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是一个无限拔高“经济人假设”、鼓吹私有制优越、诋毁公有制经济的人;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鼓吹国企私有化的集大成者;他赤裸裸地为资本家服务。
2月26日人民网消息，王东京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王东京何许人也? 他是一个在各种场合无限拔高“经济人假设”，鼓吹人性自私，把西方经济学拉到最坏地方的人;他是一个鼓吹私有制优越，诋毁公有制经济的人;他是一个鼓吹保护私产，不惜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鼓吹国企私有化的集大成者;他赤裸裸地为资本家服务，公然反对为工人提工资…… 过了2015年2月26日，他，就成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他在中央党校里将拥有更大的权势，能够进一步在党校内部培养、保护、提拔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马列的新自由主义分子。 我们来梳理一下王东京的言论。
目录鼓吹私有制，诋毁公有制鼓吹国企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铁杆代表无限拔高经济人假定，把西方经济学拉到最坏的地方王东京的言论 略举几位西方经济学大师对“经济人假设”的驳斥 左大培：王东京讲的东西是错的，把西方经济学拉到了最坏的地方 王东京公开美化剥削阶级没落人生观和世界观 除了经济人假定，党校副校长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吗？ 新任党校副校长高调为资本家服务新任党校副校长高调怀念新自由主义大师为新自由主义做辩解：金融危机是政府造成，不是新自由主义造成
鼓吹私有制，诋毁公有制王东京认为，私有制最有效率，而公有制则最无效率。他说，“人们花钱办事，不外乎四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澄清经济学的三大问题》http://www.doc88.com/p-5099807706795.html) 王东京教授提出所谓“四类型”说，把私有制经济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看成是最讲节约最讲效果的，把公有制经济说成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看成是最不讲节约最不讲效果的，这种观点，不仅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赞同，就是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亚当·斯密也不会赞同。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其建设和维持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非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3页)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更清楚了。私有制在历史上曾经推动过历史的发展，但是，私有制，特别是最后一个私有制，由于自身的矛盾运动，终将为公有制所代替，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决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这样，还要成立共产党做什么?还要搞社会主义做什么?我国在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后之所以又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因为过去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要求过急，步子走得过快而对经济结构所进行的一种调整，并不表明要由公有制转为私有制。如果要讲“历史必然”，那就应该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而不能只看短暂的一瞬。如果这样看历史的变化，那么，人类社会是先由原始的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然后再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必然”。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和邓小平关于“两次飞跃”的论述，都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应该说，王教授的观点完全背离了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不仅否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成果，而且违背了包括资本主义发展史在内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实际上是开历史的倒车! 此外，王东京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计划经济造成的，而“计划经济所以失败，原因还得从政府的‘人’身上去找。要分析政府行为，必须从人性出发，政府里的人既不能超凡脱，也非无所不能。他们其实与常人没有分别，也会追求自己最大化的利益。” 鼓吹国企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王东京鼓吹国企私有化“先说国有产权为何要转让。一句话，是改善国资的运营效率。回顾改革历程，国企改革始于利改税，而后该行承包制，再走股改的路，其间中西疗法都试过，但效果都不理想。何以如此，说千道万，是产权主体缺位。” “问题是，国资归全民所有，却非全民支配。国资的支配权利其实在各级政府手里。而政府作为代理人，再授权给亲眼经营者。如此一来，经营者只对政府负责，而真正的所有者却变成了局外人。” “问题在于，若经营者能以全民福祉为重，恪尽职守，让国资保值增值，事情也还简单。麻烦在于，经营者的经济人。经济学说，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渐渐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 “可见，国企要转机建制，就得网开有面，让‘非公’资本加盟。不然，非公资本进不来，投资主体不能多元化，企业机制就变不了，从这个角度看，国资转让势在必行。”(《求解中国经济三大难题》) 左大培：王东京是鼓吹国企私有化的集大成者左大培《中国私有化浪潮》一文指出，王东京是鼓吹国企私有化的集大成者。 