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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国民党军”为什么不可能产生英雄主义?

2024-7-8 05:53| 发布者: 南极| 查看: 811| 评论: 0|原作者: 郭松民|来自: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摘要:   “主流舆论和文艺作品中对国民党军的英雄主义美化与想象,主要以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模板进行,这和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国民党军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对历史的强奸,也是对大众的肆意愚弄。”  01  近年来, ...

  “主流舆论和文艺作品中对国民党军的英雄主义美化与想象,主要以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模板进行,这和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国民党军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对历史的强奸,也是对大众的肆意愚弄。”

  01

  近年来,重新讲述抗战史的一个基本方式,是编造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英雄故事。

  这些故事,大多经不起追问和推敲。

  “八百冷娃投黄河”的故事,假的。

  事实是被击溃的国军争相跳河逃命,但又被对岸国军胡宗南部的督战队射击,导致大量溺亡;

  “五名军统女特工集体跳崖”的故事,假的。

  根本就没有这五个人;

  “国军飞行教官单机升空慷慨赴死”的故事,假的。

  是根据日本电影《永远的零》瞎编的;

  ……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例举了。

  不是说国军在抗战中没有出现寥若晨星的个别英雄人物,而是说国军在整体上没有英雄主义文化,也不可能大规模地涌现出英雄人物。

  相反,贪生怕死,一触即溃才是国军的基本特征。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国民党本质上就是一个腐败的分利集团。

  在这个集团里,“利益”是最高价值,没有比利益更值得追求的东西。

  英雄主义的基本特点,是超越利益,把信仰、荣誉等看得比利益更重要,甚至比生命更重要。

  而国军的特点,却是活着最重要,利益最重要。

  02

  国民党尽管一开始就鱼龙混杂,但也曾经有过“有点理想”的阶段。

  这就是孙中山在苏联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时期。

  国共合作,开始第一次国内大革命,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军阀”。

  但是,待到1927年北伐军打到了长江流域,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为了个人和集团的私利,背叛了国民革命。

  一方面,蒋介石宣布尊重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了打到帝国主义的口号;另一方面,蒋介石自己蜕变成了新军阀。

  北伐的两大目标全都落了空。

  这一期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宣布自己以前都是假革命,以后才是真革命。(见《李宗仁回忆录》)

  “清党”实际上消灭了国民党内最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那一部分青年党员,国民党就此失去了党魂。

  既然连蒋介石都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国民党内大大小小的官僚、军头也都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嘴上是主义,心里是生意”。

  这样一个分利集团,必然是一个腐败集团,腐败的集团怎么可能有英雄主义?

  03

  电视剧《潜伏》当中,促使余则成转投中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居然向日本出卖新四军情报,换取日本放行他的走私货物。

  这个桥段是有历史事实做依据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就开始利用各种机会从沦陷区进行走私,民间所谓“发国难财”指的就是这种事。

  戴笠掌管“货运管理处”,更是走私的主力,以至于有国军将领指责他“日军需要什么,他就卖什么”。他和影星胡蝶同居,胡蝶需要的各种奢侈品,也都靠他从沦陷区和海外走私来满足。

  蒋、宋、孔等豪门家族更是这样,他们甚至把美援的美元,直接转存到自己在美国的账户上,所以美国总统杜鲁门才会骂他们“全都是贼”。

  至于带兵的军官吃空晌、倒卖军火,一边打仗一边走私,就更是国军内部普遍被默认的潜规则。

  此外,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地主、买办。

  虽然国难当头,但蒋介石和国民党仍然不肯稍稍限制一点地主的剥削,让出一点利益给农民,以动员他们抗战,所以只能用抓壮丁的方式补充兵员。

  请想想看,被五花大绑,如犯人那样被押送到部队的人,怎么可能产生英雄主义情怀?活下来,逃回家去,就是他唯一的愿望。

  国军管理部队,不是靠英雄主义激励,而靠愚兵政策,靠酷刑,靠执法队动辄枪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全国人民抗战热情高涨,这本来是蒋介石和国民党集团洗心革面、焕然一新的绝好机会,但蒋介石反而私心自用,把它当成了排除异己,建立清一色黄埔系军队的机会。

  蒋如此考虑,各杂牌部队长官自然都为自己考虑,都以保存实力为最高目标,谁也不肯真的卖命,遇到日军,自然也就一触即溃了。

  04

  比较一下国共两党“抗日英雄”的分布是很有意思的。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最高荣誉是“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共产党抗日武装最高荣誉是获得英模称号。

  根据著名军史专家高戈里的研究——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获得最高荣誉的有172人,其中职衔基本明确的将校以上文武官员占96.51%,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又占83.72%;

  “国光勋章”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仅授予2人,即蒋介石本人和傅作义。

  “青天白日勋章”在抗战期间共授予170人“青天白日勋章”,其中将官以上136人(含美军4人: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士兵为0,其他9人,占5.2%。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获得最高荣誉的有183人,除4名营团职干部外,占97.81%的是基层指战员、民兵和普通老百姓。

  这样的分布意味着,国军的英雄荣誉,不过是一种待遇,是利益分配的一种形式,地位越高越容易获得。

  蒋介石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给自己搞了一枚“国光勋章”,给宋美龄搞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这对夫妻啊,真是门槛精,什么便宜都要先占,吃屎都要吃屎尖。

  共产党英雄荣誉的分布,体现了共产党鲜明的人民性,人民是荣誉的来源,一切荣誉都归于人民。

  共产党的英雄称号,不可能凭地位获得,都是直接和日寇拼刺刀的最基层的战士、民兵等用自己的英雄主义行为换来的。

  现在主流舆论和文艺作品中对国军的英雄主义美化与想象,主要是以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模板进行的,这和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国军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对历史的强奸,也是对大众的肆意愚弄。

  这种做法,使得抗战历史变得完全无法解释,使国军的溃败变得理直气壮,甚至成了英雄主义史诗。

  它传递的暗示是不需要任何政治进步,单凭男性荷尔蒙和民族主义情绪就可以召唤出保家卫国的英雄——这当然是一种误导。

  这种误导的终点,是一口深不可测的陷阱!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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