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红军长征初到延安之时，面临着恶劣的社会经济环境。面对这样的困境，毛泽东却认为“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为什么“土共”会有如斯自信?他们到达陕北后设立了什么革命小目标?他们如何通过动员和组织农民工人达成这个目标?
初到陕北，困境重重经历了长征之后的中共勉强在陕北边区找到了落脚点，尔后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对中共态度的转变，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提出，让中共总算在日军侵华之前站住了脚跟，开始了边区的发展历程。 然而陕北偏远，不仅交通闭塞，民智未开，而且气候恶劣，由于世代生活在黄土高原的深山大沟里，长期与外界缺乏沟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非常淡漠，特别是边区没有受到日军的直接蹂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动员农民投入抗日运动以及参加中共政权组织下的一切抗日活动都是比较困难的。斯诺在其著作中曾经记载过“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p210]”。此种说法并不是一家之言，身为边区主席的林伯渠在第一届参议会上的报告中强调指出，边区“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及其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边区)人口的百分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p142]”。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对边区的文化教育亦有这样的叙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 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 60%，成人达 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p588]。”中共的高干与国外记者的说法相互印证，足见边区的社会经济环境之恶劣。 而随着晚清以来的社会权力结构的剧烈变化，基层乡村权力的中心也由传统的乡绅阶层变成了新式乡绅，帮会匪首在当地的乡村社会里也有不小的影响。另外，由破产农民聚集山林形成的乡村强人成了乡村角力的又一股力量，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首领投靠了国民党地方政权，做了地方民团的大小头目，和国民党地方政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华池县志编纂委员会：《华池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p48]”成为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 这些植根于传统乡村权威的势力显然对中共造成了挑战。中共尽管在这里建立县区乡村四级一体的政权，但共建立的新的权力网络中，特别是在县级以上的政权机关中，其主要职务(如县委书记、县长)大多由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干部来担任。由于长期受到地方强人“保境安民”口号和抵制外部势力(包括政府，当然国民党政府和中共政府在他们眼里都一样)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当地民众在心理上不可能如此快地接受“外人”的统治，他们对操着外地口音的红军领导者表示出了怀疑甚至不信任，甚至有的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的乡村积极分子心里也不塌实，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此种传统与革命对立的暗流终于在1941年初爆发，这就是震惊边区的“环县事变”。环县基层政权的17个乡的民众，2000多名自卫军随土匪赵思忠哗变[高岗、王世泰：《关于环县自卫军叛变情况给林伯渠的报告》(1940年 2月25日)，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上)，内部资料，1992 年，p105，转引自李会先：《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p43]。其中有“二百多个共产党员(占全县1/4)，三十多个乡级干部以至个别区级干部直接参加与领导了这次叛乱[李卓然：《论环县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第8期，1940年7月]”。这次事变的发生，反映了抗战初期中共乡村政权在经过了土地革命的老根据地并不是十分稳固，其根本原因在于边区的乡村政权还没有完全取得大多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古元画作《放羊娃》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诚如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的那句“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恶劣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并不代表中共到了一个山穷水尽之地步，恰恰相反，边区的恶劣环境，使得农民自身利益的脆弱性暴露的更加彻底，因此当稍有天灾发生时，处于绝境的农民往往在反抗性上爆发出更强的革命动力，而这为中共动员民众的社会心理打下了基础。 但是，此种心理的爆发条件苛刻，虽然革命动力强，可是时效短，且爆发分布并不集中。而想要系统的动员民众，将革命理论系统化，普遍化是不可绕开的命题。而现实的情况是边区文盲占了大多数，中共认为大量文盲的存在，既不利于抗战，也不利于中共民众动员的实施，从长远来看，更制约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早在苏区时期，中共就意识到了民众大多数只知“一己之小家”，不知“国之大家”;只晓得“家族”而不知道“民族”，致使他们对民主革命的目的，意义等问题缺乏基本认识，故其初期动员起来多以报复式的泄愤心态为主，待其分得土地，革命动力就大不如前。为此，中共选择将阶级斗争学说融入社会教育之中，融入扫盲教材内。