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不是一错再错呢？
——北大老党员第二封致北大邱占萱和原马学会同学的信
信件提要：您究竟错在哪里呢？错误在于： 1、在与马学会指导老师的关系上，您言而无信，违反注册时的承诺，把指导老师作为马学会注册的一块敲门砖，不听指导和规劝，不与指导老师和指导单位沟通，违规开展活动和在网上发布文章。 2、您对深圳佳士公司事件后续发生的国家有关部门执法事件的介入异常，既不听学校领导的警告，也不听我的劝阻，并未经允许在学校车库里跳舞。 3、邀请您参加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和支持的、毛主席生前服务人员、领导干部和红色网友参加的、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站等单位主办的、组织好的12月22日纪念毛主席诞辰大会，您却以自己要在会上作佳士事件的报告为前提条件，当未满足您后，您就不参加了。可是，12月24号您竟然在没有同任何人（包括马学会其他同学）商量的情况下和不可能有准备的情况下，以北京大学马学会长的名义向全国进步青年发出邀请到北京参加毛主席诞辰纪念会。 4、鉴于您违反马学会注册时的承诺，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而受到行政处罚，以及马学会其他同学的表现，已经引起学校广大师生的不满，学校有关部门在完全合乎程序（您也被告知）的情况下改组，之后，您失去理智，还组织原马学会同学抗议。 5、更为严重的是，马学会被改组后，竟然为多名外国记者拍摄你们举牌子、喊口号抗议的场景提供机会和条件。 6、在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老师们介入后，还不听规劝，反而向社会散布片面的和虚假的信息，造成极为坏的影响。
占萱同学： 您和原马学会的同学们好！ 收到您的第一次回信，我非常高兴。在回信中您表示“我接受其中的批评，希望能与巩老师继续保持正常的交流。”但是，当收到您的第二次回信后，我觉得您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您对自己和几位同学的行为的辩解是无力的、不能令人信服的，您的言行是矛盾的。 这也难怪，上封信，我没有具体和详细地指出您和几位同学的错误，因为您和他们都很不容易考取北大，您已经是大三了，但你们毕竟还是孩子，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学校领导得知我曾经与您有过联系后，一再嘱咐我一定帮帮您。同时，对于北大其他犯错误的同学，学校为了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犯错误，北大并不光彩，主要是为他们以后在社会上生活、工作和健康成长不造成不必要的困扰起见，既没有对网上的流言和不实传说予以澄清，也没有、也不可能向社会公开他们的错误。所以在我给您和原马学会同学的那封信里，也只是笼统地讲您和几位同学犯了错误，讲最基本的道理。 换言之，上封信我主要是根据毛主席的“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给当时军队负责人的一封信，俗称“五、七指示”。）的思想，同时，根据一般规律和历史经验，人们获得的知识，主要的和大量的不是通过自己亲自实践得来的，而是通过别人实践得来的，即间接经验，这就是靠读书学习。自从人类有文字的历史以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人物，无不都是认真读书学习的。 据统计，我国从唐初到清末，共有状元504人，如把辽、金、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太平天国的状元统计在内，则中国历代状元共计552人。我曾经听通读过24史的国家教委（现在的教育部）的一位同志说：中国历史上中过状元的人群中，贪官最少。 但是，1964年2月12日毛主席就教育问题（即通常讲得“春节谈话”）发表讲话, 他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太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以上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年，第5卷，第315页。）同时，还说，历来的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等。【见：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47卷，（香港）润东出版社，2013年10月1日第1版。】 我认为，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仅仅读书多、道理懂得多，不等于成就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知识分子犯罪，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犯罪，犯重罪的确实也有，但是，主观恶性非常大的、情节非常恶劣的重罪，还是发生在文化水平低的人群中。 我国历史上认真刻苦读书的故事很多，仅仅这方面的成语就有：韦编三绝、凿壁借光、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牛角挂书、随月读书等。这些，想必您和同学们也是知道的。虽然这些成语所说的，不都是科学的、正确的读书方法，但是，他们刻苦读书的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 古今中外，对于好的（不是一再重复的、粗制滥造的、甚至是垃圾或者有毒的）书籍的赞美、颂扬也很多。比如，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书籍是人类发出的最美妙的声音；书籍是屹立在时间汪洋大海中的灯塔；书籍乃储积智慧之不灭明灯；好书如好友，友情永不渝；书籍是人类最宁静和永恒的朋友；是最善解人意和最具智慧的顾问；是最有耐心的良师益友。还有，读好书，就如同与伟人对话，等等。 须知，您的师兄、北大校友、原图书馆系（现信息管理系）毕业的王余光教授和徐 雁编审曾经在1993年主编了180万字的、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读书大辞典》。该书有郑逸梅、施蛰存、匡亚明、萧
乾、金开诚等16位我国著名学者当顾问，64位主要撰稿人，内容涉及名人读书、读书知识、环境、博闻、门径、品评、解疑等类目，其中有中外科学家、文学家和各个领域的名人，也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读书方法的介绍，内容非常丰富，我认为，该书不足之处是读书目的，即为什么读书，没有专设一个栏目。总之，该书值得一读，如您没读过，读后必定受益匪浅。 我这样说，绝对不是提倡闭门读书，不去关心国家大事。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正如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诗所言：“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毛主席更是主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但是，您现在尚未毕业，主要任务当然应该主要是在校读书学习。 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接见我国留学生的时候，他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还教导同学们说：“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在这次讲话中，毛主席还提出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同时，对着数百名留学生说：“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这里，毛主席为什么祝他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呢？为什么不讲“学习好、身体好、工作好”呢？也不讲“工作好、身体好、学习好”呢？ 我理解，“身体好”是其他“好”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一“好”，其他“好”就是空谈，所以把它放在第一位；而“学习好”，对于在校的留学生来讲，这是在身体好的前提下的第一要务；“工作好”，我理解，是指学习期间的必须做的工作，而主要是指留学毕业后做好各项专业工作。 这就是我上一封信告诉您和同学们的主要意思，并没有详细指出您的错误。 在收到您的第一次回信后，我曾经回复您： 事情应该说，基本过去了，您应该仔细思考，青年人犯糊涂，不可避免。只要正确吸取教训，可能比不犯错误的同学有更好的未来。 过几天我将要发出第二封信，您要有思想准备，批评是从严的，您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为了您和同学们能认识到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我必须具体指出你们错在何处。认识错误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如果连错误都不承认，就不可能改正错误。
我想说的是：您是不是一错再错呢？
先谈第一件事：
