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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西安事变不杀蒋介石是毛主席和中共的重大失误吗?

2019-8-9 15:49| 发布者: 蔡金安| 查看: 275| 评论: 35|原作者: 鹿野|来自: 察网

摘要: 笔者近日看到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时没有杀掉蒋介石是一次重大的失误,如果杀了蒋介石中国革命的进程会顺利很多。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 ...

鹿野:西安事变不杀蒋介石是毛主席和中共的重大失误吗?

笔者近日看到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时没有杀掉蒋介石是一次重大的失误,如果杀了蒋介石中国革命的进程会顺利很多。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士当中很多人便持这种观点,最出名的便是国民党元老柳亚子。笔者想在此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并对其做一点辨析。

柳亚子是著名的国民党元老,南社发起人之一,辛亥革命时期文坛的领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与他唱和的一些诗词也被广泛流传。像《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从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是语文课本的必修内容,“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也非常有名,还曾经被作为《人民日报》谈论中美贸易战的题目。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柳亚子虽然是和毛泽东主席有着良好的个人友谊,但是也曾经在解放战争发生转折时期的1947年针对郭沫若提出当前“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左派应该做共产党的尾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其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也犯有严重的错误,即如果说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时有机会杀蒋介石而没有杀是陈独秀的责任,那么在西安事变再度放过蒋介石则是毛泽东主席无法推脱的责任。这种做法不仅导致了日本侵华屡屡得手,而且最终导致抗日战争之后,蒋介石通过《中美商约》中国彻底沦为了美国的殖民地,还远不如汪伪政权统治的时代:

【对于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举一个例吧: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那一年五月,我到了广州,那时候中山舰案已经发生,高语罕走了,老汪不知躲在哪儿?老胡则新从苏联还来,在中央党部慷慨激昂演说了一番以后,明天就不见,据说是又被遣送出国去了。我见夫己氏(当时他还不配称独裁者呢!所以我宁用《左传》上的成语)逆谋渐露,认为此獠必反无疑,非用紧急手段处置不兴。
……
后来,果然不幸而言中,从“四·一二”而“五·三”,从“五·三”而“九·一八”,以至于“一·二八”“七·七”“八·一三”,来了一连串的悲痛纪念日。
……
当然,当时中共的领导者是亡友陈仲甫,他应该负错误的责任,不能把它写在毛先生的帐上。然而,“缚虎容易放虎难”,连秦桧的老婆都懂得的事情,而毛先生却不懂,那末,西安事变,养痈贻患的,又是哪一位呢?毛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并非存心攻击他,“人非圣人,谁能无过?”他只是太忠厚一点吧了。
……
独裁者把中国领土领海出卖给美国,使中国永久沦为美国殖民地来换取他变相帝皇的地位,这比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汪兆铭的卖国条约,还要无耻地超过他们一千倍、一万倍呢!
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磨剑室文录  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2,第1543页】

这固然仅仅是柳亚子的一家之言,但是当时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士也没什么人反驳,特别是没有一个认为西安事变不该杀蒋介石的,应该说也可以代表很大一部分“中间势力”的看法。

应该如何看待柳亚子的这种看法呢?

笔者个人认为,这种看法本身首先就暴露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二者之间眼光的差距。国民党总是崇尚英雄史观,鼓吹个人英雄主义,认为国家搞坏了的责任只在一两个人身上,只要通过暗杀等手段把这一两个人解决,国家与社会自然而然也就变好了。即使在国民党最进步的时代,如辛亥革命当中;以及国民党后期不愿意与蒋介石反动集团同流合污的左派人士,如柳亚子一类,同样免不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而毛泽东主席与中国共产党人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群众史观,认为旧中国之所以搞得一塌糊涂,并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三个阶级的责任,因此应该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而不是简单的通过暗杀,干掉某一个人来解决问题。如果不推翻三座大山,即使干掉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来其他的人。

这两种看法究竟谁高谁下,我想不需要太高的政治水平也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更为重要的是,柳亚子的这种看法暴露了国民党喜欢推脱责任,自己干不了的事却希望别人去干的作风,包括像他这样进步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未能免俗。比如说,柳亚子先生强调自己两次建议中国共产党杀掉蒋介石都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接受。问题是,既然你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陷入一切灾难的根源,那么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杀呢?如果要是你真的杀了蒋介石,让中国变好了,那么就不仅不用做中共的尾巴了,完全可以让中国共产党做自己的尾巴,服从国民党左派领袖柳亚子的领导嘛!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柳亚子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根本没有这个能力。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难道想杀蒋介石就能杀得了吗?中山舰事件爆发后,掌握部分军队有生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有机会杀掉蒋介石。不过毛泽东主席虽然没有主张杀掉蒋介石,但是也批判了陈独秀在这一事件当中的右倾妥协退让。可是西安事变的情况则是完全不同的,除了我们一般所说的在当时杀了蒋介石很可能引发内战,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当时的蒋介石并不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而是在张学良的手里。张学良并不想杀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总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撕毁和张学良的协议,与其开战吧?所以逼蒋抗日,已经是在当时情景之下最佳的处理方式了。

因此,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本身就暴露了国民党左派与民主人士身上的种种弱点。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只有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重温柳亚子这位国民党元老的相关论断,也的确可以澄清当下所流行的很多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那一段历史。

比如说,现在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蒋介石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甚至宣称其是“抗战领袖”。但是我们从柳亚子的讲话当中可以看出,当时不光是共产党人,即使是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士也认为蒋介石对于抗战没有什么功绩可言,甚至很大程度上是抗战的阻力。应该说,这种说法的确是不无道理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经常打着抗战的名义与日本人勾勾搭搭,不仅占据了大部分资源,而且还和日本形成了联合围剿八路军新四军的局面。正如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当中所指出的:

【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甚至日本方面也正是因为担心消灭蒋介石政府后失去了牵制的中共会迅速壮大,才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放弃了进军大西南,最终占领整个中国的计划:

【当时,日军大本营酝酿的四川的作战计划,也因有人顾虑中共势力会乘机扩大而加以反对,只好搁置一边。当时,日军参谋部第一部部长田中新一中将在其《业务日志》中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第二卷 大战的全面展开,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08月第1版,第680页】

因此,虽然在西安事变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逼蒋抗日是有利于团结全民族的最佳处理方式,但是现在有一些人无限的拔高西安事变的作用,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蒋介石抗日战争就会失败,同样是毫无道理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西安事变没有杀掉蒋介石是一个错误。因为一方面,如果要是蒋介石死了,国民党中掌握军权的顽固派分子主持国民党大局,而这些人的反动性决定了他们很可能投降日本,这也意味着杀掉蒋介石以后,中共要同时面对日军、伪军以及顽固派领导的国民党三股势力,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抗战的艰巨性。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让日本扩大侵略,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与民主人士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很少考虑自身的私利,而是始终把减少人民大众的苦难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事物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像抗战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中愿意承认蒋介石集团的主导地位,在遵循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搞多党派参政议政的联合政府,如果蒋介石集团接受了,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恐怕就会推迟很多年。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做法错了,应该在抗战后立即和国民党开战呢?显然不能,因为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清晰的认识蒋介石的面目,也不愿意再打仗。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立即主动和国民党开战,解放战争恐怕很难像后来一样顺利。

毛泽东主席在西安事变时曾表示,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但是也要做好蒋介石被杀,亲日派进攻陕北的准备。应该说,这种处理方式是实事求是的。

同样,今天不少人无限的拔高抗日战争的作用,宣称所谓“抗战救国论”,认为抗日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备受欺凌的境遇,也是错误的。从柳亚子的讲话当中可以看出,当时不光是共产党人,即使国民党左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等等被视为第三方势力的人士也普遍认为,抗战后国统区的形势还不如抗战时的汪伪政府,中国差不多彻底沦为了美国的殖民地。

能不能说这种说法是当时的亲历者毫无依据的造谣呢?恐怕不能。《中美商约》签订以后,《解放日报》便对比了其和之前的二十一条和日汪密约,结果发现不算蒋介石签订其他不平等条约,单单《中美商约》的规定的外国特权已经明显超过了二十一条和日汪密约: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是最大、最残酷苛刻的一个卖国条约。就拿三十年前的二十一条和八年前的日汪密约上有关经济的条款来相比吧,日本帝国主义所取得的,前者是着重在山东及满蒙的特张权利;后者范围广了,但也还是着重在华北、内蒙、上海的经济特权以及沿海和扬子江的水运。而蒋美商约却远远地超过了那些,在范围上包括了“中国领土全境”,内容上包括了中国人民在本国领土万难享受的各种权利。为袁世凯、汪精卫所不敢作的,蒋介石为了取得内战的赌本,现在都悍然地作了。
美帝国主义从蒋介石手里所获得的这种无限的经济控制权,正是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对蒋介石政权有无限控制权的结果。而这种政治上军事上的控制权,也同样是为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中所不敢承认,并且是比汪精卫在日汪密约中所承认的范围更大。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十六册(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701页】