囿于时局所限，中央苏区民众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革命战争，教育的内容完全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因此苏区民众的扫盲识字教材内，包含了大量的带有明显阶级观念与革命意识针对性的内容，以当时最流行的扫盲识字教材《工农兵三字经》为例，其中写道：“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工人们，劳不停，苦做工，晨到昏……入共党，组红军，打土豪，除劣绅，废军阀，莫容情，阶级敌，一扫清……人类中，永无争，大同现，享安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科所：《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p175—176]”抛开革命教育的工具性不谈，其成效显著是有目共睹的，中央苏区农民群众能够认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参与接受文化教育。如在兴国，“夜校学生15740人，其中女子10752人”，“识字组成员22519人，女子13519人”[赣南师范学院，江西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第六册)[M] .p97，1985年];在于都，1931年春开始到1932年上半年，全县共开办列宁小学251所，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关山阵阵苍》(中)[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p334]，从学员成分来看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或农民子弟。中共此种通过泛政治化的识字扫盲教育，极大的觉醒了农民的阶级意识，知道了自己的贫苦从何而来，其苦之根源在何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农民们亦踊跃参加红军，捍卫自己的利益。
沙飞摄影《儿童团站岗并教路人识字》 这种优良的传统，在边区被中共党人进一步发扬，并且在争取对象上，从农民开始发展到工人，不仅是教育他们识字，还要教育给他们以民族革命意识、民族自卫战争中所需的理论和技能，参加实际救国行动争取抗战胜利。在边区工人比较集中的各个城市里，都有政府和工人共同开办的工人子弟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工人的家属及学校附近的市民，都可以进去读书的，还有城市工会单独开办的工人夜校，专门给工人在工作余下来的时候，在晚上去念书。参加这些夜校的城市青年工人，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成年工人也有百分之四十以上都参加了。在城市里，还有城市工人俱乐部，这种俱乐部，每天晚上有读报，工人可以自由去听政治、军事的各种消息。还有政治研究会，工人可以自由的参加讲座发表意见，工人有不了解的问题，不拘任何方面的，都可以提出来问，取得详细的解答。另外还有壁报，工人对于抗战的问题，对于日常生活有意见，劳动合同执行的情形，以及工人对于政府的建议，都可以投到壁报上去。工人俱乐部很热闹，每逢到休息日，及每天工作完了的晚饭后，工人都群集在俱乐部。最近延安市的抗敌后援会，有商人市民，他们看到工人俱乐部工作好，都要求加入工人俱乐部。最近城市抗敌会的娱乐所，已经合并到工人俱乐部了。在乡村里，差不多每个乡村都有小学校，这些小学都是政府开设的，在农忙时，工人都到夜校里去读书，在农忙已过的时候，工人也都上学去了。在城市里，还有工人流动训练班，参加训练的都是在各业工会中负担工作的工会干部，他们轮流的来受训练，时间都是不长的，只有一个星期左右，而且都是在晚上工作完了休息的时间上课的，教育材料，最基本的是这样三项：一、什么是帝国主义(一般称政治常识);二、争取抗战的胜利与工人的任务;三、怎样做工会工作(包括工会的统一运动)。” “在地方政府经营的工厂里，工人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都是经过俱乐部来进行的，工人的识字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青年工人参加了，只有少数有病的工人不参加。成年工人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学识字的。工厂俱乐部，有壁报，工人对于报纸的投稿是很高兴的，有些不会写稿的工人，可以把自己的意思痛快的讲出来，有工人工作的同志，及能够写字的工人相互帮助他写。他们可以把工会工作好的方面，坏的方面，都批评出来，对于工厂的建设方面，如工厂对于生产管理上的意见，怎样改善生活，及工作的努力，或某些工人工作不努力等好坏的现象，均可以在壁报上反映出来，相互交换不同意见和经验。工厂俱乐部的壁报，可以说，已真正成为全体工人的喉舌了[李会先：《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p82-83]。”通过对边区工人的文化教育，中共极大的扩展了革命阵地的主力军，为传播无产阶级文化，民族意识概念凝聚了极大的民主进步力量。 诚然，如前文所述，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对经济利益的渴求是十分明显的。然而，农民参加革命运动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单从经济角度来解读农民革命情绪明显有失偏颇。我们不能设想广大农民作为经济概念上纯粹的理性人，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可以不顾一切，相反的，道义、面子、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同样在影响着他们的行为。而中共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将革命的理念融入了传统文化之中，譬如春节的合家团圆：精神生活上，许多野战军人长期不能回家，甚至无法通信，抗属们只能独立面对自己所遇到的困难，“有与公婆日夜吵闹的、或有提出离婚的、有自行改嫁的[秦燕，岳珑：《走出封闭：陕北妇女的婚姻与生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p157]”，甚至还有个别者“精神失常或自杀[丛小平等：《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婚姻与国家建构》，《开放时代》2009年10月]”。中共冀东十四地委在一份通知中提及的“现在我许多干部战士也在酝酿着‘快过年了，回家看看去’”[ 《关于决定旧历年所有各级部门干部一律不准回家过年的通知》，河北省档案馆藏，54-1-24-43，转引自李军全：《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p6]的想法，可见，思乡之情不止在边区，可以说在整个华北的确都却有蔓延之势。