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怎么办的三个问题 ——在北京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文艺演出大会上的总结性发言(最新完整版) 张勤德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在大会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是在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实现的,是为历史实践所证明的。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他这些话看似平淡,实则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有重大现实意义。 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律师协会党委委员赵小鲁同志代理的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仅代理词就写了22万字,可以想见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难度之大。他尖锐地指出:“今天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反动分子,否定共产党历史、否定人民军队的历史、否定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其目的就是要灭亡新中国。”这是对反动分子的有力反击。 上午的文艺演出,在我看来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点上。 (一)艺术水平较高。由于大家练的认真,演的认真,所以表演的艺术水平之高出乎预料。例如,中国知青演艺联盟的开场扇子舞《东方红》、常州合唱团的女声独唱《翻身农奴把歌唱》、湖南杜甫江阁红歌团的男声独唱《我为祖国献石油》,就表明了这一点。 (二) 感染力很强。红色演员们用心在唱,用心在跳,很令人感动。比如黑龙江星火红歌艺术团表演的情景剧《十送红军》、兰考红歌队的歌舞《老两口学毛选》、长春市红歌合唱团的小合唱《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天津兰天艺术团的京东大鼓《读毛主席的书》,特别是70岁高龄的河南焦作市成刚同志朗诵的《为国为民毛主席》,激情澎湃,深切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每一次喊出的“毛主席”三个字都深深震撼人的心灵。演出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使很多同志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 (三)群众性比较广泛。49人的吉林省吉林市红歌合唱团,演唱的包括《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电视剧《毛岸英》主题曲《日月同光》、《英雄赞歌》在内的红歌大联唱,不但阵容整齐,声音嘹亮,而且很有感情,很有气势。一个地级市能有这么大规模的红歌合唱团,说明我们文艺工作的群众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也证明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壮大。 (四)自编自演节目不少。像吉林通化钢铁工人的优秀代表吴敬堂同志的《花开开在百姓家》、常州市红歌团团长戴诚作词谱曲的《啊,南街村》、山西下岗工人的《为什么离开了我》和前面提到的成刚同志的诗朗诵等,都是自编自演的节目。还有一些这类节目由于时间关系没能演出。 (五)联系现实非常紧密。在这方面,特别突出的是太原的下岗工人群体表演的小合唱《为什么离开了我》。它深情诉说了下岗工人的艰难困苦,无情鞭挞了私有化改革浪潮,庄严表达了决不再做任人宰割羔羊的决心,并且回到家乡又立即投入了维权斗争,这种精神和做法,当前很值得学习、推广。 这次文艺演出的成功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当前形势下,由于红色文艺是一种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它在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方面可以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如何使红色文艺活动规模更大,离群众更近,针对性更强、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化,是应当加紧研究、切实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下午的讲座和交流活动中,天津的郝贵生教授作为主讲人,集中而又深刻地论证了哲学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他提出,今年是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80周年,也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60周年,我们认认真真学习好这几篇哲学著作,对指导我们的斗争实践大有裨益。 新四军老战士、湖北日报原总编辑古正华老感慨万千,他在讲话中激动地发出四问:今天中国共产党的8000多万党员,还有多少忠于我们的革命事业,又有多少是反对我们党的呢?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提到了三个词汇,在视察中央党校时提出了“党校要姓党”,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在政协迎春会上又提出来“将革命进行到底”。“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毛主席1949年写的新年贺词,革命的对象是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那么今天又要革谁的命呢?显然是走资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本来是革命群众扬眉吐气的日子。但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我们这些批判方方的人,屡屡受到重重的阻挠。武汉工农兵批《软埋》,派出所通知宾馆,必须要有派出所的批准才能使用场地。这到底是谁家的天下呢?这四问,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共鸣,证明它代表了民意,顺应了历史潮流。 湖北襄阳工人阶级代表鲁爱国同志详细地给大家说明了他的那篇《由党费引起的风波》引起中央组织部重视的前后情况。他敢想敢说,一针见血地向中组部工作人员提出:“国企改制后,广大工人党员没有了组织,十几年没见开展过组织生活了,突然要求补缴党费,广大党员是很有意见的。”他充分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坚决斗争的做法和精神,受到多数同志的肯定和赞扬。 乌有之乡网站站长范景刚同志在主持会议时谈到,2017年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我们举国上下、党内党外要共同努力对几十年的错误进行认真的反思和纠正。党的十九大将在改革开放40年的大背景之下召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路线的矛盾不容回避。我们要像当年的共产党人和英勇的红军那样,勇敢地站出来指出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并力促纠正,才能走向更大的胜利。大家都觉得景刚说到了点子上,表达了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的心声和期望,很适合我们在当前形势下进行斗争的需要。 对我上午在代表主办单位致辞时提出的当前怎么办的三个问题:(一)使更多人学懂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二)通过大民主使人民群众成为救中国的主力军;(三)逐步恢复、健全以公有制真正占主体地位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些同志在和我交流时提了一些问题让我回答,再加上其他同志之前和之后提出的问题,我在这里一并作一简要回答。 