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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雷霆战将,没有发胶和雪茄,靠捡洋落儿建起火炮部队 ...

2020-11-18 19:27| 发布者: 南极| 查看: 233| 评论: 0|原作者: 董少东|来自: 北京日报纪事

摘要:   近日,号称是青春版《亮剑》的电视剧《雷霆战将》在网络播出,把观众雷了个“外焦里嫩”:剧中的主角用发蜡梳出油光锃亮的发型,八路军住进了欧式豪装大别墅,川军师长在打仗时喝咖啡、抽雪茄,好像战争的胜利轻 ...

  近日,号称是青春版《亮剑》的电视剧《雷霆战将》在网络播出,把观众雷了个“外焦里嫩”:剧中的主角用发蜡梳出油光锃亮的发型,八路军住进了欧式豪装大别墅,川军师长在打仗时喝咖啡、抽雪茄,好像战争的胜利轻而易举,抗战将士在战场上很“拉风”一样。

  这样的雷人剧集停播了,但怎样不让历史正变得浅薄呢?还是认识一下真正的雷霆战将吧,比如人民炮兵的奠基人、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朱瑞。

  朱瑞是延安炮兵学校的校长,培养了大批炮兵专业人才;他把延安炮校带到了东北,白手起家,两年时间建立起一支拥有近五千门火炮的炮兵部队;他提出一系列炮兵作战原则,使炮兵战术、技术和指挥能力迅速成熟……

  1948年10月1日,这位人民炮兵的奠基人,亲身到硝烟未息的战场查看火炮炮击效果,不幸触雷牺牲,年仅43岁。

  “始于斯,终于斯,老于斯”,是朱瑞就任延安炮校校长时与全校师生共勉的话。他用生命践行了这个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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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二方面军担任政治部主任时的朱瑞(前排右二),身边是红二方面军司令员贺龙(前排右一)。

  “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为筹备大典,作为主席台的天安门,要在正中门洞上方悬挂毛主席像。

  为了给画家们提供画像的参考,摄影师为毛泽东拍摄数幅正面肖像,但是几张照片都不能尽如人意。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到几幅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生活照,选定了一张合影中的毛泽东像,作为开国大典毛泽东画像的摹本。

  这张合影中的另一个人,就是朱瑞。

  然而,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马上要在北京响起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创始人之一、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司令员朱瑞,却再也回不到毛泽东身旁了。1948年10月1日解放辽宁义县的战斗中,朱瑞不幸触雷牺牲。

  这张合影拍摄于1945年6月,是毛泽东和朱瑞一起在延河边散步时留下的纪念。照片拍摄之前,毛泽东和朱瑞进行了一次谈话。

  朱瑞原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1943年12月奉调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1945年作为中共山东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了中共“七大”。

  “七大”胜利闭幕后不久,中央决定任命朱瑞为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彭德怀,第一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周恩来已经与朱瑞谈过一次话,告诉他具体承担的工作。没想到,朱瑞竟然想推辞这项职务。

  几天后,毛泽东亲自找来了朱瑞。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说,听恩来说你对中央安排的工作有意见,今天我们就一起谈谈,你有什么想法统统说出来。

  朱瑞说,同美国人和国民党谈判,事关重大,政策性很强,他恐怕难以胜任。副总参谋长一职,请主席和中央考虑更合适的人选。“我在苏联是学炮兵的,一心想回国搞炮兵。1930年回国时没有条件,就撂在一边了。”现在建设炮兵已成为我军重要任务,朱瑞“想去炮兵学校当一名教员”。

  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和炮兵教员,跨度实在太大了。不过,毛泽东对朱瑞的想法很有兴趣,他详细听取了朱瑞关于建设炮兵的设想,询问了很多问题,甚至还问到了一些火炮性能方面的专业知识。

  毛泽东的提问,多少带着些对这位自荐“搞炮兵”的高级干部的考察意味。所有的有关炮兵的问题都难不倒朱瑞,可以说正中下怀。他是当时党内、军内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炮兵专业人才。