这与北大马学会这个社团组织有直接联系。世界上的事物，直接联系是有限的，间接联系是无穷的。 您和原马学会的同学并没有按照我一再嘱咐您的如期参加12月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演变，看社会主义建设复杂性”研讨班。 为什么我一再邀请您和马学会的同学参加这次的研讨班呢？ 在这里我不得不详细地谈下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尽管11月7日那天晚上在讲座中我曾经向你们介绍过，以后，您在我通知您和同学们参加研讨班的时候，您也表示听说过这个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是1989年5月12日在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时任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的赵光武教授牵头成立的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它在北大 各级领导同志和老师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 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适应着当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依托北京大学学科比较齐全又重在前沿探索的动态综合优势，以跨学科的综合探讨为其研究领域；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研讨现代科学的前沿进展、发展趋势、基本特点、内在规律为基本课题；以推动复杂性探索、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培养思维方式辩证、学术视域开阔、具有创新潜力的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为根本的价值取向。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凸显了从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转向。复杂性研究，目前已遍及所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已成了一种具有世界规模的科学思潮，一种文化运动。 正如，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所指出的，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是：科学是研究复杂性的科学，技术是调控复杂系统的技术。复杂性探索、复杂性科学集中体现着现代科学发展的辩证综合的总体特征与发展大趋势。探索复杂性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已日益渗透进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 我们中心依据当今科学发展的新态势，进入新千年之后，以2001年7月召开的“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研讨会”为契机，就将现代科学与哲学的研究直接聚集到复杂性探索上来，进入了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新阶段，以后，我们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探索中，特别注重结合实际，着力抓住现实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选择其中有重要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的典型事例，深入开掘，就事论理，从事理结合上进行复杂性解读。近些年来，我们利用寒、暑假先后召开过多次这类较大型的研讨会，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 比如，有：2005年8月召开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复杂性探索研讨会”；2006年1月 “创新与复杂性探索研讨会”；2007年1月“我国当代社会经济结构复杂性探索研讨会”；2007年8月“中医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讨会”；2008年7月“人体科学与复杂性研讨会”；2009年1月“自然灾害与应对的复杂性研讨会”；2009年8月“世界金融危机复杂性探索研讨会”；2010年1月“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研讨会”；2012年1月“文化发展与复杂性科学研讨会”；2013年1月“毛泽东思想与复杂性科学研讨会”；2014年1月“毛泽东矛盾复杂性原理研讨会” ；2014年8“复杂性研究中国路径研讨会”；“2015年1月“中国信息化建设复杂性研讨会”，2015年8月 世界秩序演变复杂性”研讨会；2016年1月“马克思主义创新与发展研讨会”；2016年8月“健康复杂性探讨研讨会”；2017年1月“教育复杂性探讨会”； 2017年8月“世界系统复杂性探索研讨会”（包括内容：话语权、中国故事、“一带一路”等），2018年1月“社会系统工程复杂性探索研讨会；2018年7月“社会与社会系统工程复杂性探索研讨班”通过上述关于复杂性探索的一系列专题研讨，我们的主要收获有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复杂性探索的对立面是简单性科学的还原论和线性思维，所以，它能直接冲破还原论的思想束缚，摒弃线性思维的狭隘眼界，使人们能够认识、把握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不可还原的整体涌现性；有序、无序有机结合的不可预测的新颖性。既解放了思想，又大开了眼界。另一方面是，探索复杂性时，人们都得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方法论上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用还原论与整体论辩证统一的系统论来观察事物解决问题，可见，探索复杂性的实践就蕴含着对人们系统思维能力的培养与锻炼。在一定意义上说，复杂性探索就是一所培训系统思维的大学校。 资本主义从14、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萌芽以来，到19世纪中，社会化大生产与发达的商品经济，使世界各地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世界实现了系统化。地球人类面临的大问题均已系统化和空前复杂化，还原论科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不灵了，需要新的科学思想与方法。 从世界范围看，复杂性研究的产生发展存在两条不同路径，西方从科技走向复杂性研究，中国从社会革命走向复杂性研究。这反映出复杂性研究作为世界性的思想文化思潮，具有非线性动力系统特有的路径依赖性。毛泽东是中国复杂性研究的开拓者。他的复杂性理论首先是复杂性研究的哲学理论，提供了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他的理论探索始终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变革实践，当然包括有关社会历史复杂性的具体理论成果。如极富特色的系统思想、军事理论、文艺理论、历史观点、地理政治思想等，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探索，既富含对中国社会本质特征的真知灼见，又贴进现代科学思想。 钱学森对于毛泽东思想在复杂性研究中的现实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反复告诉中国学术界，切莫把珍宝当敝帚，不可扔掉自己的优势，不要老跟在洋人后边亦步亦趋。他在1995年2月20日致戴汝为、汪成为的信中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在世界科技竞争的大格局中，‘我们的优势在于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原则，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开路。’
此前不久，他在1993年2月14日致戴汝为的信中就已经强调过：‘只要我们抓住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就能胜过洋人中之大多数！
’ 钱学森对这个问题一再提出，对其意义倍加强调。这充分表明了他的关切之深，思虑之久，问题本身意义之重大。 中国的复杂性科学如何继续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是把近百年来复杂性研究的两条进路结合起来，从毛泽东和钱学森奠定的基础出发，紧密结合新的国情，把握世界系统的新动向，以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充分吸收国外复杂性科学的新成果，开展独立自主的研究，提炼新的哲学思想，提出新的理论，创造新的技术方法。”【根据赵光武：复杂性研究中国路径研讨会开幕词（2014年8月4日）略有修改、补充。】 在这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详细列举每年的研讨班（会）研讨的内容，就是说我们中心研究的问题的重要性、针对性和学术前沿性。 我们研究中心一直坚持三项基本原则：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1、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3、密切联系国内外重大焦点、热点、难点、疑点问题。 这个中心建立以来，每逢研讨班（会）的开幕式，几乎都有学校主要领导到会讲话，表示关心、支持；在他们实在抽不出时间到会的时候，也往往通过办公室发函件表示对赵光武老师和参会人员的问候和对研讨会的祝贺。由于年龄原因，赵光武老师去年退下来后，我接替了他。学校领导非常重视这个研究中心，挂靠单位由哲学系改为北大党委宣传部。三十年来，每年寒暑假都要举办研讨班的，一直没有中断过。有人称，它是北大办的最好的一个研究中心。我本来是学习和研究法学的，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这个研究中心的旁听生，到研究中心的核心组成员，再到副主任、现在的主任。 这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曾经作前导性的重点发言的，我发现，是真正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既不僵化、又不自由化、“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他们既不图个人名利，又不计个人得失，在物欲横流，过度市场化，金钱崇拜和不拿钱不办事的世风下，他们个个都是在认真科研、无私奉献。他们是一群关心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坚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科研人员。来参加会议的，有科学院的院士、著名大学教授、国家有关研究部门的研究员。这里，他们不是空谈马列，不是发牢骚、泄私愤、闹情绪，谈逸闻趣事，更不是胡说八道；不是动辄就外国如何如何，开口就洋人怎样怎样地只谈西方和外国的崇洋媚外者；他们探讨的是我国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例如，人体科学（中医药学、气功和人体奇异现象——特异功能）问题；有关自然灾害，如地震问题；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问题；
