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毛泽东教导我们“要有识别风向的能力”

2019-10-6 18:51| 发布者: 万里涛| 查看: 2112| 评论: 8|原作者: 梁柱|来自: 网络

摘要: 此文介绍了毛主席关于“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的重要思想，并以中国革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为实例，展现了毛主席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如何预测形势、预见未来。文章还展开论述了毛主席之所以具备高 ...

梁柱：毛泽东教导我们“要有识别风向的能力”
2017-05-09

【编者按】我们在此摘要发表梁柱老师的这篇文章，此文原标题为《毛泽东领导思想的精髓》，现标题是编者改的。此文介绍了毛主席关于“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的重要思想，并以中国革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为实例，展现了毛主席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如何预测形势、预见未来。文章还展开论述了毛主席之所以具备高瞻远瞩的能力，是因为他善于结合实际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因为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因为他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他终生倡导和践行的重要方法。其实，不光是当领导需要具备预见能力，作为一名胸怀正义、追求真理的革命者，作为一名马列毛主义者，作为一名“左派”，每一个人都需要具有政治预见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识别假马克思主义，才能识别修正主义，才能不迷失政治方向。

       “摸石头过河”的“特色”思维方式，已经害了中国一代人，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其危害之大，已无需多加论述。

       谈到对于毛主席逝世后中国修正主义的认识，我们现在的“左派”，很多人的认识并不是从社会调查、生活实践中见微知著、明察秋毫而来，很多人在“改开”初期并没有很高的政治嗅觉，有些人（包括一些老同志）当初还是“改开”的拥护者。当然，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之人，在一定时期拍案而起的同志，无论其觉悟早晚，都是极其可贵的。这里要说的是，我们目前很多“左派”对于修正主义的认识，都是源于“马后炮”。特别是我们目前一些年轻“左派”网友，他们对于修正主义的认识，不是来自于对社会的调查，而是来自于现成的结论。“拍案而起”的觉悟者，即使觉悟较晚，也是比较牢靠的；而没有经过刻苦、用心调查研究者，那些依据现成结论而固守信念者，则往往是肤浅的、容易动摇的。

       总之，我们要说的问题是，具备政治预见能力，对于我们今天的“左派”是多么重要。“改开”初期，我们没能及时识破修正主义。今后，我们要战胜修正主义，政治预见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乏政治预见能力，我们就可能在走资派“打左灯、向右转”、“政左经右”等政治套路之下，迷失方向、左右摇摆，也可能轻信走资派的某种口头“表态”，被走资派忽悠、蒙蔽。

       如果缺乏政治预见能力，我们也不能正确对待目前“左派”队伍内部的种种观点分歧，看不清“保”字号潜在的危害，或者只能识别公开的“保派”而不会识别隐蔽的、婉转的“保派”。

       “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识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

       让我们牢记毛主席的这些教导。

       处在领导地位，不等于就能发挥领导的作用。作为领导者、指挥者，要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特别是要能做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准备，需要有宵衣旰食的奋斗精神，还需要有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于什么是领导的问题，毛泽东根据我们党的和自身的丰富经验，提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的重要而深刻的思想。这不但体现了毛泽东领导思想的精髓，而且也深刻反映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应有的能力和气质，对于今人和后世都有重要的启迪和激励意义。　

一

　　毛泽东十分赞赏斯大林“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的提法，他甚至强调“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他形象地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他进一步强调：“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他不止一次地引用楚国宋玉《风赋》中的一句话：“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说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之分，而“‘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识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教育干部要“有识别风向的能力”。毛泽东所说的预见，就是要在这种“起于青蘋之末”中，看到风暴可能来临。所以在毛泽东看来，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所以能够卓越地发挥革命领袖的作用，就在于他始终坚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有益古训，无论是关系到战略大局，还是具体的战役战术问题，他总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周密分析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及其可能遇到的情况，因而总是能比别人多看几步棋，预见事物发展的前途。这种预见的惊人的准确性，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下面拟举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预见性的事例，来加深我们对他提出的“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思想的理解。　

　　事例之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与革命高潮问题。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是标志着把工作中心转入农村的伟大开端，但要自觉地认识和实现这种战略转变也不能不经历一个过程。从世界革命的历史来看，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俄国十月革命，或是中国的北伐战争，所提供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历史经验。所以，党内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有人持“城市中心论”的观点，是有其历史的和认识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一种现象。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要开创一条不同以往历史经验的崭新的革命道路，是一项何等艰难的事业，需要极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勇气。对于作为这项事业最主要的开创者毛泽东来说，也同样经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1928年10月，毛泽东为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案中，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原因，并第一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就是他随后阐发的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这些重要思想增强了人们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但在这时毛泽东也还没有明确形成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但是，毛泽东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但及时放弃攻打城市的计划，把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而且随着农村斗争的进一步发展，革命潮流逐渐回升，1930年1月致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就对农村根据地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就有了明确的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而这时他还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能不能够通过以农村斗争为中心促进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到来？如果不能很快促进革命高潮到来，而是遥遥无期的，则不能回答“红旗究竟能够打得多久”的问题，要坚持红色政权的斗争也是困难的。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度分析，预见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断定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快要”二字作了这样的描述：“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的这个预见为一年多后出现的全国性的抗日反蒋热潮到来所证明，也为后来一二九运动掀起的抗日高潮所证明。　

