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最新完整版） （内部征求意见稿） 张勤德 前些日子，本人连发《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形势》、《应不应当把这三者作为“新三大法宝”》、《可不可以把这八项工作作为我们现阶段的任务》 三篇拙作，请求大家在百忙之中挤点时间提出不同或补充意见。 后来，多位同志提出应在用新的根据讲清发生大危机可能性的同时，分析其主要成因；不少老同志认为不提“新三大法宝”为宜；一些战友说应强调增加对最高领导人的理解、支持、期望。许多战友希望进一步讲清当前对这位领导人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这和认为“救党保国是改良主义”及坚持“只有某某某才能救社会主义”、“拥某是最大的政治”观点的同志，在对形势、目标、任务、群众组织自身定位上到底有什么不同；怎样切实促进左翼的团结联合，特别是如何对“24字方针”进行修改使之更切合实际等问题。 遵照这些意见本人进行了重大修改的第二稿，一个月前又在网上分成15个小题目发表了。之后，我听取一些战友的意见，又进行了不少修改，算是第三稿。现将此稿呈上，并向大家重申：“请提出应增加什么、删掉什么、改正什么。当然，各种评论意见，都可以作为文章在网上发表。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引发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共同把问题搞清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多的共识，团结起来争取新的胜利。此意切切，渴望理解；大局所需，拜请相助!” 近期我们很可能有一次重大历史机遇 前年十月我在《当前为什么特别需要提出“促进科学改革”?》的拙文中，曾谈到近几年“发生30多年来最大危机的可能性”。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趋势。 （一）当前经济形势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当前经济形势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主要根据是： (1)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在增大。 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5-7-15)的数据显示，1-6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33.8％，降幅比1-5月扩大2.8个百分点。参考消息(2015-3-19)报道：“根据今天官方数据计算出，2月份新建住宅均价同比下跌了5.7%，……这是跌幅最大的。”尽管采取多种招数补救，“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6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同比下跌2.70%。仍有46个城市的房价在继续下探。”（观察者网，2015-7-1）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说：“截至2015年2月，商品房待售面积6.4亿平方米，在建房屋施工面积48.3亿平米，待售住房与在建住房需54个月才能卖掉。过去几年的投资实际上已经透支了相当一部分未来的居住需求。在天量库存未消化前，地产投资回暖概率不大。”(智谷趋势，2015-4-15)彭博新闻社发文说，房屋需求下降而供给增加将对中国经济构成风险，“就象在美国一样，更清晰、更广泛的房价下跌预期可能发生。购房者可能撤离，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这反过来又可能导致开发商投资减少。”(华尔街见闻，2014-12-19)宁鸣网友指出：“我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是世界第一严重了。……虽然政府还在勉力维持着高房价，但是外部经济的变化 正在使房价崩溃的可能性增加。”(红色中国网，2015-3-3) （2）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在增大。 “现在，中国国内的金融形势本身已经岌岌可危。如果继续放松货币，增加地方政府和银行债务，那么房价和物价可能彻底失控，如果不放松货币，控制地方政府和银行债务，那么在贷款陆续到期时，如果不继续大规模灌水，就会爆发金融危机。现在，国内的楼市、股市后继无力，随时可能破裂：地方政府负债累累，随时可能陷入债务危机，无力继续拉动经济。”(MRandson，红歌会网，2015-4-18)环球网2015年2月5日报道：“中国的总债务水平(包括金融业债务)自2007年至今增加了近3倍，目前水平相当于GDP的282%。这个比率比美国还高。”参考消息的文章说：“与中国的许多事物一样，中国股市去年的上涨也是建立在借债的基础上”;“对于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来说，大部分建设的经费来自贷款或信贷， 而这些政府面临的高额债务可能变成坏账。”(2015-1-21)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全部债务余额为115万亿左右，并且近一两年内都到了偿债高峰期。Guxialong说：“房地产崩盘，就会带动债务违约这张骨牌倒下。”(乌有之乡，2014-3-25)国务院金融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指出：“我的感觉，‘十三五’时期有可能是经济结构调整最关键的时期，也可能是各类风险集中爆发的时期。”(红色中国网，2015-2-21) (3)银行大破产的风险在增大。 近日的股灾，很可能是经济大动乱或者说大危机的序幕。著名经济学家张宏良在《目前中国已到了各界精英集团联手宰杀亿万股民的最可怕时期》一文中指出：“特别是亿万民众对中央政府信心的丧失，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执政根基，使中国彻底失去民族崛起的历史机遇。”（红歌会网，2015-7-8）刘金华老说：“在劵商、基金、社保、控股股东等等都明确只买不卖通通做多的情况下，股指在八分之七的时间里节节败退，可见做空力量之强大且操盘手法之高超，用高开低走的策略，摧毁散户信心，调动他们一起做空。透过现象看本质，今天股市状态越来越显现出这不是简单的正常的股市多空博弈。”（山丹丹红网， 2015-7-7） 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说：“2015年，就是今年，非常现实的危机，你有没有本事解决？实体企业的问题没有人去研究，小微企业每年死40%，生40%，这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出路，本来应该免税，70%的人在这儿就业。所有的资金现在都向虚拟经济流动，所有的资金都向着高利贷的方向演变。……中国经济虚拟化程度向着美国学。然后所有的企业，你到温州、东莞、珠三角看看，除了跑路，不知道该干什么？圈一把钱，人走了。所以说这个社会危机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程度了。”(乌有之乡，2015-1-19) (4)过度市场化的风险在增大。 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赵磊指出：“今年6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至全国，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消费金融公司是什么滴干活？就是要与储蓄为敌的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就是要与储蓄率对着干嘛。储蓄率为零算什么！别说不储蓄了，消费金融公司还要把消费者的储蓄率降成负数哩！瞧瞧，这不就是美国的‘次级贷款’在中国的重演吗？没错，这就是中国版的‘次级贷款’。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由‘产能过剩’正式转向了‘透支消费’的历史阶段。”（红歌会网，2015-6-28）厦门大学博导吴宣恭强调：“在经济走势下行时就业压力增大，保就业就上升为当前的要务。已见的解决建议之一是，避开国家大规模投资，以融资支持、税收减免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岗位。但是，这类企业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活动范围小，竞争剧烈；力量微弱，抗风险能力差，存活周期短，倒闭率和失业率偏高；更何况，依靠小微企业只能解决少数人温饱于一时，根本无法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经济，使我国耸立于世界之林。办法之二是，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自我制造就业机会。发动和鼓励创新是正确的，但应该是有组织的集体的社会化活动。个人势单力薄，缺少必需的技术设备，绝大多数只能生产低端产品，不能掌握核心资源，无法在社会上形成知识型技术创新体系，最终可能大多数沦落于小微企业的命运。”（红歌会网，2015-6-28）“公共收入下滑给本已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2015年2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仅增长0.26%，而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却高达55.18%！房地产下行也减少了土地出让收入，2015年前2月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了36.2%。”(智谷趋势，2015-4-15)著名女网友梅子说：“经济上波诡云谲，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第一个表现，限制黄金进口。……人民币对内不是通胀，而是以钱荒为典型标志的紧缩，或曰滞涨，对外才表现为通胀，政府为货币供应还得印钱并降低利率，而印钱越多，价格背离价值就更加严重，从而给人民币的信用带来双重危机。此刻放开黄金市场，很可能形成抢购风潮，严重消耗外汇，俄罗斯、乌克兰发生过这种危机。第二个表现，就是对外汇取现、转账、汇款等进行核查，这也发生在上周，等于强化了外汇管制。这说明大量资金外流，中国对于外汇的需求量非常大。我们把这两个信息联系起来一起看，那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不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很可能暴风雨已经到来，深不见底的经济危机，现在很可能开始了。”(山丹丹红网，2015-4-18) (5)经济主权被西方国家进一步控制的风险在增大。 中青年经济学家江涌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有很多令人困惑的‘不解之谜’：房地产调控，政府忙活十多年，然而房价却越调越高；政府不断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但是实体经济越来越差；货币总量一直在增加，民间融资成本却越来越高，资金链断裂时有发生；不断加码的经济结构调整，结果看到的似乎只有中小企业的倒闭与传统产业的凋敝，未见先进制造的出现以及期待中新经济的繁荣……比比皆是的此类迷惑，很大程度上都是跨国热钱惹的祸。”(环球时报，2014-12-10)贵州财经大学教授刘明国说：“保守估计，中国的外国资本在15万亿人民币以上，规模如此巨大的资金快速撤走，股市等资产价格暴跌，人民币汇率暴跌与贬值预期强化，社会恐慌、银行风险积聚就是必然趋势。如果引爆金融危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受到极大削弱！”（山丹丹红网，2015-6-28） (6)经济下滑和生产过剩的风险在增大。 今年7月2日的参考消息报道：“6月制造业的状况进一步下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5月份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4.6%，连续第5个月跌幅超过4%。其同比降幅与4月份相同，已经连续39个月低于上年水平。最近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中国2015年前5个月外贸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下降7.8%。其中，进口下降17.2%。5月份，出口下降2.5%；进口下降17.6%。这一降幅，不仅超过了4月份的降幅，而且远远超过了预期值。这说明经济的疲软态势正在延续。”吴宣恭强调：“经济下行趋势无法克服，2013年实行的‘去杠杆化’政策，悄无声息地彻底破产。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债务飙升，已经把他们烧得焦头烂额。在残酷的掠夺和剥削之下，在住房、看病和教育费用等等新的几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人民群众的消费极度乏力，恶性投资和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又把中国拉入到发展的死胡同，而且受制于人。”（山丹丹红网，2015-6-28）张木生说：“现在中国，就是2008年之后，费尽移山心力，旧常态，农村一家一户经营，城市大进大出，出口导向，不可持续了。实际上市场也是失灵了，政府也失灵了。这是最大的威胁。……比如说用电，就是增加了1.6%，运输是连续十一个月下降。你非要把这种状况说成是新常态，你怎么新常态？新常态是个美好愿景，通过努力才能实现。用老办法，投资硬拉出个中高速，那是老常态。……东北的经济已经出现了完全造假经济，GDP完全是负的。东北非要造一个6%的增长。是这样的，从我们财政税收的这个地方我知道，九月份之前，基本上增长是二点几，这之后完全是收过头税，派任务，硬派。如果我们是正常的，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的话，今年的税收顶多是增加2%。”(乌有之乡，2015-1-19)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说：“毋庸置疑，房地产是个很大的泡沫。但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个比这大得多的超级大泡泡——遍布各地大大小小的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全国几万个工业园区和开发区，……这样巨大的闲置、这样的鬼业园区、这样的巨额贷款、这样的产能过剩、这样的相互绑架。” (复兴网2015-1-18) (7)资源环境发生危机的风險在增大。 昆仑策研究院发表的深山野叟文章 (2015-3-18)指出：“中国的不可再生的地矿资源特别是稀土类战略资源，近30年特别是近10年被官商合伙疯狂盗采，以致成了产生雾霾的重要原因。”新华网北京2014年11月4日电：“目前，中国耕地退化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东北黑土层变薄，南方土壤酸化，华北平原耕层变浅，特别是一些补充耕地质量等级较低等问题，严重影响耕地产出。”参考消息报道：“据统计，中国五分之一的耕地污染物超标，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的空气污染程度比安全标准高40倍，中国人的主食大米也受到重金属的污染。”