等等。在这里，前导性的发言者，是把复杂的问题用非常浅显的道理、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得清楚明白；不是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极简单的道理讲得玄乎其玄的故作高深和自我标榜。 2014年6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学派——一个科学技术体系学在东方崛起》一书，介绍了我国系统科学的5位代表人物（宋健、钱学敏、于景元、苗东升、项浙学），除项浙学不在北京外，其他4位参加过中心的研讨会，于景元研究员除经常参加我们的研讨班外，几乎每个学期都来北大上课，苗东升教授则是我们核心组成员。中心组编的、已经出版的著作有：《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复杂性新探》、《钱学森与社会主义》，这个中心的成员们在首都师大、辽宁省委党校等校刊以及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类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和学校网站都有过报道。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全世界著名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1997年夏天，钱学森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学敏语重心长地说：“其实，关于‘两弹一星’的科学与技术，我在美国时就都掌握了，也做出来了。回到祖国以后，只不过是把它拿过来运用，虽然也有一些创新，但基本的、原始的创新不多。而我多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所以，你现在能把我长期以来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表述的点点滴滴的思想给‘穿’起来，系统起来，这很好！”
钱学敏认为,对她讲的这番话，令她十分震动，恍然大悟，深深感受到，钱学森走出发射现场退居二线以后，他继续带领大家冲破一切阻力，积极追求真理，提出许多新观点、新理念、新方法，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钱学敏著：《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第2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255页。） 我国著名系统科学家、航天集团公司710所研究员、作为钱学森生前主持的系统科学研讨班召集人的于景元同志，曾经在《钱学森的系统科学成就和贡献》一文中指出： “
钱学森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在长达70多年丰富多彩的科学生涯中，钱学森曾建树了许多科学丰碑，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钱老对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开创性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人们称他为‘中国航天之父’。但从钱学森全部科学成就与贡献来看，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钱老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工程、技术、科学直到哲学的不同层次上，在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层次的研究中，特别是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相互交叉、结合与融合的综合集成研究方面，都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独特贡献。而钱老在这些方面的科学成就与贡献，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来看，其意义和影响可能更大也更深远。”（http://www.cas.cn/zt/rwzt/qxsssyzn/jnwz/201010/t20101031_3000269.html） 青岛大学主办的《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杂志发刊词（2004年第01期）中科院戴汝为院士这样写道：“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自然史的探索得到空前发展, 80 年代一场跨学科、交叉学科融汇的科学革命冉冉升起。人们不再依赖牛顿式的宇宙观———隐喻世界如钟表的规律一样而可预测。生命科学家以其研究主题的‘复杂性’而首先冲破还原论的束缚。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中非线性现象
、小概率自然异常事件、众多的不确定性不断出现。这些全在孕育着21 世纪一门新科学的诞生。它所要探讨的是在复杂系统中, 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所突现出的特性。美国的圣菲研究院(SFI)荟萃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物理学家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及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Arrow)和一批活力创新的年轻科学家,从生物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
、数学、哲学等多个领域之间融汇影响, 试图在不同的复杂系统之间找出共， 进行着一场跨学科、学科大整合的科学革命, 他们称之为复杂性科学的开创。 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几十年来睿智地埋头于跨学科的研究。他全面展开了对系统科学、思维科学
、人体科学的深入研究,自1983 年开始指导人体科学研讨会 、系统学讨论班、思维科学讨论班, 使得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广泛交流、持续研究 。这些研讨发扬科学民主, 吸取中国古代和现代西方文化的精华,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科学家创造性地参与了这场人类共同的科学革命。如果说1930 年成立的, 由爱因斯坦进驻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在纯净的理论世界中追寻宇宙建构的终极答案 ,可以称为‘柏拉图的天空’;上世纪80
年代在美国新墨西哥州, 以学术氛围宽松的特点 , 汇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狂热、进行多学科交叉与整合的科学家的圣菲研究院, 被誉为是‘尼采的狂放世界’;在中华民族再次振兴的关键时期, 中国的科学家们以整体论和还原论辩证统一的系统论为指导, 倾心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综合集成方法论的研究;主张以人为本, 通过民众的“集大成得智慧”而再现民族的辉煌。这片热土堪称‘大成智慧的灵境’。”
根据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则，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128页。） 早在19世纪末，恩格斯就曾经说过；“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18世纪——巩注。）末，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19世纪——巩注。），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大的整体——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51页。） 钱学森在1982年10月曾经讲过，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整体，不是分割的。各门科学的划分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去研究客观世界”。他说，这么一个思路，也是得启发于系统论。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整体，不是分割的。整体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客观世界。系统科学就是“从系统的着眼点或者角度去看整个客观世界”；思维科学是在于了解“人是怎样认识客观世界的”角度就是从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思维的过程，这样一个角度去研究这门学问。人体科学是“通过人体这个着眼点或者角度去考察整个客观世界，不但不能把人体各个组成部分隔离开来考察，也不能把人体和外界隔离开来考虑。”（钱学森著：《论系统工程》（新世纪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162、163页。）这是因为人体科学的中心目的就是认识到人的存在与整个世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单独的一个人存在。这样一个认识，实际上在中国是很古老的。现在就是要吸取古老的这些正确的东西来加深我们对于人体科学的研究。所以，人体科学就是从研究人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这一点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 1991年10月，钱学森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明确指出：“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钱学森：《感谢、怀念与心愿》，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7日。） 1983年他还说过：“现代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或者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只抱着自己的小地盘不放，没有希望，不行。”（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中心编，钱学森：《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这是一项跨部门、跨学科、跨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探索工作的结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综合集成和创新的结果，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世界物质统一性原则的深化、具体化。这是知识分类学，即科学学中的科学体系学的一个独创，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发展和创新。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普朗克在他的《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一书中写道：“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破的链条。”