首先,我觉得在马列毛派内部,对一些问题有不同认识是必然的、正常的。即使是在重大问题上有不同观点,除极个人外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属于一般性的认识问题,尤其是那些革命性特别强的同志,一旦掌握真理很可能成为特别能战斗的勇士和功臣。所以,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关于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等一系列教导,通过相互沟通、平等讨论的办法来解决。基于这一点,我谈出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仅供诸位在交流时参考。 第一,依据什么说当前关键是使更多人学懂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 有些同志提出,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指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文革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基本形式。它“是在真共产党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政治大革命。现在还有这个前提条件吗?没有了”;“要在资产阶级专政下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批臭的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的那一套拿出来兜售,从而误导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你那些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看法,有什么依据呢?” 我的依据主要是: (一)当时之所以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得以存在的政治形式。所以,毛主席在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引用马克思关于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论断,强调社会主义时期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同时在审定《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时,强调这种专政从横的方面来说是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各个领域的专政,从纵的方面来说,是包括社会主义所有历史阶段的专政。 (二) 这在于当时主要是针对苏联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后,便宣布剥削阶级消灭了,直至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搞“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沉痛教训,也针对国内的走资派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反动谬论,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而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还要继续革命。正因为这样,他不仅认为小生产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指出党内也会产生资产阶级即走资派。 (三)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老人家既于1967年在他审定的文章中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概括为六个要点,又同时和随后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根据对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等等新情况、新经验,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例如1975年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就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于1969年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时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据此可以说,认清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是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走资派篡权即实质上的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两部分的,才算学懂了他老人家的继续革命理论。 一些同志还提出:“当今在中国掌握政权的政党,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因为它已“变成了邓小平的资产阶级特色党”。“如果这个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反党就是革命的”;“认为特色党内存在‘健康力量’,……那是妄想”;“有个‘超级陈’说特色党员都是反动的,是革命对象”;“特色党作为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与同无产阶级对待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那样,也与同对待蒋介石的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那样,在他们压迫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向共产党无产阶级进攻的时候,无产阶级只能是针锋相对的对他们进行打倒和消灭”;抹杀“共产党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党的事实,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也是修正主义的错误。‘救党保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的错误口号”。 毛主席是把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派叫做“假共产党”的,他曾说:“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毛泽东传,115页)。这里却不仅认为当今的共产党救不了啦,而且把这个有八千多万党员的整个党都说成“假货”,应当通过“打假”来打倒;都说成“邓家特色党”,并用新建之党取而代之。不难看出,这种另立新党,打倒共产党的主张里无疑具有“另起炉灶,推墙拆庙”的意思。反过来说,我们所评论的“另起炉灶,推墙拆庙”,特指的就是这种另立新党,打倒整个共产党的主张。 对于修正主义者篡权的党和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实质上的一致和某些方面的不同之处,我在《文革论》中曾谈到过,主要内容如下: 为了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我们需要从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上进行分析。