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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文 启 事

2014-11-26 17:38| 发布者: 星火| 查看: 6241| 评论: 129

摘要: 征 文 启 事诸位网友、同志们: 大家好!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站将长期面向广大网友征文,主题为“我所经历的毛泽东时代”。 征文旨在从各个角度客观真实、全面正确地展示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风貌。无论您在毛 ...
 征 文 启 事

诸位网友、同志们:
    大家好!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站将长期面向广大网友征文,主题为“我所经历的毛泽东时代”。
    征文旨在从各个角度客观真实、全面正确地展示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和社会的风貌。无论您在毛泽东时代从事何种工作,无论身份是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文艺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等,无论您所叙述和描绘的是工作单位、家庭邻里、国内国际发生的事,无论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中的事,等等,我们都欢迎您赐稿。
    我们诚挚的邀请您参与征文活动!
    征文要求:
    1、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和自己知道确实发生的、有典型意义的往事。
    2、内容必须真实,不是道听途说,不得虚构妄说。
    3、字数不限。
    4、来稿可以是电子版,可以是纸质的,一定请注明《网友征文》字样,并注明姓名、性别、年龄、政治面目、职业、通讯地址或者电子邮箱。
    对于年老不能亲自执笔者,可以通过别人代笔写。但是,代笔写成后,一定全部读给本人听,并有本人签名或者其他方式确认。 
    对于征文我们将选择适当时机予以评选,优秀者将予以表彰。
    请网友们互相转告,踊跃投稿!
    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毛泽东思想旗帜网建设成为我们大家的精神家园!
毛泽东思想旗帜网
2014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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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4sjs4 2018-9-25 07:35
斯大林的人才战略:斯大林在培养人才方面成就非凡,他曾说过“干部决定一切”,他不仅重视培养国内人才,对培养中国和兄弟党的人才方面也非常重视,中国很多领袖和他们的子女都在苏联学习过,斯大林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培养人才。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中也重视培养人才,推进机械化。苏联发展集体经济,农场使用斯大林格勒等地生产的拖拉机,到1938年时培养的拖拉机手就有十多万,苏联当时拥有近十万台拖拉机从事农业生产,还有十万多台联合收割机,数十万载重和轻型汽车在集体农庄生产运输。这不仅能保障农业生产、节约劳动力从事工业建设,也为未来战争储备了大量技术人才,苏联在二战生产了十万坦克,拖拉机手都是很容易就培养成坦克驾驶员。苏联生产了大量飞机,也得益于执行了斯大林重视空军,培养了十万名飞行员的基础,才建立了强大的空军,并且能发展成空中强国。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于集中力量发展人才,便于提升人的素质,没有严重等级和压迫制约人才,所以能快速储备提高人的能力,组建庞大的现代化干部队伍。斯大林重视人才,创造人才,组建干部队伍的能力在战争爆发前体现得最明显,他能很快培养建立起一批精通现代化战争和机械化战争的将领队伍,不仅有上级指挥的众多将领,也重视基层指挥员。斯大林在组建基层指挥员队伍方面主要是靠建立军事学校,用教育培养,仅在1940年就组建了四十多个军校,用来培养中等和基层军事干部,让原本仅有的三万多军校学员,在一年中就扩充到十六万,为后来战争储备了充足的军事干部。这以外还组建了很多少尉培训班,能培养很多可以短期速成的最基层干部,正是因为斯大林杰出的人才战略,才保障了后来战争初期遭受严重的人员消耗后,仍能绝地反击,重新组建更多新的部队,挽救危局,最终获得胜利。斯大林在战争爆发时,下令把西部很多人口转移到东部的政策,也是体现了他重视人才,转移的多是工厂领导、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
引用 4sjs4 2018-9-22 15:25
晋朝的德治和法治:晋朝统一开疆是以德为本,现代人很多误解德,以为德就是德行、品德等体现在人的精神素质方面,忽视了德行的基础是行,德的本质是为了行动,统一开疆结束战乱的功业就体现了德行,所以晋朝在实现统一开疆方面的德治就是最主要的,也是现代要学习研究的重点。古代评价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就体现了德,司马氏得民心从司马朗能爱护百姓就能体现,到司马懿能体察民情,停止繁重的劳役,受到人民拥护,连对手都称他得民心,这些所作所为体现了以德为本,就能增强国力,历代贤君要是能鼓励支持贤臣共同以德治国,国家就会强盛,社稷就能稳固,相反会内乱亡国或改朝换代。晋朝建立时,已经在德治方面取得很多功业。司马昭就是习凿齿和君子评价能德攻,不要认为德仅是品德,没有攻击性,德攻也是能征服人取得胜利,而且比威服要更厉害,威服只能获得屈从,德服却能获得忠诚。司马昭是羊祜评价的顺天应时,古今把顺天也当成德,现代的意思是顺应社会自然规律。司马昭也解除了很多压迫危害百姓的乱政,受到人民拥护。司马炎称帝仍是继续以德为本,重视德治,司马炎作为皇帝用仁德治理百官,要求百官以仁德治理百姓,国家自然德治强盛,达到唐太宗等评价的以治易乱,治世取代乱世,走向统一。司马炎先后发布的六条诏令和五条诏令,都是强调德治,六条诏令规范了人品道德,五条诏书规定了执政道德,这些德治在现代很多也都是有进步意义,应该继承学习的。六条诏书第一条要求要忠诚谦恭、第二条要求孝敬有礼、第三条要求兄弟和睦、第四条要求廉洁勤劳、第五条要求守护信义、第六条要求自身学习,每一条在现代都是应该继续保留继承的。至于执政的五条:第一条正身、第二条勤百姓、第三条抚孤寡、第四条敦本息末、第五条去人事,基本上也是要求勤政爱民、反腐倡廉的内容,顺应社会发展进步潮流。晋朝德治发展的结局就是统一中国,创建了太康盛世,增加了民族人口和力量,挽救民族弱势的危亡,所以被范文澜评价是黑暗时代的光明时期,德治就是光明进步的基础,是增强了百姓的力量,是推动包括士族和百姓在内的整个民族走向坚强、智慧、勤劳、勇敢,这些优秀品德的形成就是德治最大的成就。晋朝在德治的基础上也发展了法治,德治能聚民心,获得民众拥护,但是怎样领导人民建设发展国家也需要法治,通常贤君都会德治为本、法治为辅,就是周文王的德行也要画地为牢,有些法治措施。法治不能用严刑峻法,这样只能制造人民起义,造成人民离心离德,纵然一时让百姓屈从,但会付出沉重代价,也不会长久。晋朝吸取前朝教训,制定了简化易行,有利于百姓的新的法律体系,并且大力宣传,在亭所等公共场所树立法律条文让百姓知法,解除密网害民的暴政,就像杜预评价的“例直易见”、“禁简难犯”,真正做到能有利于百姓的法律体系。晋朝时对法律的推广研究更加重视,曹魏时准备立律博士,来教育官员学法,但是因为汉魏以来法律众多繁杂,即使这种教育法律的律博士都难以建立完善,直到晋朝简化完成修法后,国家研究性质的律博士才最终建立起来,就像原子弹理论最早不是美国提出的,但最终造出原子弹的是美国那样,所以后世杜佑等很多学者都以晋朝的律博士为始,晋朝的法治首次以儒家的传统理论为基础,礼义的要求为核心,所以晋律也是最早的儒家法典,体现了儒家仁义爱民的理念,这在当时刑不上大夫过多强调法律仅是治民的古代是有进步意义的。儒家法治在晋朝开始形成,至少达到了杜预、张斐注解希望的能方便百姓,保护百姓的作用。法治的作用是防止官民作乱,不是以治罪为目的,这是现代的常识,在晋朝已经有杜预等理解了,要求把法律更多作为教化防范的工具,礼的内容直接写成法律条文,这本身就体现了儒家守礼遵教的原则,也直接改变了以往法律以肉体摧残为执法、治罪基础的法律体系。晋朝的法治虽然仍没有改变历朝沿袭下来的贵族有八议等特权,这些到封建末期都存在,但是至少在立法原则上已经不再把严刑峻法当成基础,对民族力量的增强,对社会民主是有进步意义的,严刑峻法和弱民残民制度和法律在晋朝没有出现,至少避免了晋朝百姓被严刑峻法压制变成绵羊和弱智,变成不堪一击的民族,晋朝时期的男女都是善战勇敢,这在后来反分裂战争中有重要作用,否则汉族在那样危险的民族危机中是没法生存下去的。晋朝的德治和法治总体上都发挥了进步作用,对民族生存和发展,对中国统一开疆都有巨大影响。
引用 4sjs4 2018-9-14 10:33