【在最近20年的中国，为私有化主张提出了最著名的论据的有周其仁、张五常、张维迎等人。 周其仁断定“国有企业必定所有者虚置”;张五常则曲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断言“人都是自私的，因此企业不归其经营者所有就不会有效率”。这些表面上很合乎人们的直觉的论点意在直接导出他们想要的结论：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特别是将国有企业变成由其经营者私有。 张维迎最初还曾经建立了一个模型，论证国有企业必定是“委托—代理链条太长”，因而效率必定低。但是这个模型根本无视了管理国有企业的真正有效率的方法——根据企业的利润来决定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去留和报酬，因为这样的管理原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链条不再过长。后来张维迎对私有化主张的论证就日益接近张五常的思路。他曾经作出一个著名的分类，区分了“花自己的钱”还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还是“办别人的事”，将它们组合成四种情况，来说明在这四种情况下自私的人的行为后果。根据他的这种分类，人们会得出结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才有效率，为了达到效率，应当把国有企业都变成由其经营者私人所有。 他们这些论点的非科学、非理性，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在王东京200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王东京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扼要地概括了周其仁、张五常和张维迎等人为私有化辩护的核心论点。在这篇文章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被婉转地说成了所谓的“国有资产转让”。 王东京的这篇文章声称要回答“国有产权为何要转让的问题”，它提出的“归总的答案是改善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该文说，“国企改革”实行过“利改税”、“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造”，“效果均不理想。推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产权主体缺位”。“问题在于，虽然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却并不是由全民支配。事实上，国有资产的支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而政府作为全民的代理人，再授权给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只对政府负责，而真正的所有者，却变成了局外人。” “如果企业经营者能以全民福祉为重，恪尽职守，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便不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但问题在于，按照假设，企业经营者是经济人。经济学理论表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同样存在有人们花钱办事的四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求节约又讲求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求节约不讲求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求效果不讲求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求节约又不讲求效果。”“国有企业的企业经营者恰好对应第四种方式，则不难理解国有企业中更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 “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20多年，至今所取得的成效仍然不大，其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国家独资或一股独大。股份制改革以前，经营者用国家的资金办国家的工厂;股份制改革后，经营者则用国家的股份办国家的公司。二者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都没有动力注重节约和效果，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表面上在改革，而事实上其内在的机制仍没有改变。近年来，非公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正是因为它是‘花自己钱办自己的事’，有既讲节约又讲效果的机制。可见，国有企业要转变现有机制、建立新的机制，就需要打破国家一股独大的局面，让非公资本加盟。如果非公资本遭遇屏障，不能投资国有企业，则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不能多元化，企业机制就难以转变。从这个角度看，国有资产转让是合理的”。(王东京(2007)) 这一套胡言乱言把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的思想逻辑倒表述得清清楚楚，也把他们观点的逻辑混乱表现得明明白白。他们为自己的私有化主张辩护时使用的理由，在逻辑上就讲不通。 这些人鼓吹私有化的理由是，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企业经营者“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必然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要既讲节约又讲效果就必须私有化，让企业经营者“花自己钱办自己的事”。 但是王东京用这个理由论证的私有化主张，却是“让非公资本加盟”“投资国有企业”。如果“加盟”的非公资本所有者并不自己来经营他“加盟”的企业，则这种企业的经营者仍然是在“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恰恰按这些私有化鼓吹者们的逻辑，这种企业是不可能有效率的。 