这与钱学森同志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那种抱有我是学习、研究某个专业的，与什么专业不相干的思想，是不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精神的。 钱学森在世的时候，曾经举办了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三个大型研讨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宇宙探索的“五观”世界学说；
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人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统领的、包括11个大科学部门、作为桥梁的部门哲学、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应用技术和前科学在内的开放的科学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框架，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认为宇宙、天体、生物圈、人、人脑、社会等都是开放复杂巨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结构的理论，在原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包括两个方面，尤其是人民体质建设；提出了“人机结合、以人为主、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提出了“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和“大成智慧”、“大成智慧学”和“大成智慧工程”，等。尤其指出：“人体科学是科学的珠穆朗玛峰”，是前沿科学，提出了“第二次文艺复兴”即东方文艺复兴的重要论断，提出系统科学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一场“科学革命”，“系统科学真是社会主义的治国之本”！ 此外，非常谦虚的钱学森同志，他一再讲，“从定性到定量，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综合集成法”是从马宾同志那里学来的，不要忘记他的功劳！
而人体科学，把中医药与气功和“特异功能”相结合研究，这是从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奠基人、一直呼吁挽救和保护我国最宝贵的中医药学的原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吕炳奎那里学来的！ 2017年6月26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70627/4263875.shtml
）2017年9月22日，他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善于运用系统科学、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研究解决问题，……。”（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9/22/c_1121709932.htm） 在这里，习主席的上述讲话精神与钱学森的相关思想观点是一致的！ 您和同学们要具体地和比较详细地了解钱学森如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我在那次座谈会上曾经说过，学哲学和钱学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请看：黄顺基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和苗东升著的《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以及其他有关论著。1957年4月，32岁的中国人民大学黄顺基同志就与哲学界老前辈周谷城、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一起被毛主席接见。黄顺基和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黄楠森和赵光武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学敏和苗东升教授等，他们对于钱学森的主要贡献，特别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论述，是非常值得阅读。 我可以断言，当今中国的科技界、知识界和学界的学者，如果不问、不知钱学森的科技思想及其主要贡献（不是“两弹一星”）和以他为代表创立的复杂性研究的中国学派（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必将是他们最大的遗憾！
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充分表明，是各个学科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但是越来越以综合为主导的向科学的整体化和一体化方向发展。在我们这里，不是一般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也不是通常的文理交叉，而是按照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包括和涉及现在所有学科来理解和举办研讨班的。自从2001年暑假我们中心开始转入重点研究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后，根据“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实现还原论和整体论辩证统一的系统论”思想和复杂性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 【圣菲研究院创始人乔治·考温（George Cowan）的话】的论断，结合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遇到的重大问题，举办了36次大型研讨班（会）。
我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我和马学会会长的您发生了联系，后来为什么偏偏叫你们参加这次研讨班呢？ 主要是： 1、我一直关注北大马学会 自从2008年我退休后，虽然不再担任北大马学会指导老师，但我是一直关注这个学会，所以，几乎每年学会招新会员的时候，我都要到三角地去，2018年秋后招新，我认识了作为会长的您。 这里，我要为北大说句公道话，同时，也提醒学校领导同志注意的问题。所谓公道话，就是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北大“打压”马学会的问题。 事情是从2015年秋开始的，北大未名BBS上出现了同学们对校园内发生的几次工人讨薪事件的完全不同观点的争论后，马学会的同学们就自己主动发起了针对后勤工友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调研活动。他们在既没有与指导老师沟通，也没有同挂靠单位和团委等部门打招呼的情况下，径直把调研报告公布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结果弄得整个社会都知道了。 这些同学调研的行为，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们关心工人的这种心情、热情和精神，尤其是在我们工人阶级从社会和国家的主人逐渐沦为“弱势群体”（我退休前，根据北大与树仁大学的合同，曾经先后有10次去香港上课，一次学生这样问我：“老师，为什么内地搞资本主义比香港还厉害？”）的今天，也是非常值得提倡和赞扬的。 但是，这样一来，学校有关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却被打乱了，无法维持了！须知，“国家有大事，北大无小事”！北大，一直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中心！
1987年5月，我从南斯拉夫获得博士学位回校工作，90年担任北大学工部分管研究生的副部长。当时，一位副校长（老同志）就悄悄告诉过我： 北大今天下午出现大字报，晚上外国媒体就广播了！