　　事例之二：关于抗日战争的进程与前途问题。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进程及其前途究竟会是怎么样？这是必须加以正确回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弥漫国内的或是“亡国论”或是“速胜论”的论调，它们都会产生错误导向的作用。“亡国论”只看到中国的国力军力不如人而散布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而“速胜论”则往往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国的干涉上，同样不相信自己的力量。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中，开宗明义就明确指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依据何在呢？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他详尽分析了中日双方内在矛盾的特点及其消长演化的过程，指出：“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之，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坚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他进一步指出：“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构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穿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不是可有可无的。”他正是依据这种消长演化的过程，指明坚持持久抗战并实现最后胜利，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决战三个发展阶段。毛泽东认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阶段，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他依据抗战以来的经验，认定实现这种转变，就要牢固树立“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观念，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政略和战略方针。毛泽东作《论持久战》讲演之时，全面抗战刚刚进行了十个月，而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证明了他这种惊人的预见性。正如当时一位外国记者所评论的：“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个轮廓。”

　　事例之三：关于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问题。对于苏共“二十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那时的心情和看法。对于这种心态的自我表露，毛泽东本人有过明确的说明。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预见到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更重要的还引发了对自己国家如何发展的思考。　

　　应当说，20世纪中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同苏共“二十大”这一国际背景相关联着的。因此，毛泽东在提出要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同时，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而后者，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被变质的思考，力求要探索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　

由上可见，毛泽东的预见，是能够揭示客观事物发展本质的预见，是能够把握历史发展方向的预见，因而是能够指引中国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预见。　

二

　　毛泽东在领导工作中所以能够富有预见性，决不只是个人的天赋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做到了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并善于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客观事物。　

　　毛泽东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密切联系实际地读。比如，毛泽东在延安回忆1920年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阅读有关共产主义书籍时说，这时“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问题。”这段话，前些年有人把它作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的一个例证。其实，这只是望文生义的一个误解。须知：像毛泽东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有切肤之痛，他们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不是把它作为纯学理来研究，而是要用来回答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以当毛泽东接触并比较准确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自然会感受到这一理论对于正确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重要意义，能够正确回答这时革命者所苦苦思索的诸如如何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革命的依靠和团结力量这样事关革命成败的问题。至于说“只取其四个字”的说法，是相对于马克思的书并没有说中国的具体事情，因而把阶级斗争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来说的，并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又如，在创建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和红军曾多次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中国革命曾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激发了毛泽东更加发愤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更好地掌握指导中国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932年4月，红军第二次打下福建漳州城，缴获了一批书籍，其中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阅读。翌年，他先后送给彭德怀两本自己读过并加批注的列宁著作，第一本是《两种策略》，上面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第二本是《“左派”幼稚病》，上面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从彭德怀的这个记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善于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这两部重要著作有了深刻的理解，他不但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同时也从理论上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破除了“左”比右好的错误观念。正是由于毛泽东不倦地倡导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提高了党和红军的思想理论水平，而且也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所以，在领导工作中要做到有预见性，只靠个人的才学是不够的，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一望远镜和显微镜。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就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就能够把握现在、预见未来。

三

　　在领导工作中要能做到科学的预见，还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历史经验，以及多方面的知识准备。这也是毛泽东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家中，很难有人像他这样对知识的追求，能有如此的贯通古今、运用自如的学识准备。　

　　很显然，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在决策中富有预见性，借鉴和运用历史知识、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毛泽东一生酷爱阅读文史典籍，他少年时代就读过《左传》、《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等，并引起他广泛自学史书的兴趣。参加革命后，无论是戎马倥偬的岁月，还是和平建设的年代，他都挤出时间钻研史书。他读史，一方面，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中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成为独具风格的、有深刻见解的一家之言；另一方面，读史是为了今人，要古为今用。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善于运用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随手拈来，赋予新意。像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愚公移山”、“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等古语古训，经过毛泽东的运用和改造，有的成为党的学风、有的成为我们工作应当遵循的基本方针和工作方法。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民族形式，成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便于掌握和贯彻的生动活泼的东西。　

　　毛泽东晚年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也是他一生重视并善于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写照。

　　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还引发了毛泽东对革命胜利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的历史性思考。1944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探讨明末李自成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就提出要吸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历史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建议郭沫若再写一篇总结太平天国经验的文章。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们党的经验时，总是把失败同骄傲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在革命时期如果骄傲了，就必然突出个人的作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样的话十个就会有十个失败；取得政权以后如果骄傲了，就会不思进取，追求享乐腐化，骄侈淫逸。民间有一个说法，李闯王打天下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要求全党吸取李自成失败和我们党的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著名警告。他把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看作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求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提议规定了六条：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后来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重申必须坚持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这表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历史性课题。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捍卫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跳出中国历史上“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并力图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在他的一些著作、谈话和批注中，都留下了对此思考的痕迹。毛泽东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提出具有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就如何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防止因腐败而变质这个历史课题来说，对于我们今天是有着长远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四

　　领导要有预见，还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社会实际学习。这就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对湖南的长沙、湘潭、衡山、湘乡、醴陵五个县农村，步行1400余里，作了32天的调查后写出的，成为大革命时期正确主张的代表作之一。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在极端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进行了四次深入的社会调查，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有据有理、底蕴丰富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为制定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及各项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党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树立了实实在在的榜样。　

　　这种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在这期间，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它是要在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做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主义、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1931年4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了《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进一步提出“不作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的重要命题，深化和发展了他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不能获得全面的材料或者得到的情况缺乏真实性，依据这些作出的判断和决策必然是错误的，因而也不能说是获得了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个提法，对于我们正确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1961年前后，毛泽东在全党多次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干部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他自己身体力行，除了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分组下去调查外，自己也到全国各地了解真实的情况。　　

      应该说，紧密地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大特点，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