也就是说,让中国真正赢得民族独立的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而不是抗日战争,抗战胜利之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国统区民众面对的恰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壮大方面,应该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下考察。

总之,从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在解放前夕谈毛泽东主席“重大失误”的文章当中,我们既可以看出民主人士与国民党左派身上的弱点,也可以看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考察相关历史资料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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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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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以看到,在各个历史关头需要选择的重大决策中,只有毛泽东在战略上是正确的。这也是张闻天、王明、张国焘、王稼祥、周公……最终不能成党的最高领袖的原因。

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  “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持保留态度,但不要轻易反对”。
“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只看到局部,没有看到全局。 只看到眼前,没有看到将来“。

老将军、原国家副主席王震, 在1993年2月3日找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卫建林正式谈话,说:现在所产生的许多严重问题证明,毛主席比我们这群人,提前看出50年。不服气不行;
叶剑英元帅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在中游击水浪遏飞舟解难有术,能把我们这些人聚拢起来,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干成了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佩服毛主席,从心里公认毛主席是全党的英明领袖。不是毛主席搞个人崇拜,而是大家从心里崇敬毛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其他革命先辈在中共党内的排座次,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里,客观磨练出来的。
与刘邓架空毛主席、篡权不同,敬爱的周总理,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从遵义会议开始,一直尽心辅佐主席,从未滋生篡位夺权的心理,这不仅决定于周公的伟大人格本性,同时也决定于周公的自知之明,他在几十年的深层接触中体会到,自己与毛公不是一个量级,无法与毛泽东比肩。 毛泽东的智慧和才干是独一无二的,是没有人可替代的。

在文革里,“江青四人帮”曾多次鼓动毛主席打倒周恩来,虽然毛主席的许多政见与周恩来有分歧,但毛主席总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虽然老毛同意四人帮搞“批林批孔饭周公,但都限制在一定程度,不许他们胡来。因为,毛主席是一个有恩必报的人,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他的心目中地位是天壤之别:
一、是周恩来在1933年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后,第一个代表党中央 肯定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思想和路线的正确性。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正确性的第一人是周恩来,而不是刘少奇。
周公说:“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只看到眼前,只看到局部,没有看到全局和局势的发,只看到眼前,没有看到将来”。可见,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是有深度的,是有独到之处的。这与刘少奇、林彪刻意奉承拍马的肤浅,有本质的不同。

二、是周恩来洞察到,在国共两党中,能斗倒蒋介石的人,只有毛泽东。所以,他反复做博古、张闻天、李德和其他同志的思想工作,在遵义会议上,以中央领导人的权威呼吁毛泽东复出,并力推毛泽东作为负责军事的一把手。从此以后,为了革命大业,总是牺牲自己的小我,突出毛,支持毛主席的工作。到延安后,虽然许多政见与毛泽东有分歧,但不搞阴谋,都能公开摆在桌面上激烈争论,而且,每次失败后都能向毛妥协,并认真执行毛的思想和路线。不是像刘邓,表面奉承 神话毛服从毛,而背后搞自己的一套。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6:38
29
▲1936年12月11日,暮色将临,古城西安笼罩在“无声”之中。未察“惊雷”逼顶的蒋介石,心理突然忽悠一下,有一丝危险的预感涌向心房。他做出的第一个应对反应是,立即在临潼华清池召见了张学良的心腹——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少将黎天才。蒋介石拉着客人的手很诚恳地说:“我从来没把你只看成是张学良的部下,而把你看作我的同志、学生和义弟”,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但数小时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还是爆发了。

黎天才在兵变中受命于张学良执笔起草“八项主张”,其功之大焉,就连延安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也赞同有加,表示拥护。其八项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收容(后改“容纳”)各党各派人才(后加“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抗日救国会议,成立抗日民主联合政府。

对于局外人,刚到陕北中共来说,西安事变是突然发生的。这对当时还刚长征到陕北、还在艰难境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们来说这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激情好消息。毛泽东已经予感到,他们今后的生存与发展前途光明。但是,经过艰难长征,在陕北还没有站稳脚跟的中共,对此兵变具体情况一时又不很清楚,应该怎么应对呢?
事变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保安举行政治局会议。总书记张闻天在保安窑洞主持会议,并组织大家进行了讨论。当时,有实权的中共领导排名顺序是:总书记张闻天、军委主席毛泽东、白区和统战的领导周恩来、军委作战部 彭德怀、朱德……
毛泽东首先发言:他提出要“审蒋”、“除蒋”。毛说: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对我们是一个难得的大好时机。在这个行动中、张学良将军所发表的八点主张方针明确,很有积极的意义,是应该拥护的。我们的口号也是立即召集抗日救国大会,推到不抗日的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全国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很可惜,不是毛泽东直接会晤,而是一直由周公统战张学良和黎天才,否则,历史将是另一个新局面!自古以来,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心有灵犀一点通,毛泽东的想法与罗章龙、黎天才、张学良的大计划真是不谋而合。
而张闻天周恩来等当时的中共主流派,对蒋介石政府心存幻想。不采取与蒋介石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政府对立方式”、“ 联合蒋介石的正统力量,尽量争取蒋介石主导的民国政府对中共合法性的认可,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那时毛泽东在中共,还出在少数派地位,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重建中共后,才处于说了算的、真正的领导地位
由于双方争论不下,去电请示第三国际。最后毛泽东“在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命令,不许杀老蒋,要保蒋介石拥护南京政府指示的压力下”,毛泽东只得同意采用“以保蒋拥蒋为条件,换取国共合作,来解决西安事变的方式”。
不久,苏共派王明以第三国际大员的身份从苏联回国,监督干预他们不放心的毛泽东。王明在武汉组织了长江局,与延安毛泽东对着干。周公与博古、项英等人忠实地实行斯大林保蒋拥蒋的命令,支持王明按斯大林要求提出的“一切经过蒋介石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那时,周恩来与王明来往较密切,关系较好,这也是老毛与周恩来的历史心结之一。一直到1942年的前后的延安整风,周恩来检讨的主要事情,也是支持王明路线的问题。
到延安的王明又想篡夺毛泽东的领导权,但是,没有成功。王明这次遇到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六届四中会议的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张国焘等人……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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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中共中央当时接受了斯大林放蒋归山的命令,根被没有考虑及时利用“张学良提出的杀蒋成立全国抗日联合政府的战略”,借机把东北军的力量、西北军的力量,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的抗日力量,以及全国一切愿意倒蒋建立新联合政府的各派力量,与红军联合起来,除掉只打内战消极抗日的蒋介石,成立新的全国联合政府,再联合苏联、英美各国的反复西斯抗德意日的国际力量,将使中国抗日和革命的局面有着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个局势一旦形成,那么,进军宁夏的红军西路军的命运,开辟新疆到苏联通道的中共办事处的大员的命运和历史将重写!
那时,斯大林看不起土包子毛泽东领导下的,刚刚长征来到陕北的,一群衣服褴褛的农民军队,觉得不能成大气候。他把希望一直寄托在苏联帮助建立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身上,老蒋有钱有物有800万正规军队有大批的留洋的治国人才,他 相信只有蒋介石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才是能统一中国的,代表中国的正式政府,根本没有把中共放在眼里。为了苏联自己的利益,斯大林要死保蒋介石,从而葬送了中共一瞬即逝的大好革命良机。斯大林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根本不是一个真正考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国革命的马列主义革命家。
由于周公对非正统“中共非委”的不合作,由于周公的中共和斯大林,认为南京老蒋的政府才是能代表中国的合法正统的政府,在政策上与南京政府采取合作态度,提出“一切服从蒋委员长的命令,一切经过南京国府的同意和统一”。看到周恩来和中共如此善待蒋介石,使张学良迟迟下不了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决心,不敢公开与中共联合打宁夏战役,建立大西北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只好把原来杀掉蒋介石,彻底与南京政府决裂,建立全国抗日民主联合政府的大计划,改为兵谏。
张学良、杨虎城为避开老蒋的怀疑,提议红军西路军绕走靖远虎豹口(河包口)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挺进,执行红军与胡宗南蒋军作战的宁夏战役计划。当胡宗南军队把我西路军与陕北根据地分割包围,我方曾请求张学良支援时,张学良却犹豫不决。如果那时中央反蒋态度明朗,西路军也不会覆灭。当河东红军实施外线出击,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红军北路军、南路军最后兵分五部分去山西抗日。由于张学良害怕与胡宗南闹翻脸,在红军通过东北军的防区时被阻拦,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组成的南路军北路军,对这个新计划也就暂时没有执行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6:10
接续27
但在文革中,毛没有忘记给罗章龙给以精心保护。否则,作为另立中央,成立“中共非委”,作为“反党叛党头子”罪名的罗章龙,可能会死去几次啦!
罗章龙也是自知之明的人。毛泽东的晚年,如日中天,被崇拜为神偶,罗章龙不愿以带“罪”之身,徒给“红太阳”抹黑,加之他对中共党内历来斗争残酷性的了解,为了自保,所以,他始终把和毛主席相知相交的“管鲍”之情深埋于心底,多年来守口如瓶,从不同外人提起。他周围的许多教师、学生,也都不知罗仲言教授,就是当年风云一时的中共大员、曾与王明斗得你死我活的,“中共非委”总书记——罗章龙。