(2014-9-31)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出：“中国目前雾霾的浓度远远超过联合国允许的PM2.5最大浓度75微克/ 立方米这一数值，这样的浓度西方连动物试验都没有做过。……淮河以北人的预期寿命短了5.52年。往后5到7年灰霾对哮喘、慢阻肺特别是肺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乌有之 乡，2014-3-13)“中国科学院提出，我国每年在生产方面因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DP的15%。这正是‘吃祖宗饭(祖宗留给我们的是青山绿水、环境优美)，造子孙孽(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因工矿企业安全条件差而身体受摧残，丧失劳动力)’，许多人实际上是在家抱病拖着等死。”(东方红网，2014-4-29) (8)城镇化运动带来的风险在增大。 著名农学家蒋高明指出：“城镇化的关键是什么？对于留在农村的农民来说，是谁来种田的问题。在13.4亿人的中国，在耕地资源并不丰富的中国，在农田基本设施基本荒废的中国，靠少数人养活多数人是否可行？对于转移到城市的农民来说，是从事什么产业来养家糊口的问题。……不仅那些生活在城中村的打工者，就连已打算在城市里买房安家立业的所谓中产阶级，也感受到来自城市的压力——没有户口、孩子上学等各方面受限；供养房子，不敢轻易换工作或者旅行；怕生病，挂号很难，担心丢了工作。”(红色中国网，2015-2-11)“前10年的房地产，早把国家和人民折腾得够苦了，而且还修造了太多的过剩房子，可本届不仅不叫停失于统筹规划的无序房地产，结合反腐和完善房地产税法，把贪腐空置房救赎出来平衡房地产市场，反而还要更大规模地推行房地产，只不过换了个概念，叫‘两横三纵新型城镇化’。”(昆仑策研究院文章，2015-3-18) 著名政论家何新指出：“在庞大的失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把农民手里的土地巧取豪夺地剥夺过来，使得以后农民工进不能择业养家糊口，退不能归农种地种粮，进退失据，那么失去土地的农民除了死路一条的悲惨命运， 便只有揭竿而起了。如若盲目推行以城镇化为名的农地私有化，中国必会大乱。城镇化搞不好是亡国之政。这个主意也是来自外部，来自国际共济会控制下的世界银行。”(红歌会网，2015 -4-2)“现实中，这种盲目仿效欧美全盘西化，追求城市经济规模无限增长的现代化，造成了一系列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冲突”(ranji，东方红网，2014-4-3)。 (9)“三农”问题的风险在增大。 “我们的三农政策，现在就变成了二次土改，三权分离，然后可以上市，所谓的同权同股同价的建设用地，实际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靠着土地财政强支着基层的政权。土地财政在地市以下已经是占到了财政55%以上了。……现在什么资本下乡，全是眼前的盘剥，农民可以把这个地租给你，让你用。你再过几年，所有的危机都会总爆发，今明两年金融危机爆发和财政危机爆发是非常明显、非常现实的。”(张木生，乌有之乡，2015-1-19)昆仑策研究院(2015-3-18)发表文章说：“农业衰败的主因是没有适合当今国情的《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法》，全国农业经营个体化导致耕作方式原始化，而且是只有老人在务农了，农业扶助政策又驴头不对马嘴，导致很多扶农款进了官员腰包，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全国个体户经营和以南街村、刘庄村为代表的仅有的几十个现代化集体经营的农村，把啥问题都说明白了，可现在国家还在花纳税人的钱改造土地给私人资本圈地创造条件，还在大力推行农地流转资本下乡。”网传袁隆平真言：“以前，一斤稻谷的国家收购价格可以买4到5斤一般的小蔬菜，现在多少？恐怕一斤对一斤也很难买了。去年国家稻谷的收购价格是每百斤120到140元，市场上的小蔬菜至少都是一元多一斤，有的几元一斤。谁还种粮食？那是傻瓜。……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只有80%出头，中国食用油的80%以上都依赖进口原料加工。据网上资料，仅前年一年中国的进口黄豆就多达6000万吨，按中国13亿人计算，折合到每个人头上是一年将近100斤，这是多么大的数字啊。这里还不说它是转基因黄豆，更不说转基因还对生育能力有害。…… 中国市场上的食物看起来还很丰富。但哪里来的？内行人都清楚，这不是自然生长的食物，是激素催大催长的食物。喂猪，正常喂养要一年，而市场上供应的基本上都是三个月长大的激素猪；喂鸡，正常要半年，现在市场上的鸡肉几乎都是28天长大的激素鸡。还有我们吃的蔬菜，也要靠激素化肥催大。这样的东西毫无疑问，是对身体有害的，不是有很多儿童性早熟的报道吗?” (红歌会网，2014-1-19) 另外，由于厄尔尼诺偏重发生，今年南涝北旱的自然灾害再加上发生其他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将使农业大减产。粮价越涨粮商和农民越惜售，而居民则会越涨越乘机抢购，也会导致“三农”问题以及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二）如 何 认 识 当 前 的
政 治 形 势 ? 作为一家之言，本人认为认清当前的政治形势，要注意以下几点： （1）特色派内部各集团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 就拿选择性反腐来说，腐败当然必须反，但是一面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腐败都坚决查处，一面却至今不查不仅被揭发较早，而且数额极大(传说达27亿美元)，更可恨的是同时又有卖国行为的特大老虎；一面说标本兼治，一面却不对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搞过度市场化等等这些既是最大腐败又是产生腐败根源的路线或制度采取应有的得力措施；一面大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面却不讲老虎和苍蝇谁是反腐重点而一起打，则容易使问题更加复杂，使特色派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多，特别是使大批基层干部无所适从甚至产生某种消极抵触的情绪。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讲到的情况，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反腐运动彻底终结了过去的市长经济，地方官员相比于‘大拆大建’去建功立业，倒不如选择‘明哲保身’，一些项目甚至是亟需的也被搁置。”(智谷趋势，2015-4-15)张木生则从另一个方面谈到了腐败产生的根源和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贪官可以搭台，奸商可以唱戏，权力市场化、执政产业化、基层政权黑帮化，就是抱着定时炸弹。这么击鼓传花下去不行了，原来过好日子的条件发生基础性的变化。所以，不要用简单的新常态来掩盖我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现在有断崖式崩塌的危险。”(乌有之乡，2015-1-19)深山野叟的看法是：“国企的问题，本来是失于监管，高管们把国企当成了他们家的私企，还占尽了国家资源优势，这才导致国企恶性腐败和垄断，但政府却把板子打在国企的资本上”(昆仑策研究院，2015-3-18) (2)特色派和左转派的斗争在进一步激化。 这里所说的特色派，指的是坚持在经济上搞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即按新自由主义补资本主义的课，但不赞成在政治上搞西方普世价值特别是多党制的集团；所说的左转派，指的是不仅对多党制，而且对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造成的危害不断加深认识，从而逐步转向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最近的一个新动向，是最高法院强调审理一些人的“非组织政治活动”。这有可能涉及怎样看待和处理重庆模式之类政治问题。重庆不仅唱红打黑，要求干部实行“三进三同”，而且据说使公有制的比重在几年内大幅提高，并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有人甚至说只有回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在很多人看来显然属于左转派。涉及到这类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把政治斗争公开化，从而激化矛盾。 (3)西化派和特色派、左转派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 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卫兴华在华夏文化交流协会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上讲：“实际上存在着颠覆性的势力，他们要颠覆共产党的领导，颠覆马克思主义，颠覆社会主义。这种势力来头很大，不是偷偷摸摸的，是公开的。他们有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的支持。他们不怕你的，你不敢动他们，你一动他们美国人的人权大棒就打向我们。”(乌有之乡，2014-10-16)近来，西化汉奸集团更加疯狂起来。例如曹博网友说：“最近，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终于按捺不住，喊出了‘改革就是要打破党国大公司’，更直白地说，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制度。”(乌有之乡，2015-3-27)对中国社科院长王伟光、教育部长袁贵仁的猛然攻击，也是矛盾激化的表现。 (4)资改派和马列毛派、革命群众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 双方都把今后十年当作了“生死决战期”。资改派“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推进改革”，就意味着准备拼死一博。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面对这种局势，自然会展开绝地大反击，挽狂澜于既倒。可见，一玚你死我活的大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近来，革命群众各种形式的反抗明显增多。例如，“2014年中国各地爆发罢工事件近1400起；2015年1月，全国累计爆发大规模群众斗争2796起：最近，广东万人示威围政府砸工厂与警察激烈冲突；黑龙江鹤岗上万退休工人游行示威；河北唐山上千村民示威与警察对峙；内蒙古上千村民抗污染与警察冲突掀翻警车；四川省威远县上万名群众反污染、反镇压；宁夏银川上千群众示威游行抗议官商勾结盘剥保障房业主。”(红色中国网，2015-4-19)卫东兵指出：“人们深感中国现实问题的严重性，与苏东剧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教育和锻炼的亿万人民的觉醒，恐怕中国早步苏东后尘。如果中国重蹈苏东剧变覆辙，毛主席等革命前辈一辈子艰苦奋斗的心血将付之东流，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的鲜血都白流了。对此，亿万人民绝对不会答应，人民大众对毕福剑事件的强烈反映就是有力证明。谁如果敢再试试，必将遭到可耻下场。”(红歌会网，2015-4-18) 曾任囯营工厂厂长的李甲才指出：“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当前社情上不同范围的几件事，预示着某种重大变化前夜的迹象，是‘十月怀胎’将要分娩前的躁动不安。‘春江水暖鸭先知’，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事件本身从私下的窃议变成突破底线的公开举动，还在于映现了明目张胆的政治诉求。……目前在各地活跃着一批图谋复辟中华民国的遗老遗少，上蹿下跳、里勾外连，很有些来头。这几件事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为，绝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其不可告人的密谋也许多年以后才能真相大白。和苏联搞‘休克疗法’一样，叶利钦、盖达尔吐露真言，不是探索发展途径，目的是摧毁苏联经济基础，惧怕社会主义势力卷土重来。”(红色中国网，2015-4-11) (5)中国同一些国家发生战争的风险在进一步增大。 著名政论家何新指出：“2005年伦敦共济会的高层密会上流传出‘盎格鲁撒克逊战争计划’(按：何新在2000年曾发表文论推测美国、英国有一个解决世界问题的时间表，要打击的大体次序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伊朗、朝鲜、中国和俄罗斯。尽管当时还不知道国际金融共济会制度的存在及其影响力，但是后来的国际事件发展，基本是符合这个顺序的。这表明，国际大事件的进程是存在逻辑和策划的，而并非偶然和随机发生的)。”（新民学社，2015-6-25）日媒曝光安倍非公开谈话：承认谋划对华战争。作为二战战犯岸信介的嫡系孙子，安倍血液流淌着战争因子，他说：“安保法案就是冲着南海上的中国。所以说了要做(指通过安保法案)，那就一定要做。”安倍还称，要行使集体自卫权并和美军一道，“敲打在南海上的中国”（环球时报，2015-6-29）。由于公开片面强调韬光养晦，使敌对势力摸到了老底，自然更加嚣张；对我国一些领土实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从而导致大片领土、领海被侵占；一直坚持现阶段仍处于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而使国家长期处于和平麻痹、软弱涣散状态，也会使战争的危险性增加。MRandso网友说：“美国希望窒息中国经济，诱发金融危机，进而引发颜色革命。如果美国这一招不灵，下一步，估计就要采取其它步骤了，比如采取敦促日、韩、台从大陆撤厂等手段进一步推高大陆的失业率;比如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当然，也不排除在东亚某地燃起战火。”(乌有之乡，2015-3-19) 马钟成说：“美国之所以将台湾、香港的动乱先发动起来，又在合适的时机将其扑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2014年显然还不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决战’的时间点，美国颠覆中国政权的各种条件还不完全成熟。……美国在获得初步战果后，很可能就会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从而进入新的战略阶段，即开始尝试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甚至发动‘决战’。美国有可能将时间点选择在2017年前后。”(华夏网，2015-3-12 )“美国的思路很简单，一是采用军事、政治手段围堵中国资本扩张，二是直接刺破中国金融泡沫，引发中国金融危机。……不出意外的话，‘一带一路’将成为最大的烂尾楼，为之配套的亚投行则最终将成为一个烂摊子。”(MRandson，山丹丹红网，2015-4-18) （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哪些新动向? 这方面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 文化建设服务于资本的现象在继续滋长。 