  朱瑞是江苏宿迁人,早年在徐州、南京读书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19岁的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广东大学。时值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广州是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在中共党组织的推荐下,1925年年底,朱瑞作为左派青年的代表,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革命史影响最大的“洋学府”。这所由苏联出资创办,并以孙中山之名命名的异国学府,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精英,他们当中很多人,陆续成为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朱瑞的同班同学中,就有邓小平和左权。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中国共产党从血淋淋的现实中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开始了武装斗争。“枪杆子”是个代称,当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枪”。根据国内斗争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安排,远在莫斯科的朱瑞,在1927年的夏天进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

  不同于国民党和苏联联办、专为中国培养人才的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是一所久负盛名的军官学校。在沙皇时期,这所学校就是炮兵军官的摇篮。苏联时期,苏联红军中的炮兵军官很多都出自这里。苏联红军奉行“大炮兵主义”,炮兵教育自然得天独厚。

  1929年7月,朱瑞以毕业考试和实弹射击双项第一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炮兵学校本想安排他到苏联陆军大学继续深造,但朱瑞归心似箭,急欲投身国内火热的战斗。恰在此时,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发来了调令,朱瑞终于踏上归途。

  但是,这个克拉辛炮兵学校毕业的炮兵高材生,在回国后的十余年里都没能从事炮兵工作。正如朱瑞所说,“1930年回国时没有条件”,他回国时的红军,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火炮都极为稀少,还远远不能成为一个兵种。“大炮兵主义”教育出来的朱瑞,在全军火炮最多时也只有两位数的红军、八路军中,实在是没有用武之地。

  这十余年中,朱瑞做过地下工作,在中共长江局风雨飘摇时,受命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只身前往白色恐怖中的武汉;他做过统战工作,直接领导了国民党第26军宁都起义;他做的最多、最久的是党政工作,在红3军、红15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八路军第一纵队等部队担任政委、政治部主任;“七大”召开前,他担任着中共山东局书记……

  革命形势所需,让朱瑞经历了众多的岗位和工作,却都和炮兵不沾边儿。等到“七大”闭幕,中央给朱瑞安排新的岗位时,他琢磨的却是自己搁置了十多年的“老本行”炮兵。也正是在那时候,朱瑞有了学以致用的条件,我军的第一所炮兵学校——延安炮兵学校成立了,朱瑞主动申请去当炮兵教员。

  朱瑞如此说,是发自内心的谦虚,但是,中央不可能如此降职任用,真让一个军委副总参谋长的人选去当教员。延安炮校的确缺教员,但是当时更急需的是一位校长。

  据原朱瑞秘书毛鹏云回忆,当朱瑞向毛泽东详细汇报关于建设炮兵的设想,并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大炮,和大炮交朋友”时,毛泽东很高兴,当即决定让朱瑞代理延安炮兵学校校长,最后还与他合影并鼓励说:“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

  “模范战士上炮校来”

  在朱瑞到来之前,延安炮兵学校的校长之位,已经空缺几个月了。首任校长郭化若,一手创建了延安炮校,却在开课后不久就积劳成疾病倒了。

  郭化若是比朱瑞更为资深的炮兵专家,从军经历堪称传奇。

  郭化若是黄埔四期生,所学即为炮科。毕业时,郭化若总分第一,留校担任炮兵第二队代理队长。北伐战争开始后,郭化若带领黄埔军校五期的炮科学生兵参加北伐,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立有大功。

  八一南昌起义时,已经是中共党员的郭化若身在武汉,获知消息,马上出发去寻找起义军,终于在三河坝追上了部队。此后起义失败,郭化若又与大部队失散。经党组织安排,他前往苏联留学,所学还是炮兵。不过,郭化若的留学生涯并没有完成学业。1928年,他得知国内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立即退学回国。结果等他回到国内,红四军已经离开了井冈山。几经辗转,郭化若终于在福建龙岩找到了红四军。

