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经济政策” 刘金华 不少经济学家在论证经济体制改革，论证商品经济胜于计划经济时，并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证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行不通，说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市场经济。有经济学家写道：“大家知道，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列宁曾按马、恩的预言来建设社会主义，企图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上述理论和做法使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实践要求纠正理论上的错误和扭转经济的实物化进程。列宁1927年秋说：‘我们原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指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的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联共（布）和列宁接着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且‘把商品交换提到首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国有企业也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原则’，集中管理的行政手段为机动灵活的经济手段所代替。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占领一个又一个阵地。”（薛暮桥等著：《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讲话》第35—3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些理论家也有这样的观点。
这是不对的。
我们看到，列宁讲的很明确：实行新经济政策是联共（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主动退却。执行的时间也很短暂，1921年4月提出，1922年3月结束。一个国家在非常时期实行不到一年便结束的政策，怎么能看作历史上一种社会“经济模式”，怎么能够用来否定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中归结出来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们知道，关于新经济政策，列宁当时写了不少文章讲了不少话。但是，理论家却只引了很少几句，就上面引的这几句，也还没有引全。
理论家所引的这段话，来自列宁的《十月革命四周年》，原文是：“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动，我们首先激发了人们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我们看到，列宁是说，他们是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动，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共产主义经济任务。理论家隐藏列宁的这些话，说是“列宁曾按马、恩的预言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理论界应该清楚，“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是一种政策；列宁打算用国家法令解决面临的紧迫的经济任务，决不是否定马克思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
列宁的这句话：“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是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理论和实践经验！这里，列宁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不仅需要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而且，根据俄国的经验，列宁认为还需要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在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这之前，还要做多年的准备工作。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一发展，在中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得到证明。可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来认识。
还应当知道，苏联当时为什么要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因为俄国和苏联到1921年已连续经历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反武装干涉战争。列宁在1921年4月21日发表的《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阐明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和条件。列宁清楚地说明了是什么使苏联处于困境：是“1918年至1920年的国内战争，特别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破坏，阻碍了国内生产力的恢复，其中受害最厉害的就是无产阶级。加之，1920年的歉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这就更厉害地阻碍了运输业和工业的恢复……”（列宁：《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15页）“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策。可以说，在战争期间，是一切阶级都采取过的和必须采取的政策法令，而不是某些理论家说的，“按马、恩的预言来建设社会主义”。 马、恩也绝没有这样的“预言”。
理论家应当看看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批判的批判：“我们取得了胜利（尽管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给我国的剥削者撑腰）这一事实不仅表明，工人和农民在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能创造出什么样的英勇奇迹。这一事实也表明，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考茨基之流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过错时，他们实际上起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应当说‘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同上书第517页）
列宁提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当无产阶级不能从社会主义工厂生产出农民所需要全部产品的情况下，一个政党应该“怎么办呢？”列宁分析说：“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就是愚蠢，就是自杀。”列宁指出：“有些共产党人正陷入这样的政策，而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犯了错误。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列宁提出“或者（这是最后一种行得通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列宁：《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18－519页）某些理论家把新经济政策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纠正，并以此证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有问题，却完全不提列宁指出的，新经济政策是将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发展，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理论界在谈论新经济政策时，在谈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没有注意到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提出的这个问题：“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联合和并存呢？”列宁指出：“人们大错特错的地方就是，他们只以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对照或比较，而在现时政治经济情况下，也应该以国家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生产相比较。” 列宁说：“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或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靠什么条件来做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列宁：《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19－520页）列宁的这个指示，正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问题，应当实事求是理解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反复指出，新经济政策是在“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就是“在千百万小农旁边，没有电线密布大机器工业”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国家大资本主义”的方法，使“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受到“全民的计算和监督”。是“采取‘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所谓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活跃程度能够使它们受到国家的调节。”（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74－575页）
列宁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竞赛。社会主义建设形式的改变，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之下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部政策上，正在实行特殊的过渡办法，在许多方面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比如说，现在不但容许而且还在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已经社会化的国营企业也在改用所谓经济核算，即商业原则，这在我们文化普遍落后和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必然会在群众的意识中造成企业行政和该企业个人的对立。”（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82页）我们在讨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在今天实际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时，须要认真读列宁这段论述，明白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之下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一种“特殊的过渡办法”，特别要注意列宁的这个指示: 商业原则“必然会在群众的意识中造成企业行政和该企业个人的对立。”
列宁说的非常明白：“我们已经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了。但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现在我们正退向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现在已经有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我们停止退却的时间已不太远了。”（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81页） 读了这些，还能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纠正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错误吗？
请看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最后评价。 列宁说：“我们试图建立的新经济并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现在是否结合了呢？还没有。我们只是刚刚接近这种结合。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人们还常常在我们的报刊上到处寻找这个意义，但是找得不对头）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我们的功绩就在这里，否则，我们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革命家了。” 列宁指出：“我们不顾一切旧的东西，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建设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开始建设新经济，那我们在头几个月或头几年就被打垮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硬要坚持：我们既然十分勇敢地开始了新经济的建设，就非这样干下去不可。这有根据没有呢？这没有一点根据。”（列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18页）理论家所说的新经济政策是纠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错误，列宁说：“这没有一点根据。” 列宁说，“按照所有经济著作解释，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方法。列宁说，现在“‘国家’指的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所以，列宁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那末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列宁说：“过去一年来，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象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虽然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驾驶者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这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主要之点。” 不久，列宁就提出：“我们退却已经一年了。现在我们应当代表党来说：已经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说已经结束。现在我们提出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配置力量。”（列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27－629页）
列宁的论述说得如此明白，无需再多做解释。现在可以肯定地说，理论界一些人不管新经济政策提出者和领导实践者关于新经济政策所讲的话，不谈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环境条件，它的内容实质和实行结果；不提实行新经济政策是苏联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暂时政策，实行不到一年就停止了；把特殊时期“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的新经济政策说成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把退却说成是前进，把国家资本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臆想地制造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
实际情况是列宁说的，新经济政策就象一辆不听乘车者使唤的汽车，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不会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遇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要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记住的主要的东西。是今天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环境非常复杂，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不可能象抽象的社会主义理论那样典型、纯粹、理想，因而实践过程曲折。列宁告诉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在俄国目前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所谓‘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计算和监督’。”决不能“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未注意研究我国目前这一过渡的一些具体形式和阶段。”列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导师们之所以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整个过渡时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强调新社会诞生时那种‘长久的阵痛’也不是没有缘故的，并且这新社会仍然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有经过一些想建立某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尚不完善的具体尝试，这种抽象的东西才会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列宁：《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09－510页）列宁的这些论述，不仅使我们正确理解“新经济政策”，而且回答了邓小平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应当作为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行动的指南。
“新经济”是一种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一种特殊实践，如列宁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的一种暂时的退却和策略。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根本不存在什么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错了，要纠正马、恩的理论错误，而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过渡理论，根据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把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引导的国家资本主义，使它处于无产阶级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之下，以保证不久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实事求是的典范，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而那种想用新经济政策证明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人，引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从理论上讲，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既不懂得社会主义理论，也不知道如何把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变为具体实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叙述过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指出人类思维过程经历了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考察中，对社会主义做了主要的原则的规定，而往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家，多数陷入了唯心主义幻觉，只有列宁和毛泽东，才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的原则的规定，与社会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其具体再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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