须知，那是在二十多年前，信息社会还没到，网路还没有，手机（叫大哥大）就像小孩枕头那么大，但是也是罕见的。“八、九”之后，第一批被派到学校工作的是校长吴树青和副书记林炎志同志，只有林炎志的腰间挂一个BP（beeper的缩写）机，它只能显示回电号码，收到后回这个电话人家就能找到你了，那在当时是最最先进的，具有它，似乎是高干的一种特权。现在，网络的发展和手机的普及，信息传播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与过去是无法相比的！信息社会的网络制造的舆论，可以搞得把人忙死，甚至可以杀人，甚至也可以把一个国家灭掉！要不，为什么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世界要打信息战、网络战、舆论战，归根到底是心理战呢？ 参加调研的同学，由于没有丰富阅历和生活经验，一旦“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公布调研报告后所带来的后果！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如今社会上更为不公平的事情多得多，他们想，学校不应该有这回事情发生。他们还缺乏辩证法的观点，不懂“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而“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的道理，他们少见多怪，这并不奇怪。 北大太大了！后勤（食堂等）大概都被“承包”了。况且，过去曾经有言，何况“政令不出中南海”，北大领导的意图和要求能覆盖全校吗？学校自己该管的，不管了，也管不了了。连百年纪念讲堂，原宣传部长赵为民曾经对我说过，北大管不着了。这是超女李宇春来北大，为了看她，人群忽忽跑动，我还以为是地震呢！后来，我问起此事来，赵告诉我，学校管不了百年纪念讲堂的事情了。 这使我想起，连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也实行市场经济了，在里边开会是要花钱的。所以，纪念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的会议，是我向一位正在用得着我（打官司）的商人募捐一万元，会才开了的。后来听说，不仅人民大会堂，甚至在中南海开会，使用会议室，也是要付费的！不知是真是假。 这里，我认为，北大有关领导做的有所不妥和失误之处在于：因为他们捅了篓子，就恐怕他们再捅娄子，要先整顿，没有及时地予以注册，这就造成了所谓“打压”马学会的印象。 我绝不讳言，严格地讲，虽然北大领导绝不是有意“打压”马学会，但是，毕竟是给外界造成了打压的印象。我考虑，主要还是在对马学会组织同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认识尚不到位，关心帮助不到家，把这个学会与其他学会完全等同看待，而没有看到马学会所学与其他学会的区别，与其他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我认为，也可以说，学校党委原主要领导人，缺乏共产党领导干部应有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必要的独立性，不同程度的沾染了目前党中央所反对的，也是我党一直反对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造成的。 当然，同学们给学校造成的麻烦，确实，放在任何学校、任何单位身上，也是很不轻松的。在我指导马学会期间，从来未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打压”问题。接我指导的张守民教授，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经常见面，也没有听他说什么“打压”的问题。为什么到了现在就变成所谓的“打压”了呢？所以问题是复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是值得各级领导同志深思的。 就因为我曾经为马学会注册的事情，帮助过你们。所以您邱占萱今年9月27日就发信向我汇报一个捷报，孙熙国签字马院盖章指导单位。注册成功了。之后，招新的时候希望我去参观，说我的关心和支持是对马学会“莫大的鼓励。” 我9月29日去了你们招新的摊位，并给你们一幅写有“不忘初心”等文字的书法。得知，报名的有250人。 在此之后，我10月26日邀请您列席参加我们中心的讨论会——讨论研讨班要研讨的题目，通常只有我们中心核心组成员才参加的会议，它是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和决定下次研讨会究竟研讨什么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您作为北大马学会会长列席，一来，让您增长知识，同时，看看我们中心成员如何决定研讨题目；二来，也想听听您个人的意见。很遗憾，您说，约好参加另外一个会议。您未能到会。11月7日晚上，您主持了我题目为“认真读书，性命双修，迎接挑战——纪念十月革命101周年座谈会”（听说我讲后，您把我的这个电子版的文字放到学会的群里，这是不错的。），可是这次参加座谈的人不多，学会成员不到20人。11月8日凌晨快2点了，您发短信说：“回去路上好几个同学都在说希望之后能再听到您的讲课。” 我11月8日就上网买到1988年出版的《马列著作选读》4本和相应的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4本《讲解》，很快就交给了您。我始终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最基本的著作，是万万不行的！ 过去30年来，我们研究中心的研讨班（会）一直是在寒暑假举办，也就是同学们大部分放假回家了，只有很少不回家的同学能够参加研讨。鉴于研究中心研讨内容非常重要，所以，从去年开始，为让同学们能够参加研讨班，我们就把举办的时间放在不放假的时候举办，这次就决定12月8、9、15、16日举办。 我们是多么希望您和原马学会的同学们参加这次研讨班啊！我在11月7日我们的座谈会上，也邀请过你们参加这次研讨会。 于是12月4日我把下边的邀请函和议程安排发给了您。 邀 请 函 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经学校有关部门批准： 定于12月8日（周六） 、9日（周日） 、15日（周六）、16日（周日）上午9点——12点举办“从苏联社会制度演变看社会主义建设复杂性”研讨班。会议地址：北京大学
勺园五乙楼303会议室。请您拨冗参加。谢谢您对我们研究中心的关心和支持！ 祝好！ 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巩献田 12月4日 研讨会日程安排 12月 8日 （周六） 吴恩远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历史学部学术委员（1997—2003年），2001年在莫斯科当选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俄国革命史委员会共同主席，2000—2005年任中国苏联东欧历史研究会理事长，2005年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苏东所原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等教授 。 12月 9日 （周日） 苗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家教授、著名系统科学家，钱学森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等教授。 12月 15日 （周六） 周新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原院长、原苏东所所长）等教授。 12月 16日 （周日） 于景元（航天部研究员、钱学森生前系统科学研讨班召集人、我国著名系统科学家，钱学森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等教授。（于因有要事不能与会，推荐佘振苏教授代讲） 第二天，您回复我：收到！我可能最近没有时间，会通知马学会其他同学。 研讨班开班后，我得知第一个周六（8号）、周日（9号）你们没有一位同学来参加研讨班之后，我又怕你们第二个周六（15日）、周日（16日）也不来参加，于是我14日（即研讨班的前一天）又发给您下面的短信： 邱占萱您好！电话一直占线。 明天周新城发言题目: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方向。请您告诉马学会的同学们，抽时间听下，比你们自己学收获大。在勺园五乙楼303，九点开始。 上个周六，周日，其他学校同学来得多。你们学会可能没有来的。祝好！巩献田敬上 您15日傍晚6:29回复我：抱歉，手机可能出了些问题，隔了这么久才回复！我跟一些会员说过此事，但没有具体跟进他们是否到场，我再问一下。 15日晚7:27我给您发信说： 昨天给您打手机 ，一直说正在通话。我想肯定手机有问题了。 这次研讨会主要是首都高校的同学们参加。明天最后一天了，是北大教授佘振苏发言。他是国家重点试验室（湍流）主任，对于钱学森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很有研究。 请告诉马学会同学们，最好听下。最后一天，最后还要对四天的研讨会总结下。 非常遗憾，北京大学相邻的高校，如人大、北航、科技大、地大等30多位同学都参加了研讨班，可是我希望并一再叮咛和嘱咐你们要参加，竟然无一人参加！ 当然，首先声明，这不是您，也不是原马学会同学的错误。这是一个认识问题，是一个刚刚听我座谈会后并表示过“希望以后能再听到您的讲课”，而他们讲的比我好得多，重要得多。他们讲的，更接触和更好地联系现实和实际。尤其是中国社科院吴恩远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新城的发言：前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俄罗斯2007——2017年期间最新历史著述并做了评析。说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从1956年赫鲁晓夫妖魔化和大反斯大林开始的。但是，2017年3月，评价俄罗斯百年来最伟大人物的时候，是列宁、斯大林和普金并列第一；2017年6月26日，俄罗斯登载著名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38%的俄罗斯人在回答“历史上最杰出人物”时，斯大林竟然名列第一！普京和普希金名列第二，列宁第三。（见吴恩远著《俄罗斯最新历史著述暨评析（2007—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8月。）大多数与会者就明白了：搞垮苏联是从妖魔化斯大林开始的，我们的敌人非常清楚，要搞垮中共和中国社会主义，必定要妖魔化毛泽东！所以，识破国际国内一切敌人的阴谋诡计，维护毛主席的声誉，维护毛主席为人民建立的丰碑，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中，不犯“颠覆性错误”的极其重要的一项艰巨任务！ 这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与苏联的一个最重要区别在于：苏联从赫鲁晓夫1956年苏共20大开始，历届党政主要领导人，都没有抵制过妖魔化斯大林，都没有公开为斯大林的正确辩护过。可是，在我们中国，非常庆幸的是，毛主席去世之后，虽然有类似茅于轼、辛子陵、刘晓波等人妖魔化毛主席的现象，但是，作为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来说，非但没有妖魔化毛主席，而且没有一个不肯定毛主席的。