斯大林和中苏同盟:斯大林是在冷战开始后加强了中苏友好,尤其是支持中共建立新中国,和毛主席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建立中苏同盟,尽管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但斯大林仍然理解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影响,懂得中苏同盟的重要性。斯大林和中共领导人的私交深厚,毛主席出访苏联和他会谈结盟,儿子曾在苏联生活和战斗,林彪、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中国领袖都曾旅居苏联,对斯大林有感情,两国签订的同盟条约期限是三十年。斯大林在世时忠实履行同盟条约,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但是他去世后,两国关系开始矛盾,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苏联不再支持中国收复台湾,也不再支持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目光是短浅的,不能坚持斯大林同中国友好的正确路线,没有配合中国收复台湾,反而让中国在朝鲜半岛立即停火。中国当时仅是农业国,在军事装备生产方面依靠苏联,被迫同意在朝鲜停战,但1954年就提出“解放台湾”的目标,开始对台作战。斯大林对中国海军建设支持帮助,到修正主义者推脱不知道斯大林答应给中国的装备,仅提供斯大林同意的三分之一的海军装备,甚至要求中国停止对台作战,遭到中国拒绝。中国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国防军工完全自主,重工业生产体系日益完整,生产水平提高后,支持越南民族统一,逐渐在中苏同盟中实现平等自主。中国在苏联反斯大林时仍维护他,反对修正主义,珍惜斯大林时代的中苏同盟友谊,也是防止了中国走向修正主义灭亡的道路。斯大林和毛主席签订的同盟条约到1980年才到期,所以两国长期是同盟国关系,就是有矛盾冲突时仍是同盟国间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林彪事件时两国是同盟,不存在林彪叛国问题,甚至都很难说是违反纪律出国,中苏同盟的关系因为苏联当时也部分为斯大林平反,恢复尊崇斯大林,而且苏联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时投票支持中国,两国关系已是恢复正常同盟。中国是在1979年4月3日正式宣布不再延长中苏同盟条约,到1980年条约到期后,中苏同盟宣告终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9年在4月3日中国正式宣布不再延长中苏同盟条约后一个星期,美国在4月10日正式签署《美台关系法》,在撤军台湾后再次干涉台湾。
引用 4sjs4 2018-9-10 11:17
西北革命发展概况:中国西北的中共是受李大钊影响组建的,最早的核心领导人是史可轩,他的社会地位很高,在国共合作时期在西安领导中山军事学校,被称为西北黄埔,中共领导人很多都曾在这所学校工作,其中包括:邓小平、高岗、马明芳、高克林等,也包括烈士:刘志丹、唐澍、刘伯坚、李林等,国共分裂后,北方的革命形势比南方要弱。南方经历了大革命和农民运动,起义暴动多,很快建立了很多根据地,北方党组织人数少,支持革命的群众也少,在初期执行左倾路线,牺牲了史可轩等骨干力量后,中共能控制的武装就更少了。但是在1927年秋仍在谢子长、唐澍等领导下举行了清涧起义,这支部队后来在韩城再次起义,主要领导人还有李象九、阎揆要、史唯然等。在1928年举行了渭华起义,主要领导人是刘志丹、唐澍、许权中等,这次起义主力是史可轩旧部,经过这两次起义后,西北革命就长达三年在低潮中徘徊。到1931年原红25军军长司军三被派往陕西和习仲勋等从事兵运,在南汉宸等帮助下,工作卓有成效,阎红彦等领导的少量山西游击队进入陕北,司军三掌握了一个骑兵特务营,习仲勋等掌握了部分兵力,西北革命力量逐渐积累了些力量。1932年春司军三在陕西西安起义,习仲勋等在甘肃两当起义,这两支部队的起义对长期低潮的西北革命起了推动作用,在陕北活动的反帝同盟军一度分裂仅存三百人,改编为陕甘游击队,处境困难,这时也乘机成立寺村原革命委员会,这是西北的第一个革命政权,主要领导人有谢子长、刘志丹、高岗、杜兴邦等,开始了西北革命政权的建设。这以后谢子长和杜润滋又领导了甘肃靖远起义,虽然到1933年,西北革命武装曾再次严重受挫,一度仅存不到百人,但中国北方的社会矛盾和国际环境都逐渐向有利于西北革命的方向发展。首先是随着法西斯入侵和东北沦陷,北方各派系都逐渐不再愿意打内战,对中共态度都开始友善,阎锡山从大连回到山西重整旧部也不再积极反共,杨虎城也重用亲中共的杜斌丞等,地方军在中央军倾轧下都开始消极反共。1933年中共吉鸿昌等甚至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组建同盟军收复察哈尔,到1934年西北的革命武装逐渐开始恢复。1934年1月成立了陕甘根据地,习仲勋任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1935年1月成立陕北根据地,马明芳任主席,2月两个根据地联合成立西北工委会,惠子俊任书记,谢子长任军委主席,刘志丹任前敌指挥,高岗任政委。西北革命政府先后粉碎了敌人两次围剿,打败了陕北主要地方军84师和86师,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有二十余县的苏区,两千多人的红军武装,整编为红26军。这时期刘志丹接替牺牲的谢子长担任军委主席,西北革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还有贺晋年、王世泰、郭洪涛、马文瑞、张秀山、马锡五、杨森、吴岱峰、刘澜涛、崔田夫、张达志等,相对西北革命形势的恢复高潮,全国的革命形势却陷入低潮,南方的各根据地丢失,各路红军都开始了长征,而且都不谋而合地向西北地区转移。1935年9月鄂豫皖的红25军长征最先到达陕北,和西北红26军组建了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共同抗击最近调入西北的东北军等进行的第三次围剿。此时中央红军也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派贾拓夫等找到程子华了解陕北情况,得知当地危机,及时阻止了陕北的内斗。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西北成为中国革命新的中心区域。西北地区的革命力量在以后的革命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领导人在新中国也都有重要影响。高岗是地位上升最快,他的入党介绍人史唯然参加革命更早,是清涧起义领导人之一,到建国后也仅是贸易部副部长,高岗担任了国家副主席。习仲勋在两当兵变时仅是二百人队伍的政委,后来担任陕甘政府主席,解放后是仅次于彭德怀的西北局第二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人大副委员长。陕北政府主席马明芳担任了西北局第三书记,陕西省委书记。阎红彦是云南省委书记,阎揆要担任了第四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和第一野战军参谋长,建国后是军委情报部部长。贺晋年担任48军军长,王世泰担任4军军长,其他很多人都担任西北和中央的重要职务。西北的革命发展历程也是顺应中国人民谋求民族解放和摆脱旧中国黑暗的半殖民半封建地位的愿望,也是经历了众多革命先烈的牺牲和拼搏才换来的,西北能成为土地革命后仅存的根据地,也是革命者在不断探索和前赴后继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
引用 4sjs4 2018-9-10 11:00
毛主席和朝鲜停战:中国出兵朝鲜不仅是为了支援朝鲜人民,也是为了中国统一,是保家卫国的战争,这点在1951年1月22日中国提出的朝鲜停战谈判条件体现的非常清楚。中国的停战要求主要有四点:首先是外国军队都撤离朝鲜,中国才会撤军。其次是在朝鲜半岛可以暂时停火,再进行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第三是美军依据开罗和波兹坦协议撤出台湾,所有外军撤出朝鲜半岛,由朝鲜民族自己决定未来。第四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些是中国参战的原因和停战谈判的要求,也是毛主席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也要达成的目的。后来在1953年达成的朝鲜停战协议,实际仅是中国停战要求中的第二条:既暂时停火再举行谈判解决朝鲜战争引发的众多争端和问题,对中国而言,朝鲜停战协议仅是暂时停火协议,在中国的全部四点要求没有实现前,朝鲜战争是没有结束的。时至今日,中国的四点要求经过多次较量和斗争,包括重返联合国、美军撤出台湾等基本都达成,仅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和朝鲜民族自主统一没有完成,这是毛主席没有完成的遗愿。中国的四点要求很多都不是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实现的这是令人遗憾的,有的要求甚至是在朝鲜停战后二十多年后才完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出兵朝鲜时,中国军队人数虽然众多,但是技术装备落后,在战争中也会付出相当的代价。斯大林评价中国军队能打败美军,否则任何国家都不会支持一个必败的军队,中国军队是在战争中越战越强,是完全有可能在朝鲜战场上获得彻底胜利,达成自己的四点目标,在经过两年多战斗后,已经逐渐控制了朝鲜战争的主动权,并且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为完成目标顺利前进。相反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却越来越困难,面对的危机和惨败不断增多,用克拉克的评价是对手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大了,只能盼着通过谈判减少困难,希望尽早结束战争。毛主席在这时期已经做出在朝鲜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中国军队有持久战的经验,有消耗战的传统,开始进行零敲牛皮糖战略,准备在朝鲜彻底打败美军,斯大林也对这一战略表示了理解,他说毛主席是对的,应该打下去,需要耐心和毅力,他判断美国要不输,中国是没法收复台湾的,认为朝鲜不会输掉任何东西。