此种情形，倘若中共不能有效地弥补乡村家庭因家庭成员参加中共军队而造成的团圆缺失，不能有效地安抚抗属和军人，春节团圆之日，抗属就会“加倍思念到其出征在外的丈夫或儿子，于是家书频发，苦况缕述，结果必致影响到前线健儿抗战杀敌的情绪。”因此，如何安抚一线野战部队的军心，成了中共领导下的社会甚至是军事命运生死攸关的问题。所幸的是，中共领导人并没有简单的采取一刀切的粗暴政策，而是将军事动员进一步扩大化，让春节前后也染上革命色彩，让野战军的后方亲属也感受到革命氛围的影响。每至春节来临，边区政府都会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补偿来慰问抗属。在物质上除了适当的减(征)粮，减税之外，每逢过节还发补贴，即便是日军对中共根据地进攻最猛烈的1941—1943年，华北根据地不断溃败转化为游击区。此项政策仍然坚持了下来，譬如在1942年的安塞民众集会上，女县长邵清华号召民众: “(一)踊跃参加自卫军, 以防止日寇冒险进犯抗日的模范根据地—— 陕甘宁边区，并消灭敌探汉奸在边区的活动;(二)努力生产，以充实抗战力量，供给后方需用;(三)认真优待抗属, 以使前方将士更安心的打击敌人。”此种例子不胜枚举。在精神层面上的安抚，主要表现为政治关怀，如领救济款优先权，开群众大会请抗属坐前排，每逢过年，组织秧歌队给抗属拜年，送优待粮、贺年卡、光荣联等慰问品。很多地方还定期举行抗属联欢会，组织抗属看戏等。凡此种种，在精神上给予了抗属安慰，他们纷纷写信给前线的亲人，安心工作，积极抗战。安塞一区的抗属李兰英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过上了还算小康的生活，托人写信给前线的丈夫安心抗战。前线战士王从松的父亲去世了，“村中各团体立即开会讨论，募集了一千七百元，买棺材、做好衣服送去，许多群众自动到他家去办丧事”，王从松回到家看到这般情况非常感动的说“我不挂念家了，一定好好打鬼子[ 《滨海民众，积极帮助抗属生产》，《解放日报》，1944年3月13日]”。
古元画作《妇女纺织》 革命原理和在地实践结合的中国革命可见，中共无论是通过直接的政治宣传，还是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或者借助春节民俗等传统元素来动员边区民众，在这个过程中，其切入点总是围绕着中共的事业与民众的利益展开，时刻将民众的利益与中共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并引导民众自觉地把自己生活发生的种种有利改变都和中共的各种措施相结合。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乡村民众而言，简单说教的效果显然苍白，但一旦带来了实际的利益时，这些政治宣教便会潜移默化的产生效果。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逐渐为民众所接受，变为民众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思想意识方面和中共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正如学者张鸣所说:“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根据地的农民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统感，等于是瓦解了当时还是正统国家政权的代表者国民党政府的权威,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根据地农民心目中，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更重要的是，落后、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强的根据地农村，就此被注入了类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甚至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如果说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强化与下移，乡村组织还可以而且能够组织抵制的话，那么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可能了[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 —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p223~ 224]。”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对于很多抽象名词的认识必须通过具现化手段来理解，早在苏区时，就出现过民众对于“苏维埃”认识的误解，据张国焘回忆称，不仅绝大多数的农民始终不能了解，就是相当多的中共党人也未必清楚，比如广东的农民知道著名中共党人苏兆征，因此就把苏维埃当成苏兆征的弟弟。而湘赣边的农民则把苏维埃叫“埃政府”，因为当地“埃”就是“我”的意思，这种误读客观上也拉近了革命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代表“我”的政府，自己当然需要拥护。同样的，对于大多边区的数乡村民众而言，“共产党”、“八路军”的形象过于宽泛，缺乏一个具体的亲切的感恩对象，在此种社会心理催动下，“毛主席”开始取代传统神灵，走上乡村家庭供奉神像的龛位，受到顶礼膜拜。当然，各根据地，发展到到后来的解放区情况都大同小异，譬如1947年春节，太岳区有的村庄把神棚改为农民团结棚，撤去神灵像，挂上毛泽东像，向“毛主席”烧香[ 《皆大欢喜》，《新华日报(太岳版)》1947年1月27日，第2版]。程村把孔庙中的孔夫子像，换成毛泽东像，尚庄也将过去敬神的棚子改换，统一悬挂毛泽东大像，除夕时全村农民集体向“毛主席”拜年[ 《太岳各地翻身农民家家给毛主席拜年》，《人民日报》1947年1月31日，第2版]。但此种对于中共近乎感恩的情感不再如苏区那样，建立在大规模的强制动员与政治恐怖之上，而是的的确确让民众感受到了自身的利益与中共革命道路的一致性，拥护中共才是自己利益最优的选择。
古元画作《乡政府办公室》 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对待传统民俗文化，不是抛弃，而是利用、改造，这使得中共革命从乡村化中获取了无限的力量，有力地推进了革命胜利的步伐。与此同时，传统民俗文化并没有因战争环境和政治势力介入而逐渐消退生命力，反而在政治力量之中延续了生命力，只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正如孙晓忠所言:“‘传统’的变迁不是时间因素导致的衰败或意义的耗散，而是因为后来的再诠释，这就是‘意义’再赋予的过程。[孙晓忠: 《改造说书人:1944年延安的乡村文化实践》，罗小茗编: 《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p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