  和朱瑞刚回国时的境遇类似,这位炮兵专家一时也没有条件施展所学。不过,他的军事才能很快展露出来,长期从事参谋工作,一直在毛泽东和朱德的身边,曾任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是朱毛指挥作战、建设红军的得力助手。郭化若有毛泽东的“高参”之称,正是缘于这段经历。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郭化若任抗大三分校校长。抗大三分校后来改成八路军军事学院,郭化若任教育长。

  1944年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大规模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敌后战场也逐渐转入攻势作战,并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中央已经着手战略调整,加强炮兵提上日程。

  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最早看中了炮兵专家郭化若,想调他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一番谈话下来,贺龙发现,郭化若的“胃口”可不止一个炮兵团。他说,加强炮兵是有战略眼光的做法,但一个炮兵团远远不够,应该建立一所炮兵学校,这样才能像母鸡下蛋一样,迅速培养炮兵专业干部,壮大炮兵力量。贺龙听罢击节赞赏,马上给中央打报告。

  没过几天,贺龙又拉着副司令员徐向前,与郭化若共同研究了炮兵学校的组建问题。贺龙是急脾气,征求郭化若的意见,问他半年内能否开课。没想到郭化若比他还急,表示争取3个月就开课。

  12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发出了延安炮兵学校招生的指示信,号召“模范战士上炮校来”,为建设我们的炮兵而努力!

  郭化若给延安炮校列出的招生条件是:一要政治清白;二要年龄在18岁以上28岁以下;三要身体强壮、五官健全(近视、夜盲、耳聋均不收)、无传染病或慢性病,身高在1.6米以上;四要自己能写笔记,看军事书籍,演算四则混合运算题。

  这样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算高,但是放在当时,这些条件都满足的八路军战士,放在哪个部队都是“宝贝”,特别是第四条,能有这样文化水平的,多数都是干部或文化教员了。中央对此已有准备,在指示信中特意明确规定:凡在部队中担任连、排长或政治、文化教员……符合报考条件者都应准其报考并欢迎其报考,各部首长及各机关首长不得借故阻拦不准,至其所遗下的职务,则由上级机关或各部调人补充。

  其实,延安炮校的招生消息一来,八路军各部的报名都非常踊跃,也不存在部队首长留人、藏人的情况。这支部队,早吃够了缺乏重火力的苦头,终于有机会培养自己的炮兵了,哪有不支持的道理。

  与此同时,延安炮校的组建工作也全面展开。延安炮兵学校虽然可以依托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家底,但还是远远不够,从工作、教学到生活,哪方面都有欠缺。为了尽快开课,教材要靠自己编写,教具要靠自己制作,小到水平仪、米尺、三角板,大到山炮,都要设法制作代用品或模型。

  除了准备教学用品外,还要开荒种粮、种菜。延安炮校的前身炮兵团,是第一支进驻南泥湾的八路军部队,比三五九旅还要早几个月,是他们拉开了开垦南泥湾的序幕。炮兵团变身炮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精神也一点没有丢。

  在郭化若校长的全面组织下,炮兵学校组建工作进展迅速。从受领任务到延安炮兵学校宣布成立,只用了1个月;到完成招生、编队及开课准备工作,只用了3个月。1945年3月15日,延安炮兵学校正式开课,人民军队的第一所炮兵专业学校在南泥湾宣布诞生。

  然而就在延安炮校开课后不久,郭化若因为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积劳成疾,不得不住院病休。待到郭化若身体康复,革命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郭化若调任华东野战军,历任纵队副司令员、政委,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

  此后,郭化若没有再从事炮兵工作,但晚年的他仍时常感慨:组建延安炮兵学校是我一生中度过最愉快,最幸福的难忘时光。

  幸而,继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的朱瑞,没有辜负郭化若此前的心血,不只是延安炮兵学校,他还白手起家,迅速建立起了一支威武雄壮的人民炮兵。

  车到山前必有路

  延安炮兵学校校址位于南泥湾桃宝峪,离延安有几十公里路程。朱瑞到炮校报到上任的第一天,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炮校政委邱创成对着整齐列队的千余名师生,高声说道:“毛主席给我们炮兵学校派来的新校长朱瑞同志到任了。”

