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有茅台院士，为了公平计，就可以有五粮液院士，还应该有酱油院士，白醋院士等等。这样一来，院士就太多了，一个工程院就有点盛不下，这就需要考虑分门别类设立工程院，同时也可以更加专业滴开展评审和授予院士职位，例如酿造工程院，勾兑工程院，还可以有川菜工程院，湘菜工程院等等。在科学的春天里，对这些都没有必要吝啬，毕竟，人才辈出是盛世的主要标志。 说这些，倒不是抬杠，而是说工业工艺与生产环节的务实技术贡献，如果需要以评选院士的方式，进行肯定和定评，那确实就有一个“类属问题”，需要由此追问：同一类问题是否都给予同样的办法解决? 有人抬杠说，这么说那袁隆平也只能成为“大米院士”了，其实，较真的话，袁隆平连大米院士都不能够算。之所以袁隆平被确立为个人英雄，是改开朝的“故事新编”的成果——把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密集型育种协作成绩，硬要“扣在个别人头上”去讲述，然后，才凭空包装出一个个人英雄出来。如果硬是要依据个人主义标准，去搜寻个体对集体协作攻关的独特贡献，那么，在三系育秧技术突破中间，“野败”的发现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那么就不是袁隆平，而是他的助手李必湖才贡献更大，至少在海南发现“野败”是出于李必湖“眼尖”，而不是袁隆平先看到的。很显然，这样的“故事新编”，只是一个对“旧成果”贡献的再分配过程，而袁隆平作为曾经的安江农校教师，他的团队对于三系育秧成功的贡献是有限的，正如他有时候公开讲话中间还会提到“在党的领导下”才会有成果那样——有组织的集体努力对于新成果的贡献才是最重要的。 目前网友群嘲“茅台院士”，显然是认为院士评选过程中间，出现各种力量渗透和“强行公关”——包括资本的力量及其积极活动，这不是第一起了。不惟如此，从较为具体的院士评定标准，到一般性的技术性知识的学习与评价体制，都有必要提出来反思。 有人提到毛远新的名言——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对于这个观点肯定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上了大学之后当白领，这样一种大学体制，是否必然如此，还是可以讨论的，就跟什么样的人当院士一样。上大学掌握了技术，提升了个体在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和地位，这对个体而言，是努力奋斗改变阶层——从蓝领到白领的提升，但对于社会而言，则是新技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和个体中介，在生产环节起作用。 理工科基础研究，确实要求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去操作专门研制的技术设备，这部分努力完全独立于具体生产过程之外。而西方的大学体制中间其他的应用技术领域，之所以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确实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相关的——方便少数人去控制大多数人的过度劳动。换言之，这个大学体制源于泰勒制“概念与执行相分离”的设计——这样一来大多数劳动者分工定位于“简单程度劳动方便提高工作频率和熟练度”，而技术性内容则剥离出来之后予以专业化，并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于是在生产的第一现场，就出现了白领工程师与蓝领体力劳动者的分工和分野。 毛时代早期因为文盲太多，工程师太少，泰勒制设计的高度分工不仅弄不成，还往往成为事业推进的障碍，因此，就只好反过来操作。如同周总理所言，恢复时期(1949-1952年)以交通(铁路)和水利为重点投入方向，开工修筑了宝成和成渝铁路，水利上开工了治淮工程，就到处都找不到工程师了。 彼时，不要说高端概念化的脑力劳动——多为各类工程师，就连非文盲都很少，因此，不得不倒转泰勒制——转而强调技术学习成本分散——推进以岗位责任制为基础的普遍学习网络，据以快速突破各类技术瓶颈——缩短“从不会到会”的时间间隔。