俊德堂专题报道：“据‘弓军’先生博文《美资已潜伏在央视，令人难以置信》披露：美资已经在多年前就打入了央视，并以收视率为杠杆撬动央视节目的制作方向，也就是说，央视给全国老百姓提供的节目不但走向了市场，而且被美国把持，至于它说什么做什么倡导什么，美国人已有发言权，还能借收视率操控。此说来源于《环球日报》的两会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张泽群在两会期间提出：‘要向电视收视率开炮，美资应撤出央视索福瑞’。因此，此说是绝对可信的。”(微信公众号，2015-4-16)胡乔木同志的女儿胡木英强调：“这些年的政策，把我们的宣传手段、工具，全部以产业化的名义推到了市场，实际上就像李教授讲的那样，就交给资本了。毕竟咱们还是共产党执政呢，共产党的舆论宣传能由资本来给你做吗？这个问题我是难以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宣传，就像前面很多老前辈讲到的，就是很多党的最基本的东西，反倒没有地方发表，没有手段去宣传了。”(华夏网，2014-7-4)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指出：“有这样一种趋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势，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掉话语权。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有人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发表汉奸言论，称汪精卫为‘真正的英雄’，把爱国主义者称之为‘爱国贼’。”(红色文化网，2014-11-7) 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在继续推进。 据殷丹对湖南省大学生信仰现状的调查，在1742份有效问卷中，回答“有信仰”的只占全体被调查人数的38.1%，刚刚超过1/3;表示“没有明确信仰”的占全体被调查人数30.2%，表示“曾经有过信仰”的占12.8%，如果将“曾经有过信仰”的也视为目前没有信仰，那么，目前“没有明确信仰”者达到43%，将近达到全体被调查人数的一半。“大专院校和学术讲台，基本上是全盘西化，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打入了冷宫，可以说都在培养共产党的掘墓人。”(昆仑岩，乌有之乡，2014-11-6)辽宁日报致信全国高校教师，谈到：“一位叫Kiko的大学生的留言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说：‘不知从何时起，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了时尚，我们一个老师，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案例教学时，负面的例子全是中国的。……我们用新媒体手段做了调查，结果80%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2014-11-15) 著名教授孔庆东去年6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座谈会上发言：“党成了地下党，党不过组织生活”，“谁要在这个课堂上公开地讲马列主义，讲毛主席，讲党，人家就会把你看成精神病一样的，你会在生活中、业务上受到种种的歧视和打击。”7月3日，红歌会等网站刊登南开大学著名教授艾跃进的文章，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和主张在公开媒体上继续传播。 东方红网友反映：“近日在(河南省)《大河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汉魏：第一代门神光荣上岗’的文章。请看该报部分版面：两位门神脚下踩着的画像，头是中国人头，身体是野兽的身，成了妖魔。左边的妖魔手里拿着一把镰刀，头上戴着有五角星的帽子。右边的妖魔手里拿着一把铁锤，头上戴着安全帽。全中国人都知道拿镰刀象征农民阶级，拿铁锤象征工人阶级，戴五角星军帽象征红军和解放军。把工人、农民、军人身子画成野兽踩在脚下，视为妖孽，这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和歧视。镰刀和铁锤在一起，是工农联盟的标志，是共产党的党徽，代表中国共产党。把持镰刀和铁锤的人踩在脚下，就是把共产党视为恶魔，这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歧视和侮辱吗? ” (乌有之乡，2015-4-13)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郝贵生教授指出：“自4月6日毕福剑视频曝光后，引发了中国舆论界极大的震动。这场思想领域里的激烈交锋有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一个是某些主流媒体及各种右派势力，另一个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乌有之乡，2015-4-14) 各类歪风邪气在继续作恶。 陈荣荣揭露：“一些大工厂虽然尽量为自己打造‘自觉守法’的形象，但仍然存在大量的违法违规事实。比如，‘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富士康的违法行为包括：强制加班、超时加班(违反《劳动法》)、克扣加班费(违反《劳动法》)、滥用学生工(违反《实习见习条例》)、漠视职业安全隐患(违反《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私了’工伤事故(违反《工伤保险条例》)等。这些大集团尚且如此，数量庞大的中小工厂的违法行为更是俯拾皆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向，2014-10-6)。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5-3-9)刊文称：“与十几年前相比，腐败问题的严峻程度和复杂程度大大增加。……更为严重的是，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互交织，有的人既被围猎又搞围猎，官官勾结、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热衷于和有特殊背景的人交结，拉帮结伙、人身依附；在政治上当‘两面人’，搞小圈子、耍阴谋诡计。”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2万件，结案17.3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2038人。201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万人。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从1982年到2014年上半年，全国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达435万人。数量之大，可以说古今中外之最。不从路线和私有制上找原因，是不能让人民群众信服的。 道德滑坡现象在继续蔓延。 金一南将军强调：“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中，中国人的物质享乐消耗不断提高，但精神道德水平不断下滑，以至于今天各种物质制造的产能严重过剩，而黄赌毒同性恋泛滥成灾——这是一种人类文明堕落的典型症状。”(海军网，2014-10-11) “现在我们不是武器不行了，我们是跟过去倒过来了，过去我们是钢少气多，现在是气不行了。”(张木生，乌有之乡，2015-1-19)昆仑岩将军说：“私改派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往的改革，让人们的信念垮了，精神麻木了，集体主义被个人主义取代了，昏昏碌碌、得过且过，这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危险，最大的悲剧！”(乌有之乡，2014-10-6) 西方文化的渗透在继续增强。 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说：“境外敌对势力在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扩散。到底有多复杂？是更趋复杂，复杂到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就是空前的，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甚至是超乎想象的。”(红色文化网，2014-11-9 )罗援将军指出：“错误思潮的流行，在我看来主要是通过这样几个渠道：一是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捧杀或者棒杀，造谣生事，煽风点火；二是数量不多但影响却很大的网络大V，他们当中不乏‘反党、反军、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老一代革命家和英模人物’的‘五反分子’；三是一些地下非法出版物，肆意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老一代革命家的形象，实际上是想动摇颠覆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四是一些无良学者，打着为民请命、学术争鸣的旗号，蛊惑人心，对党的历史和政策进行诽谤、抹黑;五是通过释放‘糖衣炮弹’或推销‘心灵鸡汤’，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们意识形态的灌输。”(凤凰网，2014-11-11) 崇洋媚外的霉菌在继续发酵。 在《美国之音采访崔哥被晕倒》一文中，崔永元说：“美国人民打死都不会想到，全世界最爱美国的人都住在中国。比如，我在美国可以随便骂美国，Nobody cares.(没人在乎)。要是在中国骂美国，就会有大V和公知骂我。……另外，中国人民对美国MBA球星、总统、美剧和大片的了解远远高过美国人，他们把自己都舍不得花的钱借给美国，把自己的独生子女送来美国上学，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示爱的呢?” (2014-4-6) 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在多家网站近日转载的一篇演讲中谈到：“将来日本人侵犯我们，还会不会有汉奸？谁将是未来中国的汉奸？在座的诸位很大一部分都将是。因为你们嘲笑爱国者，崇拜权势和金钱，鄙夷理想和志气。教育应该让中国懂得自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外国人就低头，女生看到外国垃圾一般的男人都想讨好。”金一南将军问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今天，我们有些人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海军网，2014-10-11) 大批“五反分子”在继续放毒。 梅子指出：“因毕福剑有意识进攻红色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地带，遂引发人民群众极大愤慨，无数人自觉站出来，冲上一线。……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站出来为毕福剑洗地，譬如中央党校原科研办公室主任杜光，就直接站出来说：‘毛泽东岂止把人害苦了，事实是把人害死了。害死成千上万人，居然还像挂天安门，尸卧纪念堂，还不让人家说一两句真话？’”三峰网友写道：“2015年2月中旬，李开复复出，反攻大陆成功。2015年4月中旬，加多宝公司与李开复手下的干将@作业本合作，进行商业营销活动，这实际上是等于变相资助作业本团队。一切迹象都显示，微博及网络反共大V们正在日益恢复元气。如果商业+政治的混合发展模式得以成功的话，李开复、作业本等反共大V们将真正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乌有之乡，2015-4-19) 崔士忠谈到：“在一次一起吃饭的闲谈中，一个年轻人(30岁左右的样子)竟然理直气壮地说：‘试问，现在的有钱人、有地位的人谁说毛泽东好？他只是代表工人和农民这些社会最底层人的利益而已，不客气的说，他只能代表下贱者的利益，根本就没有代表我们这些有钱人、上等人、有身份有地位人和高智慧人的利益。而毛泽东代表的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都是我们的雇工，我们是他们的主人。我们说谁好，他们就说谁好，我们说谁不好，他们就说谁不好，他们有什么是非观念？没有，更没有什么代表性了(如此看来饭桌上的富翁也是毕福剑的主人，所以他需要用辱骂毛主席、抹黑共产党、侮辱解放军的话语来取悦请他吃饭的主子，以搏得饭桌上主子的掌声。毕福剑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为了一顿饭而出卖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所以您如果写信仰毛泽东的书，没人会买，肯定赔钱。蒋介石的回归是必然的。’后来，她的情绪竟然激动起来，脸涨的通红，说什么‘你要是写毛泽东，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更加惊愕了。”(红歌会网，2015-4-8) 这些动向，都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也表明发生思想文化危机的可能性在进一步增大。并且，由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思想文化危机往往在相互作用中互相促进，因而发生社会总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增加。 （四）近几年可能发生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近几年最多十年之所以可能发生大危机，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首先，这是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自由交易性，它包括劳动力、商品、资本的自由交易。资本丶雇佣劳动以及由此产生资本的积累与剥削，是市场经济生存的基础条件。而市场经济的这种体系，正是私有制与按资分配的生产关系为达到发展经济，使资本积累再积累、赚钱再赚钱的目标所需要的工具。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必然要产生两极分化。由于收入的很大部分被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而这些财富的相当部分又不会再进入生产过程，既不会产生消费，也不会用于实业投资，因此不能使有效需求以应有的幅度增加。这样一来，消费越少，实体经济的收益率越低，有钱人就越不愿意投资于实业，而只愿投机于金融。虚拟经济越膨胀，实体经济就越衰弱，经济增长的源泉就越枯竭，只能依靠出口竞争、金融泡沫或者是由政府支撑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但是，这三者都是不能长久持续的，所以经济危机必然周而复始，并且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若想有效解决消费不足或消费扭曲的问题，必然触及收入分配关系；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就难免有损于资本的利益。