  当年的炮校学员王振奎回忆,站在简陋的主席台上的朱瑞身材高大,却不是威猛的武将形象,他身着褪了色的粗布军装,破旧却干净利落,戴着黄边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形象。

  朱瑞讲话带有很重的江苏口音,却不是“吴侬软语”,相反,他的一番话让台下这些未来的炮兵们热血沸腾。朱瑞转述了毛主席的话,“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随后,他“像讲故事似的讲了苏德战争中炮兵对取得战争胜利所起的作用”。

  虽然很多年没有从事炮兵工作,但朱瑞一直没有撂下自己的专业。除了在苏联红军“大炮兵主义”的专业训练外,他还关注着炮兵理论和实际作战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战争史的巅峰,苏联红军对火炮的推崇和应用更是达到了极致,把大炮奉为“战争之神”。朱瑞口中那些五花八门的大炮、在诸多战役中摧枯拉朽的力量,无不让人血脉偾张。

  随后,朱瑞指着操场边的十几门火炮,对学员们说:“别小瞧我们从敌人手里缴过来的这些火炮,虽然它们很小、很破,但比起我们的小米加步枪,那可就是了不起的重火器,是我军的宝贝。今后我们要靠大炮来取得胜利!”

  这几句话是有的放矢。

  朱瑞面前的延安炮校刚刚创立四个月,得益于建校校长郭化若卓有成效的工作,全校编有3个炮兵大队、1个迫击炮队10个学员队,共1300余人。全校有四百多孔窑洞作为教室和宿舍,每个大队都平整出了操场作为教学场地,黑板、桌椅板凳因陋就简,却也能满足所需。像那时延安的每个单位一样,延安炮校条件简陋艰苦,炮校师生却热情昂扬。

  只是,作为炮兵学校最重要的教学设备,火炮的数量实在太寒酸了。整个延安炮校,只有16门小口径山炮,而且还是苏式、德式、日式多国造的好几个型号,炮队镜更可怜,仅仅1架。

  而这些火炮,已经是八路军的几乎全部家底了。延安炮校的建校基础,是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八路军最核心的炮兵力量。一个炮兵团,只有区区16门小口径山炮,这份家底,何止寒酸。

  其实,人民解放军炮兵是伴随着南昌起义的枪声诞生的。南昌起义中,起义军共编有3个炮兵营,全军火炮、迫击炮有百余门。但此后南下作战失利,起义军冲出重围时只剩2000余人,火炮仅有7门迫击炮。

  在此后的将近20年中,炮兵一直是弱小的“独苗”。在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壮大过程中,那段艰苦的岁月,枪都不能满足人手一支,火炮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

  不过,炮兵虽然弱小,却开创了不少堪称神奇的战例。

  井冈山时期,朱毛领导的红四军总共只有8门迫击炮。一次敌军来犯,守卫黄洋界的红军只带了一门刚修好的迫击炮。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这门迫击炮精准轰击了敌军指挥所,让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到来,望风而逃。于是,毛主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被称为“红军炮神”的赵章成,用仅剩的三发迫击炮弹,三炮三中,炸毁了对岸碉堡,摧垮了敌人反扑,掩护红军勇士突破天险。

  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一门迫击炮,让日军的“名将之花”陆军中将阿部规秀殒命黄土岭。

  炮兵的底子虽然弱小,骨子里却是强大的基因血脉,一直有着参天的梦想。

  1944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已经明朗,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会见了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派来的观察小组。伯德中校抛出了一个问题:“毛先生,如果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军队在中国后撤的时候,八路军会不会大举反攻?”毛泽东笑了笑说:“那当然是要反攻的,我们争取的就是这一天!”“那就是说你们将由游击战转为运动战了?”“是要打正规战的,而且很快要打到城里去的!”毛泽东坚定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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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战场上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美式重型榴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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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时的朱瑞。

  伯德中校接着问道:“我知道贵军没有炮兵和坦克兵,如何才能攻城呢?”