王震将军还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20年！”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到18大前，尤其是在毛主席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比较来说，是最高和最全面的。他说：“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这是最大和最重要的实事求是。例如，古巴和委瑞内拉党的领导人来到北京，不仅瞻仰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还要到毛主席纪念堂里瞻仰毛主席遗容（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媒体不报道。）。 当然，我不是说习主席对毛主席的评价就已经完满了，没有问题了。我不讳言，习主席的评价与我个人对毛主席的认识和评价，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习主席的评价是代表中央委员会、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评价，与我个人的评价是不能相比的，我只有继续学习和研究习主席的讲话。 周新城教授的发言，实际上他是比较系统地讲述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在共产国际运动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与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过程和经验教训，从而联系到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定要牢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开放的初心，自觉抵制私有化、西化、自由化。对于我们不犯“颠覆性”错误，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苗东升和佘振苏教授的发言，主要是从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角度讲，世界系统化已经完成，但是，系统去资本主义化是一个复杂的和长期的过程，以及如何看待和解决我国面临的两极分化和扶贫、教育、医药、住房等现实问题。 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感到这次的研讨很有收获，参加这次研讨班很有意义，纷纷打听下一次什么时间举办。 我不知道、也不理解，你们不参加这样研讨会，还有什么比这更为重要的事情做呢？ 同时，在我国对待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及其贡献的态度，也存在着一场严重的斗争。 这场斗争，我认为，其中表现之一，是对待钱学森关于“第二次文艺复兴”，即“东方文艺复兴”的论断的认识和态度上。按照苗东升教授的观点，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主战场就是中国。而中国文艺复兴有三波，有三个主将，或者说三个高峰。第一个波的主将或者高峰就是鲁迅。苗东升教授不同意季羡林教授的“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是胡适的观点。因为季羡林自己就讲：“美国的‘民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眼人都能看得清楚。可是适之先生竟一叶障目，偏偏看不见”还说：“他让蒋介石玩于股掌之上面而一点感觉都没有”。（《季羡林人生漫笔》，同心出版社2000年，第61、76、68、69页。）让这样的人作为第一波的主将，显然是不对的。而鲁迅，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英勇、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1页。）第二波的主将或者高峰，毫无疑义，是毛泽东。第三波的主将或者高峰，就是钱学森。 鲁迅、毛泽东和钱学森，有一个规律，凡是热爱他们其中一个的，必定热爱其他两个；凡是不喜欢和攻击他们其中一个的，必定不喜欢和攻击其他两个。实际上，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学派所创造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已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见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29页，）明确说，他们的系统工程方法，是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1990年3月8日，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的帮助下，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作为中央决策的咨询机构的设想，向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同志们汇报后，得到了肯定，之后，可是，很遗憾，在他生前对此并没有什么动静。我想，这是钱学森一生最大的遗憾！ 苗东升教授讲：“钱学森晚年一系列思想文化贡献尽管是‘创世纪’的，却没有进入第三波的主流意识形态，许多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对钱学森敬而远之，不接受他的新观点。他的一些基本主张未被采纳。钱学森生前洞悉这种情形，公开表示自己的新思想要在50年后才能被接受。”（见苗东升著：《钱学森哲学思想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259页。）1986年5月，钱学森曾经在谈到人体科学研究工作环境的时候说:“我们要完成的任务，与绝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是很不相称的，可以说我们要在愚昧的环境当中，来进行这场革命。”（钱学森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72页。） 作为北京大学马学会成员们，当代最有天分的和最有发展前途的大学生们，尤其是会长的您，我理解，是多么应该高度重视和努力学习钱学森的科技思想啊！关于这点，在11月7日的座谈会上，我是强调过的，座谈会是以钱学森的“性命双修”为题，尤其对您和同学们说：钱学森说，青年人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虎添翼”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是钱学森！ 我对你们参加研讨班的希望就这样落空了！
第二件事情：
这与您强调的参加社会实践有直接关系。 11月26日，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关于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的公示”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地区各部门反复比选、组织考察、集体研究提出推荐人选的基础上，经归口评审、统筹考虑，产生了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拟表彰对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从2018年11月26日8时起，至11月30日17时止。如对拟表彰对象有异议，请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邮件、信函等方式向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并提供有电话、传真、电子邮箱、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 这是改开以来中央决策（为树立先进典型、表彰模范人物） 过程中第一次公开地、大规模地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的热情和心情可想而知。 根据习主席：“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以事实为依据、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和正气，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份表彰人选中的绝大多数，确实值得表彰，确实是好的典型；但是，我与不少的老师和同志对那个早就树为典型的村和某几个人被提名，是非常不满的！ 因为它直接违背了2018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荐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表彰人选的通知》的基本原则精神，关于推荐人选的条件，《通知》曾经明确规定：
