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者语: 下面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教授的文章。 “西方科技的致命问题是与资本和权力捆绑”,这个标题立意比较好,遗憾的是,作者的文章只是戴了一个这个标记的帽子,并没有具体展开论述。该文与吕嘉戈所著《挽救中医》一书相比,那里是大量的引证美国人的文章(包括英文原文)和具体而又详细地论述,显然很不足。 当然,本文对于科学之概念与东西文化之差别的思路和论述总的来说是可取的。 但是,文章中使用的“科学”概念,似乎没有遵守形式逻辑——同一律;同时,有的地方也似缺乏具体分析。 该文在此发表,主要是借以引起大家的讨论、争论。学术问题只有“百家争鸣”才能求得真理,得到发展,而“一言堂”,或者正如文章作者所言“就理性质疑过程而言,长远看权威、官职大小,都不起决定性作用。”和“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任何人都垄断不了科学的概念,谁也不能说自己永远正确,永远站在科学一方,哪怕他是知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齐 工 西方科技的致命问题是与资本和权力捆绑 刘华杰
科学技术从来就一定是文化的产物 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这三个学科与我们要谈的科技的历史及文明转型有重要关系。就学术层面看,现在讨论科学的定义、科学的历史、科学对文明的贡献,一个主要趋势是把科学技术再放回到普通文化当中去,而不是孤立地去看科学技术这一子系统:科技是特定文化的产物,科技史就是社会史、文化史。近一百来年,学者曾因为科技很特别而决定把它单独拿出来研究,现在意识到了不足。放回去有一个好处,就是还事物本来面目,科学技术从来就是一定文化的产物。科技再客观、再特别,也只是文化中的一小部分,离开了大的环境自己不会发展。西方的科技是适应于西方社会人们所过之生活而存在和发展并具有特定价值的,而中国古代的科技或者说中国古人对世界的了解和利用则是相对于中国古代人的生活方式而言的。
讲中国科技和西方科技之异同,不如讲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异同,后者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也是更合适的讨论“单位”。中国属于东方,跟周边的一些国家及印度等,地理上属于同一大方块,大家在文化上有相当相似之处,和西方之间的差别就非常大。就认知、科技而言,东方和西方相比可能更合适一点。东西方饮食文化差别就很大,饮食上有多大差别,人们在认知、科技上可能就有多大的差别。当然,这只是打比方。
任何人都垄断不了科学的概念 界定何谓科学,大致有多种方式。最容易说清楚或者最容易操作的是社会学上的定义。什么叫科学?什么叫科学家?从社会学层面讲,号称做科学的那些人所做的东西,就是科学(哪怕事后看某些人做的某些东西可能是伪科学)。从职业就可以界定科学。如果某人是科学院的院士,那么他所做的相关研究就叫科学。这是最易操作的定义,看此人靠什么吃饭、从哪拿工资就成了。院士做的东西叫科学,科学院和大学中研究所的学者所做的东西,就叫科学。这些描述虽然不很准确,但确实容易操作,外行也能识别。但是,这样界定也是最没用的,这样做比较简单,几乎不需要智力(顺便说一句,当前流行的量化考核,就属于这种没智力的工作:数论文的篇数,数资助的金额),不是我们在这个场合特别关心的。我们在这个场合关心实质定义,即从认知的层面、从科学哲学层面看科学究竟是什么。
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成立于1949年11月,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图为位于北京三里河的中国科学院总部办公大楼。 然而,科学哲学也有许多不同的流派,观点并不一致。我们国人很习惯的一个说法:科学是好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正确的东西,换言之正确的就是科学的、科学的就是正确的。这类看法比较接近科学哲学中的“科学实在论”的观点。因为跟我们社会中普通人的理解接近,姑且就从这种观念说起。举一例,在中国,“科学发展观”一词出现频率很高。什么叫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好的、正确的发展观,其实跟自然科学有多大关系很难讲。 当然也有关系。此类理解折射出朴素的科学实在论的观念。暂且承认这类理解,即科学是好的、正确的东西。马上就遇到一个问题:谁掌握识别科学的标准,谁代表正确?知名院士就代表科学吗?始终代表吗?始终正确吗?昨天科学,今天科学,明天还科学吗?处理A事件上科学,处理B事件上科学,处理C事件上也科学吗?在化学领域很科学,在理论物理领域也很科学,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还很科学吗?回答是:不一定!严格讲,按照这个定义,作为一名院士可能此时是科学的,彼时是不科学的,这样的概率非常大。昨天很科学,今天就未必科学,可能落后了,被淘汰了。按这种实在论的观念(虽然我本人并不很相信这种观点),科学代表着一种高贵的“不稳定状态”。人们可能偶尔访问、触及这一不稳定状态(比如撞上真理),但要维持在那一种状态或者维持在其附近,非常困难。科技日新月异,想跟上步伐不掉队非常难,总吃老本显然不行。 我想强调的是,如果认可这样的科学观,那么它对应的状态在动力学上是高度不稳定的,维持那种状态需要不断做功,要付出努力。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任何人都垄断不了科学的概念,谁也不能说自己永远正确,永远站在科学一方,哪怕他是知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现实上,这样的科学观不好操作,通常是事后诸葛亮。现实中,人们很容易退回到社会学的理解:谁名义上做科学,谁掌握实权,谁就代表科学,与之相左就是非科学、伪科学、反科学。如果其他人都是老好人,不愿意公开批评,那就更成全了这种划界、代表。
