厂、第一个汽车厂――长春一汽，最大的造纸厂——佳木斯造纸厂，最大的盐场——塘沽盐场，最大的甜菜糖厂——黑龙江红光糖厂和吉林新中国糖厂，最大的甘庶糖厂――广西贵溪化工厂等。上述企业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上大企业的生产规模，是中国工业实力的代表。

经过29年的努力，中国工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建立了一大批新的工业行业和现代化工业。包括现代冶金设备制造业、采矿设备制造业、大型电力设备制造业，飞机和汽车制造业、大型及精密机床制造业、高级合金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石油化学工业，有机合成材料制造业、宇航工业、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工业，各种通讯、传输设备及精密仪器仪表制造业等现代工业，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仅机械工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设立了8个机械部。这都标志着，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已达到当时世界平均先进水平，至少是同步发展的。到1978年，中国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可以装备大型矿山、电站、冶金、石油化工、汽车、造船、纺织等重要工业，不仅填补了许多工业技术的空白，而且使中国工业生产逐步转移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从固定资产装备系数来看，中国不再是敲敲打打、手工作坊式的原始落后状况。国有工业企业人均拥有固定资产已从1952年的2918元增到1978年10501元，增长2.6倍，人均占有资金从2878元增到10763元，增长2.74倍。统配煤矿的机械化采煤程度已达58%。不少工业设备和生产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冶金工业有世界一流的4千多立方米的炼铁高炉，自行设计制造的1.7米轧机已在本钢投入生产;机械工业能自行设计制造6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和150万吨钢铁企业的成套设备;石油工业已打成多口6千米的超深井;建材工业已掌握水泥窑外分解技术;电子工业已研制出每秒运算4万次的大型电子计算机;造船工业已能设计并采用分段焊接法制造2-3万吨货轮;纺织工业已掌握气流纺、喷气织布及新的印染整理等工艺技术。通过29年的大规模有计划有目的的工业建设，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部门残缺不全、分布畸形的状况。

到1978年我国已建立了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建材、森工、纺织、轻工和国防等11个工业部门，57个工业产业和500个工业行业的门类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基础雄厚、技术较先进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如冶金工业企业到1978年有4923户，职工人数309.4万人，拥有机床7.93万台，锻压设备12714台，1978年工业产值368.9亿元，1953—78年增速平均为12.75%;电力工业有企业8286户，职工76.4万人，拥有机床l.54万台，锻压设备2382台，1978年工业产值161.4亿元，26年增速15.2%；煤炭工业有9827户，职工378.5万人，机床3.7万台，设备8045台，1978年产值116.9亿元，年增速度9.25%;石油工业有企业250户，职工49.5万人，机床1.59万台，设备1574台，产值233.3亿元，年增20.9%;机械工业有10.3753万户，职工941万人，机床191.6万台，设备43.9621万台，1978年产值1155.5亿元，年增l6.2%；森林工业有12128户，职工119.6万人，机床2.5万台，设备4456台，1978年产值77.4亿元，年增4.4%;建材工业有44118户，职工182万人，机床5.24万台，设备9130台，产值153.9亿元，年增11.3%；纺织工业有35474户，270.1万职工，机床6.4万台，设备6472台，产值529.1亿元，年增6.85%;国防工业有52808户，职工188.2万人，机床7.39万台，设备23635台，产值384.1亿元，年增9.95%；造纸工业有13553户，40.l万名职工，机床3.26万台，9791台设备，产值53.8亿元，年增8.15%；食品工业有40953户，203.9万名职工，拥有机床3.89万台和3826台设备，产值471.7亿元，年增6.25%。这些工业部门、工业产业和行业及工业产品都是29年来一个厂一个厂建设起来的，决不是资改分子一句话就可以否定了的。

针对旧中国只有落后的纺织业和原始的采矿业和手工敲敲打打的修理行业的状况，新中国根据优先发展重工业或生产资料生产优先的原则，走“重化工”的工业发展道路，才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才能提高国防防卫力量，才能用机械制造业武装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才能不断实现工业现代化。靠轻纺工业既实现不了工业现代化，更实现不了国防现代化。那种攻击过去29年走重化工道路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人看到的是外国家用电器如何普及，对比中国“老四件”确实落后了，但让港澳台和外国人看到中国重工业设备，他们都十分惊讶，靠进口设备生产轻纺电子产品，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没有重工业特别是没有机械工业的优先发展，就永远成不了大国、强国。这就是历史史实。

