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勤德：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 （最新完整版） ... ... ...

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最新完整版）

（内部征求意见稿）

张勤德

前些日子，本人连发《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形势》、《应不应当把这三者作为“新三大法宝”》、《可不可以把这八项工作作为我们现阶段的任务》 三篇拙作，请求大家在百忙之中挤点时间提出不同或补充意见。

后来，多位同志提出应在用新的根据讲清发生大危机可能性的同时，分析其主要成因；不少老同志认为不提“新三大法宝”为宜；一些战友说应强调增加对最高领导人的理解、支持、期望。许多战友希望进一步讲清当前对这位领导人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这和认为“救党保国是改良主义”及坚持“只有某某某才能救社会主义”、“拥某是最大的政治”观点的同志，在对形势、目标、任务、群众组织自身定位上到底有什么不同；怎样切实促进左翼的团结联合，特别是如何对“24字方针”进行修改使之更切合实际等问题。

遵照这些意见本人进行了重大修改的第二稿，一个月前又在网上分成15个小题目发表了。之后，我听取一些战友的意见，又进行了不少修改，算是第三稿。现将此稿呈上，并向大家重申：“请提出应增加什么、删掉什么、改正什么。当然，各种评论意见，都可以作为文章在网上发表。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引发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共同把问题搞清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多的共识，团结起来争取新的胜利。此意切切，渴望理解；大局所需，拜请相助!”

近期我们很可能有一次重大历史机遇

前年十月我在《当前为什么特别需要提出“促进科学改革”?》的拙文中，曾谈到近几年“发生30多年来最大危机的可能性”。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趋势。

（一）当前经济形势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当前经济形势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主要根据是：

 (1)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在增大。

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5-7-15)的数据显示，1-6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33.8％，降幅比1-5月扩大2.8个百分点。参考消息(2015-3-19)报道：“根据今天官方数据计算出，2月份新建住宅均价同比下跌了5.7%，……这是跌幅最大的。”尽管采取多种招数补救，“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6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同比下跌2.70%。仍有46个城市的房价在继续下探。”（观察者网，2015-7-1）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说：“截至2015年2月，商品房待售面积6.4亿平方米，在建房屋施工面积48.3亿平米，待售住房与在建住房需54个月才能卖掉。过去几年的投资实际上已经透支了相当一部分未来的居住需求。在天量库存未消化前，地产投资回暖概率不大。”(智谷趋势，2015-4-15)彭博新闻社发文说，房屋需求下降而供给增加将对中国经济构成风险，“就象在美国一样，更清晰、更广泛的房价下跌预期可能发生。购房者可能撤离，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这反过来又可能导致开发商投资减少。”(华尔街见闻，2014-12-19)宁鸣网友指出：“我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是世界第一严重了。……虽然政府还在勉力维持着高房价，但是外部经济的变化 正在使房价崩溃的可能性增加。”(红色中国网，2015-3-3)

    （2）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在增大。

“现在，中国国内的金融形势本身已经岌岌可危。如果继续放松货币，增加地方政府和银行债务，那么房价和物价可能彻底失控，如果不放松货币，控制地方政府和银行债务，那么在贷款陆续到期时，如果不继续大规模灌水，就会爆发金融危机。现在，国内的楼市、股市后继无力，随时可能破裂：地方政府负债累累，随时可能陷入债务危机，无力继续拉动经济。”(MRandson，红歌会网，2015-4-18)环球网2015年2月5日报道：“中国的总债务水平(包括金融业债务)自2007年至今增加了近3倍，目前水平相当于GDP的282%。这个比率比美国还高。”参考消息的文章说：“与中国的许多事物一样，中国股市去年的上涨也是建立在借债的基础上”;“对于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来说，大部分建设的经费来自贷款或信贷， 而这些政府面临的高额债务可能变成坏账。”(2015-1-21)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全部债务余额为115万亿左右，并且近一两年内都到了偿债高峰期。Guxialong说：“房地产崩盘，就会带动债务违约这张骨牌倒下。”(乌有之乡，2014-3-25)国务院金融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指出：“我的感觉，‘十三五’时期有可能是经济结构调整最关键的时期，也可能是各类风险集中爆发的时期。”(红色中国网，2015-2-21)

(3)银行大破产的风险在增大。

近日的股灾，很可能是经济大动乱或者说大危机的序幕。著名经济学家张宏良在《目前中国已到了各界精英集团联手宰杀亿万股民的最可怕时期》一文中指出：“特别是亿万民众对中央政府信心的丧失，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执政根基，使中国彻底失去民族崛起的历史机遇。”（红歌会网，2015-7-8）刘金华老说：“在劵商、基金、社保、控股股东等等都明确只买不卖通通做多的情况下，股指在八分之七的时间里节节败退，可见做空力量之强大且操盘手法之高超，用高开低走的策略，摧毁散户信心，调动他们一起做空。透过现象看本质，今天股市状态越来越显现出这不是简单的正常的股市多空博弈。”（山丹丹红网， 2015-7-7） 中国税务杂志社原社长张木生说：“2015年，就是今年，非常现实的危机，你有没有本事解决？实体企业的问题没有人去研究，小微企业每年死40%，生40%，这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出路，本来应该免税，70%的人在这儿就业。所有的资金现在都向虚拟经济流动，所有的资金都向着高利贷的方向演变。……中国经济虚拟化程度向着美国学。然后所有的企业，你到温州、东莞、珠三角看看，除了跑路，不知道该干什么？圈一把钱，人走了。所以说这个社会危机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程度了。”(乌有之乡，2015-1-19)

     (4)过度市场化的风险在增大。

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赵磊指出：“今年6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消费金融公司试点扩至全国，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消费金融公司是什么滴干活？就是要与储蓄为敌的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就是要与储蓄率对着干嘛。储蓄率为零算什么！别说不储蓄了，消费金融公司还要把消费者的储蓄率降成负数哩！瞧瞧，这不就是美国的‘次级贷款’在中国的重演吗？没错，这就是中国版的‘次级贷款’。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时空结构由‘产能过剩’正式转向了‘透支消费’的历史阶段。”（红歌会网，2015-6-28）厦门大学博导吴宣恭强调：“在经济走势下行时就业压力增大，保就业就上升为当前的要务。已见的解决建议之一是，避开国家大规模投资，以融资支持、税收减免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岗位。但是，这类企业偏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活动范围小，竞争剧烈；力量微弱，抗风险能力差，存活周期短，倒闭率和失业率偏高；更何况，依靠小微企业只能解决少数人温饱于一时，根本无法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经济，使我国耸立于世界之林。办法之二是，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自我制造就业机会。发动和鼓励创新是正确的，但应该是有组织的集体的社会化活动。个人势单力薄，缺少必需的技术设备，绝大多数只能生产低端产品，不能掌握核心资源，无法在社会上形成知识型技术创新体系，最终可能大多数沦落于小微企业的命运。”（红歌会网，2015-6-28）“公共收入下滑给本已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2015年2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仅增长0.26%，而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却高达55.18%！房地产下行也减少了土地出让收入，2015年前2月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了36.2%。”(智谷趋势，2015-4-15)著名女网友梅子说：“经济上波诡云谲，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第一个表现，限制黄金进口。……人民币对内不是通胀，而是以钱荒为典型标志的紧缩，或曰滞涨，对外才表现为通胀，政府为货币供应还得印钱并降低利率，而印钱越多，价格背离价值就更加严重，从而给人民币的信用带来双重危机。此刻放开黄金市场，很可能形成抢购风潮，严重消耗外汇，俄罗斯、乌克兰发生过这种危机。第二个表现，就是对外汇取现、转账、汇款等进行核查，这也发生在上周，等于强化了外汇管制。这说明大量资金外流，中国对于外汇的需求量非常大。我们把这两个信息联系起来一起看，那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不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很可能暴风雨已经到来，深不见底的经济危机，现在很可能开始了。”(山丹丹红网，2015-4-18)

     (5)经济主权被西方国家进一步控制的风险在增大。

中青年经济学家江涌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有很多令人困惑的‘不解之谜’：房地产调控，政府忙活十多年，然而房价却越调越高；政府不断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但是实体经济越来越差；货币总量一直在增加，民间融资成本却越来越高，资金链断裂时有发生；不断加码的经济结构调整，结果看到的似乎只有中小企业的倒闭与传统产业的凋敝，未见先进制造的出现以及期待中新经济的繁荣……比比皆是的此类迷惑，很大程度上都是跨国热钱惹的祸。”(环球时报，2014-12-10)贵州财经大学教授刘明国说：“保守估计，中国的外国资本在15万亿人民币以上，规模如此巨大的资金快速撤走，股市等资产价格暴跌，人民币汇率暴跌与贬值预期强化，社会恐慌、银行风险积聚就是必然趋势。如果引爆金融危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受到极大削弱！”（山丹丹红网，2015-6-28）

　　 (6)经济下滑和生产过剩的风险在增大。

今年7月2日的参考消息报道：“6月制造业的状况进一步下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5月份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4.6%，连续第5个月跌幅超过4%。其同比降幅与4月份相同，已经连续39个月低于上年水平。最近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中国2015年前5个月外贸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下降7.8%。其中，进口下降17.2%。5月份，出口下降2.5%；进口下降17.6%。这一降幅，不仅超过了4月份的降幅，而且远远超过了预期值。这说明经济的疲软态势正在延续。”吴宣恭强调：“经济下行趋势无法克服，2013年实行的‘去杠杆化’政策，悄无声息地彻底破产。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债务飙升，已经把他们烧得焦头烂额。在残酷的掠夺和剥削之下，在住房、看病和教育费用等等新的几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人民群众的消费极度乏力，恶性投资和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又把中国拉入到发展的死胡同，而且受制于人。”（山丹丹红网，2015-6-28）张木生说：“现在中国，就是2008年之后，费尽移山心力，旧常态，农村一家一户经营，城市大进大出，出口导向，不可持续了。实际上市场也是失灵了，政府也失灵了。这是最大的威胁。……比如说用电，就是增加了1.6%，运输是连续十一个月下降。你非要把这种状况说成是新常态，你怎么新常态？新常态是个美好愿景，通过努力才能实现。用老办法，投资硬拉出个中高速，那是老常态。……东北的经济已经出现了完全造假经济，GDP完全是负的。东北非要造一个6%的增长。是这样的，从我们财政税收的这个地方我知道，九月份之前，基本上增长是二点几，这之后完全是收过头税，派任务，硬派。如果我们是正常的，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的话，今年的税收顶多是增加2%。”(乌有之乡，2015-1-19)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说：“毋庸置疑，房地产是个很大的泡沫。但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个比这大得多的超级大泡泡——遍布各地大大小小的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全国几万个工业园区和开发区，……这样巨大的闲置、这样的鬼业园区、这样的巨额贷款、这样的产能过剩、这样的相互绑架。” (复兴网2015-1-18)  

(7)资源环境发生危机的风險在增大。

昆仑策研究院发表的深山野叟文章 (2015-3-18)指出：“中国的不可再生的地矿资源特别是稀土类战略资源，近30年特别是近10年被官商合伙疯狂盗采，以致成了产生雾霾的重要原因。”新华网北京2014年11月4日电：“目前，中国耕地退化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东北黑土层变薄，南方土壤酸化，华北平原耕层变浅，特别是一些补充耕地质量等级较低等问题，严重影响耕地产出。”参考消息报道：“据统计，中国五分之一的耕地污染物超标，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的空气污染程度比安全标准高40倍，中国人的主食大米也受到重金属的污染。”(2014-9-31)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出：“中国目前雾霾的浓度远远超过联合国允许的PM2.5最大浓度75微克/ 立方米这一数值，这样的浓度西方连动物试验都没有做过。……淮河以北人的预期寿命短了5.52年。往后5到7年灰霾对哮喘、慢阻肺特别是肺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乌有之 乡，2014-3-13)“中国科学院提出，我国每年在生产方面因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DP的15%。这正是‘吃祖宗饭(祖宗留给我们的是青山绿水、环境优美)，造子孙孽(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因工矿企业安全条件差而身体受摧残，丧失劳动力)’，许多人实际上是在家抱病拖着等死。”(东方红网，2014-4-29)

(8)城镇化运动带来的风险在增大。

著名农学家蒋高明指出：“城镇化的关键是什么？对于留在农村的农民来说，是谁来种田的问题。在13.4亿人的中国，在耕地资源并不丰富的中国，在农田基本设施基本荒废的中国，靠少数人养活多数人是否可行？对于转移到城市的农民来说，是从事什么产业来养家糊口的问题。……不仅那些生活在城中村的打工者，就连已打算在城市里买房安家立业的所谓中产阶级，也感受到来自城市的压力——没有户口、孩子上学等各方面受限；供养房子，不敢轻易换工作或者旅行；怕生病，挂号很难，担心丢了工作。”(红色中国网，2015-2-11)“前10年的房地产，早把国家和人民折腾得够苦了，而且还修造了太多的过剩房子，可本届不仅不叫停失于统筹规划的无序房地产，结合反腐和完善房地产税法，把贪腐空置房救赎出来平衡房地产市场，反而还要更大规模地推行房地产，只不过换了个概念，叫‘两横三纵新型城镇化’。”(昆仑策研究院文章，2015-3-18) 著名政论家何新指出：“在庞大的失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把农民手里的土地巧取豪夺地剥夺过来，使得以后农民工进不能择业养家糊口，退不能归农种地种粮，进退失据，那么失去土地的农民除了死路一条的悲惨命运， 便只有揭竿而起了。如若盲目推行以城镇化为名的农地私有化，中国必会大乱。城镇化搞不好是亡国之政。这个主意也是来自外部，来自国际共济会控制下的世界银行。”(红歌会网，2015 -4-2)“现实中，这种盲目仿效欧美全盘西化，追求城市经济规模无限增长的现代化，造成了一系列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冲突”(ranji，东方红网，2014-4-3)。

(9)“三农”问题的风险在增大。

“我们的三农政策，现在就变成了二次土改，三权分离，然后可以上市，所谓的同权同股同价的建设用地，实际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靠着土地财政强支着基层的政权。土地财政在地市以下已经是占到了财政55%以上了。……现在什么资本下乡，全是眼前的盘剥，农民可以把这个地租给你，让你用。你再过几年，所有的危机都会总爆发，今明两年金融危机爆发和财政危机爆发是非常明显、非常现实的。”(张木生，乌有之乡，2015-1-19)昆仑策研究院(2015-3-18)发表文章说：“农业衰败的主因是没有适合当今国情的《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法》，全国农业经营个体化导致耕作方式原始化，而且是只有老人在务农了，农业扶助政策又驴头不对马嘴，导致很多扶农款进了官员腰包，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全国个体户经营和以南街村、刘庄村为代表的仅有的几十个现代化集体经营的农村，把啥问题都说明白了，可现在国家还在花纳税人的钱改造土地给私人资本圈地创造条件，还在大力推行农地流转资本下乡。”网传袁隆平真言：“以前，一斤稻谷的国家收购价格可以买4到5斤一般的小蔬菜，现在多少？恐怕一斤对一斤也很难买了。去年国家稻谷的收购价格是每百斤120到140元，市场上的小蔬菜至少都是一元多一斤，有的几元一斤。谁还种粮食？那是傻瓜。……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只有80%出头，中国食用油的80%以上都依赖进口原料加工。据网上资料，仅前年一年中国的进口黄豆就多达6000万吨，按中国13亿人计算，折合到每个人头上是一年将近100斤，这是多么大的数字啊。这里还不说它是转基因黄豆，更不说转基因还对生育能力有害。…… 中国市场上的食物看起来还很丰富。但哪里来的？内行人都清楚，这不是自然生长的食物，是激素催大催长的食物。喂猪，正常喂养要一年，而市场上供应的基本上都是三个月长大的激素猪；喂鸡，正常要半年，现在市场上的鸡肉几乎都是28天长大的激素鸡。还有我们吃的蔬菜，也要靠激素化肥催大。这样的东西毫无疑问，是对身体有害的，不是有很多儿童性早熟的报道吗?” (红歌会网，2014-1-19)

    另外，由于厄尔尼诺偏重发生，今年南涝北旱的自然灾害再加上发生其他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将使农业大减产。粮价越涨粮商和农民越惜售，而居民则会越涨越乘机抢购，也会导致“三农”问题以及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二）如 何 认 识 当 前 的 政 治 形 势 ?

作为一家之言，本人认为认清当前的政治形势，要注意以下几点：

（1）特色派内部各集团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

就拿选择性反腐来说，腐败当然必须反，但是一面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腐败都坚决查处，一面却至今不查不仅被揭发较早，而且数额极大(传说达27亿美元)，更可恨的是同时又有卖国行为的特大老虎；一面说标本兼治，一面却不对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搞过度市场化等等这些既是最大腐败又是产生腐败根源的路线或制度采取应有的得力措施；一面大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面却不讲老虎和苍蝇谁是反腐重点而一起打，则容易使问题更加复杂，使特色派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多，特别是使大批基层干部无所适从甚至产生某种消极抵触的情绪。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讲到的情况，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反腐运动彻底终结了过去的市长经济，地方官员相比于‘大拆大建’去建功立业，倒不如选择‘明哲保身’，一些项目甚至是亟需的也被搁置。”(智谷趋势，2015-4-15)张木生则从另一个方面谈到了腐败产生的根源和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贪官可以搭台，奸商可以唱戏，权力市场化、执政产业化、基层政权黑帮化，就是抱着定时炸弹。这么击鼓传花下去不行了，原来过好日子的条件发生基础性的变化。所以，不要用简单的新常态来掩盖我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现在有断崖式崩塌的危险。”(乌有之乡，2015-1-19)深山野叟的看法是：“国企的问题，本来是失于监管，高管们把国企当成了他们家的私企，还占尽了国家资源优势，这才导致国企恶性腐败和垄断，但政府却把板子打在国企的资本上”(昆仑策研究院，2015-3-18)

(2)特色派和左转派的斗争在进一步激化。

这里所说的特色派，指的是坚持在经济上搞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即按新自由主义补资本主义的课，但不赞成在政治上搞西方普世价值特别是多党制的集团；所说的左转派，指的是不仅对多党制，而且对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造成的危害不断加深认识，从而逐步转向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最近的一个新动向，是最高法院强调审理一些人的“非组织政治活动”。这有可能涉及怎样看待和处理重庆模式之类政治问题。重庆不仅唱红打黑，要求干部实行“三进三同”，而且据说使公有制的比重在几年内大幅提高，并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有人甚至说只有回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在很多人看来显然属于左转派。涉及到这类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把政治斗争公开化，从而激化矛盾。

(3)西化派和特色派、左转派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

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卫兴华在华夏文化交流协会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上讲：“实际上存在着颠覆性的势力，他们要颠覆共产党的领导，颠覆马克思主义，颠覆社会主义。这种势力来头很大，不是偷偷摸摸的，是公开的。他们有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的支持。他们不怕你的，你不敢动他们，你一动他们美国人的人权大棒就打向我们。”(乌有之乡，2014-10-16)近来，西化汉奸集团更加疯狂起来。例如曹博网友说：“最近，在中国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终于按捺不住，喊出了‘改革就是要打破党国大公司’，更直白地说，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制度。”(乌有之乡，2015-3-27)对中国社科院长王伟光、教育部长袁贵仁的猛然攻击，也是矛盾激化的表现。

(4)资改派和马列毛派、革命群众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

双方都把今后十年当作了“生死决战期”。资改派“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推进改革”，就意味着准备拼死一博。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面对这种局势，自然会展开绝地大反击，挽狂澜于既倒。可见，一玚你死我活的大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近来，革命群众各种形式的反抗明显增多。例如，“2014年中国各地爆发罢工事件近1400起；2015年1月，全国累计爆发大规模群众斗争2796起：最近，广东万人示威围政府砸工厂与警察激烈冲突；黑龙江鹤岗上万退休工人游行示威；河北唐山上千村民示威与警察对峙；内蒙古上千村民抗污染与警察冲突掀翻警车；四川省威远县上万名群众反污染、反镇压；宁夏银川上千群众示威游行抗议官商勾结盘剥保障房业主。”(红色中国网，2015-4-19)卫东兵指出：“人们深感中国现实问题的严重性，与苏东剧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教育和锻炼的亿万人民的觉醒，恐怕中国早步苏东后尘。如果中国重蹈苏东剧变覆辙，毛主席等革命前辈一辈子艰苦奋斗的心血将付之东流，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的鲜血都白流了。对此，亿万人民绝对不会答应，人民大众对毕福剑事件的强烈反映就是有力证明。谁如果敢再试试，必将遭到可耻下场。”(红歌会网，2015-4-18) 曾任囯营工厂厂长的李甲才指出：“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当前社情上不同范围的几件事，预示着某种重大变化前夜的迹象，是‘十月怀胎’将要分娩前的躁动不安。‘春江水暖鸭先知’，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事件本身从私下的窃议变成突破底线的公开举动，还在于映现了明目张胆的政治诉求。……目前在各地活跃着一批图谋复辟中华民国的遗老遗少，上蹿下跳、里勾外连，很有些来头。这几件事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为，绝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其不可告人的密谋也许多年以后才能真相大白。和苏联搞‘休克疗法’一样，叶利钦、盖达尔吐露真言，不是探索发展途径，目的是摧毁苏联经济基础，惧怕社会主义势力卷土重来。”(红色中国网，2015-4-11)

(5)中国同一些国家发生战争的风险在进一步增大。

著名政论家何新指出：“2005年伦敦共济会的高层密会上流传出‘盎格鲁撒克逊战争计划’(按：何新在2000年曾发表文论推测美国、英国有一个解决世界问题的时间表，要打击的大体次序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伊朗、朝鲜、中国和俄罗斯。尽管当时还不知道国际金融共济会制度的存在及其影响力，但是后来的国际事件发展，基本是符合这个顺序的。这表明，国际大事件的进程是存在逻辑和策划的，而并非偶然和随机发生的)。”（新民学社，2015-6-25）日媒曝光安倍非公开谈话：承认谋划对华战争。作为二战战犯岸信介的嫡系孙子，安倍血液流淌着战争因子，他说：“安保法案就是冲着南海上的中国。所以说了要做(指通过安保法案)，那就一定要做。”安倍还称，要行使集体自卫权并和美军一道，“敲打在南海上的中国”（环球时报，2015-6-29）。由于公开片面强调韬光养晦，使敌对势力摸到了老底，自然更加嚣张；对我国一些领土实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从而导致大片领土、领海被侵占；一直坚持现阶段仍处于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从而使国家长期处于和平麻痹、软弱涣散状态，也会使战争的危险性增加。MRandso网友说：“美国希望窒息中国经济，诱发金融危机，进而引发颜色革命。如果美国这一招不灵，下一步，估计就要采取其它步骤了，比如采取敦促日、韩、台从大陆撤厂等手段进一步推高大陆的失业率;比如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当然，也不排除在东亚某地燃起战火。”(乌有之乡，2015-3-19) 马钟成说：“美国之所以将台湾、香港的动乱先发动起来，又在合适的时机将其扑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2014年显然还不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决战’的时间点，美国颠覆中国政权的各种条件还不完全成熟。……美国在获得初步战果后，很可能就会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从而进入新的战略阶段，即开始尝试集中精力对付中国，甚至发动‘决战’。美国有可能将时间点选择在2017年前后。”(华夏网，2015-3-12 )“美国的思路很简单，一是采用军事、政治手段围堵中国资本扩张，二是直接刺破中国金融泡沫，引发中国金融危机。……不出意外的话，‘一带一路’将成为最大的烂尾楼，为之配套的亚投行则最终将成为一个烂摊子。”(MRandson，山丹丹红网，2015-4-18)

（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哪些新动向?

这方面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

文化建设服务于资本的现象在继续滋长。

俊德堂专题报道：“据‘弓军’先生博文《美资已潜伏在央视，令人难以置信》披露：美资已经在多年前就打入了央视，并以收视率为杠杆撬动央视节目的制作方向，也就是说，央视给全国老百姓提供的节目不但走向了市场，而且被美国把持，至于它说什么做什么倡导什么，美国人已有发言权，还能借收视率操控。此说来源于《环球日报》的两会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张泽群在两会期间提出：‘要向电视收视率开炮，美资应撤出央视索福瑞’。因此，此说是绝对可信的。”(微信公众号，2015-4-16)胡乔木同志的女儿胡木英强调：“这些年的政策，把我们的宣传手段、工具，全部以产业化的名义推到了市场，实际上就像李教授讲的那样，就交给资本了。毕竟咱们还是共产党执政呢，共产党的舆论宣传能由资本来给你做吗？这个问题我是难以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宣传，就像前面很多老前辈讲到的，就是很多党的最基本的东西，反倒没有地方发表，没有手段去宣传了。”(华夏网，2014-7-4)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指出：“有这样一种趋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势，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掉话语权。右的势力越来越猖狂，矛头直指共产党、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有人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发表汉奸言论，称汪精卫为‘真正的英雄’，把爱国主义者称之为‘爱国贼’。”(红色文化网，2014-11-7)

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在继续推进。

据殷丹对湖南省大学生信仰现状的调查，在1742份有效问卷中，回答“有信仰”的只占全体被调查人数的38.1%，刚刚超过1/3;表示“没有明确信仰”的占全体被调查人数30.2%，表示“曾经有过信仰”的占12.8%，如果将“曾经有过信仰”的也视为目前没有信仰，那么，目前“没有明确信仰”者达到43%，将近达到全体被调查人数的一半。“大专院校和学术讲台，基本上是全盘西化，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打入了冷宫，可以说都在培养共产党的掘墓人。”(昆仑岩，乌有之乡，2014-11-6)辽宁日报致信全国高校教师，谈到：“一位叫Kiko的大学生的留言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说：‘不知从何时起，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了时尚，我们一个老师，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案例教学时，负面的例子全是中国的。……我们用新媒体手段做了调查，结果80%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2014-11-15) 著名教授孔庆东去年6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座谈会上发言：“党成了地下党，党不过组织生活”，“谁要在这个课堂上公开地讲马列主义，讲毛主席，讲党，人家就会把你看成精神病一样的，你会在生活中、业务上受到种种的歧视和打击。”7月3日，红歌会等网站刊登南开大学著名教授艾跃进的文章，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和主张在公开媒体上继续传播。

东方红网友反映：“近日在(河南省)《大河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汉魏：第一代门神光荣上岗’的文章。请看该报部分版面：两位门神脚下踩着的画像，头是中国人头，身体是野兽的身，成了妖魔。左边的妖魔手里拿着一把镰刀，头上戴着有五角星的帽子。右边的妖魔手里拿着一把铁锤，头上戴着安全帽。全中国人都知道拿镰刀象征农民阶级，拿铁锤象征工人阶级，戴五角星军帽象征红军和解放军。把工人、农民、军人身子画成野兽踩在脚下，视为妖孽，这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和歧视。镰刀和铁锤在一起，是工农联盟的标志，是共产党的党徽，代表中国共产党。把持镰刀和铁锤的人踩在脚下，就是把共产党视为恶魔，这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歧视和侮辱吗? ” (乌有之乡，2015-4-13)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郝贵生教授指出：“自4月6日毕福剑视频曝光后，引发了中国舆论界极大的震动。这场思想领域里的激烈交锋有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一个是某些主流媒体及各种右派势力，另一个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乌有之乡，2015-4-14)

各类歪风邪气在继续作恶。

陈荣荣揭露：“一些大工厂虽然尽量为自己打造‘自觉守法’的形象，但仍然存在大量的违法违规事实。比如，‘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富士康的违法行为包括：强制加班、超时加班(违反《劳动法》)、克扣加班费(违反《劳动法》)、滥用学生工(违反《实习见习条例》)、漠视职业安全隐患(违反《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私了’工伤事故(违反《工伤保险条例》)等。这些大集团尚且如此，数量庞大的中小工厂的违法行为更是俯拾皆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向，2014-10-6)。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5-3-9)刊文称：“与十几年前相比，腐败问题的严峻程度和复杂程度大大增加。……更为严重的是，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互交织，有的人既被围猎又搞围猎，官官勾结、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热衷于和有特殊背景的人交结，拉帮结伙、人身依附；在政治上当‘两面人’，搞小圈子、耍阴谋诡计。”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2万件，结案17.3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2038人。201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万人。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从1982年到2014年上半年，全国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达435万人。数量之大，可以说古今中外之最。不从路线和私有制上找原因，是不能让人民群众信服的。

