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和逐利才是资本的本性 看看今天美国的资本家，为了利益最大化，不仅把产业往海外转移，还把利润都洗到海外的离岸公司。几百年过去了，资本还是这个德性。所以不要指望资本和买办阶层怎么爱国，他们只有利益最大化。必须有比资本更强大更正义的东西，去压制其与生俱来的邪性一面。
广州十三行与鸦片战争
中国的买办和资本家，在道义和利益的选择中，自然也不会例外。资本的力量，失去强力约束和监管的时候，一定会露出它狰狞的一面，化身为吞噬一切的洪水猛兽。 有的读者认为我混淆了贸易中间商和买办的概念，特别提醒我，贸易中间商是好的，是褒义词，而买办是牺牲自己国家利益为他国服务的，属于贬义词。其实他们是同一帮人，甚至是同一个人。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其后成为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伍秉鉴与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积累起巨大财富以后，他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还对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一度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 没错！输入鸦片到中国，其罪恶罄竹难书的东印度公司，是中国商人买办一手支持过的，连美国早期开发修建铁路的资金，也有部分来自中国买办商人。虽然按照记载广州十三行并没有特别主动参与鸦片走私，主打业务还是瓷器、丝绸和茶叶，但是作为国家特许贸易商兼代征海关税务的商行，在英国人贩卖鸦片进入中国的这种事件中，不可能置身事外，更何况作为东印度的债权人，这其中的利益纠葛，水有多深可以想象。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由于伍秉鉴包庇外商走私鸦片，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伍秉鉴之前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更多的口岸，各地的新买办迅速崛起。而广州作为大清帝国垄断性的对外窗口地位，也由此终结，此后外贸业务日渐衰落。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场大火让西关十三行化为灰烬。
鸦片战争 广州十三行的兴衰历史，和大清王朝的盛衰周期高度重合，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大清王朝的财政密码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而且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朱元璋说过，“胡虏无百年国运”，但是清王朝不仅延续国祚长达268年，而且清朝集合了中国2000多年中央王朝治理的所有经验教训，几乎解决了历史给前朝提出的所有命题，包括外戚、宦官、吏治、税收、东林党、割据、边患、立储、文化管制等等，疆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进化到了专业统治的登峰造极地步，进化的程度越深，依赖的资源就越大，就像恐龙，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进而进入工业时代），就因为太过庞大无法及时转型进化，最终走向灭亡。 清朝最大的历史罪过，乃是为了维护统治，禁锢了思想，压制了科技的引入，把中国拦在了工业革命大门之外，在西方国家突飞猛进的工业时代，把中国牢牢地钉死在故步自封的原地，导致了中国近代史愈来愈积贫积弱。
但是在清朝统治的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央帝国的统治是十分有效的。就国家治理能力而言，清朝确实是要比明朝强大很多，这其中的密码，在于清朝政府强有力的中央财政体系。 支撑清朝中央财政体系的核心力量，来自于三大商人集团。广州的“黄金口岸”，手持官府赐予的垄断外贸权，广州十三行这个商人群体迅速崛起，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三大商人集团可以类比为，外资合作的买办企业（广州十三行），国家支持的民营企业（晋商），国有企业（盐商 + 江南织造等），当然还有传统的农业税赋（清朝的农业税赋整体不算重，因此人口的繁衍很厉害）。 