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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不涵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无产阶级” ...

2024-6-24 14:32| 发布者: 南极| 查看: 307| 评论: 1|原作者: 张文木|来自: 张文木战略

摘要:   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不涵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无产阶级”  ——兼析国民党的“天下为公”与共产党的“天下为公”观念的本质区别  【引语】毛泽东:“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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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不涵盖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无产阶级”

  ——兼析国民党的“天下为公”与共产党的“天下为公”观念的本质区别

  【引语】毛泽东:“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1]这是历史上包括农民起义在内的许多革命胜利后劳动者再次陷入剥削苦境并再起革命,革命再造一个剥削阶层和剥削苦境的死循环致使人民不能解放的根本原因。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后,人民才被赋予以历史主体的地位。在此之前,历史主体地位只属有剥削阶级,“天下为公”的观念是由这个阶级中产生的。这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公天下”概念的关键。《礼记·礼运》借孔子口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

  这里需要说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于人民所有的“公有制”的范畴之前的“公”,最多也是“私有者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的人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称之为“自由民”“贵族”,这种“公”——即使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最多涵盖到小土地私有者,但不会涵盖到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无产者”。比如柳宗元说的“公天下之端自秦始”[3],就是压迫无产者的私有权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均衡,至于无产者——中国上古称之为“流氓”——自然不在其中。马克思在谈到古代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时表达了这个思想,他说:“这种所有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形式,都是以这样一种共同体为前提的,这种共同体的成员彼此间虽然可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他们都是所有者。”[4]

  这种“公天下”,在原始社会是真实的没有阶级差别的公有,但随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各部落产生交换力度强化和货币使用范围的扩大,便出现一些部落崛起和另一些部落贫困衰落,这又导致原始社会后期部落间出现衰败贫困的“南方世界”和强大富裕的“北方世界”共存的现象,前者的持续衰败使其成员向后者流动,这些来自其他部落的流民来到富裕部落后,在人家眼中就成了“流氓”。亡,说文:“逃也”,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居无定所的打工者。

  这些进入富裕部落的流民便成为“外来劳务人员”,他们连同聚集在“城外”的“流氓”与富裕部落的“城里人”形成最初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富裕部落内部的“公有”相对于外来“流氓”而言,就成了最大的“私有利益共同体”。随着扩张领地的战争持续扩大和富裕部落的财产积累增长,共同体公有财产便有了“两权分离”,即属于公有的财产“所有权”中分离出归于家庭的财产使用权。直至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这种从原始社会主义“公有制”分离出来的“使用权”便固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私有权,这时的原来的“流氓”便转化为“无产者”。

  那么 ,“无产者”最初是怎样产生的呢?

  无产者一开始并不是从古代共同体中产生,而是从对外战争中产生,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说:

  如果把人本身[V-5]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5]

  以部落体(共同体最初就归结为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部落的一个成员。这就使被这个部落所征服或制服的其他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它沦为这个部落的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一,共同体把这些条件看做是自己的东西。所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它们必然改变部落体的一切形式。[6]

  这就是说,当对外征服获得额外的包括奴隶在内的“生产条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产品交换就会在部落共同体内部即自由民之间发生并造成共享共同体“公”利益的成员产生分化,这样阶级分化就从共同体外部转入内部并由此产生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及由此必须发生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是“资产者和无产者”并开宗明义地宣布:

  到目前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7]

  1888年恩格斯还在宣言的英文版为这个标题加了个注释说明:

  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8]

  恩格斯为什么要加这个说明呢?

  因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表述的“无产者”是当作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而对待的,而在私有社会出现后,“无产者”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只是“三教九流”和”流氓“(流民)而不是一个阶级整体。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是要取代资产阶级的未来社会的统治阶级。到社会主义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这个阶级将是“公天下”的主人。

  马克思主义的公天下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天下最多只是用限制大私有以保护小私有。许多人不理解这点,许多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不清楚这一点,他们许多人不理解这点,往往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无意识地混为一谈:

  “公天下”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理想社会, “公天下” “公权力”的治国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数千年来一直在进行着各种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以及早期周礼“国家-君主”治理观念通过“神权-君权神授-君相分职”演变轨迹而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先贤圣哲、有识之士和劳动人民为了完善“公天下”的制度理念,从理论和实践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丰富发展了大同理想社会模式。在“公天下”治国理念影响下,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制度日趋完善。[9]

  “先贤圣哲”在科学社会主义语境中属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他们与劳动人民不在同一“公天下”范畴内。更有将传统文化中的“公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混为一谈,认为:

  “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最大特点。在这个理想社会中,权力是公有的,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不是世袭的,而是由公众选举贤能者来执政,这样就不会出现昏庸、无能或残暴的君主。同时,一切财产也是公有的,这一点可以从劳动者对劳动成果没有占有的欲望,劳动时又都不吝惜力量看出来。[10]