道德滑坡现象在继续蔓延。

金一南将军强调：“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中，中国人的物质享乐消耗不断提高，但精神道德水平不断下滑，以至于今天各种物质制造的产能严重过剩，而黄赌毒同性恋泛滥成灾——这是一种人类文明堕落的典型症状。”(海军网，2014-10-11) “现在我们不是武器不行了，我们是跟过去倒过来了，过去我们是钢少气多，现在是气不行了。”(张木生，乌有之乡，2015-1-19)昆仑岩将军说：“私改派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往的改革，让人们的信念垮了，精神麻木了，集体主义被个人主义取代了，昏昏碌碌、得过且过，这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危险，最大的悲剧！”(乌有之乡，2014-10-6)

西方文化的渗透在继续增强。

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说：“境外敌对势力在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扩散。到底有多复杂？是更趋复杂，复杂到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就是空前的，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甚至是超乎想象的。”(红色文化网，2014-11-9 )罗援将军指出：“错误思潮的流行，在我看来主要是通过这样几个渠道：一是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捧杀或者棒杀，造谣生事，煽风点火；二是数量不多但影响却很大的网络大V，他们当中不乏‘反党、反军、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老一代革命家和英模人物’的‘五反分子’；三是一些地下非法出版物，肆意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老一代革命家的形象，实际上是想动摇颠覆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四是一些无良学者，打着为民请命、学术争鸣的旗号，蛊惑人心，对党的历史和政策进行诽谤、抹黑;五是通过释放‘糖衣炮弹’或推销‘心灵鸡汤’，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们意识形态的灌输。”(凤凰网，2014-11-11)

崇洋媚外的霉菌在继续发酵。

在《美国之音采访崔哥被晕倒》一文中，崔永元说：“美国人民打死都不会想到，全世界最爱美国的人都住在中国。比如，我在美国可以随便骂美国，Nobody cares.(没人在乎)。要是在中国骂美国，就会有大V和公知骂我。……另外，中国人民对美国MBA球星、总统、美剧和大片的了解远远高过美国人，他们把自己都舍不得花的钱借给美国，把自己的独生子女送来美国上学，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示爱的呢?” (2014-4-6) 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在多家网站近日转载的一篇演讲中谈到：“将来日本人侵犯我们，还会不会有汉奸？谁将是未来中国的汉奸？在座的诸位很大一部分都将是。因为你们嘲笑爱国者，崇拜权势和金钱，鄙夷理想和志气。教育应该让中国懂得自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外国人就低头，女生看到外国垃圾一般的男人都想讨好。”金一南将军问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实现的。而今天，我们有些人实际上是在精神上放弃武装，说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虏’，觉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们在道德‘低地’。这还是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共产党人吗？还能感觉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吗？”(海军网，2014-10-11)

大批“五反分子”在继续放毒。

梅子指出：“因毕福剑有意识进攻红色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地带，遂引发人民群众极大愤慨，无数人自觉站出来，冲上一线。……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站出来为毕福剑洗地，譬如中央党校原科研办公室主任杜光，就直接站出来说：‘毛泽东岂止把人害苦了，事实是把人害死了。害死成千上万人，居然还像挂天安门，尸卧纪念堂，还不让人家说一两句真话？’”三峰网友写道：“2015年2月中旬，李开复复出，反攻大陆成功。2015年4月中旬，加多宝公司与李开复手下的干将@作业本合作，进行商业营销活动，这实际上是等于变相资助作业本团队。一切迹象都显示，微博及网络反共大V们正在日益恢复元气。如果商业+政治的混合发展模式得以成功的话，李开复、作业本等反共大V们将真正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乌有之乡，2015-4-19) 崔士忠谈到：“在一次一起吃饭的闲谈中，一个年轻人(30岁左右的样子)竟然理直气壮地说：‘试问，现在的有钱人、有地位的人谁说毛泽东好？他只是代表工人和农民这些社会最底层人的利益而已，不客气的说，他只能代表下贱者的利益，根本就没有代表我们这些有钱人、上等人、有身份有地位人和高智慧人的利益。而毛泽东代表的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都是我们的雇工，我们是他们的主人。我们说谁好，他们就说谁好，我们说谁不好，他们就说谁不好，他们有什么是非观念？没有，更没有什么代表性了(如此看来饭桌上的富翁也是毕福剑的主人，所以他需要用辱骂毛主席、抹黑共产党、侮辱解放军的话语来取悦请他吃饭的主子，以搏得饭桌上主子的掌声。毕福剑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为了一顿饭而出卖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所以您如果写信仰毛泽东的书，没人会买，肯定赔钱。蒋介石的回归是必然的。’后来，她的情绪竟然激动起来，脸涨的通红，说什么‘你要是写毛泽东，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更加惊愕了。”(红歌会网，2015-4-8)

这些动向，都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也表明发生思想文化危机的可能性在进一步增大。并且，由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思想文化危机往往在相互作用中互相促进，因而发生社会总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增加。　

（四）近几年可能发生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近几年最多十年之所以可能发生大危机，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首先，这是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自由交易性，它包括劳动力、商品、资本的自由交易。资本丶雇佣劳动以及由此产生资本的积累与剥削，是市场经济生存的基础条件。而市场经济的这种体系，正是私有制与按资分配的生产关系为达到发展经济，使资本积累再积累、赚钱再赚钱的目标所需要的工具。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必然要产生两极分化。由于收入的很大部分被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而这些财富的相当部分又不会再进入生产过程，既不会产生消费，也不会用于实业投资，因此不能使有效需求以应有的幅度增加。这样一来，消费越少，实体经济的收益率越低，有钱人就越不愿意投资于实业，而只愿投机于金融。虚拟经济越膨胀，实体经济就越衰弱，经济增长的源泉就越枯竭，只能依靠出口竞争、金融泡沫或者是由政府支撑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但是，这三者都是不能长久持续的，所以经济危机必然周而复始，并且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若想有效解决消费不足或消费扭曲的问题，必然触及收入分配关系；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就难免有损于资本的利益。过份依靠房地产的经济增长模式，就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如赵磊所说：“就拿当前的房地产政策来说，当局为什么不让房价逐步降到适当的或者说低利水平，比如一般大城市一套两居室降到15万左右(这当然首先要求把地价等等也适当下降)，大批卖不出去的房子很可能会被抢购一空，从而大幅度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相反却出台取消限购、增加给购房者贷款数额之类措施，来维持高房价，主要鼓励炒房的投机商、房地产商们增加对房地产的投资呢？从直接的、表层的原因来说，是在于他们认为靠投资拉动经济，有利于保持政局稳定、经济增长、资本家满意。”(乌有之乡2014-12-13)可见市场经济运行法则，实质上就是动物世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污泥”。同时，它把人看作如同机器设备一样的资本要素，看作实现利润的一个工具。所谓“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实质上就是资本起决定作用。联系最近北京市公交的涨价表现出的宁肯让老百姓吃亏多花钱，也要让资本家有利可图从而来投资的意图，便不难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决定作用多么巨大和广泛。

民声网友说：“‘新常态’依靠的又是什么呢？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对外，利用血染的外汇储备多方拉关系，四处施舍，其中尤以亚投行最为注目。其目的就是在争取国外能源的同时，推销由于盲目生产而造成的过剩产品。然而金钱关系是不牢固的，它常常受到政治气候的冲击，在交易中不仅波折不断，甚至是血本无归；对内是深水区改革，除了前面提到的‘自贸区’和‘混合型经济’外，还有两个方面需要说一说。在地下资源枯竭的情况下，又出卖土地，掠夺广大农民的生产资料，这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动乱。另外，为解决金融危机广泛成立影子银行，这将使大量的平民百姓受到苦害。以河南安阳为例，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官僚与商人勾结，以高利息为诱惑，吸收社会资金，结果许多人上当受骗。据说安阳市吸收民间资金达500亿的规模，涉及全市90%以上的居民，不少官员因诈骗罪被抓，但老百姓的钱却难以收回。这致使当地工商业凋敝，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仅此一例，就可以以管窥豹。这样的内外处境，难以保障‘新常态’的稳固性，只能是‘老杂毛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红歌会网，2015-2-9）

中青年经济学家李民骐指出：“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每个商品生产者必然要追求资本积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就必然导致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不断增长，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仅如此，……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私有制企业，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实际上都要依靠资本家来提供税收。为了获得税收，各级政府就要适应资本家的要求，包括在环境保护和劳动者权利等方面放松对资本家的监督管理。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靠单纯变更政府公开宣示的政策目标或者调整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比如，通过采用诸如‘绿色GDP’一类的衡量指标)就能改变得了的。”(破土网，2015-4-16)

吴宣恭强调：“积极推行混合所有制，绩优企业首先上路，容易导致国有资产和利益的流失，不利于加强政府的监督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鼓励私人经营本为非营利性事业的医疗卫生机构，将明显增加病患者的负担，损及民生福利；推行政府购买私人经营的社会服务，无异于放弃政府应负的服务职能和社会责任，势必增大政府开支，影响财政的正常收支结构；放开私人资本组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本炒作的弊病将大于融资便利的好处，将松弛国家对至关重要的金融命脉的控制，不利于宏观经济调控。至于为了支持私有企业普遍降低其税负，更是慷公家之慨，助富人之私。”（红歌会网，2015-6-28）

其次，这是现行国际秩序和规则决定的。

数百年来形成的世界殖民主义规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大国际障碍之一。或者说，中国走向世界遭遇到的最要命问题之一，就是规则。中国国务院官员讲要遵守美国规则，这对中国无疑是一条死路。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相比较，当今时代经济最重要的变化，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全球化了，生产财富的国家不一定享有财富，享有财富的国家也不一定生产财富，这类规则，在总体上是保护资本特别是虚拟资本的，因而依靠西方国家绝不可能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危机。所以，美国一方面会如江涌所说：“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时说，如果让13亿中国人，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那将是世界的灾难，我们将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即使你阿Q如何讨得赵老太爷的欢心，只是阶级地位与现存秩序早就决定了——你不配姓赵！”(环球时报，2015-1-20)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会极力向中国转嫁危机，并策动其走狗相配合。一些人搞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演的就是这种戏。正如刘金华老所说：“如果不去殖民地化，今后所要实现的‘新常态’，实际上还是沿袭西方经济发展轨迹，仍然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受市场经济规律支配，无可避免地同世界资本主义一起衰落。”(乌有之乡，2015-1-30)深山野叟写道：“单靠简政放权和刺激创业等表面措施，是解决不了方向性和系统性问题的，该改革而没改革的领域还很多，可以说是系统性的错误，方向性的错误，但本届不仅没有任何触及，却一直在辛辛苦苦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用更大的失误来挽救已有的失误，在用滥印钞票来解决本来因为印钞引发的经济问题，在用错误的外交外贸措施来弥补错误外贸造成的空心账。”(昆仑策研究院，2015-3-18)

再次，这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

毛主席曾经说过，战争时期，错误路线的危害性少则1、2年多则3、4就会充分暴露，得到纠正；建设时期时间则要长得多，因为错误路线的充分暴露要有一个过程。他老人家说得完全对。例如，当代修正主义路线实质的充分暴露，就需要一个过程。他们搞的改革，打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旗号，可是在1990年代后期通过“国退民进”逐步使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之后，真面目便再也无法掩盖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培植出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有三怕：一怕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揭露他们的修正主义面目；二怕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三怕人民群众用大民主清算他们的罪行。这些，也都是在反复的实践中逐步得到验证的。再如，经济建设也是这样。由于他们会用透支资源和借债；啃食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国有资产、基本建设、劳力资源等等老底；靠大量引进外资和出卖资源等办法维持一定时期的虚假繁荣，所以经济建设便成了修正主义路线得以维持统治的最大王牌。现在经济问题越来越多，阶级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因而近几年最多十年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便必然越来越大。远航一号网友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已经造成了一个数量庞大并且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在未来还将更加强大。中国的无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将有能力、有意志提出符合她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最低要求。这些最低要求，必将超过中国资本主义积累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中国资本主义积累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受到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限制，也受到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地位的限制。由于这样的限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将不可能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按照对中国资产阶级有利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危机就必须按照中国无产阶级的意志、在对中国无产阶级有利的条件下来解决。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红色中国网，2015-2-25)

由于我们马列派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救中国，所以在修正主义者反对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同他们也会有一场生死决战。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实上已经用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成了补资本主义的课，所以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反映的马列毛派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也将是你死我活的博杀。当然，尽管可能性极小，我们仍然希望党内外的健康力量能够象遵义会议那样挽救革命挽救党。正如张木生所说：“我觉得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需要中央为中国开理论务虚会的时候。在形成解决危机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36年改革开放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哪些东西我们干对了，哪些干错了；哪些过去对，现在不能再干了；哪些我们没有干对，需要重新的定位。……你拿出钱来，明年再定一个7.1%、7.2%还能混。但只是把你这些最基本的矛盾，再掩盖一年，没有用的。形势会越来越艰难，直到你根本丧失了机会，不能够再解决了。那个时候想解决就晚了。”(乌有之乡，2015-1-19)对此，龙翔五洲网友的看法是：“只有在危难时刻，才能有对错误路线的纠正机会。过去对陈独秀错误路线的转变、王明路线的转变都是这样的。”(红色中国，2015-2-1)他实质上指出了危难是可能转化为机遇的。

李民骐指出：中国今天最大的社会现实，不是所谓“中产阶级”的崛起，而是一个数量庞大、日益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形成了，就必然有它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要求，就必然要求提高工资、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这些要求，过去长期被压制，但是不可能永远被压制。不仅如此，其他劳动群众、城市中间阶层(白领、小资)在土地、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是不可能长期被压制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只有代价、只有牺牲，没有“红利”，是说不过去的。这就是所谓“民粹主义”的强大社会基础，并且这个基础只会越来越强。谁无视这种社会基础，将“民粹主义”当儿戏，藐视、漠视“民粹主义”，谁就有被“民粹主义”淹没的危险，政权就会丧失合法性。“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一类的事，在历史上并不经常发生，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每隔几十年发生一次的概率，还是有的。

一直关注工人运动的张耀祖战友说：“关于中国工人阶级，有两点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第一，在国际工人阶级队伍中，中国城市传统工人阶级具有最为先进的阶级意识。他们在建国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巨大能量，他们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姿态确立了自信，释放了潜能，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的阶级斗争锻炼，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雇佣工人所不能企及的；如果说只有毛主席时代的30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意识还不完整的话，那么，在‘温水煮青蛙’的后30余年的资本主义进程中，他们完全认识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当家作主意味着什么；什么是资本的力量，受雇佣意味着什么。前后三十年的正反面经验教训，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完全认识到了他们的命运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有着生死与共的关系，争取社会主义就是在争取自身的解放。第二，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巨大。60多年前的建国初期，中国工人有800万人，400万就业、400万失业，今天包括新工人在内有4亿之众，增长了近50倍，这是世界上数量最庞大、最集中的工人阶级队伍。……修正主义集团在摧毁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同时又把中国变成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加工厂，这就不可避免地为自己锻造了一个置自身于死地的庞大的革命无产阶级队伍。中国一旦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会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产生辐射作用，而且将大大加速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崩溃。”（华岳论坛，2009-4-3）

可见，今后发生的大危机，显然对中国是个或者走向复兴或者发生崩溃的“生死抉择期”。它将会使资改路线的危害性彻底暴露，使大多数人警醒过来，使党内外的马列毛派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现阶段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这就是说，近期很可能给我们提供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

李树泉老认为，“当今世界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时代”。掌握时代的特征，才能明确长远目标；认清当前形势，才能确定具体任务。所以，今天本人再次提出，要充分注意近几年最多十年发生大危机可能性，以便采取有效对策。前些日子在遵义同乌有之乡网友交流时我保证，如果将来实践证明本人的判断失误，自己将反复深刻检讨，承担责任。但是，考虑到缺乏准备会带来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我觉得还是应当在这里大声疾呼：务必做好应对这玚大危机的多种准备！

现阶段的“三大法宝”

（一）把“内外结合”作为现阶段的一大法宝

对于前几年提出的“抗美救国，转型备战；反腐除奸，整党正本；大众民主，共同富裕”的“24字方针”，现根据新的实际并接受一些战友的意见，修改为“反帝反修，复兴科社；清腐除奸，整党正本；‘五大’民主，公有共富”。

“反帝反修，复兴科社”，就是反击美日和其它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国可能发动的包括军事进攻以及经济战、政治战、文化战即“颜色革命”在内的侵略战争；打倒修正主义集团，挽救革命和真共产党，复兴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式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框架，同时适应现阶段实际从而带有新特点的21世纪中国式科学社会主义（简称21世纪毛式社会主义）。

“清腐除奸，整党正本”，就是表明我们马列毛派主张根据文革后期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的方针，在真正既治标又治本的基础上，坚决清除腐败分子特别是西化汉奸、复辟叛党者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即各种内奸，使毛泽东思想重新成为党的灵魂，使中国共产党重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发挥领导我们事业核心力量的作用。

“‘五大’民主，公有共富”，就是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争得民主，上升为统治阶级和毛主席关于民主就是人民具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文化事业权力的理论；根据现阶段的实际包括针对抽象谈论“以法治国”、“现代治理方式”的倾向，明确强调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的人民群众一方面必须在内部实行广泛、切实的民主，另一方面必须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职责。在这种民主当中，人民民主的内容当然很广泛，但是作为具体抓手、核心内容、关键环节的，是人民群众真正、切实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大罢工”的权利。之所以把“人民治理”作修改为“‘五大’民主”，正是为了让人民大众看得见，摸得着，越来越直接地参与，防止把人民民主抽象化、空泛化、绝对间接化。同时，必须在公有制（在现阶段要逐步恢复其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即通过恢复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比当前有大幅度的提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主席科学总结实践经验，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我对此的一家之言是，近30多年来，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群众根据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结合新的具体实际运用“三大法宝”，逐步总结和创造出多种新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其中包括内外结合、社团文斗、队伍建设这三项。它们实质上是“三大法宝”在现阶段的具有新特点的一种实际运用。为了贯彻落实“新24字方针”，在此把这个看法作为引玉之砖抛出来，供大家讨论时参考，以便使我们的斗争方式方法更切合实际，做到威力大、见效快。

联系现阶段的实际和“新24字方针”，不难看出我们现阶段最大的政治，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掌握三大法宝，壮大红色力量，复兴21世纪毛式社会主义。为了尽力讲清这一政治主张在政治理论、方针、策略、战略等等方面的具体含义，现侧重从三大法宝的角度，加以说明。

乱云飞渡战友对我的拙文提出意见说：“‘内外结合’含有上下结合的涵义，应该指信仰马列毛主义者体制内外的结合，但是这不能体现出‘统一战线’的涵义，‘统一战线’包含不反对马列毛主义者非对立的一部分，‘内外结合’是反映不出来的。”（红歌会网，2015-5-22）

这个意见很有价值。确实，不能简单的把“内外结合”和“统一战线”等同起来。因此，我把“内外结合”的特定涵义再更具体地讲一下。

“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资本主义基本复辟时期，其涵义是应有发展变化或者说是有所不同的。这里所说的内外结合，有两种特定涵义：一是党内外、体制内外的反对帝国主义欺负、侵略中国的爱国者力量，结成反帝爱国统一战线，重点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西化卖国集团；二是党内外、体制内外逐步认识到修正主义的危害性，倾向于恢复科学社会主义的左转探索者如重庆模式的实践者和赞同者，结成反复辟统一战线，重点反对打着改革旗号补资本主义课的反革命复辟集团。现在在总体上赞同反修反帝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泛左翼力量，实质上也带有一定程度上的统一战线色彩。真正承认并实践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并坚持避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三分错误的科学文革者，才是彻底的革命派即马列毛派。这两种统一战线，显然是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理论在新形势下具体运用的多种形式之一。

对于这种内外结合，今年二月份某些人发表的某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表明了反对的态度。由于赞成或基本同意该纪要的多数战友属于一般性的认识问题，现就此件涉及的问题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和这些战友商讨。

（1）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

纪要说：“中国已经是一个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看不到‘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就会抹杀社会主义已经被资本主义替代，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党的事实，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也是修正主义的错误。‘救党保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的错误口号。”

对于资本主义基本复辟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毛主席早有定论。他不仅一直讲资本主义道路以前走不通，现在也走不通，而且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明确强调：“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前奏》，16页）。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1个被西方国家控制；明明知道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国家不会偿还却仍然坚持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买了它们的债券；美国早就公开宣称，已出现的“中美国”就是“依附于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8-9-21）；在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时中国政府总理不仅宣扬“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而且采取多种使中国吃大亏的实际举措去“救主子”，都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而且，这一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同志的赞同。例如，真正的马列毛派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指出：“在中国资产阶级中，官僚买办资本占据主要地位”（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5-1-2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日新说：“当前我国的经济不是什么外向化，而是殖民地化”；中国“实际上变成了畸型的附庸化的殖民地经济”（东方红文粹，2012-9-23）。真正的马列毛派共产党人、原中流杂志社常务副社长孙瑞林说：“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把中国带进了附庸化的牢笼，连领土和主权都保不住了。”（东方红文粹，1012-8-25）真正的马列毛派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化工部原部长秦仲达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殖民地经济”（同上）。甚至官方喉舌也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一点，例如《中国青年报》曾发表文章说，中国已“蜕变为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新世界体系里可以呼风唤雨的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之所以把现阶段中国社会定性为半附庸资本主义、半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半新型殖民地、半现代修正主义，而没有提“半社会帝国主义”，一是如远航一号战友所说，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加外汇储备，累计的对外投资总额达到了44818亿美元；外国累计的对华投资总额达到24633.3亿美元。然而，根据中国2013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从所有海外资产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包括利息和红利）为1677.2亿美元；同年，中国向外国投资者支付的投资收益为2276.3亿美元。与中国近乎赔本赚吆喝的海外投资相比，西方跨国资本在中国投资所获得的是丰厚的超额利润（红色中国网，2015-2-25）。所以新型殖民地的份量比社会帝国主义还是占大头。二是北欧、东欧一些国家搞的民主社会主义，有两个重要特征：混合所有制、多党制。现在不仅混合所有制在公开推行，社会上甚至体制内左中右或者说左转派、特色派、西化派之间的斗争也是个公开的客观存在。三是对当权的最高领导人的一些举措特别是对外政策，目前确实难下定论。因此一概都说成属于社会帝国主义行为，理由和根据显然不太充分。

我们之所以说现阶段中国社会是半附庸资本主义、半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半新型殖民地、半现代修正主义，是在于客观事实是，虽然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集团所篡夺，但是由于多数党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等多方面的原因，它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毕竟不是完全等同的，因此我国社会的性质和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毛主席历来讲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就要造他们的反，就是说要打倒修正主义集团，绝不是要打倒共产党。即使对苏联，毛主席也从来是提打倒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绝不提打倒苏联共产党。

真正的马列毛派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防科委退休干部恽仁祥在一封信中说：“纪要实质上主张推翻共产党，这是个严重问题，不仅不能赞同，而是必须坚决反对并进行批判。我请问国民党反动到那种程度，但毛主席、共产党从沒有讲打倒国民党，而是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说明国民党有革命派和反动派两派，然而纪要却不承认共产党内有革命派。另外，毛主席一再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明确提出造他们的反，而沒有说打倒共产党。走资派和极右派一直公开声称要挖共产党祖坟推翻共产党，而一些顶着‘毛派’旗号的人则紧密配合推翻共产党。其中大多是认识问题或严重教条主义，但不排除确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包括极右派打着‘毛派’旗号的人。我作为四位革命烈士的亲人，喊了几十年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真心实意的，决不是那些‘万岁’不离口的两面派。”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他们全盘否定“救党保国”的方针，一直坚决反对“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口号，能说不具有打倒共产党的含义吗？ 一旦发生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他们认为工人无祖国即反对保卫祖国、不抵抗美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仅仅从政权上去理解国家，而看不到中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国土是人民的，还有精神文化，这是有片面性的。到时候南海、东海发生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他们这些观点无疑会产生很大的误导作用。对此，我们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

（2）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纪要单纯强调“在众多的阶级矛盾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工农劳动者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毛主席指出，只要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使是处于帝国主义没有武力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仍然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中（第一章第三节）指出，自从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別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就提出了双主要矛盾和最主要矛盾的观点。1957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75页)。这就又提出了双主要矛盾的观点。由于大量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已基本上演变成半附庸资本主义、半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半新型殖民地、半现代修正主义社会，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肯定，中国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要认清，从中国现阶段基本上处于半新型殖民地、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般说来或者从总体上说来，是最主要的矛盾。但是正象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强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时所指出的，在国内资产阶级或者修正主义路线成为主要危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主战场包括这种斗争集中反映在两条路线斗争上的时候，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便会在这种条件下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并且，党内资产阶级即走资派，是我们斗争的重点。恰如毛主席所说，这样看待和处理问题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3）应不应当把争取“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为“当前斗争的切入点”？

纪要写道：“我们是以社会主义民主诉求去对抗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也许得到的只能是有限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但总比法西斯专制对工农劳动者阶级有利，有利于组织起来，有利于宣传发动群众。……争取民主是当前斗争的切入点。这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任务。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是反对法西斯专制的力量，我们都可以联合，只是不要忘记我们的阶级独立性，不要忘记我们的路线、目的和方向。……努力学习，发动群众，争取民主，是我们毛派共产主义者现在要把握的三项任务。”同时，还提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执政者”的矛盾斗争。

认为“有限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但总比法西斯专制对工农劳动者阶级有利，有利于组织起来，有利于宣传发动群众。……争取民主是当前斗争的切入点”，他们所争取的民主里显然包括了资产阶级民主。这种民主的核心是三权分立、多党制，实行这一套所谓普世价值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搞乱搞垮和分化分裂中国的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受其影响者甚至与会的一般人员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但是其骨干分子假如顽固不化，是有可能成为主张“倒党灭国西方化”的敌对分子的。

必须重申，我们一直讲通过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指的都是打倒修正主义集团挽救真共产党，挽救社会主义革命。至于主张“左右合流”者的先争得资产阶级的民主，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际上苏联特别是东欧一些国家在党垮台以后，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把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都视为“非法”；最新的证据是“乌克兰议会周四通过法案，禁止纳粹和共产党的标志及其思想，违反者将被处以5到10年有期徒刑”（观察者网，2015-4-11）；我国近代实行多党制时陷入了更混乱局面等等铁的事实，都证明这条路很危险。特别是现在，帝国主义要煽动“颜色革命”，便会利用这一点。龙翔五洲网友指出：“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才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修正主义，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我们不要将目的和方法混淆起来，而把方法视为我们追求的目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最善于搞这种混淆手法，来用方法的追求掩盖他们罪恶的目的——用资本垄断的选票民主维护资产阶级的专政。在推销民主上他们不遗余力，其结果是在全世界产生的‘民主’恶果累累。不符合他们专政的民主是要被否定和颠覆的，哪怕是采用军事手段也在所不惜，这种事例举不胜举。”（红色中国，2014-5-17） 

 （4）怎样看待现阶段的“私营资产阶级”？

纪要认为，“私营资产阶级和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可比性。因为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私营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当年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性的一面，而必然地不可摆脱地带上依附性。对内依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依附于权力；对外依附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依附于超额利润的分割。这种依附性，决定了私营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

我们知道，毛主席即使在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时候，也指出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纪要》所说的私营资产阶级实质上既然是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它就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受国际垄断资本排挤的一面，因此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它具有容易退让、姑息甚至投降的可能，但也有在一定程度上参加的可能的两面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一些爱国企业家如许会民等等的实际表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西化卖国集团的斗争中，我们既要对他们在反帝斗争中往往动摇、退缩甚至在某些方面与敌对势力联手的言行进行必要的斗争，又要争取和他们建立一定程度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5）体制内和党内存不存在“社改派”？