上述事实说明，我国国有工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它拥有先进的设备、技术，高有机构成、高素质人才和熟练工人，又有品牌和信誉。如将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私有化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状况将名存实亡；等到全部私有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国使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单位数，由1949年15.6万多户增到1978年34.84万户。其中国有工业企业由3326户增到8.37万户，集体工业由193户增到26.4万户；工人人数由612万人增到6091万人，其中国有工人由306万增到3139万人，集体工人由9万人增到1215万人。29年中，我国工业经济有了飞速发展，工业增加值增长了42.5倍，年增长13.9%，比改革开放后30年（1979-2008年）年增11.55%高出2.35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增长39.6倍，年增长13.6%，其中轻工业增长19.8倍，年增长11.05%，重工业增长90.8倍，年增长16.8%；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增长88.4倍，年增长16.7%；集体工业产值增长1618倍，年增长29%。所有的工业产品产量都有成倍增长，而且绝大多数年增速都比改革开放30年来要高，如化纤从1957年批量生产以来增长1422倍，年增42%，后30年年增15.95%，高出26.05个百分点；纱增长6.3倍，年增7.1%，比后30年年增7.6%，只低0.5个百分点；布增长4.84倍，年增长6.25%，比后30年年增6%，只低0.15个百分点；纸张增长38.9倍，年增13.55%，比后30年年增10.35%，高出3.2个百分点；食糖增长10.4倍，年增8.75%，比后30年年增6.35%，高出2.4个百分点；原盐增长5.5倍，年增6.7%，比后30年年增3.8%，高出2.9个百分点；卷烟增长6.4倍，年增7.15%，比后30年年增10.3%，低了3.15个百分点；能源总量增长25.4倍，年增11.95%，比后30年年增4.85%，高出7.1个百分点；原煤增长18.3倍，年增10.75%，比后30年年增5.15%，高出5.6个百分点；原油增长866.1倍，年增26.2%，比后30年年增2%，高出24.2个百分点；天然气增长1960.4倍，年增29.9%，比后30年年增5.85%，高出24.05个百分点；发电量增长58.7倍，年增15.1%，比后30年年增9.05%，高出6.05个百分点；生铁增长138.2倍，年增18.55%，比后30年年增9.05%，高出9.5个百分点；粗钢增长197.6倍，年增20.5%，比后30年年增9.65%，高出10.85个百分点；钢材增长168.8倍，年增19.5%，比后30年年增11.55%，高出7.95个百分点；水泥增长97.8倍，年增17.15%，比后30年年增10.75%，高出6.4个百分点；木材增长7.3倍，年增7.9%，比后30年年增1.5%，高出6.4个百分点，而在2003年以前是负增长；硫酸增长164.3倍，年增19.25%，比后30年年增7.1%高出12.15个百分点；纯碱年增长14.1倍，年增9.8%，比后30年年增9.25%，高出0.55个百分点；烧碱增长108.3倍，年增17.6%，比后30年年增8.4%，高出9.2个百分点；乙烯从1960年批量生产以来增长542.3倍，年增34.95%，比后30年年增11.5%，高出23.45个百分点；化肥增长1447.8倍，年增28.5%，比后30年年增6.65%高出21.85个百分点；发电设备增长2418倍，年增长30.5%，比后30年年增3.45%高出27.05个百分点；汽车从1955年试生产以来增长1489倍，年增长38.55%，比后30年增14.75%，高出23.8个百分点；大中型拖拉机增长112.5倍（从1958年试生产），年增长26.7%，比后30年年增2.2%高出24.5个百分点；金属切削机床增长113.5倍，年增17.75%，比后30年年增4.15%，高出13.6个百分点；农药增长532倍，年增25.15%，比后30年年增4.35%，高出20.8个百分点；化学药品增长469倍，年增长26.6%，比后30年年增14.4%，高出12.2个百分点；塑料增长678倍，年增26.2%，比后30年年增13.55%，高出12.65个百分点；铁路客车增长33.1倍，年增12.95%，比后30年年增4.6%，高出8.35个百分点；铁路货车增长11.1倍，年增9%，比后30年年增4.15%，高出4.85个百分点。焦炭增长85.9倍，年增长16.8%，比后30年年增6.7%，高出10.1个百分点；自行车增长609倍，年增长24.95%，比后30年年增6.5%；高出18.45个百分点；照相机从1956年试生产以来增长177.9倍，年增长28%，比后30年年增23%，高出5个百分点；平板玻璃增长21倍，年增长11.25%，比后30年年增12.1%，低了0.85个百分点。从上述36种传统工业产品产量增速来看，除平板玻璃、卷烟、纱、布等4种产品，略低于改革开放30年外，其他32种全部超过，差距在0.55（纯碱9.8：9.25%）－27.05（发电设备3.45：30.5%）之间。其中拖拉机到2004年（-0.55%）为负增长，拖拉机2004年产量不及1977年的产量，倒退27年；木材2005年产量刚刚达到1978年产量，倒退26年；工业中的动力母机金属切削机床仅年增4.45%，比前期低了13.6个百分点；现代化动力源泉－发电量也相差6.05个百分点（15.1%：9.05%）。

