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李 成 瑞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距今已经整整80周年了。这次会议在中国人民革命处于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这个转折的伟大意义，集中于一点，就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导地位，坚持了毛泽东指引的正确路线，纠正了对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的错误路线，从而使中国革命摆脱了极端危险的境地，走上了攻坚克难、所向披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发展道路。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倒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在毛泽东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使一个日益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毛泽东主义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今天，我们应当怎样来纪念遵义会议呢？大家可以看到，许多地方的人民群众自动地联合起来，举行纪念会，或者通过各种渠道发表纪念感言。他们根据亲身的体会，把毛泽东时代与XXX修正主义时代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鲜明的对比，更深刻地领悟到遵义会议所启示的一个真理：坚持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就是胜利，就会使人民走向解放和幸福；篡改、抛弃和否定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就要失败，就会使人民受苦、遭殃。因此，要更加认真地学习毛泽东主义，并深入探讨如何紧密结合实际加以应用，以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有关当局在用另一种方式和心态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官方权威报纸在一月十六日第4版上发表纪念遵义会议的报道，全篇500字，根本没有提到毛泽东三个字，却用大部分篇幅宣扬XX社会主义。这个报纸的第一版，刊载了陈凌谈《遵义传统》的文章，也一句不提毛泽东。这是他们长期来实行“去毛化”的必然表现。实际上，他们不只要“去毛化”，而且要实行“非毛化”。早在2005年，在官方举行的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座谈会上，一位领导人在讲话中曾提出了所谓“两个伟大转折”的妙论。首先装模作样地提出“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然后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转折。”十分明显，这后一次转折乃是对遵义会议光荣传统的否定和背叛！两次方向相反的转折：前者是高举马列毛主义的旗帜，后者是高举XXX修正主义的旗帜；前者是引领革命不断地胜利前进，后者则是反对革命，造成历史的大倒退。两者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怎能相提并论、混淆视听？ 下面，我想简要地谈谈XXX修正主义集团否定遵义会议精神，否定毛泽东理论和路线的“大转折”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一件是改变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一件是复辟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首先谈谈改变政权性质的问题。 毛泽东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那么，中国革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呢？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建立的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精辟地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 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宪法的起草工作，根据上述的“公式”、“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把人民民主专政写入了宪法的总纲，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广大群众，为贯彻宪法的规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仅建立和健了各级全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打退了资产阶级历次各种形式的进攻，而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大大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巩固的经济基础。毛泽东还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复辟。 XXX修正主义集团篡夺领导权之后，修改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宪法，把“XX社会主义理论”等错误的东西塞进了宪法。但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他们不敢在文字上作根本的改动，否则，就暴露了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真面目，失去了政治上的合法外衣。为了欺骗和蒙蔽广大人民，在修改后的宪法中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规定。现行宪法第一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宪法的条文虽然这样写了，但他们实际执行的却完全是另一套。他们清楚地知道，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里的关键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经过本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去实现。要改变政权的性质，关键在于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明确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毛泽东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1952年6月9日，在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即将开始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专门发文着重指出：“共产党员不准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还是资本主义剥削）。”“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剥削行为，继续进行富农或其他方式的剥削，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3册，第204页）然而，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在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诸多高干子女（一般是党员）率先下海经商，这些党员就立即变成了资本家（而且是权贵资本家），同时又吸收一些民间资本家入党，党章的庄严规定公然被践踏了。据调查，每百个资本家中共产党员所占比例，1993年为13.1%，1995年为17.1%，1999年为18.1%，2000年为19.9%，2001年为29.9%（见《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2月26日）。在首先造成这样的既成事实的条件下，党的十六大公然修改党章，改变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让资本家合法地加入共产党。2005年资本家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33.9%，更加显着地超过了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中共产党党员的比例。 有关当局为了说明他们让资本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合理性”，就需要为资本家摘掉两顶帽子。一顶是“资产阶级”的帽子。为此，从2002年起，党的文件中排除了“阶级”这个马列毛主义的基本概念和词汇，把阶级改称为“阶层”，把新生资产阶级改称为“新社会阶层”、“新生社会群体”，把资本家改称为“企业家”。还需要摘掉的另一顶帽子是“剥削者”。