其实，经验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主张“让非公资本加盟”“投资国有企业”，是要让“非公资本”的所有者来控制他“投资”了的原国有企业，作他“投资”了的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即便真这样作的话，如果整个企业的资金并不是全部归“加盟”并经营着原国有企业的私人资本所有者个人私有，则该企业的经营者对于企业使用的不归他所有的那一部分资金、特别是该企业中还残存的国有股来说，也是在“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恰恰按这些私有化鼓吹者们的逻辑，这种企业也不可能有效率;要使这种企业有效率，就应当让企业使用的所有资金都归这个私人经营者所有——而这也正是这些鼓吹“让非公资本加盟”“投资国有企业”的人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正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先“让非公资本加盟”“投资国有企业”，再让私人投资者掌握企业的经营权，最终让这个私人投资者—经营者将企业的全部资金侵吞为自己个人所有。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极而言之，只要企业没有完全变成由其经营者个人私人所有，特别地，只要企业还保有一部分国有股权，企业的经营者就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因此，想仅仅让私人资本所有者“加盟”“投资国有企业”，而不把这个企业变为完全归经营者私人所有，根本不可能解决企业中的人“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这个“根本问题”。 从十几年前起，中国的私有化就大都采取了“实行股份制”的形式，许多人想通过“股份化”这条迂回的道路来实行私有化。可是这些人主张私有化的理由，却恰恰会证明股份制企业的没有效率。一个股份制企业可能由它的某个大股东经营，也可能由职业的经理人员经营，但是几乎在任何股份制企业中，都会有一大部分股份的持有者不参加该企业的经营。股份制企业的经营者对这些不参加企业经营的股东来说，也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即使企业的股东都是私人股东也是如此。这样，按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的逻辑，任何股份制企业、包括完全由私人股东出资的股份制企业，都也不可能有效率。 其实，就是在私营经济的领域内，任何私营的股份制企业的经营者，或私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也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按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依据“花谁的钱办谁的事”的思维方式所作的推论，这些私营企业都不可能有效率。这也就是说，如果真要把企业经营者“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当作企业经营有效率的前提条件，那么即使把所有的企业都变成了完全的私营企业，也必定会有一大部分企业是没有效率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会是没有效率的，因为私营的大企业几乎都是股份制企业或由没有出资的职业经理人经营。】 无限拔高经济人假定，把西方经济学拉到最坏的地方王东京的言论王东京称，“经济学解释世事，最基本的假设也就是‘经济人’假设。”(《澄清经济学的三大问题》)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归结起来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这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与此大致对应，便是三个原理:福利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智慧的结晶，也是历代经济学家借以看家的本领。人们懂得它不一定就能成为经济学家;但如果不掌握它，就一定成不了经济学家。” “近三百年来，它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比如经济人假设，把人看做是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为何要作这种假定?因为事实即是如此。如果人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王东京、赵建军：《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中国青年出版设2002年版，第2、3页) “中国老百姓有一句俗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看这只是一句俗话，缺少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验的深刻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积极性原理。”(同上，第3-4页) 王还说，“任何时代，无私的人总是少数，不是多数。如果大家都无私，先进人物怎会成为公众的榜样呢?不要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就连出了家的和尚，也是难免有私心的。自古道：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为何三个和尚没水吃?那是因为和尚也会偷懒卸责。” “经济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为什么要这样假定呢?因为事实即是如此。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文汇报》2004年6月6日) “自1776《国富论》面世，经济人假定(即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作为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迄今无人可以撼动。”(《中国改革》2006年第9期) 略举几位西方经济学大师对“经济人假设”的驳斥王文笼统地说“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甚至是整个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对所谓“经济人假设”持批评态度的经济学家至少有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阿弗雷德·马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三人。