1950年间,罗章龙发现报刊上有毛岸英的一篇文章,便化名去信,就文章内容商讨一二。8月20日,毛岸英即回信和老教授谈论起经济学术问题,还问候起居。好学的岸英也许不明罗老师何许人士,而知情的罗章龙则并没有直接回答——只回诗一首:…… 大意是说,昔日上海黄浦江畔,“毛罗刘三户楼”里曾是一家人,罗章龙还曾抱过这位侄儿呢。惜乎,已经到朝鲜前线的毛岸英,还没有看到这首诗,是年11月间,毛岸英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毛泽东痛失爱子,五内俱伤;罗章龙得此消息,也难过的两行眼泪。打开这位贤侄的书牍,又忆起“一九二四年时,杨开慧偕岸英居上海中兴路三曾里,与余为邻”,题写了两首悼念之作。其中之一:
抗美援朝战垒开,书生仗剑渡辽来。悲风千里平壤郡,磊爷英年殒茂才。 寄给毛主席以示吊念慰籍。
对中共党内众多大员的慰抚,老毛感到都是政治性的,心中从没有宽慰。作为领袖,在众人面前,还要保持着自若镇定的样子。只是看到了“纵宇一郎”的短信,内心才感到老朋友送来动心的真诚。20多年后,毛老人家逝世后,工作人员在其卧室的床下,发现了一箱子。打开一看,是主席亲自保留的爱子毛岸英生前的衣物、来往书信、日记,相片(个人的、与母亲弟弟合照的)。大家估计,他老人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独自掉了多少热泪。伟大的领袖,也有孤独冷寒无助的时候。
罗章龙多年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他把自己关于国民经济原理的著述印本送给了毛泽东,为转移老友失子的心痛。启示他不要忘记年轻时的共同心愿,改造救中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化悲痛为力量,从新振作起精神来。这也是毛泽东以后,要坚决搞经济经济大跃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劲头来源。这一点,恐怕只有罗章龙了解,毛当时的亲信刘邓是不知道的。历来,领袖的内心活动是下属难以揣摩到的。
一次,罗章龙外出讲学路经北京,毛泽东知道了,让身边的中办主任 杨尚昆 将自己的文集送给罗章龙(这本在佳木斯刊印的最早的毛氏文集,至今仍由罗氏后人珍藏着)。事后,罗章龙写了《寄远》一诗送给“二十八划生”: 
  汝我忘年友,结交争上游。 
  同心若金石,攻错赋同仇。 
  湘北齐征战,春申赠吴钩。 
  群星半陨落,一老卧沧州。 
  
记得九十年代初,罗老向来访者细谈起毛泽东的早期诗作,以当时九十五岁之高龄,不仅逐句背诵,且逐条讲述诗中用典――绝大部分是几十年前毛泽东向他解释的。则不仅令人叹服老人的学识和记忆力,更让人体味到他对老友思想的理解与数十年不渝的情谊。他说,这些诗词都是毛泽东写的。反毛者,你可以批评毛主席工作里的错误,但不能亵渎毛主席的人格。在毛泽东离世十九年后,罗章龙这位世纪老人,以百岁高龄长辞人世。弥留之际,老人在病榻上强撑弱体,断断续续地说起新民学会。至于生前身后事,他只喃喃地问到了自己的诗草,此后再未语人。老人最后的牵挂,仍是与毛凝结毕生的友情于诗情之中。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6:06
27
毛泽东与罗章龙的关系,从学生时代开始,两人在对付蒋介石国民党的想法与决策上,总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就如同 管鲍情谊 长忆忘形之交。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所结“管鲍之谊”者,仅罗章龙一人而已。
几年后,毛泽东与罗章龙及“新民学会”的十多名成员携手北征。初到北京,他们租了景山东街的一间小屋,据说原先是抬棺的苦力们栖身之处;他们八个人只有两件像样的外套,只好轮流受用,出门者穿;北京米贵,几个南方人又不会做面食,常以面糊充饥;八人挤在两铺炕上骈足而卧,大被同眠,未敢翻身先通报――衣食住行窘困如此,一群忘形之友却以苦为乐,志趣盎然。不久,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毛泽东也经李大钊介绍至北大图书馆工作。两人参加了北大的许多学术活动及青年活动,并参与建立了新闻学会、哲学会等学术团体。北京成为新民学会的新的活动中心。
其间,以萧子升、蔡和森为首的部分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3月,当时在北京的毛泽东与罗章龙等友人在北京乘火车去上海,送蔡和森、萧子升等赴法的新民学会同志去上海黄埔港——乘船赴法勤工俭学。路经天津时,毛泽东提议去天津塘沽看看八国联军曾攻陷过的大沽炮台。3月12日,十几个青年人从天津乘火车到塘沽站,又徒步二十几里,来到寒风凛冽的大沽口,登上北岸已经废止残破的炮台,凭吊历史,并以海为题,赋诗明志。毛主席攀上炮台遗址的最高处,抚着断炮残垣说:“满清政府太腐败了”!“振兴中华,匹夫有责”,充分显示了那时的青年——毛泽东们,以“政治救国”的决心。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从上海他们分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罗章龙北征京师,真是天南地北,各自走上不同的革命道路。罗章龙虽然没有与毛泽东在一起左右并肩携手,但做到了对毛的南北遥相呼应,罗章龙的身影始终与之并驾齐驱,足以印证毛泽东对他的认定之价值。 
其实,远在塞北的“二十八划生”又何曾忘怀与自己结下“管鲍之谊”的“纵宇一郎”。
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向新结交的朋友、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饶有兴致地讲到,那次“征友”因择友甚严,虽大胆寻觅,却所得寥寥――仅“三个半”。其中两个均已淡忘;而同是长郡联中、也可算作一名人物的李立三,却也只被视为“半个”;唯罗章龙,在毛泽东眼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当年“愿结管鲍之谊”,今日仍忆“三个半”之一。这一段佳话,因斯诺写进了《西行漫记》而流传开去,使人们掂量出毛泽东心中对罗章龙革命工作的实实在在的认定。这也是以后罗章龙指示“中共非委”,努力做东北军工作,策应长征来陕北的毛泽东站稳脚跟之举的原因。  

由于“中共非委总书记罗章龙”利用张学良力图摆脱老蒋、东山再起的心理,对张学良引导辅佐,使张学良不打红军,并给红军提供不少弹药物资和大洋,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中共红军残部,站稳脚跟,重整旗鼓。
给困境下的毛泽东和陕北红军,创造了战略生存和发展的机动时间与空间。罗章龙立有如此的大功!
1949年建国以后,毛泽东先是通过湖南省委的负责人问询已经脱党的罗章龙的近况。高校院系调整后,罗章龙去了湖北武汉的高校,毛泽东几次经留武汉,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关照罗章龙,其间也亲自电话问讯。考虑到罗章龙对革命的重大贡献,有一次还认真向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提出,要为罗章龙盖别墅享度晚年。但为罗章龙和“非委”平反的事,由于周恩来、陈云、王稼祥、刘少奇等党内许多大员的反对,毛主席只好作罢。可好,此事又偏逢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自己掀起了阶级斗争的政治风暴,又吹散了他作为老朋友对罗章龙的一片好意。但在文革中,毛没有忘记给罗章龙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5:37
26
…………事实上,他们(即‘左联五烈士’)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朱正在《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无疑向人们透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米夫感到事情有点不好办,就邀请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来开个会,以消除分歧。这会是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一所花园洋房内开的,后来就被称为“花园会议”。1月10日黄昏时候,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分批来到这里住下来。第二天,以米夫和另外两个外国人为一方,二十六个反对者为另一方,开会了。双方都还是坚持各自原来的意见,说不到一块儿去。最后,随同米夫前来的一个外国人说:“我们对于今日会议完全感到失望,这证明你们是有组织、有纲领地来反对四中全会,已经走向反共产国际反党的道路。你们反对四中全会领导就是反革命,叛徒特务,一律开除中央委员和党籍!”说罢,米夫等三个外国人就怒气冲冲地下楼而去。

