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和谈有一段时间曾经的和平诱惑抗战胜利，国共同室操戈。 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调停斡旋下，国共双方于1月10日同时公布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30日，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实现国内和平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行任务的指示》，这封长达2千7百余字的电文共分五部分： 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重大结果”，此文乐观地判断：“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二、“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 三、“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直接指导，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军队也能脱离我们党的直接指导”。 四、“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人破坏。并须在此期间准备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关于这方面，应先作精神准备，考虑成熟，待命实施”。 五、“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的克服这些偏向”。 此电仅在第四部分中提到了“精兵简政”，但也同时说明只是“先作精神准备，考虑成熟，待命实施” 。 晋察冀先行其实当时中央对于“精兵简政”还只是初步的构想之一，所以只是要求“先作精神准备”，这就是中央后来在11月21日中央会议上总结的“在1、2月间是糊涂了一下”的那个阶段。更何况此时连那个根本未曾付诸实施的《整军方案》，也是2月25日才签署。可是晋察冀中央局却立即闻风而动了： 2月16日，晋察冀中央局率先致电中央表态：“目前和平已确定，全国范围内战已不可能，军队需要大量缩编” ，并主动提出“我们提议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简”。 同年2月（中央3.6《指示》还没发出），晋察冀中央局就率先发布了《关于编制人数的规定》：“全区（军队）共编22.5万人，按野战军2、地方军1的比例，野战军15万人，地方军7.5万人”。并规定“自3月15日，即按此发粮款。” 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接着又发出《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称：“我国已开始步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边区立即开始部分的复员，将战时的各种组织机构逐步转变为平时的组织机构”。 在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将军队从32万大幅削减至22万人（削减三分之一），并已命令“自3月15日，即按此发粮款。”之后（2月），中共中央才于3月6日发出致“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荣臻、贺龙”的《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你们三处（注：指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3个月内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 。 从电文看，当时中央的“精简三分之一”是参考了先行者晋察冀“方案”提出的一个初步“意见”，不过仍不太肯定地表示：“这样是否妥当及采取何种具体办法，望于电到十日内开会讨论”。 尽管晋察冀军区并不在中央认为“兵额最大，负担极重”的三大区（华东、晋冀鲁豫、华中）之列，但鉴于晋察冀中央局的雷厉风行，《指示》还专门提到：“晋察冀方面前已提出大致的方案……由荣臻尽快携来中央讨论”。 至1946年6月，晋察冀军区大幅复员减编后，总兵力果真减少了三分之一，由原来的32万骤减至22万人，总计复员10多万人。 但在比例配置方面已不是2月份计划的“野战军2、地方军1的比例”，而形成了奇怪的“野战军1、地方军3”的倒挂比例。 其中，野战军由原来的9纵26旅81团21万人，减编至4个纵队，10个旅，27个团，仅剩约6万多人（含了暂归晋察冀军区，年底又调回的晋冀鲁豫一纵3个旅，晋察冀军区实际仅剩3个纵队6个旅加教导旅，约3.5万人），主力野战军净减少了62%（撤消了19个野战旅，约16万人，其中5万转为地方部队，其余复员）。 而地方部队在“精简”后则由11万余人扩大到16万余人，增加5万。 全军简编“抗战胜利后，我军总兵力发展到了120余万人。” 简编前，晋察冀军区总兵力32万，占全军总兵力的27%。 简编后，晋察冀军区总兵力22万，占全军总兵力的17%；晋察冀野战军6万，占全军野战军的9.8%。