过份依靠房地产的经济增长模式，就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如赵磊所说：“就拿当前的房地产政策来说，当局为什么不让房价逐步降到适当的或者说低利水平，比如一般大城市一套两居室降到15万左右(这当然首先要求把地价等等也适当下降)，大批卖不出去的房子很可能会被抢购一空，从而大幅度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相反却出台取消限购、增加给购房者贷款数额之类措施，来维持高房价，主要鼓励炒房的投机商、房地产商们增加对房地产的投资呢？从直接的、表层的原因来说，是在于他们认为靠投资拉动经济，有利于保持政局稳定、经济增长、资本家满意。”(乌有之乡2014-12-13)可见市场经济运行法则，实质上就是动物世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污泥”。同时，它把人看作如同机器设备一样的资本要素，看作实现利润的一个工具。所谓“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实质上就是资本起决定作用。联系最近北京市公交的涨价表现出的宁肯让老百姓吃亏多花钱，也要让资本家有利可图从而来投资的意图，便不难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决定作用多么巨大和广泛。 民声网友说：“‘新常态’依靠的又是什么呢？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对外，利用血染的外汇储备多方拉关系，四处施舍，其中尤以亚投行最为注目。其目的就是在争取国外能源的同时，推销由于盲目生产而造成的过剩产品。然而金钱关系是不牢固的，它常常受到政治气候的冲击，在交易中不仅波折不断，甚至是血本无归；对内是深水区改革，除了前面提到的‘自贸区’和‘混合型经济’外，还有两个方面需要说一说。在地下资源枯竭的情况下，又出卖土地，掠夺广大农民的生产资料，这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动乱。另外，为解决金融危机广泛成立影子银行，这将使大量的平民百姓受到苦害。以河南安阳为例，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官僚与商人勾结，以高利息为诱惑，吸收社会资金，结果许多人上当受骗。据说安阳市吸收民间资金达500亿的规模，涉及全市90%以上的居民，不少官员因诈骗罪被抓，但老百姓的钱却难以收回。这致使当地工商业凋敝，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仅此一例，就可以以管窥豹。这样的内外处境，难以保障‘新常态’的稳固性，只能是‘老杂毛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红歌会网，2015-2-9） 中青年经济学家李民骐指出：“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每个商品生产者必然要追求资本积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就必然导致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不断增长，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仅如此，……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私有制企业，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实际上都要依靠资本家来提供税收。为了获得税收，各级政府就要适应资本家的要求，包括在环境保护和劳动者权利等方面放松对资本家的监督管理。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靠单纯变更政府公开宣示的政策目标或者调整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比如，通过采用诸如‘绿色GDP’一类的衡量指标)就能改变得了的。”(破土网，2015-4-16) 吴宣恭强调：“积极推行混合所有制，绩优企业首先上路，容易导致国有资产和利益的流失，不利于加强政府的监督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鼓励私人经营本为非营利性事业的医疗卫生机构，将明显增加病患者的负担，损及民生福利；推行政府购买私人经营的社会服务，无异于放弃政府应负的服务职能和社会责任，势必增大政府开支，影响财政的正常收支结构；放开私人资本组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本炒作的弊病将大于融资便利的好处，将松弛国家对至关重要的金融命脉的控制，不利于宏观经济调控。至于为了支持私有企业普遍降低其税负，更是慷公家之慨，助富人之私。”（红歌会网，2015-6-28） 其次，这是现行国际秩序和规则决定的。 数百年来形成的世界殖民主义规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大国际障碍之一。或者说，中国走向世界遭遇到的最要命问题之一，就是规则。中国国务院官员讲要遵守美国规则，这对中国无疑是一条死路。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比较，当今时代经济最重要的变化，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全球化了，生产财富的国家不一定享有财富，享有财富的国家也不一定生产财富，这类规则，在总体上是保护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的，因而依靠西方国家绝不可能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危机。所以，美国一方面会如江涌所说：“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时说，如果让13亿中国人，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那将是世界的灾难，我们将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即使你阿Q如何讨得赵老太爷的欢心，只是阶级地位与现存秩序早就决定了——你不配姓赵！”(环球时报，2015-1-20)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会极力向中国转嫁危机，并策动其走狗相配合。一些人搞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演的就是这种戏。正如刘金华老所说：“如果不去殖民地化，今后所要实现的‘新常态’，实际上还是沿袭西方经济发展轨迹，仍然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受市场经济规律支配，无可避免地同世界资本主义一起衰落。”(乌有之乡，2015-1-30)深山野叟写道：“单靠简政放权和刺激创业等表面措施，是解决不了方向性和系统性问题的，该改革而没改革的领域还很多，可以说是系统性的错误，方向性的错误，但本届不仅没有任何触及，却一直在辛辛苦苦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用更大的失误来挽救已有的失误，在用滥印钞票来解决本来因为印钞引发的经济问题，在用错误的外交外贸措施来弥补错误外贸造成的空心账。”(昆仑策研究院，2015-3-18) 再次，这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 毛主席曾经说过，战争时期，错误路线的危害性少则1、2年多则3、4就会充分暴露，得到纠正；建设时期时间则要长得多，因为错误路线的充分暴露要有一个过程。他老人家说得完全对。例如，当代修正主义路线实质的充分暴露，就需要一个过程。他们搞的改革，打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旗号，可是在1990年代后期通过“国退民进”逐步使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之后，真面目便再也无法掩盖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培植出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有三怕：一怕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揭露他们的修正主义面目；二怕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三怕人民群众用大民主清算他们的罪行。这些，也都是在反复的实践中逐步得到验证的。再如，经济建设也是这样。由于他们会用透支资源和借债；啃食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国有资产、基本建设、劳力资源等等老底；靠大量引进外资和出卖资源等办法维持一定时期的虚假繁荣，所以经济建设便成了修正主义路线得以维持统治的最大王牌。现在经济问题越来越多，阶级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因而近几年最多十年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便必然越来越大。远航一号网友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已经造成了一个数量庞大并且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在未来还将更加强大。中国的无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将有能力、有意志提出符合她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最低要求。这些最低要求，必将超过中国资本主义积累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中国资本主义积累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受到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限制，也受到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地位的限制。由于这样的限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将不可能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按照对中国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危机就必须按照中国无产阶级的意志、在对中国无产阶级有利的条件下来解决。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红色中国网，2015-2-25) 由于我们马列派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救中国，所以在修正主义者反对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同他们也会有一场生死决战。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实上已经用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成了补资本主义的课，所以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反映的马列毛派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也将是你死我活的博杀。当然，尽管可能性极小，我们仍然希望党内外的健康力量能够象遵义会议那样挽救革命挽救党。正如张木生所说：“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需要中央为中国开理论务虚会的时候。在形成解决危机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36年改革开放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哪些东西我们干对了，哪些干错了；哪些过去对，现在不能再干了；哪些我们没有干对，需要重新的定位。……你拿出钱来，明年再定一个7.1%、7.2%还能混。但只是把你这些最基本的矛盾，再掩盖一年，没有用的。形势会越来越艰难，直到你根本丧失了机会，不能够再解决了。那个时候想解决就晚了。”(乌有之乡，2015-1-19)对此，龙翔五洲网友的看法是：“只有在危难时刻，才能有对错误路线的纠正机会。过去对陈独秀错误路线的转变、王明路线的转变都是这样的。”(红色中国，2015-2-1)他实质上指出了危难是可能转化为机遇的。 李民骐指出：中国今天最大的社会现实，不是所谓“中产阶级”的崛起，而是一个数量庞大、日益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就必然有它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要求，就必然要求提高工资、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这些要求，过去长期被压制，但是不可能永远被压制。不仅如此，其他劳动群众、城市中间阶层(白领、小资)在土地、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不可能长期被压制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只有代价、只有牺牲，没有“红利”，是说不过去的。这就是所谓“民粹主义”的强大社会基础，并且这个基础只会越来越强。谁无视这种社会基础，将“民粹主义”当儿戏，藐视、漠视“民粹主义”，谁就有被“民粹主义”淹没的危险，政权就会丧失合法性。“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一类的事，在历史上并不经常发生，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每隔几十年发生一次的概率，还是有的。 一直关注工人运动的张耀祖战友说：“关于中国工人阶级，有两点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第一，在国际工人阶级队伍中，中国城市传统工人阶级具有最为先进的阶级意识。他们在建国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巨大能量，他们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姿态确立了自信，释放了潜能，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的阶级斗争锻炼，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雇佣工人所不能企及的；如果说只有毛主席时代的30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意识还不完整的话，那么，在‘温水煮青蛙’的后30余年的资本主义进程中，他们完全认识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当家作主意味着什么；什么是资本的力量，受雇佣意味着什么。前后三十年的正反面经验教训，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完全认识到了他们的命运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有着生死与共的关系，争取社会主义就是在争取自身的解放。第二，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巨大。