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许抹黑毛泽东时代

引用爱林 2017-4-20 11:15: 1958年8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建明高级社与另外18个高级社合并为“建明人民公社”，王国藩担任人民公社社长。在全国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中，建明人民公社也实行了“十三包”，即衣、食、住、行、生等十三项供给制。但是，这所谓的供给制到1960年就难以为继了。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时间里，西铺作为中央、省、市、县四级典型，在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社，努力生产”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他们处处以“贫棒子”精神为指针发展农村各业，即使在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考验面前，西铺人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战胜了天灾。

引用爱林 2017-4-20 11:14: 1969年2月，王国藩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8月，王国藩担任遵化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从此他离开了西铺村到县革命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西铺这个典型逐渐被神化了。首先，省地、县、区直到公社五级领导都有蹲点人员。其次，除全国大小报刊杂志、广播电台大量宣传外，国内外大批参观访问人员来到西铺。这时，西铺村不得不抽出劳力专门搞接待，县里投资3万多元专门建造了“穷棒子”村史馆，同时，在西铺还建了参观接待站和招待所。从此接待来宾成了西铺村重要任务，农业生产受到了影响。社员们说：“干着别人的活、荒了自己的田，不如少来点参观的，少搞形式，安安稳稳地搞生产好。”

引用爱林 2017-4-20 11:12: 1978年11月，王国藩回到了家乡。12月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纠正了文革中的极“左”路线，遵化县也进行了全面整顿，彻底否定文革。这时，喧嚣了二十多年的西铺村终于冷静下来了，西铺村的社员可以安下心来搞生产了，但是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却因劳动上的“大拨轰”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受到了严重的挫伤。
为了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981年西铺村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计酬的作业形式，即生产队统一播种后，在苗期管理上实行定工和定费用的办法，根据地力定出产量。超产者归承包管理作业组自己分配。这一年粮食亩产达到了1389斤，总收入达到39.94万元，人均生活水平达到180.7元，比上年增长了6.3％。

引用爱林 2017-4-20 11:11: 1982年底，全县开始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新任党支部书记屈信在王国藩的启发下，选择了一条“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责任制形式。这样做既可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把农田按人均分到户，实行联产到户的分散经营；又能使原来集体60多万元的积累和工副业摊子，仍由集体统管。1985年初，西铺成立了村联社，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两条战线齐头并进，一条抓农业，主要是为一家一户作好各项服务工作，另一条是狠抓工副业，不断扩大集体经济，用于“以工补农”。
改革使昔日的“穷棒子”社精神焕发青春，西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勇敢搏击，取得了一个个可喜的成绩。农业生产蒸蒸日上，粮食产量稳步攀高，社员收入连年增长。工副业生产迅速发展，60％的农户分别搞起了养殖、运输、劳务、加工修理、商饮服务等十多项副业。在群众福利事业上，学生人学，幼儿保健，群众文艺生活全部实现了免费，全村90％以上农户都建起了新房。西铺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甩掉了贫穷、愚昧的落后帽子，使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村，在这个改革的伟大时代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