思享闲谈活动现场,左起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 中国文化不大讲科学精神 如此说来,好像怎么样都不成,或者怎么都成,在搅混水?我不是这个意思,科学界有大大小小的不同级别的科学共同体,多到数万人少到几个人。在科学共同体内,关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好的科学,其实是有大致标准的,而且八九不离十。也就是说关于科学,业内人士是有共识的,业外人士根本没有话语权。 现代科学是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的产物,与现代性互为表里、相互论证,科学与民主共生共荣,现在压根就不存在中国的科学、日本的科学、美国的科学,全球只有一大堆合在一起叫做科学的东西,它现在的通用语是英语。 首先,现代科学讲究程序正义(涉及方法论),这个跟法学和政治学是相通的。其次,科学讲究公开性(至少基础科学如此)和可重复性,科研成果通过同行评议后的公开发表而得以确认。仅仅自己宣布成果是不算数的,结果最终要求他们可以重复。今年引起热烈讨论的韩春雨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按照国际惯例,新成果首先要公开发表,韩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科学?只要不涉及故意欺骗,他做的工作就可算作科学,哪怕将来发现做错了。长远看如何呢?就要看能否通过一系列考验、质疑。如果相当长时间内人们无法重复,此成果就可能被否定,到那时它也就不算科学了。但是被否定,不等于它从来不是科学,更不等于将来不能复活!个人的探索是可错的,科学共同体的判断也是可错的。问题是,要经历多久,要有多少正面例子和反面例子才能板上钉钉、盖棺定论?逻辑上讲,永远都不会。但实际上是会的,科学界不会有无限的耐心。这就涉及信念,即谁相信!科学表面上不涉及信念,实际上时时刻刻都涉及信念。一个人、某个科学共同体的信念,都是可以根据条件而变化的。愿意相信A,A就维持为科学,不愿意相信A,它就不算科学了。但科学家是有品位的,其“相信”和“不相信”都是有条件的。 第三,科学探索过程内在地要求一种理性怀疑精神,对人对己都得如此,尽管当事人有时不一定愿意。如果你是韩春雨,你未必喜欢人们天天质疑自己,但是没办法,谁让你发表论文来着?就理性质疑过程而言,长远看权威、官职大小,都不起决定性作用。全世界的科学家不是好糊弄的,要让人家相信,有时容易有时困难,关键是拿出重要的东西,别人按你所述的路子能够重现实验的结果。韩春雨事件的起因可能较复杂,但此事的公开讨论非常有意义,可以让局外人更好地理解科学的探究过程。 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不大讲西方现代科学这一套。我们不习惯公开讲述自己的个人看法、不习惯讲究程序正义、不习惯公开批评。我们喜欢“和谐”、讲人情、讲面子,喜欢私下交流或者闷在心里不公开说出来。科学共同体的动作,实际上是以某种限制性民主为基础的,所谓“限制”是指资格限制,有选举权的人应当是业内专家,外行不行。达到标准的业内专家才有审稿权,“民科”就不了解这一点。而这一套跟中国社会的运作很不一样。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不讲这类民主的。权威通吃、官大学问大无边,在我们这里被视为理所当然。一些科学家见了官员奴才本性尽显。因此,可以粗略地讲,我们的文化是不大在乎科学精神的。近一百多年里,中国科技快速发展,但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的发展要缓慢得多。遇事不公开讨论,不按程序办事,不认同全球化规则,自我封闭,这些都颇有市场,它们绝对不能算符合科学精神吧。 中国虽然目前是发放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博士学位最多的国家(超过美国,全球第一)、发表的论文数量也非常之多(增长速度也惊人),但显然我们还不是最讲究科学、科学精神的国家。器物层面讲科学爱科学是一回事,观念上讲科学爱科学是另一回事,后者不突破,创新的层次高不了,国民的素养和国家的实力都要大打折扣。
2016年5月2日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论文发表引起关注,5月底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韩春雨实验的可重复争议在中国科学界和社会层面都引发了相关讨论。 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大讲科学精神,这样说并有没有很大的贬义。不是说有科学了就一定特别好、好得不得了。科学化会使得人际关系相对简单,这个我个人倒是喜欢,但是很多人不这样看,我也不能说大家都错了!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特点和优势,也是适应其自身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中国人过去生活得好好的。这个在此不谈。只是现在全球化了、地球村了,还孤立自己,就不合时宜了。 现代科技或者高科技总是跟资本、跟权力捆绑 几年前董光璧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揆端推类,告往知来》,前者是王充的话,后者来自《论语》。做科技史、文化史,是要尽可能多角度地了解过去。了解过去本身就有意义,但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还是想着预测未来。预测未来和解释过去,是完全不对称的。后者相对容易,前者非常难。