三个国际代表离去之后,顾顺章在会场上出现了。他要求大家在这里再住一夜。说是外面似有警情,如果走难保安全,并且将门上锁,以阻止人外出。大家感觉到他不怀好意,就冲破他的阻拦,分批离去了。事后才听到说,顾顺章奉命处理这些“叛党的反革命分子”,果然是想学习斯大林在当时苏联的肃反手段,在肉体上消灭这些这些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

于是,这些被米夫和所谓六届四中全会非法开除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就成立了紧急状态下的一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中共非委”,或“非委”,以捍卫马列主义真理和自己的正当权益。据罗章龙的回忆录说,冯铿被选为“非委”的候补委员。
革命文艺界也随着“六届四中全会”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发生了分裂,“非委”的文艺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是李求实组织起来的。其成员有柔石、胡也频、殷夫等人。
1931年1月17日,“非委”在三马路东方饭店原苏准会所租的房间里举行扩大会议。罗章龙和史文彬两人临时有别的事没有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持。他们不知道,整个会场已经被大队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五十多名便衣警探包围了。当大家开完会正要撤退的时候,就全都被捕了。当场抓了二十九人。当天晚上和第二天还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十二人。
罗章龙在《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一文中说,这次大逮捕显然是有中共党内叛徒告密。究竟是谁告的密呢?“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中共中央委员顾顺章,或康生,在王明的指示下,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此案有关。此人叫唐虞,他与王明很要好。”

1967年,解放初抓获的国民党特务吴炳叔交待说,在何孟雄、林育南一批人被捕之前,国民党已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详细背景材料,包括入党的时间、入党后的活动,还有些连当事人自己也不易记起的细枝末节,因此后来的审讯过程只是核对一下事实而已。吴炳叔相信资料来源于共产党内部。
另一个解放后被抓获的国民党特务王云程,曾亲眼目睹康生出卖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及“左联”五烈士。他交代:“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个追随者,都是死于赵容(康生的名字)领导下的中共锄奸队。赵容不惜使用借刀杀人计,帮助王明清除了对手,也为自己捞到了好处。……”

《炎黄春秋》杂志曾发表麦阳的《谁是告密者——龙华二十四烈士被捕之谜》一文,则说林育南等龙华二十四烈士被捕是王明派人告的密。 麦阳在文中讲,王明告密的说法最早是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的王克全传出的。王说,王明是通过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一个安徽籍同乡告的密。麦阳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5:23
25
由于“中共非委总书记罗章龙”利用张学良力图摆脱老蒋、东山再起的心理,长期对张学良引导学习红色书籍与思想辅佐,提高了张学良的革命觉悟。使张学良不打红军,并给红军提供不少弹药物资和大洋,从而有力地配合了长征到陕北的中共红军残部,站稳脚跟,重整旗鼓。为困境下的毛泽东和陕北红军,创造了战略生存和发展的机动时间与空间。
罗章龙立有如此的大功!
1949年建国以后,毛泽东先是通过湖南省委的负责人问询罗章龙的近况。高校院系调整后,罗章龙去了湖北的高校,毛泽东几次经留武汉,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其间也不无问讯,考虑到罗章龙对革命的巨大贡献,有一次还认真向省委负责人提出,要为罗章龙盖楼度晚年。但为罗章龙和“非委”平反的事,由于周恩来等党内许多大员的反对,毛主席只好作罢。可好,此事又偏逢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自己掀起了阶级斗争的政治风暴,又吹散了他作为老朋友对罗章龙的一片好意。但在文革中,毛没有忘记给罗章龙以保护。否则,作为另立中央,反党叛党罪名的罗章龙,可能会死去几次啦!
罗章龙也是自知之明的人。毛泽东的晚年,如日中天,被崇拜为神偶,罗章龙不愿以带“罪”之身,徒给“红太阳”抹黑,所以他始终把和毛主席相知相交的“管鲍”之情深埋于心底,多年来守口如瓶,从不同外人提起。他周围的许多教师、学生,也都不知罗仲言教授,就是当年风云一时的中共大员、曾与王明斗得你死我活的,“中共非委”总书记——罗章龙。
毛泽东与罗章龙的关系,如同 管鲍情谊 长忆忘形之交。观毛泽东的一生,所结“管鲍之谊”者,罗章龙一人而已。这也是以后罗章龙的“中共非委”,努力做张学良与东北军工作,策应长征来陕北的毛泽东站稳脚跟之举的原因。
俱往矣,无数英雄下夕烟,甲子又重来。
当年的罗章龙、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还有黎夫人孙菩缘……不论他们离开中国共产党时,有着怎样的原委、怎样的无奈,甚至怎样的荒唐和怎样的叛逆,但在西安事变的台前幕后,他们扮演的,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细想一下,当初他们开始为张学良讲解马列,并辅导张学良学习几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当张副司令终于决心申请加入中共,并要借重中共、红军、和背后的“共产国际”抗日治国,而不围剿红军时,当中共和红军经过长途跋涉、东奔西突、争取活路,所剩的残部来到陕北时;而“中共非委”则在东北军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共争取了一些喘息、休整,站稳脚跟的时间,那该是多么地处处“救场”与“补台”啊!当时的毛泽东对他们是多么的感激啊!……
他们是一批没有被中共中央承认,但主动尽着共产党员责任和义务的人。
他们是一批不留名的,也曾为新中国地基添砖加瓦的人。当曲终人散时,历史和人民不应当忘记他们。历史应当对他们的人品和工作给予诚实的记载;盖棺论定日,应该会为他们写上实在的一笔。一掊黄土掩埋不了千秋功罪,是非成败,留给后人评说。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5:20
接续 24
“有些大学教授(有的是秘密党员,有的与党有密切联系),他们的许多工作虽不一定都是在党组织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当时确实是反映了党的奋斗方向和政治影响,仍然应该当作党的革命活动的重要史实。不能认为,只是北平市委所做的事情才算大事,才可以写,党外人士的革命斗争就不写。我想,凡是党组织团结群众反抗压迫和侵略而从事的活动,包括各个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进行的一切对群众有益的进步活动,只要是在北平市委工作的范围内,或者与北平市党组织有关,而又有历史价值,就都可以给予如实的记录和科学的评价。”胡乔木同时又指出:“对于这一时期的党内斗争,记述更要慎重”,绝大多数执行“左”,或 “右”倾路线错误的同志,“属于党内思想认识问题,应该肯定他们为党做的有益工作和历史功绩。”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5:14
24
中共党史专家胡乔木指出:“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离开社会的发展,孤立地讲党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他认为,注意四面八方,党史就必须写以下几个方面:
1.要写人民群众。…… 
2..要写朋友。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如宋庆龄、陈友仁,如鲁迅、邹韬奋,如杜重远、阎宝航等等,在党史中应当有他们的地位。历史事实证明他们是中国真正共产党人革命成功不可缺少的第一代真诚的朋友。
我们党在困难时得到人家的帮助,作为胜利者来写历史时不能把人家忘了。不写他们,那是一种狭隘的宗派观念。那样的党史,人民是不会接受的。来源 陈一文 北京大学讲座《中国真正共产党人三代真诚的朋友》
胡乔木指出:“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离开社会的发展,孤立地讲党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他认为,注意四面八方,党史就必须写以下几个方面:

  1.要写人民群众。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要让人们看了党史以后,真正感到党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是尊重人民的;而不只是党自己在照镜子,左顾右盼。

  2.要写朋友。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如宋庆龄、陈友仁,如鲁迅、邹韬奋,如杜重远、阎宝航等等,在党史中应当有他们的地位。我们党在困难时得到人家的帮助,作为胜利者来写历史时不能把人家忘了。不写他们,那是一种狭隘的宗派观念。那样的党史,人民是不会接受的。

  3.要写地方与普通干部和党员。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也要写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以及革命群众的活动。不能因为领导的错误就把党的群众性斗争一笔抹煞。党史上的优秀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争,都应该有生动形象的记录。胡乔木指出:“党史应该有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态度,党史是人民构成的历史,跟人民斗争的历史分不开,我们要在人民斗争历史的背景下写党史,党中央和领导人要写,但是要避免分量太大。”{6}“党史不要只讲党中央这样正确,那样错误,还是应把人民的斗争、党的斗争,热气腾腾的局面反映出来。”{7}