从原则性上说,我们必须如实看到,修正主义上台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他们的专政实质上就是法西斯专政;走资派作为党内资产阶级,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我们和走资派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血淋淋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因此,被修正主义者篡权的党和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在一定意义上说,两者在阶级本质上确实具有相同之处。对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决不能有半点含糊。但从灵活性上说,我们则需要看到并利用两者那些不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 (1)爱国主义在党内仍有一定的基础和影响力。毛主席指出:“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不管怎么样,总是好人多。”(引自《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的重要谈话、批语》)正因为这样,篡权的修正主义集团至今不敢像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例如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政党那样竭力争取作西方国家的公开盟国、申请参加北约之类组织。 (2)特殊的国情,使党内健康力量在某些方面仍有一点点活动空间。毛主席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引自《毛主席会见金日成的谈话》)例如,一些单位、农村新建起毛主席塑像广场;河北、西藏有的地方至今还有人民公社存在;全国各地有六千个左右搞集体经济的村庄等等,就从某些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3)有些原有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仍存在。毛主席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苏联已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当然不能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他还来不及,还有抵抗力。”这种现象,在当今的中国也没有完全消失。 (4)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毛主席一再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他还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引自《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的重要谈话、批语》) (5)党内马列毛派的代表性人物魏巍曾指出:“我们应当分清谁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修正主义集团与极右派的主要区别是,他们还戴着共产党的帽子,穿着共产党的外衣,有时还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而极右派如果上台,那就会撕去一切伪装,对共产党就会是血腥凶残地镇压”(乌有之乡网,2008年8月30日)。这个看法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6)当今共产党内仍然存在着“社改派”和包括反帝爱国者在内的健康力量。顺手举个例子。不少人知道,邓力群、魏巍、马宾等等,在文革中作为领导干部,大都受到过或多或少的冲击和考验,但后来都不同程度上主张要问“姓社姓资”。要说从走资派到“社改派”的转变,要说党内存不存在“走社派”,存不存在抵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力量,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拿刘国光老来说,他就写过十篇论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文章,能说他没有转变吗?王宏斌既是南街村的党委书记,又是这个一万多职工的大型公有制企业的负责人,还兼任临颖县委副书记、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地厅级),并多次(包括十九大)担任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应当算一个不大不小的当权派,而南街村坚持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是公认的。类似的村书记有几千个。在近几年最多七、八年大危机带来大机遇的生死抉择关头,毫无疑问还会有更多的健康力量站出来。现实斗争,是多么需要我们的战友看到这一点啊!所以魏巍老强调:“我们是要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是真共产党;我们要打倒的是修正主义集团,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集团,是篡党夺权的叛徒,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他们是假共产党,是腐败变质的假共产党。”(广州街坊论坛,2008-5-22 ) (7)党内仍存在着路线之争。提出和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壮大红色力量,坚持继续革命,依靠人民斗争,回归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中国共产党马列毛派,就代表真共产党。所以尽管情况极其艰险,但路线斗争并没有停止;尽管他们的级别不是太高,却依然可以代表正确路线。这是修正主义集团篡权条件下路线斗争的基本特点,否定这一点便无法进行革命。再说,许多农民起义不是小官甚至平民百姓领头干成的吗?虽然战争时期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暴露的时间较短,而和平时期则会长得多,但是我们应当坚信和看到,随着发生经济及其他大危机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修正主义集团的气数将尽,正确路线必将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和坚持,并且最终取得胜利。 (8)发动群众就有办法挽救革命挽救党。毛主席说:“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引自《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的重要谈话、批语》)。文革中毛主席有一次针对韩爱晶提出的问题,回答了很多话,其中包括这样的意思:内部斗争不会把革命斗垮、不会把党斗垮。党内出了李立三、王明路线,那么长,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照样有军队、有政权。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机会主义路线,多了。我们不照样办军队、办政权?可见,毛主席认为只要包括真共产党人在内的马列毛派敢于并善于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便能够通过二次文革挽救革命挽救党,回归科学社会主义。 (9)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政治觉悟在进一步提高。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是唯一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党和人民。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被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得以复辟,并不证明社会主义革命不该进行,而只是表明工人阶级在解放前数量稀少、斗争经验不足。