中国军队已经逐渐在战争中学会了现代化战争,朝鲜也已经基本恢复了平壤和原来的领土。毛主席派周总理向斯大林详细阐明了中国的态度,也赞同李克农准备长期斗争迫使美国让步的看法,中国志愿军在朝鲜开始修筑长期作战的坑道和防御工事,在谈判中也针锋相对,绝不退让。到1953年中国在朝鲜基本完成了战略防御体系,零敲牛皮糖战略也日益发挥作用,在边谈边打的斗争中进行长期斗争、持久消耗敌军,让美国国内日益厌战,连总统竞选中艾森豪威尔都用结束朝鲜战争来笼络人心。这种条件下中国是完全可能再经过几年持久战就能实现四点目标,帮助朝鲜统一,迫使美军撤军的,也不会等二十多年后才部分实现目标,甚至到现在也没有完成朝鲜统一和美军撤军。在朝鲜半岛没有进行胜利的谈判就停火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改变了支持毛主席持久作战实现胜利停火的战略,转而要求中国立即停火,甚至抛弃大量被俘志愿军也要停火。毛主席被迫放弃自己原来的持久战略和四点目的,因为支持他的战略的斯大林已经去世了,新的继任者没有斯大林的智慧,不能理解和支持毛主席,缺乏斗争精神,没有耐心和毅力,盲目追求和平,急于签订廉价的停战协议,仅仅获得了中国四点要求中暂时停火一条,甚至连要求谈判朝鲜问题的要求都没有,更别说要求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等中国领土,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等问题,也没有制定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的时间表,可以说这个停战协议结果对中国造成严重危害。朝鲜停火后,美国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围堵和孤立,苏联开始走向修正主义之路,但是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并没有放弃原来的目标,朝鲜也继续保持斯大林体制。中国在民间外交力量帮助和亚非拉等对中国友好力量支持下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又支持越南抗击美国,帮助越南人民实现4.30祖国统一,并且迫使美军撤离台湾等中国领土,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四点要求很多都达成了,这是中国拒绝修正主义要求中国放弃反美、放弃台湾取得的胜利。毛主席虽然在支持自己的苏联斯大林去世后被迫放弃自己在朝鲜的军事战略,但是仍然继承和发展了斯大林思想,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强盛。
引用 4sjs4 2018-8-31 09:08
司军三烈士的战斗经历:司军三原名司兰堂,河南孟津县营庄村人,家庭是中农,兄弟姐妹共九人,他排行第二,年少时寄养在洛阳的外祖母家,接受文化教育。他年轻就有报国救民的愿望,不到二十岁就参加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因为有文化,很快升任中尉文书。冯玉祥和广州政府联合时,司军三被派往南方,他在北伐期间结识黄公略、郑宝钟等中共党员,接受了进步革命理论,在他们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两人都是黄埔军校学生,郑宝钟还是司军三的同乡。司军三参加了北伐攻打汉口的战役,在黄埔军校曾学习过,有了初步的革命经验。司军三在1927年返回北方,先后到方振武部队和万选才部队中任职,军衔是上尉,在天津万选才部队任职时接受中共北方顺直省委的领导,9月调往河南宋天才旅任职。司军三的入党介绍人郑宝钟也在该部任职。两人和王扬烈等中共党员都受河南省委的领导。司军三在1929年宋天才旅扩编为七十五师后任师书记,后来转任副团长,驻防博爱,秘密和郑宝钟等组织扩大革命武装。1930年童自荣任河南省委书记,组织暴动,年初预计成立14军和15军,由司军三和郑宝钟分别任军长,但6月郑宝钟和高敬轩等被捕,起义计划被打乱。14和15两军番号在7月被江苏徐州和泰兴农民武装使用。司军三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和省委派来的方民益、刘振亚等紧急决定在利用团长去洛阳的机会立即起义,但仍泄露机密,8月方民益和刘振亚紧急转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司军三帅团部和同情中共的程营长支持下,率领五百多人起义,成立红25军,担任军长,当时革命时期的起义部队,军的单位不同于现代,通常千人,最少的甚至不足百人,红25军和一月后在豫东起义的红26军都是人数不多,但影响力很大,起义就发生在陇海路和京汉路交汇的郑州附近。司军三率领的红25军发动的这次起义被称为清化士兵暴动,最多时也近千人,向北突围准备进入太行山建立根据地,但是因为孤立无援,最终遇挫大部牺牲。司军三脱险后被党组织派往北平工作,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学生运动,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广泛建立革命组织,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在1930年底被捕,在狱中坚守革命气节,次年秋天被营救出狱。司军三出狱后转移到天津,在报社担任编辑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司军三在1931年底被党派往西安,继续从事兵运,受南汉宸领导,在同乡赵良岑所在的马青苑骑兵旅任教官,组建了学生连担任连长,马青苑的思想上对共产党是同情态度,不是极端反共分子,加上他与其他地方军的矛盾,对司军三的行动没有阻拦。司军三得以安排吕紫介等共产党员担任排长,组建秘密中共武装,部队后来扩编为特务营,是当时西北中共掌握的重要武装。1932年春中共在西北组织发动起义,司军三在3月率部在西安郊区起义后向西准备进入陕甘交界陇南地区,一路转战吸引了大批敌军,他指挥的数百骑兵经天水到达陇南,并且攻占成县,沿途有大量敌军阻击和追击,不仅有正规军,连保安队都参加了对起义军的作战。司军三在艰苦的条件下仍能突击到陇南,这体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准备在陕甘交界的陇南山区建立根据地,但是在同敌军的战斗中牺牲。司军三虽然牺牲了,但是他领导的起义对革命仍有重要贡献,在他与敌军作战中把敌军注意力都吸引到陇南,有力地配合了大约同时期的两当兵变,习仲勋等领导的两当兵变部队可以乘机北上,敌军主力都没有去拦截习仲勋所部,使习仲勋等顺利北上从两当县到北渡渭水,向北一直到灵台县附近才被强敌拦截攻击。司军三从进步的青年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虽然牺牲时年仅25岁,但是他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体现了革命者的坚强和英勇,对西北革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司军三起义时正是西北革命低潮时期,陕北的革命武装力量很小,仅有的几支武装也分散在陕北荒凉地区,都是农民武装改编,在谢子长和刘志丹领导的反帝同盟军才七百人,分散在陕北偏远地区艰难地坚持斗争。习仲勋领导的两当兵变起义军也仅二百人,司军三领导的数百人起义骑兵,这些几乎就是西北革命武装的全部力量。司军三的起义也支援了陕北革命,正是在司军三起义,大量敌军南调去攻打司军三的1932年3月底,陕北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政权寺村原游击根据地,对敌人来说攻占成县的司军三起义正规骑兵军自然要比在寺村原的游击队要危险。司军三的起义推动了陕北革命的发展,有力地配合了两当兵变和陕北根据地的创建。
引用 4sjs4 2018-8-29 07:15
最早的红二十五军: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红二十五军是著名的部队,尤其是因为程子华和徐海东等指挥下最早长征到达陕北,为中国革命建立重要功绩而闻名。在中共土地革命的历史中,就像红四军这个番号被多支红军使用同样,红二十五军这个番号也曾被多支红色武装使用,最早使用红二十五军番号是出现在1930年。在北方红军的发展比南方要困难,北方没有南方经历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所以革命武装的建立多数是依靠兵运,中共在北方发动了很多兵变,陕北红军也主要是靠兵变发展起来的。1930年夏,中共河南省委准备发动兵变,主要力量是驻防博爱的地方军,组建红二十五军,由副团长司军三担任军长,这是类似平江起义任命团长彭德怀为军长,河南省委派方民益、刘振亚等配合参加这次起义。同时决定在豫东准备组建红二十六军,在长垣、东明等地起义,这也是利用军阀混战时期,在河南和华北准备的最大规模的起义。1930年8月司军三和方民益准备利用团长去开封,司军三代理团长时起义,但是因为起义前暴露机密,这次起义被迫仓促提前举行,原计划组建的红二十五军数千人,仅约千人起义,加上起义的很多重要领导人被迫转移没能参加,实际仅司军三领导指挥作战,孤立无援,部队被迫撤出博爱县城驻地清化镇向北山转移。后来这支最早的红二十五军几乎绝大部分在战斗中牺牲,不久后的九月,红二十六军在长垣和东明起义,因为没有红二十五军的配合支援也很快失败。中共红二十五军这次在博爱发动起义,也被称为清化士兵暴动(当时博爱县驻地是清化镇),是中共在北方河南地区组织的重要革命起义,河南的这支红二十五军开始了这支红军番号光辉的革命历程,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北方中共的主要历史功绩之一,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司军三 、方民益、刘振亚等也是中共在北方杰出的领导人物,其中司军三后来还参加了甘肃的兵运,有力地配合了两当兵变;刘振亚参加了宁都起义,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