  4.要阐明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为了更有说服力地阐明这一最基本的历史经验,还必须将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比较研究。
………………
胡乔木认为:“必须用新的历史眼光,去分析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不允许按照现在的观点或需要去重新修饰、粉刷过去的历史。”但是,“尽管当时党的领导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是广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为革命理想和人民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却是正义的,光荣的,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如果这个根本的事实没有得到表现,作为党史资料就很难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他指出:“我们党在二三十年代领导群众进行的革命斗争,有盲动的一面,但决不能因此对那时,参加革命活动的广大革命群众、党外人士、以后犯了错误的党内同志的革命事迹加以全盘否定。”“现在编辑这一段历史资料,不能一味表现那些‘左’的东西,而也应该把那些正确的有意义的东西放在应有的地位。”胡乔木列举了这一时期党领导群众进行的积极的革命斗争后指出:“没有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就不可能产生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吃了第二个烧饼饱了,不能忘掉了第一个烧饼的作用。”因此,“党在这一段的历史,光明面还是主要的”,“革命斗争虽然有曲折,但总方向是正确的。”对用大事记体裁编写党史的若干重要认识问题,胡乔木也发表了意见。他说:“有些大学教授(有的是秘密党员,有的与党有密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5:08
23、
数月后,抗战全面爆发。随着上海南京战火纷飞,迁都西撤很紧。戴笠急了,按老蒋的命令,紧逼黎天才跟他去重庆接受任务。黎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黎全面权衡利弊之后,觉得这个重要职务是一块有杀身之祸的烫手山芋,现在还没到接受的火候。于是“病重”,架在卧车上也坐不住,并哭求戴笠电告老头子缓期,这才得以借机留下转至上海“治病”,算是逃过一劫。其实,聪明的戴笠在心中也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他也觉得老蒋急着让黎天才去重庆,觉得这里面有对他不利的机关。故借机放走了黎天才,一举两得。以后,尽管老蒋几经派人寻找,黎也不再现身。他化名王文德,从此犹如蛟龙如海,消失在在茫茫的人海里。
不出黎天才所料,不知收敛和急流勇退的戴笠,8年后,终于死于南京空难。可见,黎天才对国共两党的领袖,尤其对老蒋的阴毒手段,已经看透入木十分。
直到抗战胜利后,黎天才出来任职,又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了联系。解放军围住上海时,他带着地下党员,去见市政府的秘书长,布置保证水、电、交通及保存档案。上海的天变了,黎天才的“工作关系”从公安局又到了华东联络局,被特邀为静安区的人民代表,担任了区抗美援朝支会的副主席。1955年5月,黎天才被捕入狱,沪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实质是受潘汉年案株连,审讯的重点是同汪伪的关系。其实,他与潘汉年根被没有地下工作关系。1958年被判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毙于狱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销原判,予以平反。(改判书的大意为: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对李渤海历史上的问题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又考虑到他在西安事变中对革命有重大立功表现,重新审理判决,改为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4] 
像许多地下党员与白区工作者的遭遇一样,1955年5月,对延安有救命之恩的黎天才也突然被捕。
审讯的重点是同汪伪的关系,这冤枉就大了,他一生和方方面面都有关系,红的、白的、灰的,都曾交涉,就是同汪伪汉奸不来往。特别是1937年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被改编之后,他就离开政界、军界和中共非委会,个人游荡于江湖,以做小买卖为生了。原来,其案情实质是受中共地下党的头子潘汉年、杨帆、汪锦元等人的牵连。
但是,潘汉年、杨帆、汪锦元们当年也是提着自己的脑袋,在敌营里为中共根据地做事,也不比在延安安全,又有何罪呢?可是,现在又挑他的这不对,那不是了,早干什么去了?他们最后的下场,还不如屠杀共产党人的大特务头子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在中共那,获得的优越待遇呢。
狱外,夫人孙菩缘艰难持家,还打发孩子往狱中送食品,送药品。但她没能支撑多久,竟先于夫君离开了人世。黎天才被判无期徒刑,1961年8月因为挨饿、营养不良、浮肿而病死在狱中。一个革命者,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完了一生。
与滥杀人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以及独夫蒋介石屠杀中共人员 相比较,使黎天才一生体验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更加残酷无情。在黎死后20年,由于中共第二代领袖邓公和胡耀邦当权,念于黎公对革命的实际重要贡献,令上海市地方法院撤消了原判,予以平反,宣布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终于改变了中共搞阶级斗争,没有人情味的局面。

由于黎天才在西安事变里没有执行原来“中共非委决议 杀蒋成立抗日联合政府的大计划”,而改为兵谏,事先也没有来得及请示远在开封的总书记罗章龙,事后被罗大批一顿。罗章龙认为这是“走麦城”,是重大失误。没有实现“中共非委”的拥兵独立,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建立民主政府的大计划,致使“中共非委”的数年投入和心血白费了。
但是,罗总书记错怪黎天才了,搅局的责任不在黎少将,而是斯大林、周公、张闻天……。但黎从来没有在他尊敬的罗大哥面前辩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4:56
22、
在机场,黎天才则站在一旁冷眼观察着匆匆赶到机场的周恩来。黎作为曾经的共产党人,他了解周恩来的心理,他也知道在西安,周恩来与蒋介石的私下交易。但黎天才甚知此事非同小可,以后,他对国共两党任何人,包括对戴笠,甚至解放以后,黎被中共关进监狱,对中共审讯者,都守口如瓶。他从没有显摆自己在西安事变里的作用,谁也不知道他在张学良身边的重要地位,与黎所知道的中共高层不可说的秘密。黎这种低调小心做人,使他躲过了几次杀身之祸。不像天真的吴雨铭说自己曾“在张学良的左右工作,西安事变时……”。因此,不几日,便告别人世。
西安事变数日后,周恩来、杨虎城乃至高崇民等人,正在为是否放蒋、如何放蒋权衡谋划之时,张学良已和黎天才早已密定了放蒋送蒋事宜。你中共要送人情,不如我先送人情。
而且,这个决定,也使张学良与扬虎成二人,最后在放蒋杀蒋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坚决主张杀蒋介石的杨虎城事后对张学良放蒋很不满意,这也导致了他日后作为蒋介石第一报复对象,他和全家被残酷杀害。无可否认,那个把自己当成西安事变里“俨然谋主”,但又毫不知晓张学良和黎天才,从开始到结束,在这场西安事变幕后,他们2人实际策划、操作与来龙去脉内情的周恩来与博古,正在机场忙着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大员打招呼握手,以扩大中共统战的影响。当看到飞机掠过头顶,张学良没有下飞机时,周恩来才似乎有些“恍然大悟”,以及心里的一丝不安与愧疚。

在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之前,黎天才新编了一套密电码,他和张学良各存一份,以备张学良到南京后,他们之间单线联系之用。
五天后,西安三方公推威望很高的黎天才,进京看望张学良。他用新编的密码与张学良通了信息,揣着周恩来、赵媞的亲笔信,带上副官李金洲等起飞。刚着陆南京明故宫机场,戴笠的一名副手就钻进机舱,向他耳语几声,黎天才立刻明白,自己失去自由了。此时,才醒悟罗章龙大哥告诉他蒋介石的为人阴险刻薄,可为时已晚。
只好交代李金洲去“办事”。李为解救他,径闯软禁黎天才的戴笠府上,要讨个说法。戴笠一看来者又是个讲义气直率的东北汉子,他心里喜欢,就直率、毫不掩饰地告诉他说: 蒋公怀疑天才兄暗中鼓动劫持领袖,事闹大啦! 蒋公把他软禁在我这,没有蒋公的允许,天才兄恐怕走不了。不过,请老弟放心,我戴笠也是讲兄弟义气的,我会尽力解救他。
李金洲又往返奔走,将此前“回乡省亲”的黎夫人孙菩缘接到南京,引至戴笠家中探视黎天才,再被送回西安“料理家务”。