改革开放以后，不顾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基本国情，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去交换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典型的例证是用8亿件衬衣换购美国一架波音客机）的所谓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出口依存度（出口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4.6%上升到2008年33.4%（世贸组织统计为32.6%），超过同年美国的9.1%、日本的15.9%、英国的17.1%、法国的21.2%、意大利的23.3%、加拿大的30.2%、澳大利亚的18.5%和俄罗斯的28.1%、印度的14.8%，仅比德国39.9%略低。2008年中国有贸易顺差2981.3亿美元，但外商在华企业占57.4%。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需、外资、外商、外企及设备、技术和资源的过度依赖。以石油为例，中国截止1992年为止，石油产需不仅能自给自足外，还有大量出口。1990年出口石油2925万吨，纯出口2317万吨，赚取外汇32.5亿美元。而到2008年，进口原油17888万吨，成品油3885万吨，共计进口石油23430.7万吨，超过国内原有产量的23.1%。中国经济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早在2007年已高达57.8%，2008年预计将在60%左右。1993年到2008年累计进口石油159803万吨，纯进口石油133267万吨，花外汇4776.51亿美元，15年年平均进口石油8884.5万吨，花外汇318.43亿美元。2008年进口铁矿石44356万吨，进口锰、铜、铬矿石1960万吨，花外汇166.24亿美元；进口机床88623台，花外汇75.87亿美元；进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54279万台，花外汇254亿美元；进口飞机308架，花外汇87.65亿美元等。中国目前对石油、铜、铁、氧化铝等原料的依存度已达60%左右，成了石油、铁矿石、钾肥、飞机、机床、医疗器械等进口大国。还出现“中国进口什么，什么都涨价”的怪现象。中国现今的出口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两头受制于人”，在去年下半年发生的金融经济危机下，已走进了死胡同而不能自拔。

上述史实说明，新中国头29年工业发展速度快于改革开放后30年，工业现代化进程、工业投资效率、工业经济效益及工业化带来的污染损失和工业生产力布局等方面都优于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工业化水平（指工业与农业的增加值和工农业人数比较之和），由1949年的11%提高到1952年的25%和1978年的62%。前29年工业化水平提高了51个百分点，而后30年仅提高22.1个百分点。工业占GDP比重由1949年的12.4%上升到1978年44.1%，下降到1990年36.7%，2008年为42.9%，比1978年降低1.2个百分点。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78年46.8%，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上升到72.2%，按李富春在“一五”计划中提出的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以上的工业化标准，中国也早在1959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税利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52年的30.2%上升到75.4%；工业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59.9%上升到72.9%。工业为农业、交通运输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装备，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如果说，前29年工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后30年比那时速度还低，出口外向型经济已走进死胡同，工业经济又到了什么“边缘”了呢？！