赞同纪要基本精神的一位战友说：“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上层和主流，不存在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流矛盾，有的只是这一部分资产阶级与另一部分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也就不存在一个走资派与走社派之间的对立。这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上层和主流找不到无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原因。”

这句话显然认为现在的共产党既然已经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所以党内根本不存在‘社改派’与‘资改派’的对立。然而，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领导权的党，尽管它实质上变成了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党，但是和搞“四一二”大屠杀的国民党反动派毕竟还有不同之处。实际上，不仅体制内和党内多数基层普通干部和党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即使是高层也不是没有一点健康力量，如邓力群、魏巍、马宾、秦仲达、李成瑞、林伯野、恽仁祥、李波等等就属于马列毛派共产党人。还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在体制内的现职高层干部中，某某某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创造的使公有制比重据说接近于恢复主体地主的“重庆模式”，特别是他敢说出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的话；国防大学等单位推出《较量无声》，以及王伟光在四中全会讨论以法治国之前能重提人民民主专政，也证明不应完全否定党内存在爱国健康力量。晨明网友说得好：“不承认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不对，不承认党内有健康力量也不符合事实，我们必须坚持一条清晰的思想路线，把共产党与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分开，把犯走资派错误有所悔悟的人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分开，把广大党员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分开，把反动路线和思想认识问题严格分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孤立和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资产阶级最反动势力。”（红歌会网，2014- 12-1）

（6）当前公开提出“另起炉灶，推墙拆庙”有利还是不利？

在网上以及其他场合公开宣扬这一套主张，实质上是对修正主义者的欺骗性和疯狂性认识不足的表现。这在当前情况下属于盲动冒险主义倾向，危害相当大。在反复经受血的教训之后，我们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资改派的疯狂性，务必要有更清醒的认识，否则，是会吃更大亏的。

张耀祖战友在红色中国网（2013-12-16）上写道：“面对当前中国的专制体制，能不能借用先辈们的经验，直接建立或秘密或公开的组织形式呢？我认为还不行。革命家组织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工农阶级斗争服务的，没有一定数量的与工农阶级斗争紧密相连的得到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觉悟分子存在，组织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但是在今天交通通讯以及侦查手段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这无异于将鸡蛋集中在一个篮子里交给统治机关，丢失自己仅有的一部分有生力量。……革命家组织，比如菲律宾共产党、印度的毛共纳萨尔派，在其号称实行民主多党竞争的国家里是被宣布为恐怖主义的。不能用传统组织形式鉴别谁是我们的同志，我们就不能摆脱眼下的困境了吗？我认为不是的。按照马列毛关于政党建设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建立起来的革命家组织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其中每一个组织成员都是无产阶级觉悟分子，都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能力和牺牲的勇气；其次，他们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再次，共同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工作作风。在当前缺乏有形组织的情况下，却能遵守上述原则者，被称为无组织有信仰，或者无组织有纪律等。“

（7）可不可以把内因的作用和抓主要矛盾完全等同起来？

目前赞同或基本赞同纪要观点的一些战友，过去公开说过至今仍然认为，由于毛主席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因此不应当把属于外因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清，日本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确实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的恶果。但主要矛盾看的是这个矛盾在社会现实中所有矛盾中的地位。大敌当前，这时不重视反帝斗争，那是根本谈不上民族独立甚至会亡国灭种、丧失一切的。可见，不应当把内因的作用和抓主要矛盾完全等同起来。这类事实还有很多。例如，要复兴毛式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内因即把马列毛派内部的思想统一起来。但是我们又不应当把内部统一思想作为主要矛盾，去取代我们要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这个道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想通的。

（8）应不应当重视利用合法、半合法以及“打擦边球”的办法宣传、动员群众？

在目前赞同纪要观点的战友中，确实还有人对此重视不够。本文再次堤出的“24字方针”和现阶段的“三大法宝”，实际上都是进行合法、半合法斗争的口号和手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不注意策略就等于自杀。这些战友不重视甚至反对利用合法、半合法以及“打擦边球”的办法宣传、动员群众，这就使他们在公开场合接触大批群众的机会相对较少；公开活动中的可操作性相对较弱；发动群众公开进行大规模斗争的机会相对较小。例如，他们对“九月爱国运动”、湖南“新五四运动”的参与度不算太高，就证明了这一点。对这些战友特别坚定的立场和无畏的革命性，应当充分理解和赞赏，但是也应请他们对于和修正主义斗争的复杂性；当前中国已基本变成半新型殖民地、半民主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特别是如何通过合法、半合法以及“打擦边球”的办法宣传群众、揭露敌人、扩大影响、壮大力量之类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思考。这样，他们就可能会在今后的斗争中做出重大贡献。

（9）应不应当注意把反帝和反修紧密结合起来？

对此，这些战友中有人存在着对反帝斗争注意不够，甚至认为大讲反帝会削弱反修斗争的倾向。我们的看法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西化卖国集团的斗争中，要充分认清造成今天这样一种使中国成为美国附庸的既可悲又可怜的局面，正是修正主义路线带来的最大恶果，或者说修正主义是制造投降卖国罪恶的罪魁祸首；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要充分讲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西化派，本身就是最凶恶的修正主义集团，揭露和反对他们屈服于甚至勾结帝国主义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既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好突破口，又是对修正主义的最沉重打击。这样使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既有利于反修，又有利于反帝。洛明（红色中国网说可能是孔庆东）说：“我们认为当前的最右势力既是最彻底的卖国势力，又是当前公开改旗易帜的彻底复辟势力，这就导致反复辟跟反卖国的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卖国势力就是目前的急于改旗易帜的彻底复辟势力，打击最彻底的卖国势力，也就是打击最彻底的复辟势力。所以我们坚决盯着极右的卖国势力打击，也就是在打击最彻底的复辟势力，因此在现阶段，反卖国也就是反复辟。”（红色中国网，2014-5-15）这是有道理的。

（10）应不应当充分认识大危机带来大机遇的可能性？

在这些战友中，不仅一些老同志认为很可能儿子、孙子才能看到科学社会主义复兴，一些年轻人也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要等二十年危机总爆发后再说”；现阶段“需要做的就是澄清认识、培养骨干、锻炼群众、积蓄力量，进而等待时机”。这些战友看到斗争可能具有长期性，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对近期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缺乏应有的准备，就会影响推动合法、半合法甚至“打擦边球”的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主动地为夺取胜利创造条件。

一些战友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当下中国，希望打倒中国共产党的人大约占总人口的7%，这些人主要是贪官污吏、汉奸卖国贼等反动派; 希望党内健康力量和马列毛派联合起来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大约占总人口的60%以上。因此，对大部分人的挽救革命挽救党主张，应多一些理解和支持。同时，要防止一些战友因把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作为突破口而滑进“西化带路党”的泥坑。我们在这里力求通过平等地思想交流，既弄清是非曲直，又加强团结联合，目的就是为了共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掌握三大法宝，壮大红色力量，复兴毛式社会主义。

（二）把“社团文斗”作为现阶段的一大法宝

 多年来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根据宪法关于集会、结社、游行、出版和言论自由等规定，组建马列毛学习联谊会、延安儿女联谊会、爱国企业家联谊会、红歌队等；创办红色网站、中国毛泽东研究院、东博书院、昆仑策研究院、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华文化与民族未来论坛、中华文明与国际战略论坛、向阳笔会、各种沙龙、正道农场等等；北京、湖南、河南、山西、江西、陕西、山东、河北、四川、广东、重庆、上海、甘肃、辽宁、吉林、天津、深圳等地的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利用公园、街头、会议室、剧场、歺厅等，学习马列毛著作、交流思想、探讨问题、大唱红歌、互通信息、宣传群众，进行多种形式的文斗，特别是乌有之乡2011年6月发动的五万多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签名公诉汉奸茅于轼的斗争、“9月爱国运动”、湖南“新五四运动”、全国各地成百万人纪念毛主席的民间活动和通钢、大庆、重庆等地工人反对瓜分国企、维护自身正当权利以及湖北、广西、贵州、广东、青岛、大庆等地人民群众维权的正义斗争，更令人振奋的是去年毛主席诞辰121周年，虽然既不逢五又不逢十即不是大庆的日子，但各地的纪念活动却相当普遍、广泛、深入。湖南马列毛派倡议的把毛主席诞辰日设定为人民节，得到了全国各地群众的广泛响应。十几万人齐集韶山毛主席铜像广场，献花篮、唱红歌、喊口号、列队游行，场面壮观，感情深厚，气氛热烈。这都标志着群众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显示了社团文斗的强大力量和特殊作用。在近几年可能发生大危机从而给我们带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大机遇之时，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斗争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决不可低估。

我们之所以主张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变成现阶段的社团文斗，一是因为这有利于使人民大民主在真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稳妥有序地进行，切实避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就是说既防止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又防止资改派挑起内乱，使西方敌对势力乘虚而入，制造分裂；二是因为这种确保文斗坚决制止武斗的科学文革，才符合人民群众既希望拨乱反正、复兴毛式社会主义，又求稳怕乱的普遍愿望和根本利益，从而积极投身到挽救革命挽救党的运动之中；三是因为这有利于克服精英主义倾向，树立人民是创造历史真正动力的观点，发挥群众斗争的主体性，使兵民切实成为我们在这玚生死决择中的胜利之本。

我们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排除其他斗争方式。斗争方式必须服从于斗争的需要，需要什么方式就必须采取什么方式。这样，当然更需要重视兵民这个胜利之本了。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黄纪苏所说：“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且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这样人性的另一面就出来了：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没玩没了?! 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规。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乌有之乡，2014-4-16）正如乱云飞渡战友所说：“目前泛左翼的群众性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现实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冲突与人民思想认识进步的结果。阶级斗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生死抉择期’全面体系对抗，是无法避免的。……就斗争形式而言，是‘文斗’还是‘武斗’，并不是由对立一方主观愿望决定的，这依对立方采取的行动而定。对立一方采取升级的冲突形式，另一方也必然采取对等的行为方式。这种矛盾冲突是由对立矛盾性质规定的。”（红歌会网，2015-5-22）

要切切实实地抓好社团文斗，发挥群众斗争的主体性作用，当前遇到的一个绕不开、躲不过的难题，就是怎样摆正拥某和举毛（毛泽东旗帜）的关系；分清路线是非和加强团结统一的关系。要解决这些难题就必须正确回答和处理以下十个具体问题：

第一，过早过分拔高是不是帮倒忙？

过早过分拔高指的是，有的战友说：“天就要亮了，……毛泽东又回来了。”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坚决帮助、支持某某某的正确主张和做法是必要的。这主要是在于，他确实是近30多年来讲得最好、政治上左转幅度最大，在纠风、反腐、外交特别是治军等方面，取得明显实效的最高领导人。对此不仅给予充分的支持，包括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帮助他排除障碍和阻力，确实有利于使其能够进一步向左转。并且，用遵义会议的方式实现大转折，也确实是代价最小的一种解决方式，应尽力争取而不是拒绝，因为出现动荡局面，无疑会带来很大风险，造成严重损失。这些举措得到了相当多干部和群众的认可，因此该支持的不支持，是完全错误的，应当坚决、及时地加以纠正。

其次，体制内特别是在职的一些战友，不仅冒着风险，而且受到马列毛派内部一些战友的误解，仍能继续拥护某某某和坚持其他方面的斗争，实属难能可贵。更别说军队的一批将校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是做出了特殊贡献的。对此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属于重大失误，也应受到批评。

但是另一部分战友，主要是基层干部群众、退休干部，特别是相当多的长期坚持战斗在最前线的红色网友，则认为十八大结束时对某某某采取“一看、二帮、三促进”的方针是正确的。看到做得对的就坚决支持、帮助，看到需要促进的地方就促一下，这本身就是党内外和体制内外的一种结合和配合。现在不少战友建议现在应当在此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即增加一些理解、帮助、支持和期望。我接受这个建议，以后要更明确地采取“同步配合，主动帮促”的方针。“同步配合”，就是根据他采取的每一个战略步骤的实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地给予肯定和支持。“主动帮促”，就是在理解其战略意图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恰当说出他想说而不便说的话，干好他想干而不便干的事。这当然包括一些马列毛派通过该促进时就进行适当的批评加以促进，从而进行巧妙的配合。否则，那就失去了马列毛派应有的本色。

那末，把某某某说成“天就要亮了，……毛泽东又回来了”即出了新的毛泽东、新的太阳是不是过分拔高呢？且不说和毛主席的文韬武略能不能比，仅从政治立场来说，真正称得上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领袖的领导人起码也要做到如下三条：一是坚持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和肯定文革这一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因为要在大危机中挽救革命挽救党必须运用这种形式。二是和近30多年来以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基本标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并展开批判，同时检查自己在此期间的错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三是敢于公开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霸权主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正确地处理中美关系，既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又旗帜鲜明地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它利用中国可能发生的大危机兴风作浪时给予应有的反击。

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必须靠实践，但当前又不能消极坐等而必须及时回答，所以我只能谈点初步看法：适当拔高一点的有利之处是能扩大领导人的影响力，使更多人对其关注和接受；能增强信心和勇气，使更多人投入到斗争中来；能促进体制内外健康力量的联合，壮大我们的队伍，等等。但是，过早过分拔高就弊大于利了。这主要表现在：有可能增强一些人的依赖性；有可能影响群众斗争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有可能引起马列毛派内部的争论因而不利于加强团结。

第二，适当帮、促是不是更有效的拥？

多数战友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例如，对习总书记主持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以法治国的决定，马列毛派没有局限于象这个决定那样只是讲一讲党的领导，而是通过讲法治和德治、人治等等一样实质上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手段和形式，从而阐明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的关系，才能摆正以法治国的位置。显然，这种既帮又促的做法，才是更有理、有利、有节的拥；才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事求是的拥；才是既积极主动、不消极等待，又稳妥适度、不盲目冒进的拥。蓝羽战友指出：“当然只要干，左派自然持欢迎态度，并在反腐、群众路线、意识形态方面鼎力发声支持！……但笔者要补充的是，拥并非全拥，拥的原则是正确的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就支持，对于正确的举措我们为何不在群众中亮出自己鲜明的观点？……唯有独立自主才能做到真正地强壮自己，反过来假设习近平主席是坚定不移的马列毛主义者，强壮的自己也才是对他最好的支持与拥护。”（本人博客，2015-2-26 ）  

第三，能不能说“左翼的生存环境变好，并不是左翼自身努力的结果”？

有的战友说：“现在左翼的生存环境变好，并不是左翼自身努力的结果，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所带来的新变化。”

这样不仅不讲十八大之前的“九月爱国运动”及湖南“新五四运动”等马列毛派群众运动对新一届中央的产生所起的推动作用，反而明确否定了包括马列毛派在内的整个左翼群众对形势好转的历史动力作用，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毛主席指出，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就是说，应当突出人民，绝不要突出个人。”(《毛泽东传》，935页) 这就决定我们依靠群众路线救共产党要注意抓好两个方面，即党内健康力量能够相信、依靠、发动、组织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能够以主人公的姿态，关心国家大事，发挥历史主动性和斗争主体性。在这个问题上缺少哪一个方面都不行。这样，我们才能在西化派搞“街头政治”时，将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使“白色革命”转化成红色革命。从这里不难看出，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极其广泛、深刻的生死决战中，不把人民群众作为决定的因素，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是既不利于坚持兵民这个胜利之本，又不利于领导人在群众的支持下发挥应有作用的。也就是说，对上层和下层的结合、体制内外的配合，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只有通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民主，自下而上、全面彻底地揭露党的黑暗面，才能逐步地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终实现《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两个彻底决裂”。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既非常伟大又特别艰难，甚至每前进一步都既很辉煌又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原因就在这里。唯其如此，毛主席当年搞反和平演变大演习即文化大革命，才不使用下令撤职查办的方式而采取了大民主的办法。毛主席召见韩爱晶等人时，韩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毛主席突出强调的是人民。晨明战友指出：“中国仍处于全面复辟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复兴的十字路口。我们既不能低估敌人的力量也不能低估人民的力量。……左派当前要集中力量研究和探索以宪法和党章作武器，揭露和打击走资派，尽可能团结多数人民组成社会主义复兴大军的具体路径。”他不愧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革命家，所讲的这一点确实重要。

 第四，我们挽救社会主义到底举谁的旗帜？

有的战友写道：“现在只有习近平能救社会主义，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这无疑涉及到了我们挽救社会主义到底靠举谁的旗帜的问题。铁的事实包括辉煌胜利和血的教训都告诫我们，只有毛主席的旗帜或者说毛泽东思想伟大旗积才能把全国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只有抓好毛泽东路线这个纲才能使人民群众重新获得失去的一切。一句话，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救社会主义。因此，任何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不利影响的观点、情绪，都将给人民的事业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曹子文战友对此评论道：“共产党能存在发展，没有谁都可以，唯独不能没有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思想是共产党的唯一灵魂，是中国永久的红太阳。而苏联，正因为没有了列宁主义，所以就亡党亡国了，这才是铁一样硬的道理。红太阳之说，是从六十年代产生的，从共产党建党到革命成功并稳步发展，历练了40年才得出的赞誉。以后的其他共产党人，想在短短的几年或十几年，仅凭平稳接班，即使有建树，也没有资格称作红太阳的，只能是优秀的或杰出的领导人而已。所以红太阳之殊誉，只能毛泽东永久独享，他人莫属。”（大地微微网，2015-1-12）

第五，可不可以这样确定我们的奋斗目标？

有的战友在谈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东方文化复兴、社会主义复兴这“三大复兴”时说：“我们在提出中华民族复兴的那一天起，就同时提出了这种崛起是和平崛起”；“东方文化是和谐共存的羊文化。……人本主义的东方和谐文化”；“单纯社会主义复兴更是不可能，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单独一个国家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自然法则，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的大众政治文明，就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

认为民族复兴只能是“和平崛起”而排除各种战争的任何可能性；把东方文化定性为“和谐共存的羊文化，……人本主义”；断言“单独一个国家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用“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定性“大众政治文明”当然也包括大众民主，并把它作为中国梦的核心内容，能不能充分保证马列毛派奋斗目标的正确性，能不能真正复兴科学社会主义呢？

第六，应不应当这样确定马列毛派的工作任务？

有的战友既认为“普京率领俄罗斯崛起的力量是‘纳什’，中国青年同样会形成伟大的复兴力量”，又规定“左派的任务，就是把人民的要求喊出来，变成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此为目标来安排各个方面的工作”。还有的战友写道：“一个政权当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时，不管颠覆者打着怎样义正辞严的旗号，其颠覆行动都是在帮助这个国家的敌人，客观上损害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与汉奸无异。……世界上看，颜色革命的主力大都是左派，最终掌权的都是右派。”

象普京那样现在在中国组建“纳什”队伍，那是有可能导致造成对其他群众团体及其斗争形式的不利影响，甚至造成分裂、破坏团结的。这是因为纳什强调“拥护普京的一切政策”，这当然包括拥护他在竞选总统时排斥俄罗斯共产党的政策；强调“反对一切挑战普京的人”，当然包括反对普京庇护叶利钦等等这类使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叛徒和罪犯的正义人士。显然，这就会给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苏联剧变问题带来负面影响，也会给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当前面临的新情况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纪念毛主席的群众活动，在受阻甚至受到打压时应不应当继续坚持进行？对当权的国家领导人的不当言行提出批评意见的促进文章，还应不应当发表？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确实是有可能增加对领导者的依附性而相应地削弱群众斗争主体性作用，甚至使左派队伍陷入内讧、发生萎缩的。“独立自主实际上就是把握主动，在动态的政治斗争过程中以小博大，而具体方法仍旧是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就是说要壮大自己，积蓄自己，发展自己。历史上像陈独秀、王明性质的拥实际上才是真正的‘舔’，……批评和揭露一下就说是推墙派，结果看谁都像第五纵队派来的‘奸细’，于是造成被扣以汉奸帽子的‘冤案’大有集中出现的动向，哪怕是认识多年的并肩战斗过和非常了解的同志都要彼此面对选边站，以至于弄得基层里风声鹤唳，只能高呼‘习主席万岁!’有的甚至把他与毛泽东比肩。这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带有普遍性的趋势。不这样做就是推墙派，就是与汉奸一路。这样的帽子使得大家压力甚大，这种拥与极左的极端反是一个道理，都是非黑即白的我党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左倾思想认识上的工作方法。”（红歌会网，2015-3-29）

由此看来，主要任务是使自己的意见、建议变成领导决策和方针政策的智囊团队，和以群众主体性运动为基本活动方式的群众社团，在定位特别是具体工作的方针及操作方法上，是有所不同的。当前要搞好两者的团结和配合，重要问题之一是要看到上述客观情况，从而更多地理解对方，并且不要求对方完全按己方的工作方式方法去办。并且，要在此基础上强调求大同存小异，在不同的战场上协同作战。这样，事情就好办一些了。

我们决不应当把马列毛派进行反对修正主义集团和西化卖国集团篡党夺权的斗争，也说成“都是在帮助这个国家的敌人，客观上损害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与汉奸无异”。同时，认为“世界上看，颜色革命的主力大都是左派”，也有不符合客观事实之处，例如，苏联剧变，就不能说主力都是真正的左派。笼统地这样讲，是会给我们的群众斗争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的。

张耀祖认为，“今天，工农的斗争表现为群众运动的形式也是有着它的优越性的。小规模的不断的群众斗争，剔除了群众团体固有的顽疾，即社团组织条件下的个人利益追求和官僚气息，从而能够筛选出最优秀的最能代表群体利益的先进分子；自发的群众运动也是一个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群众对组织的渴望，会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组织起来的强大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条件下，工人斗争表现为阶级的联合斗争后，斗争的方向将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其理由是，一、今天老工人的处境完全是由于企业的私有化造成的，这一点他们有着深刻的体会并已经认识到了。二、清算官僚和资本家是他们的强烈愿望，这种清算不是简单的经济补偿（谁为他们补偿？），而是政治的清算。日常的斗争已经使他们看到，即便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经济的内容，却也在经济的范围内得不到解决。大多数老工人都有向一个目标——当地政权示威的经历，他们只需要一个能使自己产生联合的机会或条件。三、一旦群众运动充分展开，不但会按照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一般规律发展，而且老工人将很容易回忆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经验——自下而上地充分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夺取政权！四、新工人掌握着生产，但却没有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但是我们可以作出大胆的预见，由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他们将被政治觉悟高、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来，到那时，将是老工人的政治觉悟同新工人的革命热情充分结合的时候，阶级意识的‘灌输’将会在短时期产生出显著的效果。五、斗争会使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充分涌现出来，一个党只有由这样的先进分子组成，才能领导无产阶级战无不胜。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组织的有力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五、由于老工人有过当家作主的经历，新工人渴望当家作主，因此他们将有能力管理好一个企业，同样有能力管理好一个国家。”（笔名程广胜，华岳论坛，2009-4-3）

第七，当前我们最大的政治是什么？

有的战友强调：“有人提出当前最大的政治是支持新的党中央反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是完全正确的。”还有的战友说：“习近平主席系列讲话包括了中国左翼基本的政治主张，宣传系列讲话就是宣传左翼的政治主张。”

大多数马列毛派战友和革命群众则认为，由于只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才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修正主义集团，夺回人民失去的一切，所以当前我们最大的政治，应当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壮大红色队伍，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复兴科学社会主义。这实质上就是我们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正因为这样，抓好这一最大政治，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毛泽东路线。通过建国前后正反两方面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建国前说毛泽东路线右了是错误的，建国后说毛泽东路线“左”了也是错误的，就是说毛泽东路线一直都是正确的。在现阶段，只要我们坚持好毛泽东路线，就必定能使人民重新获得失去的一切。所以，把什么作为最大的政治，将决定我们的一切。如此重大的原则问题，是决不能调和的。

    第八，这样理解帝国主义本质和马克思主义原理行不行？

有的战友说：“不要怨天尤人地认定美国等西方国家怀有恶意。其实，美国等西方国家是怀着十分神圣崇高的情感来策划如何解体中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说得很清楚：‘如果中国13亿人都过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富裕生活，人类就会灭绝，地球就会崩溃’。可见，美国等西方国家是怀着拯救人类社会的崇高感来研究如何解体中国的。”这位战友还指出：“最大的国情就是老百姓讲天道天理。这是中国二千多年基本秩序的基础，也是现代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基础。”他特别强调：“佛家那句被人们误解最深的箴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讲天地是借助人心来正常运转的，人只有自为自强、祟高祟善，天地才能不断完善。这一点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相通的”。

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解体中国，从根本上说，是仇视和反对社会主义，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帝国主义本质所决定的；现代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基础，即普世价值所讲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几乎所有人都公认的剥削阶级理论的核心观点。在这些基本观点上，我们绝不应当含糊，以防止误导人们。

第九，如此“调和”能不能行得通？

有的战友指出：“文革和改革之间又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文革是老百姓整官僚集团和文化精英的斗争，改革又是官僚集团和文化精英整老百姓的斗争，彼此之间很难调和。可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者之间又必须调和”。

“文革是老百姓整官僚集团和文化精英的斗争，改革又是官僚集团和文化精英整老百姓的斗争”，这种提法是否准确？文革和改革之间既然是阶级斗争，怎么能够调和？硬要调和，会不会有导致折中主义、投降主义的风险？既说文革和改革不可调和，又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二者必须调和，这种复兴究竟要干什么？提出并推行这种主张，会不会造成马列毛派队伍的内斗、分裂并损害人民事业？

第十，对左翼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应不应当实行问责制？

我是赞成实行问责制的。就是说，对于马列毛派中有较大影响力的战友，在对基本形势、关键性事件及人物和重大原则、方针、政策特别是路线问题的判断或主张上有严重失误者，应当适度追究责任。一方面，责任人要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进行自我批评，甚至要接受适当范围内的批评，以求教育本人，消除负面影响，尽量挽回损失。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现阶段的形势特别复杂多变，我们又受多种多样条件的局限，一般性甚至有时重大错误也难以完全避免。因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点错误不犯的人是没有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做自我批评并认真改正。浪子回头金不换。切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者，要比那些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敢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者更可信、可靠、可贵。这两方面都兼顾，才有利于做到既坚持原则，又团结一致。

张耀祖说得对：“批判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潮以教育和争取群众，是马列毛主义思想理论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任务。实际上，马列的鸿篇巨著，大部分内容是针对机会主义的，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苏十年论战的意义并非邓小平这种实用主义者所能理解的（‘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只要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为自己的小集团利益对他人进行百般攻击，尽量做到就事不就人，批判的目的是为澄清问题教育群众，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团结到真正的朋友，发展到真正的同志。”（红色中国网，2013-10-22）

大地微微特约评论员红烈认为，“我们认为，目前的左派队伍里，恰恰是没有充分学习和领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恰恰是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因此不能正视内部斗争的客观必然性，也不会区分思想性和宗派性斗争，要么一概反对争论和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团结’；要么打着最革命、最正确的旗号进行宗派斗争。更有一种可悲的现象，就是面对各种思想性的和宗派性的内部分歧和斗争，特别是面对那种毫无道理、毫无正义可言的宗派性斗争，不加分析地强调‘团结’，学了孔夫子的‘和为贵’，这样就造成左派队伍内部没有是非、没有正气，让坏人坏事、歪风邪气可以横行无忌。由此可见，纠正和克服这种‘老好人’思想、这种‘和为贵’作风，才能不让坏人坏事有空可钻，才能使左派队伍正气昂扬、风清气新；这样，即使在一些问题上暂时不能达成一致看法，也可以求同存异、共同对敌。”（红色中国，2015-7-3）

这里，本人觉得我们应当进一步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关于处理加强团结统一和坚持正确路线关系的论述，来思考和处理我们当前面对的加强团结统一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关系。毛主席在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期，既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又通过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其他多种方式，进行适当的斗争。毛主席在王明等人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期，在遵义会议上只解决军事问题，但到延安后至1942年的“整风运动”，则坚决地解决思想、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根据毛主席的办法，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现提出以下建议：