其实,老蒋伪造日记的动机,黎天才早就知道。老蒋曾经与黎天才的谈话中说到,曾文公留下家书,而使后人理解他的艰难和人格的伟岸,吾能给子孙留下何物呢?于是,真真假假,写了一大堆……老蒋的《西安半月记》,估计也是如此。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把黎天才骂得不轻,这段话还进了当时的民国中学学生课本,以让后人了解他在西安事变里的不容易,与英雄伟岸。
遭软禁的黎天才,依然是不卑不亢地和戴笠们周旋。机智的戴笠也一心想探知蒋介石在西安华清池同黎密谈的内容,据说,谈话里有蒋对各个国民党大员的评论、与日后任用的想法。由此可见,老蒋对黎的器重可不一般。但黎天才对戴笠一直守口如瓶!免去了杀身之祸。
老蒋不把黎关进大牢的原因,在近年来公开老蒋的日记里也有袒露:“义弟黎天才的作用,是雨农所不能代替的”。如果没有黎天才在事变中,在愤怒的东北军里得力周旋,蒋公可能在西安就立即命丧黄泉。老蒋本来就想让黎天才另搞一套情报系统,以制衡日益扩张起来的戴笠势力。以防尾大不掉,难以领导。这些,黎天才都没有在戴笠面前显摆,他很会装孙子。否则,他的命早就没有了。
数月后,抗战全面爆发。随着上海南京战火纷飞,迁都西撤很紧。戴笠急了,按老蒋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4:51
21、
周公 在西安与蒋介石的会晤时,大叙双方在黄埔和北伐时的旧情,并给蒋先生传达了斯大林与第三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反对张学良的兵变和对蒋的扣押,坚决保证蒋的人身和生命安全。并告诉老蒋,他的儿子蒋经国在苏联很好,当了厂长,如果抗日需要,斯大林可以允许他返回中国。并向老蒋透漏了,有些地方派系,有杀蒋建立新政府的口风,是中共制止了这个行动。作为政治交易,中共希望能够得到合法地位,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下,实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意愿。蒋介石口头对此表示欣慰与认同。
毛泽东在1937年3月1日接见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访谈时曾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牺牲自己,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义举,如果我们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幕后要求,让蒋得到了吃掉60万东北军的大便宜,则以后 蒋介石要承诺一致对外,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就不可能。”

其实,张学良去南京送老蒋,临走前,恐有不测,也提前做了一些安排。到了机场后,张学良突然交给杨虎成将军一个手令,手令是25日去机场前巳经写好的,用毛笔写的,大意:就是在他送蒋未回西安之前,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归杨指挥 的命令。同时还写了一封给杨虎城和于学忠的信,内容大致相同。
手令全文如下: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
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手令中所说的“虎臣”应为“虎城”,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孝候”应为“孝侯”,即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甘肃省主席于学忠的字;“何”即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王”即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缪”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董”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董英斌;“余之职”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任之职。《手令原保存者为辽宁省新民县的赵新华先生,他曾任张学良处的承启处录事,负责内禀外达工作。》

张学良从来没有会想到,他真诚送老蒋回南京的义举,让他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而老蒋竟借用这个机会,把他父亲张作霖和先辈们,流血牺牲出生入死,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装备先进的60万东北军,一口吃掉。
据后来海外人士讲,张公以后怀疑,在西安事变中,自己被人出卖。
张学良这个直爽仗义,但又不像他父亲狡猾叼钻的公子哥出身的东北汉子,在以后南京军事法庭的审问才知道:自己秘密与中共会晤,以及他对中共毫无保留所谈的那个——要扑蒋杀蒋成立全国抗日联合政府的绝密大计划,除了黎天才与那个中共大员,别人都不知道。不知为何?老蒋竟然在兵谏被关押中,却已经全盘获得。以至于老蒋十分恨他的背叛和事后残酷地对他报复。
在西安事变各派的阴谋交易里,大家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唯独他丧失了一切。甚至,丧失了自己的自由和50万军队。至此,才知道自己被人算计了,此时,自己已经成了最惨的输家。
这个几十年的恩怨心结,反而倒使他,从心里感谢老蒋对自己的原谅和不杀之恩,使他到死都不愿意再返回中国大陆,与中共握手言欢。据台湾一些国民党原高层人士说,虽然老将军,思念东北家乡,挂念老部下,但在八、九十年代,中共几次派大员去美国动员张老将军回国,他都没有成行。他认为,一个聪明人不能第二次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能第二次被中共作为统战利用的玩偶。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4:40
在天门广场上耸立的革命英雄纪念碑上庄严地写着: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长夜难明赤县夭,百年魔怪舞翩班”。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 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无数仁人志士冒着敌人炮火,枪林弹雨,不怕流血牺牲,奋勇战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没有千百万人民的参与和为革命的奋斗牺牲,中国今天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无从谈起。
毛主席在天门上,向游行的群众喊着:人民万岁!毛主席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这里要告诉青年们的是:在中国,还有一群不应该被遗忘的,前中国共产党人。
虽然他们有些人不再被中共承认是中共党员,党组织也再没有人给他们下指示,更没有给他们经费,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对马列主义的信仰,默默地尽着自己的力量,主动地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得解放工作着。
“中共非委”,他们最后一次大的革命行动,就是主动策应跟随毛泽东长征,而疲劳不堪衣服褴褛弹药与物资匮乏的红军残部,在陕北站稳脚跟,并与张学良将军合作发动了西安事变!促蒋联共抗日!给困境下的毛泽东和陕北红军,创造了战略生存和发展的机动时间与空间。
在这些人里,有的不仅流血,甚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在新中国的地基里,也有他们加进的砖和瓦。
其人虽殁,其音犹存。早在刚刚呼吸到新中国的空气时,“中共非委”的罗章龙、黎天才等就开始动笔写回忆自传。成稿以后,黎天才誊手抄了一份寄给北方的高崇民,成为以后幸存于民间的《黎天才自述》。
许多年来,罗章龙、黎天才在官方的案卷,变成了被尘封的绝密资料。直至上世纪90年代许多档案解密后,人们写西安事变、写张学良时,才偶尔把罗章龙、黎天才的尘封资料翻了出来;看完了敌我双方留下来的秘密档案资料,【啊!西安事变真相原来如此!罗章龙、黎天才是幕后如此的重要人物——西安事变幕后操盘手!】【西安事变,是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那是罗章龙、黎天才领导的“中共非常委员会”十几年对张学良、对东北军精心细致工作的结果。】
在北京大学的校史中,中共北京市委的党史中,也都翻到了他们的档案资料。
当年“中共非委”北方局书记——黎天才,对张学良做思想工作,谈到蒋介石时说:“对党国对领袖忠不忠,不叫作原则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对百姓忠不忠”?他深知忠奸的标准很难定,直言告诉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要看将来的历史归谁来写,是革命的人民,还是御用文人?更要看是站在哪一种立场来写这一段历史。
知识分子是先知先觉者,常常成为革命的先导。但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与广大工农兵被压迫者结合起来,擦能有所作为!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4:34
20‘
’六届四中会议以后,王明帮派欲借蒋介石之手,除掉“中共非委”人员,以解心头大恨。
由于王明之流“无意”的走漏消息,把“中共非委”人员的名单、真实身份和地下联络地址暴露给国民党,甚至间接地向敌人提供“中共非委”的个人详细情况。于是,1931年1月17日下午,一些“中共非委”的骨干,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何孟雄、林育南(林彪的堂兄)等几十明中共党员骨干突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不久,因为何孟雄、林育南(林彪堂兄)等24人在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不透露党的一丝一毫的秘密, 在2月7日夜被国民党军警秘密枪杀于龙华。牺牲人员中还有“左翼作家联盟”的5名党员骨干,后称“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 对此,鲁迅很愤怒!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柔石小传》诸文里,“左联”出专刊《前哨》中,以示抗议和悼念。
同样,在天津、北平,“北方非委”的大批中共党员干部和骨干也先后遭军警拘捕,身陷囹圄;“中共非委”重要成员先后被撤职、被开除党籍并断绝资金与生活来源。南北受创,内外遭挫。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内自身革命家与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成立《中共非常委员会》,在上海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但意外地是,不知为什么敌人事先获得准确消息,但当会议召开时,国民党特务冲进来,这些中共自身革命者及家属35人悉数被捕。
他们中间还有作家柔石、冯铿、胡也频和殷夫。柔石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而诗人胡也频则是作家丁玲的丈夫。得到胡也频被捕的消息后,丁玲这个弱女子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四处无望地奔走。几天后,她等到的却是胡也频等人被枪杀的消息。1931年2月,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其中柔石身中10弹,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就这样被虐杀了。
面对国民党的残忍杀害,党外人士鲁迅拍案而起,在巨大的愤怒中冒着杀头的危险,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文章里有一首伤感的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同样,在天津、北平,“北方非委”的大批中共党员干部和骨干也先后遭军警拘捕,身陷囹圄;“中共非委”重要成员先后被撤职、被开除党籍并断绝资金与生活来源。南北受创,内外遭挫。
在“苏共共产国际”和蒋介石政府的双重镇压下,“非委”人员和力量,声息渐弱。王明事后颇为得意地写道,“在上海及北方曾经‘轰动一时’的罗章龙派活动,便在三个多月……在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被打得烟消云散”【摘录王明的《为中共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