  毛泽东不再说话了,其实中央已有谋划,但还不足为外人道。周恩来笑了笑接过话:“伯德先生,对于这一点,我们会有办法的。中国有句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车?周先生,我们说的是炮的问题……”显然,伯德没有听明白这句直接翻译过来的中国俗语。众人哈哈大笑。

  在这次谈话前后,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决定,组建我军历史上第一所炮兵学校——延安炮兵学校。

  有什么学什么

  1945年8月1日,这一天不仅是人民军队建军18周年的纪念日,而且是延安炮兵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炮校已经正式上课四个月了,怎么直到这时才举行开学典礼?

  原来,在学校完成学员编队等开学准备工作后,首任校长郭化若曾专门向中央请示关于举行开学典礼的有关事宜。中央领导听说第一所炮兵学校能够开学都非常高兴,对开学典礼非常重视,但“七大”马上就要召开了,中央领导人都抽不开身。炮兵的学业不能耽搁,所以干脆炮兵学校先开课,开学典礼等到“七大”后再补。

  到了8月1日这天,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带着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的大批将领来到了南泥湾桃宝峪。遗憾的是,因为仍在病中,郭化若没能参加炮兵学校的开学典礼。朱瑞主持了典礼仪式。

  炮校的开学典礼在24响礼炮声中开幕——这可是炮兵学校得天独厚的条件,八路军中,还没有哪支部队能如此“奢侈”。

  中央领导致辞之后,炮兵学校组织了实弹射击表演。当然,这时的炮手主要是原炮兵团转型来的炮校教员或干部。山炮、野炮、迫击炮,炮校家底不厚,倒也打得甚是热闹。最精彩的一幕来自迫击炮队队长、“红军炮神”赵章成。只见他抱着迫击炮,不用支架,不用瞄准镜,伸出大拇指瞄了瞄,一发发炮弹就精准地命中目标。他甚至用迫击炮打起了平射——这已经超出了迫击炮射击原理了,真是神乎其技。

  不过,迫击炮终究只是最轻型的火炮,多作为连级步兵的随行火力,真要建设战略性的炮兵兵种,靠的还是榴弹炮、加农炮这样真正的大炮。可惜,延安炮校的16门火炮,也只是轻型的山炮、野炮,其中最多的,要数75毫米的日本四一式山炮。

  这种火炮在侵华日军中装备非常多,让中国军队吃尽了苦头。连迫击炮都极为稀缺的八路军,恨透了这种日军最主要的火炮,一旦有了缴获,又珍视得不得了。八路军中几乎所有的四一式山炮都集中到了总部炮兵团,也就由延安炮校接手,成了最主要的教学装备。

  16门火炮,平均到每个炮兵学员队还不到两门,学员队之下还分成了若干班级,每个班一门炮都分不到。炮兵学校只能实行分班教学,一组上课,一组操作,做到“人闲炮不闲”。

  类似的困难还有好多,特别是干部缺乏教学经验和管理学校的经验,教员少,教具、教材奇缺,设备较差。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朱瑞发动全校人员一起出主意、想办法。王振奎回忆,朱校长有句口头禅,“这个难不倒我们,因陋就简嘛!”

  马匹不够用,就以木马代替;方向盘、炮队镜等器材不足,就用木板或硬纸制作代用品;演习练射击时,没有通信器材,就用人传递口令;上课时没有粉笔就用白土代替等等。

  苏联红军“大炮兵主义”教育熏陶出来的朱瑞,并没有好高骛远,而是根据延安炮兵学校的实际条件,提出了“有什么(武器)学什么,战争需要什么学什么”的教学方针。延安炮兵学校的训练,也是技术为主,战术为辅,主要培养八路军急需的炮兵连排干部。

  从到炮校开始,朱瑞就亲自抓训练部的工作。他几乎天天泡在炮场上,指导学员们操作训练,亲自给他们做示范。

  炮兵是专业兵种,有非常多的专业理论、专有词汇等。炮校招生时虽然对学员的文化水平有要求,但很多人对炮兵专业知识的学习还是很吃力。朱瑞就引导炮兵教员们,把专业知识通俗化。比如测距,很多人对公制单位没有概念,那就换算成“步”,给学员们量出成人的步子有多大,小孩子的步子有多大;房子有多高,树有多高,牛有多高,羊有多高……这些随处可见的实物,都成了测绘时的参照物。

  1945年9月,延安炮校第一期学员一千多人毕业,成为我军炮兵建设的骨干力量。当然,有了这批炮校毕业生,人民炮兵还只是有了“兵”,“炮”从哪里来呢?