60多年前的建国初期，中国工人有800万人，400万就业、400万失业，今天包括新工人在内有4亿之众，增长了近50倍，这是世界上数量最庞大、最集中的工人阶级队伍。……修正主义集团在摧毁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同时又把中国变成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加工厂，这就不可避免地为自己锻造了一个置自身于死地的庞大的革命无产阶级队伍。中国一旦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会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产生辐射作用，而且将大大加速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崩溃。”（华岳论坛，2009-4-3） 可见，今后发生的大危机，显然对中国是个或者走向复兴或者发生崩溃的“生死抉择期”。它将会使资改路线的危害性彻底暴露，使大多数人警醒过来，使党内外的马列毛派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现阶段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这就是说，近期很可能给我们提供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 李树泉老认为，“当今世界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时代”。掌握时代的特征，才能明确长远目标；认清当前形势，才能确定具体任务。所以，今天本人再次提出，要充分注意近几年最多十年发生大危机可能性，以便采取有效对策。前些日子在遵义同乌有之乡网友交流时我保证，如果将来实践证明本人的判断失误，自己将反复深刻检讨，承担责任。但是，考虑到缺乏准备会带来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我觉得还是应当在这里大声疾呼：务必做好应对这玚大危机的多种准备！ 现阶段的“三大法宝” （一）把“内外结合”作为现阶段的一大法宝 对于前几年提出的“抗美救国，转型备战；反腐除奸，整党正本；大众民主，共同富裕”的“24字方针”，现根据新的实际并接受一些战友的意见，修改为“反帝反修，复兴科社；清腐除奸，整党正本；‘五大’民主，公有共富”。 “反帝反修，复兴科社”，就是反击美日和其它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国可能发动的包括军事进攻以及经济战、政治战、文化战即“颜色革命”在内的侵略战争；打倒修正主义集团，挽救革命和真共产党，复兴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式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框架，同时适应现阶段实际从而带有新特点的21世纪中国式科学社会主义（简称21世纪毛式社会主义）。 “清腐除奸，整党正本”，就是表明我们马列毛派主张根据文革后期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的方针，在真正既治标又治本的基础上，坚决清除腐败分子特别是西化汉奸、复辟叛党者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即各种内奸，使毛泽东思想重新成为党的灵魂，使中国共产党重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发挥领导我们事业核心力量的作用。 “‘五大’民主，公有共富”，就是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争得民主，上升为统治阶级和毛主席关于民主就是人民具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文化事业权力的理论；根据现阶段的实际包括针对抽象谈论“以法治国”、“现代治理方式”的倾向，明确强调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的人民群众一方面必须在内部实行广泛、切实的民主，另一方面必须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职责。在这种民主当中，人民民主的内容当然很广泛，但是作为具体抓手、核心内容、关键环节的，是人民群众真正、切实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大罢工”的权利。之所以把“人民治理”作修改为“‘五大’民主”，正是为了让人民大众看得见，摸得着，越来越直接地参与，防止把人民民主抽象化、空泛化、绝对间接化。同时，必须在公有制（在现阶段要逐步恢复其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即通过恢复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比当前有大幅度的提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主席科学总结实践经验，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我对此的一家之言是，近30多年来，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群众根据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结合新的具体实际运用“三大法宝”，逐步总结和创造出多种新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其中包括内外结合、社团文斗、队伍建设这三项。它们实质上是“三大法宝”在现阶段的具有新特点的一种实际运用。为了贯彻落实“新24字方针”，在此把这个看法作为引玉之砖抛出来，供大家讨论时参考，以便使我们的斗争方式方法更切合实际，做到威力大、见效快。 联系现阶段的实际和“新24字方针”，不难看出我们现阶段最大的政治，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掌握三大法宝，壮大红色力量，复兴21世纪毛式社会主义。为了尽力讲清这一政治主张在政治理论、方针、策略、战略等等方面的具体含义，现侧重从三大法宝的角度，加以说明。 乱云飞渡战友对我的拙文提出意见说：“‘内外结合’含有上下结合的涵义，应该指信仰马列毛主义者体制内外的结合，但是这不能体现出‘统一战线’的涵义，‘统一战线’包含不反对马列毛主义者非对立的一部分，‘内外结合’是反映不出来的。”（红歌会网，2015-5-22） 这个意见很有价值。确实，不能简单的把“内外结合”和“统一战线”等同起来。因此，我把“内外结合”的特定涵义再更具体地讲一下。 “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资本主义基本复辟时期，其涵义是应有发展变化或者说是有所不同的。这里所说的内外结合，有两种特定涵义：一是党内外、体制内外的反对帝国主义欺负、侵略中国的爱国者力量，结成反帝爱国统一战线，重点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西化卖国集团；二是党内外、体制内外逐步认识到修正主义的危害性，倾向于恢复科学社会主义的左转探索者如重庆模式的实践者和赞同者，结成反复辟统一战线，重点反对打着改革旗号补资本主义课的反革命复辟集团。现在在总体上赞同反修反帝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泛左翼力量，实质上也带有一定程度上的统一战线色彩。真正承认并实践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并坚持避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三分错误的科学文革者，才是彻底的革命派即马列毛派。这两种统一战线，显然是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理论在新形势下具体运用的多种形式之一。 对于这种内外结合，今年二月份某些人发表的某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表明了反对的态度。由于赞成或基本同意该纪要的多数战友属于一般性的认识问题，现就此件涉及的问题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和这些战友商讨。 （1）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 纪要说：“中国已经是一个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看不到‘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就会抹杀社会主义已经被资本主义替代，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党的事实，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也是修正主义的错误。‘救党保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的错误口号。” 对于资本主义基本复辟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毛主席早有定论。他不仅一直讲资本主义道路以前走不通，现在也走不通，而且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明确强调：“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前奏》，16页）。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1个被西方国家控制；明明知道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国家不会偿还却仍然坚持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买了它们的债券；美国早就公开宣称，已出现的“中美国”就是“依附于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8-9-21）；在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总理不仅宣扬“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而且采取多种使中国吃大亏的实际举措去“救主子”，都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而且，这一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同志的赞同。例如，真正的马列毛派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中，官僚买办资本占据主要地位”（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5-1-2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日新说：“当前我国的经济不是什么外向化，而是殖民地化”；中国“实际上变成了畸型的附庸化的殖民地经济”（东方红文粹，2012-9-23）。真正的马列毛派共产党人、原中流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孙瑞林说：“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把中国带进了附庸化的牢笼，连领土和主权都保不住了。”（东方红文粹，1012-8-25）真正的马列毛派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化工部原部长秦仲达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殖民地经济”（同上）。甚至官方喉舌也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一点，例如《中国青年报》曾发表文章说，中国已“蜕变为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新世界体系里可以呼风唤雨的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之所以把现阶段中国社会定性为半附庸资本主义、半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半新型殖民地、半现代修正主义，而没有提“半社会帝国主义”，一是如远航一号战友所说，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加外汇储备，累计的对外投资总额达到了44818亿美元；外国累计的对华投资总额达到24633.3亿美元。然而，根据中国2013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从所有海外资产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包括利息和红利）为1677.2亿美元；同年，中国向外国投资者支付的投资收益为2276.3亿美元。与中国近乎赔本赚吆喝的海外投资相比，西方跨国资本在中国投资所获得的是丰厚的超额利润（红色中国网，2015-2-25）。所以新型殖民地的份量比社会帝国主义还是占大头。二是北欧、东欧一些国家搞的民主社会主义，有两个重要特征：混合所有制、多党制。现在不仅混合所有制在公开推行，社会上甚至体制内左中右或者说左转派、特色派、西化派之间的斗争也是个公开的客观存在。三是对当权的最高领导人的一些举措特别是对外政策，目前确实难下定论。因此一概都说成属于社会帝国主义行为，理由和根据显然不太充分。 我们之所以说现阶段中国社会是半附庸资本主义、半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半新型殖民地、半现代修正主义，是在于客观事实是，虽然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集团所篡夺，但是由于多数党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等多方面的原因，它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毕竟不是完全等同的，因此我国社会的性质和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毛主席历来讲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就要造他们的反，就是说要打倒修正主义集团，绝不是要打倒共产党。即使对苏联，毛主席也从来是提打倒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绝不提打倒苏联共产党。 真正的马列毛派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防科委退休干部恽仁祥在一封信中说：“纪要实质上主张推翻共产党，这是个严重问题，不仅不能赞同，而是必须坚决反对并进行批判。我请问国民党反动到那种程度，但毛主席、共产党从沒有讲打倒国民党，而是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说明国民党有革命派和反动派两派，然而纪要却不承认共产党内有革命派。另外，毛主席一再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明确提出造他们的反，而沒有说打倒共产党。走资派和极右派一直公开声称要挖共产党祖坟推翻共产党，而一些顶着‘毛派’旗号的人则紧密配合推翻共产党。