“推荐人选为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全国具有标志性意义、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个人，并同时具备政治素质过硬，为推动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遵守宪法法律，道德品德高尚等条件。推荐的外籍人士需对华友好，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并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如果说，推荐的是改开期间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按照唯物辩证法，事物必定是“对立统一”和“相反相成”的。但是，如果说是做出“杰出贡献”，那个早已树立的典型的村的几个人，还有其他的人，贡献则是负面的。 众所周知，那个早就树立的农村改革的典型，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理的，不但关于它的某些说法是完全违反逻辑的，而且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它绝对不是我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 在《资本论》第1卷第4篇第11章协作中，马克思写道：“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得多。这是因为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378—379页。）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懂的，指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通过组织起来，必须通过合作化、集体化的生产组织，他们才逐渐养成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觉悟，除此而外，别无其他办法。“全国百强村，全部是集体所有制！”（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47387807&ver=1317&signature=HzXwTCkwzdza6A7CjXtBQoQsfDfegDU6aBHtXSaELcgweHEtYf1tP*ft8bUpm2wEdgdRlKjnnQH）实践证明：单干、个体与合作、集体，究竟谁优谁劣，那个先进那个落后，还用怀疑吗？ 我国自从1979年农村就开始改革，三十多年过去了，竟然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贫困县、贫困乡？难道这不值得深思吗？仅仅指望什么种粮大户、养猪大户，什么大户，不提倡组织起来，不提倡集体经济，能共同富裕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贫富悬殊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吗？ 在全国人民面前，表彰这样一个主张单干和个体的单位里的几个人，妥当吗？ 特别是对北大那位一直积极提倡和推广“股份制”与“八、九”风波制造舆论有直接关系的电视剧《河殇》的主要顾问，大家对他受表彰的意见非常大。目前，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严重削弱和思想意识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发生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他有关。为什么这样说？ 《资本论》第三卷明确写着：“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在我们作进一步阐述以前，我们还要指出一个经济上重要的事实：因为利润在这里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所以那些仅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自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大工业的一切领域内，生产现在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与此相反，这些增产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却日益变慢。大工业在几个月中生产的东西，市场在几年内未必吸收得了。此外，那种使每个工业国家同其他工业国家，特别是同英国隔绝的保护关税政策，又人为地提高了本国的生产能力。结果是全面的经常的生产过剩，价格下跌，利润下降甚至完全消失；总之，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在：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但是生产社会化的这个形式还嫌不足。各个公司的利益的对立，过于频繁地破坏了它，并恢复了竞争。因此，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工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在美国，这个办法已经多次实行；在欧洲，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个实例是联合制碱托拉斯。这个托拉斯把英国的全部碱的生产集中到唯一的一家公司手里。单个工厂——超过三十家——原来的所有者，以股票的形式取得他们的全部投资的估定价值，共约500万镑，代表该托拉斯的固定资本。技术方面的管理，仍然留在原来的人手中，但是营业方面的领导则已集中在总管理处手中。约100万镑的流动资本是向公众筹集的。所以，总资本共有600万镑。因此，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弗·恩·}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原始股东。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 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撇开不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例如，我们可以在《泰晤士报》上看到1857年这样一个危机年的破产表，并且把破产者自己的财产和他们的负债额比较一下。——“真的，那些有资本和信用的人的购买力，远非一个对投机市场毫无实际知识的人所能想象。”(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第79页)“一个人，只要他有这种名声，即被公认为拥有充足的资本可以经营他的经常的营业，并且在同业中又享有良好的信用，如果他对他所经营的货物的行情看涨持有乐观的估计，而在投机开始和进行时又一切顺利，那末，他就可以按照一个比他的资本大得多的规模来购买。”(同上，第136页)——“工厂主、商人等等，都大大超过他们的资本来进行交易……现在，资本与其说是任何一种商业交易的界限，不如说是用来建立良好信用的基础。”(《经济学家》1847年第1333页)】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以上所述特别适用于绝大部分社会产品要经过的批发商业。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是荒唐的，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如不久前整个法国为巴拿马运河的骗子总共节约了15亿法郎。巴拿马运河的全部骗局在它发生整整二十年之前，就已经在这里多么准确地描绘出来了。——弗·恩·}他的奢侈——奢侈本身现在也成为获得信用的手段——正好给了另一种关于禁欲的说法一记耳光。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还有某种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合理设计的股份合作制度是更积极的扬弃。” ——( 见马克思著：《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495—498页。)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是： “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 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 股份制，我理解，它是中性的，它既可以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企业转化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企业的过度点，也可以是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企业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企业的过渡点。注意，它本身无所谓什么性质，它是一个中介，是一座桥梁。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正确做法，就应该像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那样，通过公私合营（股份制）等形式，逐步把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企业。对此，邓小平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302页。）而绝对不能把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通过私人入股逐渐变为私人企业！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当年朱镕基总理就曾经批评国有企业的财产流失，他说，有的国有企业是半卖、半送，干脆是送！特别批评说那位（就是这位因主张股份制而名声显赫的教授）“没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如何如何。 据我所知，不仅朱镕基总理曾经批评过他，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很早就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他的理论观点提出过批评，这次“公示”之后，据我所知，就有几位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包括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著名经济学家，都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是教育部推荐错了人！一位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写道：“还有一些进入百人行列的经济家，如XXX，人们意见很大，他有很多错误观点，还有许多不当言论，所起的作用不是正面的，而是负面的，似亦不宜列入。” 我们的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中央最后决定，即对我们反对表彰的那几个人，仍旧予以表彰，我不好理解。 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习近平主席在我们国家发展处于关键时刻，在有人企图要改旗易帜的时候，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方向，十八大以来，采取一系列措施，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关于这点，作为一个法学、现代科学与哲学学者，我是深有体会的。