那么“中共非委委员会”和那些被开除的中共党员真的就像王明所说,烟消云散了吗? 他们的最后命运又是如何呢?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只要不死,就要继续革命!革命不是王明一伙人的专利。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4:31
19、
尽管当时党内绝大多数认为米夫个人操纵中国党内的选举是非法的,全国总工会系统、江苏与上海的党组织、全国苏维埃准备会议、文化界党组织——中国作家左翼联盟等……也都抵制王明以党中央名义指派下来的接管基层组织的新干部,抵制“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决定和错误路线”, 按照原来的体制和组织,一如既往按原班人马工作。群体在政治上的反对,组织上的不服从,令米夫大为光火。米夫和坚决支持王明的常委周恩来,先找罗章龙谈话,又召集“反对派”的骨干们开会,双方对峙不下时,米夫使出了斯大林模式的“杀手锏”,:声称自己是代表共产国际的,反对他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反对革命。米夫使出了斯大林在苏联整肃和镇压党内不同意见的非法手段,并下令,把凡是反对“共产国际和六届四中全会”的党员干部统统开除出党。例如,罗章龙、何孟雄等几百人。
从此在中共党内斗争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常常把党内意见不同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而迫害致死。“混淆敌我矛盾,对党内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地迫害”。
在这种王明极左路线领导下的苏区根据地,毛泽东也深受其害。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那时的毛泽东  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也是一个空衔。他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实际上被作为“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代表,而屡遭批判”,被排斥于中央政治局领导之外,并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以至“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而毛泽东后来在与外国记者的谈话中亦自述,“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从此,老毛对六届四中全会,以及全力支持王明博古路线的周恩来有了历史的心结。(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22-323页)
事态发展至此, 1931年1月,30余名中共中央委员,以及百名个省市党员领导干部——罗章龙和何孟雄等百多人,只得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抵制苏俄私自拼凑的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罗章龙被选为书记,"中共北方非委"也随即成立。并致信共产国际,通报各地党组织,力争重新召开有全国党员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以解决这次党内问题。但都没有得到苏共、斯大林与共产国际支持。

三十年代,正是斯大林在苏联搞肃反运动,大肆逮捕与屠杀党内持不同意见的非常时期。当时,王明正在苏联。在苏联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和其他单位被培训的中共干部,凡是对“王明28个半布尔什维克”提过意见的同志,也都被打成“托派”,被苏联“盖世太保”秘密逮扑与杀害。
以后,由于中共领导权被回中国的苏共亲信——王明篡夺,他把苏联党内斗争的一套做法,也带到中共党内。在中国党内也发生了,对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地打击,不择手段地迫害。
一个人能够让你产生敬畏之情,是因为这个人对你的存在和发展有掌控力,而你又有求于他。六届四中会议以后,王明帮派欲借蒋介石之手,除掉“中共非委”人员,以解心头大恨。
由于王明之流“无意”的走漏消息,把“中共非委”人员的名单、真实身份和地下联络地址暴露给国民党,甚至间接地向敌人提供“中共非委”的个人详细情况。于是,1931年1月17日下午,一些“中共非委”的骨干,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何孟雄、林育南(林彪的堂兄)等几十明中共党员骨干突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不久,因为何孟雄、林育南(林彪堂兄)等24人在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不透露党的一丝一毫的秘密, 在2月7日夜被国民党军警秘密枪杀于龙华。牺牲人员中还有“左翼作家联盟”的5名党员骨干,后称“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 对此,鲁迅很愤怒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14:24
18、
1930年底,苏共共产国际为了全面控制中国共产党,斯大林派米夫秘密来到中国上海,改组中共中央。在苏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为了让他们的亲信,由苏联中山大学回国学生,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王明帮派篡夺中共的领导大权,从而达到苏联控制中共的目的,米夫采取了非法组织手段,把许多正直的中共中央委员排除会议之外,内定了许多顺从苏联的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并给与选举和表决权。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代表苏共共产国际,武断地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罢免了以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除了许多正直的中央委员,替被处理的王明帮派翻案。在反对“调和主义”的口号下,确立了王明领导集团和极左路线。此举使当时处于逆境中的中共党组织分裂,损失了一批自建党初期就投身革命的骨干力量,改变了许多中共党员干部的人生命运,造成了中国革命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毛主席青年时代的亲密战友,跟毛主席一起在湖南举行秋收起义的资深中共党员——罗章龙,作为有威望、得到大家支持的全国工运领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内外,他与绝大多数的党内代表、正直坚持真理的中共党员一起反对抵制米夫、王明等几个人的倒行逆施,和非组织手段。并与支持王明的周恩来等人 当面据理力争,执笔向共产国际申述,拒不认同米夫一手操纵制造出来的,王明中央领导机构的合法性。可是,常委周恩来认为,由苏共和共产国际派来的特使米夫一手支持的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才是正统的,不承认 党内绝大多数党员群体 自己选举组织起来的“中共非委”。尽管当时党内绝大多数认为米夫个人操纵中国党内的选举是非法的,全国总工会系统、江苏与上海的党组织、全国苏维埃准备会议、文化界党组织——中国作家左翼联盟等……也都抵制王明以党中央名义指派下来的接管基层组织的新干部,抵制“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决定和错误路线”, 按照原来的体制和组织,一如既往按原班人马工作。群体在政治上的反对,组织上的不服从,令米夫大为光火。米夫和坚决支持王明的常委周恩来,先找罗章龙谈话,又召集“反对派”的骨干们开会,双方对峙不下时,米夫使出了斯大林模式的“杀手锏”,:声称自己是代表共产国际的,反对他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反对革命。米夫使出了斯大林在苏联整肃和镇压党内不同意见的非法手段,并下令,把凡是反对“共产国际和六届四中全会”的党员干部统统开除出党。例如,罗章龙、何孟雄等几百人。
从此在中共党内斗争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常常把党内意见不同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而迫害致死。“混淆敌我矛盾,对党内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地迫害”。
在这种王明极左路线领导下的苏区根据地,毛泽东也深受其害。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那时的毛泽东  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也是一个空衔。他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实际上被作为“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代表,而屡遭批判”,被排斥于中央政治局领导之外,并被解除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以至“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而毛泽东后来在与外国记者的谈话中亦自述,“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从此,老毛对六届四中全会,以及全力支持王明博古路线的周恩来有了历史的心结。(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22-323页)
事态发展至此, 1931年1月,30余名中共中央委员,以及百名个省市党员领导干部——罗章龙和何孟雄等百多人,只得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抵制苏俄私自拼凑的以王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07:08
17、
一些有智慧之士清楚地看到:由于老蒋的独断专行,即使老蒋的心腹——除了类似愚忠的张灵甫少数人之外,戴笠、胡宗南、卫立煌、胡琏……也象林彪一样,也是有自己的头脑的,这些青年从家乡出来进黄埔军校,不仅是为了做官发财,也都具有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理想,都是坚决抗日,消极内战的。只是由于老蒋的厉害,不敢有所张扬。实际上,都不积极执行老蒋围剿红军的命令, 不积极进攻延安,不积极刺杀毛泽东等中共要员,对身边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与同情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一些将领学习张学良,竟暗中与中共合作,最后投靠到中共这一边来。因此,仅仅才三年,老蒋兵败如山倒,如黄河大堤决口,民国是没得救了,新中国必将到来。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06:48
16、
戴笠与老蒋的最大分歧在与抗日问题上!戴笠是积极支持全国各派联合抗日。
1945年德日意轴心国失败大局已定,戴笠向蒋介石请示下一步如何消灭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侵略军。他曾多次为抗日之事谏言蒋先生,与中共和民主党派合作,保卫中华民族大好河山,不能对日总是妥协退让。但每次都遭到老蒋的严厉训斥和大骂,从此主仆二人感情越来越远。特别是,戴笠他领导的军统在敌后抗日和清除汉奸上做的有声有色之时,蒋介石却给戴笠下了手令:保护“缪斌特派代表秘密去日本政府协商和谈”。
也就是这次从西安事变开始,老蒋对自己被抓,开始怀疑戴笠戴笠不作为,心生芥蒂!老蒋看到,戴笠与力主抗日,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张学良、黎天才关系很好,兄弟相称。老蒋疑问:张学良秘密与中共会晤,以及他对中共毫无保留所谈的那个——要扑蒋杀蒋成立全国抗日联合政府的绝密大计划,为何偏偏我没有从情报大王戴笠那里得到,而是这次被拘禁中,才从中共那个大员那里获知?因此,老蒋迁怒于戴笠有二心,却感谢周和中共,在那千钧一发生死的关键时刻挽救了他的生命。
戴笠是否想借其密友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手铲除自己?这时,军统已经有几十万人马,秘密插在在全国党政军民各个要害系统里,掌握着生杀大权。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老蒋认为,一旦他在西安完蛋,戴笠也是最大获利者之一。自古以来,奴才杀主,自己另立称王的教训已经不少。也就是从这次西安事变开始,老蒋心里已经决定:他决不能再重用戴笠,相信和依靠戴笠,开始对戴笠分权、控权,掺沙子,逐步清君侧。
抗战刚一结束,戴笠负责肃奸和接收南京、上海、北平、沈阳等全国各地日伪政权与财产,他趁机扩大实力,安插军统人员抢占要害部门。其羽翼已经丰满,尾大不掉。针对他越来越难以驾驭的势头,蒋介石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对戴笠进行监视,研究抑制戴笠和军统的策略。
老蒋不关押黎天才,而且还要重用,就是想制造矛盾离间2 人,对戴笠分权制肘。当时,把张学良交给戴笠看管,也是老蒋要暗中对戴笠与张学良关系的一种深层观察,并不是对戴笠的信任。