引用 4sjs4 2018-8-27 18:30
司马氏的忠诚:司马氏在历史上有很多杰出人物,这些人物的忠诚在古代中国社会环境中也显得非常突出,值得现代人学习。司马错是战国时期秦国军事家,他在春秋战国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礼坏乐崩战乱中,在普遍都对中央政府周朝没有忠诚的情况下,仍能提出尊重周室,平定蛮夷的开疆战略,对后世影响很大,也体现了他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他的儿子司马靳则忠于秦国,宁可和白起都自杀也不做危害国家的事,也体现了非凡的忠诚。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后,初期仍沿袭春秋战国时传统,秦汉初期弑君背主是很常见的,秦朝到二世就遭弑君亡国的结局,汉初两位汉幼帝先后被吕后和陈平、周勃等杀掉,在西汉加上东汉被强臣、外戚、太后、宦官杀掉的皇帝有多个,当时的弑君是和春秋战国相仿,是常见的政治斗争结果。司马氏在秦汉期间的声望总体是上升的,汉朝建立时阵亡的最高级别英烈是殷王司马卬,东汉末期司马直死谏皇帝卖官,司马氏在士族中有清誉是从司马防和司马朗开始提高的,司马防是曹操荐举人,但也不阿谀讨好,为人耿直稳重,家教严格。司马朗深受人民爱戴,执政爱民是忠诚高尚的人。到司马懿是忠诚达到了顶峰,司马懿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习凿齿评价他过于愚忠,责备他不该做曹魏纯臣。可悲的是现代却有很多误解司马懿是奸臣不忠,这是封建末期对司马懿长期贬低丑化造成的落后观点,真实的司马懿确实像习凿齿评价的是愚忠。即使到封建末期愚忠宣传到顶点,仍照样有太后和强臣执政,外戚和宦官专权,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很多皇帝没有威胁或谋害强臣、外戚,都会被弑杀废黜,曹操恢复三族刑法打击汉室时,灭董承集团,伏皇后家族的屠戮,两个皇子被杀,自己称魏公、魏王,这些专权跋扈的行为司马懿都没有做。司马懿拒绝了九锡的册封,这通常是要改朝换代的前奏,司马懿也没有称公爵、王爵,连著名的忠臣诸葛亮都当了丞相,并有十命之论,而司马懿甚至连丞相都辞让,这在古代已经是非常过分的愚忠,习凿齿评价的是正确的。司马懿的愚忠影响了儿孙,弟弟司马孚同样在中国古代以忠诚闻名,司马馗也没有做不忠跋扈言行,这些都决定了后来晋朝建立和统一都是在非常宽容,优待前朝的和谐情况下完成的。司马师执政时间不长,逐渐掌握辅政权后,也是在盟友郭太后主持下才废黜皇帝,皇帝排挤要谋害他和弟弟在先,他才同意郭太后废帝。比起汉朝陈周和霍光没遭皇帝谋害仍废立,司马师支持废立是合理的,而且他要立长君也不是要改朝换代,他也推辞了相国的任命,司马师在古代已经算是忠诚的“君之主”。司马昭的忠诚是逐渐在曹魏力量的打击下消耗降低,在早期连政敌都称赞他是忠诚的高世君子,是四方皆为之效死的英雄,他不仅背负被皇帝误解不忠的恶名,后世也有很多误解他不忠。司马昭在哥哥刚去世就遭到打击,但他接受钟会等意见进行反抗,帅大军回朝后也没有废帝自立,仍有当忠臣的愿望,后来更是多次辞让拥戴自己当相国、公爵的劝进,竭力延续曹魏的社稷。司马昭的忠诚行动没法改变曹魏对他的敌视,只是换来一次一次的攻击,尽管这些攻击都被粉碎,只是日益削弱司马昭的忠诚,但司马昭最终也没推翻曹魏,甚至盟友郭太后几十次让他废帝都被他拒绝,这些行动都能看到司马懿愚忠的影子,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和外戚强臣的关系即使没有敌对,很多外戚强臣都会弑杀或废立,像司马昭这样拒绝改朝换代和废立,拒绝对自己劝进的,现代只能用他内心还有忠诚来解释,司马昭最终也仅是学曹操当了晋公和晋王,没有改朝换代,若是没有司马懿父子的忠诚,曹魏仅能维持二十多年。司马氏以忠诚为本,在晋朝也推崇忠诚的行为,而且执行很多进步爱民政策,也能获得人民的忠诚,晋朝的忠臣很多,连敌人都感叹“何晋氏之多忠臣”,常璩称赞“圣晋多士”,一直到封建末期,司马氏的忠诚都是在民间受到推崇,司马懿甚至被当成公正的地府阎君,负责转世。司马孚的后裔司马光在古今中外也是以忠诚而著名,韩琦称赞他的“大忠大义,充塞天地。”不仅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尊敬,也受到外国的敬佩。现代对忠诚的认识比古代要民主,更重视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忠于进步思想、忠于人民领袖。司马氏忠诚方面的进步因素,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统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应该继承下来,司马氏的忠诚中的消极方面也应该有所抵制,不能无条件地愚忠,不能欺骗人民为腐朽落后的力量当殉葬品,违背忠诚的正义原则。
引用 4sjs4 2018-8-24 16:36
司马伷家族的历史贡献:司马伷是司马懿最杰出的四子之一,母亲伏氏,年轻时就以能团结绥怀著称,能文能武。晋朝建立后封东莞王,后来改封琅琊王。司马伷和羊祜都是文武全才的英雄,两人同时担任尚书仆射执政,而且是同时被司马炎外派当都督,可谓出将入相肩负天下兴亡。司马伷和羊祜也同样都是统一的功臣,羊祜在荆州当都督,司马伷在徐州当都督,羊祜能让对手敬佩,司马伷也是能得将士死力,受到全军拥护,让对手忌惮。羊祜为统一用人选材做出重要贡献,司马伷是亲自参加了统一战争,担任一方统帅。司马伷在统一战争中在最东线,担任诱敌和佯攻,在战争中,敌军总共二十多万,很多被吸引到司马伷指挥的方向,战争中他指挥歼敌俘虏五六万,占敌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多,为统一作出重要贡献。最后吴国也是向他献出玉玺,而且他负责优待保护孙氏去洛阳,完成统一的最后工作。司马伷为人谦虚谨慎,尽管在战争中有功,但仍克己恭俭,没有骄傲自满的态度,所以受到百姓尊敬和怀化,战后司马伷加都督青州,后来升任大将军,不久去世。司马伷是很重感情的人,没有因为岳父诸葛诞反叛而休掉妻子,更没有杀妻。司马伷的宽容也得到回报,他的妻弟诸葛靓在吴国任大司马,在统一战争中就归降了他,住在姐夫姐姐家里,诸葛靓是司马炎的旧友,统一后司马炎亲自去司马伷的家中拜访他,请他当宰相侍中。司马伷有四个儿子,世子继承琅琊王的司马觐去世早,但是联姻和生养有晋朝杰出的中兴皇帝司马睿,司马觐的嫡妃夏侯氏,没有子女,庶妃王氏生育司马睿,另一儿子司马浑过继袭爵东安王,司马睿继承了琅琊王爵。次子是武陵王司马澹,虽然才智差,但因司马伷的关系即使在东晋仍延续武陵王世家。三子东安王司马繇是司马伷夫妇最喜欢的儿子,四子淮陵王司马漼,两人都有功干。司马睿是司马伷家族中最杰出的人物,生母是琅琊王廙的姐姐,被嫡妃夏侯氏抚养长大,受到琅琊贵族豪门的拥戴,最亲近琅琊王导。司马睿在朝廷士大夫嵇绍等人中有很高声望,在宗室中被晋怀帝重用派往江南镇守。司马睿年轻时就历经坎坷,有丰富社会经验。司马睿最初到江南时,任用文臣王导、贺循、周顗、纪瞻、陆晔、荀组、杜乂、孔愉、刘隗、刁协等,武将有刘琨、祖逖、李矩、张寔、陶侃、周访、邵续、段匹磾、慕容廆、曹嶷、王敦、王逊、郭讷、陶威、郗鉴等方镇,组建百六掾集团,形成新的统治核心,为中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司马睿为收复中原很早就派祖逖北伐,自己生活艰苦简朴,甚至和百六掾在一个盘里吃饭,仅用禁脔区别地位,把库房仅有的四千匹布拿出三千给祖逖作为北伐军费。司马睿的历史功绩是派祖逖等收复黄河以南,与李矩、刘琨、邵续、段匹磾等汇合,派韩畅等出使燕代,恢复了晋朝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中央地位,重新控制全国大部分领土为复兴奠定基础。司马睿受到全国普遍拥戴,荀藩等曾推举他为盟主,后来北方刘琨派温峤,凉州张氏派蔡忠,辽东慕容氏派王济,段匹磾派荣邵等都到江南拥戴司马睿称帝,司马睿中兴时已经成为天子,过继是尊司马炎为父。司马睿的正妻是虞氏,同样无子,娶的鲜卑女子荀氏为他生育司马绍、司马裒两个儿子,司马绍立为太子,后来续娶的郑氏为他生育司马昱,这几个是司马睿最著名的儿子。司马绍就是晋明帝,因为守卫社稷而被尊为肃祖,重用王导、温峤、纪瞻、陶侃、庾亮、郗鉴、蔡谟等名臣,司马绍是司空贺循等人的学生,文才武略都是一流,而且是古代画家。司马裒帅军去支援祖逖北伐,司马睿让他受祖逖节度,也是为民族生存做出贡献的人物,声望甚至超过晋明帝。司马昱就是晋太宗,他是习凿齿称赞的生平所未见的杰出人物,也是郭璞评价的“兴晋祚者必此人”,更是王珣评价的“湛若神君”,成语“会稽霞举”就是形容司马昱风采的。司马昱总万机当丞相时,重用文臣王述、谢尚、韩伯、江虨、范汪、丁谭、孔汪,武将毛穆之兄弟、邓岳兄弟、周抚、司马勋等,尊敬五朝元老蔡谟、林禄,领导重新恢复统一实现复兴,也是中国古代杰出人物,临终能重用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巩固社稷所以被尊庙号太宗。司马伷在司马懿最杰出的四子中是后代统治时间最长的,司马伷后世业绩的主要是因为他在平定江南统一时的功绩,在江南的影响力很高,司马睿到江南又能安抚人心,笼络江南的世族,为人宽厚知人善任,顺应民意爱护百姓,逐渐发展壮大,重新获得天下,成为民族复兴的领袖。
引用 4sjs4 2018-8-23 11:02