由于三人所处的时代各不相同，观点也相差很大，但是他们都是各该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上也都有显赫的地位，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都是所谓“大师级的”人物。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反对“经济人假设”的观点： 首先介绍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观点。李斯特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针对当时托马斯·库柏的流行学派的观点问道：“什么?难道认为在私人经济中值得做的，也就是在国家经济中所认为值得做的的吗?难道关涉到民族和国家性质的问题，如关于后代需求的考虑，也是包括在个人性质之内的吗?我们只要想一想一个美国城市在开创时的情况;任何个人如果听任他自己去干，他就只会关心到他自己的需要，充其量也不过兼顾到与他最切近的后辈，而由个人结合成社会时，就能为关系最远的后代谋便利，作打算，就能为了后一代的幸福而使这一代忍受困难和牺牲;这些都是只有个人饿和成为社会才会实现的;没有一个懂得事理的人会期望各个个人来这样做的。诸如保卫国家、维持公共治安以及其它许许多多数不清的任务，只有借助于整个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当个人促进他的私人经济时，他能进一步来考虑这些问题吗?国家为了完成这类任务，难道不应该要求各个个人限制他们的自由吗?不仅如此，国家难道不应该因此要求个人牺牲收入的一部分，牺牲他们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一部分，甚至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吗?我们必须像库柏那样，先把‘国家’、‘民族’那些概念连根拔除，然后才能抱有像他那样的见解。”他进一步批判说，“不，那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有些在私人经济中也许的愚蠢的事，但在国家经济中却变成了聪明的事，反过来也是这样;理由极为简单，缝衣匠并不是一个国家，国家也并不是一个缝衣匠，一个家族与数以百万计的一个社会是大不相同的，一所屋子与一片广大的国家疆土在性质上是有极大区别的。一个个人知道得最清楚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他所竭力要促进的也就是这一点，但这并不等于说，由他自行设法，能一定总会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们可以问问那些法庭推事，他们是不是时常要送一些人到监狱里去，只是由于这些人独出心裁的本领太大了一些.，过于卖力了一些。强盗、贼、私贩、骗子，他们对于自己周围和本身的情况、环境，也同样是极端了解的，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也是极端关怀的;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些人的个人活动受到最小约束时，社会就会处于至善至美的境地。”(《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4-145页)李斯特这些话表面上是批判库柏的，骨子里是批判亚当·斯密的。 其次介绍阿弗雷德·马歇尔的观点。马歇尔在其名著《经济学原哩》的第一版序言里直截了当地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抨击和否定，他说：“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以一个‘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建立一种抽象的经济学，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但是，这种打算却没有获得成功，甚至也没有彻底实行过。因为，它们从没有把经济人真正当作是完全利己的;一个人怀有利人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是最能信任的，他的正常的动机常被默认为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但是，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他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其作用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任何等级的人之中都是如此一律，以致能被变为一般法则——在内呢?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在本书中把正常的活动看作是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条件下会有的活动;而对于任何动机——其作用是有规律的——的影响不加考虑，只是因为这种动机是利人的，在本书中却没有这样的打算。”(《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2页) 最后介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在其所著《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中语带批判地写道，“经济学家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出发点并展示给初学者的假设前提，是由于这一假设是最为简单明了的，而不是因为它最接近事实。由于这个原因——不过并非唯一原因——我承认，由于受这一学科传统偏见的影响，经济学家们总是以假设一种理想状态的存在而开始立论，在这种状态中，个人以试错、摸索的方式独立行动，实现生产资源的理想配置。在这种试错、摸索中，通过竞争，向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个人将击败误入歧途的那些人。这意味着，对那些把资金和劳力投入到错误方向上的人，不应当给予丝毫的怜悯和保护。这种方式，提高无情的生存竞争，淘汰那些低效率者而选择效率最高的，并把这些最成果的牟利者抬上社会的顶层。这种方式并不计较斗争的代价，而只看到被假设为永恒不变的最终结果所带来的好处。生活的目标成为不断啮取树叶，直到可能够得着的最高枝干，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能的方式，是让脖子长的长颈鹿活下来而饿死那些脖子较短的。”他认为，“上面所简要提及的经济上自由放任主义与达尔文主义之间，事实上是非常接近的。达尔文求助于性爱，把性选择行为作为通过竞争进行的自然选择的助手，来规定进化的方向，使进化沿着一条合乎需要的路径前进;与此类似，个人主义者则求助于对金钱的爱好，把牟利行为作为自然选择的助手，来实现人们最强烈期望的目标，以及按交换价值来衡量最大规模的产出。”