正如赤眉网友所说:“中国工人阶级经受了复辟后巨大的苦难,现在也已经今非昔比了。现在他已经是有着数亿成员、占据劳动者多数的壮汉了,而且又受着世所罕见的深重的剥削压迫。他的潜在力量已经远远超越了一切社会阶级!而他也早已褪去了幼年时的孱弱和青年时代的懵懂。在中国未来历史的发展中,他必定会伸展手脚、充分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当他的力量一旦充分发挥出来,则一切寄生虫、害人精都将被一扫而空。”(红色中国网,2016-1-6)工人阶级不仅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而且一些职工本身就是党员,他们进一步增强了政治意识,必定会开创回归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范正美老说:“一旦解决了正确对待文革的问题,即正念、正气抬头,中国共产党便可驱病而起,走上正路了!”(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辩”论纲》 由此可见,在当今情况下笼统地提出要整个打倒中国共产党,有以下几种危害: 其一,容易导致扩大打击面。毛主席历来强调:“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引自《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的重要谈话、批语》)。在八千多万党员和大约占总人口的60%以上希望挽救真共产党的人面前笼统地提出打倒共产党,无疑会把打击面搞得很大,甚至导致打倒一切,玉石俱焚。在总结文革时,毛主席谈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三分错误。我们在根据毛主席的论断总结经验教训时,既要看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主要是走资派故意捣乱,也要认识到自己队伍中也确实存在以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等为表现形式的极左思潮。那种把打倒走资派变成打倒共产党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做法,看起来很革命,实质上扩大了打击面,会增加文革发展的阻力。 其二,不利于抓好重点。毛主席提出的策略原则“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对我们抓好今天极其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在于,在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修正主义集团也越来越孤立,正是把他们作为重点给予致命一击的好时机。在此关键时刻抓不住重点,必定会造成重大损失。山丹丹红网站站长张长林说得好:“在那些‘王明’、‘李德’之流‘法眼’里,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分析、不加区别的一概而论,一切人都成了一概被指责的异己分子,一切事都成了一本理不清的糊涂账。”(山丹丹红网,2016-6-9)这必然会把局面搞乱。 其三,无助于加强党内外健康力量的联合。毛主席指出:“ 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红歌会网,2016-2-6)。不联合党内健康力量特别是“社改派”,我们是难以克敌制胜的。 其四,会影响我们将右派打倒的信心。有些受错误倾向影响的战友,往往不太相信我们能在大危机中“打倒修正主义,挽救真共产党”。所以,不纠正这种倾向就会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对我们有害无益。 其五,会给无政府主义造成可乘之隙。正如毛主席所说:“现在流行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了,不行了的。不过斗来斗去,错误的人总是站不住脚的。”(主人公论坛,2016-2-6) 可见,我们如实认清修正主义者篡权的党和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实质上的一致和某些方面的不同之处,认清最大的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最高司令;认清当今党内仍有不少真共产党,从而采取“打倒修正主义,挽救真共产党”的方针,是正确的,而不属于宋江之类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保皇派。我们既要坚信绝大多数受形左实右思潮影响的战友会回到正确路线上建功立业,又要注意防止和反击极少数顽固不化的反共剿共灭共分子的疯狂进攻,以使我们的队伍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第二,怎样通过大民主使人民群众成为救中国的主力军? 对这个问题有些同志提出:“文斗只是当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在现阶段,“暴力革命是推翻私有制的唯一途径”;“有人提出用文革的方式打倒他们,我不很赞同。为什么呢?条件大不一样了,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资产阶级已经从思想领域变化到经济关系领域了,就是说,他们已经形成了完完整整的资产阶级了。这样的情况靠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能解决问题吗?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统治阶级掌握着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专政机器,老百姓有什么呢?”“在现实的中国,有这样的‘在真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大民主’吗?真共产党在哪里?人民大民主在哪里?实际是只有修正主义党,只有法西斯专政,连一点点的小民主也看不到啊!”“毛主席作为一代大佛之所以要搞文革,中国人民作为最智慧的人民之所以要坚持改良,就在于当今中国根本就没有其它选择”。 这些同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赞成在现阶段用二次文革救中国。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只有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使人民群众成为救中国的主力军,而只有在人民群众成为救中国的主力军之时,才谈得上打倒修正主义,挽救革命挽救党。唯其如此,要通过大民主使人民群众成为救中国的主力军,必须认识到在大危机坏事变好事带来大机遇之时全面发动二次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说,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一直强调,人民民主专政本身就包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由于人民群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人民民主必定是一种大民主。 这是因为,从实践上看,第一次文革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取得伟大胜利,用铁的事实证明了文革式大民主能唤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而天翻地覆慨而慷。 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毛主席是把抗日战争叫做人民战争,并认为几次国内革命战争实质上都是大民主的。 