29年的史实证明，中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工业革命，不仅现代工业逐步建立起来，而且为工业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为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前提条件。那种把工业化等同资本主义化、私有化，认为不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就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新中国29年的历史史实证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着力发展国有经济，采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用集体联合劳动代替个体私有劳动方式，不仅可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矛盾和体现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对立及单个私人企业的有计划生产经营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避免周期性生产过剩发生经济危机，而且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完全可以而且能够完成工业和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对此，美国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评价为:在毛泽东时代，正是工业现代革命，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农业国变成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他评价说，中国工业化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后起之秀相比毫不逊色，其实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通传闻中的所谓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业现代化的时代!这才是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科技创新路子已找出，建立了能进行自卫反击的强大国防力量。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创造了社会前提。并且利用公有制的优越条件组织联合攻关，不仅把苏联撤退专家留下的建设项目攻关后上了马，而且在国防、尖端等科研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果。中国早在1956年就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1959年试制成功国产超音速战斗机。到1978年已能批量生产20多个机型的各类飞机的生产体系。在建国十周年的1959年的国庆阅兵中，中国已展示自主制造的主战坦克、各种先进的火炮、自动机枪、装甲车、鱼雷舰艇、喷气式战斗机等先进武器装备。为支持科研发展，国家财政对科研支出从1953年0.56亿元增到1978年52.89亿元，增长93.4倍，年增长15.9%，科研经费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为4.7%、改革开放后既没有这么高的速度也没有一年达到这个比重。1960年9月10日，用国产燃料发射了第一枚P－2导弹，11月5日自制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地球卫星成功。在毛泽东时代，人们发挥了极大的聪明才智，喜事连绵不断。50年代飞机、汽车、拖拉机和核装置试制成功;60年代除了“两弹”(导弹、原子弹)外，还有牛胰岛素人工合成和断肢再植、治疗大面织烧伤技术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70年代人造卫星、核潜艇、氢弹和中子弹试制成功。这些都不可能靠引进或搞私有制就能在短期内搞出来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如果不在60-70年代弄出“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的大国地位；江泽民说，如果不是勒紧裤带搞出“两弹一星”，中国早就挨打了。美国和后来变修的苏联在前20多年里，前后计划7次对新中国进行核打击。我认为，在头29年由于中国加强了重工业的发展，发展了国防军事工业和加强了战备，大搞三线建设，民兵训练和全民皆兵，才阻止了敌人发动对华战争，才“有备无患”，根本不存在什么“对战争估计过于严重”的问题。我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国防具有自卫反击的能力。这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又一宝贵遗产。

（三）改变了旧中国留下的畸形生产力的地区布局。         

新中国从1953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从“一五”到“五五”有计划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建设，将新建项目安排在靠近能源和原材料产地，增加了对内地的投资，包括“三线”建设，在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建设了一大批工业基地和新兴的工业城市，使辽阔内地的资源得到利用，工业布局趋向合理，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生产力布局。这是中国经济建设中又一伟大成就。在1953-1978年26年中，国家对内地总投资3417.68亿元，占地区总投资60.5%，占全国基建总投资54.9%。“一五”共安排694个大中型项目，其中472个安排在内地，占68%;“三线”总投资1000多亿元，形成了武钢、包钢、兰州、西安、太原、郑州、洛阳、哈尔滨、长春、吉林、成都等新的工业基地，在三线地区相继建成了近2000多个大中型企业，形成了45个大型科研基地和30个新兴工业城市。最为突出的是在渺无人烟的北大荒，自力更生开发出大庆油田；在崇山峻岭中建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和九盘山煤炭基地；在黄河、长江上兴建了包括南京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等数座横跨两岸的大桥和龙羊峡水电站、葛州坝水利枢纽等宏伟工程；过去交通闭塞的西北、西南地区相继修建了宝成、湘黔、襄渝、川黔、成渝、贵昆、成昆及包兰、天兰、兰新、兰青等数十条铁路。公路建设除西藏的墨脱县外，已县县通了公路。在1950-1978年，29年中投入5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建投资527.17亿元，占全国总投资的8.4%，建立了包头工业基地；在新疆建立了克拉玛依油田和一批有色金属基地;宁夏开发了贺兰山煤田；在西藏，这个昔日无现代工业的空白地区，建起了一批发电厂、毛纺厂、皮革厂和建筑材料工业。由于加大了对内地投资，使生产力布局趋向均衡化，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如工业地区布局分布，由解放初沿海与内地大体为7：3，到1978年变为6：4；而到2008年又倒退到7：3；工业企业数，内地由1952年占49.7%上升到1978年56.4%，2008年退为27%；工业总产值由30.6%上升到39.1%，2008年下降到25.3%；工业固定资产占有量由28%上升到56.1%，2008年下降到38.9%，总资产只占35.8%。轻工业产值由28.5%上升到35.5%，机械工业产值由24.1%上升到37.8%。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提升，如化肥从0上升到51.4%，机床从8%上升到35.3%，2008年下降到17.2%，布从18.4%上升到40.7%，2008年下降到18.7%，纸张从30.2%上升到43.2%，2008年下降到28.9%。这种投资的转变，不仅缩小了地区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布局，而且发展了内地经济，初步建设了战略后方，增强了反侵略战争的防卫力量，也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在让对外开放的东南沿海地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各种优惠政策和外资、投资等资源都流向东南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与内地、特别是与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差距也达到极限，生产力布局又倒退到旧中国畸形状态。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基本解决了近10亿人口的温饱问题。