其中大多是认识问题或严重教条主义，但不排除确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包括极右派打着‘毛派’旗号的人。我作为四位革命烈士的亲人，喊了几十年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真心实意的，决不是那些‘万岁’不离口的两面派。”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他们全盘否定“救党保国”的方针，一直坚决反对“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口号，能说不具有打倒共产党的含义吗？ 一旦发生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他们认为工人无祖国即反对保卫祖国、不抵抗美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仅仅从政权上去理解国家，而看不到中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国土是人民的，还有精神文化，这是有片面性的。到时候南海、东海发生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他们这些观点无疑会产生很大的误导作用。对此，我们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 （2）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纪要单纯强调“在众多的阶级矛盾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工农劳动者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毛主席指出，只要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使是处于帝国主义没有武力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仍然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中（第一章第三节）指出，自从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別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就提出了双主要矛盾和最主要矛盾的观点。1957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75页)。这就又提出了双主要矛盾的观点。由于大量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已基本上演变成半附庸资本主义、半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半新型殖民地、半现代修正主义社会，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肯定，中国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要认清，从中国现阶段基本上处于半新型殖民地、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般说来或者从总体上说来，是最主要的矛盾。但是正象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强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时所指出的，在国内资产阶级或者修正主义路线成为主要危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主战场包括这种斗争集中反映在两条路线斗争上的时候，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便会在这种条件下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并且，党内资产阶级即走资派，是我们斗争的重点。恰如毛主席所说，这样看待和处理问题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3）应不应当把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为“当前斗争的切入点”？ 纪要写道：“我们是以社会主义民主诉求去对抗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也许得到的只能是有限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但总比法西斯专制对工农劳动者阶级有利，有利于组织起来，有利于宣传发动群众。……争取民主是当前斗争的切入点。这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任务。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是反对法西斯专制的力量，我们都可以联合，只是不要忘记我们的阶级独立性，不要忘记我们的路线、目的和方向。……努力学习，发动群众，争取民主，是我们毛派共产主义者现在要把握的三项任务。”同时，还提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执政者”的矛盾斗争。 认为“有限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但总比法西斯专制对工农劳动者阶级有利，有利于组织起来，有利于宣传发动群众。……争取民主是当前斗争的切入点”，他们所争取的民主里显然包括了资产阶级民主。这种民主的核心是三权分立、多党制，实行这一套所谓普世价值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搞乱搞垮和分化分裂中国的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受其影响者甚至与会的一般人员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但是其骨干分子假如顽固不化，是有可能成为主张“倒党灭国西方化”的敌对分子的。 必须重申，我们一直讲通过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指的都是打倒修正主义集团挽救真共产党，挽救社会主义革命。至于主张“左右合流”者的先争得资产阶级的民主，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际上苏联特别是东欧一些国家在党垮台以后，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把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都视为“非法”；最新的证据是“乌克兰议会周四通过法案，禁止纳粹和共产党的标志及其思想，违反者将被处以5到10年有期徒刑”（观察者网，2015-4-11）；我国近代实行多党制时陷入了更混乱局面等等铁的事实，都证明这条路很危险。特别是现在，帝国主义要煽动“颜色革命”，便会利用这一点。龙翔五洲网友指出：“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才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修正主义，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我们不要将目的和方法混淆起来，而把方法视为我们追求的目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最善于搞这种混淆手法，来用方法的追求掩盖他们罪恶的目的——用资本垄断的选票民主维护资产阶级的专政。在推销民主上他们不遗余力，其结果是在全世界产生的‘民主’恶果累累。不符合他们专政的民主是要被否定和颠覆的，哪怕是采用军事手段也在所不惜，这种事例举不胜举。”（红色中国，2014-5-17） （4）怎样看待现阶段的“私营资产阶级”？ 纪要认为，“私营资产阶级和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可比性。因为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私营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当年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性的一面，而必然地不可摆脱地带上依附性。对内依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依附于权力；对外依附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依附于超额利润的分割。这种依附性，决定了私营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 我们知道，毛主席即使在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时候，也指出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纪要》所说的私营资产阶级实质上既然是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它就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受国际垄断资本排挤的一面，因此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它具有容易退让、姑息甚至投降的可能，但也有在一定程度上参加的可能的两面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一些爱国企业家如许会民等等的实际表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西化卖国集团的斗争中，我们既要对他们在反帝斗争中往往动摇、退缩甚至在某些方面与敌对势力联手的言行进行必要的斗争，又要争取和他们建立一定程度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5）体制内和党内存不存在“社改派”？ 赞同纪要基本精神的一位战友说：“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层和主流，不存在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流矛盾，有的只是这一部分资产阶级与另一部分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也就不存在一个走资派与走社派之间的对立。这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上层和主流找不到无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原因。” 这句话显然认为现在的共产党既然已经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所以党内根本不存在‘社改派’与‘资改派’的对立。然而，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的党，尽管它实质上变成了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党，但是和搞“四一二”大屠杀的国民党反动派毕竟还有不同之处。实际上，不仅体制内和党内多数基层普通干部和党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即使是高层也不是没有一点健康力量，如邓力群、魏巍、马宾、秦仲达、李成瑞、林伯野、恽仁祥、李波等等就属于马列毛派共产党人。还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在体制内的现职高层干部中，某某某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创造的使公有制比重据说接近于恢复主体地主的“重庆模式”，特别是他敢说出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的话；国防大学等单位推出《较量无声》，以及王伟光在四中全会讨论以法治国之前能重提人民民主专政，也证明不应完全否定党内存在爱国健康力量。晨明网友说得好：“不承认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不对，不承认党内有健康力量也不符合事实，我们必须坚持一条清晰的思想路线，把共产党与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分开，把犯走资派错误有所悔悟的人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分开，把广大党员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分开，把反动路线和思想认识问题严格分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孤立和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资产阶级最反动势力。”（红歌会网，2014- 12-1） （6）当前公开提出“另起炉灶，推墙拆庙”有利还是不利？ 在网上以及其他场合公开宣扬这一套主张，实质上是对修正主义者的欺骗性和疯狂性认识不足的表现。这在当前情况下属于盲动冒险主义倾向，危害相当大。在反复经受血的教训之后，我们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资改派的疯狂性，务必要有更清醒的认识，否则，是会吃更大亏的。 张耀祖战友在红色中国网（2013-12-16）上写道：“面对当前中国的专制体制，能不能借用先辈们的经验，直接建立或秘密或公开的组织形式呢？我认为还不行。革命家组织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工农阶级斗争服务的，没有一定数量的与工农阶级斗争紧密相连的得到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觉悟分子存在，组织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但是在今天交通通讯以及侦查手段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这无异于将鸡蛋集中在一个篮子里交给统治机关，丢失自己仅有的一部分有生力量。……革命家组织，比如菲律宾共产党、印度的毛共纳萨尔派，在其号称实行民主多党竞争的国家里是被宣布为恐怖主义的。不能用传统组织形式鉴别谁是我们的同志，我们就不能摆脱眼下的困境了吗？我认为不是的。按照马列毛关于政党建设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建立起来的革命家组织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其中每一个组织成员都是无产阶级觉悟分子，都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能力和牺牲的勇气；其次，他们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再次，共同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工作作风。在当前缺乏有形组织的情况下，却能遵守上述原则者，被称为无组织有信仰，或者无组织有纪律等。“ （7）可不可以把内因的作用和抓主要矛盾完全等同起来？ 