凯恩斯显然看到了这样做的弊病，他写道：“如果我们能对长颈鹿的福利心中有数的话，我们就决不会忽略那些被饿死的短脖子长颈鹿所遭受的痛苦，以及那些在争斗中落到地上并被践踏掉的甜嫩树叶，还有脖子较长的长颈鹿由于过量摄食而引起的不适，乃至在这种原本温和的动物脸上所浮现的贪婪、焦灼等种种不愉快的表情。”他的结论是，“尽管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的政治和道德哲学中是根深蒂固的，但如果不是由于迎合了当时商界的需要和希望，它将很难确保其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见《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12页)在这里，凯恩斯实际上已经看到了“经济人假设”以及在其基础上制定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历史性质。这对于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左大培：王东京讲的东西是错的，把西方经济学拉到了最坏的地方【有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是异端的学说在中国成了正统!这就是今天讲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这些在西方大学里算是异端邪说，是不讲的。而在中国成了正统。比如中央党校经济学部部长王东京到处给干部讲课，半篇都是西方经济学，而他讲的东西是错的，把西方经济学拉到了最坏的地方。他说西方经济学有三大前提，其中一个前提是保护私有产权，结论是达到帕里托最优(即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达到最好)，是个最理想的境界。这哪里是西方经济学?帕里托最优是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制度好还是不好，根本不是从哪个制度里推出来的。实际上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非完全竞争的私有制不好，需要较正。甚至有人说，完全计划的经济条件下也能达到帕里托最优。所以这个人是胡说八道，不懂装懂，到处误导。关键是他们在培训党的干部，是领导权的问题。 中央党校怎么能用这种人去培训干部，这样培训出来的干部怎么不去搞私有化?这说明学术界的领导权被这些人掌握了。很多机构的干部是他们的人，执行的是他们的路线，所以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刘国光院长尖锐地提出现在的领导权在谁手上。 刘国光自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出身。还有陈岱孙教授，和共产党也不是一路出身，陈老十年前就有一篇文章，说的话和现在刘国光一模一样，说现在主流经济学要把中国拉向最坏的外围资本主义。我们学西方经济学的人对陈老十分敬重，把他当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的祖师爷，可惜他十年前的文章被经济学界的主流给封杀了，根本不让讨论。逼得十年之后刘国光不得不再次出来讲话。刘老也是解放前学的西方经济学，现在也忍无可忍。所以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容忍。现在问题是我们很多地方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左大培：必须强调领导权问题》) 王东京公开美化剥削阶级没落人生观和世界观王东京教授说，“经济学假定人自私，绝非倡导人们自私，恰恰相反，它是提醒决策者，若要惩恶扬善，就必须注意人性自私的弱点。”这是辩护的遁词。王教授居然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成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总结，揭示的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经济学原理。”如此露骨地百般美化和公开宣扬历史上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以此向党的高级干部灌输这样一些精神垃圾，这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们的愤怒的批驳。现在王教授却轻描淡写地辩解说，这不是倡导人们自私，而是为了“注意人性自私的弱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辩护的遁词里，王教授又反守为攻，把自私进一步说成是“人性”。我们说，不对，这不是一切人都有的人性，而是剥削阶级才具有的阶级属性。试想，在旧社会，是什么人在为财而忙?是贫苦的工人农民吗?不是，他们根本谈不上什么财产，也决不可能通过他们的劳动发财致富，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在贫困中挣扎;只有那剥削人的地主和资本家才谈得上聚敛财富，为发财致富去奋斗。现在王教授却要把它说成是所有的“老百姓”对“经济行为的总结”，并且把它称之为“深刻的经济学原理”，还要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许多政策出台的“出发点”，使其进一步合法化，这不是倡导和鼓励利己自私的世界观人生观又是什么?! 除了经济人假定，党校副校长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吗？“经过遭到一遍非议。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有人教我，离开了此假定，经济学到底如何做推理。” “既然我不懂别的推理办法，那么本文的分析，还得仰仗经济人假定。”(《求解中国经济三大难题》) “经济人假定”是一种理论假定，它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但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它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经济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固然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能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不是仅仅凭他的主观愿望就能实现的，还要看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和经济人有没有能力。