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问题 这也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自然而然地出现的问题。原始社会很微弱的生产力，是公有的。从奴隶社会起，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封建社会，继续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两种私有制，共有几千年的历史。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社会，也存在370多年了。无数善良的人们看到其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设想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社会更好的发展，于是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出现了。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等都出现了。但这各种社会主义没有科学性，无法实行，如大浪淘沙，被历史淘汰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既具有科学性，因它吸收了人类社会的先进思想，包括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又具有实践性，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成为他们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产生了物质力量，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站住了，变成了现实社会的新生事物。马克思主义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从理念上说，只有170年历史；从实践上说，不到100年只有97年历史。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问题，从哲学上来说，按照辩证法是从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过程。具体说，是肯定（肯定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到否定（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否定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封建社会私有制，从所有制来说，仍然是私有制的继续），再到否定之否定（共产主义公有制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从阶级关系说，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实行私有制。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实行公有制。 无产阶级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人平等。大家都劳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各尽所能，按劳取酬”；高级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都拥护这种制度。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说明》都说：“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但必须指出，《决定》和《说明》在写了坚持公有制的同时，又强调“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宣布两个“毫不动摇”，这是主观上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似乎是并行不悖的。但实际上，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两种所有制的斗争是激烈的，是你死我活，此长彼消的。如果是真正的共产党，就要坚决实行《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政策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实行的。但现在不能笼里笼统的说要鼓励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宣布两个“毫不动摇”，岂不是脚踏两只船，想两全其美吗？但这是办不到的。 实际上，三十多年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现在私有制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公有制经济不到三分之一了。国有制为主导也完全被颠覆了，国有工业被当作改革的对象，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国家统计局宣布，1997年为25.5%，比刚解放的
1949年的26.2%还要低。十多年来国家统计局不发表所有制变化的资料了，据我根据统计年鉴计算，现在更只有百分之十略多一点了。郑新立同志，你在信息中心呆过，现在更是高级经济专家，对两种所有制经济实际的情况，肯定比我要清楚得多。试问目前这种公有制向私有制倒退的状况，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吗？这还是成立九十多年的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吗？
四、股份制与经济制度的关系问题 我们仍然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济发展的实际，来讨论股份制问题。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资本主义出现后，更多的是采取垄断企业、独资公司形式，自由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可以说解放前没有像样的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因此，我的看法，总的来说我国的经济学界对股份制问题的知识是比较浅薄的，许多这方面的学问都是舶来品。 世界银行1984年提出在中国推行股份制来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说什么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有战略决策权，可以避免政府干预，适当分散国有企业的自有资本，从多种所有制筹集资金，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实行社会主义股份所有制。这是一些花言巧语。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过三十年的拼搏，对把我国建设成为独立自主、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帝国主义和走资派要改变中国的颜色，就非把我们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搞垮不可。世行的股份制改革倡议，其目的是要摧垮我国社会主义国有大中型企业。 当时我国有的官僚西化派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司马超之心路人皆知，但其理论水平低为人所共知，对股份制可以说更是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因世界银行一提倡，更重要的是听到上层走资派领导人说“股份制势在必行”，就在1986年最先提出“股份化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新起点。”打响了股份制问题大论战的第一炮，但其影响并不很大，因为人们经过现实的教育，并不相信“官大学问大”了。厉以宁作为北大的教授，名声在外，紧接着在1987年提出“股份制是明确国营大中型企业财产关系的最适宜和最有效的形式”，旗帜鲜明，目标明确，就把论战的阵势铺开了。 于是一批西化派学者，包括童大林、何伟、张伍常等等，都陆续出场了。由于到官方支持，队伍较大。我所以说西化派以厉以宁为首，因为他是名牌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名师陈岱孙的弟子。他写的书又很多。 