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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扭转中国衰亡趋势的根本原因

2019-9-11 21:03| 发布者: 红色记忆| 查看: 372| 评论: 5|原作者: 韩毓海|来自: 察网

摘要: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扭转中国衰亡趋势的根本原因 韩毓海 解决土地制度问题、训练和组织广大农民,从劳苦大众、从最基层出发改造中国社会结构 ...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扭转中国衰亡趋势的根本原因

                                               

                                                                                        韩毓海


  解决土地制度问题、训练和组织广大农民,从劳苦大众、从最基层出发改造中国社会结构,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再领导中国走向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的关键。而倘若放弃了这根本关键,汲汲于从上层、从书生们的狭小视角空谈所谓的“制度”和“技术”之优劣,无论是搞“三权分立”还是玩什么“五权宪法”,那就不仅是短视,而且是舍本逐末,而这种“瞎折腾”,终将自食“改革造成的恶果”,才是必然的事情。

 

中国改革与革命是近代落后的结果,革命当然不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而对于“中国近代何以落伍”这个大题目,则大致又有几种回答: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全球扩张所致;其二,则是一般地、抽象地将其归之于中国在制度、技术乃至文化上的落后弊端,以及西欧的先天优势(以马科斯·韦伯的理论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以“天下”和“世界”为担当的文明,资本主义则是自1500年以来从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以金融和军事技术为核心,向世界扩张的体系。这两种有深刻历史传统的组织形式,在500年历史间漫长的“互动”、博弈,才构成了我们解释500年来世界大势和中国“天下兴亡”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说,那些构成中国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国长期繁荣的因素,这正如我们文明中固有亟需变革的弊端,但其中却同时也蕴涵着近代改革与革命以及中国现代复兴的种子。只有了解中国文明形成的长期性、历史性、复杂性,同时又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而不是抽象地将问题归之于抽象的“制度”和“体制”而简单地打发掉,我们才能对于上述重大历史课题作出真正有意义的探究。

将中国的近代衰落简单、抽象地归之于“专制制度”,特别是所谓“国无宪法”、“民无权利”,这其实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对其浅陋机械,前人已多有讥评。如钱穆就曾说:

“谈者又疑中国政制无民权,无宪法。然民权之表达亦各有其方式及机构,能遵循此种方式而保全其机构,此即立国之大宪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国自秦以来,既为一广土众民之大邦,如欧西近代所行之民选代议士制度,乃为吾先民所弗能操纵。然诚使国家能历年举行考试,平均选拔各地优秀平民,使得有参政之机会;又立一客观的服务成绩规程,以为官位进退之准则,则下情上达,本非无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权宪法为推翻满清政府之一种宣传,固有效矣。若遂认此为中国历史真相,谓自秦以来,中国惟有专制黑暗,若谓‘民无权,国无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则显为不实之谈。民国以来,所谓民选代议之新制度,终以不切国情,一时未能切实推行。而历古相传‘考试’与‘铨选’之制度,为维持政府之两大骨干者,乃亦随专制黑暗之恶名而俱灭。于是一切官场之腐败混乱,胥乘而起,至今为厉。此不明国史真相,妄肆破坏,轻言改革所应食之恶果也。”(钱穆《国史大纲》)】

中国当然不是从来没有制度。自上古以来,就有以黄帝为代表的“血缘世系”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并存,就前一个世系而言,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贵族血缘承继;就后一个世系而言,权力始终是向平民开放的,这就是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而这里的“平民”,更不专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特别是包括少数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数民族血统者,太祖朱元璋以贫苦农民可以作皇帝,其合法性就来自于尧舜的名分世系。这两个世系的互动沿革,就是所谓“多元一体”的制度基础。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去,倡导“天下为公”,不断向平民、向少数民族开放权力的尧舜世系、尧舜体制,是比导致罗马帝国迅速崩溃、贵族院垄断权力的“宪政”更合理、更进步、更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制度,这已经为中国的长期统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所证实。

作为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无疑处于中国制度的重要转折期,从体制的上层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它是历史上皇权与士大夫阶级冲突最激烈的王朝。太祖洪武13年,废除了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这成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大变动。从此天子直接面对六部,六部有建议权,而天子则独揽决策权,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但内阁大学士没有建议权,为了避免皇帝与六部之间发生直接冲突,遂设司礼监居中传递协调。世宗、穆宗和神宗在位期间,皇权与六部之间的冲突,终于达到不可化解的僵持阶段,竟造成这三任皇帝几乎不见六部官员的局面,此后,作为皇帝代言人的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与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间的冲突更是日益加剧、不可协调。而正是皇权与官僚体制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造成了明代中期以来国家行政效率、国家组织效率的迅速衰败。