复杂的经济体系，还有多元化的税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力财政支持，这个阶段的清王朝有充足的财力进行军事行动，恢复漕运，治理河患，建设文化工程（比如阉割历史修订四库全书），建立推广意识形态（儒家 + 关帝，顺便加文字狱），还修建了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这中间还不算收买各级官僚和养活八旗子弟的大笔银子，以及在各项军事行动中养寇自重的一些官员（比如年羹尧西北用兵耗费的朝廷银子）。 简单概括的话，中国这样的超级中央帝国，中央财力充裕，国家能力强悍的时候，整个国家都会比较安宁繁盛。即使此起彼伏不断出现的问题，也能够通过强有力的资源，动用武力或者其他方式来解决。 不管怎么说，清朝早年留下的家底是如此深厚，以至于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百年期间不断战败赔款，仍然保留了如此庞大的国土，如此众多的人口。 但是要维护这样复杂的帝国体系，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更需要执政的皇帝是一个超级强人，另外还有一点，这样的中央政府，需要与时俱进，提升治理能力，能够应付随时出现的新情况。 清政府打赢了所有的帝国内部疆域的战争，建立了一个超强的中央帝国，达到了农耕文明时代的极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把这个帝国根基侵袭掉的，是来自买办和外部的勾结，还有一种叫做鸦片的东西。 清政府对鸦片的危害，一开始的认知，并不是那么清楚，基本上把它当做一种药品。帝国太大了，对于基层在发生的一些事，统治者很难敏锐地察觉到。而作为输出毒品的东印度公司，不但大量制造毒品，还用心研究毒品如何适应中国人的口味，一面大量制造毒品榨取中国人民血汗，一面用榨取的资金向清朝官员大规模行贿，腐蚀清朝官吏放松对它们的监管，这所有的操作，基本上都是跟中国买办勾结的。
清政府一旦认识到鸦片的危害，禁烟的决心还是非常大的，这关系到帝国的财政体系，但是买办们已经积累了雄厚的财政资源，已经可以建立自己的秩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鸦片战争，清政府第一次对外战争失败，并且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除了赔款，还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由此迎来了国运拐点。通过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新兴资本主义帝国，对古老的东方封建帝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攻击。与军队直接入侵相比，大部分日常侵袭式的操作，都是通过买办来进行。 鸦片战争，对买办的反思 买办们，并不是天然的邪恶力量。实际上，如果中央政府治理有效，能够有效监管及时发现问题，而且能够有效地管理吏治，那么买办对整个国家的经贸益处远大于弊端。如果清王朝像明朝那样，闭关海禁，失去外贸顺差的收入，清帝国绝对不可能有如此庞大的财力，支撑有效统治体系。 但是资本逐利的本性，在任何时代，随时有可能突破社会的底线，善恶只在利益算计的一瞬间，依靠商人的道德和爱国情操，根本不靠谱。清朝买办们为了赚代理费，走上了走私鸦片的邪路，说明国家治理体系出现了问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已经无法有力地管控资本，更不能有效防微杜渐。
圆明园复原图 更重要的是，清王朝获得的大笔贸易顺差，并没有持续投入军事建设和产业升级（本来就不想搞，维持统治是第一位的）。皇帝带头之下，全国上下都搞起了房地产，乾隆皇帝搞圆明园，各级官僚和富商就搞王府豪宅（伍秉鉴的广州宅邸就堪比大观园，北京的恭亲王府也是规模宏大），退休官员搞苏州园林，富商们搞各种大宅门各种大院（比如乔家大院），全国上下搞扬州、金陵、杭州、北京、广州城的繁华城市建设，时至今日，我们到山西平遥一带去看看，那个时代清朝富商们的深宅大院，仍然可以留下深刻印象。 当然，清朝旺盛的房地产建设也扩大了巨大的内需，还创造了庞大建筑和手工艺就业，有很多家族就靠建筑为生（比如垄断清朝皇家建筑的样式雷家族）。但是发达的房地产行业，最终还是经不起工业革命之后产业升级的西方坚船利炮。一朝战败，所有的舞榭歌台，最终都会雨打风吹去。 山西乔家大院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史，买办们也迎来了黄金时代，进入越多买办国家就越羸弱的恶性循环。各类军事的、金融的、贸易的、宗教的买办们层出不穷，而清王朝中央财政收入下降，国家治理能力也随之大幅下滑，已经没有能力应付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
参见下一章，主题是鸦片战争之后，越买办，越羸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