而晋察冀地方部队却增加到16万，占全部地方武装的24.3%。 全军（七大战略区）共复员、转业23.3万人，仅晋察冀军区一家就复员转业了10万，占全部复转人数的43%。 1946年6月整编后，全军虽然曾复转23.3万人，但全军总兵力反而增加了7万人，而晋察冀总兵力却净减少10万人（晋察冀野战军大幅减少15万人，削减了62%）。 这就不难看出，虽然是在同一个中央《指示》指导下，全国各战略区（除晋察冀）的精兵简政策略都是有减有增，总体是增大于减。 其他战略区回过头再来看一下被中央认为“兵额最大，负担极重” 的华东、晋冀鲁豫、华中及其他战略区是“采取何种具体办法”的： 华东战略区（辖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合编后的华东战略区已经包括了被中央认为“兵额最大，负担极重” 的三大区中的两个。山东/华中野战军在“简编”中，仍保持原来水平（13万人），并没有减少。山东/华中这两个军区只是在地方部队总共减少了约6万人（减少了13%）。 其中，华中野战军只减了1017名老弱病残转到地方工作。粟裕只是“将八纵和六纵改称第一师、第六师”，而且“由原来每个纵队5个团，扩编为6个团。每团由一千几百人，扩编到2000-3000人，又将第七、九纵队，从原来各4个团，各增编为5个团，还将地方部队上升到野战军新编成第十纵队” 。华中野战军兵员不减反增2万人。[《粟裕传》] 再看“三大区”的另一个--晋冀鲁豫（刘、邓）方面：看编制人数，晋冀鲁豫由29万降到了27万（“减少”约2万人）。但当时尚有1纵（杨得志纵队）三个旅在奉调东北途中被晋察冀军区“截留”（年底又回归晋冀鲁豫建制），另调出了25个架子团赴东北。兵力实际并没减少，还有增长。 还有中原军区：“中原（军区）只撤消了第2纵队第14旅的番号，主力部队由原来的7个旅编为6个旅”[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中原军区实际仅“复员老弱病残一万多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至于东北战略区，林总一早就指出“和谈是阴谋”，立足于长期作战，并曾请中央“清醒考虑之”。中央也及时、“清醒”地指出：精兵简政“东北和热河除外”。 裁军之后减编后的晋察冀军区总兵力只有20多万人（野战军仅剩5-6万人），而当时晋察冀边区内的国民党军队却有：第11战区孙连仲部的8个军、第12战区傅作义部所属3个军、第2战区阎锡山部2个军，共有国民党正规军13个军。[《华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国军总兵力达43万人。 这还只是兵力数量上的对比，如果再把国军的全美械、半美械装备因素计算进去，实力差距就更加悬殊。 1946年6月，晋察冀军区还在热火朝天地忙于复员安置工作，蒋介石就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8月28日，晋察冀军区的重要城市承德被攻陷。 9月13日，由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联手发起的“集宁、大同战役”失败。 10月11日，面对国军李文兵团16军、53军、13军及傅作义35军的进攻，聂司令组织“瘦身”后的晋察冀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了“节节抵抗”。接着，便继“主动撤离”大同后，聂司令员再次“毅然”地“主动撤离”了司令部做在地--张家口。 不同评价关于晋察冀的十万大裁军，曾率先主动向中央“提议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简”的聂司令员在《回忆录》里没有再提及晋察冀中央局于2.16-3.1期间先后发出的“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简”的“提议”电文以及《关于编制人数的规定》和《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电文。而直接说这是在“三月份中央指示我们精兵简政”后，“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执行的，怎么能说我们最积极呢？” 《回忆录》也没有详细提复员10万人及野战军裁减15万人的事，只是笼统地说“五万多野战军转为地方武装，同时复员了部分老弱病残和非战斗人员”。而且补充强调说“谁也没有马放南山”、“我们一刻也没停止过坚决的自卫战争”。 显然，这位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并不认为：裁减四分之三的野战军对后来的承德、集宁、大同及张家口等一连串失利有影响。 不过，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其他高级指挥员却不这么认为： 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的萧克则认为“在战争爆发前，部队复员转业约10万余人，占军区全部（野战）军队的一半。战争一来，兵员不充实，有的兵工厂停产甚至炮弹也停产了。这些都削弱了战斗力，造成晋察冀解放区在内战初期不利局面。”