（一）对提出上述带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认识和右倾取消主义思想认识的任何个人，都充分肯定他们过去、现在的积极贡献；对他们的不当言论，现在也只作为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对待，不公开点名批评，而且在批评其错误思想认识时，也要多从正面讲我们的观点。实在绕不开的重大问题，也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求在此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二）本人愿意请双方都容易接受的老同志主持，和上述两种思想认识的代表性人物及其他战友，反复进行面对面的思想交流和沟通。最近，本人便打算和恽仁祥老、李波老、马青柯老等一起，组织几次多种形式、范围的交流、沟通活动。

（三）按照求大同存小异，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要求，本人不管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保证先做自我批评。并且，始终要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心平气和地讲出自己的看法，坚决克服感情用事、盛气凌人的缺点毛病。

（四）由于当前面对的是公开“另起炉灶，推墙拆庙”还是进行合法、半合法的社团文斗；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还是高举别人的旗帜；是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篡党夺权的斗争还是视这种斗争“与汉奸无异”，事关我们亊业的兴衰成败，再加上我们不能象当年那样通过组织程序或通过整风来解决问题；一些名人功劳非常大从而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也特别大，因此几个涉及路线的原则问题不得不在适当场合分清是非。本人由于在网上及公开场合也多次露面，不管正面、负面也都有一点影响，所以吁请各位战友对我过去和现在的错误观点和行为，包括对本文中我的主张和提法，在当前集中进行一次批评讨论，以利于弄清路线是非，真正加强团结统一。

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在一些基本观点、方针、任务上，马列毛派内部确实有重大分歧。假如姑息迁就、和点稀泥，无疑是会造成思想混乱、队伍分裂、误打误撞甚至走上邪路，给我们的事业带来难以挽回重大损失的。这是因为，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包括决定我们如何确定团结和调和的区别。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为了所谓的团结而不讲路线是非，就是调和而绝不是团结。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团结的人也自然越来越多。分不清路线是非，甚至跟着错误路线跑，调和的面越大葬送人民事业的危险也越大。在当前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迫切需要我们在树立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念，发挥人民群众斗争主体性方面形成更多共识并切实抓紧抓好的情况下，尤其要认清这一点。

古人云：“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如果真能这样，本人当然也愿意啼血呼吁，以使这一心愿和做法能得到多数战友的理解。因为我觉得如果办不好这件事情，本人就太愧对养育自己的人民大众，太愧对毛主席的在天之灵了！

            （三）把“队伍建设”作为现阶段的一大法宝

党内外、体制内外的马列毛派即真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队伍建设，涉及多个方面、多个层次，必须全面地抓，有针对性地抓，艰苦过细地抓，才能见到实效。但是，其中有相互联系的两点，是需要特别重视的，这就是增强斗私批修的战斗力和提高举旗抓纲的自觉性。

有这样一个回避不了必须回答因而值得深思再深思、讨论再讨论的问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发展到公开违反党章、宪法，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程度，却直到今天竟然还有相当不少的人跟着跑，原因究竟在哪里？

原因当然有很多条，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带有根本性的一条是，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私有观念根深蒂固。不忽视这一点，才容易理解顽石战友所揭示的这样一种现象：

“这些年，妻子卖淫丈夫收钱，女儿献身老妈享福；男人提钱进步，女人日后提拔；男星又吸毒又嫖娼，女星先卖身再卖艺。……一切向钱看，坑蒙拐骗，巧取豪夺，造假贩毒，杀人放火，贪污受贿，甚至出卖国家机密……总之，什么来钱干什么，诸如此类的行径难道只是个别现象？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但求目的，不择手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理念难道只是少数人的价值追求？跪了近千年的秦桧站起来了，李鸿章、汪精卫都成了民族英雄，剥削越多越开心，毛泽东为革命失去亲人以致晚年孤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红歌会网，2014-9-18)

同时，才容易理解另一种现象：在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类用“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全民国家、全民党）；用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用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使苏东发生历史大悲剧之后，他们那一套中的不少东西至今仍在中国推行。这就告诫我们，“斗私批修”这个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里的纲领，在现阶段也必须作为我们在思想领域里斗争的纲领，并作为我们进行队伍䢖设的纲领。为此，必须下定决心，集中力量进一步抓好对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大批判、大清算、大消毒。

必须充分认识当代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性

这里，联系30多年来的实际，对中国当代修正主义路线所涉及的最基本、最有欺骗性、影响面最广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方针举措等等的危害性，归纳概括为以下九条（简称“九大罪状”）：

一是通过鼓吹“猫论”，逐步推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路线。

几十年来，资改派正是利用这一谬论，不断打开思想上的突破口，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逐步演变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路线的。

从修正主义路线的吹鼓手、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君如，以十五大之前向媒体吹风的架式在《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7月12日）上公开宣传“‘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问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再加上他们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名，把“反修”设为思想禁区，以及后来在列举现阶段指导思想时公开不提毛泽东思想，便不难看出所谓第一次思想解放，实质上就是“不问姓马姓修”。从西化派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来看，所谓第四次思想解放，实质上就是“不问姓中姓西”。这就是说，他们所要解放的主要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这三种本质相同即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又各有特点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而为这种“四个不问”式思想解放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谬论之一，就是实用主义的“猫论”。

正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导致了“谁发家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即一切向钱看（一切为了钱，一切都靠钱，一切都看能捞多少钱）等等把追求私欲私利不仅作为人生价值，而且作为企业经营甚至社会发展的目的、动力、标准的实用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泛滥成灾。

红色中国网编辑柳实写道，这个“猫论”，不仅仅表现为一般策略上的实用主义，而是深刻地表现为发展道路上的不择手段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利己主义。由于后来者的发展，“猫论”已经由最初的选择有用的“猫”而不论颜色，变成根据需要而随意地变换“猫”的颜色，并由此发展出一套前言不搭后语、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连历史事实、社会道德、人类理想、宪法法律、民族利益、人民福祉，统统都可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篡改、破坏和损害。张宏良说：“30多年来国家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极端实用主义原则，作为最高政治伦理强迫人民和社会接受。对于商人来讲，只有造假才能降低成本，更多获利，避免被淘汰，这就迫使中国商人只能抓住‘造假’这只好猫。……特别是三大伦理产品——假种子假奶粉假药品的造假使毒，把中华民族变成了当今世界最没有天良的民族。”（本人博客，2014-3-9）

难怪许多老百姓说，千假万假，最大的假是假共产党、假社会主义；这信仰，那信仰，金钱万能成了他们最大的信仰；这上帝，那上帝，资本成了他们真正的上帝。

二是通过制造“先富带后富”的骗局，推出私有化的“大政策”。

谁都知道，剥削制度就是一部分人先富的制度。正因为这样，他们便结合大造“大锅饭养懒汉”的舆论，以“先富带后富”为幌子，采取在税收上“三减两免”等等多种优惠手段，利用“发挥私营经济有益补充作用”的口号，直至后来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来掩护“补课式改革”，从而使改革一方面逐步突破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使私有制（包括外资）五分天下有其四；一方面逐步培植出新资产阶级（包括买办资产阶级），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新型殖民地即附庸资本主义。所以，魏巍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把“一部分人先富”，看作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纲领性口号。

多年来，用“先富带后富”作幌子，以“部分人先富论”指导改革，并宣扬“改革中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实质上否定和取代了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经济领域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即新自由主义改革，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把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定性为“左”，足以证明他们主张的实质上是补课式改革。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包含所有问题的，例如，两条路线、两种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问题等等。强调用补课式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公开用资本主义那一套来否定和取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是什么？台湾学者李敖先生说得好：“中国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的，都带有典型的掠夺式的强盗行径，最后移民国外变作外国公民。这跟八国联军掠夺中国洗劫中国的财富时如出一辙。他们侵吞的国有资产是什么，是中国集体农民在解放后所创造的财富，是从1949以来人民创造的财富。这就是中国的富人跟八国联军一个屌样的富豪们。”（华岳论坛，2013-9-22）寒江钓雪战友说：“很早以前，一个叫做改革的词语风行中国大地。由于统治者的一己所欲、一己所好，依靠了公权力的推动，当然还有无耻的御用文人作蛊惑，便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始了演绎。结果是，三十多年下来，土地的产出并没有成倍或是数倍增加，但土地价格却是以N倍之价格增加。无数多的农民被迫离开了生身养身的土地，去往一个永远没有休止符号的看不见尽头的打工路上。于是，中国的乡村凋零了。城市工厂呢？随着一连串的改革举措，已分明到了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穷途末路。于是，仍是以出卖、贱卖、甩卖为手段的弄鬼，却还包装以所谓‘混改’的名目。几亿农村劳动力被赶出土地，几千万工人被赶出安身立命的工厂，他们皆沦为两手空空的赤贫。于是，资本与强权力联姻，忽悠与维稳河蟹并举，终于不大费力就完成了对一个社会的最成功颠覆。”（红歌会网，2015-2-25）顽石战友指出：“如果继续将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国企化公为私，如果城镇化后失地的农民没有长远的保障，如果多数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状况没有根本性的好转，如果再不将改革的红利真正惠及老百姓，如果财富还是源源不断地往极少数人和国外输送，如果基尼系数仍旧维持在高位甚至持续升高，如果还坚持“杀开一条血路”，如果再不问姓资姓社……请问诸位顶层设计师，这样的改革还能维持多久?是到了对30多年的改革再改革的时候了，再不改革原来的改革，恐怕就没有机会了。”（乌有之乡，2015-1-24） 

再说，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造社会主义搞早了、搞槽了的舆论，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不就是妄图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合法化吗？对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违反宪法、党章的行为，不少人之所以竟然跟着干，正是在于他们认为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的。这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把初级阶段当成了补资本主义课的阶段。这种观点为什么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论断绝对化，当作僵化的教条生搬硬套，认为既然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完整发展的阶段，既然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快速发展，既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那末表面上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实质上搞点补课也是有利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选集》第三卷225页）之所以敢说现阶段是假搞社会主义真搞补课，原因也在于此。所以，“初级阶段论”提出不久，群众中就流行起一句话：“‘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像俄罗斯这类国家是可以跨越“卡夫丁狭谷”即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并且，美国这类囯家，则是没有经历封建主义社会阶段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列宁就彻底批驳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开创了一条避免走向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从而为东方以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榜样。显然，坚持补资本主义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者，是假共产党，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者，才是真共产党人。

三是通过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颠倒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大是大非。

人所共知，邓小平对“姓社姓资”提出的区分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并且特别强调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毛主席在谈到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时，提出了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

稍加对比便不难看出，毛主席提出的是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在内的全面的实践标准，例如既讲了建设，又讲了革命（当时把革命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强调了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都知道，列宁是把是否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的。“三个有利于”回避这一点，显然不利于区分真假社会主义。不错，“三个有利于”在生产力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社会”。问题在于这里正是讨论社会主义标准的，标准出了问题，前面加上的社会主义还能是真的吗？ 

毛主席所说的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等，实质上是指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是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在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在思想文化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可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为补充；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配为补充。由于从生产力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是和多种因素相关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一时、片面的发展，并不能证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改革搞对了。这是在于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它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并且必然导致亡党亡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再说，由于大量出卖资源、拼命引进外资以及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内使国内总产值有所增加。香港特区就是由于进行政策调整等原因，使经济有所发展的，如果看到这一点就说香港“姓社”，那不就把“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最大的是非弄颠倒了吗？这就是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从制度所起的作用，从目标任务角度区分两种制度的，这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不全面。所以，只有坚持既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才能说“姓社”。

资改派坚持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质是单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如果按照他们的定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也确实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资产阶级100多年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以往任何时期的总和还要大，那岂不是当时的资本主义也变成了“社会主义”吗？可就是这个极端错误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主导了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成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利用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姓社姓资”即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准，在客观上逐步造成了朝鲜、古巴由于相对贫穷便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快、生活富裕的国家社会主义因素才多的舆论环境。同时，逐步地把前30年说成空想的、假的社会主义，后30多年改革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随之，或明或暗地把新加坡、北欧国家、美国等等当作了学习样板，并使西化式政改的主张影响越来越大。可见，把生产力标准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就会得出错误结论。

对于生产力标准，看来，也必须根据毛主席关于标准问题的那个著名论断中提出的“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概念，把是否有利于人民生产力发展作为检验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的根本标准。这是因为：

首先，生产力有个归谁所有，由谁管理，成为为什么目的服务的手段，用什么方法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不仅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被“资本家据为已有”，而且提出了它“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 5 6页）。恩格斯说，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生产力，是“由社会公开地直接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其他管理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 1 8页）。马恩认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生产力应当成为“能够进行完满的社会革命和彻底地消灭阶级矛盾的物质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2 3 1页）。列宁写道，“社会主义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体些说，按照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超越（《列宁选集》，第3卷5 0 1页）他还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概念 （《列宁全集》，第8卷479页）。 我们的包括发展生产力在内的整个社会生产，目的都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目的决定手段，手段服从和服务于目的。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力 ，实质上也就是人民生产力。

 其次，我们党历来强调，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符合人民利益，为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生产力，实质上是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社会的能力和劳动成果的总和，因此它本身就要求我们把人民作为生产力之本。我们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在于它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政治标准，也要求我们把人民作为生产力之本。我们所说的实践，最根本的就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所以把人民生产力标准作为根本标准，才有利于把这个标准和实践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政治标准结合、统一起来。

由于在一定意义上说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和判断理论和实践的是非是一致的；政策、路线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党的领导可以包括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范畴之中，所以毛主席实质上强调检验路线正确与否，最根本的是看坚持什么道路，即强调实质上要坚持道路标准。毛主席曾经指出，在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相对来说会快一点，因为胜负能在不长时间内见分晓，而和平时期则要困难得多。因此不能光看有哪些成绩，最根本的是要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这一重要论断，把“道路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政治标准。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一是用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来衡量改革的对错、得失，实质上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能不能得到保证作为标准来检验的。而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得到保证，最根本的是要靠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因此改革的这种本质规定性本身就决定只有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举措才属于改革。改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行以西方国家多党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则属于“改道”即改变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严重损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他们经济上受到剥削，政治上丧失主人公地位，思想文化上丢掉主导权；使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社会治安、国资流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必然引起他们的不满，使党群、干群关系越来越差。

三是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必然会逐步滑到西方国家附庸的地步，使劳动人民受到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持续侵犯。

四是培植出的买办资产阶级，投靠西方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势必会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大大激化。

五是由于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所支配，再加上极力与西方接轨，并严重依赖外资外贸，中国自然会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化，也发生经济危机。这就会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害。

可见，“道路实践”，是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核心和根本，道路选择的对与错，标志着路线的对与错。也就是说，不管主观上如何认识，道路实践实质上都是检验改革性质、成败的政治标准。 

还应看到，社会主义作为一场彻底改造整个社会的革命运动，必然是一个逐步深入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所以，马克思谈社会主义首先指出它就是不断革命，而决不片面地只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确实包括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但前提和关键是什么？是政权在谁的手里，是保证人民江山永不变色。所以马克思谈社会主义接着便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回避这个关键问题。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是什么？是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压迫，消灭旧风俗习惯、旧思想文化。唯其如此，马克思谈社会主义突出强调消灭“四个一切”，而决不片面、单纯的只讲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毛主席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在《鞍钢宪法》中，他提出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经他审改由中央通过的《十六条》，提出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党来领导；共产党员要成为“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

不难看出，这种改革的本质特征，其一，是以适应、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目的的，决不能改变这种制度；其二，是以肯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制度为前提的，否则改革就会失去政治保证和正确的指导思想。其三，这里是把改革定位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正因为这样，文革的任务被概括为“一斗、二批、三改”，这就要求改革必须服从和服务于革命；其四，区分规章制度合理不合理的标准，或者说确定改革对象的标准，是适应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不是隔着生产关系直接讲适应生产力。这样，就明确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种手段的性质、目的、任务、标准。所以，它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科学改革观，以它为指导的改革才是科学改革。

四是通过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修正主义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要把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防止资产阶级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为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经济；经济工作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总目标和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社会主义为纲是根本一致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纲领、方向、道路、路线，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实质上就是要坚持以社会主义为纲。这就是说，以社会主义为纲和把经济工作作为多项具体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本来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正因为这样，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为纲的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只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四项基本原则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实质上是作为目即放在不仅服务而且服从的地位，必然导致以GDP为纲、金钱挂帅；导致“不问姓社姓资”。

实际上，这是通过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并把它庸俗化、教条化，利用全党全国都急于尽快把国家搞富强的美好愿望，利用老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本能要求，以售其奸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能得以推行，他们之所以能不仅搞“补课式改革”而且搞殖民地化改革，基本原因也在于此。正因为这样，数量相当多的人满足于眼前的生活水平有提高而对政治采取了冷淡态度；资改派则把这一点当作了自己的最大保护伞和打压马列毛派的最大王牌。阶级敌人利用人民的生产成绩来打击迫害人民，确属人间的最大悲剧之一。所以，不解决两条基本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和不能毫不动摇地坚持毛泽东路线，就谈不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甚至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原则是必须遵循的规则，基本原则更是这样，决不可违背。例如，背弃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背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所以，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就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然是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人民政权保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经济工作的整体。唯其如此，毛主席一面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面提出要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一面讲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面讲政治是统帅和灵魂，要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做到又红又专。政治统帅业务，指的是政治寓于业务之中，在业务工作中体现政治方向，并不是要天天只搞政治运动。这样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才既不会发生空头政治的错误，也不会发生脱离政治的错误。例如，他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就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主席反对的是把经济建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立起来，甚至本末倒置，用单纯的经济建设观点去掩盖阶级斗争，从中保护资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复辟资本主义。陈云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实质上也是指出社会主义是纲，是政治，是定性的东西，经济工作是目，是被统帅的社会主义定性下的经济建设。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这样摆正三者的位置，才能处理好它们的关系。

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公开讲：“中国现在很多经济问题都和右派在错误的假设前提下坚持的理念和政策有关——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认为国有企业只要抄袭一些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如上市、股票期权、董事会、高薪等），中国的改革因此付出了而且还在付出巨大的代价。GDP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一般不谈GDP，奥巴马谈经济时会讲就业或税收，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政府必须追求具体人在乎的目标。”（见多家网站）郝贵生指出:“‘中心’和‘纲’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人们实践中有许多不同的具体的工作。在这些具体工作中，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一定范围内必定有一个主要的工作要抓，去带动其它工作，不可能所有工作都要抓。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中心’工作。如我们党民主革命时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夺取政权，因此进行军事斗争就是中心工作。但夺取政权之后，中心工作就应该转移。……而‘为纲’是比中心或非中心的具体工作更高一层的含义，它是指具体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路线问题。……把‘为纲’看作‘中心’的同志实际是把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混为一谈。肯定‘中心’，就是肯定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工作是经济，那么经济为中心就应该是‘纲’，经济就应该统帅政治，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就应该服从经济建设这个总纲。如果承认‘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把阶级斗争不仅作为具体工作，更作为全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根本任务，甚至唯一任务，必然冲击经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然要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但如果我们把无论是中心工作，还是非中心工作都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工作，而‘纲’是发展的灵魂，是各项具体工作的生命线，是个别中的一般，是总的指导思想，是政治，那么就不会把二者等同或绝对对立起来 ”（红歌会网，2015-3-5）

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还用生产和需要这个一般性矛盾，否定并取代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客观实际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中，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即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便决定这时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否则，则会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毛主席强调：“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泽东传，1063页）这是在于，阶级斗争的胜败，直接决定着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和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及财富如何分配；直接决定着人民江山变不变颜色。这是个铁的事实，是个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

人民（当然不同的阶级对人民的范围有不同的界定）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同需要的矛盾，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一种一般性矛盾，因此不管二者谁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都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把它作为主要矛盾，自然不能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革命和生产、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不仅单纯、始终地强调主要是防止“左”，违背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实事求是原则，而且如前面说过的把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定性为“左”更为荒谬，因为搞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恰恰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并且，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而经济情况更差的朝鲜、古巴却依然屹立，本身就说明直接决定国家政权存亡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着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

 “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目”能搞多年的另一条重要原因，是他们通过逐步淡化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特别是用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并且永远不会再产生的论点，骗了不少人。实际上，现阶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存在，是个客观亊实。其主要表现是：

无产阶级。这包括企业中的产业工人及下岗职工；主要存在于传统产业之中的农民工；主要由无地农民和未就业的大学生构成的游民无产者；收入较低的雇佣脑力劳动者等等。他们由于深受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压迫；由于和先进生产力相联系，比较集中而且组织纪律性强、大公无私，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

半无产阶级。主要包括大多数的农民和自食其力但收入仅够温饱的个体户。这些农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对土地只有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并且只有少量的生产工具。他们既受封建宗族黑恶势力的欺压，又在“公司加农户”、“家庭农场”的体制中受到中外农业资本家的剥削，实质上身上仍然压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所以特别贫苦。这决定他们依然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主力军之一。

小资产阶级。如只雇几个工人、收入略有节余的小私营企业主以及生活水平和他们相近的职员、律师等等。这个阶级在人数和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它内部的左中右三部分对于复兴社会主义的态度，尽管在平时有差别，但到复兴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曙光的时候，不仅左派会积极投身进来，中派亦可主动参加，右派受复兴大潮所裹挟，也会跟进。 　　

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受国际垄断资本排挤的一面，因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具有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参加，但又有容易退让、姑息甚至投降的两面性。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中，我们既要争取和他们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又要对他们在反帝斗争中往往动摇、退缩甚至在某些方面与敌对势力联手向无产阶级施压的言行进行必要的斗争，特别要注意防止他们掌控统一战线的主导权。

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后期明显地从一般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主要由买办商人、买办官僚、买办文人构成的社会集团。由于他们是通过卖国求荣不仅速度特别快而且规模特别大地暴富起来的，就是说这个阶级实际上是最大的腐败群体；由于他们是西方国家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是他们的后台；由于他们特别害怕共产党有朝一日再领导人民清算自己的罪行，所以这个集团不但大搞私有化，而且拼命推行西方式的多党制，甚至公开主张实行联邦制即分裂中国，以便逃避制裁。这就决定他们是中国人民现阶段最反动、最疯狂、最凶恶的阶级敌人。

党内资产阶级。党内的资改派即走资派，实质上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之中，既有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抵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权谋私，在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腐败变质的人，还有国内外阶级敌人“拉出去、打进来”者等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使苏联发生党垮台、国解体、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大灾难；中国的资改派不仅使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而且使中国经济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附庸，便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资改派实质上就属于党内资产阶级。在逐步变成毛主席所说的“附庸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资改派也逐步分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民族资产阶级这两种资产阶级。赞成还是反对在政改中搞西方式的多党制，是区分这两个党内资产阶级的重要标准。党内的西化派，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党内的“特色派”，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就从阶级根源上决定，西化派是比“特色派”更凶恶的敌人。由于西化派是中国人民现阶段最凶恶的阶级敌人，由于这个阶级敌人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并打着改革开放、理论创新的旗号骗人，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修正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最凶恶的修正主义者。

 地主阶级。这包括雇用长工较多、规模较大、以占有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为收入主要来源的土地承包大户和农场主；掌控了村镇领导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封建宗族势力及黑恶势力的头子等等。他们实质上是一种新地主。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依附、勾结、投靠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的西化派，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无产阶级是我们通过第二次革命复兴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民族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里需要讲清的是，“阶级”这个概念确实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列宁的定义大家都清楚。但阶级产生之后，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所讲的“两个彻底决裂”这个革命时期，阶级队伍就不能仅仅从经济上划分，还要看政治特征、意识形态特征。因此，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便消灭了并且不会再产生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李成瑞在北京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大会（2015-1-23）上指出：“毛泽东早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科学的预见。他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过，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

这就是说，阶级和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一）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二）不光剥削阶级的遗老，遗少中也有顽固不化地为恢复前辈失去的天堂而一直拼死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者；（三）小生产中自发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四）以资产阶级法权为经济基础，以反对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为思想、政治特征的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五）走资派篡党夺权后培植的新生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六）依附于资产阶级甚至帝国主义的极端反动的文人如茅于轼等。

就拿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来说，早已成为绝大多数人承认的客观事实。据李成瑞等同志统计，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同1956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为当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这些私营企业主除了明剥削，还有“暗剥削”。就是说，他们除了直接剥削本企业的工人，还通过其他隐蔽手段侵吞国家财产。例如，相当普遍的偷税漏税；通过贿赂干部，“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千方百计贱买国有资产等等，无疑也吸了不少劳动人民的血。既然如此，私营企业主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因此，新资产阶级的存在，连极右派也不得不承认，如茅于轼就公开说：“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强国论坛，2006-12-6）硬是否认资产阶级存在，只能成为“世界笑话”。

由此可见，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私有制经济还大量存在甚至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便可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永远消灭了剥削阶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违背客观事实的。资本主义复辟，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认为资产阶级从建国初期便消灭了，并且从那时起便永远也不会再产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即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得逞的任何可能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意味着坚持阶级斗争、坚持革命。晨明指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核心是彻底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理论依据是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第3卷168页），‘现实’依据是:‘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这两个‘依据’后来都被邓小平自己推翻了。1987年邓小平又说：‘他们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同上，198页）。胡耀邦和赵紫阳被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打倒，就宣告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核心内容错误和八十年代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失败。共产党内确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歌会网，2014- 12-1）

为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纲，他们还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明确地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可见，生产力实质上是人们社会生产的实践能力和历史结果，包括劳动者和劳动资料两大方面，其根本在劳动者方面，也可以说劳动者——革命阶级本身是第一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工具方面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在于，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换成不严肃的术语说，即劳动者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工具（准确地说是劳动资料）是第二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不仅为“技术决定论”推波助澜，而且成为以经济建设为纲的重要支撑之一，必须坚决纠正。

五是通过提出“法比天大”，妄图否定和推翻人民民主专政。

首先要肯定的是，对一些官员滥用职权甚至为了个人、本地、本单位的利益，而干涉正常司法行为的以权压法，当然要坚决反对。但是，资改派特别是黑法党极力宣扬这一论点，则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妄图通过推行“法比天大”、“法比权大”和防止“以权压法”，来逐步削弱直至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妄图通过推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政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来逐步抬高其他党派领导人的地位，使之和共产党领导人最终处于“依法平等竞选”的地位；妄图通过推行“司法独立”、强调“专制必然导致腐败，权力制衡才有利于防止腐败”，来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向以“三权分立”、多党制为核心的西方式公民社会、宪政国家。王伟光在四中全会之前公开以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身份大讲人民民主专政，从而强调法治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手段之一，处于服从和服务的地位，自然是对他们的沉重打击，因而引起他们“要处以绞刑”之类丧心病狂的攻击和反扑。

当前要真正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正确回答资改派特别是黑法党提出的“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处理好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的关系，以防止他们打着“宪法至上”的幌子，搞“三权分离”、多党制之类西方式宪政。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正是这样以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受法律约束为旗号，大放獗词的。他说：“现在《决定》当中珍重生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属性，人与人之间法律不再划分阶级。……其实专政变为通用词语，就是武器。作为过时的剥削阶级被消灭，人们真正获得主人翁地位的国家，国家机器越来越重要的职能就是调节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可以调和得到解决就不需要国家，……我们建国以后搞的很多阶级斗争，说句实话，是无谓的，有什么意义，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后那么多的冤假错案，那不是以后也都是一风吹了吗？真正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除了公民大众以外又出现了多种利益群体，新的社会阶层，这是人民范围的变化和发展，这些新的社会阶层都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的地位，都受法律保护。”（凤凰网，2014-11-12）这就是说，由于不再划分阶级，所以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自然不应当存在了；由于不需要国家机器了，并且阶级斗争是无谓的，专政的职能自然也应当取消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都受法律保护，那末法制的主要矛头自然主要是对着“极左派”了。可见，这是彻底否定和背叛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

实际上，从组织结构角度来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属于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政协制等等则属于政体，而政体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体。所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是领导一切即领导立法机关全国人大、行政机关国务院、执法机关公检法的。