为此，在党的文件中竟然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只能解释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解释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荒谬的言论是对马列毛主义明目张胆地背叛！由此可见，随着政权的变质，意识形态也随之变质了。 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和理论上的这种非同寻常的重大变化，令人不能不想到一百多年前，当伯尔尼施坦等人提出要让“有教养的、博爱的”资本家加入工人阶级政党时，马克思严厉地批判这种主张是“自己出卖自己”！今天，把这个论断用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上述行为，依然是切中要害的。 从实际情况看，近些年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已经由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变为弱势群体和雇佣奴隶。本来应当成为人民行使自己权利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大大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法规，并由各级政府贯彻实施，使中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产生了一个在西方国家经过二、三百年才产生出来的庞大的资产阶级；而在中国资产阶级中，官僚买办资本占据主要地位。各级政权已经由为人民服务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2014年12月13日，太原市的“人民警察”，竟然把向老板讨要欠薪的女工周秀云活活打死，并把她的丈夫（也是工人）打断了六条肋骨，就是资产阶级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又一个典型事件。 再谈谈生产资料私有化的问题。 XXX修正主义集团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修改宪法中也基本上保留了毛泽东时代的规定。现行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规定了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和制度。 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应当说，近三十多年来“公退私进”和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的趋势是人人共见的。据有关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工商管理局的有关数字测算，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按“实收资本”计算，1985年为94.1%比5.9%，到2012年变为28.8%比71.1%（另有0.1%难以分辨）；按从业人员计算，1985年为88.9%比11.1%，到2012年变为23.6比76.3%。大体说来，公私经济的比重，在资本额上大体是三七开，在人员数量上大体是二八开。宪法规定的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还在继续推行“混合经济”，使私有制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扩大。当然，这里所说的“公私比重”，是从形式上说的；从实质上看，现在公有制中的国有经济，其性质已经随着国家政权性质的变化而变化，不再是宪法上规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了（在宏观调控上的作用仍与私有企业有一定区别）；集体经济中的“股份合作制”，作为股份制与合作制的混合体，也与宪法规定的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大相径庭了。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必然引起分配关系的变化。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的贫富差距。1984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24。1998年已超过公认的“警戒线”0.4而达到0.403, 2003年达到0.447,
2004年达到0.469（世界银行资料），2008年达到0.491,2014年为0.469（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这样高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美、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超过了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埃及等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宪法上规定的现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也已不复存在了。 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贪污之风泛滥成灾。近两年来，一批贪官被抓捕处理，是罪有应得。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办法只是治标中的一种“个案反腐”的措施，其中可能隐含着权力斗争的因素。贪污腐化的根源在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思想。现在的当局一方面抓捕贪腐份子，一方面扩大私有制经济，为贪腐行为提供更多的土壤，这在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只有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宏扬社会主义思想，才是治本之策。毛泽东时代，在建国初期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地区级贪官，以后的30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贪污案件，成为中国历史上吏治最清廉的时代，就是因为实行了公有制，并加强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综上所述，XXX修正主义集团，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两个基本问题——政权问题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都违反了宪法的规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篡改了毛泽东时代的宪法），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从实际情况看，他们提出的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符合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的。我们对此应当加以揭露和批判。 20世纪后半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修正主义者篡权，上层建筑（政权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变质的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出现这种反复和曲折，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毛泽东早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科学的预见。他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他又说：“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的光辉传统，更高地举起马列毛主义的旗帜，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坚决地进行继续革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历史的大倒退，重建人民民主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推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阔步前进，并同各国人民一起推进世界的革命运动。这是一场更伟大、更艰巨、更漫长的新长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见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要我们紧紧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团结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力量，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进行坚韧不拔的奋斗，就一定可以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取得最后的胜利！
（2015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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