  “捡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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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兵学校“捡洋落”收获的火炮,已经非常老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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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兵学校搜集到的日式轻型火炮。

  就在延安炮校首期学员毕业之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14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共中央部署“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决定“将(延安)炮兵学校(约一千人)开到东北去”,以便组建炮兵部队。

  同一时期,十几万大军从各解放区星夜兼程向着东北进发。所有人都满怀期望。最先抵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部已经发回了消息:“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这个消息在出关部队中被流传成了“东北遍地是物资,枪炮要多少有多少”,因而各部出发时,都做着到当地接收武器装备的打算,部队一律轻装疾行,稍重一些的武器都留给了地方部队。

  延安炮校最关心的自然是大炮,他们听说的传闻是东北有“大炮六千,车辆骡马无数,弹药器材堆积如山”。所有人都喜形于色。9月23日,延安炮校开赴东北。行前,炮校做了最大程度的轻装,留30余名干部组建1个炮兵营,留守陕甘宁边区,所有的火炮都留下来,就连枪都简配到每个学员队只有两支步枪。

  可是,到了东北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

  当时国民党军正在抢占东北的大城市,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根据《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要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陆续进入东北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不能再以八路军新四军的面目出现,只能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而且要撤出沈阳等东北城市。

  先期到达东北的部队,接收了一些日军遗留的武器装备,但延安炮校一行却是两手空空撤出了沈阳,到吉林通化暂时栖身。

  炮校校长朱瑞直接找到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再三交涉。苏军被缠得没办法,用几十门破旧的小口径日军火炮打发过去。朱瑞也看出从苏军那里得到大炮没什么指望,他转回头给延安炮校指战员下令:“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务。”通俗的说法,就是发动大家去“捡洋落”。

  被派出去搜集火炮器材的延安炮兵学校的人员,“上自首长,下至马夫,都人各一方”,足迹几乎遍及东北大部。凡日伪军驻扎过、作战过或是听说有火炮遗弃的地方,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不论山林还是沼泽,不论洞穴还是矿井,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炮校警卫连副连长周天才一人就搜集到20多门炮,被誉为“搜炮英雄”。

  朱瑞虽然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但仍然亲自参加搜集武器的工作。一次,接到百姓举报,说日本人撤退时,把几门大炮和许多炮弹推到镜泊湖里了。朱瑞听后大喜,立即带领炮二团的一个连赶去,当时正是严冬季节,镜泊湖上的冰,足有一米厚。朱瑞带领战士们,抡起镐头破冰,炮身终于露了出来。不到一天时间,就捞出了三门野炮。朱瑞喜不自胜:“乖乖,这回我们发财了。”

  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至1946年五六月间,共搜集到火炮700余门,炮弹50余万发,另外还有大批的火炮零件和各种器材。东北民主联军利用搜集来的这些火炮及器材,共组建6个乙种团(每团辖2个营)、4个丙种团(每团3至4个连)、6个营、26个连,总计约80个炮兵连。

  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向南满地区大举进攻。延安炮兵学校迁至牡丹江,随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朱瑞仍是校长。除了炮校校长,朱瑞到东北后还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务,负责指挥民主联军后方机关、部队和炮兵、工兵、装甲兵、航空兵、总部同苏军之间的交涉联络等工作。

  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由孙红雷扮演的男主角杨立青的身上,浓缩了很多中共将领的影子。杨立青在东北民主联军担任特别部部长,所做的工作和朱瑞高度重合。朱瑞也是杨立青的原型之一。

  杨立青找苏军将领要物资装备,讲道理、喝大酒、拍桌子……硬是要来一列车的物资;朱瑞先后两次到苏军远东司令部交涉,还用上了当年克拉辛炮校同学的关系,终于说通苏军负责人马利诺夫斯基,索回了苏军从东北运走的部分日军火炮和弹药。