从权力范围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人民拥有一切权力，当然包括行政权、法治权、德治权等等进行统治和管理的一切权力。马克思说：“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法治，自然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和手段之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从职能作用角度来看，正如毛主席所强调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列宁说过，政权在谁的手里，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我赞成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巩献田的说法：“社会治理的规范和规则，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政治是关键，而执政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从本质特征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治国之道，是依民治国。“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指走资派）不听”。毛主席这些论述和对群防群治经验的肯定，都揭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民治国这一最基本特征。毛主席在鞍钢宪法里还强调必须大搞群众运动，更不用说他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大罢工的“五大”民主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体现了他的依民治国思想。可见这里所说的“依民治国”，特指的是依靠人民民主监督和管理、依靠以群防群治为重要方式的人民对敌对势力的专政，来治理、“统治”（马恩和毛主席都有这个提法）。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对抗、揭露、驳倒资改派特别是黑法党，利用“依法治国”的口号，搞乱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的关系，削弱、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地位和作用。胡德平最近关于四中全会精神的言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人民治国之权自然高于包括德治、法治等等工具和手段的具体权力，因此我们对领导干部利用个人权力干涉正常司法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把法治凌驾于社会主义民治之上。离开社会主义民治这个基本治国之道单纯强调法治，无疑是本末倒置。

从实践检验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铁的事实证明，法制和其他制度都会随着不同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制度决不是万能的。例如，毛主席领导时，1975年的宪法极其突出地强调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罢工“五大自由”进行斗争的民主权力，特色派掌权后，领导人一句话就取消了。从表面和一定角度来看，他们讲的这种取消是为了避免发生混乱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从整体和根本上看，使人民群众失去运用大民主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力，则给人民群众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造成了极其險恶的环境，危害性太大了。而且，法律制度甚至会随着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例如，有的人在不掌权时支持运用了“五大自由”的运动，掌握领导权后搞的便是另一套了。资改派为什么特别怕人民民主专政呢？简要说来，一是在于怕讲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使他们处于同人民相立面的剥削者、反动派的地位；二是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他们不能继续作威作福；三是怕在继续革命特别是文革的大民主中挨斗；四是怕将来被全面清算。

由此可见，从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关系的角度去讲道理和解决问题，才更有利于从根本地讲清政体服从和服务于国体；法治作为工具和手段之一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道理，即讲清法治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阶级性。张全景、王伟光、刘润为等站出来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正在于立足这一点。这也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确实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万万不可丢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法治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是加强法治的目的和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政权大于法治的。明确这一点在当前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务必要充分重视。

有一点很值得一提，就是资改派把依法治国，引向治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而掩盖、保护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胡德平最近所说的把政治问题作为法律问题处理“很恐怖”，就反映了这种动向。既然搞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那末把反对经济领域里的自由化定性为“左”，并且强调“主要是防止‘左’”，一方面证明他们是站在“补资本主义课”即右的立场上的，另一方面证明他们是把真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看作比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更危险的对立面的。正如逄先知所说：“长期以来，只强调反‘左’，忽视了反右，甚至对右的东西听之任之。‘新西山会议’中那些公开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露骨言论，却可以容忍，置之不理；有的刊物专门同共产党对着干，连篇累牍地发表反面文章，制造舆论，蛊惑人心，造成极坏影响。对一些严重错误的言论，你越容忍，它就越放肆。……左派，在一些人那里成为贬义词，受到压制和攻击。谁讲马克思主义，讲革命传统，就说你‘左’，让你抬不起头来。‘文化大革命’中是宁‘左’勿右，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宁右勿左的倾向。连人民民主专政都被人当成是‘左’的东西。谁对错误的言论进行批评，谁就被扣上搞‘文革大批判’的帽子，遭到围攻。”（红色文化网，2014-11-7）将女民工周秀云在大街上活活拧断脖子致死，无人干预，只有配合，证明不是王文军个人作案，在场的几个警察都有责任。更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把这些农民工抓到派出所，暴打、虐待、威吓。这就是周秀云被虐致死的大环境和必然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却对占总人口1％的“资本精英”极力奉迎，例如对于把毛主席咒骂为“人渣”的茅于轼，对于把天安门广场纪念的人民英雄诬陷为杀人犯的袁腾飞等极右派却很“包容”，甚至包装成“大红人”到处演讲，就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些人很重视通过宣扬孔孟之道搞阶级调和，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在前年9月借纪念孔夫子诞辰掀起的孔子热中，主流媒体不顾孔孟之道那套理论核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这一基本事实，笼统宣传“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大讲“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需要和平、爱好和平，也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真诚帮助仍然遭受战争和贫困煎熬的人们。……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事实上就是比帝国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先进；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就是要战胜并取代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资本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事实上就是我们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用和谐、泰和之类孔孟之道陈腐说教是否定、取代不了的；革命制止战争，用正义之战求得和平事实上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之举，决不应当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加以限制和误导。毛主席在《关于批评彭德怀一九四三年四月“关于民主教育谈话”的一封信》中说：“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且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就是说，既然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就不能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六是通过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

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有句名言：“市场是一只发了疯的、野蛮的畜生，市场规律造成了人类最自私、最无情的制度”。实践反复证明，这个论断是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一个美国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曾说：“市场经济是架绞肉机，你们掉到了绞肉机里还自以为控制了绞肉机。”（见多家网站）市场经济之所以能象绞肉机一样会把社会绞得稀巴烂，在于它会使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思想道德甚至政治领域，在于它实质上是推行以钱为纲、以资为本的。让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自然会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所以老百姓说：“教育，就是把娃围起来，一期一期地收钱；医疗，就是把命围起来，一天一天地收钱；交通，就是把路围起来，一段一段地收钱；旅游，就是把景围起来，一块一块地收钱；房地产，就是把地围起来，一米一米地收钱。”（红歌会网，（2014-6-9）

因此，楼继伟等人正是妄图利用市场经济由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为决定性作用，极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说穿了，他们就是要让资本起决定作用，让资本家进一步说了算。由于市场经济自然地会要求与私有制相结合，所以强调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之后，由高层决定的出席去年四月博鳌论坛的张维迎公开在会上大讲：“实行混合所有制，就是要彻底私有化”（山丹丹红网，2014-5-6）

古今中外，人人皆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它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进一步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实用主义等等的配合，正是两极分化、腐败严重、治安恶化等问题30多年从总趋势上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正如两江居士所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品尝到了哪些‘红利’呢？不仅几千万工人下岗了，几亿农民失地了，众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了，新的‘三座大山’压在百姓头上了，几千万妇女成为性工作者了，牛奶中有了三聚氰胺，饮用水中有了68种抗生素，13亿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了不让官员吃、也不让外国人吃的转基因食品，老百姓成了患上精神病的‘刁民’。在这些‘红利’的滋润下，四项基本原则被抛弃了，市场经济涂上社会主义颜色了，毛泽东思想被特色理论取代了，国民的道德水准坠落了，社会风气变坏了，资产阶级壮大了，国有企业瓦解了，两极分化加剧了，资本家堂而皇之登上政治舞台了，贪官污吏好比烧不尽的野草了，一批由美国培育、资助的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公蛭、精蝇成为某些执政者依靠的中坚力量了，‘藏独’、‘疆独’与各类黑社会等恐怖、邪恶势力形成气候了；让中国人更‘尊严’的是，美国敢轰炸我驻南使馆了，敢撞我飞机了，敢在我领海、领空示霸了，敢对中国说三道四了，敢时不时对我发出威胁信号了，就连越南、菲律宾等弹丸小国也敢对中国狠下杀手了……。”（大地微微，2014-5-20）何新说：“执政者天天讲政府放弃职能不要介入市场，而要把这些问题的解决统统交给市场——市场能解决吗？解决得了吗？市场的原则就是优胜劣败，两极分化；唯金钱至上，利润第一，所以才发生这些问题。让市场发展自发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饮鸩止渴吗？这些问题不是发展中的问题，而是决策者世局判断有误，对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有误的问题。继续这样走下去，必将把中国引向一条危乱之路。”（红歌会网，2015-3-21）张宏良最近在《“四化”改革是当今中国最致命的颠覆性错误》一文中写道：“习总系列讲话中曾深刻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改革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而当今如火如荼的‘四化’改革，就属于这种颠覆性错误。这‘四化’改革就是：国企私有化，公共资源(包括媒体)市场化，自贸区扩大化，金融自由化。这四个方面改革不终止，将从根本上颠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复兴网，2015-3-13）顽石网友提出：“王宝强、朱之文的成功就好比买彩票，彩票的中奖机制决定了只有极个别人才有机会获奖，却诱惑得亿万人趋之若鹜，不停地掏钱，沉醉在那个发财梦中不能自拔，彩民的普遍共识是：中不了奖不是机制问题而是自己运气不好。”（红歌会网2015-3-31）河南铜豌豆网友说：“请看看你的身边——最近十年左右，几个被提拔起来的没有爹妈当官的背景？几匹大富起来的‘马’没有吃几口不该吃的夜草？几次公务员的招聘没有猫腻？上学读书还能改变底层人的命运吗？小民百姓的自主创业有几个大获成功的？活着，越来越艰难。当严酷的现实促使很多底层百姓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的时候，精英们鞋子里面长茅草——慌(荒)了脚了。毕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的谎话已经说了几十年了，再也骗不了人了。在‘马太效应’、‘赢家通吃’的规则下，被精英们改开了三十多年的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已呈固化态势。更由于精英们这几十年中得到的财富是不义之、不明之财，他们生怕那些被压榨者、被欺骗者醒过神来跟他们算账、血拼。“（同上）

   就连曾身居高位的孔丹都说：“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我看我们很多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二元式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地谋取私利。这是这些年来很突出的一个现象。有些人甚至觉得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发达一下都不好意思见人。这是真的，不是耸人听闻！”（参阅文稿，2014-3-14）

 七是妄图通过推行“三个代表”，改变共产党的性质。

人们从大批私营企业主入党的现实中；从官员的特权不断增多，人代会进一步成为“官代会”的现实中；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社会主义舞台的现实中，逐步认清了它的实质。老百姓说得好：“三个代表就是‘代表大款、大官、大腕’”。

一些人之所以赞同“三个代表论”，深层原因是想使共产党“由革命党进一步变为执政党”。这实质上是使共产党、革命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告别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样一来，就容易解决让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入党的问题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章把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难道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而且由无产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民族党了吗？正如晨明所说：“背叛工人阶级的党的领导人，不能代表共产党；他们的领导，不是共产党的领导，违背宪法基本精神。共产党如果不代表工人阶级，就不具有领导这个国家的合法资格。共产党如果既代表工人阶级同时又代表其他阶级甚至代表资产阶级，或者说代表全民族，那也不合法，而且很可笑。因为共产党既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何新指出：“有人说中共现在只是执政党。这其实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命题，是偷换概念，但是被津津乐道。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是执政党，它们随时可以下台。但是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共产党是开国的党，建国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建的。执政党可以轮换，可以随时下台，不会导致国体的改变，不会发生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改变。但是如果共产党下台，那意味着国体的改变，宪法的改变，国家全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是会发生天下大乱的变动。”（红歌会网，2013-3-15）金一南将军指出：“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背景下，主动放弃了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就是我们放弃坚守思想道德‘高地’所滋生的恶果。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也是对这种放弃所作的世俗注解——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我们的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稳定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海军网，2014-10-11）

八是妄图通过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改变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这些年讲科学发展观时强调以人为本，对于纠正以物为本甚至以钱为本、以资为本的倾向，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由于发展是个含义很广的概念，既包括经济发展，又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讲发展不仅要求我们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而且要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以民为本。而真正坚持以民为本，最根本的是使人民成为生产资料和国家的主人。这样，才是抓住了根本，把握了关键；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观即真正的科学发展观。由于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纲领、方向、道路、路线，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指的是政治统帅业务，所以既要求政治寓于业务之中，又在业务工作中体现政治方向，这样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才会保证我们在发展中既不会发生空头政治的错误，也不会发生脱离政治的错误。

这是因为我们讲发展，指的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发展，或者说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既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决定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现阶段最根本的是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公有制经济，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包括口头上讲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实际上使私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都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是复辟倒退。

常海思指出：“它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结果，只能是私有化、市场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分享发展成果”。同时，“它离开公有制、计划经济来谈统筹兼顾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东方红文粹，2012年7月）。“好像只要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错误观念，无形之中侵蚀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这让我想起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金一南，海军网，2014-10-11）一位网友强调，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走的是一条自我毁灭之路。为了使自己这一代人有吃有喝还有玩乐，断了子孙之路的挖掘和贱卖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稀矿、林木、水源等，现在基本近于枯竭，换取了所谓的一叠叠的钞票，并朝人炫示终于成了有钱人了。我们的农业又回到了几千年来的个体农业状态，靠天吃饭。个体农业不能发家致富，农民只能外出打工，拿到钞票，也成有钞票的人了。我们的土地，一片片的盖起高楼大厦，城市美了，也阔气了，可是这些高楼大厦却是榨取了人民多少的血汗！楼不能无休止地盖下去。房地产经济总有不景气的时候，到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又该如何支撑？我们的制造业，多是外资联合内资，消耗中国的资源，污染中国的环境，使用中国的人力，贴上外国的标签，高价卖给中国人，而外资赚走高额的利润，一些人不感到羞愧，反而自以为光荣地向外资奉献殷勤。

九是妄图通过推行“中美合作共赢”，使中国进一步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

近年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和美国政府谈判时公开宣布“中美是夫妻关系”即中国是人家的小老婆，说穿了是之前正式公布的“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近来确定的中美“合作共赢”关系的形象说法。

美帝国主义者所讲的“中美国”，含义则是美国为宗主国，中国为附庸；“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言行，表现的则是奴才救主子的丑态。有的网友说，四万亿外汇储备的实质是向西方国家输送财富。用中国人民血汗创造的物质财富换取美元纸币，再把纸币以债券的方式交还给西方国家使用，如此白白输送财富还不算，还要增发与四万亿美元等值的人民币，也就是近三十万亿人民币，把中国老百姓手里的货币稀释，通过通货膨胀掠夺老百姓近三十万亿的物质财富，这就是四万亿美元外储形成的过程。如果撇开这个过程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障眼法，就其实质而言，完全是西方国家借助中国政府之手，白白拿走了中国老百姓创造的四万亿美元财富。给中国留下的所谓信用，不过是一张根本无法兑现的白条。

著名爱国军人戴旭尖锐指出：“外国人在忽悠欺骗中国人把我们捧上了天：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挣钱，美国人借钱似乎挺光荣其实现在是在给他们当奴隶而且要长期当光荣的奴隶。有一些国内外的人，在说着很多的漂亮话，把我们捧上了天，其实是解除中国人的精神武装。这里我就要说到第一个演讲的门蒂斯先生。因为他发明的一个中美国的G2概念，让不少中国人听了很受用，认为美国人终于把中国当平等的哥们了，至少是承认中国的实力了。前几年佐利克说中国是利益攸关方，不少人就很感动。可是，听了门蒂斯先生关于G2的解释，我总是感到不对劲：他说，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挣钱，美国人借钱。就这个模式，这根本就是让中国当奴隶，让美国当老爷的模式嘛！凭什么中国人天生就要为美国人打工？我们自己不会消费吗？中国人真的是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还要端给美国人喝？为什么美国要借中国的钱？世界上有富人向穷人借钱的道理吗？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先生给我讲了他的导师索罗斯的故事。他说这个70 多岁的美国大富豪，现在是怎么生活的呢？就是每年和一个不同种族的女人发生一次恋爱，一年换一个。有协议，很合法。再就是捐钱给美国的穷人。他这种消费财富的方式，其实就是今天美国糟蹋世界的缩影。它通过美元霸权，攫取全世界的财富，就这样玩钱。这就是美国人借了中国钱的用法。中国人的钱是怎么挣来的？每年的矿难，环境污染，辛苦的打工者，中国的钱都是带血的。但是，美国‘借’走就像索罗斯这样玩。”（生活百态，2014-7-24）

相反，一些人对坚决捍卫国家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些国家，却不积极支持。这都让人看到了赫鲁晓夫当年搞“美苏共同主宰世界”和“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要少的影子。既公开在党章里删除了“国际主义”，又疏远了一些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甚至对他们搞损人利己的勾当，真正的战友怎能不越来越少，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遭受的损失怎能不特别惨重？更严重的是，党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这种“经济改革成果”，还要按照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搞政治体制改革，即让中国不仅做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

红歌会网2015-6-26）发表的《美国承认绝不还中国的钱》一文说：“中国人很清楚，我们不可能还他们钱，这和麦道夫的骗局是同一个道理。……违约只有两条途径，要么直接宣布不还，要么印钱。这就是这些债务唯一可能的结局，反正它们不可能被偿还。中国人当然知道这一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指出：“我认为西方国家现在解决他们危机的方法就是要把他们的债务负担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嫁给中国。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中国通过引进外资积累了差不多两万多亿的债务，也就是说你把钱借给世界各个国家了。按照道理我们每年应该收取利息，但是去年中国支付了270亿的利息给别的国家，就是债权人不但收不到利息，反而给债务人付利息，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红歌会网，（2015-6-28）

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在于否定了我们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时代这一客观实际，把和平与发展当作了时代主题。于是强调“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直到现在仍大讲“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谓“战略机遇期”，实质上是认为起码十年内不用准备打仗，因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般是需要十年左右的转型备战期的。战争还是和平，常常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占我国领土，发动各种战争时，如果我们不选择抵抗而选择退让，那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如果背弃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对敌对阶级包容怂恿，那实际上就是投敌叛变。所以我们认为，由客观形势和现实条件等多方面情况所决定，在今后10至20年内，中国被迫进行保卫领土、领海和反击西方国家及其代理人进攻的自卫战；卷入抗美援朝式战争的反击战；粉碎民族分裂行为的平叛战；擦枪走火式冲突的遭遇战等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必须把今后10年左右时间作为“转型备战期”。

马克思说过，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根本。按这个要求，我们在对中国当代修正主义批透批臭上，还要继续努力。但是我们坚信，这个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必须不断提高坚持毛泽东路线的自觉性

我们要抓好队伍建设，提高举旗抓纲的自觉性，既要进一步认清当代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性，又要进一步认清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路线之所以能够决定一切，因为它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正确分清敌我友、正确判断大是大非、正确认定方向道路、正确树立目标任务、正确认识发展动力等等重大问题。可见，能不能坚持正确路线，即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壮大红色力量，复兴科学社会主义这条路线，是做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派还是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的问题；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还是代表极少数剥削者利益的问题，所以，它必然决定我们的胜败、命运、前途即决定一切。铁的亊实告诉我们，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才能“唤起工农千百万”，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只有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才能在一旦发生大危机时救中国。所以，马列毛派只能高举这面旗帜而不应跟着別人举别的旗帜，因为在旗帜问题上的任何含糊和动摇都会造成混乱。与此相联系，我们在奋斗目标即回归毛泽东路线，复兴科学社会主义；主体力量即真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等问题上也必须形成共识。这就是说，只有举旗抓纲，才谈得上建设好一支真正的马列毛派共产党人队伍。这就要求我们更充分地讲清毛泽东时代建设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指出：“各类人物的攻击污蔑，内容越来越多元化、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手法越来越隐蔽化。他们不论以什么面目、什么方式出现，万变不离其宗，集中到一点，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攻击的重点是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他们深知，要否定一个党和这个党所领导的国家，必须否定党的领袖和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看清他们的真面目，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同他们作斗争。”（红色文化网，2014-11-7）这就是说，讲清和宣传毛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

 毛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简称“九大优越性”）：

第一，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党的最高领导人才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所领导事业的错误并认真纠正。

有无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也是真共产党人区别于假共产党人的显著标志之一。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党的最高领导人也能够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例如，毛主席不仅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中央工作上的失误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随后在经济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及其他方面的多种措施，认真加以纠正，使形势很快好转。而且，对于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能够实事求是地既肯定七分成绩，又承认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三分错误，并且也随之采取多项实际举措进行调整。如提出要实行大联合、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等。这些，都是绝大多数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如实承认的铁的事实。

而在“特别是”时期，明明盛传“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都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明明邓小平公开讲胡耀邦、赵紫阳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斗即实质上犯了走资派错误；明明连赵紫阳自己都公开宣称“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软禁中的谈话》，285、392页），即不打自招地承认自己不仅是走资派而且是西化派，也就是说铁的事实明明证明文革斗走资派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实事求是的声浪中，硬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颠倒黑白最明显、造成恶果最严重、激起民愤最强烈的冤假错案。相反，他们对自己所领导的改革，明明是邓小平自己说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也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如果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实际上不仅出现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且出现了拥有数十亿、数百亿元的富翁；明明全世界公认中国的两极分化程度超过了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即实质上承认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却硬是不承认改革工作有一絲一毫的错误，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欺骗人数最多、颠倒黑白最明显、造成恶果最严重、激起民愤最强烈的政治骗局。

第二，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才能够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成为主人。

那时由于坚持以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集体企业等)这两种公有制为主体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劳动人民真正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即享受经济民主权利；工人、社员可以面对面地给直接领导提批评意见，各级人大中第一线的普通工农兵学商代表占65％以上，加上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强调在农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都相当高。工农兵不仅是文艺首先服务的对象，而且在所有媒体上都成为宣传的主体和写作的重要力量（工人理论组就发表了不少文章），特别是由于实行“五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大罢工），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文化民主权利都不断得到扩大和提升。“五免待遇”即基本上做到全民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养老、免费娱乐（例如电影院、体育馆等收费极低）就从最基本方面体现了人民大众的主人公地位。

而在“特别是”时期，有人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从工业产值看，公有制经济占27.7%。非公有制经济占72.3%。中工网报道，中国的前1000名富豪中，有147位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2.6亿农民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仅占3位。这就是说，几乎把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剥夺精光。连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都公开承认，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已成为所谓“十个阶层”中倒数第一二三位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反毛反共反华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五反分子茅于轼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华岳论坛，2012年12月7日）这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它表明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民群众实质上被当作了维稳甚至专政的对象。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执政为民的声浪中，硬是在对人民群众实行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一定程度的全面专政。

第三，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改革才能够健康、稳定地向前推进。

例如，冲破苏联过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提出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通过对照搬苏联“一长制”进行的改革，创造了包括“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革新中实行三结合）在内的鞍钢宪法，并通过贯彻落实，促进了以大庆为代表的大批国营企业越办越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在“特别是”时期，则不仅改掉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且改掉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连“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地震的群测群防体制、比较有效的群众性反腐倡廉机制，也被基本否定了。因此，人民群众的反思越来越深刻，疑问越来越多。例如，乌有之乡网刊（2014-9-13）所登赵泽琪《一个90后所了解的改革开放》一文，便发出了四问：“为何毛主席时期贪官污吏少得几乎看不到，现在贪官四处横行呢？为何毛主席时期不会出现买不起房子、住不起医院、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的状况，现在却出现了呢？为何当官的、有钱的都说邓小平好，老百姓都说毛主席好呢？纪念毛主席的周年日，为什么会让他们如此恐慌如临大敌呢？”

网络上发表的《悲惨世界——下岗女工最后的自白》一文，读了更让人悲愤欲绝。文中说：“一周前，我吃掉了最后一点能吃的东西。然后，穿戴好衣物，卧在床上，等候这一天的到来。一月前，当我用卖家具所得到的那最后的十元钱买了最后一小口袋米时，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末日来临了。我应该何去何从？在家里，只有等死。当年，参加工作时以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永远不会抛弃我们工人的。谁知，一朝改革让我们‘下岗’。原以为下岗必有上岗，社会主义的国家，共产党怎么能不管我们工人呢？！可是，现实把那一切可怜的幻想砸得粉碎！ 我们工人被无情地抛弃了！被那些高唱‘改革开放好’的骗子们欺骗了！真是悔啊，悔不听毛主席的话，誓把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进行到底！”（2014-9-30）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改革的声浪中，硬是改掉了真正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成果，复辟了僵死、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甚至附庸资本主义制度。

第四，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够真正实行人民当家做主。

革命导师历来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人民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争得民主，建立自己的统治；毛主席指出，人民民主的实质，是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强调人民统治和人民管理，我认为就是提出了人民做主的主张。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做主的基本形式。因为人民民主专政既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又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1954年的宪法和1975年的宪法这两部“人民宪法”，确保在各级人大代表中普通工农兵学商代表占65％以上，规定人民群众有“五大自由”；鞍钢宪法规定工人有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等等，实质上就是实行人民法治或者叫社会主义民治，即人民做主。浙江枫桥创造的群防群治经验，就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标志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就决定，首先，劳动者不仅是在为自己劳动，而且是为国家、集体、大家劳动。通过学习和教育以及各种鼓励措施，加上人总有不甘落后的特性，除极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是有积极性的。其次，是企业的管理。很受毛主席重视因而大力推广的《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体现的就是平等和民主原则。最后，是利润分配。国家实行“按劳分配，略有差距”的原则，所有企事业的工资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定期升级，并通过逐步改善福利待遇(如住房、教育、医疗基本免费等)来分享社会劳动果实。这极大地避免了领导干部的腐败和两极分化，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再说，新疆等地分裂势力的活动一直没有断过，只有毛泽东时代大幅度减少了。当时十几个少数民族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互相帮助，平等相处。在对待民族分裂的问题上，各族人民群众共同批判，坚决斗争，因此分裂分子活动的市场越来越小，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而在“特别是”时期，却一面大讲以法治国，一面违反宪法关于公有制占主体的规定，以私有制取而代之。工人们对现在的法治看得很透。例如，一群深圳工人谈到：“我们是一群在深圳工作多年的基层工人，当中最年长的可追溯到八十年代。我们就像这个城市可随便更换的零件。这个城市让我们渐渐失去对国家的信任，以及对法律的信心，纵然它美丽繁华，却充满着不公平。东莞裕元的工友们因为社保的欠费问题提出抗议，其实我们在深圳也遇到同样的处境，我们同情和支持他们的诉求，也希望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做出争取。我们来自深圳不同的工厂，有些更是国内模范、享誉国际，代工的品牌也是世界知名，然而，我们的社保（尤其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却有很多根本没有购买。这是违法的吗？根据国家法律，是的！”（红旗网，2014-5-3）巩献田指出：“社会治安，远的姑且不说，仅上届党和政府领导人胡温上台开始的2003年，全国发生治安案件599万件，万人均47.6件；而到换届的2012年发生1388万件，万人均102.件，即增长了1.32倍。社会犯罪，我国的刑事犯罪，从1950年开始到2012年，发展趋势正好是一个“Ｖ”字形，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平均每年判处刑罚的在六、七十万人左右，最低犯罪率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动乱年代’，即1967年、1968年、1969年，这三年被判处刑罚的每年不超过10万人，分别是54978人，71229人，87502人；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7年之后，被判处刑罚的数字一直上升，2003年被判处刑罚的是73万人，到2012年是115万人，增长57.7％。最近五、六年来，每年被判处刑罚的都是上百万人。（上述数据均来自《中国法律年鉴》和公布的相关部门的报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仅仅是犯罪被侦破的案件，实际的社会犯罪数量比这要大得多，尤其是党政干部犯罪即贪污腐败，众所周知，其破率案是非常低的，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过去讲，一般不会超过５％。同时，还要注意，目前社会犯罪，其恶性程度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不少案件是对中华民族延续已久的传统道德、习俗和伦理的严重挑战和践踏。民族问题上——在边疆地区，极端宗教势力、奴隶主旧贵族势力、封建农场主势力、家族宗法势力、资产阶级势力等等，藏独及疆独势力的膨胀就是这几股邪恶势力的共同纠结作乱。“（乌有之乡，2014-11-11）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法治的声浪中，硬是使中国既成为制定法律最多的国家之一，又成为违法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第五，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才能够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先说多。解放前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十五分之一，自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工业占72%，农业则仅占28%了。中国人的寿命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2012年12月16日向阳红网友在中华论坛说：“毛泽东时代28年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塘坝640万口（1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长300多万公理，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3610亿立方米。若参照目前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为240万亿，超过1980-2008年以来中国所有GDP的总和。” 此外，军事等设施的价值，没有计入GDP，因为当时都是免费或要保密的。现在的GDP，以房地产、资源等产业为主。如果除去卖地、卖资源的钱，数据就要大打折扣了。