目前赞同或基本赞同纪要观点的一些战友，过去公开说过至今仍然认为，由于毛主席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因此不应当把属于外因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清，日本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确实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的恶果。但主要矛盾看的是这个矛盾在社会现实中所有矛盾中的地位。大敌当前，这时不重视反帝斗争，那是根本谈不上民族独立甚至会亡国灭种、丧失一切的。可见，不应当把内因的作用和抓主要矛盾完全等同起来。这类事实还有很多。例如，要复兴毛式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内因即把马列毛派内部的思想统一起来。但是我们又不应当把内部统一思想作为主要矛盾，去取代我们要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这个道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想通的。 （8）应不应当重视利用合法、半合法以及“打擦边球”的办法宣传、动员群众？ 在目前赞同纪要观点的战友中，确实还有人对此重视不够。本文再次堤出的“24字方针”和现阶段的“三大法宝”，实际上都是进行合法、半合法斗争的口号和手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不注意策略就等于自杀。这些战友不重视甚至反对利用合法、半合法以及“打擦边球”的办法宣传、动员群众，这就使他们在公开场合接触大批群众的机会相对较少；公开活动中的可操作性相对较弱；发动群众公开进行大规模斗争的机会相对较小。例如，他们对“九月爱国运动”、湖南“新五四运动”的参与度不算太高，就证明了这一点。对这些战友特别坚定的立场和无畏的革命性，应当充分理解和赞赏，但是也应请他们对于和修正主义斗争的复杂性；当前中国已基本变成半新型殖民地、半民主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特别是如何通过合法、半合法以及“打擦边球”的办法宣传群众、揭露敌人、扩大影响、壮大力量之类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思考。这样，他们就可能会在今后的斗争中做出重大贡献。 （9）应不应当注意把反帝和反修紧密结合起来？ 对此，这些战友中有人存在着对反帝斗争注意不够，甚至认为大讲反帝会削弱反修斗争的倾向。我们的看法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西化卖国集团的斗争中，要充分认清造成今天这样一种使中国成为美国附庸的既可悲又可怜的局面，正是修正主义路线带来的最大恶果，或者说修正主义是制造投降卖国罪恶的罪魁祸首；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要充分讲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西化派，本身就是最凶恶的修正主义集团，揭露和反对他们屈服于甚至勾结帝国主义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既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好突破口，又是对修正主义的最沉重打击。这样使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既有利于反修，又有利于反帝。洛明（红色中国网说可能是孔庆东）说：“我们认为当前的最右势力既是最彻底的卖国势力，又是当前公开改旗易帜的彻底复辟势力，这就导致反复辟跟反卖国的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卖国势力就是目前的急于改旗易帜的彻底复辟势力，打击最彻底的卖国势力，也就是打击最彻底的复辟势力。所以我们坚决盯着极右的卖国势力打击，也就是在打击最彻底的复辟势力，因此在现阶段，反卖国也就是反复辟。”（红色中国网，2014-5-15）这是有道理的。 （10）应不应当充分认识大危机带来大机遇的可能性？ 在这些战友中，不仅一些老同志认为很可能儿子、孙子才能看到科学社会主义复兴，一些年轻人也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要等二十年危机总爆发后再说”；现阶段“需要做的就是澄清认识、培养骨干、锻炼群众、积蓄力量，进而等待时机”。这些战友看到斗争可能具有长期性，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对近期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缺乏应有的准备，就会影响推动合法、半合法甚至“打擦边球”的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主动地为夺取胜利创造条件。 一些战友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当下中国，希望打倒中国共产党的人大约占总人口的7%，这些人主要是贪官污吏、汉奸卖国贼等反动派; 希望党内健康力量和马列毛派联合起来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大约占总人口的60%以上。因此，对大部分人的挽救革命挽救党主张，应多一些理解和支持。同时，要防止一些战友因把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作为突破口而滑进“西化带路党”的泥坑。我们在这里力求通过平等地思想交流，既弄清是非曲直，又加强团结联合，目的就是为了共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掌握三大法宝，壮大红色力量，复兴毛式社会主义。 （二）把“社团文斗”作为现阶段的一大法宝 多年来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根据宪法关于集会、结社、游行、出版和言论自由等规定，组建马列毛学习联谊会、延安儿女联谊会、爱国企业家联谊会、红歌队等；创办红色网站、中国毛泽东研究院、东博书院、昆仑策研究院、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华文化与民族未来论坛、中华文明与国际战略论坛、向阳笔会、各种沙龙、正道农场等等；北京、湖南、河南、山西、江西、陕西、山东、河北、四川、广东、重庆、上海、甘肃、辽宁、吉林、天津、深圳等地的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利用公园、街头、会议室、剧场、歺厅等，学习马列毛著作、交流思想、探讨问题、大唱红歌、互通信息、宣传群众，进行多种形式的文斗，特别是乌有之乡2011年6月发动的五万多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签名公诉汉奸茅于轼的斗争、“9月爱国运动”、湖南“新五四运动”、全国各地成百万人纪念毛主席的民间活动和通钢、大庆、重庆等地工人反对瓜分国企、维护自身正当权利以及湖北、广西、贵州、广东、青岛、大庆等地人民群众维权的正义斗争，更令人振奋的是去年毛主席诞辰121周年，虽然既不逢五又不逢十即不是大庆的日子，但各地的纪念活动却相当普遍、广泛、深入。湖南马列毛派倡议的把毛主席诞辰日设定为人民节，得到了全国各地群众的广泛响应。十几万人齐集韶山毛主席铜像广场，献花篮、唱红歌、喊口号、列队游行，场面壮观，感情深厚，气氛热烈。这都标志着群众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显示了社团文斗的强大力量和特殊作用。在近几年可能发生大危机从而给我们带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大机遇之时，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斗争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决不可低估。 我们之所以主张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变成现阶段的社团文斗，一是因为这有利于使人民大民主在真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稳妥有序地进行，切实避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就是说既防止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又防止资改派挑起内乱，使西方敌对势力乘虚而入，制造分裂；二是因为这种确保文斗坚决制止武斗的科学文革，才符合人民群众既希望拨乱反正、复兴毛式社会主义，又求稳怕乱的普遍愿望和根本利益，从而积极投身到挽救革命挽救党的运动之中；三是因为这有利于克服精英主义倾向，树立人民是创造历史真正动力的观点，发挥群众斗争的主体性，使兵民切实成为我们在这玚生死决择中的胜利之本。 我们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排除其他斗争方式。斗争方式必须服从于斗争的需要，需要什么方式就必须采取什么方式。这样，当然更需要重视兵民这个胜利之本了。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黄纪苏所说：“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且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这样人性的另一面就出来了：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没玩没了?! 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规。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乌有之乡，2014-4-16）正如乱云飞渡战友所说：“目前泛左翼的群众性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现实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冲突与人民思想认识进步的结果。阶级斗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生死抉择期’全面体系对抗，是无法避免的。……就斗争形式而言，是‘文斗’还是‘武斗’，并不是由对立一方主观愿望决定的，这依对立方采取的行动而定。对立一方采取升级的冲突形式，另一方也必然采取对等的行为方式。这种矛盾冲突是由对立矛盾性质规定的。”（红歌会网，2015-5-22） 要切切实实地抓好社团文斗，发挥群众斗争的主体性作用，当前遇到的一个绕不开、躲不过的难题，就是怎样摆正拥某和举毛（毛泽东旗帜）的关系；分清路线是非和加强团结统一的关系。要解决这些难题就必须正确回答和处理以下十个具体问题： 第一，过早过分拔高是不是帮倒忙？ 过早过分拔高指的是，有的战友说：“天就要亮了，……毛泽东又回来了。”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坚决帮助、支持某某某的正确主张和做法是必要的。这主要是在于，他确实是近30多年来讲得最好、政治上左转幅度最大，在纠风、反腐、外交特别是治军等方面，取得明显实效的最高领导人。对此不仅给予充分的支持，包括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帮助他排除障碍和阻力，确实有利于使其能够进一步向左转。并且，用遵义会议的方式实现大转折，也确实是代价最小的一种解决方式，应尽力争取而不是拒绝，因为出现动荡局面，无疑会带来很大风险，造成严重损失。这些举措得到了相当多干部和群众的认可，因此该支持的不支持，是完全错误的，应当坚决、及时地加以纠正。 其次，体制内特别是在职的一些战友，不仅冒着风险，而且受到马列毛派内部一些战友的误解，仍能继续拥护某某某和坚持其他方面的斗争，实属难能可贵。更别说军队的一批将校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是做出了特殊贡献的。对此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属于重大失误，也应受到批评。 但是另一部分战友，主要是基层干部群众、退休干部，特别是相当多的长期坚持战斗在最前线的红色网友，则认为十八大结束时对某某某采取“一看、二帮、三促进”的方针是正确的。看到做得对的就坚决支持、帮助，看到需要促进的地方就促一下，这本身就是党内外和体制内外的一种结合和配合。现在不少战友建议现在应当在此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即增加一些理解、帮助、支持和期望。我接受这个建议，以后要更明确地采取“同步配合，主动帮促”的方针。“同步配合”，就是根据他采取的每一个战略步骤的实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地给予肯定和支持。“主动帮促”，就是在理解其战略意图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恰当说出他想说而不便说的话，干好他想干而不便干的事。这当然包括一些马列毛派通过该促进时就进行适当的批评加以促进，从而进行巧妙的配合。否则，那就失去了马列毛派应有的本色。 那末，把某某某说成“天就要亮了，……毛泽东又回来了”即出了新的毛泽东、新的太阳是不是过分拔高呢？且不说和毛主席的文韬武略能不能比，仅从政治立场来说，真正称得上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领袖的领导人起码也要做到如下三条：一是坚持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和肯定文革这一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因为要在大危机中挽救革命挽救党必须运用这种形式。二是和近30多年来以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基本标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并展开批判，同时检查自己在此期间的错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三是敢于公开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霸权主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正确地处理中美关系，既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又旗帜鲜明地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它利用中国可能发生的大危机兴风作浪时给予应有的反击。 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必须靠实践，但当前又不能消极坐等而必须及时回答，所以我只能谈点初步看法：适当拔高一点的有利之处是能扩大领导人的影响力，使更多人对其关注和接受；能增强信心和勇气，使更多人投入到斗争中来；能促进体制内外健康力量的联合，壮大我们的队伍，等等。但是，过早过分拔高就弊大于利了。这主要表现在：有可能增强一些人的依赖性；有可能影响群众斗争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有可能引起马列毛派内部的争论因而不利于加强团结。 第二，适当帮、促是不是更有效的拥？ 