  杨立青不满足“捡洋落”,发动投降的日本技术人员制造大炮和炮弹。朱瑞先是建了一座火炮修理所,后来扩大到拥有六百名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火炮修械厂,1947年又扩充成炮工处。朱瑞曾自信地对前方部队首长说:“你们缴获的火炮,能用的你们留下,不能用的送回来,我给你们换新炮。”东北民主联军的火炮越打越多,炮弹供应充足,除了数目可观的缴获外,炮工处强有力的生产能力功不可没。

  除了炮兵,朱瑞率领延安炮校奔赴东北时,还带着一支“特种兵”。那时的“特种兵”和现在的特种兵不是一个概念,而是装甲兵。装甲兵也是有兵无“装甲”,编入延安炮校。1945年12月1日,在“捡洋落”捡来的坦克边,朱瑞宣布东北坦克大队成立,人民解放军最早的坦克部队自此诞生。到1947年10月,东北坦克大队扩编为东北民主联军战车团时,全团已经壮大到560人,有20多辆坦克,40辆装甲车、牵引车,成长为一支成建制的装甲兵部队。

  朱瑞还对创建人民空军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朱瑞的直接领导下,东北民主联军先是成立了航空总队,后建立东北老航校,朱瑞分别兼任过总队长和校长。

  当时担任东北老航校副教育长的蒋天然说:“航校的筹备工作是朱司令员一手操办的,他亲自到各地去为我们挑选飞行员和地勘人员……如果不是朱司令的魄力与耐心,航校一时也办不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司令员是我军第一个航空学校的创始人,也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创建人。”

  留得身后重炮吼

  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拥有了四个总部直属炮兵团,一个高射炮大队、一个战车大队,各纵队、师属炮兵也迅速壮大,对炮兵干部的需求越来越急迫。朱瑞及时建议,将延安炮校改为东北军区炮校,立即开学招生。

  为了加快炮兵干部的培养速度,朱瑞将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思想具体化,提出了:“炮校拥兵二千五——变学校为部队,部队训练新兵——拿部队当学校”的口号。他在一次会议上对炮校的指战员们讲:“东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我们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但要求我们尽快能打仗。我在总部已经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三个月上前线。”

  东北的局势让朱瑞不能不焦急。

  1946年,血战四平时,双方炮兵实力的差距结结实实给东北民主联军上了一课。

  国民党新1军,以美式105毫米榴弹炮对四平狂轰滥炸。配属在四平前线的国民党军炮12团,更以美式155毫米榴弹炮大打出手。东北民主联军的四平防御阵地,平均每分钟落下将近30发炮弹,有的阵地更多达400发炮弹。

  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在对阵中被打的毫无还手之力,日本造的山炮野炮、口径小、杀伤力小,在美国货面前实在是不值一提。这场四平大战打下来,东北民主联军伤亡惨重,阵亡人数在8000人以上,全军不得不退到松花江以北休养生息。

  不但在装备上,刚刚从单炮作战转变为有了成群火炮的人民炮兵部队,无论战术、技术都远没有成熟。延安炮校和东北军区炮校,教学都是面向部队所急,快教快学,力求速成,教学内容又是以技术为主。到了真正的战场上,这些炮校学员们才发现,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在作战时一些部队的炮兵实施远距离间接射击,甚至发生了炮弹落到自己阵地上的事,有的纵队司令员直气得破口大骂:“不打敌人打老子,炮兵有特务!”在阵地上被国民党炮兵炸已经够窝火的步兵,干脆把炮兵说成“帮倒忙”。

  战争确实要在战争中学习。新生的人民炮兵也是在战争中成长。

  朱瑞非常重视实战经验的总结,每仗之后都要组织部队开展“战评”及“想办法”活动。每场战斗,无论胜败,只要炮兵参加了,总要从中获得经验或教训,从而使炮兵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仗仗都有提高。