但是，社会是复杂的，是矛盾的统一体，多年积攒的问题的解决，不会是那么快和那么顺利的，这里充满了各种斗争，包括阶级斗争在内，习主席在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的讲话中，不是说：“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尽管有人反对提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尽管是初级阶段，但，不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阶段中，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王岐山同志十九大期间在参加湖南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波澜壮阔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归其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树立起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https://www.chinadaily.com.cn/interface/360/1143901/2017-10-19/cd_33460412.html）王岐山2017年11月8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5年来波澜壮阔的实践充分证明，把全面从严治党摆上战略布局英明正确，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校正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航向，使党经历了革命性锻造。”“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推动破解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使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确保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实现伟大梦想的航船行稳致远。”（http://news.sina.com.cn/c/nd/2017-11-08/doc-ifynrsrf2976313.shtml） 这里所谓“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表明十八之前，我们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有问题，没有问题，哪里需要校正？和“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就表明,解决的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质言之，是关乎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大业的最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理解，这些问题是如何造成的？当然有各种复杂因素，其中，我们所坚决反对表彰的这几个人，是难辞其咎的！ 可能，中央领导同志是从更为宽广深远的视野，考虑各种因素，斟酌再三之后的决定吧！毕竟中央负责同志比我们自己掌握的信息和情况多和全，考虑问题站得高、看得远吧！但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绝对不做“两面人”，反映的是自己真实的想法。 对于这次《公示》所反映的部分意见，我曾经向您邱占萱说过，尤其是我请求您按照学校领导嘱咐您的，不要随意上网，不要动辄行动的精神，给学校党委主要负责人只写“我们认为老师们的意见是对的”这样一个文字的东西，表示一下帮助和支持我们的态度。 回想2004年，我曾经针对那时某些改革措施，违背宪法基本原则，私人企业侵吞公共财产和“买断”工龄迫使工人失业等现象，以“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保卫共有财产，维护公民的劳动权”为题写了公开信，北京大学就有180多人签名支持和拥护，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校的同学。 2005年，在讨论公布的《物权法（草案）》过程中，某些人妄图以“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取代我国宪法总纲第12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规定，竟然主张国家、集体、个人财产要平等保护 。我认为，国家可以平等保护个人、企业，国家怎么能平等保护自己、个人和集体呢？还有，法律条文盲目抄袭资本主义物权法问题等。本来全国人大关于国有财产的立法规划比物权立法的规划要早，有人急于保护私有财产，连立法语言必须是“准确、严谨和简明”的要求也不顾了。（《草案》一共200多条，竟然有100多个“等”字！也就是说，一个法律条文，就有一个等字！这是立法之大忌。）于是，8月12日，我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大多数学者对《物权法（草案）》有关条款的强烈反对下，全国人大常委会顺应民心、反映民意，在对《物权法（草案）》文本做了一定修改，特别在第一条加上四个字，即“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后，比预定通过时间推迟一年通过。那时，包括北大同学在内的许多老师和同学也是非常支持我的。 我嘱咐您邱占萱回去与马学会团支书和理事长商议下。我曾经满怀希望地认为，过去并非都是马学会的同学都支持我们，这次你们马学会肯定支持，不仅是支持我个人，而是支持我们多数人的。因为这是国家机关在发扬民主，在社会上“公示”，让全社会监督的。可是您11月20日发给我下边短信：“中午与其他同学商议此事，大家都非常钦佩老师们的行为，但觉得学生身份不太方便参与其中，非常感谢巩老师的好意。” 这样的国家大事，您竟然觉得“学生身份不太方便参与其中”，那么，究竟什么事情您才方便参与其中呢？ 之后，我见到了您，针对您的短信，我说：第一，你们不盲从，不是老师说啥就干啥，这很好！但是，第二，你们既没有“五四”青年一代的爱国精神，没有建国初期青年一代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精神，也没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青年一代“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精神”!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是，我看到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总督导徐凯文教授2016年11月发表的：“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甚至已经放弃自己！”——主题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觉得我们的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多年前，曾经流传过，我们的“小学是共产主义教育，中学是社会主义教育，大学是资本主义教育，而研究生是卖国主义教育。”此话虽然过于偏激，但是也反映一定的问题。因为，在我退休前，即十多年前，课堂上讨论对台湾李敖要在北大为胡适（似乎是）捐钱树立塑像一事。一位大一的女同学就站起来，理直气壮地问：在中学的时候，我们知道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是错的，为什么还要为他树塑像？
于是我认为，现在的中学教育也不如过去了。此其一。 二是，我理解的北大马学会同学们是会关心国家大事的，特别是涉及北大的事情，更是应该关心的。可是，您和同学们并不支持我们的意见。这样，您邱占萱和马学会的几位同学，在我的心目中，变得不像过去马学会同学，例如，不像现在当了教师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健和宋朝龙（当年是北大马学会会长），也不像中国社科院当研究员的陈人江和中央编译局的曹浩瀚等同学，是很有些异样了。所以，我就对您说了那些话。
这里，我必须声明如下： 以上这两件事情，您与同学们只是表示了某种态度，是思想认识问题，这是不能强求的，也是不能用强制的、行政命令的办法要求和解决的，这不是您和同学的错误！ 您和原马学会的几位同学的错误不在这里，是在具体的行为上，在您和几位同学做的几件具体事情上。 您究竟错在哪里呢？错误在于： 1、在与马学会指导老师的关系上，您言而无信，违反注册时的承诺，把指导老师作为马学会注册的一块敲门砖，不听指导和规劝，不与指导老师和指导单位沟通，违规开展活动和在网上发布文章。 2、您对于深圳佳士公司事件后续发生的国家公安和安全部门执法事件的介入异常，既不听学校领导的警告，也不听我的劝阻，且未经允许在学校车库里跳舞。 3、邀请您参加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和支持的、毛主席生前服务人员、领导干部和红色网友参加的、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站等单位主办的、组织好的12月22日纪念毛主席诞辰大会，您却以自己要在会上作佳士事件的报告为前提条件，当未满足您后，您就不参加了。可是，12月24号您竟然在没有同任何人（包括马学会其他同学）商量的情况下和不可能有准备的情况下，以北京大学马学会长的名义向全国进步青年发出邀请到北京参加毛主席诞辰纪念会。 4、鉴于您违反马学会注册时的承诺，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而受到行政处罚，以及马学会其他同学的表现，已经引起学校广大师生的不满，学校有关部门在完全合乎程序（您也被告知）的情况下改组，之后，您失去理智，还组织原马学会同学抗议。 5、更为严重的是，马学会被改组后，竟然为多名外国记者拍摄你们举牌子、喊口号抗议的场景提供机会和条件。 6、在包括公安部门在内的工作人员和老师们介入后，还不听规劝，反而向社会散布片面的和虚假的信息，造成极为坏的影响。 （未完，待续）
巩献田 2019年1月1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