再说快。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沙健孙指出：“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 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对此，一些外国人士也不否认。比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光明日报，2014-9-8）

再说好。那时的投资效率也比现在高得多，在“三五”期间，每投资100元利润是26元，而到1992年，每投资100元利润仅2.7元。那时物价非常低，非常平稳，没有通货膨胀，人民根本没有生活压力。1973年前，茅台酒4元1瓶，没有假酒。当时新工人月工资37元，大学毕业生马上分配工作挣56元，就是说每月工资可买14瓶茅台酒。在科技方面，毛泽东最重视集中力量搞科技，以极短的时间使科技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新四大发明”即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全部产生于毛泽东时代。那时各种产品和工程质量都是世界一流。1957年10月15日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50多年只大修过一次，“特别是”时期修建的武汉长江三桥，建成10多年就大修20多次。而且，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带有很大的虚饰性，如果去除各种拆迁、资源损失、环境破坏等因素影响，我国2009-2011年的实际增长是很难超过5%的。

还有省。那时勤俭持家、勤俭办事、勤俭建国，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能够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群众中真正广泛开展起来的学雷锋活动，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戴旭指出：“中国‘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党政军办公大院，哪个不被高级饭店包围？一些贫困县也大盖楼堂馆所，这是什么？是中国的肿瘤！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投入高科技？七品官上路都开丰田霸道，小乡长也车接车送，一年中国光是吃喝和公车费用就是几千个亿，相当于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生活百态2014-7-24）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声浪中，硬是实质上影响、干扰甚至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以前吃窝窝头，现在吃饅头，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不证明补课式改革没什么不好的吗？”一些同志有这样的疑问。

当然，前30年的生活是艰苦一点，但这主要是因为旧中国留下的摊子太破烂，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需要勒紧腰带艰苦奋斗；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当时提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宁愿当代人吃苦头，也要给国家打下个好基础；是因为准备进行反侵略战争，使国防支出超过了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东方风雨网友指出：“总的来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不快，原因有3个：一是因为国家的工业化需要高积累，我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39%，严重地挤压了人民生活(苏联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也是由于高积累)。比如我国1953年就装备了3000架作战飞机，1956年开始自造飞机，1958年就装备了5000架(歼6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这些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三是人口增长过快，对生活是有影响的。1956年中国有6亿人口，20年后的1976年有8亿，增加 2亿。”（乌有之乡，2014-9-6）但是，由于那时候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生活差别不大，而且起带头作用，例如“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减口粮、吃野菜导致腿浮肿，所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干群关系和社会秩序都相当好。再说，即使当时的生活再艰苦，也比“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旧社会强得多。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孙学文指出：“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以1966-1978年为例，列出以下指标可以批驳‘崩溃论’：工业企业（社队企业以上，不含个体、家庭工业）新增19万多家，职工人数新增4534万人，全民单位投资年增9.05%；外贸有节余9.8亿美元，财政有节余22.3亿元（按原统计口径有31.63亿元），文革时还有一个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未达到的，即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和财政最理想的状态。货币流通量年增长6.75%，累计增发钞票121.2亿元，平均每年仅发9.32亿元；银行存贷差，到1978年为715.5亿元，消费物价每年仅增长0.3%，零售物价仅递增0.1%，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0.35%，居民消费水平年增长2.25%。虽然增长不多，但并没有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我测算了1952-2008年各年的资金利税率。资改派穷凶极恶攻击的“三年大跃进”的资金利税率（指工业每投入100元资金产生的利润和税收的比重）分别是：1958年为46.5%，1959年为48.7%，1960年为43.6%（全部为国有工业），以1958为例，比2008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税率16.08%，外资工业企业的13.62%和私营工业的22.24%要高出30.42、32.88和24.26个百分点。“（毛泽东思想旗帜网网刊《旗帜新声》第3期）当初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是个什么样子？物价飞涨，要用麻袋装钱去买日常用品，而且大量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新中国前30年既没有出现物价飞涨，又没有出现大量工人失业等现象，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财政自主，储存有供八亿人吃三年的战备粮，拥有七万亿人民币的国库存款和五百吨黄金，怎么能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现在确实天天吃饅头，但我们要看到以下几点：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或者说是第一要素。全国不仅如前面所说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17万公里河堤，还新增3亿亩灌溉面积，把灌溉动力从 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对解决产粮区旱灾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化肥是粮食增产的第二要素。中美关系改善后，毛主席要求从国外购买化肥生产设备，1973年在全国修建13个大型化肥厂。它们于1977年后陆续投产，产量迅速达到1000万吨以上，化肥的供给问题基本解决。

优良品种是粮食增产的第三要素。杂交水稻培育成功于1974年，小麦良种培育也始于那时，几年后全面推广，使粮食产量提高了30%以上。 可见，这三个因素实际上都是毛泽东时代从根本上解决的，后人只是坐享其成罢了。

 还要看到，现在所欠内外债数目惊人。大规模引进外资，加上数以万亿计的股票、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际上2004年便达到了“负债13万亿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12月7日）。再加上公开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超过14万亿元的债务，实际负债不会低于27万亿，即全国每个男女老少头上都有约两万元的债务。再说，现在每年都进口大量食品。例如，“我国2007年食用油对外依存度达59%”（广州日报，2008年10月1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面在内的许多东西都是借来的。

并且，我们本应生活得更好一点，但由于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国资流失等等，“富豪一桌席，百姓一年粮”，甚至连他们的猫狗都比我们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当一部分平民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正如李敖所说：“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

张全景在谈到如何认识前30年的失误时说：“这30年虽然有失误、有挫折，但那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并且得到了认真纠正。例如，1958年的‘五风’，并不是毛主席刮起来的，而是党内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出现错误造成的；恰恰是毛主席发现最快最早，坚决进行了纠正。”（《胜利前进的动力和方向》，第6页）

    我们为什么特别注意揭露这些年经济上的虚假繁荣、致癌式发展现象呢？这是在于经济发展成了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的最大王牌，他们正是用它搞“一俊遮百丑”而逐步把中国演变成西方国家附庸的。现在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由于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只忆前30年的苦，思后30多年的甜，不让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导致他们不懂得阶级剥削、压迫给劳动人民带来多少苦难，因而不懂得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而嘲笑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这对人民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太深、太让人痛彻心肝了。不把这“一俊”的画皮撕掉，相当一部分人还会受白骨精们欺骗。他们已经欺骗了30多年，现在这一套正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癌症”也到了要命的晚期，进入了真正的“崩溃边缘”，再不悬崖勒马，我国就会真的发生经济甚至社会崩溃的大灾难。所以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当前的有利战略机遇期，讲明真相，以防止他们继续搞乱政局，渾水摸鱼。

第六，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解放军才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都打出了军威、国威。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国内也为保卫、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我军的现代化特别是革命化建设得到大大加强，成效显著。所以，美国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它毛泽东化”。

而在“特别是”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严重削弱；把和平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主义思潮影响不断扩大，从根本上动摇了军心斗志；大批军工企业军转民和“民营化”（实际上是私营化），一些有丰富经验的科技人员在一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宣嚣声中，被迫向外流失，给我军的现代化建设造成无法弥补的长远损失；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原则侵入部队特别是当年大搞军队经商腐蚀了我军的根基，腐败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罗援将军问道：“现在部队成了什么样子，一些贪官庸才竟然在作威作福。一弄就是几百万、上亿元，这个钱是怎么来的？房子十几套、几十套，怎么来的？这里面肯定是有漏洞的，体制上、监督机制上都有问题。还有，共产党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们进行了那么多的教育，是否走了过场？”（本人博客，2014-7-6 ）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声浪中，硬是实际上使我军的反和平演变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力受到不应有的巨大削弱。

第七，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党的建设才能够不断得到加强。

那时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群众参与共产党的“开门整党”，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自然“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党中央毛主席一发号召，全国马上行动；党要求禁止的事，马上停办。可以说，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立竿见影。

而在“特别是”时期，正如有的网友所说，在中国，信任的基础已经被政府一而再、再而三不诚信的作为彻底动摇了。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被忽悠、被欺骗、被人均、被幸福，怎能不成为“老不信”？！当群众认为假共产党员越来越多、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而完全绝望的时候，便是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在中国上演的日子。可悲的是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直到今天仍然身在右不知右，更可怕的是他们为了自身的私利而顽固不化，“至死方休”。而这正是党的建设不断削弱、党群关系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金一南将军对此说了一段相当深刻的话：“这个问题是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在听完我的课后提出来的，他对我说：‘金教授，刚才听你讲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最大的危险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今天，我们总强调要掌握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除了发展经济、保持增长外，我们共产党人还有没有其他理想？还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 ”（海军网，2014-10-11）2014年9月18日参考消息，头版头条的《中国“反腐风暴”强力刮向海外》一文说：“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1.6万-1.8万名腐败官员外逃。据设在华盛顿的‘健全全国金融体系’项目估计，2005-2011年大约有2.83万亿美元资金非法流出中国。”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加强党的建设的声浪中，不仅党的建设在削弱，而且党的性质在逐步蜕变。

第八，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腐败现象才能够得到根本遏制。

由于从实质上说腐败现象是私有制这个万恶之源的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一种腐蚀，是剥削者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一种侵占，所以那时由于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通过群众运动反腐败，所以一反就灵。不仅腐败极少，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现象也几乎绝迹；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不少地方几乎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恽仁祥老说得对，“那时是一人有难，众人帮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全国一盘棋的大好形势；旧社会的偷、扒、拐、骗、赌、毒、嫖等污泥浊水被一扫而空……(而这些被走资派和反动文痞污蔑为‘经济搞到了崩溃边缘’)。毛泽东时代的20多年，不仅干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了100多年才干成的事，而且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是帝国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这样，国际上公认我国是全世界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大地微微网，2014-10-7）

而在“特别是”时期，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19000亿。”再说，一切商品化，自然会使商品交换的原则侵入政治领域，使有钱者用钱卖权，有权者用权赚钱，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就拿农村的直选来说，贿选便成了当村官的公开投资。所以老百姓说：“反腐反腐，越反越腐；打假打假，越打越假；扫黄扫黄，越扫越黄。”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反腐倡廉，整顿作风的声浪中，硬是使我国成为腐败最严重，社会风气最败坏的国家之一。

第九，在毛式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的独立主权才能够得到全面维护。

毛主席创立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积极帮助第三世界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正义斗争，自然和一百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兄弟情谊。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我国的联合国席位，主要就是由这些兄弟国家“抬进去”的。从此，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使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同当时世界上130个国家中的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始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政策，开创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新阶段，大大改善了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提高了国际威望。同时，由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国得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造出了“两弹一星核潜艇”，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和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国防大学的张召忠将军说：“独立自主，就是不仰人鼻息，不奴颜婢膝，不泥古媚外，不‘韬光养晦’，不见风使舵。在六十年代初前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威胁逼债又天灾横行之际，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迎难而上，决不向帝国强权让步半分，决不向大难大灾低头一寸，……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战胜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破坏、进攻和封锁。在九死一生的包围中，不但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带领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力量，众志成城地搭起初具规模的中国大工业的基本框架，把中国从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强国，并留下来成千上万‘国营企业’，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华论坛，2011年1月23 日）

而在“特别是”时期，一些人实质上不仅照搬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套，而且把他“三和一少”当作教条僵化保守地贯彻执行，一门心思搞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既公开在党章里删除了“国际主义”，又疏远了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甚至对他们搞损人利己的勾当，真正的战友怎能不越来越少？更严重的是，党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这种“经济改革成果”，还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即让中国不仅做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老百姓把这叫做“接鬼”，显然既形象又生动。由于忽视自主创新，使我国在产业链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制造业的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末端零售。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里面最差的加工制造放在中国，结果造成了我们越制造，受污染和剥削越严重，而美国却越占便宜。或者说，由于生产能力主要为西方基本免费服务，将国内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加工成产品送往西方，结果生产能力越大，财富流失得越多越快，与财富积累背道而驰。例如，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10元卖出去的稀土，1000多元买回来。……中国向全球供应着90%以上的稀土资源，但因为没有取得稀土定价权，将资源卖成了‘白菜价’。”（2014-4-3）2013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发布“中国经济健康报告”披露，“2012年我国被新帝国主义掠夺走的财富已相当于GDP的60%”，2013年我国总产值为51,.9万亿元，60%即达31.14万亿元。我国主导改革的精英把这种悲哀说成是伟大的胜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以欺骗全国人民，在我国人民被抽取大量鲜血的情况下，不少人仍处于朦胧的欢乐之中，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凡是有一点爱国心的人，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都不会无动于衷。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声浪中，使中国逐步滑入新型殖民地的泥坑里，即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

虽然上面所引用的数字无法一一核对，难免有错，但是作为基本事实，无疑是人所公认、铁证如山的。再反对纠正这些错误，实在是天理难容。

长 远 目 标 和 当 前 任 务

我 们 的 长 远 目 标

我们的长远目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建设21世纪毛式社会主义。这里所谈的，是关于21世纪毛式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框架设计的初步建议。

毛主席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中国式社会主义路线，而且指明了中国复辟后必然变成附庸资本主义并为进行这种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指明了方向。这是他的三大贡献。从根本上说，这三大贡献使他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而且成为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大阳。这一点，一定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被更多的实践所证明从而为更多的人民群众所认知。

秋石客、郭松民、徐亮等战友提出探讨“新社会主义”问题，这对于强调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不断发展着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注意现阶段复兴的毛式社会主义的新特点，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对于是否使用“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我觉得恽仁祥、巩献田、陈红兵、郝贵生等同志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这就是说，要避免产生认为以前的社会主义都属于“旧社会主义”的误解。

我个人的初步探讨性意见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7年中所创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在总体上是至今最成功、最受人民群众认同的社会主义摸式。这些年经过苏东剧变和我们建国后两个不同时期的鲜明对比，人民群众越来越大规模地纪念毛主席的实际行动，就从根本上表明了这一点。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既经过正反两方面实践长期反复检验，又为人民群众所认同的成功社会主义模式；既然我们要复兴的毛式社会主义虽然有些新特点但基本框架仍然要继续坚持，即这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既然在复兴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根据不断发展着的新实践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办法，是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拿出个详细完整的具体施工图，所以对我们要复兴的社会主义，还是提21世纪毛式社会主义比较合适一点。

正因为这样，现依据毛式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结合现阶段的具体实际，对于经过5至10年的过渡期逐步进入具有新特点的21世纪毛式社会主义蓝图框架，作个初步的、探索性的、粗线条的描绘，仅供大家参考，以求集思广益，逐步完善。

政治方面：

（一）把保证人民江山永不变色放在第一位。这就决定和要求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毛泽东时代党的基本路线即政治路线。为此必须逐步恢复前30年普通工农兵学商在各级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占65％以上的比例，以确保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地位，确保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基础的地位，确保最高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和代表人民利益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并且以此为基础，不断增强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军队、企业、文化、教育等等这一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最根本的权利。

（二）恢复“75宪法”（即人民宪法）关于人民群众有“五大”民主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大罢工的规定，使人民群众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努力构建人人起来负责、人民监督政府的制度，形成人民和政府有难同当，血肉相联，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确保马列毛派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公开地自主办网站、报刊、出版社、书店；成立各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联谊会、研究院、学院；举办大型纪念毛主席活动；设立以每年12月26日纪念毛主席诞辰为核心内容的人民节等等的权利。

（三）试行并逐步完善对修正主义者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等等直接关系国家生死存亡重大亊件的全党表决、全民公决制度，以防止和反击像苏联那种当时民意调查表明80％多的人民群众反对国家解体和背弃社会主义，却难以阻止占人口极少数但掌握着政权的几万名高级干部制造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在中国的发生。

（四）明确人民统治和管理国家即“人民治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的原则。它从根本上区别于和优越于目前抽象强调“以法治国”的所谓现代冶理方式。把研究和创造“依民治国”的具体方式方法，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在街头进行确属红色集会的正当权利，以使国内外阶级敌人制造“颜色革命”时，淹没在红色的汪洋大海里。

（五）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必须适当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从而以利于重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焦裕禄式好干部和陈永贵、吴桂贤式工农出身的干部，及时罢免蜕化变质者和不称职者为前提，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推进各级政府首脑的直选制和直免制。

（六）不仅要在国营企业而且要在全社会推广“鞍钢宪法”的基本经验，切实促进群众直接参与式民主。借鉴古巴各级、各领域群众组织的民主参与制，总结推广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的“八大员”制等等，使人民治理实实在在地稳步推进。

（七）坚持“依民治国为根本，德主刑辅为抓手”的法治理念，防止各级政法单位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变质为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权力掩盖下的黑色利益，是驱使政体走向暴政的动力，从根本上对此拨乱反正，才是解决对人民滥施暴政问题的治本之策。讨薪女农民工周秀云案、郭松民和梅新育被诉案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必须确保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司法人员，都有向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提出控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建立健全人民陪审员制度，按照阶级比例抽选陪审团成员，以确保法律判决符合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八）在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判断言论是非六条标准的基础上，保障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使人民群众真正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有权利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对他们的影响。

（九）把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差别与平等、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十）发挥人民军队和政法队伍的威力，依法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汉奸、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坏社会主义公共利益，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不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经济方面：

（一）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统一的原则，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和政策，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必须广泛开展党内外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内容和改革方向的大辩论，纠正新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路线错误，粉碎官僚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专制。国有企业是人民的财产，如何处置必须经过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讨论，否则便应当被认定为违反宪法，务必追究责任。

（二）逐步恢复、健全以国营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载体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真正占主体地位（产值占70％以上）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釆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使人民群众非常具体、非常可靠、非常实在、非常持久地体现出生产资料主人的地位和职权。在全民所有的企业，要通过改革“一长制”、股份制，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问题；切实发挥职代会的作用，使职工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改变工人、农民特别是下岗工人的弱势群体地位，使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真正成为强势群体。

（三）逐步恢复、健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分配制度，使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子都能体现出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公有制的受益者。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正兑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承诺。让人民群众看到不断增加的真金白银，使收入多起来，切实感受到自己生活质量的提升，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方针落地生根。

（四）逐步恢复、健全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配为辅的经济运行机制。在计划经济方面要逐步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防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市场调配方面要强调它和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结合，肃清市场经济决定论的消极影响。必须由社会共同体来统一支配生产资料，管理社会剩余，确保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对资源的消耗速度以及对生态的破坏速度，不超过大自然修复的速度，把盲目生产形成的无效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把劳动者从苦役式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达到最大限度的优质低耗高效益。消除一切非生产环节对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做到从生产到消费环节合理简约地流通循环；利用好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限制其不利的一面。

（五）逐步恢复、健全以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切实贯彻以扩大内需为主，对外贸易为辅的方针，努力保证供给，满足社会公益的需要；鼓励劳动，鼓励创造，防止两极分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减少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依赖，摆脱“中美国”之间的殖民经济循环状态，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

（六）逐步恢复、健全以“鞍钢宪法”为基础的企业管理体制，废除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极端专制，扩大广大工人的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确保多数职工代表应有的决定权。决不能把工人当作弱势群体甚至雇佣劳动者。

（七）农村耕地是村民集体公有财产，应由村民集体处置。国家公共事业建设用地应与村民协商，在安排好村民生活的前提下妥善解决。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能以盈利为目的非法买卖、转让和无偿承包土地，承包权不能抵押、买卖和改变用途。政府要引导和在资金、技术上支持农民集体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和配套工业，就地转移劳动力，走华西村式的共同富裕之路。逐步恢复、健全以坚持集体经济的河南省南街村等为基本参照系，以综合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多样性乡土社会文化建设、党政主导的群众路线这“三位”，服务于作为“一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因地制宜地逐步发展农工联合企业和农工企业集团，以便推行大农业的机械化作业和农村水利化建设，提高抗灾能力，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并且在此基础上，以尽快恢复人民公社为基本途径，走出一条以公社化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

（八）结合新情况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制定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和平赎买政策，积极促进私营企业的社会化、民族化，努力争取使更多的私营企业家成为爱国者，使民族工业在和新型殖民地经济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九）实行符合人民长远利益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产业政策，促进战略产业国营化，资源开采规范化，生态环境优先化，对外贸易平衡化。

文化方面：

（一）真正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驳倒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各种反动谬论。重点是用马克思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批判“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和“补课论”、“西化论”等谬论；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社会和谐论”和“普世价值论”；用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完全、彻底否定文革的种种奇谈怪论。

（二）通过“文革功过是非”大讨论，发动文革亲历者实事求是地讲清文革的三分错误和七分功绩。彻底纠正把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诬蔑为“左倾”的错误观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雪“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的罪名。

（三）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整体，认定否定和反对其中的任何一项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应当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是党团员者必须开除，怂恿包庇者必须追责。

（四）开展“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恢复“斗私批修”这个思想领域纲领的地位，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真正成为主旋律。排除封、资、修旧文化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发挥新文化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近年大树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社会主义最根本特征基础上的，因此它解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抽象民主、自由；无原则的和谐、公正，是封、资、修的大杂烩，必须批倒批臭。

（五）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特别要保障解除网禁、废除删帖制度等等的网络自由。下决心整顿媒体。在近期多起标志性事件中，媒体作用非常恶劣，再不大力拨乱反正，后果不堪设想。

（六）恢复名副其实的学雷锋活动，使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言行一致的工作作风，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品格”，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使我国重新成为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

（七）坚持文艺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纠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官僚政客、资本精英霸占舞台的陈腐现象。重放作为文艺改革标志性成果之一的八个样板戏电影，为冲破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敞开大门、对革命文化实行残酷专政的乌云蔽日局面，打开突破口。

（八）恢复“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学生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九）恢复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先进典型经验的宣传推广，用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时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既以干部待遇分配工作，又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才是从根本上真正爱护知识分子。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大众知识化。

社会方面：

（一）重新强调和坚持“既要吃饭，又要建设”即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一般情况下保证年年有提高放在首位的方针。逐步恢复建国前30年的医疗、住房、教育、就业、招工等等政策，从根本上解决平民百姓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新三座大山”等问题。在确保大学生毕业后即由国家统一分配，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应像以前的招工那样随即转为城市户口，与市民享受同等待遇的同时，在农村通过逐步恢复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切实推进农村的机械化、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村的面貌有个大改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二）恢复公共资源如公园的公共性质，废除与此相关的不合理乱收费制度，把已商业化了的公共资源重新交还给人民大众。

（三）对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资改”进行拨乱反正。喊响“打土豪，分房产”（即把黑恶土豪劣绅巧取豪夺的房产适当分配给最急需住房者）、“反腐败，还民债”（例如把村干部中的腐败分子贪占集体的钱财适当直接归还到农民手中）的口号，以求调动群众的反腐积极性，形成反腐肃贪的人民战争。通过重新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破除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弱肉强食式丛林法则，使恢复毛式社会主义所实行的全民基本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养老、免费娱乐等一系列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四）在真正兑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承诺基础上，进一步釆取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变上访为“下访”，主动帮助人民群众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五）真正为实行“群防群治”的方针创造社会条件，使社会治安逐步恢复到毛式社会主义时期的水平。

（六）恢复毛式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把阶级问题作为民族问题的实质和核心，把相信、依靠、组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进行治理，作为新疆、西藏等地维稳的治本之策。

（七）实行严格的纠风责任制，对不能在反腐倡廉、扶正祛邪上以公有制重新取代私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个万恶之源、剥削阶级施放糖衣炮弹这个阶级根源上采取治本之策，以党风带民风，领导带群众，使我国重新成为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的领导人，要认真追究责任。务必使腐败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稳等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八）建立公民自由创业制度。把就业保护和鼓励创业结合起来，形成既有公平保障又有个人自由选择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型创业制度。

（九）恢复优美环境，逐步消除资源浪费并适当减少资源消费。为此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对全国的产业、基础设施、消费模式进行合理的生态文明改造。

党建方面：

（一）重新确立把修正主义作为主要危险，把反对党内资产阶级即走资派作为斗争重点的革命方针，否定违背苏东剧变和中国渐变这些基本事实的“主要防止‘左’”的错误方针。

（二）恢复共产党的革命党本色。由于共产党是以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党，在这之前它必然会一直坚持革命斗争。因此，抛开先进生产关系只讲代表先进生产力，抛开阶级性只强调代表私营企业主的利益，抛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强调代表先进文化，就会导致只代表大款、大官、大腕，从而“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即让共产党告别革命，必须坚决纠正。

（三）恢复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绝不允许通过把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将共产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民族党。

（四）积极稳妥地处理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在明确宣布停止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的同时，对已入党者，尊重本人意愿，使其或加入现有的民主党派（有些表现突出者可进入各级人大、政协），或逐步通过公私合营变私有经济为公有经济。

（五）必须分清真假共产党。既然正反两方面的实践都证明毛式社会主义是成功的，那么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员才是真共产党人，仍旧顽固坚持走改旗易帜邪路者就是假共产党人，必须通过整党予清除。切实解决“带病提拔至少达到半数以上”和“逆淘汰制”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从根本上整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确保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六）明确宣布近30多年来一直坚持进行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反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等斗争的人，才是当代真正最美的人、最可爱的人、人民英雄。资本主义基本复辟条件下的两条路线、两种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特别复杂、艰險、曲折；他们为传播、捍卫毛泽东思想，揭露、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壮大红色力量，做出了重大牺牲；在即将来临的大危机中，他们将会为复兴科学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要在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中迅猛掀起学英雄做英雄的活动。要给他们树碑立传，使其载入史册。

（七）逐步恢复并健全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等）负责制，以确保这些企业坚持政治挂帅，即把全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而成为实质上的为人民服务单位。

（八）发挥党内民主对民众民主的带头和引领作用。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在省部级单位从20%开始逐步增加直选名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使之具有提出弹劾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建议，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表决的权力；对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明显重大路线错误进行全党公决，以防止出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被颠覆绝大多数党员却难以制止的局面。

（九）把群众路线作为挽救共产党的法宝。这就要求党内健康力量相信、依靠、发动、组织群众，把他们作为监督主体；人民群众以主人公的姿态，发挥历史主动性。确保领导干部定期与普通劳动者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真正了解实情，端正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必须一再说明的是，这个21世纪毛式社会主义建设兰图框架设计的建议，仅仅是初步的、粗浅的，只有根据当时的具体实际及时调整、修改、补充，才能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 前 的 六 项 工 作 任 务

我们按照“24字方针”拨乱反正，实现历史大转折，需要创造多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毛主席讲的抓好兵民这个胜利之本。

要抓好这个胜利之本，我们马列毛派在现阶段必须坚持的战略方针，是以攻为守，以快打慢，极力掌握主动权，把可能发生的“颜色革命”淹没在红色的汪洋大海里，建设21世纪毛式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即使资改派特别是西化派搞大规模的突发事件、街头政治，也尽力掌握主动。这是从国内外一些软弱涣散、麻痹轻敌、以慢对快导致全军覆没的血淋淋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是为避免万万不可再犯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最可悲的错误而采取的措施，务必刻骨铭心，确保万无一失。

我们的战术原则，一是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明年5月16日，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从即日起，就要以此为关键环节，全面安排今后的工作任务。二是在斗争中一般要把对手最薄弱的环节作为突破口，打开后迅猛扩大战果。三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就是说，在组织一个战役时，要适当集中兵力、精力穷追猛打，务求全胜，以求积小胜为大胜，并为进行生死决战打好基础。