司马氏和坂田氏:司马氏是中国著姓,在日本也有影响力,很多日本人曾改姓司马氏,晋朝和司马氏在日本的声望甚至超过在中国。司马达等虽然不是最早迁居到日本却是在日本发挥影响力最多的中国移民之一,在日本帮助推动佛教和文化发展,他的儿子司马多须奈替橘丰日天皇出家,创建的坂田寺是日本最早的寺庙之一,女儿司马岛是日本女尼之祖,主持丰浦寺。到司马达等的孙子司马止利受圣德太子推荐,为推古天皇造佛像,并且用封地给推古天皇造金刚寺,受封大仁位,这是十二冠等级的第三位,司马氏在日本推古朝就已经是公卿士族,司马止利受封近江国阪田郡水田,按照日本姓氏制度,他的门户只能用封地坂田氏,不能再叫司马氏了。司马氏在日本家格最高的是坂田氏,其他也有叫鞍部(安部)、鞍作(桉作)等姓氏,因为在日本有排挤压制歧视大陆移民的时期,对司马氏及其分支在日本的发展情况造成很大阻力。通常最容易的是从研究坂田氏历史开始了解司马氏发展,司马氏受封阪田郡封地必须改姓坂田氏,在日本九世纪出的姓氏录中,有好几个分支的坂田氏,具体司马氏坂田氏是怎样发展成多支坂田氏呢?姓氏录称坂田氏是天皇后裔不是司马氏,这很可笑,天皇的皇族是没有姓氏的,是神的化身,不会用坂田姓氏,所以坂田氏无疑就是司马氏,这和中国历代都称异族也是炎黄子孙是黄帝后裔同样,都是统治阶级同化政策的写法。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统治阶级发展的重要因素。司马氏在日本的姓氏坂田氏的发展情况,就体现了大陆移民在日本统治阶级中的发展情况。司马氏的坂田氏在推古时代就已经是大仁位第三级,必然是日本的大陆移民集团重要代表,在日本统治阶级重视大陆移民时,地位会高些,相反受压制时也必然会有所体现。在日本书纪中司马氏后裔最早出现的坂田雷正是天武天皇时代受压制的贵族代表,他是第一等色姓,有功勋去世仅追封第五级大紫,有的小锦甚至都获得大紫追封,这体现当时疏远大陆移民的态度,天武天皇患病祈福的七个寺庙中,也没有司马氏创建和主持的坂田寺、丰浦寺。持统天皇继位后,她是苏我氏生养,能重视大陆移民,在超度天武天皇的法会上,确立五大寺超度,就包括了坂田寺和丰浦寺,这体现对大陆移民重新尊重。在桓武天皇时代就有安部男笠受宠升到正四位下,色姓是朝位,但是姓氏录却没有安部氏。在淳和天皇时代,又有很多坂田氏受到重用,其中的坂田弘贞升任从三位参议刑部卿,他原来色姓是宿迷,升到朝位,这时期正是中日文化交往最友好时期,可见大陆移民的地位都有所上升,司马氏后裔坂田氏也继续在上升,不仅坂田氏,连安部氏也有很多任命为五位官员。这时期坂田氏也开始用南渊姓氏,南渊也是大陆移民的聚居地,司马多须奈为天皇修建的寺庙就在南渊,被称为南渊阪田寺,坂田氏在姓氏使用上也能更多地体现大陆移民因素。但是随着政局改变,坂田弘贞去世后,很长时期,那些原来出现在史书中的安部氏和坂田氏就没有再出现,这时期又是大陆移民总体上被边缘化排挤时期。到阳成天皇时期,坂田氏中使用南渊姓氏的分支已经有担任正二位的大纳言了,这位叫坂田年名(南渊年名)的贵族,有记载最重要的活动是组建了多位高官参加的尚齿会,这是学唐朝人白居易组建的,这位坂田年名就是代表亲大陆的力量,对中国的文化和习俗仍然积极模仿,可见司马氏后裔对推动中日两国文化交往始终是发挥重要作用。坂田氏在日本姓氏录中有的色姓是真人级,如坂田雷;有的是朝臣或宿迷,如坂田年名等南渊系坂田氏,甚至有的在村主级,这实际体现了司马氏改称坂田氏后发展的情况,有上升的,像南渊系就有从宿迷升到朝臣,有的仍很低或降级。司马氏使用的姓氏中安部也有升到朝臣的,尽管姓氏录没有收录,但在史书是有记载的。司马氏后裔的姓氏中,鞍作氏著名人物有鞍作福利是著名外交官,还有鞍部德积首任是僧都。在日本社会中,大陆移民中地位较高的就是司马氏后裔等少数人,最高的地位目前也仅有坂田氏的南渊系曾达到正二位,而当时正一位完全被主要的权臣家族垄断,或者是皇族任命。这体现了日本统治阶级严重的等级制度,对大陆移民的限制仍很严,但是这主要是体现在统治阶级上层的权力分配。中日两国人民在民间文化、经济方面的交往始终是不断发展,这些交往不仅推动了日本社会的整体进步,也增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中日两国和平合作永远是两国人民希望的结果。
引用 4sjs4 2018-8-22 10:36
司马骏的历史功绩:司马骏是司马懿的儿子,母亲伏氏是太妃,司马骏在晋朝建立后册封汝阴王,后来镇守关中转封扶风王,其封国内的氐户都调给他增封。司马骏年轻时就担任多个军事将领,是杰出的统帅,曾经指挥军队抗击吴军进攻,曾经击退名将丁奉,可见其军事能力。最初守卫南部边疆,在关中形势复杂后又调入关中镇守,是司马懿儿子中军事才能出众的四子之一。司马骏最重要的历史功绩是在关中制订每人屯田十亩的政策,自己亲自参加生产,有效稳定了关中的局面,减轻民众负担,当时关中华戎比例比晋惠帝是各半不同,是异族占多数,司马骏能招降数十万异族,首先稳定了关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司马骏到关中前,那里到处是叛乱,而且树机能攻占秦州和凉州,几乎占领的大半个关中,司马骏到来才保住关中并且率领文鸯等坚守并打败异族,让树机能也归降送人质,平定了关中。司马炎在司马骏稳定了关中的基础上,派遣马隆前往武威镇守,仅帅三千勇士去,树机能虽然形式上归降,实际占领着凉州,派兵阻挡马隆赴任,不让晋朝中央军驻防凉州武威,但马隆用兵巧妙,连战连胜顺利到达武威,当地拥护晋朝的异族都追随他攻打叛军,树机能的部下多数都已经接受司马骏招抚效忠晋朝,也杀了树机能归降马隆,凉州彻底平定。司马骏镇守关中稳定局面,笼络人心招降树机能部众和凉州多数异族,这为马隆平定凉州奠定了基础。司马炎对司马骏制定的官吏和士卒都屯田十亩的政策非常重视,下诏书推广到所有州县,以提倡天下重视农业,鼓励参加生产,这样能减轻百姓负担。司马骏的爱护百姓、重视生产的政策让他在关中百姓中有巨大的声望,他身为宗室都亲自参加生产,也带动天下官吏能重视生产,对晋朝的社会风气和生产发展产生了进步的积极作用。司马骏为人孝顺,对母亲伏太妃很有感情。司马骏不仅武略非凡,在文才上也非常出众,他曾和太尉荀顗共同讨论仁孝先后排序,并写作论述,文才受到称赞。司马骏去世后,西部和关中的百姓都悲伤,道路上都是哭泣的百姓,人民为他树碑纪念,关中和西部的百姓中,年长的老人见到他的石碑都会下拜,他的遗爱长期广泛地流传在关中。司马骏也是统一和反分裂的功臣,也是民族团结的功臣,是受到人民爱戴的杰出英雄,永远值得尊敬和学习。
引用 4sjs4 2018-8-20 10:19
晋朝和圣德太子:司马氏建立晋朝以前,就已经和日本卑弥呼女王建立联系,司马炎称帝后女王仍派人通使,正是在晋朝同时期,日本实现了统一,而且有大量晋人迁徙到日本,所以日本人对晋朝有亲近感,最重要就体现在圣德太子都自称是晋朝人转世到日本,这不仅仅是圣德太子个人对晋朝的感情,也体现日本广大人民,其中也包括晋朝移民对中国和晋朝的向往,同时也体现了司马氏和晋朝移民与圣德太子的亲密关系。圣德太子自称晋朝人转世,在日本也造成旧贵族哪怕再自大称中国是藩国,也不敢把晋朝当成藩国,因为圣德太子自称是晋朝人转世,他在日本人心目中几乎就是神的存在,受到人民崇拜,对他和晋朝也会更加尊崇,在日本现代很多日本人的名字中也喜欢带“晋”字,也是受这种传统意识的影响。而且晋朝林氏是晋安王,林氏在日本是使用最多的中国姓氏,晋朝在日本的影响力要高于在中国的影响。圣德太子称自己是晋人转世,也能体现和晋朝移民同根,增强和晋朝及大陆移民的联合,尤其是他自称自己是转世到日本,也曾出身“微贱”最终成为太子,这对日本广大平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是圣德太子为何受到日本人民崇拜的根本原因。这不仅体现了佛教众生平等的朴素民主,也体现了圣德太子不歧视微贱的百姓,不高高在上压迫人民的进步立场。圣德太子提倡的转世观念虽然在日本并没有发展成藏传佛教寻找转世灵童等转世制度,没有在现实出现在穷人之家也能有贵人转世的奇迹,但是在日本至少在思想上动摇了多神论极端种族歧视、万世等级不变的落后观念,对普通平民和下层百姓带领精神上的安慰和希望,对日本的社会进步具有巨大的作用。圣德太子的进步思想和当时世界进步潮流是同步的,甚至是有些超越了世界水平,尤其是他的十七条宪法具有的民主进步精神在现代看,很多也是值得尊敬的。圣德太子正是因为进步所以遭到旧贵族的仇视,他们不仅后来反对和阻止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继位,也打击排挤晋朝移民和大陆移民,这是后来日本从世界领先变成落后的重要原因。亲晋朝的移民主要是司马氏移民和原来在晋朝时迁徙到日本的移民,其中包括司马达等家族和东汉直等从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迁徙来的十七县晋朝移民。亲晋朝的移民在日本的影响力很大,尤其在佛教徒中,日本最有影响的佛教势力是净土宗,也是晋朝时创建的,后来的德川家康和丰臣秀吉都是净土宗或净土宗旁支净土真宗的信徒,晋朝没有被列入藩国,不仅有日本人对晋人转世的圣德太子崇拜,也有信奉晋朝净土宗佛教的因素,对司马达等和司马氏的尊敬。在日本社会发展过程中,进步势力和旧贵族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最激烈的斗争就是在山背大兄遇害前后,苏我氏主要是亲大陆移民,但当时的大臣苏我虾夷对旧贵族妥协,不听苏我镜部等人的,没有立山背大兄,直接导致旧贵族反扑。苏我入鹿能强些,尽管被篡改的《日本书纪》丑化苏我氏,但仍记载他执政时“盗贼恐摄,路不拾遗”,他是亲晋朝,用的名字鞍作正是司马氏用过的移民姓氏,能治国安民,他没杀山背大兄,攻打斑鸠宫的巨势氏等根本就不是亲大陆移民的,不是苏我氏集团的,就是旧贵族武装擅自攻打斑鸠宫。山背大兄一家也成功退避,并非像记载的自杀了。圣德太子家族是崇信佛教,信仰转世的,不会自杀,佛教严禁自杀,那会不能转世或沦为畜生,所以旧贵族编造其自杀是不可信的。圣德太子家族被旧贵族打击,就是归隐躲藏到亲近的民间中,也不会自杀。几乎所有亲旧贵族的史书都去除圣德太子家族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尽管忌惮圣德太子在人民众多崇高威信,不敢对他直接贬低丑化,但旧贵族却始终不学中国为先贤存后的进步传统,没有为圣德太子立后,始终坚持其后裔全灭,都自杀的谎言,企图抹杀圣德太子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力。旧贵族这种落后政策给日本带来最严重的危害,日本近现代最主要的两个弱点都体现在这些落后影响中,首先是盲目自大,轻视其他民族;另一个是自杀轻生,一个是种族歧视产生的来源,另一个导致日本人很多无谓牺牲的来源。即使强调众生平等的佛教都禁止自杀,更不用说现代文明观点,都是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重视人命。所以可以想到旧贵族一千多年来宣传圣德太子后裔都自杀了,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弱化造成喜欢自杀的负面影响。在那次激烈的斗争后,晋朝移民和大陆移民确实有几十年被疏远压制,直到持统天皇继位,她是苏我氏生的,所以对大陆移民能亲近些,晋朝和大陆移民又重新受到尊重。
