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应直面时代挑战 王金林 唯物史观旨在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思想考察”，以便揭示其间的原则或规律，从而对历史之道有所道说，对历史变迁有所引领。中国革命的胜利显然同唯物史观息息相关。改革开放的成就也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引。作为一种历史观，唯物史观曾被海德格尔誉为优越于一切其他的历史观。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以长期被遮蔽的物质生产尤其是异化劳动来解释人类历史，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大发明。它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独到的阐释框架。然而，毋庸讳言，在诸多实践哲学当中，曾经风头甚健的唯物史观，其当下状况却是门庭冷落，颇为尴尬。尴尬就尴尬在，一方面，时代迫切需要唯物史观指点迷津，诸如“全球化方向何在”“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的不断涌现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研究却竭力回避时代的要求，逃进“概念辨析”的一亩三分地内自娱自乐，满足于仅仅检讨历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根本无意于直面时代呈现出的问题，无意于从现实的沉思中追问历史大道。 唯物史观的当下困境至少源于两方面：一是理论，二是实践。从理论上看，唯物史观曾经擅长的宏大叙事，遭到了后现代话语的尖锐批判与彻底解构。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理论，致力于揭示历史现象中历史大道之起承转合，而后现代话语则强调断裂、差异、碎片与非连续性，把历史视为所谓“话语建构”的产物。两者的基本假设显然格格不入。如果说后现代有什么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这种历史哲学同现代的唯物史观旨趣相去甚远。从实践上看，唯物史观有关时代发展趋势或历史阶段演变的假设与预言，仿佛遭到了时代或历史本身的嘲讽与唾弃。20世纪诸历史运动所遭受的重大挫折与失败，似乎不可辩驳地证伪了唯物史观整体论的、目的论的线性论述。人们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弃宏大叙事而趋微观叙事。后现代话语迹近一统天下。 后现代理论当然有其自身正当的问题意识与经验支撑。但是，我们要追问的却是：在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中，究竟是否存在某种一以贯之的大道呢？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历史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关切于这种一以贯之的历史之道。历史哲学以假定这种历史之道的存在为前提，不管它被称为历史的精神、原则或法则，还是被称为历史的规律或趋势。黑格尔开创性地把“历史哲学”视为“对历史的思想考察”，并把“思想”规定为“理性”，同时假设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于是世界历史就变成一种合理的过程，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就变成对历史作理性考察，或者说以理性为标尺来衡量历史，评估其在理性发展上的成败得失。这一“思想考察”的神秘性与合理性同样显著。马克思则在扬弃黑格尔历史哲学神秘性的同时，把黑格尔的“思想”或“理性”还原到其物质生产的根源即“劳动”上，揭示人类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劳动，于是世界历史在马克思那里就变成一种劳动的过程，其成败得失必须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下进退为标尺来衡量。 考诸历史，不难发现，黑格尔“精神史观”与马克思“唯物史观”各自的基本假设显然都包含着对人类历史的深刻洞见。黑格尔所发现的“精神”与马克思所发现的“劳动”，虽然有着唯心唯物之原则差异，却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方式把捉到了人类历史的发生动力、演变机制与发展趋势。因此，在黑格尔与马克思各自的理论框架中，历史万象中始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历史之道。这无疑是人类历史意识的一大进展。 然而，吊诡的是，历史哲学的思想洞见却每每陷历史哲学自身于困境。关键在于，历史哲学习惯于“以一统万”，以偏概全，以一个法则统摄全部经验。但是，哪怕此“一”确实是真实不虚之道，也难免失之于过度概括与抽象。这种追求总体性、整体性、普遍性、无限性的思维方式经常忽视或贬低具体的经验存在，忽视或贬低经验事实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使事实成为原则的傀儡，使原则成为事实的主宰，因为历史哲学归根到底无非是对历史的一种哲学解释，即从某种哲学原则或观念出发来解释整个历史，以便使无序的历史呈现出某种有序的样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其实就是以其思辨理念对世界历史进行解读，虽然他曾经一再强调“笼统的法则不能涵盖纷至沓来的一切重要事件”。 历史哲学的这一弊端马克思早有警告。他晚年在致友人的信中明确表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此力图把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同“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理论”严格区别开来，以免唯物史观落入历史哲学的陷阱。遗憾的是，人们虽然对此教诲耳熟能详，却往往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中反其道而行之。变偶然为必然，化特殊为普遍。这是历史哲学的拿手好戏，也是历史哲学的致命诱惑。形而上学的思辨冲动害人不浅。 因此，倘若要使唯物史观真正摆脱历史哲学“以一统万”的窠臼，就必须在概述历史特殊性的同时谨防理论普遍性的过度介入。否则，一不小心，“历史概述”就会沦为以偏概全的“历史哲学理论”，唯物史观就会变成无往而不适的普遍公式。其实，马克思晚年有关俄国革命与东方社会的复杂思考，以及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已经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清楚地表明，哲学原理的普遍性与历史事实的特殊性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当然不是说这道鸿沟不可逾越，而是说其逾越绝非像某些“辩证法家”所以为的那样一蹴而就。要沟通普遍性与特殊性，就必须认真面对后现代话语的理论挑战与全球化时代的实践挑战，充分尊重历史与经验，充分肯定差异与特殊。这恐怕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只有这样，唯物史观对历史所作的“思想考察”，才能既不以特殊经验遮蔽普遍规律，也不以普遍规律取代特殊经验。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人类历史发展严重“失向”的当今世界，只有深刻汲取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经验，充分消化后现代话语的问题意识，唯物史观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从而更深切地领会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之道。因此，唯物史观的复兴不在于回避，而在于迎接时代的挑战，无论这一挑战是来自实践还是来自理论。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