而普通员工也被邀请参与自觉学习和关注全局性技术改进过程，还周期性地搞群众性技术革命和革新过程，强调蓝领劳动者也参与“提合理化建议”，这个努力方向，是把泰勒制设计中间的“以工程师为载体的概念职能”，透过分散学习去快速提高。 似乎，在新中国的大规模水利工程中间，有关概念职能的分散与集中带来的区别，尤其明显。1950年代，治淮工程大规模铺开，由于工程技术人员极度短缺，浙江大学教授汪胡桢在课堂上被强行拽到了佛子岭水库工地，在那里主持大坝力学设计。也由于技术人员极度短缺，各路建设者都被期待为“从不会到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由此出现了高度学习热情和自主学习努力，工地被戏称为“佛子岭大学”。同时，各个施工环节的技术短板，都有待于快速填补，为了大坝早日建成，相关技术瓶颈都分解到施工诸环节和特定岗位建设者的身上，也孤立他们做出自己的超限战努力;为节约混凝土，佛子岭大坝设计成连拱坝，要求高达80余米支护板梁结合超高结构要求，木匠朱师傅创造的模板设计，王技术员设计的支护过梁，得到了表扬和肯定，汪胡桢在198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间，还特意提到“朱板王梁”的突破性进展。此种分散学习和提升过程，是充分逆转泰勒制设计的“概念与执行分离”的理念，反过来强调“概念与执行的紧密结合”，目的是不言而喻的——以最短的时间填补技术方面的短板，为达成此一目的，不得不结合岗位责任制和具体劳动分工要求，在具体的操作岗位上快速完成技术学习与积累过程。 与毛时代格外关注分散学习和共同提升不同，到了三峡工程则开始了一个反向的努力——重新学习西方搞泰勒制设计的“概念与执行分离”，所谓的招标投标制和监理制的实施基础就是：业主作为甲方与工程承包者乙方的利害关系分开，同时，设计机构需要完成的工程量和设计深度，在工程地质相关条件“揭露”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就需要大大提高与施工技术与工程量相关数据的准确程度，如果“初步设计”在主要技术措置和工程量方面，达不到“技术措施清楚”和“施工数量查明”程度，就达不到作为招标和发包乃至于合同签约的技术依据。 相比较而言，这个设计深度要求，毛时代只需要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查明工程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技术和地质条件障碍——就可以开工，截然有别。而从“可行性研究”到“初步设计”的设计精细程度差别，及其相关的巨额前期成本投入，对于工程实施并无实质性的贡献，起作用仅仅在于预先分清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责权利界限。与此同时，初步设计的深度推进，工程甲乙方的利害关系分割，也就一同内化了水利工程实施过程中间的“概念与执行分离”的泰勒制设计，由此，施工方也就被排除在参与施工技术难题的“会战”之外了，所以，从“可行性研究”到“初步设计”的变化，不仅要求设计阶段达到“工程量尽可能准确”的目标，还要求对施工进程中间可能遭遇到的问题都有“预案”——当然理想状态是排除一切“不确定性”这个“质的提升”，两个方面的推进都是在地质条件揭露不充分的前期就需要完成，这就要求大大提高前期勘测资料的完备程度和成本。 除了这个“概念与执行分离”的差别之外，基于技术概念职能集中的大学体制，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社会区隔和巨大成本。业主和工程队的利益分割与对立，本身就是很大的内耗和成本。而且，业主制和招投标制度，“可行性研究”的深度不足以划清重大利害关系，就要求把设计阶段的工作深度推进到“初步设计”程度，设计在质的方面要提升到排除大多数不确信，量的方面要足以厘清主要的工程量，设计在质和量两方面的高要求被提出来之后，在宏观上就可以看到一个产业分工和勘测设计行业的巨大膨胀过程——与毛时代相比，今日中国的各类勘测设计院所，其规模和雇佣人员增长百倍以上，相当于只要是要求“概念与执行分离”和业主与施工方关系分离，那么十倍的工程规模，就需要投入百倍的勘测设计力量去承担。相关勘测设计力量以及行业性膨胀，就主要服务于预先“揭露”工程量与技术相关的责权界限，这部分相对隐晦的工程成本及其大幅度攀升，向前延伸之后就呈现出大学相关学科招生人数的巨大膨胀。 