[《萧克回忆录》] 野战军参谋长耿飚也指出：“大批干部、战士复员到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增加了地方工作的困难，也造成了部队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从而影响了士气”，“大大削弱了野战军这个‘拳头’”[《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大裁军”和“大失利”的影响还不止于军区和野战军高级指挥员层面，在各野战纵队司令、政委，2级军区司令员乃至军区机关干部当中都产生强烈反响。 对此，聂总在《回忆录》里说“有一些同志，好当事后诸葛亮……说长道短，大发议论”。 3纵司令员杨成武：“一九四六年晋察冀军区拟将晋察冀野战军各纵队每个纵队裁减一个旅时，我提出了不同建议，给（晋察冀）中央局和聂司令员写过一个很长的报告，建议不要裁减。当时郭天民[2纵司令员兼政委]和李志民[3纵政委]同志也都同意我的意见，并且在我写的报告上签了名”，结果，“还是每个纵队裁减了一个旅，裁减下来的人一部分到了各军区成了独立旅骨干，另一部分复员了”。[《杨成武回忆录》] 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为此专门给聂荣臻写信：“减这么多人不行，国民党没有诚意”。这影响了以后的战争进程。那一段有点失误。对解放战争初期作战不利，拳头不硬。” 作战处长唐永健回忆说：“当时甘英等人由北平回到张家口，聂老总同他们谈话。他们提出意见，说北平国民党到处抓兵，补充军队，但在路上看到我军成批复员，这样合算吗？聂老总当时回答：大势所趋，非要和平。” 至于聂总说的“五万多野战军转为地方武装”，另外一部分只是“复员了部分老弱病残和非战斗人员” ，当年的张家口卫戍司令员郑维山则披露“光靠“裁减老弱”等项不可能达到三分之一，势必要大伤军队的筋骨方能完成。”[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 时任三纵政委的李志民也证实了郑维山的说法：“不适当地复员了一些精壮兵员，一度影响了干部战士的情绪。”[李志民，1993：505] 时任军调处朝阳26小组代表的李逸民在1946年内战爆发后发现：“张北原有一个骑兵旅，都是由老游击队员组成，拥有两千多匹马，抗日战争中曾以挥了很大作用。可是停战后，把这个旅解散了，马也分掉了，专署只留下一个警卫连。现在战争打开，看来张北也是保不住的。”[李逸民，1986：14—145] 就连《聂荣臻传》编写组在该书中也写道：“聂荣臻在主持这项工作中，由于受和平思想影响较大，因此晋察冀复员人数较多，时间也较快，比起其他各区要突出一些。精简整编是中央的精神，本身并没有错，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问题是复员人数多了些，影响到晋察冀部队的战斗力和尔后的作战。” 聂总在《回忆录》里提到，张家口等一连串失利后“不但下面有不同看法，领导当中也有不同意见，迅速解决这个问题更为必要”。 显然，聂书记迫切要解决的是众多高级将领对于“大裁军”引发“大失利”的批评舆论问题。于是，1946年10月22日，聂书记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涞源会议”。在这次党内会议上，2纵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的发言十分尖锐： “10月22日，晋察冀军区在河北省涞源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郭天民在发言中，就精简部队和张家口保卫战问题提出意见，认为在部队建设上，只看到国内和平的一面，忽视了战争危险的另一面，过度精简部队，以致造成作战兵力紧张；在张家口防御上，存在轻敌麻痹思想，低估了国民党军的力量，丢掉了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由于他的意见直率而尖锐，与军区主要领导当场发生激烈的争执。[《[解放军高级将领传]郭天民》解放军出版社] “涞源会议”之后不久，聂总就对晋察冀野战军就做了调整。调整后，在“涞源会议”上提出“直率而尖锐” 意见的原2纵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已经在三个纵队的司令员、政委名单上消失了。再查一下，就连2级军区地方部队首长序列中也未见郭天民的踪影。 12月，聂书记索性撤消了晋察冀野战军编制，改由晋察冀军区（聂司令）直接指挥3个野战纵队和5个二级军区19个军分区10个独立旅的地方部队。 中央已经发现了晋察冀军区越来越被动的军事问题：晋察冀军区“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根据地的建设方面，军事建设相对较为薄弱，甚至在全面内战以后，晋察冀在军事上对国民党的自卫反击不如其他解放区积极果敢，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也较其他解放区小”。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多次向军区负责同志指示，要求尽快改变局面。”[《中共中央在西柏坡》] 就连毛泽东也说晋察冀：“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党的文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4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