引用 4sjs4 2018-8-16 10:23
日本种族歧视的来源: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东方各民族联合的产物,各民族联合组成的大和民族就像中华民族同样,都是多民族联合体,都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过贡献,都是以勤劳简朴智慧而著称。但是为何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两国爆发战争,日本遭受二战惨败的结局,这一切都是来源于种族歧视,都是因为日本法西斯种族歧视和德国法西斯种族灭绝联合的结果,并非是日本人民和大和民族的过错。大和民族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历朝历代和朝鲜半岛各国移民和日本列岛本地人民组成,尤其是大陆移民数量最多,影响力占重要地位。日本在本土的统治阶级信仰多神教,这种原始宗教和人类其他民族在早期同样,把统治阶级神话。而到三世纪一神教作为先进宗教推广后,佛教等一神教在世界发展,佛教推崇众生平等,具有朴素的民主平等原则,自然比日本的多神教更进步,也更有利于团结日本各阶层各地区的移民。在六世纪日本开始传入佛教,也正是在这时期圣德太子等在日本推崇佛教发展,这是有利于日本推翻落后腐朽的多神教,摆脱统治阶级迷信无知和分裂弱化的局面,是增强日本皇权和中央集权、是各民族团结平等发展的重要时代,也正是在这时期日本领土疆域达到顶峰,控制了从朝鲜半岛南部到北海道,奠定了现代日本版图。但是圣德太子的改革在推古时代后就被废止,日本崇信多神教的落后意识再次占主导地位。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以德仁礼义等进步伦理为标志,被篡改为织缝这类冠名就体现在精神上的倒退,更差的是不断增多的等级官制日益弱化日本统治。种族歧视在日本也越来越严重,日本统治者不再为推崇佛教众生平等努力的圣德太子立后裔,尽管他深受日本各族人民的爱戴。种族歧视者也开始排挤歧视其他民族,尤其是大陆移民。到九世纪日本的种族歧视达到顶峰,尤其体现在姓氏录的编写上,日本统治阶级已经把自己列入种族是神别,把自己当成神,对世界其他民族采取严重歧视。在当时日本领土已经丢了朝鲜半岛上的任那,比不上秦汉,也比不上隋唐,但是日本在姓氏录中仍然把秦汉隋唐当成藩国,称日本来自这些朝代的中国移民为诸藩,这种狂妄自大和自称神的态度,不仅是对这些朝代的歧视,不仅是对中国移民的歧视,也体现了日本统治阶级中落后腐朽力量的无知自大,这种意识一直影响到日本近现代,在二战期间又达到顶峰。在近现代人类文明普遍推崇民族平等、民主自由的时候,日本的种族歧视和自以为神的落后意识和德国法西斯种族歧视却逆历史潮流,最终成为二战的策源地和反动意识形态基础,也最终害了日本民族。日本的姓氏录是彻头彻尾的种族歧视、民族歧视、民族狭隘、权臣乱政、篡改历史的著作,是把日本发展引向错误的方向,其体现的种族歧视的观点不仅在于把人分成等级和四类,把大陆移民当成藩民,把自己当成中央,而且对其他民族在文化上也歧视和贬低。日本使用着中国的文字,却对中国移民歧视,落后到要借助其他民族文字的日本种族歧视反动阶级,却视给他们带来文明的大陆移民为藩国,称他们来归化,这本身就很可笑,比起圣德太子等开明统治阶级要相差万里,圣德太子给隋朝的国书至少开始体现两国平等。在日本种族歧视反动派编写姓氏录时九世纪前出现的中国各朝代都不幸被列入藩国,仅有晋朝幸免,这也万幸,因为圣德太子推崇晋朝,自称是晋朝人转世,他在日本人民中有崇高威望,日本种族歧视者不敢把晋朝列入藩国,也怕引起日本人对圣德太子的回忆,担心被他们列入贱民和藩国归化人的广大人民反抗。帮助圣德太子推崇佛教,忠诚于皇室的司马氏在日本种族歧视者的历史中和晋朝同样消失在姓氏录中,司马氏和中国移民的很多重要姓氏都不允许在日本使用,即使有用中式姓氏的也都给归入百济和高丽,司马氏使用的坂田就被归入百济藩国,甚至把坂田姓氏都和司马氏切割,把司马氏的鞍部鸟称为百济人,这种篡改历史的态度是无知自大、自欺欺人的狭隘心理。到了现代,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日本民族终于摆脱了腐朽的种族歧视统治,日本各民族重新恢复民主平等,姓氏也不再是种族歧视者用来压迫人民的工具,打击贬低其他民族的枷锁,人民普遍都有了尊严,可以自由使用姓氏,社会进步到民主文明的形态,日本不再像种族歧视时代禁止用司马氏、刘氏、李氏等众多中国姓氏,甚至有的日本人改用司马氏等中国姓氏,这些民族平等,相互尊重的言行极大增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情,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增强了两国合作基础。
引用 4sjs4 2018-8-14 09:18
日本姓氏录体现的矛盾:日本九世纪嵯峨天皇让藤原氏编写了一部《姓氏录》,这是天皇原意要模仿唐朝姓氏著作,但是最终成为藤原氏专权的宣传工具,这部著作的编写过程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发展矛盾的情况。日本原始宗教崇拜八百万神,是最典型的多神论崇拜国家,在圣德太子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族统治,开始改革运动,其中主要的就是推行一神论,用佛教取代多神论宗教,增强皇族领导力,增强中央集权力量。他制定的十二冠位制也适应日本狭小国土,便于行使中央权力。圣德太子在大陆移民支持下的改革顺应历史发展,也让日本富国强民,其反对力量主要是物部氏和中臣氏,在推翻旧贵族的斗争中,圣德太子联合苏我氏和大陆移民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推古朝以后,日本旧贵族力量反扑,不仅圣德太子家族和苏我氏被灭,而且大陆移民也受到严重压制,这些旧贵族中的核心力量就是被圣德太子等镇压的中臣氏,也就是后来的藤原氏。日本的这次反动不仅造成国力倒退,丢失在朝鲜半岛的任那,也弱到连新罗都打不过,直到持统天皇时对大陆移民才有所重视。到九世纪日本内部矛盾仍然复杂,由于官制改为四十八级,少的也有二十多级,造成众多官吏,在日本狭小的领土用十二级就可以,官吏的众多造成职权分散,权力弱化,众多官员也让财政困难,迫使天皇不得不让皇族降格臣籍,也弱化了皇权和皇族。嵯峨天皇就是在把皇族降为源氏,皇权在削弱的背景下让藤原氏写姓氏录的。藤原氏此时正逐步走向专权的地位,但是在八色姓中,藤原氏和中臣氏都仅是第二级朝臣,和他们平级的有五十多,上面还有十多个真人级别,怎样突出藤原氏,确保其专权地位成为写姓氏录的重要基础。从现代保存的记载一千多姓氏的姓氏录中可以看到藤原氏采取的策略:首先是把全部姓氏分为皇别、神别、藩国、杂姓四类,从这四类就能看出谁专权了,无疑神别是最大的,原来都是天皇自称神,现在神不再是皇族了,中臣氏原本就是崇拜多神教,藤原氏也是把自己列入神别,而且连皇族都没成神,藤原氏成为神族的第一姓氏,而且在神族中分天神、天孙、地祗,用来区别本土官吏,俨然成了八百万神的首脑。对皇族采用的策略是分化,按理天皇是没有姓氏,但他把过去列入真人的很多贵族随便加上皇族血统,和源氏等降为臣籍的统称皇别,既能避免真人级贵族和自己争色姓,也贬低了皇族的尊严和影响。这样无形中就把天皇和皇族实际架空和弱化,不能再和藤原神族对抗了,这是后来藤原氏百年专权的舆论基础,也是造成日本中央集权弱化,以后数百年经常割据战争、权臣统治的重要原因。这个姓氏录另外重要特点就是把大陆移民边缘化,移民是日本社会发展的主体,甚至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如今把大陆移民都列入藩国,排在所谓神族之下,自然无形中造成民族分化和歧视。对大陆移民贬低丑化最厉害的是对天皇最忠诚的司马氏家族,来削弱效忠天皇的势力。姓氏录中,献舍利推崇佛法的司马达等和替天皇出家的司马多须奈都没有出现,推古时代支持圣德太子的司马止利也没有出现,这些曾积极对抗多神教和中臣氏的自然讨厌,也会影响神族首领的威望,在姓氏录中比列入藩国贬低得更厉害。司马达等后裔的坂田氏仅列入村主地位,司马氏被说是从百济来的,用的坂田氏列入百济藩国姓氏,比如在推古时代就已经是十二冠位第三的司马止利用过的鞍作氏,在姓氏录没有,其中的鞍部氏也没有,因为日本写汉字的简化习惯,鞍部往往写成安部和案部,在日本的色姓地位虽然一度被贬低,但到淳和天皇时代,司马氏的坂田氏地位很高,在淳和天皇重用从三品坂田弘贞时,也有很多安部氏任四五品官,而且色姓都是朝臣级,到仁明天皇,藤原氏专权后,几乎不再有了。在日本佛教界起领导作用的司马氏,自然是多神教旧势力最厌恶的,要在姓氏录中尽量抹杀和贬低。圣德太子自称是大陆晋朝人,经过转世到了日本,对司马氏和晋朝大陆有感情,藤原氏编写的姓氏录却完全不写司马氏和晋朝移民,甚至不愿把晋朝列入他已经贬低的藩国中,也体现了对圣德太子和司马氏晋朝的敌视,这在本质上造成了曾经迁到日本的大量晋朝移民姓氏都被隐没或丑化、异化。也可以肯定天皇在对抗藤原氏专权时,也提拔任用过大陆移民力量,对大陆移民姓氏提升,以限制越来越强的藤原氏专权,淳和天皇重用坂田弘贞刚升到从三位就莫名地禅让给仁明天皇,而坂田弘贞不久壮年病故,同时那些新升迁的安部氏也不再升迁,也体现这期间的政治斗争。
引用 4sjs4 2018-8-12 14:02