（一）把搞好“文革功过大讨论”作为关键环节

这主要是因为：

——敌对势力是把“文革复辟”作为镇压左转派特别是马列毛派的特大王牌使用的。例如，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主持会议并叫嚷，要坚守“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多是假历史，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人民日报原高级评论员，已取得日本国籍的汉奸马立诚说：“我们尤其要警惕的是，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和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对改革开放造成了威胁。今年上半年，这一股思潮借着唱红顺势而上，达到一个高潮。居然出现了所谓28个省召开大会批判某位著名经济学家的闹剧，重演了文革前夕各界人士批判三家村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行的场面。很多人都注意到，这种倒退的情况在各方面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所以，西化派大领导提出的改革阻力是“封建残余”、“文革遗毒”，成了反对“红二代”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和扼杀重庆模式的“王牌”。重庆和全国各地的唱红打黑，统统被他们说成了“时光倒流，文革复辟”。至于以反对“文革余孽”的名义对马列毛派进行的打压，更是家常便饭。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不仅被作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和“浩劫”全盘否定，而且实质上公开被当作比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比帝国主义更坏的东西，用来妖魔化我们党、我们国家、我国人民特别是人民领袖毛主席和我们在即将发生的大危机中，作为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的。所以，文革问题无法回避，我们已沒有退路，只能为了保卫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人民江山而拼死一博。

——文革是斗倒资改派的最灵办法。毛主席在谈到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时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毛泽东传，1470页）他在晚年还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390页）不少文章讲到：“毛主席在病重的时候，由于意识到一旦将来文革被否定，文革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就会付诸于东流，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在中国发生，广大工农群众就会由国家的主人重新沦落为雇佣劳动者，因而曾几次放声痛哭。”每当看到这些，联想到当时和现在的情况，都会令人悲痛欲绝，因为这会使人进一步感到毛主席最关心人民群众，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都会令人怒气冲天，因为这会使人进一步感到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都会令人愧疚至极，因为这会使人进一步感到没有完成好他老人家交给的任务，实现历史大转折，无法面对毛主席的在天之灵和全国人民群众。什么时候几百万上千万的老百姓起来了，那才会使他们不得不听，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就是说，在近几年极可能发生的大危机中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尤其是在西化派发动“颜色革命”时把他们淹没在红色的汪洋大海里，最根本的是要靠社会主义大民主，也就是要靠新的能避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错误的科学文革。

——目前，一方面还有部分群众特别是相当多的干部、知识分子更别说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对文革不理解、有怨气甚至持全面、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无疑会对发动新的科学文革起相当大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 这一完全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仍是束缚党内健康力量思想和手脚的一大枷锁。还有相当多的人由于求稳怕乱，也不赞成再搞文革，包括纠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错误的科学文革。这三者形成的合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已成为我们搞科学文革的大障碍，不解决是根本不行的。

由此可见，进行一场实事求是评价文革功过是非的大讨论，实在是太必要、太重要了。

搞好“文革功过大讨论”，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清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最忧虑几种现象：一是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特别是农村工作中‘包产到户’的主张得到不少中央领导人支持，被他认为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引起他对这些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三是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仍占着优势。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不难慢慢地收拾。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客气一点地说也只是主观臆测之词，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北京日报，2013-12-25）

其次，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由毛泽民夫人朱旦华口述，马社香整理的《对毛泽东和文革的不断认识》一文说：“‘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包括‘新疆叛徒集团’冤案（朱旦华也因此受到过严重冲击）。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是深层次的。如果只计较个人所受到的委屈、磨难，就很难从战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不能出于公心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总结教训方面，我们党有成功之鉴。回想当年王明路线给我们党造成的巨大损失，苏区丢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几十万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连党中央都差一点被敌人吃掉，对我党造成的损失，空前绝后，危害非常严重。但毛主席在延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教训，对事不对人，强调弄清是非，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更不是对那段历史搞彻底否定。他一再讲，在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武装剿灭这个大方向上，我们还是共同一致的，在七大还动员大家选王明为中央委员。张国焘如果不是叛党投敌，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恐怕也还是要进中央的。大批跟着王明跟着张国焘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还得到了重用，结果是全党思想统一，团结一致，最终取得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应该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绝对肯定一切或彻底否定一切，都是不科学的，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党史文苑，2014-11-11）

再次，要看大局、看全面，抓主流、抓本质。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财贸系统大会（1966-12-31）上讲道：“如果我们不搞文化革命，怎么样呢？就不能不出修正主义。大家的情绪那么不好，最多是脱裤子，罢了官，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怎么行呢？”真正的马列毛派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野将军指出：“人们的立场不同，认识也不同。站在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看文革，结论必定是糟得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并有高度觉悟的人看文革，结论必定是好得很。同样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人们，由于觉悟有高有低，其结论也会有差别。因为人们的阶级觉悟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过程。所以还要提高觉悟，才能认识正确。如果因为受到冲击、受到寃枉，从个人得失出发，就会不赞成文革。如果从个人所在的单位或地区这个局部出发，看到这个局部出偏差、很糟糕，也会对文革不满意、不赞成。如果只从文革的某一时段出发，只看到缺点严重，看不到后来已被纠正，也会不能正确认识文革。只有从全局着眼，从长远着眼，看大局，看全面，抓主流，抓本质，才能对文革有正确认识。”（东方红网，2013年5月9日）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

还有，要进一步讲清和使更多人了解历史的真相、真实的文革。著名政论家黎阳指出：“如今许多年轻人自以为知道的文革，其实是一个当年被蓄意歪写、如今被拼命写歪的神话‘文革’、鬼话‘文革’、谎话‘文革’。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恶’种种，没有一桩是毛泽东主张的，没有一件是毛泽东指使的。把不是毛泽东主张、不是毛泽东干的事硬安到毛泽东头上，这符合什么人的需要？……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毛泽东在文革中顶住一切压力、坚决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规模的‘按指标抓右派’、‘按指标镇反’。不是毛泽东，许多人早变成了牺牲品，成为‘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派为证明‘阶级斗争不在党内’而制造的证据被干掉了，根本活不到今天，连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文革的机会都捞不着。这些人把一切罪恶赖到毛泽东头上实在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当年残暴整他们的人，正是毛泽东要整的人——‘党内走资派’。这些人‘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一见权力受到威胁便不惜一切嫁祸于人，所以制造动乱，所以宣传‘血统论’，所以制造打砸抢抄抓‘破四旧’，所以制造武斗……牺牲这些人、制造各种暴行都为一个目标：‘矛头指向党外’。如果得逞了，让毛泽东屈服了，把文革变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冤假错案受迫害问题，而是人头落地的问题。“（红歌会网，2015-6-3）

此外，要多请亲身参加过文革的老同志现身说法。正如抗战老兵丑牛所说：“‘文化大革命’是被人为拨弄得十分混乱的一段历史，一直到今天，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专家、学者，仍然把它说成‘一场浩劫’、‘民族灾难’。好在历史是人民创造，也应由人民总结。改革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但恰是改革催生了‘文革幽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文革老人许多还健在，文革的史实决无可能灰飞烟灭！”（大地微微网，2015-5-28）恽仁祥老所写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用大量活生生的具体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材料，都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传播出来，供大家讨论时参考。

搞好这次大讨论的标志，是在承认文革“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三分错误的同时，实事求是地肯定包括这里所列举的“十大功绩”在内的七分成绩：

笫一，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最大的思想解放。广大人民群众站出来斗当权的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并鼓励他们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显然使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得到了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的解放。

第二，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的纲领是斗私批修，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所以，它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促进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文革实质上是毛主席既保存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又使其具有现代性的探索。“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是从全世界优秀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改造之而为现代中国所用。文革的思想文化价值，它在文化方面的辐射力，是毛主席看到西方在认识到军事霸权难以为继的时候要从文化上入手进行和平演变，于是加以防范，为中国建设文化制高点所创造的。今后的实践，将会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一点。所以毛主席指出，文革“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同上)

第三，实行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和民主。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1966-9-15）上讲话时指出：“刚才你们不是说有战斗组吗，这就是结社啊！还有集会的自由，还有游行的自由，这都是宪法规定的。还有请愿的自由，不是有很多人到北京来告状吗？五七年也有很多人到北京来告状，但下面就有人怕了。还有罢工，因为某些领导人有错误，工人不做工了；还有罢税，因为有的农业税不合理，农民不交税了。不合理的就得改嘛！还有罢课，学生给他们放半年假，给他们闹革命。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最大的民主。只有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才能做到。” 毛主席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的人民民主运动告诉人民，怎样才能避免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怎样才能防止人民政权“人亡政息”。

笫四，促进了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这使大批工农兵学商和党员、干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工人理论骨干就是这样。他们的历史功绩人民决不会忘记。其中的不少人至今仍在冲锋陷阵，更值得学习。

第五，推进了社会主义改革。例如，随着“文革十六条”所确定的“三改”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方针的落实，就通过对旧教育体制的改革，实行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开门办学，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工农兵大学生；通过对旧文艺体制的改革，使工农兵的形象成了舞台的主角；通过对旧卫生体制的改革，使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等等。

第六，培育出大批新生事物。例如，赤脚医生、革命样板戏、普遍建立工人理论骨干队伍等等。由于整个社会不断推陈出新、改革创新，充满了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朝气。

笫七，腐败现象、两极分化、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等，在文革中都或者解决得很好或者已基本消除。当时不少地方几乎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大量亊实证明，那时我国被公认为全世界社会风气最好、物价最稳定、犯罪率最低、党群和干群最密切的国家之一。

第八，有力促进了经济建设。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农业连续十年大丰收，社队企业快速发展；工农业总产值以高于西方国家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科技战线既重视长远、整体即战略发展，使我国在搞出原子弹之后又以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搞出了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并着手实施宇宙飞船计划；成功试飞了“运十”大型客机；造出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再加上大搞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产生了很多小发明，使我国的科技水平迅速跃居世界前列。著名西方学者塞尔顿公开说：“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那时我国的积累已相当丰厚，至少二至三年粮食无忧，各种物资储备不少，战备物资尤其充盈。更何况当时既无内债，更无外债。  

 第九，使我军打出了有特殊意义的军威、国威。文革期间，我军既打了珍宝岛之战，又打了抗美援越战争、西沙之战。这实质上是在搞政治运动的情况下，既打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又打了美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在此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我们军史、国史上特别辉煌的一页。

第十，使阶级敌人受到沉重打击。正是文革这场反和平演变的大演习，从根本上保证了资改派至今不敢像苏修那样公开搞党垮台、国解体的剧变；使资改派在即将发生的大危机中，难逃被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再次打倒或批臭的厄运。右而左网友指出：“毛泽东之后，无论谁无论以怎样的方式登场退场，都将是以各自的表演从正面或者反面阐释毛泽东晚年尤其是其文革的正确性的历史。历史固然会飘忽不定，但注定是无法逃脱毛泽东设定的一切。历史偏离毛泽东的轨道，无论是30年还是300年，都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最终还是要摆回毛泽东这一中正之位。文革将是理解未来全部历史的关键，未来历史将无可避免地这样那样解释文革而吸收文革的思想，回归文革中的毛泽东意识，挑战周期律。”（红色中国，2015-5-26）

搞好这场大讨论，当然要注意帮助、促进党内健康力量左转，但重点是宣传、动员群众，让全国都知道。郝贵生指出：“人民群众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受害者，特别是处在社会最低层的普通工人、农民。私有化、市场化及各个领域的所谓‘改革’都使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新的三座大山重新压在人民群众的头上。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或者说继续革命理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自主活动，特别是宪法赋予的‘四大’民主权利。1982年的宪法修改删去了‘四大’内容，表明党内走资派对大民主的极端仇恨和惧怕。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宪法毕竟赋予人民群众对当政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中央领导有批评、建议、监督等基本权利。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运用这种权利的自觉和主动程度还差得很远。一是人民群众行使这种权利时，要遭到当权者的压制、打击、报复。二是某些人害怕因斗争而失去自己当前的既得利益和较高地位。三是因为几千年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的严重影响，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新的‘毛泽东’身上，不相信自己极其微小的力量凝聚起来能够转变为极其巨大的物质力量。四是中国传统社会遗留的‘一盘散沙’的特点还表现在相当多的人身上。五是党内走资派、新兴资产阶级、既得利益集团及各种旧习惯势力力量还极其强大。任何一个孤立个体同其斗争，必然遭到失败。因此，摆在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又一个极其艰巨的伟大任务就是如何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如何用科学理论武装群众、唤醒群众、组织群众；如何最大限度地团结绝大多数人，包括体制内大多数对《决议》以及对某些当权者还暂时未认清本质的同志，绝对不能因为这些原因把他们推到敌对的方面去；如何最大程度壮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队伍，最大限度地利用党章、宪法赋予普通党员和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努力探索多种途径、手段、方法。”（红歌会网，2015-3-11）

搞好这场大讨论，必须敢于排除各种阻力。其中较大的一种阻力，是以违反政治纪律与不和党中央保护一致为理由禁止党员、干部参与讨论。实质上，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违反了政治纪律而且违反了法律特别是违反了宪法。并且，现任政治局常委，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给大学生讲党课时说：“我认为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我觉得他实质上认为，毛主席的出发点是好的，实践也证明这一出发点是有道理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个不能否定”所强调的不能否定新中国的前30年，毫无疑问包括了文革的10年。这显然是对30多年前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说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进步”，这一不仅全盘否定而且实质上暗含着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的意思的拨乱反正。因为，这样一场由全国人民参加、历时十年的阶级斗争，“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进步”，便自然是复辟倒退的反革命行为。对这一结论再搞“凡是”，不言而喻既脱离实际，又脱离人民。红歌会网（2015-5-28）报道：“今年凤凰网百万人投票：支持文革的占84.8%，反对文革的占15%，保持中立的占0.2% ”。 新浪网对毛泽东投票：“拥护毛泽东的占82.19%，反对的占17.81%”。可见，这个问题再不解决不行了。

能不能既积极又稳妥地投身和抓好这场大讨论，对马列毛派的各个社团如联谊会、网站、论坛、学院、红歌队等等以及每个战友，都是一次重大考验。我们务必发扬义不容辞的献身精神，讲究战略战术，克服错误思想观念的束缚，排除各种消极因素的干扰，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好这一仗。

              （二）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作为最有利的突破口

根据什么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我们最有利的突破口呢？

首先，历史虚无主义者是最好的反面教员。

他们对我们民族、国家特别是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的否定具有全面性、彻底性。例如，毕福剑就既极其恶毒地辱骂人民领袖毛主席，又卑劣地攻击共产党、解放军。他们的语言特别露骨。例如，袁腾飞竟然大讲天安门广场纪念的是“杀人犯”。他们的立场非常鲜明。例如，既公开否定、抹黑岳飞、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又给秦桧、李鸿章、汪精卫、蒋介石翻案或歌功颂德。他们的手段极其阴险。例如，一方面否定计划经济的功绩和作用，一方面硬给以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为基本内容的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市场经济，披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衣用来骗人。他们搞全盘地肯定和否定。例如，对文革进行彻底否定，说成“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甚至扣上“浩劫”的帽子，而对改革则全面肯定，打压实事求是地指出改革存在错误的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  

其次，人民群众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提高到了新阶段。

例如，各种形式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包括乌有之乡搞的公诉恶毒攻击共产党、毛主席的大汉奸茅于轼的五万多人签名活动；“九月爱国运动”；湖南“新五四运动”等等，层出不穷，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最近的“郭松民、梅新育被告事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民群众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已提高到新阶段的一个标志。这主要表现在：

郭松民和众多网友，都讲出了气势和水平。郭松民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说：“我深深的感到，日本鬼子虽然被赶走了，但汉奸仍然存在，他们掌握了许多舆论阵地，我们不得不为保卫抗日英雄的荣誉继续斗争。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抗日战争并没有结束！……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你预见到这次庭审，你还会转评那条给你带来麻烦的微博吗？我将回答：会的，我是一个老兵。如果我选择视而不见，我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逃兵。”（红歌会网，2015-5-12）他还在新版《狼牙山五壮士》电影启动仪式暨“狼牙山五壮士”引发的名誉权诉案研讨会上强调：“我们和炎黄春秋的争执，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但是，对方为什么不和我们就政治问题展开光明正大的辩论，而一定要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并力图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呢？我想，这种做法客观上就是要创造一个先例，即把法律凌驾于政治之上，用法律手段来决定政治问题。如果这个先例获得确认并在将来不断被重复，那么政治的决定权、主导权将逐渐从政治局和党的中央委员会转移到法院。这是不是可以被称为是一场宪法政变？我认为是可以的。”（红色中国网，2015-5-30）刘金华老说：“要知道，梅新育、郭松民一句‘狗娘养的’是否构成‘侮辱罪’或民事侵权，关键在于《炎黄春秋》及洪振快等人，干的是不是人事。比如我们骂汪精卫是‘狗汉奸’，或者说一个妓女是‘娼妇’，这是讲了事实，而决不能说是‘侮辱’。这样，法庭就摊上大事了。” 郭建波指出：“此例一开，实际上就是出了这样一个告示，如果再敢于对解构英雄的人‘不敬’，小心让人告了去，遭到法律的严惩。如此一来，必然会助长邪风，压抑正气，法律就成为这些人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反攻倒算的工具。……如果将来一旦出现反共的重大事变，又会有多少人能够挺身而出，捍卫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呢？到那时再来慨叹‘竟无一人是男儿’，又有什么用呢？”雪文谈到：“这哪里是在审理梅新育、郭松民二人的‘侵权罪责’，明明是法院自己把自己抬举到全国人民面前来个政治上的亮相表态：是同情梅、郭二人为我们的抗日英雄仗义执言呢？还是为玷污抗日英雄的《炎黄春秋》和洪振快等人做保护伞？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还是要颠覆共产党，向共产党某些高层和广大爱国群众示威？”（红歌会网，2015-5-28）

不仅空前多的民众力挺郭、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军界发出了强音。昆仑岩将军为此呼吁：“决不允许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司法反扑！希望大家引起重视，团结战斗，予以强大舆论压力。”总参谋部王立华大校在海淀区法院为郭松民辩护时，提出震撼人心的两问：“如果一支军队，连自己先烈和英雄的荣誉都捍卫不了，任由邪恶势力肆意践踏污辱而不出手，谁还相信它能够履行保卫国家和人民的职责，在战场上能打胜仗？如果一个政党，对妖魔化自己光荣历史的敌对势力持暧昧甚至支持态度，对跟着党打天下甚至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忠诚战士受到污辱不管不问，对拍案而起舍身捍卫先烈和英雄名誉权的忠诚党员进行法庭审判，谁还能相信这个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而不认为这个党是走在自杀的邪路上，彻底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当年狼牙山五壮士所在连连长的儿子、狼牙山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宏泉同志，代表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代和狼牙山红色文化研究会表明态度：“我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如果法律不公正，希望你们上诉，我和宋学义的儿子宋大保、葛振林的儿子葛长生，将赴北京二审出庭！”（红歌会网，2015-5-19）罗援将军的战友发声：“我们老兵为国家扛枪上战场，可以流血，可以牺牲，但我们是有尊严的，不能污蔑我们或无视我们的存在，更不能污蔑我们的领袖、我们的英烈，他们是全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是全军的灵魂，我们誓死悍卫！”署名一名彭德怀麾下的后代的老兵质问：“当务之急是什么？忆苦声讨后的民族撕扯分裂的结局是什么？炎黄春秋自以为站在民主、法制、宪政、人权、普世的先知前列，为什么却与中国人心且行且远，几乎沦落到极端反动舆论旗帜的定位上？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国防参考》发表的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龚云的文章指出：“2002年以来的《炎黄春秋》是一份‘集中攻击共产党的杂志’，它抹黑毛泽东，抹黑英烈，虚无历史，实际上是把新中国的历史颠倒过去，为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解放军报的文章强调：“历史证明，要想从精神上摧毁一个民族，瓦解一个国家，从诋毁英雄下手最为见效，然后再结合抹黑领袖、歪曲历史。这三部曲唱下来，就很可能实现其扰乱人心的阴险目的。倘若我们缺乏应有警觉，对此掉以轻心，那就是对民族的犯罪，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据红歌会网报道：“‘一个开放性的投票活动，所有的网友都可以投票’所选择的‘心目中伟人’得票率是：蒋介石4％；邓小平3％；毛泽东93％。”（2015-5-19）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形势在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再次，执政当局也在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他在谈到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惨痛教训时还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我们无疑应当充分利用，切实打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一仗。

要澄清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正如教育部高校社科中心原主任田心铭所说：“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指望说服散布错误思想的极少数人改变自己的观点，而是要面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和危害，引领社会思潮健康发展。因此，要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引向深入，就要回答干部群众提出的问题，提高识别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澄清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反击阶级敌人的最后疯狂。”（红旗文稿，2015-5-21）在这方面，必须特别注意讲清法律的阶级性。顽石网友指出：“依法治国本身没有错，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更不是什么洋玩意，早在战国后期的秦国就依法治国了。但依法治国也是有前提的，即法由谁制定，为谁服务；换言之，法是有阶级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依法治国必然维护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而社会主义法治从本质上来说应该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红歌会网2015-6-9）

要结合“文革功过大讨论”一起来进行。阻碍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大枷锁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全盘否定文革的结论。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砸碎枷锁，冲破禁区，是根本谈不上真反历史虚无主义的。

切实做好多方面的应对准备。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正在借助司法这个他们的势力相当大的领域疯狂反扑，而且这种反扑发生在中国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之时，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属于生死大决战之前的一种前哨战，所以特别值得重视。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做好多方面的应对准备，包括应对它发展成重大事件的准备。

尽力促使国家、集体、单位承担起诉讼主体的责任。白露秋枫网友指出：“英雄只是属于他们的亲属么？他们的荣誉是谁给的？如果他们没有亲属怎么办？因而，此类问题的诉讼主体应该是国家、集体、单位，而不该是私人。百姓心里有杆秤，人民就是秤杆上的星，谁伟大谁渺小不言自明。”（国防参考，2015-5-26）

必须采取积极自卫反击的方针。“狼牙山五壮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与日本鬼子英勇斗争中千千万万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中的一个突出典型。因此，它被选进了我们的小学教材。洪振快恰恰选中这个典型，用来抹黑和否定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且，他这样做绝不是偶然的。事实上，此人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嫌疑人。因此，对洪振快们这方面的事实材料，要尽最大的可能组织力量收集。这样我们才能掌握主动，克敌制胜。

把兵民作为我们的胜利之本。像郭松民、梅新育这类案子，我们当然希望法院能够真正依法审理，公正判决。但是现实情况告诫我们，不应当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能够使更多的群众受到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从而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壮大红色力量，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包括在郭、梅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能使越来越多的人站在维护革命历史事实，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立场上进行斗争，才是我们更根本的胜利。

         （三）把支持维权作为“唤起工农千百万”的重要途径

丑牛网友在谈到上访时，举了一个“随手拈来的例子”：“今年‘五一’劳动节，武汉钢铁公司党委的一位退休老组织部长想到北京上访，诉说企业老干部、老科技人员的待遇太低。他到车站去买票，身份证一贴上验证机，工作人员就提醒他道：‘老部长，你已经上了黑名单！’他大吃一惊，就去找区委、市委论理。他们都笑迎老部长，劝他不要生气，说这是管理上访工作的‘程序’。一个曾经管理过上万干部、上万党员的党的组织部长，一旦踏进上访之路，就列入了‘黑名单’，这是一种什么程序啊！是共产党的程序，还是法西斯的程序？几乎所有关于信访工作的红头文件都写有：‘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实际工作是这样做的吗？‘上访’几乎成了一种罪。……维稳管上访的一个普通的手段就是镇压，由开始的关、卡、拦、截，一直到今天遍及全国的非法拘禁和黑监狱。谁在管？人人都知道，是维稳办+‘黑保安’。……长沙市开福区前房产局副局长在日记中记录了区长的一段话：‘凡进京上访者，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环顾一下现实，他这话早就在全国普遍实施了，只是包着一面‘维稳’的堂皇旗帜。”（红歌会网，2015-6-9）

事实正是这样。原全国政协委员何新博客荐文《为何弱势群体难享公平正义？原来如此！》指出：“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列举了美国正利用五大敌对势力阻碍中国的崛起，而这五大敌对势力包括五类：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意见领袖、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人数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如我们下岗的8000多万人是弱势群体吧，我们失去土地的农民是弱势群体吧，我们社会任何遭遇强拆的人也都是弱势群体吧。如果再加上所谓异见人士，估计我们社会除了各级领导干部外，其它的人都是潜在敌对势力了。因为现在对社会发牢骚的人普遍存在，而对党和政府抑或某个人提出批评的人也不少，也就是说只要是不唱赞歌的，估计都会是异见人士。……现在连大学生都可能是弱势群体的一员，这主要是失业者、半失业者和待业者都是弱势群体。正因为如此，中国目前弱势群体的人数肯定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们不明白，我们社会的这些弱势群体最应该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可为何不仅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反而被定义为敌对势力？这实在太叫人难以理解了。”（红歌会网，2015-6-11）

并且，其他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人民群众，也同样受到打压。2014年12月13日，在山西太原打工的周秀云和丈夫王友志等13个农民工，正如王友志的代理律师程海所说：“（媒体）报道称2014年12月15日王友志和周理品等人签订欠薪于12月15日付清的协议，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周理品的单方面口头承诺，且不能保证12月15日支付”，因而这些农民工才去找周理品讨薪。周秀云被太原警察王文军打倒在地并踩住头发，随后竟被极其残忍地活活拧断脖子而致死。更严重的是，在场的4名警察，不仅对这一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惨绝人寰暴行视若无睹，反而将其夫其子及其他农民工殴打拘留。据王友志回忆，进派出所便有一个警察当胸踹了他一脚，事后医疗病历显示，“他的6根肋骨不同程度损伤”。这种“恶暴执法”的现象，并非山西太原一省一市所仅有，而是比较普遍的。

吉林通钢工人2009年曾经发起大规模反私有化斗争，取得重大胜利。被认为“震惊中外，书写了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今年5月25日，该公司“数百工人集会，抗议内退工资过低。因资金链断裂频临破产，通钢近期开始裁员，男工年满50，工龄满30年的全部内退，只给工人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引发工人不满，于上月22日开始维权。”

（红色中国网，2015-6-11）此外，广东裕元、广西晋宁、重庆特钢、黑龙江大庆等全国各地的很多人民群众都进行过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斗争。

这些群众既深受其害，又敢于斗争，我们要“唤起工农千百万”，当然要相信和依靠他们。

毛主席1966年7月8日在一封信中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人民群众根据什么会相信这些人是代表自己利益的革命者，跟着他们去干革命呢？重要方面之一，是看他们是不是支持人民群众的维权斗争。正如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所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显然，不关心和支持人民群众的维权斗争，根本谈不上得到人民群众真正的信任和拥护，无疑难以“唤起工农千百万”。

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刘润为说得好：“‘专政’体现为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倾向性，也就是你的那一套东西（法律、纪律、政策、导向等等）是向着什么人的、为着什么人的。……如果用法治来否定、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就上了‘普世价值’的当，那法治就会变味，其结果是既得利益者即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占尽便宜，而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吃亏。”因此，政法机构，一方面必须把保证、维护保卫宪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职责和任务；一方面必须把打击、惩治茅于轼之类涉嫌煽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分子，作为根本职责和任务。也就是说，如果司法机构人员反而对人民群众“恶暴执法”；而对茅于轼这样的敌对分子姑息养奸，那无疑或者属于知法犯法，或者证明法律本身存在问题。新四军老战士古正华指出：“在庞大的上访族中，占主要地位的有三大群体：一、国企改制，二、拆迁，三、土地流转。为国企改制上访者的主体是工人及基层干部；为拆迁上访者的主体是市民，多为劳动人民；为土地流转而上访者的主体是农民。他们一致的诉求是‘维权’。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官僚’和‘资本’。‘维权’的内容是反对官僚资本对他们权利的侵犯和掠夺。”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说，人民群众发挥主体性作用，进行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斗争，实质上既是一种维权行为，又是一种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革命行动。这就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明，不关心和支持人民群众的维权斗争，本身就是违背“唤起工农千百万”的目的和要求的。换句话说，“唤起工农千百万”，本身就决定和要求我们坚决支持人民群众的维权斗争。