而这一时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变革时期,因为一个银行家、战争和国家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此时正在欧洲勃然兴起,而1500年以降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上中下结构却开始走向脱节,以至于国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动员官吏,反而总是被庞大的官吏集团所阻碍,国家组织效率的严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经济改革都不能真正实行,实际上,最终导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权专制的原因,更有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级之颟顸独断。无能而颟顸的士大夫阶级为了一己之私,妄图以道学的专制垄断社会权力,这种“士大夫阶级的道学专制”,更促成了体制从内部的解体。而正是由此看来,钱穆的博学,恐怕也是士大夫一家的博学,因为在他那里,无论均田重农还是平等夷狄,这些都不算数,只要你不尊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那么你就是专制。而他所同情、追随的国民党,虽曾标榜、号称要继承中国政治制度的有益因素,如在美式“三权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国式的“考试”与“监察”两院,以成为“五权”宪法,而这种精英运动的体制,又究竟是否行之有效,自然也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不过,确如钱穆指出:民权的表达和实行不能单靠一纸宪法和几个代议士,关键在于形成下情上达的有效机制,他的这种看法倒是真有启示性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诚然如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制度”而只有“专制”,例如所谓公田与私田、科举与选举、郡县与封建的制度争论,实际上就一直贯串于中国历史之中,并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正动力。看不到这一点,自然也就不能说对中国的文明有起码的了解,那甚至就会沦为钱穆所讥讽的: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恶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担起“改革的后果与代价”,这往往就与精英们没有知识和眼光,只会看见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关系。

而与钱穆比较起来,黄仁宇先生虽未打过仗,毕竟吃过粮(古人只把“军粮”称为粮),因此,他的有些话恐怕还算是比较到家的。他说:

过去的中国百年史,过于重视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比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 body)。其领导人不乏高远的理想,而他们身后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自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更何况渗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说到制度变革,孙中山以来的改革家们其实最终也都不得不认识到:这绝非立一纸宪草、推几个“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变制度易,变社会难”(这一点鲁迅等“先觉者”其实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无可措手”地痛感着)。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说:500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这实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至于说到变革中国的主体,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为,曾寄望于作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孙中山先生找到了革命政党,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变革中国、特别是进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决土地制度问题、训练和组织广大农民,从劳苦大众、从最基层出发改造中国社会结构,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再领导中国走向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的关键。而倘若放弃了这根本关键,汲汲于从上层、从书生们的狭小视角空谈所谓的“制度”和“技术”之优劣,无论是搞“三权分立”还是玩什么“五权宪法”,那就不仅是短视,而且是舍本逐末,而这种“瞎折腾”,终将自食“改革造成的恶果”,才是必然的事情。

时下人们恐怕都知道,近代以来,中国没有科学、工业、自由和民主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离开组织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个中国社会主体,离开了改造土地制度这个中国经济的最深层的基础,如果没有与基层现实密切联系的革命政党作为社会改造的利器,那就不会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国几千年来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般小农、毫无动员效率可言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更不能得以根本改变。正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造了中国的基层结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绝不能小视人民组织起来的力量,更不可小觑创立社会基层结构的伟业,因为它一方面使得农业上的剩余得以转用到工商业,同时又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口就业谋生,而且,国家从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财政管理,这又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独立自主的发钞权和货币主权。——但是,对于这一浅显的道理,却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认的。以为靠“个人自由”、一纸宪草、几个“民意代表”就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岂有文章惊天下,漫道书生事不成,百年一觉浮沤里,悲欣交集说摩登”——其实,就我个人来说,真正弄明白这个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察网摘选自韩毓海著《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一版序言。原标题为《近代中国兴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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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奋起千钧棒 2019-9-12 16:44
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把那个又矮又矬的卖国贼赶快从‘党章’和‘宪法’中彻底删除,这是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唯一选择,刻不容缓。
引用 云淡 2019-9-12 10:31
参考文摘
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规定,党的新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只包括“邓三科”,而不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后,党和国家一些重要文件和高层人士重要讲话中不再提及或很少提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例如在今年建国62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与人民日报社论就只字未提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也未提及毛泽东思想。
—— 武兵:毛泽东思想万岁   2012-01-29
引用 云淡 2019-9-12 10:30
参考文摘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领导人讲话中,竟然把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淡化”了,并在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去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似乎由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支人民军队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没有关系。这些举动,比那个“决议”走得更远了。
—— 武兵:毛泽东思想万岁   2012-01-29
引用 云淡 2019-9-12 10:28
参考文摘
毛泽东去世后,有人一方面强调要“完整的准确的”掌握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又竭力割裂或篡改这个科学体系,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固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不承认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妄图改变其理论基础,抽去其革命的灵魂,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对资产阶级无害的偶像。
—— 武兵:毛泽东思想万岁   2012-01-29
引用 东鹤人 2019-9-12 08:03
毛泽东正在彻底地改变世界!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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