  1946年11月中旬,东总组建成立了炮兵司令部,统一东北全军炮兵的指挥及装备、训练事宜。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炮兵司令部的成立,标志着东北炮兵部队已经开始形成独立的兵种,炮兵建设开始走向科学化、正规化。

  1947年3月,炮兵司令部在双城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朱瑞在会上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炮兵战术技术设想。他说:“炮兵战术应从我们所处的条件出发,这些特定条件规定我们:我军炮兵战术不能全学苏联的(虽然他们也是人民的),又不能全学国民党的(虽然他们是超过我们的),也不能照搬日本的(虽然一切火炮均是日式的)。我们必须创造中国的、东北的、人民的、劣势的炮兵的自己的一套,适合消灭敌人并保存自己的作战目的,但又不违背作为古今中外的一般的作战法则。”

  以后,朱瑞又进一步总结实战经验,充实完善了协同作战、集中作战、近迫作战、攻坚作战和支援纵深作战等炮兵作战的一些原则,以适应大兵团作战和攻坚战的要求。朱瑞总结出来的炮兵作战经验和战术原则,大大提高了炮兵的作战能力和指挥水平。1947年夏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炮兵都取得了突出成绩,以至于《东北日报》发表了《给炮兵请功》的专题通讯。东总的嘉奖令随之而至,嘉奖对象不是某支炮兵部队,而是“炮兵全体指战员”!

  再也没有步兵说炮兵“帮倒忙”了。历来单向承受炮弹轰炸、靠血肉之躯冒死爆破的我军步兵,恐怕是世界上对炮兵重要性体会最深的部队了。冬季攻势之后,步兵们见到自己的炮队开过来,远远地就欢呼起来。行军中遇到交通堵塞,无论自己的任务多急,也都赶紧给炮兵让路。

  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成立,隶属炮兵司令部,苏静兼任司令员,邱创成兼任政委。当时东北野战军的12个纵队36个师,每纵都有炮兵团,每师都有炮兵营。到辽沈战役前,东北野战军共有大小火炮(含掷弹筒)9219门,其中山、野、加、榴重炮618门。

  隆隆炮声中,辽沈战役的大幕开启。东北野战军执行“关门打狗”的战略,先打锦州。义县为锦州外围门户,10月1日,义县攻坚战开始。

  炮兵一上来就拿了个满堂彩,将义县城墙轰开了缺口,步兵立刻冲进城去,六个小时就全歼了守军。

  只是,这次胜利的代价太大了——炮兵司令员朱瑞,牺牲在义县城墙下。

  作为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实在不需要这样抵近前线,但是他对这次攻坚作战极为重视。当时,为更好地配合攻坚作战,有基层炮兵采用了一种“大炮上刺刀”的新战术,即把大炮推进到尽可能靠近城墙和敌工事的前方,在只有上百米甚至几十米的距离上直接平射,轰击敌目标。

  朱瑞及时总结了这个经验,并在攻打义县的战斗中,指挥炮兵部队第一次集中采用了这种战术。新战法效果出奇地好。在150毫米口径的数门重炮平射下,义县城墙直接被轰开了宽达30米的缺口。

  步兵冲进城去不久,敌人尚未扫清,朱瑞就带着炮兵司令部一行人往缺口奔去。他要亲自查看一下大炮轰城的实际效果。一排机枪子弹忽然向他们扫射过来。原来是个漏网的敌军暗堡。

  机枪没有造成伤亡,一行人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翻身就找到了掩体。但是朱瑞却触发了一枚地雷,巨响之下,壮烈牺牲,时年仅43岁。

  东野将朱瑞牺牲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党中央发来唁电:“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

  朱瑞牺牲了,留下了最具威力的遗产。随后的锦州之战,东北野战军集中了10个炮兵团,共320多门山、野、榴炮对锦州发动进攻。这是人民军队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炮兵火力。不过31个小时,号称是故若金汤的锦州解放了。

  1949年毛泽东在元旦献词中指出:“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们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到1949年10月,解放战争胜利时,解放军炮兵达到4个炮兵师、77个炮兵团,各类火炮达4.4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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