所以，经济人并不都是成功的，在商场上，常常是“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些经济人打跨许多经济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市场经济规律。“经济人假定”可以说明有些人的竞争动力，但不能说明竞争规律和经济人必然成功。 王先生说他除了“经济人假定”就无法理解经济。这不仅说明他不懂经济学，不知道除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外，还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同时说明他虽然在党校，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经济人”，还有共产党人。 王先生肯定看过党章，但是他忘记了。党章总纲开宗明义便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第一章第二条讲“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办事也要精打细算，但决不是斤斤计较个人利益的不管他人死活的经济人。 要知道中国现在有7000万共产党员。平均不到20个中国居民中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比经济人多得多;而且共产党人是目标统一的集中的有组织的队伍，经济人则是分散的、只为自己的、对立的单个个人。 要知道中国现在有7000万共产党员。这是一个科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等都人才济济的群体，任何一个经济人的知识、能力都不能与之相比，而且他们掌握着三分之一的社会经济，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资源和信息。 要知道中国现在有7000万共产党员。这是一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因而他们能够和全国人民结合在一起，对全国人民负责，不会“变成了局外人”;经济人不仅相互对立，而且和他们奴役的劳动者根本对立，他们从本质上就与劳动者是不同的人。 新任党校副校长高调为资本家服务今年5月末高级党校的王东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应该减税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他认为让资本家给工人提工资就是“让工资挤利润，无疑是逼企业破产关门。”(人民网2010-05-26)王先生独具匠心，先要求政府减税，资本家们用这部分钱给工人提工资。结果是政府替私企老板们提工资。 新任党校副校长高调怀念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年前逝世，痛失大师，学界悼文无数。】 (《王东京：经济适用房政策怎么改?》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zlhd/20070328/09253447805.shtml?qq-pf-to=pcqq.discussion) 为新自由主义做辩解【我至今不清楚的是，金融危机明明是政府的过失，可人们为何一定让新自由主义出来背黑锅?研读经济学数十年，不敢说对新自由主义了如指掌，但有代表性的著作倒是读过一些。至少我未见那位经济学家完全反对政府干预，他们反对的不过是政府的过度干预。新自由主义的掌门人弗里德曼在那本著名的《自由选择》中曾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政府的职责是“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管理与救济贫民”。显然，经济秩序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公正。对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政府怎能不闻不问呢?政府不作为，与新自由主义有何关系?】 (王东京：不要高看了经济学家的作用http://finance.ifeng.com/news/opinion/fhgcz/20090610/771098.shtml) 王东京的这段辩解充分证明了他是新自由主义的铁杆代表，他为了替新自由主义辩护，已经到了不顾事实，不顾逻辑，只下论断的程度。“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思想，它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根本缺陷，无法自动确保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应该积极干预经济。然而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很快就被新自由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建立在人类社会极度利己主义的概念上。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发展，给予资本发展极大的自由，扼制政府对经济的合理干预，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降低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大力推进私有化，削减甚至废除社会福利项目，对企业和富人进行大规模税务减免，迅速加大了全球范围内和各个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降低了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社会有效需求迅速萎缩。为了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又发明了各种金融工具，大力推动金融市场“投机赌博”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西方经济学界对此也均有反思的情况下，王东京竟然抛出“政府不作为，与新自由主义有何关系”这种匪夷所思的结论，实在令人瞠目结舌，也彻底做足了王东京自己捍卫新自由主义、反共反马列的坚决姿态。 当然，王东京们也确实并非一味地反对政府干预，他们只是反对凯恩斯式的干预，反对社会主义式的干预，反对政府采取任何对资本家们短期利益最大化不利的行为，相反，他们从来都赞成国家、政府采取对资本家进行保护的干预行为。比如他们赞成帝国主义国家对外进行战争、掠夺殖民地的国家行为，比如他们也赞成美国救市。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升任社会主义中国中央党校副校长。到底是谁在暗中保护、提拔这种人，值得进一步深思，警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