多数战友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例如，对习总书记主持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以法治国的决定，马列毛派没有局限于象这个决定那样只是讲一讲党的领导，而是通过讲法治和德治、人治等等一样实质上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手段和形式，从而阐明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的关系，才能摆正以法治国的位置。显然，这种既帮又促的做法，才是更有理、有利、有节的拥；才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事求是的拥；才是既积极主动、不消极等待，又稳妥适度、不盲目冒进的拥。蓝羽战友指出：“当然只要干，左派自然持欢迎态度，并在反腐、群众路线、意识形态方面鼎力发声支持！……但笔者要补充的是，拥并非全拥，拥的原则是正确的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就支持，对于正确的举措我们为何不在群众中亮出自己鲜明的观点？……唯有独立自主才能做到真正地强壮自己，反过来假设习近平主席是坚定不移的马列毛主义者，强壮的自己也才是对他最好的支持与拥护。”（本人博客，2015-2-26 ） 第三，能不能说“左翼的生存环境变好，并不是左翼自身努力的结果”？ 有的战友说：“现在左翼的生存环境变好，并不是左翼自身努力的结果，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所带来的新变化。” 这样不仅不讲十八大之前的“九月爱国运动”及湖南“新五四运动”等马列毛派群众运动对新一届中央的产生所起的推动作用，反而明确否定了包括马列毛派在内的整个左翼群众对形势好转的历史动力作用，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毛主席指出，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就是说，应当突出人民，绝不要突出个人。”(《毛泽东传》，935页) 这就决定我们依靠群众路线救共产党要注意抓好两个方面，即党内健康力量能够相信、依靠、发动、组织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能够以主人公的姿态，关心国家大事，发挥历史主动性和斗争主体性。在这个问题上缺少哪一个方面都不行。这样，我们才能在西化派搞“街头政治”时，将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使“白色革命”转化成红色革命。从这里不难看出，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极其广泛、深刻的生死决战中，不把人民群众作为决定的因素，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是既不利于坚持兵民这个胜利之本，又不利于领导人在群众的支持下发挥应有作用的。也就是说，对上层和下层的结合、体制内外的配合，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只有通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民主，自下而上、全面彻底地揭露党的黑暗面，才能逐步地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终实现《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两个彻底决裂”。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既非常伟大又特别艰难，甚至每前进一步都既很辉煌又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原因就在这里。唯其如此，毛主席当年搞反和平演变大演习即文化大革命，才不使用下令撤职查办的方式而采取了大民主的办法。毛主席召见韩爱晶等人时，韩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毛主席突出强调的是人民。晨明战友指出：“中国仍处于全面复辟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复兴的十字路口。我们既不能低估敌人的力量也不能低估人民的力量。……左派当前要集中力量研究和探索以宪法和党章作武器，揭露和打击走资派，尽可能团结多数人民组成社会主义复兴大军的具体路径。”他不愧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革命家，所讲的这一点确实重要。 第四，我们挽救社会主义到底举谁的旗帜？ 有的战友写道：“现在只有习近平能救社会主义，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这无疑涉及到了我们挽救社会主义到底靠举谁的旗帜的问题。铁的事实包括辉煌胜利和血的教训都告诫我们，只有毛主席的旗帜或者说毛泽东思想伟大旗积才能把全国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只有抓好毛泽东路线这个纲才能使人民群众重新获得失去的一切。一句话，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救社会主义。因此，任何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不利影响的观点、情绪，都将给人民的事业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曹子文战友对此评论道：“共产党能存在发展，没有谁都可以，唯独不能没有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思想是共产党的唯一灵魂，是中国永久的红太阳。而苏联，正因为没有了列宁主义，所以就亡党亡国了，这才是铁一样硬的道理。红太阳之说，是从六十年代产生的，从共产党建党到革命成功并稳步发展，历练了40年才得出的赞誉。以后的其他共产党人，想在短短的几年或十几年，仅凭平稳接班，即使有建树，也没有资格称作红太阳的，只能是优秀的或杰出的领导人而已。所以红太阳之殊誉，只能毛泽东永久独享，他人莫属。”（大地微微网，2015-1-12） 第五，可不可以这样确定我们的奋斗目标？ 有的战友在谈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东方文化复兴、社会主义复兴这“三大复兴”时说：“我们在提出中华民族复兴的那一天起，就同时提出了这种崛起是和平崛起”；“东方文化是和谐共存的羊文化。……人本主义的东方和谐文化”；“单纯社会主义复兴更是不可能，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单独一个国家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自然法则，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的大众政治文明，就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 认为民族复兴只能是“和平崛起”而排除各种战争的任何可能性；把东方文化定性为“和谐共存的羊文化，……人本主义”；断言“单独一个国家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用“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定性“大众政治文明”当然也包括大众民主，并把它作为中国梦的核心内容，能不能充分保证马列毛派奋斗目标的正确性，能不能真正复兴科学社会主义呢？ 第六，应不应当这样确定马列毛派的工作任务？ 有的战友既认为“普京率领俄罗斯崛起的力量是‘纳什’，中国青年同样会形成伟大的复兴力量”，又规定“左派的任务，就是把人民的要求喊出来，变成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此为目标来安排各个方面的工作”。还有的战友写道：“一个政权当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时，不管颠覆者打着怎样义正辞严的旗号，其颠覆行动都是在帮助这个国家的敌人，客观上损害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与汉奸无异。……世界上看，颜色革命的主力大都是左派，最终掌权的都是右派。” 象普京那样现在在中国组建“纳什”队伍，那是有可能导致造成对其他群众团体及其斗争形式的不利影响，甚至造成分裂、破坏团结的。这是因为纳什强调“拥护普京的一切政策”，这当然包括拥护他在竞选总统时排斥俄罗斯共产党的政策；强调“反对一切挑战普京的人”，当然包括反对普京庇护叶利钦等等这类使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叛徒和罪犯的正义人士。显然，这就会给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苏联剧变问题带来负面影响，也会给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当前面临的新情况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纪念毛主席的群众活动，在受阻甚至受到打压时应不应当继续坚持进行？对当权的国家领导人的不当言行提出批评意见的促进文章，还应不应当发表？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确实是有可能增加对领导者的依附性而相应地削弱群众斗争主体性作用，甚至使左派队伍陷入内讧、发生萎缩的。“独立自主实际上就是把握主动，在动态的政治斗争过程中以小博大，而具体方法仍旧是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就是说要壮大自己，积蓄自己，发展自己。历史上像陈独秀、王明性质的拥实际上才是真正的‘舔’，……批评和揭露一下就说是推墙派，结果看谁都像第五纵队派来的‘奸细’，于是造成被扣以汉奸帽子的‘冤案’大有集中出现的动向，哪怕是认识多年的并肩战斗过和非常了解的同志都要彼此面对选边站，以至于弄得基层里风声鹤唳，只能高呼‘习主席万岁!’有的甚至把他与毛泽东比肩。这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带有普遍性的趋势。不这样做就是推墙派，就是与汉奸一路。这样的帽子使得大家压力甚大，这种拥与极左的极端反是一个道理，都是非黑即白的我党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左倾思想认识上的工作方法。”（红歌会网，2015-3-29） 由此看来，主要任务是使自己的意见、建议变成领导决策和方针政策的智囊团队，和以群众主体性运动为基本活动方式的群众社团，在定位特别是具体工作的方针及操作方法上，是有所不同的。当前要搞好两者的团结和配合，重要问题之一是要看到上述客观情况，从而更多地理解对方，并且不要求对方完全按己方的工作方式方法去办。并且，要在此基础上强调求大同存小异，在不同的战场上协同作战。这样，事情就好办一些了。 我们决不应当把马列毛派进行反对修正主义集团和西化卖国集团篡党夺权的斗争，也说成“都是在帮助这个国家的敌人，客观上损害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与汉奸无异”。同时，认为“世界上看，颜色革命的主力大都是左派”，也有不符合客观事实之处，例如，苏联剧变，就不能说主力都是真正的左派。笼统地这样讲，是会给我们的群众斗争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的。 张耀祖认为，“今天，工农的斗争表现为群众运动的形式也是有着它的优越性的。小规模的不断的群众斗争，剔除了群众团体固有的顽疾，即社团组织条件下的个人利益追求和官僚气息，从而能够筛选出最优秀的最能代表群体利益的先进分子；自发的群众运动也是一个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群众对组织的渴望，会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组织起来的强大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条件下，工人斗争表现为阶级的联合斗争后，斗争的方向将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其理由是，一、今天老工人的处境完全是由于企业的私有化造成的，这一点他们有着深刻的体会并已经认识到了。二、清算官僚和资本家是他们的强烈愿望，这种清算不是简单的经济补偿（谁为他们补偿？），而是政治的清算。日常的斗争已经使他们看到，即便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经济的内容，却也在经济的范围内得不到解决。大多数老工人都有向一个目标——当地政权示威的经历，他们只需要一个能使自己产生联合的机会或条件。三、一旦群众运动充分展开，不但会按照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一般规律发展，而且老工人将很容易回忆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经验——自下而上地充分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夺取政权！四、新工人掌握着生产，但却没有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但是我们可以作出大胆的预见，由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他们将被政治觉悟高、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来，到那时，将是老工人的政治觉悟同新工人的革命热情充分结合的时候，阶级意识的‘灌输’将会在短时期产生出显著的效果。五、斗争会使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充分涌现出来，一个党只有由这样的先进分子组成，才能领导无产阶级战无不胜。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组织的有力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五、由于老工人有过当家作主的经历，新工人渴望当家作主，因此他们将有能力管理好一个企业，同样有能力管理好一个国家。”（笔名程广胜，华岳论坛，2009-4-3） 第七，当前我们最大的政治是什么？ 有的战友强调：“有人提出当前最大的政治是支持新的党中央反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是完全正确的。”还有的战友说：“习近平主席系列讲话包括了中国左翼基本的政治主张，宣传系列讲话就是宣传左翼的政治主张。” 大多数马列毛派战友和革命群众则认为，由于只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才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修正主义集团，夺回人民失去的一切，所以当前我们最大的政治，应当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壮大红色队伍，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复兴科学社会主义。这实质上就是我们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正因为这样，抓好这一最大政治，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毛泽东路线。通过建国前后正反两方面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建国前说毛泽东路线右了是错误的，建国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