但陈岱孙这个我国西方经济学的泰斗，与厉以宁的观点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陈岱老三十年代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北大。他对西方经济学有看法，认为它描述的只是一些现象，许多观点是假设，没有得到实践的证明。他指出，过去我国理论界对它只是批判，一概排斥，是不妥当的。但现在又盲目崇拜，全盘照搬，更是危险。用于教学，会毒害年轻人的心灵；用于指导发展和改革，会误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 与陈岱老观点相反的厉以宁之流，是一群书斋里的学者，对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实际经济情况都不了解。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官方要改革开放即搞西化，厉以宁这样的人才就正当行时了。许多人对股份制感到新鲜，厉以宁又竭力提倡，于是给他取了个浑名：“厉股份”。他也以改革派自居，经常发表宏论。许多学者和群众毫不留情的批判他所谓改革的观点。我对这种西化改革派学者，也不以为然。尽管也曾同他有一面之识，开过会，握过手。2008年他曾踌躇满志，赋诗喻意改革：“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予儿孙说短长。”对此我曾和诗一首，录此以博一笑。“长江滚滚东流去，变法窃钩好汉装。一枕黄粱君莫喜，此生后世骂名长。” 与西化派对仗的传统派，包括马宾、吴树青、蒋学模等，因为与官方观点不一致，有一定风险，人数较少。我之所以说传统派以马宾为首，这是因为马宾既从事过实际经济工作，又学贯东西。当过我国最大的全民所有制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又当过工业部长，对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比较了解。又留过学，懂几门外文，出国考察过。还懂经济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是搞经济数学模型的专家，总之，传统派在理论上比较过硬，既懂马列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也颇为知晓。他们最初论战的主要对象，是对准世界银行1984年提出在中国推行股份制来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西化派都是拥护世界银行观点的，在对仗中当然要同他们进行论战。在论战中马宾出过五本关于股份制的书，第一本《企业改革与股份制》，曾送我。书中对股份制经营的名称，列出：在德国叫康采恩（Concern），在英国叫辛迪加（Sidicate）， 在法国叫卡特尔（Carter）， 在美国叫托拉斯（Trust)。这是很实在的知识。过去许多学者对股份制经营的名称，只知其然，现在读了马宾的文章，也知其所以然了。 厉以宁在1988年冬，他以答记者问的方式，提出“全面推广股份制的时机已经成熟”。马宾则针锋相对，著文说：“全面推广股份制的时机永远不会成熟”。这里不想重复他们争论的观点，只想着重讲一下在当时学术界的争论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观点： 一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股份制通过积聚资本，可以办单个资本办不了的大事。对此，马克思予以充分肯定：“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第688页） 马克思这句话，传统派和西化派都引证，为我所用。传统派认为，股份制把单个资本变成集体资本，并不是如西化派所标榜的，是一种新的所有制。这是因为单个资本变成集体资本，小额资本变成巨额资本，其基础仍然是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其性质没有变。 其实，股份制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是资本主义的陈年旧货，十七世纪在欧洲就出现了股份公司，十九世纪后半期就广泛流行于资本主义各国。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产阶级豢养的学者就宣扬这是资本的“民主化”；资本家还搞什么“职工持股”，员工也可成为股东，于是他们吹嘘资本主义已进入“人民资本主义”时代。这都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是骗人的花招。事实上股份制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没有变；他们分享的股息，仍然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并没有变。 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企业，实际上是把新生的进步的全民所有制，向背时的没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迈出了一步，这不是什么改革的创举，而是所有制的倒退。十五大报告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股份制称作“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重复八十年代被传统派批判过的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现在堂而皇之地写入了官方文件，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决定》还把公有制、多种所有制、混合所有制都统统装进“基本经济制度”这个笼子里。《决定》还说：“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我认为，这里概念有些混乱，有商榷的必要。 首先，经济制度本来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经济学范畴，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五种经济制度，已如上述，如果再把它们归纳，可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类。在现在的世界上，公有、私有两种经济制度泾渭分明，大家看得很清楚。要么实行公有制，搞社会主义；要么实行私有制，搞资本主义。可现在文件却在非常明确的经济制度概念前面，加一个“基本”二字，作为一个修饰词，意义含糊，是不科学的。有人指出，经济制度是所有制，在经济制度前面，加基本二字作为修饰词，文理不清了。实际上，其用意是要修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想搞资本主义吧了。这样分析，不知符合不符合文件的本意。 关于“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这是把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简单拚揍在一起，含义不清，不知想要说明什么问题。什么是“产权”？
对此我曾作过一些研究。1994年在国家教委社科研究中心召开的西方经济学讨论会上，我曾提交过一篇论文：《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我在此文中指出，产权，是财产所有权的简称，是个法学名词，因为财产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而已。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研究的对象。所有制，是个经济学名词，是表述生产关系的，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这篇文章收入了会议文集《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编高鸿业老教授把它作为第五篇，排在文集两本书几十篇文章的前面，可见得到了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肯定。因此，说“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是把两门不同学科的范畴堆在一起，实际上其内涵指的是同一事物。如果直白的都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出来，就是“所有制是所有制的核心”，这是想要说明什么问题呢？文件起草人真是使人莫明其妙啊。郑新立同志，对此你有何看法？ 对不起，扯长了，请原谅。 谨致敬礼！ 刘日新
2014年3月2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