      中国总人口从1949年54167万人增到1978年96259万人，再到2008年132802万人，前后增加4.2和3.65亿人口。分别年增2%和1.1%。前29年城镇人口年增3.85%，后30年增4.3%，因此城镇化水平从1949年10.6%上升到1978年17.9%和2008年达45.7%。人均GDP从1949年75元增到1978年381元和2008年22698元，前29年增长3.5倍，年增5.3%，后30年增10.9倍，年增8.6%。按现价现汇测算，从1949年35.7美元增到1978年226.3美元和3268.2美元，按此测算，前29年均增长5.3倍，年增6.55%，后30年增长13.4倍，年增8.45%，差距不是很大。农民人均纯收入从43.8元增到1978年133.6元和2008年4760元，改革前后分别增长3.9%和7.15%；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1元增到343.4元和15780.8元，分别增长4.85%和7.25%。职工平均工资从262元增到615元和2008年29228元，实际年增长分别为2.2%和7.05%。居民储蓄存款1949年1.32亿元增到1978年210.6亿元和2008年217885.4亿元，按现价计算,分别年增长20%和26%；人均储蓄从0.24元增到21.9元和16407元，分别增长16.8%和24.65%。零售物价改革前后分别年增1.1%和4.7%，消费物价分别年增1.3%和5.65%。城市贫困人口从解放前4612万人减到1978年为零，2004年低于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的人口在5444.6万人（低收入户）及2008年城镇5%的困难户年收入只有3137元，而按1.25美元国际贫困线测算，以三年平均汇率折合成3425元人民币；且收入与消费相比，支大于收725.72元。因此，这5%的困难户应是绝对贫困人口，按城镇总人口推算城市贫困人口为3033.4万人（其中得到政府救助的低保人数就达2334万人），贫困率从80%降为0和10%或5%；农村贫困人口从4.3亿人减少到1978年2.5亿和2008年近4.34亿人（按联合国世界银行提出的每人每天消费1.25美元的贫困线测算)，贫困发生率从90%减为1978年31.6%和2008年60%。将城乡贫困人口相加（城市3033.4－5444.6万人，农村1.7-4.34亿人），全国贫困人口约在2.03亿－4.88亿人左右，贫困率在15.3%－36.7%左右。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公开承认的数据是：1978年为0.31，社会分配比较公平；在当政者大力发展中外私有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既定方针下，贫富差距急剧拉开，到2000年基尼系数已突破了0.4这个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到2008年已高达0.466，比美欧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要高。据“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一文指出：“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超过美国（2003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08，美国在西方国家最高）、日本的0.249、韩国的0.318及印度的0.325。事实上，它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中国至今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构架已荡然无存。”虽然我国迎来60周年国庆，社会矛盾尖锐，群体事件频发，其深层原因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达到极限。因为2004年500元人民币只能兑换60.4美元，1980年100元可兑换67美元；按消费物价测算，2008年522.7元只相当于1978年的100元。那时城市居民因多种原因发生生活困难，有集体单位和各级政府保障；农村居民生活困难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队组织和国家扶持，也基本能保证，特别是“五保户”改革开放后有的农村已自生自灭。毛泽东时代，机关、学校、公有制单位实行公费治疗，生老病死都有医疗卫生保障；农村实行合作医疗，推行“赤脚医生”，近乎免费治疗、惠及亿万农民家庭，该制度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和大力提倡。毛泽东时代，全国有85%的人有医疗保障，而改革开放后却有80%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近年来在城镇推行基本医疗和在农村推行合作医疗，但是是低水平的，离广大劳苦大众的迫切需要还相差很远。不少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为职工修建了住宅和福利性食堂、浴室、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职工疗养院、文化娱乐设施等。以2008年与1978年比较，反映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衰退情况：近30年来，中国总人口纯增3.65亿人，2008年底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54.3%，但中国医院、卫生院总数却从1978年的64311座减少到2008年的59572座，纯减少了4739座，下降了7.4%。农村医疗卫生更有大幅度减少：其中乡镇卫生院2008年只剩下了3.9万个，比1978年减少了1.6688万个，下降了30%；床位数只剩下了82万张，减少了32万张，下降了28.1%；卫生技术人员只剩下了87.4万人，减少了44.7万人，下降了33.8%。这就是医疗改革的后果。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全民医保，才是中国医改的正确方向。