要通过支持人民群众维权“唤起工农千百万”，必须把合理斗争和维权结合起来。张耀祖认为：“要找到在当今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方式，我们还是应当回到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去观察，而不能单纯通过理论逻辑推导得出办法。毛主席曾精辟地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个‘理’在理论层面上讲，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石，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它解释了世间一切产品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剥夺剥夺者是理所当然的；它解释了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理应而且能够当家做主人。日常生活中也有约定俗成的东西，叫做‘合理合法’，而不是倒过来说的。法不责众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说，‘理’字当先，要因时因地让‘理’字站稳脚跟，同时‘众’是强大的后盾，力量的源泉。‘理’不见得是讲给斗争对象听的，而主要是讲给斗争的群众听的（现实中经常遇到的‘你讲理他不理睬你，你不讲理他抓你’就是没有解决好‘理’和‘众’的问题所致）。正如马克思所讲的‘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其实还是那个老问题，革命同志与进行实际斗争的工农群众的结合问题。不可只想着政权的最终解决，小觑一次次的实际斗争。毛主席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夺取政权之前，也是一块块根据地的艰难积累过程。所以，在现实斗争中，究竟采用‘以反对修正主义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还是‘依理维权’为好，应该针对不同的群众或斗争对象，因地制宜地做出选择。”（红色中国网，2014-1-1）

要通过支持人民群众维权“唤起工农千百万”，必须认真总结和推广各地人民群众在维权方面创造的先进经验。例如，湖北武汉、吉林通钢、贵州翁安、山东青岛、河南南阳以及重庆、广东等地的经验，就各有所长，很值得学习。

必须尽力形成“局部优势”。要树立全国一盘棋观念，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在一地发生维权斗争时，其他地区的马列毛派特别是维权群众，要尽力进行增援。这样就会形成“局部优势”，促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必须积极争取体制内健康力量的配合。要向他们讲清，共产党的干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是发扬优良传统，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共度难关，还是像资本家那样，向工人阶级转嫁负担，是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这种经济危机，党和政府是保救工人阶级，还是保救资本利润，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立场问题。好话已经说了很多，该做点实事了。人心根本上是靠实惠支撑的。这样争取得到更多体制内健康力量的配合和帮助，即使我们的维权斗争得到的是一些小胜，对于我们发动更多更大的维权斗争，也是有好处的。必须抓住路线这个决定的因素。讨薪、上访、请愿等等这种群体事件普遍化、长期化的根本原因，是搞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而这种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以改革的旗号加以推行，在于有一条主张补资本主义课的路线。并且，这条路线，还必然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导致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改变，导致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的事实真相和价值判断都存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认识。而恰恰相反，正如郝贵生所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文化逐渐占主导地位。因此在判断社会的是非、善恶、美丑观念与行为上和旧社会发生了质的根本的变化。因此才有建国前三十年良好的社会风气，才有电影《今天我休息》中的人民警察形象，才有为了61个阶级弟兄那种阶级情感。”（红歌会网，2015-2-9）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坚持的是毛泽东路线。正是由于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所以人民群众的权利，最根本的是要靠社会主义路线来维护；人民群众的维权，集中到一点就是维护自己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之权；要改变人民群众丧失权利的弱势群体地位，关键就在于在路线上拨乱反正，即纠正错误路线回归毛泽东路线。真正把维权提高到路线的高度，才是解决维权问题的治本之策。这自然也是通过支持维权“唤起工农千百万”的重要途径。

             （四）鼓励类似于重庆模式的各种“左转探索”

当前多数工农兵学商群众（包括不少党员干部）实质上仍然肯定重庆模式，这到底说明了什么？近几年如果真的发生大危机，一些地方再采取重庆模式那类办法加以应对，我们应不应当给予积极支持，以求像当年的“救亡”运动那样，建立挽救国家危亡的广泛爱国统一战线？

对于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本人的初步探讨性意见是，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以防止“文革复辟”、“极左回潮”等等名义扼杀重庆模式的图谋，从表面上、战术上看是得逞了，但是从实质上、战略上看则是失败了。因为，这进一步暴露了他们搞补资本主义的课、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新型殖民地的真面目；进一步促使越来越多的工农兵学商群众包括不少党员干部（中下层居多）理解、同情、支持重庆模式。得民心者得天下。多数人民群众不满甚至加以反对，他们就危险了。这一点，在发生大危机使他们的经济王牌失灵之后，将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重庆模式实质上是为“救亡”或者说左转而进行的一种积极探索；是大多数人民群众在当前情况下所希望的一种既基本保持大局稳定又能逐步拨乱反正的一种办法。

对这类“左转探索”，我们马列毛派是应当采取积极的鼓励态度，还是应当采取一种比较消极的态度甚至片面强调“反对改良主义”而加以否定呢？我在总体上是赞同前一种态度的，但对后一种态度也不全盘否定。这是因为，体制内的人特别是高层人士能逐步认识到修正主义的危害而开始向左转，尽管开始时步子很小，我们也不应当求全责备，过于苛刻。再说，气可鼓而不可泄，采取积极的鼓励态度，在总体上是有利于使越来越多的人进行“左转探索”的。而且要注意到，不少“左转探索者”一开始一般并宜于亮出“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的底牌，这时假如我们轻易下个改良主义的结论，那是会造成不利影响的。然而对于确实存在着的改良主义倾向，特别是对于或明或暗地削弱甚至否定群众主体性斗争的倾向，那是应当作为当前危害性更大的错误思潮加以抵制和反对的。因为这种思潮不仅欺骗性较大、影响面较大，而且容易得到官方的配合和支持，从而给我们造成特别艰险和复杂的局面。但是，不可因此而拒绝在总体上对“左转探索”采取鼓励的态度

当然，我们在对“左转探索”给予鼓励和支持的时候，务必要坚持更鲜明的方针，以切实保证马列毛派的自主性和主导地位。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有半点含糊和动摇。唯其如此，才既有利于形成真共产党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又有利于形成广泛的“救亡”统一战线。至于搞类似于重庆模式的各种“左转探索者”会不会受到打压，我们显然应当充分估计到，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亊情，但是也不应当排除上层人物中出现“左转探索者”或“左转探索同情者”的任何可能性。不过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在“左转探索”受到残酷打压之时，必定会有更多的人被逼上粱山。这样，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红色海洋无疑会使阶级敌人陷入灭顶之灾。

那末，根据什么说重庆模式是一种积极的“左转探索”呢？

——薄熙来强调“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共识网总编、著名右翼学者周志兴在共识网上谈他在重庆曾向薄熙来这样提问：“为什么要强调红歌概念呢？为什么要强调跟着毛泽东走呢？现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毛泽东是分水岭之一，左派认为毛泽东仍然是千古伟人，而右派则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此，唱红歌的结果是使许多赞成重庆其他做法的人站到对立面去。”薄熙来回答：“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 首先，薄熙来或明或暗地揭示一个前提，就是不赞成右派的看法和做法。因为，和国际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联的中国经济危机，是他们造成的，并且再走他们的道路也不行了，所以才说“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其次，他既说“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又说“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实质上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度，即跳出个人恩怨的小圈子，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看问题，那就应当正确对待文革，回归毛泽东路线。再次，重庆的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等等，实质上就是要重走“毛泽东的道路”，或者说向左转回归科学社会主义。正确理解这个对话，才谈得上正确理解重庆模式。

——他们相当明确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例如薄熙来说：“……西方国家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它们并非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现在出现分配不公，加上灰色、黑色收入差距，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紊乱”。“私人占有、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充满朝气和正义的文化，所以是先进的文化”。他还谈到，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在大发展中，就是要让群众皆大欢喜，而不只是少数企业家发财，最后形成一堆社会问题”。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有些人，一讲优良传统，一讲社会主义，就说‘左’了，我们不要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该干的亊就要干，该坚持的就要坚持”。“现在有个怪现象，有些人唱靡靡之音，搞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无人过问。我们唱几首红歌，就有人说三道四：是不是搞‘左’的一套啦，是不是回到‘文革’啦？……有些人就是反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动不动就制造舆论横加指责。而共产党人就是要提倡那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思想和文化，而且要坚持，还要旗帜鲜明！……红色文化，说到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他们在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左转”措施。

例如：在经济方面，通过国有资本运作承建大量公租房，既不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又使国有资产不断增值扩张，这样运用看得见的手创造的投资、消费、就业的多嬴局面，使国有资产6年来增长了6倍，公有制经济占到了40%以上，成为重庆人所说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中“驾辕的经济”。市委、市政府还坚定地承诺，十二五期间要将基尼系数从0.42降到0.35。提高初次分配的水平，将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当时的40%提高到50%以上。

在政治方面，他们在打黑反腐中，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大揭发、大检举，结果80%以上的黑社会分子和涉黑的贪官污吏是群众举报的。重庆人说这是“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把这一套规范化、制度化，便使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重庆的考核干部政绩打分，关键是随机抽老百姓来进行评价，就是问老百姓对官员的看法。由于它占的比重非常大，这就扩大了群众对干部的监督范围。

在文教方面，“唱读讲传”包括“红色卫视”的开办，使工农兵的形象逐步取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红色文化逐步占领更多阵地，这本身就是对附庸资本主义文化的科学改革。重庆大学生坚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习工农兵，并逐步形成制度，也是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冲击。

在社会管理方面，他们也进行了大胆创新。要通过城乡户籍制度改革，10年内让1000多万农民工“拥有城市同等待遇”转户进城。为了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难题，大量建设公租房，对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城市住房面积人均15平米以下的困难户实行低租分房，每平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满足中低收入家庭每人20平米的住房需求。3年内投入3000多亿元完成“十大民生工程”，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保障措施、城乡经济要素的一体化，让人人都能在衣食住行、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实事上逐步获得大体均衡。2010年评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重庆是4个直辖市中唯一当选的。在重庆生活的群众幸福感和自豪感空前增强，网络上甚至有人把重庆比作当年的延安。

由此可见，重庆模式的贡献，在于它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以广东模式为代表的这场改革发展方式存在根本性的失误、弊端；证明了按照《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继续进行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改革的危害和危险。所以，重庆模式已成为我们的一个既很得民心又很难被从正面公开否定，从而让资改派既特别痛恨又特别害怕的法宝。这就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鼓励类似于重庆模式的各种“左转探索”，很有利于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很有利于揭露资改派的丑恶嘴脸，很有利于为“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创造基础条件。

（五）力争使转基因食品的九大危害家喻户晓

转基因食品的九大危害是：

（一）使动物产生疾病和大量死亡。吕永岩转发的文章说：“法国卡昂大学塞拉利尼教授团队，对采购自五个大陆实验室大鼠通用13种饲料样品，对262种农药、4种重金属、17种二恶英和呋喃化学品、18种二恶英PCB化学品与22种转基因作物成分检测，令人震惊地发现：13种饲料中9种（69.2%）检测到草甘膦除草剂残留；13种饲料中11种（84.6%）检测到喷洒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作物成分。”（新浪博客，2015-6-19）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指出：俄罗斯国家基因安全研究会主席伊莲娜证实，转基因大豆使老鼠死亡率增高、发生肿瘤和第三代绝育。丹麦农场主艾博先生介绍，由于使用转基因饲料，丹麦生猪养殖场畸形病患普遍。德国农场主格洛克纳因用转基因玉米喂牛导致奶牛大量死亡而破产。”（2014-11-13）　　

 （二）给人类带来多种疾病包括可能致癌。国际金融报报道：“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所近日宣布，‘有充足证据’表明，草甘膦在实验动物中是致癌物，另有‘有限的证据’表明，草甘膦对人类可能致癌。……结论是11个国家的17位专家审阅了‘所有一切’公开可获取的、同行审阅的文献和政府报告后得出的。”（2015-5-10）“长期暴露于草甘膦除草剂的后果，不仅是癌症，更有不孕、阳痿、流产、先天畸形、神经毒性损害、激素阻断、免疫异常以及尚未定名的致命性肾病、长期腹泻、自闭症以及其他疾病。”（顾秀林，新浪微博，2015-5-18）“转基因技术与人类安全”研究者，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前顾问陈一文指出：“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剂农达、转基因大豆越来越大规模进口、‘化学浸出’加工食用油、豆粕饲料与蛋白粉草甘膦、正己烷残留，是中国先天性心脏病剧增，2011 年发生率达到2000 年的3.56 倍及由1996 年先天性心脏病发生率居出生缺陷第五位剧增至2005 年以来连续八年保持出生缺陷首位的主要危害因素与载体罪魁祸首!”（新浪博客，2015-4-24）峡山松和半解一知半解网友“根据国家卫生部门”等等的数字指出：“2012年，全国新增癌症约350万人；2014年，全国新增甲状腺疾病患者约2000万。”（向阳之声，2015-2-9）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斯万森通过对大量相关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20多年来，随着美国转基因栽种及草甘膦使用量的增加，美国人患各种病的比例也在增加，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其相关性达到了99%！”（红歌会网，2015-4-9）

（三）它损害人类的生殖系统。中国科学医学院周则卫团队做的转基因大豆油动物喂养实验证明，转基因大豆油损害免疫力和生殖系统。例如，中国民间爱国团体反转基因宣言指出：“国民中最具生命活力的大学生群体，其捐精合格率已降至仅10%的水平，而正常水平应该是50—60%。除大学生群体外，农村青壮年大多数都在城市打工，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及食品的安全程度均不及大学生，因此其生育能力不会比大学生更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网，2014-11-9）

（四）它给植物和微生物造成损害。“草甘膦是40种以上新型和重发植物疾病的原因。它导致整个食物网络不可修复的损害，其中包括植物界和微生物界为农作物、土壤、鱼类、水生物、两栖动物、蝴蝶、蜜蜂、鸟类、哺乳动物等提供养分的有益微生物。人体微生物系统也在其中。”（人民食物主权网，2015-5-19 ）《21世纪经济报道》说：“从2005年开始，转基因棉花推广在江苏进入第五个年头，曾经因‘优势’而产生的‘增量’经过时间的考验后被消耗殆尽。……转基因棉花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

（五）它会毒杀益菌和增殖恶菌。“美国科学家胡伯对转基因作物的捆绑农药(草甘膦)的毒性进行长期深入研究后证实，它对有益微生物(固氮微生物、菌根、蚯蚓、植物促长根圈菌等)有毒性；在杀灭有益菌的同时打破了细菌原有的平衡，致使恶菌（如镰刀菌、漆斑菌等)猖狂增殖。”（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2014-11-14）

（六）它导致产生新型的毒素。曾任美国农业部-APS全国植物病害恢复计划副主席的科学家唐胡伯博士指出，转基因作物的协同农药草甘膦毒性巨大，现已从饲喂转基因饲料而流产的动物体内分离出了新的不明病毒。中国质量检验检疫总局研究员范晓红，2011年从进口转基因大豆中发现了原本不属于大豆的一种不明蛋白质。这是一种能够跨越植物界和动物界，导致严重生殖异常的全新病毒，由于它能直接造成哺乳动物生殖异常，其危害是无法预计的。“转基因的种子和食品可能含有未知毒素和在人体内从未发现过的过敏原。1989年生产的左旋色氨酸添加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添加剂导致了37人的死亡，并对1500多人的健康产生危害。添加剂中的细菌经过了基因重组，使得添加剂中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有毒氨基酸。”（人民食物主权网，2015-5-19 ）

（七）它会使我们丧失食物主权。多年坚持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的杨晓陆说，草甘膦除草的原理是固化土壤中的营养成分，使杂草等植物失去养分从而死亡。转基因种子因为对草甘膦具有抗药性才不会象杂草一样被杀死。由于使用草甘膦除草剂，节省了人工成本，但这样的后果是，转基因作物本身会含有草甘膦残留。“因为非转基因的种子是不能碰草甘膦的，它会和杂草一样被草甘膦杀死。久而久之，为了适应高效的除草剂，本土种子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人民食物主权网，2015-5-19 ）所以，草甘膦与转基因种子的存在会导致食物主权的丧失。

（八）对人类发展和大自然传统“生态平衡”造成致命破坏。岳水玉指出：“食用转基因‘粮食’，除了必将付出健康、生命的代价外，更具有反传统的或导致与传统人根本不同的异化或变异等巨大凶险。并且，对整个大自然的生态‘食物链’构成致命的打击，即没有花草虫鸟，除了自身而失去大自然的传统色彩等，而传统的人类已不复存在。传统自然‘生态平衡’被打破或被取代，人类及地球众多的动植物还能存活吗？”（草根网，2015-4-9）

（九）导致逐步挤垮我国的大豆种植业。《沦陷中国天然大豆的战略国策》一文写道：“美国的农业总产值3千亿美元，而农业补贴却超过1千亿美元。别以为美国政府在做亏本的买卖，一则，美国农业补贴的钱来自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是中国出口美国外贸商品没拿回来的钱；二则，美国转基因毒大豆低价倾销中国横扫中国天然高产大豆农业，摧毁中国高产天然大豆农业根基，全线占领中国饲料业和食用油油厂源头及上游工业，获利何止十倍百倍！”

既然大量铁的事实证明，转基因作为一项科技当然应该研究，但是大搞转基因主粮商品化，把人民群众当作实验用的小白鼠，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则绝对不能答应。现在仍在大量进口和种植转基因粮食的现实，说明问题已严重到了何等程度。既然转基因主粮商品化危害到每一个人，那就容易建立凡有人类良知者都可能参加的最广泛的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统一战线。现在，全国已有不少人知道转基因食品的危害而不吃它了。我们要在此基础上，短期内使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力争家喻户晓。当然，本人也不能像“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特在这里作个保证，要把此稿复印两万份，分送民间。在当前形势下动员越来越多的人“反转”，对于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一定要抓出实效。

（六）誓让人民节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盛大节日

让人民节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盛大节日，是人民的愿望，历史的必然。

根据什么这样说呢？

在关于人民节的大讨论中，许多战友对此谈了很好的意见。

例如，伏牛石战友说：“正是这位伟人，以他最彻底最坚定最执着的平民情结和卓绝才华，把一个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带进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这个百年来积贫积弱备受列强蹂躏欺凌的老大古国，真正焕发了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一跃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头羊和主心骨，毫无愧色地成为可以与苏美两霸抗衡的世界政治力量的第三极。这位伟人就是集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战略家、经济学家、诗人、书法家等于一身的毛泽东。”（乌有之乡网刊，2014-12-12 ）

理想燃烧战友说：“在毛泽东的词典里，人民至高无上，人民智慧无比，人民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心之所系。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管是谁，只要敢与人民为敌，有意无意损害人民的利益，都要受到他最严厉的惩处与批评。他领导下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里，人民的代表可以‘出将入相’，理直气壮地担当各级领导重任。普通农民陈永贵，可以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普通纺织工人吴桂贤，可以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普通基层指战员孙玉国，可以担任大军区副司令员；普通下乡知青邢燕子，可以担任中央委员。他生日的私家宴会上，普通科学家和劳动模范成了座上宾；国庆庆典上，他不喊任何人与党派万岁，独独喊出了千古第一声的‘人民万岁’。”（红歌会网，2015-5-22）

李旭之战友说：“在毛主席去世的三十八年间，人民一月月一年年地失去着他曾经带给人民的一切，人民在这失去的过程中，才最终切肤之痛地领悟了他对人民的最彻底的无私情怀，才体会到了他的离去对人民究竟意味着什么。”（红歌会网，2014-12-30）

宋英战友说：“人民节这个名称，最能体现毛主席前无古人的人民情节；最能表达人民群众对毛主席无比热爱的骨肉之情；最有利于促进毛泽东思想和人民群众的密切结合；最便于在全国各地推广普及。”（在长沙纪念“新五四运动”两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同时，这也在于随着近几年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使越来越多的人进一步理解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才斗得了走资派；中国之所以没有象苏联那样发生党跨台、国解体的历史大悲剧，之所以没有象乌克兰那样陷于血淋淋的内战之中，也在于人民群众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并且，使越来越多的人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才能把真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挽救革命挽救党，复兴科学社会主义。

由此可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当前形势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历史大机遇，都决定和要求我们过好人民节，

于是，在长沙“新五四运动”两周年纪念之际，湖南、河南、江西、重庆、广东、上海等地的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向全国热爱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各界朋友、各族同胞和国际友人发出了人民节红色文化宣传的倡议。著名人士钢筋水泥说得好：“ 12月26日已赋予了人民的内涵，变得不普通，她已成为一个神圣的日子，一个人民的节日。这是民心民意，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俗，就像端午节、中秋节、春节一样，不需要哪个权威认可，也不需要哪个部门批准，更不需要哪个官员同意，人民自豪地宣布：这一天我们要过节！纪念毛主席，歌颂毛主席，呼唤毛主席！用歌舞、展会，表达对人民领袖的怀念，用红旗、红歌，宣示对红色信仰的坚守！是的，毛主席并不能复活，但是毛泽东思想已经永生！……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摆脱危机，实现民族独立的坚强保证，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无敌利剑，是迈向共产主义的指路明灯。伟大的中国民俗把12月26日确定为圣洁的人民节日，是对民族精神的崇尚，是对社会正气的弘扬，是对国家希望的召唤，是占领意识形态高地的人民之声！纪念毛主席，欢庆人民节！这一天中华民族要普天同庆，这一天劳动大众要尽情欢歌！”（乌有之乡网刋，2014-11-22）苍天忍不住的热泪网友指出：“只需看看12月26日这一天。从我关注这一天中国民众的所思所行以来，特别地感觉到今年的这一天来得更加的热烈，因为，历经三十八年来最底层人民的思念里的蕴育和情感下的累积，我是真真切切的转折性地感觉到了——人民节——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乌有之乡网刋，（2015-5-18）

人民节的活动内容和形式。

在2015年5月3日长沙纪念“新五四运动”两周年座谈会上，大家形成的共识是，关于人民节的定位，它作为民间自发设立的节日，属于一种民俗；它作为一个平台，属于宣传红色文化的一种形式。关于人民节的定向，其根本的政治方向和目标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壮大红色力量，复兴科学社会主义。

2015年5月22日，理想燃烧网友倡议，大家就人民节的民俗节日文化内容、形式、宣传方式、文化传播创意等献计献策。该倡议提出，每年的12月25日夜为“红星之夜”。“‘红星’寓意迎接红太阳的升起，寓意革命人民红心永向毛主席，永远与毛主席心连心，血肉相连，鱼水情深！人民不死，毛泽东永恒！‘红星’与其它任何星星有本质区别，她是向着一切劳动人民，为劳动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可见以‘红星’来迎接‘红太阳’，对纪念毛主席诞辰很有意义。

小草无名网友指出：“圣诞节在中国尤其是在大中城市里，甚至被人们重视到几乎可与最著名的民族传统节日春节相媲美的地步，这实在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与悲酸。……‘红星夜’与‘平安夜’针锋相对，毛主席比西方的那个耶酥老头伟大得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也是世界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的大救星。我们就是要用红色文化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教育和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回归中华优秀传统，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准备。……在主席诞辰日到来之前，是否可考虑在各地城市繁华地带和参加活动的同志们所住宾馆悬挂张贴‘人民节毛泽东日.红星夜’的装饰物，吸引市民和住宿客人，增大宣传力度，争取更多的人们参与到这个正义和隆重的节日中来，并逐步完善和将此方式向全国各地推广。”（红歌会网，2015-5-25）  

不少战友建议，12月25日晚上各地群众共度红星夜，去韶山的朋友，在毛泽东铜像广场守夜陪伴毛主席，可以唱歌，可以宣讲，可以播放歌颂毛主席的经典老电影或纪录片，以多种形式缅怀、追思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共同迎接他老人家的生日­­---12月26日---一轮红太阳的升起！

在12月26日人民节.毛泽东日的早上，各地人民同吃“长思面”。在韶山的朋友集体列队去广场向毛主席铜像献花、鞠躬、环绕铜像致敬，向游客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各类宣传品、唱红歌、朗诵诗词、发表演说以及其他诸如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反对私有化、揭露汉奸卖国贼的罪行等活动，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共产党的领导，宣传社会主义公有制，宣传爱国主义，宣传革命的英雄主义。

怎样让人民节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盛大节日。

首先，要充分认识让人民节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盛大节日的重大意义，因为这是前提条件。向东老师在谈到这一点时强调：“我们要从情感崇拜进一步走向实现理想的政治制高点，把毛主席的诞辰作为我们人民的盛大节日。就象当年五四运动之后产生伟大光荣的共产党一样，在‘新五四运动’之后也产生一个光辉灿烂的‘人民节’，把她作为起点，作为依托和载体，凝聚起正义的力量，迈向新的革命征程。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翻江倒海卷巨澜，让历史坐标的曲线重新向上。”（红歌会网，2015-5-8）不难看出，在人民节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盛大节日的时候，不仅会震撼全中国，而且会震撼全世界。这是在于，绝大多数人在这一天纪念毛主席，表明的是谁得民心，而得民心者是一定要得天下并且一定能够得天下的。这就是说，让人民节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盛大节日，是一件天大的事，干好这件事的意义，自然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其次，要牢牢抓住毛泽东路线这个纲，因为这是根本。李新政老师最近强调，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要特别重视学习和宣传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我很赞成。一个是学毛主席的论述，再一个是看看《毛泽东传》，看毛主席是怎么处理问题的、怎么解决继续革命中各种各样复杂矛盾的。这当中最根本的，是抓住毛泽东路线这个纲。从当前的情况看，要特别重视其中的群众路线。这在于走资派最害怕的是人民群众参与的大民主；修正主义最阴险的是让人民群众各人顾各人从而把社会重新变成一盘散沙；苏联发生党跨台、国解体大悲剧的最惨痛教训是成千万的党员、成亿的男子汉“竟无一人是男儿”。可见，树立必须关心国家大事的理念；增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抛弃单纯依靠神仙、皇帝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形成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氛围，发展成人民战争、人民革命，这样才谈得上抓好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斗争。

再次，要下大决心、用大力气采取管用的办法去落实，因为这是关键环节。这包括：

（一）我们马列毛派战友不仅要带动亲朋好友以及家乡人一起过人民节，更重要的是把让绝大多数人把人民节作为盛大节日，真正作为自己的政治誓言、政治任务和检验工作的政治标准之一，身体力行，落到实处。

（二）发挥真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工农联盟的基础作用，使人民节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

（三）呼吁通钢、大庆等国企和南街、华西等集体化农村；呼吁坚守革命信仰和品行的干部群众；呼吁初衷不改的毛主席的老战士；呼吁每一位革命群众，带头过人民节。

（四）吁请井冈山、瑞金、延安和山西、河北、山东等革命老区的人民，“回忆毛主席，过好人民节”。

（五）吁请毛主席家乡湖南的人民群众，率先做到让人民节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盛大节日。

（六）吁请大家特别是爱国企业家，捐点资金，制作些毛主席像章等多种纪念品；复印些毛主席原著及其他宣传材料；定做些类似于重庆的“长思面”等食品，免费赠送给过人民节的人。

（七）吁请全国的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以大局为重，使今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22周年的活动，统一以人民节的名义进行。

（八）吁请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团体特别是爱国网站，要把誓让人民节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盛大节日，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搞好宣传推广。

这里列出的六项工作任务，主要是根据当前形势提出的，决不是说其他工作任务如反对进一步私有化等工作就不重要了，所以要特别强调多项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并且，今后的工作任务，还会根据新形势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告诉我们，既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各项工作之间的关系，又要明确当务之急，找准突破口。这样，才能牢牢掌握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

今后几年最多十年很可能发生的大危机，不仅被越来越多的马列毛派战友认识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决战期”或者说“生死抉择期”，而且连不少资改派也公开承认了。他们不仅提出“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推进改革”，准备拼死一博，而且表明了他们在生死决战中抉择什么。例如，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的所谓警世名言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险是改革往回走”；房地产大鳄任志强在北京大学公然号召“推墙”；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在学生毕业典礼上演讲时，提出了“面对可能到来的社会大变局，你将如何选择？……如果中国再来一次义和团或红卫兵运动，如果重庆模式成为中国模式，你们能不能清醒地说不？”的尖锐问题（秒拍网，2015-7-3）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总裁曹思源则煽动：“我希望，你们在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文明一边。”

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面对这种局势，自然会展开绝地大反击，挽狂澜于既倒。因为，对于当代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来说，能够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推翻资本主义复辟集团的统治，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事业，是人生的最大价值，是历史的最大幸运。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了扫除那些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的害人虫，为了告慰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在天之灵，为了无比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让我们团结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