司马达等家族在日本:司马达等是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人物,他是南朝梁人,迁居到日本时居住在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他是担任鞍部村的村主,不是误解的是造马鞍的工匠,当时的村主类似现代县长,当时等级是臣、连、伴造、国造、村首,司马达等就是村首(主),这些官僚都是有自己的部曲民众的,全国总共仅一百八十部,鞍部就是其中之一。到现在有的日本村面积都大于市郡,可见司马氏在当时日本是有些势力。早先到日本的司马氏已经有改姓鞍部的,鞍部村就是司马氏管理地区,司马达等刚到日本就成为这里的村主,成为鞍部司马氏新的领袖。司马达等没有改姓,推动日本崇信佛教,他献出的舍利是真正的佛宝,也奠定了他在日本佛教界的领袖地位。司马达等的儿子司马多须奈和皇室更密切,他在用明天皇病重时觐见:“臣奉为天皇出家修道。又奉造丈六佛像及寺。天皇为之悲慟。”请求替天皇出家,为天皇祈福造佛寺,天皇非常感动。《圣德太子传略》载天皇的儿子圣德太子哭着拉着他的手,表示追随辅助他弘扬佛法。司马多须奈出家称德齐法师,造了日本最早的寺庙之一坂田寺。司马达等的女儿司马岛是日本最早的女尼,渡海去百济求学,是推古天皇称赞的日本女尼之祖,回国主持樱井寺(丰浦寺)。司马止利是司马达等的孙子,他是圣德太子举荐为推古天皇造佛像和献佛本,受到赐封第三大仁位,升入公族,并且封近江国阪田郡水田,正式改姓坂田,他用赐地为推古天皇修建了金刚寺。这时司马达等的子孙也有姓鞍部和鞍作的,其中有的鞍部氏如鞍部德积成为僧都管理寺庙僧尼,有的鞍作氏成为外交官,鞍作福利是出使中国的通事,司马达等家族凭借和皇室密切关系及在佛教传播中的贡献成为日本显赫家族。但是随着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冲突,反对圣德太子改革的旧势力掌权。在圣德太子时代日本在朝鲜半岛甚至有殖民地任那,后来日本对中国移民排挤,不仅败于唐朝丢掉了任那,甚至连新罗都打不过。司马达等家族和大陆移民当时在日本的状况就体现了这时期日本退步的情况。到天武天皇时多次改易官职,最多设立四十八级官职,通常也有二十六级,远远多于圣德太子时代的十二级冠位,尤其是把公族姓氏分为八色姓氏,扩大了等级歧视,从大陆来的移民姓氏很多都列入第七级“连”中,几乎列入最末位地步,后来仅少数升到四级“忌寸”。司马达等家族的鞍部、鞍作两个姓氏都没有列入八级,仅坂田氏因为是天皇赐封姓氏,才列入第一级“真人”,也仅是十三姓中排第九,这时期不仅司马氏的坂田氏被压制,移民姓氏都被排挤,天武天皇六年甚至下诏书:“诏东汉直等曰。汝等党族之自本犯七不可也。”斥责东汉直家族,司马氏的坂田雷去世,仅赐大紫位,是二十六级的第五位,不及姓氏低于他的羽田公。天武天皇病重祈福七个寺庙却没有司马氏创建主持的坂田寺和丰浦寺,可见对移民集团的疏远。持统天皇继位,缓和了和移民集团的关系,为天武天皇举行的追悼超度无遮大会上,确立五寺举行就包括了坂田寺和丰浦寺,恢复和大官寺、飞鸟寺、川原寺并称五大寺。这也有唐朝的郭务悰、刘德积、司马法聪先后访问日本,对日本社会和政局施加的影响,移民集团的地位才摆脱了几十年以来被压制的状态,因为详细的《日本书纪》仅记载到720年,对司马达等家族后来的发展情况记载不多。到平安时代结束后,司马氏修建的坂田寺在十二世纪后期毁于战乱,源平战争后天武天皇时代的十三真人姓氏甚至一个都没有成为后来的豪族,旧的传统贵族在进入幕府时代后大部分都被排除在外了。司马达等家族和皇族关系密切也遭排挤,在十二世纪后日本进入幕府专权时代,司马达等后人坂田氏、鞍部氏、鞍作氏都没有显赫人物。日本近代后对姓氏不再限制,很多日本人改姓司马氏,司马达等家族在日本所用的姓氏中,也出现了些著名人物,其中坂田氏最多,有众议长坂田道太,接待过彭真访问日本;有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访问中国受到毛主席接见;有著名围棋手坂田荣男,称霸六十年代日本棋坛,有不死鸟坂田和治孤坂田的称号,体现日本复兴精神。鞍部氏和鞍作氏的人物少些,但鞍部在日本也被写作是案部或安部,其中安部氏的历史名人在日本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作家安部公房,他的作品已经是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水平,在世界多有声誉;日本近代思想家学者安部矶雄也是安部氏杰出人物,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革命家李大钊就是他的学生。在中日交往史中,司马达等家族是发挥了深远影响作用的。
引用 4sjs4 2018-8-10 11:05
司马氏在日本:司马氏是在晋朝时期开始有迁居到日本列岛的,在南北朝初期,日本天皇派遣到中国的使臣里就有叫司马曹达的司马氏,可见在此前很久司马氏已经有迁居日本,并且逐渐成为天皇部下任职。在南北朝的梁人司马达等迁居日本时,司马氏在日本已经有些势力,他能直接任鞍部村的村长,类似现代县长,并且推动佛教成为日本国教。这时期是日本开始走向封建社会,逐步统一的时期。司马达等推动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等皇族和贵族崇信佛法,他的儿子司马多须奈是替橘丰日天皇出家,称德齐法师并且创立坂田寺,女儿司马岛是推古天皇称赞的日本女尼之祖,称善信尼。到司马多须奈儿子司马止利时,司马氏在日本已经升入公族,圣德太子推荐司马止利给推古天皇造佛像,司马止利被天皇诏书奖励,封第三大仁位,这是在最早的十二冠位的第三位,几乎和后世的正二位相当,已经算是公族,并且赐封近江国阪田郡水田,这是中国移民中仅有的被天皇赐封土地的。司马氏在日本使用的姓氏有鞍部氏、鞍作氏、坂田氏等,最早的遣唐使中的鞍作福利也是司马氏家族的。司马氏在近现代更多是日本人改姓,例如司马江汉,原姓名是安藤峻和铃木春重,是日本著名的画家和兰学家。司马凌海,原姓岛仓氏,师从松本良顺,著名兰学家,任元老院书记官,学生有后藤新平等。司马亨太郎是司马凌海儿子,著名德文学家,大学教授和皇家御用官。司马文子是司马凌海次女,又名林文子,是林佐野的养女,从夫姓喜多文子,是日本围棋之母,入选围棋殿堂,学生有伊藤友惠和杉内寿子等。司马良作是斯波氏,仙台人,是新选组的文化教习。司马辽太郎原姓名是福田定一,日本杰出的历史学者,著名作家。司马聘三是中国商人,江苏人,加入日本国籍,早年支持孙中山革命,和陈其美、黄兴、张群等关系密切。司马氏在日本中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在历史上也发挥了进步作用,尤其是在橘丰日天皇到推古天皇期间推动圣德太子等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和技术,促进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引用 4sjs4 2018-8-8 05:58
司马昭的幕府和统一:司马昭是习凿齿评价的天下谁能敌,他领导推动中国统一和挽救民族生存的事业,是杰出的英雄。司马昭的幕府组成就体现了统一力量,是很值得研究的。统一的领导核心成为司马氏为首的士族后,司马昭执政时期,权力的中枢就是他的幕府,司马昭核心幕僚就是他推动统一的主要亲信。司马昭的长史有:张华、山涛、贾充等;司马昭的军司马和司马有:胡奋、贾充、裴秀、山涛等;司马昭的从事中郎有:李胤、羊祜、阮籍、荀勖等;司马昭的参军有:杜预、魏舒、王浑、刘寔等;司马昭的主簿有:师纂、郭奕、刘毅等;其他的幕僚有王戎、华峤、唐彬等。司马昭的这些幕僚都是士族和亲士族寒微的杰出人才,在司马昭的领导下为晋朝建立和统一作出重要贡献。司马昭的幕僚绝大部分都参加了统一战争,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统一西南的战争中,表面担任前锋的是邓艾和钟会,在实战中司马昭仍派出贾充和李胤担任第二梯队,自己帅第三梯队接应,在第一梯队中,司马昭也派自己的参军杜预担任钟会的长史,辅助控制钟会,司马昭派了自己的妹夫杜预参加第一梯队,派外甥荀恺等参加第一梯队掌控军队,就像派自己的主簿师纂担任邓艾的司马那样,牢牢控制第一梯队。在晋朝统一江南的战役中,司马昭幕僚同样发挥关键作用,张华、羊祜、杜预是促成司马炎决策的最积极力量,在统一江南的六路大军中,有四路是司马昭的幕僚指挥:杜预、胡奋、王戎、王浑,在最东线是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在最西线主帅王濬是司马昭的从事中郎羊祜荐举任用,副帅唐彬也是司马昭的幕僚。司马昭执政后就把自己的幕府变成统一中枢,司马昭三位长史中的张华是晋朝司空中书监,对贾充是任命为托孤大臣,对山涛曾经也托付后方,是晋朝司徒。司马昭的司马和军司马中:胡奋是晋朝外戚和尚书仆射,裴秀是司空,司马昭让他绘制地图,成为中国地图之父。司马昭从事中郎中:李胤是晋朝的司徒,羊祜是太傅,荀勖任中书监,阮籍若活着也会是三公宰相地位。司马昭的参军中:杜预是外戚和开府等同三公,魏舒是晋朝司徒,被司马昭评价是:魏舒堂堂,人之领袖,王浑是晋朝司徒,刘寔是晋朝太傅,王戎、刘毅、华峤多官至公辅。司马昭幕僚还有吴国的徐韶和孙彧,蜀国的董厥和樊建,是真正的具有全国统一性质的中枢。
引用 4sjs4 2018-8-6 08:01
中国古代商贸概况:中国古代是农业大国,但是商贸也有非常发达时期,丝绸之路的发展体现中国商贸的状况。秦朝是丝绸之路发展初期,四川临邛是重要商业城市,有程郑、卓氏两大富商,临邛的邛竹杖和蜀布等销售到身毒(印度)应该就是从这时开始。汉朝时丝绸之路中线基本形成,张骞等通西域,到达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黎轩(黎巴嫩埃及)。到晋朝是中国商贸第一个高峰,洛阳就有金马羊三市,不仅继续发展丝绸之路中线,而且新建了丝绸之路北线和海上丝绸之路,晋朝的丝绸之路北线是从东北肃慎开始,经模庐(蒙古)、养云(坚昆)、伊列(哈萨克斯坦)、沙楼(斯拉夫)、寇曼汗(俄罗斯)、一群国(西欧),总长五万里,马行数百天,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亚欧大陆北部详细地理和行程。在南线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由于晋朝先进的造船技术,调风指南舟技术的应用也基本得以建立完成。从晋朝最南部的交州寿灵浦(顺化港)出发是计算海上航行的起点,到罗马帝国的航线也是这时期建立,从扶南到罗马帝国约六十天,和从印度到广州约五十天航程基本相仿,这是世界航海史首次记载东西方航海的详细天数,也记载从孟加拉到罗马帝国用晋朝最先进的乘六百人的七帆船仅一月就能到达。晋朝商人在罗马帝国商贸获得的金刚石也在象山晋墓中出土,证明了晋朝首次航海到罗马帝国,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到南北朝时商贸发展落后,中国在丝绸生产方面的垄断也被打破,西方从中国获取了丝绸生产技术。