许多经营较好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从集体福利中得到的实惠，甚至接近了名义工资，1978年仅全民单位支付的劳保福利费达66.9亿元，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14.3%，比1952年支付的劳保、福利费增长6.042倍。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总方针，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是为全体人民特别是为广大工农劳动人民服务的，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的，而不是私有制社会为资本家、官僚买办、贪官污吏谋取最大的私利。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国家采用陈云提出的关系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的办法，用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和日用品“购物券”等，虽然受到“资改派”的恶毒攻击和丑化，但是这种票证供应方法确保了亿万人民的基本生活消费的需要，保证了社会安定团结。而且在严重灾荒、地震、战争、社会动乱等非常时期，要想保持社会稳定，都必须采用这种“计划供应”的办法。即使当今各级政府，特别是大中小城市，对粮食、食油和煤、电、水、汽的供应也必须保证需求，而且一天也不能断档。对各种突发事件也应有预谋对策。这都说明“预测、计划”的重要性。

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国居民每人每年消费水平从1949年62元增到1978年184元，增长1.97倍，年平均增长3.8%，抛除消费物价年均增长1.3%因素，实际增长1.3倍，年均增长2.9%；其中农民从54元增到138元，市民从83元增到405元。居民平均每人每年生活消费量到1978年是：粮食390.92斤，虽低于1952年4.42斤，但高于1986年以后的水平；食用植物油消费3.19斤，低于1952年1斤，但基本保护了炒菜做饭的需要；除上述两种消费品消费略有下降后，其他消费品都有增加：猪牛羊肉消费16.84斤比1952年增加3.18斤，家禽消费增加0.01斤，为0.87斤；鲜蛋3.94斤，增加1.9斤；水产品7斤，增1.66斤；食糖6.84斤，增5.02斤，卷烟30.8盒，增19.9盒；酒5.14斤，增2.86斤；茶叶0.27斤，增0.12斤；各种布匹24.08尺，增6.96尺；毛线0.06斤，增0.05斤；鞋0.91双增0.73双；消耗煤炭210.31斤，增127.12斤；1978年每百人拥有耐用消费品量也有较大增长：拥有自行车7.7辆、手表8.5只、缝纫机3.5架、电视机0.3台、收音机7.8台、照相机0.5架、录音机0.2台、电风扇1台等，而在旧中国普通百姓连幻想也想不到的。每人每天有报纸3.2份，每人每年有图书、杂志4.8册。1978年在农村人均住房面积8.1平方米，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6.7平方米。上述数字说明，毛泽东时代基本上解决了近10亿中国人的吃穿用住行“五个字”，即近10亿人的生存温饱需要。特别是解决了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占中国总人口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的温饱问题，是从古至今历届中国社会、包括一切私有制剥削社会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一切私有制社会离开了对广大工人、农民的剥削，剥削者就无法存在，正是工人、农民的贫困才养肥了少数财主、资本家等剥削者、统治者。在苏东国家演变、中国社会转型的当今世界，毛泽东时代让工农劳苦大众当家作主，解决了近十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仍然具有开创新世界的典范作用，更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四、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

      2009年，是毛泽东诞辰116周年，我们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有33年了，但他对中国人民的恩泽，让人民当家作主，消灭剥削和奴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对中华民族发展繁荣，建立了崭新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永远不能丢弃；他留给我们宝贵遗产，如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剥削制度，消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用按劳分配取代按资按股分配，消除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用社会自觉调节（或国家自觉利用经济规律）取代价值规律自发调节，消除私有制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通过宏观调控自觉保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资为辅的原则，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以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外部世界而属于民族自己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基础和希望；用工人阶级的民主管理取代资本家、私人的个人管理，实行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亿万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企业、社会和国家活力的源泉。所有这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我们都必须永远牢记。         

在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建了自立自强的新中国，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建设了强大的国防力量，赢得了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国地位，近十亿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生老病死都有社会保障，这是当今没有任何国家能做到的。         