中国古代如果有科技的话(其实是个定义问题,定义的事在此不争论),跟西方也不一样,但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文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认识在过去和在现在没有什么特长、用处。没用处,我们活不到今天。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不了多少年没准还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什么?老实说真的不意味着什么(1840年那会儿中国的经济体量就很大),现在许多人持有暴发户的心态,感觉有钱能使鬼推磨。中国人好像很有钱,有些是真钱还是假钱还不一定呢,一套房子值300万还是30万很难说。但是,人吃饱饭底气足,这是事实,跟1840年鸦片战争时相比,中国人的说话底气确实不一样了。说得好一点,现在我们吃饱了,可以跟竞争对手讨价还价,可以说一些他们不爱听的话。以前没法说,说了也没人听。
1983年3月23日,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白宫办公室发表演说,宣布将启动一项旨在“消除战略核导弹威胁”的计划。这项计划后来也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 中华文化有自身的特点,是有可能贡献于全世界未来的生态文明的。这里我特别想到“天人合一”的想法,这个概念可以抽象地继承,即把当时的语境去掉,重新解释“天”跟“人”以及“合一”含义。未来的文明不可是孤立的文明,一定是全球化的,中国古人现代人都可能为之做出贡献。西方当下的科技虽然看起来很好、很厉害,但也有致命的问题! 致命的问题是什么?现代科技或者高科技总是跟资本、跟权力捆绑,最新的科技首先是为少数人和少数利益集体服务的,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包括核能、互联网、人工智能。互联网一开始也只用于军事,到一定阶段才转到民用。科技发展一开始是为了拉大梯度,扩大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而不是要减少不平等,否则资本家没有动力去投资了。我说的这个是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每一根毛发都不是干净的。 如果全球都不加反思地信奉科学主义,会造成什么后果呢?造成人类之间的恶性竞争。总想控制这个世界、战胜对手,智力上的恶性竞争就不可避免。实际上也会造成学制的加长,让广大学生学习日常生活根本不需要的知识、技能,浪费青春。 “军备竞赛”实质上就是高科技竞赛,你创新我也创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种过程浪费巨大的精力,消耗人的生命,从哲学上看也终将改变人这个物种的本性。人生在世,不应是为了处处算计,学习学习再学习也不只是为了战胜谁;其他物种更不是。恶性竞争导致人这个物种片面发展,会导致生态系统一系列的不适应。而不适应,就影响可持续生存。当下各个国家之间玩命地进行科技竞争,有解吗?暂时看没有解,但仍然有希望。比如当年非常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很多人看着觉得核大战一触即发。后来发现仍然可控,各个超级大国之间愿意坐下来谈(但又出来了更难对付的恐怖主义问题)。这说明,大家都变得理性了一点。事实上,对于所有的高科技项目都可以坐下来谈,谈的目的不是加快研发而是控制研发速度。也不是要停止一切发展,只是想避免玩命的恶性竞争,要悠着点发展(fair play),这样对人(特别是对普通人、正常的人)、对自然环境都有莫大的好处。 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中华文明、中国古代的智慧可以用得上,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有自身的独特性,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别人推广。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好形象塑造起来非常不容易,破坏起来却非常容易。网络上充斥的暴发户心理、大国沙文主义、假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或者“假恶霸”姿态,帮不了中国的忙,只能败坏中国的声誉,让中国的和平发展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人讲究实用理性,处事比较圆滑。中国人整体上是爱好和平的,愿意合作的。合作共生,代表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符合中国人的利益,也是未来全球新文明建设所需要的。 (作者:刘华杰;编辑: 陈菲;此文为作者在思享闲谈系列“中华文明之科技摸索”活动上的发言实录。思享闲谈系列活动由腾讯思享会主办,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担任总策划。)
作者简介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博物学文化倡导者,植物爱好者。作品有《浑沌语义与哲学》(1998)、《分形艺术》(1998)、《殿里供的并非都是佛》(2004)、《中国类科学》(2004)、《看得见的风景:博物学生存》(2007)、《天涯芳草》(2011)、《檀岛花事》(2014)、《博物学文化与偏史》(2014)、《博物人生》(2012)、《崇礼野花》(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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