隋唐时期商贸发展也依然增强,长安成为贸易中心,主要是沿丝绸之路中线和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唐朝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出口的四大商品是丝绸、陶瓷、茶叶、铜铁器仍是国际市场的重要商品,这是中国商贸的第二个高峰。经过唐末乱世和五代,中国商贸减少落后了一段时期,到宋朝又有所恢复,尤其是同日本和高丽(朝鲜)的贸易开始在中国商贸中占重要地位,宋朝时期陶瓷是当时最重要的商品。元朝在成吉思汗时代恢复了丝绸之路北线,蒙古族一直沿这条商路到达中欧西亚,在元朝的商贸也是非常发达,有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到中国,其回国也是沿海上丝绸之路返回,宋元是中国商贸的第三个高峰期。明朝时期对航海最初很重视,郑和七次下西洋,但是主要目的不是商贸,后来因为耗资巨大而终止,这以后是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扩张,对明朝殖民入侵和经济入侵加剧,中国商贸陷入停顿和被殖民趋势,大量的外国货币涌入,明朝是日本和西班牙的白银大量涌入,造成物价上涨,利玛窦曾记载广东人民因葡萄牙侵占澳门大量买入中国商品导致物价上涨而愤怒。明朝灭亡和外资涌入摧毁明钞纸币,动摇经济基础有重要关系。清朝的商贸因为中国传统四大产品逐渐在国际市场影响力下降而减弱,这时期丝绸在西方已经能生产,茶叶已经在印度生产,铜铁器也是西方领先,仅有陶瓷部分产品还有些竞争力。这时期鸦片逐渐成为殖民者对中国的主要商品,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严重威胁中国生存,并因此爆发鸦片战争,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中国古代商贸发展体现在因为重农轻商的偏见,对世界认识的逐渐错误,导致中国商贸从一度非常繁荣,在世界居领先地位,最终失去优势退化到被殖民和经济入侵的困境。重农轻商体现在对最重视商贸的晋朝贬低,司马炎和司马奇、王戎、和峤等很多晋人重视商业,却成为罪过,成为嘲笑对象,晋商沿袭晋朝重视商业的传统也长期不受尊重。在商贸中不再像晋朝能航海造船扩展商贸,后来仅是坐在中国等西方航海来殖民入侵。商贸追求的商品有的也仅限于白银或珍宝等奢侈消费品,不像晋武帝能购买罗马帝国的香蜜纸给杜预写作,晋朝时能对周边商贸对象的物产和商品非常了解,都有详细记载,虽然也买珍宝和钻石,但是更多是购买原料矿产,还有火浣布和纸张等,甚至是佛像,都有经济和文化价值,不是简单的拿自己的产品换白银。晋朝在记载商贸伙伴的国情出产时,也会记载当地生产粮食、酒的情况,这些有的是为航海需要,法显航海时,船只就是在中途补充粮食和水等生活必需品,像无伦国产酒,杜薄阁婆产稻,有的就是为了进口粮食。社会本来应该商农并重,不能像殖民者只重视商贸,也不能像中国封建很多时期仅重视农业,贬低或禁止商贸,中国从封建社会的强国变成落后的国家,贬低禁止商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使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认识严重偏差。商贸是认识世界,团结联系世界其他民族的主要方式。
引用 4sjs4 2018-8-4 17:51
中国军事生产商贸发展:军队具有生产队和工作队的概念并非是现代才有,在历代中国军队都有生产和商贸的活动,和军事战斗都是军队的职能,只是很少有人重视。中国古代最早开始大规模戍边屯垦是汉朝司马憙和郑吉在西域开展的,后来赵充国也戍边屯田,这些生产活动都是在边疆,因为从中原运输物资路途遥远费力,补给困难而被迫生产应急。在三国时司马懿提出让军队都参加屯田生产,这是在中原地区首次大规模的军事生产活动,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懿在军队的商贸活动方面也有突出贡献,他指挥军队不等不靠百姓补给,而是自己生产屯田,调来专业屯田兵生产。司马懿还组织军队在京兆、天水、南安生产冶炼,发展生产金属产品。军队有了金属产品后,司马懿又创造性地开办了军民共用军市,进行商贸同当地百姓交换物资,这是值得称赞的,古代军队就能不给百姓增添负担,用自己生产的物资交换补给,这在现代也仅有解放军曾经办到过,司马懿可以说很有超前意识。此前军市都是军队仅获得的租赋,军队不提供商品。司马懿在兴办军市过程中,还能听从颜斐的劝谏,惩治侵扰百姓的官吏,军队欺负百姓在乱世是常态像典农让颜斐谢过,司马懿维护百姓这是应该称赞的。司马懿指挥修建成国渠、临晋坡灌溉发展水利,应该也是主要领导军队完成的,使关中成为粮食产量丰富的产粮区,过去杜袭和薛悌都劝说他从关东预备运粮到关中,现在不仅不用从关东运输,反而能向关东输出五百万斛救济灾害,这些都对现代影响很大。以后的历代军市的兴办日益减少,军队从事生产的记载也不再多见,军队完全依靠赏赐粮饷,或者依靠劫掠来生存和发家的越来越成为常态化,尤其在民族战争中,相互攻掠,都是把对方民族的物资财产作为战利品。中国军队从事生产的不再多见,军市也回归仅是商人为军人服务,或军人出卖自己物品和战利品,很多不再让百姓参与,这些军市商贸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有时国家仍会给军市输送财务变相赏赐,通常不会把军市的收益收归国库,以笼络将士。中国直到近现代才逐渐恢复古代军队生产和商贸的传统。
引用 4sjs4 2018-8-2 11:30
晋军北伐的意义:晋朝复兴和反分裂主要体现在北伐,晋朝并非偏安割据,而是通过北伐实现了复兴,取得的众多胜利,守住了中央政府的地位。晋朝虽然仅短暂恢复统一实现复兴,但是对民族发展意义重大,是在民族人口比例不占多少优势的复杂困难条件下,确保了民族生存和中央的地位。晋朝在百年间进行了大大小小十来次北伐,其中最有影响的几次都发挥重要意义。祖逖和司马裒北伐是东晋成立不久后开始的北伐,祖逖是向豫州方向,司马裒是向徐青兖方向,司马睿对祖逖积极支持,甚至让司马裒听祖逖调遣,司马裒在东线基本收复徐州兖州,同河北的刘琨、邵续、段匹磾等汇合,青州曹嶷也归降。祖逖在西线打败羯族,收复黄河以南,和坚守在洛阳、荥阳的李矩、赵固、郭诵等汇合,也沉重打击了匈奴,赵固北上甚至打到匈奴都城附近的绛县,基本终结匈奴对黄河以南威胁。这次北伐彻底扭转了晋朝战略防御态势,转入反攻实现了晋朝重新控制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巩固了中央的地位。祖逖司马裒北伐后不久,匈奴瓦解,羯族向晋朝暂时归附。在陶侃北伐期间,晋朝在中路收复襄阳、新野等地,逼近洛阳,并且和辽东慕容皝共同制定南北夹击的平定中原战略,可惜因陶侃过早去世而终止。庾氏兄弟继承陶侃北伐战略,派邓岳等收复宁州和牂牁等地,司马勋收复汉中和陇西部分地区,经过这些北伐晋朝已经收复了很多领土,为复兴统一奠定基础。司马聃继位和司马昱执政对北伐更加积极,执行了会合凉州张氏、辽东慕容氏从三个方向收复中原的战略。司马衍和司马岳时代,氐族李氏已经尊奉晋朝正朔,在桓温和司马无忌、周抚、毛穆之等西征时被攻灭,这分散了晋军力量,应先集中力量北伐收复中原再西征招抚,错误的结果为以后北伐造成负面影响。谢尚和司马勋是晋朝复兴时期北伐的主力,司马勋和氐族杨氏联合,司马勋攻入关中扶持后来的杜洪等豪强,收复关中大部分地区,后来又收复宛城等地。谢尚在中路北伐收复豫州,其前锋戴施等甚至进入河北邺城,招抚冉氏,收玉玺让胡彬送回朝廷。司马昱又招抚羌族姚氏和氐族苻氏,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晋朝统治,实现了短暂的复兴统一。晋军从317年大规模北伐,历经三十多年到351年实现复兴,这是对民族有重要贡献。复兴统一后,由于司马勋、周抚等晋军主力被牵制在西南,在中原没有强大的政府军,不久又陷入分裂割据状态,桓温专断不能顾全大局不仅没有北伐,而且乘谢尚北伐帅军进入谢尚的江州武昌,对褚裒和殷浩的北伐也没有积极支持,也是统一没能长期巩固的原因。在桓温专权期间进行了两次不很成功的北伐,主要为争权夺利和专权为目的。谢安执政期间进行了淝水战役后,又帅谢玄等北伐,司马纯之攻占洛阳修晋陵,晋军支援重新归附的苻坚,不仅收复黄河以南,前锋再次进入邺城。可惜谢安去世没能恢复统一,继任北伐的司马恬也很快去世,晋朝的这次北伐至少收复旧都洛阳和黄河以南和西南,让众多割据都降号称晋藩,仍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保持中央地位。晋朝以后的大规模北伐是在司马德宗任大司马和司马遵任大将军,刘裕任太尉期间,基本是晋朝后期短暂的辉煌,但是仍取得重要战绩,总的战略部署和战略动员都是由最高军事官员司马德宗和司马遵决定,由太尉刘裕负责执行,这次北伐也收复了青州,平定南燕,在这以后司马遵去世,对刘裕的制约减少,后秦又给刘裕献地八郡,这些都推动刘裕专权,后秦已经降号尊晋称天王,但错误支持刘裕为后秦灭亡埋下隐患,不久刘裕奉大司马司马德宗伐秦,调动了大量晋朝忠臣良将,灭后秦同时也陷害了众多晋朝忠臣良将,为完全控制朝廷除去障碍,最后的北伐仅是为刘裕专权服务,没能推动统一。晋朝的众多次北伐,多数都是为了民族生存和统一,对历史发展起进步作用,打击的民族敌人和分裂割据,即使是短暂统一也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是维护了晋朝中央的地位,维护了汉族统治民族的地位,保护了汉民族的文化传统,用英勇的战斗和收复中原的胜利维护的民族尊严和生存权力,沉重打击了那些敌视汉族,要灭绝汉族的反动残暴的异族分裂者。司马睿因为北伐恢复中央成为中兴之主,后来庙号中宗也是代表中兴的象征。司马昱是习凿齿评价的生平所未见的英雄,是郭璞评价的“兴晋祚者必此人”,最终领导实现了晋朝复兴。司马聃虽然在晋朝北伐复兴期间年幼,但是为北伐勇将毛宝追封,仍然获得了晋孝宗有武安之才、文王之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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