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解散人民公社引发的党内之争 当然，人民公社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弱点，那么，是对其进行改善呢?还是彻底否认? 1、要不要解散人民公社?据调查1979年的人民公社30%经营良好，30%表现极差，40%有发展潜力也存在危机。著名美籍华人韩丁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非常难得”，这30%意味着有2.4亿人，能达到较高生活水平并富裕起来;而通过政府援助、专门指导和辛勤工作，另外贫穷的2.4亿人也能生活得很好;这也同样适用于中间40%的农民。 在那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将偏远山区、人员分散地区、经济落后地区的集体经济解散，而将经济发达地区，土地面积集中地区，集体经济强大地区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将经营好的人民公社保留下来，将经营极差的解散?规模过大的集体经济，可不可以适当缩小?最终要不要解不解散人民公社，可不可以尊重农民自愿选择? 2、中央高层意见分歧。要不要实行包产到户?要不要解散集体经济?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又长期主抓农业的李先念明确表态：“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讨论包产到户。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时任国务院主抓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尤其，1980年9月在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更发生了“阳光道和独木桥”的激烈争论。黑龙江省委书记杨一辰讲话主张集体化，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省领导人的意见，很多人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充分肯定农村集体化取得伟大胜利的结论，农村集体化中出现的错误已经纠正了，希望中央在贫困和非贫困地区之间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 4、农村改革摧毁了农村集体所有制。而从1978 年以小岗村包产到户为标志，赵紫阳等人在四川和安徽将“家庭联产承包制”迅速扩大。1980年9月赵紫阳当总理，面对第一书记座谈会的争论，面对从上到下的强烈反对，赵紫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彻底否认人民公社，并通过“不换思想，就换人”的高压政治，坚决把废除人民公社进行到底! 可中央一号文件明明白白写到：“要顺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可赵紫阳根本不尊重各地农民意愿，在全国强行推开否定人民公社的改革。如，大连地区经济发达，很多农村集体经济强大，农民根本不愿意分田到户自己经营。可赵紫阳在大连视察时，竟严令农村要将每一棵果树都分到个人。在赵紫阳的直接推动下，中国掀起一场消灭农村全部集体所有制的运动。 三、“包产到户”的恶果在不断凸显 生产队社员正在领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同书 这场农村改革不管讲的如何天花乱坠，核心就是“一刀切”的分田分地，将集体经济全部否定，将人民公社全部干黄!这场改革比当年“土改”还彻底，以致今天全国只留下两块人民公社的牌子，成了国家一级文物。 1、小岗村分田到户给安徽带来连年减产。上世纪70年代前中期安徽一直是全国主要粮食调出省，1976年安徽人均粮食产量比全国高20%以上。可自1978年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后，安徽1977-1980年农业无一年不拖全国后腿，第一产业GDP4年下降7%，4年内全国粮食增产12%，而安徽减产13.7%，到1980年，安徽已成全国主要粮食调入省之一，人均产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无独有偶，四川省也是如此。 2、私有化咋没解决旧中国闹粮荒。诚如李先念所言：“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旧中国，那是实行比“包产到户”更彻底的土地私有，可为什么解决不了当时中国4.5亿人的温饱?旧中国为什么10年要9闹粮荒?至今世界有30多国家闹粮荒，有8亿多人在饥饿中挣扎，它们不都实行的土地私有化?既然“包产到户”能使占世界耕地7%，人口却占世界21%的国家解决温饱，中国的农村改革的“包产到户”经验，怎么就不能推广到非洲? 1981年“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推广，取消粮票却是在1993年，“包产到户”为何实行了13年后，才保证了中国粮食供应?而所谓“包产到户”保证了中国粮食供应，实际是粮食缺口近30%，是用大量进口粮食来补缺粮食供应(要保证粮食安全。粮食自给率必须达到110%，现在中国的粮食自给率才80%多)，粮食安全已经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3、农业和农村经济已到了“三最”程度。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私有化开始，那么，现在的农村、农业、农民的状况如何?2013年7月，习总书记在湖北鄂州市考察时指出：“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201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已到了“最薄弱、最突出、最严重”的情势!中央如此用“三最”做出判断，道出了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形势，到了何种严峻的程度? 小岗村摁手印的严俊昌终于承认“分田单干”错了：现在看来，分那‘一亩三分地’只能管温铇。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留下老弱病残管着也照管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卖给那些私老板，农民们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自已那‘一亩三分地’束縛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啊!现在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道是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4、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惊心。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农村基层单位，又是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还是具多功能小城镇，工商文教育事业的承载体，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均衡器等。解散人民公社凸显的恶果，绝对不仅仅在于农业生产，与此相关的无数农村基层政权丧失，“村霸”竟然成一道风景，劳动力无序流动造成城乡地区经济差别越来越大，“春运”已成巨大灾难，“三留”问题突出，村镇大面积出现“无人区”，农民工面临“进不去城市，又回不去农村”的尴尬，贫困户极度缺少社会关爱生活凄惨，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农村环境污染严重等等。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在农村改革中首当其冲被“一刀切”了。其所带来的诸多灾难性影响，正深深刺痛共和国的神经，正深深刺痛百姓的心。可摧毁人民公社一夜之间就能做到，但若想再建立起全国性的农村集体经济，那将是何其难哉!而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绝对进入不了国家现代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