在1945年重庆国共重庆谈判中,毛泽东提出,国民党要取消特务组织,正中蒋介石下怀。老蒋马上答应,并立即下文件,裁剪特务组织,重新组建和安排人事,例如,掺沙子。派亲信唐纵监视与掣肘戴笠。借此机遇,借用中共的手,来解决他早已操心的戴笠问题。“出师有名”,使戴笠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

抗日胜利后,许多官员都因抗战有功而被提升官职。但特务组织却遭裁减,戴笠何去何从?功高震主。一直到1946年,老蒋对戴笠谋求警政总长一职,却一直不表态,让戴笠惶惶不可终日。预感、遭到老蒋抛弃的戴笠,失宠的戴笠只好从北京飞往青岛,求助于他的美国好友——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艾伦·柯克,帮忙谋求海军司令一职。他哪还有精力认真清查中共卧底?明眼人都知道,即使戴笠不死于这次飞机失事,以后也会死于其他事故中。
老蒋不动,而让戴笠动。在其乱动中出错,让其自取灭亡。从而可以看到老蒋阴险狡诈心狠手辣权谋高超。除了毛泽东,没有那个人能斗得过蒋介石。

戴笠自我爆炸,让老蒋再一次感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种强者的快乐,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
功高震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其实,凡有所作为的政治领袖,历来都得如此。刘邦枉杀韩信,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炮轰功臣楼;不然,领袖连他自己都保不住,何谈施展他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才干?
自从杀掉韩信的头,刘邦几乎没当过几天安稳皇帝。每年都在打仗,到处都在造反。韩信死后三年,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刘邦中了匈奴诱兵之计,汉高祖刘邦和其先锋部队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刘邦被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06:40
15、
19 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至此,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的长征结束。
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对陕北中央红军在物资、财政方面的具体援助,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或不具体,现将一些具体援助事件简述如下:  
一、是张学良出资送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到苏联学习。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与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宋子文的同学,张学良的好友、牧师)有一次见面时,董对张说:‘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即毛岸英与毛岸青兄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答应照办。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交给董。
二、是张学良送的慰问品救了邓小平的命。 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已与中共达成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秘密协定。张学良不仅想出各种办法,送给红军枪支弹药、法币、银洋,而且东北军67军协助红军打胜“山城堡战役”。张学良还送给红军各种各样的慰问品,也正是这些慰问品中的罐装炼乳挽救了正患重病的邓小平。  
三、张学良资助大批款项支持红军渡过难关。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在肤施(今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举行会谈。  周恩来谈到许多国内国际方面的问题,如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战略、苏联援助中国抗日、中国抗战如何进行准备、中国红军各方面军的集中等问题,周的精辟见解,使张学良心悦诚服。除此之外还达成六项具体协议。“张学良对会谈表示满意,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红军20万元法币。”  1936年11底,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款项开始汇出,但因“苏联巨款至中国大城市之银行,再转陕甘送到红军手中绝非易事”,第一批汇款到达时已经是12月上旬了,第二批汇款1937年2月才到,因此,为解燃眉之急,11月下旬中共中央仍不得不又从张学良那里再借10万元以救急。中共和红军得张学良帮助之大,可想而知。
四、1936年10月5日,张学良在西安会见叶剑英、潘汉年。5日在张学良与叶剑英会谈中,叶剑英根据中央的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5万元,另给解决一万套棉衣的要求。张学良表示,借款的事将努力去办。棉衣问题,马上可以解决,只是不便送往红区,提出可安排车队从西安送往兰州方向,再由红军半路取走,叶剑英对张学良如此爽快和机警深表钦佩。  同日,叶剑英、潘汉年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张学良的会面情况:‘已见毅(张学良化名李毅),政治方面说到,军事方面亦少(稍)说到,明天将继续’,‘款可日内拨5万元左右,大数难办,请速电王明讨论具体办法。’”来源 炎黄春秋  张友坤 2011年第6期
隐忍待发的“中共非委”成员们,也有过好一阵子的亢奋。罗章龙知道,如今是他的好友和战友老毛主政陕北红军,他们“中共非委”有了归队的希望。他想,他要为自己的知己老毛出一把力,但先不要让老毛知道他们“中共非委“并没有自消自灭,现在正为红军做事。等将来见面时,给老毛一个突然的惊喜。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对中共党内斗争残酷性的认知太天真啦! ...
引用 taweze123 2019-8-12 06:36
14、
而在三五年的春夏之间,正是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从西南到陕北,蒋介石摸到红军要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意图,想趁长征的红军主力大部消灭,而只剩下5千多人的中央红军,已经疲劳不堪站弹药缺乏脚未稳,老蒋电令让张学良趁此有利时机,立即统帅50万东北大军上陕北,立即围剿和彻底消灭这些红军。面对此次中央红军的生死关头,罗章龙为总书记的中共非委作出重要抉择!让张学良身边的亲信——中共非委的黎天才,建议张学良少帅:先接过南京的令箭,但不积极进攻红军,而且反客为主,让红军休养生息。理由是“西北是秦汉发祥地,是开创帝业的风水宝地地,搞得好可以与蒋翻脸抗衡,分治割据,恢复张家祖宗的霸业。同时也可用此,进一步联系中共,联合中共,再联合国内反蒋抗日之各个地方的力量,以大西北为抗日建业的大本营基地,发展实力,打回东北老家去,恢复祖宗霸业。而且,也可以摆脱蒋公的控制了”
“中共非委”利用张学良“打回老家,从整霸业”的心理,对张学良引导辅佐,由“务虚”进而“务实”。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中共红军残部,在陕北站稳脚跟,重整旗鼓。
在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残部疲惫不堪的5千多人,终于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与刘志丹几千人的陕北红军主力会合。以后,又有张国焘进军西南四川建立根据地、受挫的几万红四方面军涌来。那时,刘志丹的陕北红军根据地,只占陕西省西北几十平方公里的荒凉人烟稀少之地,本地老百姓自己还难以吃饱,很难再养活从各地一下子来的众多军政人员。于是向东,1936年2月20日东征突破阎锡山部队的黄河防线,在75天连续作战中,转战30多个县,歼敌1.3万多人,扩大红军8000多人,但兵员、粮食弹药、因连续作战而消耗极大,又无处可以补充,处境很困难。红军东征失败,还牺牲了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向北,也没能成功在蒙古建立起与苏联搭界的根据地。以后西路军又转战河西走廊,想打通西北新疆到苏联的通路。但也失败,西路军覆没。长征后的红军余部在陕北生存遇到巨大困难。如果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起来,立即派大部队围剿,恐怕要全军覆没。毛主席甚至说,一旦陕北站不住脚,又要来一次新的长征了。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今子长县城)。11月20日至24日,红军直罗镇战役的取胜。打败了不听张学良不与红军作战命令,而执意要与红军作战的东北军某部。红军不知道,是因为张学良不支援这个部队的东北军,孤军作战的结果。
就在这危急关头,好消息来了!
剿匪司令张学良不但撤了那些不听命令的东北军官,还要求亲自与中共会面。主动为红军补充大批枪支弹药粮草和送给几万大洋。张学良承诺,以后不再与红军打仗,放松了对红军的包围,自动后退让出大片肥沃产粮的土地。在形势好转以后,1936年6月底,党中央机关从瓦窑堡移驻保安县。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主动撤出肤施(延安)让红军进驻。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于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迁到肤施(延安)。当时,刚到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大员们真是感到莫名其妙?周恩来那时对助手刘鼎说,想不到张学良这个东北军阀对我们是这么爽朗,这么帮忙,出乎意料,太出乎意料了。是何原因呢?

长途跋涉立足未稳疲劳不堪的中共大员与红军,当时他们哪里能想道有一群“中共非委”的同志们,正在为他们长征的到来做着准备。在客观上,红军是借助了他们党中央还不承认的,“中共非委”在东北军的地位和力量,长期在东北军为党做的工作基础,从而得到 急思抗日打回东北老家的张学良将军与东北军,对他们的默许与通融,没有立即遭到东北军的真心实力围剿,从而终于站稳脚跟,得到喘口气的时间与重新整顿力量的宝贵机会。

19 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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