  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占有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才能出现,在此之前,“劳动者对劳动成果没有占有的欲望,劳动时又都不吝惜力量”的说辞就是“甘愿受剥削”的同义反复。这种认识显然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公”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后的“天下为公”的概念南辕北辙。

  国民党第一代领袖提出“天下为公”,1946年,蒋介石在其“元旦广播演说”再次提及国民党的“公天下”观念,他说:“政府本于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原则,无不竭诚接纳,以期集思广益。”[11] 孰不知,国民党的“天下为公”是基于限制大私有、广泛扶持小私有——也就是孟子向梁惠王建议的扶持有“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12]的小业主私产并以后者为基础的“天下为公”,这个“公天下”显然是不包括占中国农民人数最庞大的贫雇农群体的。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发表《沁园春·雪》[13],毛泽东在这首词中表达了共产党的“天下为公”与国民党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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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园春·雪

  (1936年2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作于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2月由陕北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西部的时候。毛泽东明白,此举冲击的不仅是阎锡山,更是蒋介石的旧世界。战事未开,气势已张。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曾把这首《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并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发表。这是在国民党的大本营直接向蒋介石及其集团发出“试比高”的挑战,并明确宣布试比的结局一定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春江水暖鸭先知”[14],书载:

  据说,当时蒋介石看了毛泽东这首词后,既十分恼火,又十分震惊。他立刻找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陈布雷,问:“你看毛泽东的词如何?”向以“国民党内一支笔”而著称的陈布雷如实答道:“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谓盖世精品。”蒋介石说:“我看他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15]

  一句“欲与天公试比高”就让蒋介石坐卧不宁,后面又接了句“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蒋介石读出了这分明是要改朝换代的节奏。当时蒋介石也是从政治上而不仅仅从文学上读这首词的——当然这首词本身就是没有多少人能读懂的高不可及的“政治诗”。1945年7月初,毛泽东在延安对到访的民主人士说:“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16] 蒋介石从这首词中读出了“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的味道且惹得自己瞋目盛怒。如果蒋介石知道这是毛泽东9年前的词作——那时毛泽东刚到陕北,手头只有数千人的部队,那么蒋介石内心一定会更加五味杂陈,甘苦自知。

  如果说词的上阕说的是要改朝换代,下阕说的则是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故此,毛泽东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这将是中国5000多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更没有四大家族反动派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会让“无数英雄竞折腰”,秦皇汉武会自觉“略输文采”,唐宗宋祖自惭“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即将出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面前也不过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马上武夫。而这些帝王恰恰又是蒋介石让下属顶礼膜拜的。蒋介石标榜封建道德,其部下多以“兄”“弟”相称,办公室的训词多是忠、孝、节、义。可这些在毛泽东诗词中却成了“略输文采”和“稍逊风骚”,这让蒋介石在下属面前情何以堪。

  最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喻意就不言而喻了。对此,毛泽东有过明确的注释,他说: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17]

  毛泽东这个专门说明使人联想到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专门做的说明。其意思就是防止后人将“无产阶级”这个科学概念,混解为辛辛苦苦还想当地主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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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的工作方针时说:“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18]

  “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19] 用人民性批判蒋介石的封建性,蒋介石经常让部下“忍”,毛泽东对自己的干部讲革命理想;蒋介石满口“仁义礼智信”,可毛泽东讲“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境界高下,判若云泥,其所代表的中国的方向,不言自明。毛泽东对推翻蒋家王朝的信心满满,1948年1月,毛泽东告诉陈毅原因:“蒋没有土改,我有土改。”[20]

  显然,共产党的“天下为公”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土改,其阶级基础“是指无产阶级”。国民党的“天下为公”的前提是中小私有者,维持原有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不实行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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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

  [2] 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3][唐]柳宗元:《封建论》,吴永喆,乔万民选注:《唐宋八大家 柳宗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4]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8页

  [5]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491页。

  [6]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51页。]

  [9] 何成,闫化川,李丹莹著:《中国传统大同理想》,泰山出版社2023版,第246页。

  [10] 中华书局《月读》编辑部:《中华传统德政思想十五讲》,中央党校出版社2022年版,第20页。

  [11]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卓兆恒等编:《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12]《孟子•梁惠王上》,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256页。

  [13] 吴正裕主编,李捷、陈晋副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14]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宋〕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李定广评注:《中国诗词名篇赏析》下,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108页。

  [15] 侯全亮、白波、张帆、徐腾飞:《血凝长河 抗战中的黄河记忆》,黄河水利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16] 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编著:《毛泽东的读书人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78页。

  [17] 孙宝义、刘春增、邹桂兰编著:《毛泽东的读书人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78页。

  [18]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页。

  [19] 毛泽东:《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0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页。

  【文/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张文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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