这是因为,从现实情况看,当前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进行的网络斗争,实质上是新时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几年前的“九月爱国运动”、湖南“新五四运动”,上午大会上表彰的山东、河北、河南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反对邓相超、左春和、刘勇等反共辱毛和配合西方国家搞颜色革命罪恶行径的运动,通钢工人阶级抵制私有化改革的伟大斗争,杨晓陆同志和弟弟杨松带领群众坚持多年的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及其他方面维权的斗争,赵小鲁律师代理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案所进行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鲁爱国等同志所进行的斗争,特别是开展人民节活动等一系列斗争胜利的实践,实质上都是二次文革的序幕或者说组成部分。这在于上述斗争不同程度上具有大串连、大联合、大罢工、大夺权的性质。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就是说,在实质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下,左派要组织起来把右派打倒;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的第一次文革,只是在实质上的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或者说资本主义基本复辟条件下的第二次文革的“演习”;二次文革,才是全面、完整的“实战”。再说,这种群众运动,在国民党反动派掌权时期,在现在的乌克兰等国,肯定会受到更加赤裸裸的血腥镇压。这是一个人所共见的基本现实,我们应当如实承认。当然,修正主义集团在某些方面更阴险、更毒辣、更具破坏性,这些我们也必须看到。但是,我们既不应当因此而不利用合法、半合法甚至打“擦边球”办法进行斗争,更不应当因此而去赞成搞苏联东欧剧变式的颜色革命。使更多马列毛派战友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文革适用于今天上的共识自然会更多。 这是因为,在第一次文革中正如毛主席所说“打一下也是个锻炼”,在第二次文革中,由于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的相当大部分已或明或暗地拥有大量资产,因而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和激烈,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的革命活动受到暴力镇压的情况会更严重,所以我们务必要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毛主席和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的谈话) 第三,在当前提出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没有必要? 有些同志提出,当前提出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当权者不会去办,体制外的人没权去办,又离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较远,没有太大意义。 当前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觉得这有利于彰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首要政治标准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标准共六条,他强调“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可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首要的一条。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因为正如毛主席所说,是否实行公有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所以,搞私有化还是搞公有化,是区分社会主义改革和资本主义改革的首要标准。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革命,反思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这个标准。同时,我们判断领导人“姓社”还是“姓资”,最重要的也是要坚持这个标准。并且,我们要认清最近宣传的“将改革进行到底”,是不是全面肯定私改开放的理论创新和社会效果,是不是要把私改开放进行到底,最重要的也是要坚持这个标准。由此可见,当前我们强调这一点,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当前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觉得这有利于透过繁杂的表面现象抓住本质。实践充分证明,不仅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是使腐败增多、两极分化、社会不稳、国资流失、三农问题严重、“新三座大山”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的总病根,所以解决这些基本制度问题,才是治本之策,才能使其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许多社会现象例如《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电视片所宣传的司法公平正义,只有透过表面上的、抽象的、西方国家普世价值式的所谓公平正义,看清它违宪违法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剥削压迫,恰恰是最大最根本的不公平、非正义。显然,抓住了这个本质,我们才能弄清真相,明确是非,走上正道,克敌制胜。 当前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觉得这有利于唤起民众。唤起民众,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要利用各种形式,要得到多种积极因素的配合。例如,今天这次大会上的文艺演出、大会发言、表彰英模、党员宣誓、主题讲座、思想交流等等,就发挥了这种作用。这当中贯穿的一条主线,是进行阶级教育,增强阶级意识。不懂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就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而要懂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就必须认清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与此相联系,要通过正反两方面活生生实践的对比,认清公有制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命根子。这是唤起工农千百万的总开关,是大民主里面出政权的要义所在。正像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唤起了千百万群众一样,今天,只有“打倒新土豪,工农再翻身”之类口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响应。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毛主席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是现阶段必须掌握的唯一正确的政治观点,因而是我们的胜利之魂;毛主席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左派会利用他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实质上是告诉我们,现阶段的最大政治,是唤起民众,必须树立的新理念,是大民主里面出政权;所有制问题,是最重要的政治标准、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也是唤起民众,搞好社会主义大民主的最重要根基,所以我们务必要充分重视,抓紧抓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