宣传上老是说，三峡工程引入西方国家的业主制、监理制和招投标制度，是推进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措施，属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究其实，是潜在地引入了泰勒制设计的“概念与执行分离”理念，同时也引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间业主与施工方的利益分割与对立机制，由此带来了工程造价和总社会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应该说，在这个变革过程中间，很多人包括最积极的鼓吹者，都未曾明确意识到这个变化的深刻内涵及其成本影响，也从未有人具体计算过相关成本变动的幅度，而是奔着“洋就是好”“洋就是新”的信念而去的，此种基于主观偏好和一哄而起的巨大变革，说成是“摸着石头过河”真是太勉强了，完全属于“盲人骑瞎马”的跟风行为。 毛教员说过理工科大学的创新办法(所谓“七二一大学”)：要从第一线劳动者中间选拔学员，培训之后，重新回到第一线去服务;还有透过“朝阳农学院”经验力推的“三上三下、社来社去”培养方案，除了避免阶级分化的考虑，还存在着倒转“概念与执行分离”后的其他成本因素，近似于要求理工科诸方面的技术知识分子，也内嵌于劳动者群体，并且在第一现场产生技术方面的引领性作用。对照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毛时代那个为了快速学习和掌握技术的对付方案——除了应付高端技术力量不足的短板之外，显然也是追求一种“技术性的有机知识分子培养路径”。 而且，要求技术人员走“有机知识分子路径”的努力方向，绝非是左翼革命家的专利，著名的改良派学者晏阳初，就提出过“先农民化、再化农民”的口号。不仅是晏阳初，任何想要真的影响和改变社会大众的人士，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如何让新的思想或者技术学习努力，更高效率地深入到民众中间去起作用。所以，哪怕是从快速而高效地完成与民众的交流考虑，各种深入群众能够顺利地与民众实现高效率交流的有机知识分子路径，都被证明是不可超越的，此后才谈得上发挥技术或者新思想对民众的引领作用。 当然，各种有机知识分子路径方面的实践，推进的深度都还不够，是不是非此就不能成功，还没有人能够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但是，从思想和技术对民众的有效引领作用出发，有机知识分子路径，证明是效率最高的路径。同时，降低技术水平的快速普及，然后在此基础进行逐步有序的提升，是不是就一定不如专业化和正规机构，同样并没有定论，至少，毛时代以赤脚医生普及带来的国民健康水准进步，远大于西方和今日中国的正规化医院与高度专业化努力方向，而且还花钱少办事多。 大体而言，今日世界已经不是爱迪生和瓦特那种个体发明家能够担纲的时代，现代技术的复杂性及其要求的巨高学习成本，远大于个体的最高能力及其全部生命周期，结果就只能够透过专业分解和职能分工去合作完成，在今日这种复杂技术与知识学习逻辑中间，大范围顺畅合作带来的高效率，远高于个体聪明才智的地位。顺畅合作要求对个体利害关系的超越，过分突出和强调个体成绩以及个体贡献，是在合作链条中间强硬输入了“个体本位”，这只会导致合作伙伴之间的私人目标不睦，从而降低合作效率，加大了协调成本。 在今日这样的世界里，高扬个体努力及其成就的院士评选体制，或多或少都有悖于时代要求和技术自身的逻辑。不过，技术本身就附带着政治，在政治场域中间总是那些最有话语权的大腕，最后参与决策和政策选择，在科学与技术界也没有两样，也许，只是也许，大腕们为了给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进行更高程度的社会性赋值，这才出现了科学院和工程院这样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之确立到底是为了推进研究本身，还是服务于给大腕进行特殊赋值，还真的不太容易分清楚，院士们自己也不见得说得清楚——何况他们还不见得愿意说出来。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九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