（一)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创建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在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蒋介石800万军队，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建立，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受尽欺凌的屈辱历史。从此，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除台湾省外的国家统一、56个民族的大团结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人民所渴望的安居乐业、自由幸福的生活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多少炎黄子孙向往新中国，亿万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获得“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过如此喜笑颜开、扬眉吐气。中华民族只有到这时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二)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依靠人民群众，肃清反动残余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经过土地改革、统一全国财政工作、镇反和整治社会，不仅在一年多时间内制止住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恶性通货膨胀，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消除了各种丑恶现象，而且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仅用三年时间就把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和平改造”、“和平赎买”的设想，创造性地实现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1954年制定出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人民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中华民族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是新中国能够比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取得无法比拟的发展和进步的根本保证。

(三)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巨大的推进，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我们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无数艰难困苦和外有强敌破坏，内有内鬼捣乱；逐步建立起来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普遍提高。经过29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以7.45%的年增速度赶超世界大国和强国，中国的综合国力从占世界第13位上升到第10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将极端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工农业都比较发达的工农业国，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生产力布局，使辽阔的内地资源和经济得到充分利用和发展。十亿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向小康生活迈进。

经过29年的努力，我国建立的公交企业已达40万个，其中到1978年乡以上工业企业就达34.84万个、6091万工业职工。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到1978年已达4488.2亿元比1949年增长34.1倍，不论工业、农业和其他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基础(1978年GDP和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3645.2亿元和1018.4亿元、1745.2亿元及881.6亿元，比1949年分别增长7.013倍和1.35倍、44倍和5.67倍)。1978年各企业拥有金属切削机床达267.75万台、石油年产量超过1亿吨(10405万吨)、煤炭超过6亿吨（6.18亿吨）、钢达到3000多万吨(3178万吨)，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其中产业工人达2186万人，29年培养大学毕业生294.6万人、中专毕业生547万人、中学毕业生约1.7亿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人均CDP达到381元，比1949年增长3.48倍，年递增5.3%，职工年均工资达615元，农民人均收入133.6元，城镇居民收入343.4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87.3%、2.05倍和2.92倍)，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1978年粮食产量达30377万吨、人均拥有粮食637斤），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建国29年来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尽管走过一些弯路遇到过一些挫折，但我们还是在29年间取得了比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他们快。这是邓小平的评价。邓小平生前从没有说过前29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也没有说过新中国比西方大国落后50年，只是说过中国科学技术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20年，但并没有否定中国在某些方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邓小平主持新的历史决议，也没有作这种判断。就是到如今，人们共识是，中国科技总的水平仍然落后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

（四）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力量，打赢了反侵略战争，维护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经过29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单一陆军向现代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特别是“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使中国国防力量大大增强。中国国防力量完全具有自卫反击的能力，是任何外国不能小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伸张正义，维护被压迫民族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我国有423.8万人民军队，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在其他数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证明是一支能征善战、能打硬仗，有很强战斗力的军队。上述反侵略战争，既维护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安全，赢得了和平建设时期，又为促进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

上述四项成就，其中前两项，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创建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的；后两项，如现代化建设，建国头29年已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属于中国人民所有的，至少是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研制成功，使中国国防力量跃入世界强国行列;实施“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外交新局面，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到1978年8月已与10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形成了所谓三大国(指美苏中)或五大国(指中美苏日欧盟)强国地位或称国际格局，中国是三大国或五大国中的一角，对世界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从五个方面综合国力来衡量，国防力量（三弹一星和核潜艇、喷气式战斗机等军事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济实力（重工业迅速壮大和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科技创新能力（工业、军工、农业及生物、医药等科技创新能力，包括杂交水稻、牛胰岛素人工合成、数万次计算机等）、国家号召力和组织能力（毛泽东的威望、党的号召力和周恩来政府的组织能力，都列古今中国、国际社会最强之列）及国民凝聚力（人口众多且素质不断提高，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政治觉悟、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只要毛泽东一个号召就能形成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一人有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协作风格；自从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2个贪官，保持了政界20多年的清正廉洁，真正实现了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基本形成了路不失遗、夜不闭户、尊老爱幼、共同奋斗的社会风气。这是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都列世界前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即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建国头29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是铁的历史事实。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如日中天的时候评价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毛主席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而且这种评价他前后说了三次。这是任何走资派、资改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无法否认的。“经济崩溃”论可以休矣！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光茫，毛泽东思想灿烂的光辉将永远照亮我们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在国庆6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怀念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将世世代代永远铭记毛泽东的盖世功勋,与中华大地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