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红白黑对话录 | 不懂工农的苦难，你就不会懂革命的分量——访二七机车车辆厂夏老厂长有感
图片来源：李墨、小孔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小黑， 炽热的太阳，似乎要蒸发人间所有的理想。去年七月底，我和几个朋友跑到北京的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去寻找那已经失落的梦想。长辛店——一个古老的名字，那么的朴素、那么的亲近，它是第一代革命家邓中夏发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地方，在今天早已被遗忘。二七机车厂，是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地牺牲后，留下来的革命成果——共和国的长子、新中国的火车头，当下，也已经沉默。 让人安慰的是长辛店还是以前的长辛店，在地产资本还没有席卷而来之前，它还完整地保留了老北京的生活面貌，退休的老工人，还能在一个典型的国企生活区里散散步，聊聊天，有公园，有一个老火车站，老火车站前面是休闲的公共空间，每天早上，老人家们都集中到这个地方来，好生热闹。一条长长的长辛店大街，摆满了各色各类的小摊子，展示着许许多多老北京的食物和商品，廉价又富裕，充满了生活气息。 小黑，我们在一位老校长的介绍下，认识了二七机车厂厂长夏凯，一位见多识广、历经沧桑的老人。他向我们讲诉了他与共和国长子的故事，娓娓动听，让人感慨不已。 学生工小夏的长辛店岁月 夏凯老人已经80多岁了，但是他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1942年，当年12岁的青年小夏进入长辛店工作的情景。那时候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当学生工，“本来以为是奔着窝头来了，实际上却连窝头也吃不上”，夏老告诉我们，都不是人吃的东西，“给我们吃麻饼，拿粮食把油榨出去以后剩下那饼，现在都是喂马，喂驴的东西，一掰里面都是毛，里面都是纤维，都有毛拉着。” 少年童工小夏的待遇很差，不仅吃不好，还经常挨打。刚开始每天都得学习，半天上课学讲日本话，其实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小夏稍微强点，“我能听懂日本人说的话，你听的懂你就少挨揍，你要听不懂就是挨揍，这么的话我们都得挨揍，每天都得挨揍，挨揍都不是轻的，拿棍子打你，每天打脑袋，天天脑袋上的包都下不去，你看咱们现在脑瓜要是磕碰一下就是一个磕一个包，那包还没下去呢，第二天又挨一棒子”。终于熬到学徒期满，从1942年到1944年夏老被分到客货车车间，正式成为一名工人。 小黑，你要知道，对于传统的农业中国来说，工厂和工人是个新鲜事物。1897年，比利时与清政府达成协议，由比利时人放贷、督造卢沟桥至汉口的卢汉铁路(即京汉铁路)。比利时人在永定河畔建立了一座工厂用来维修铁路机车，称为“卢沟桥机厂”。1900年义和团烧毁了这座“洋人”的工厂。第二年，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带着卢沟桥机厂的残余机械，重新在长辛店选址建立了一座新厂“长辛店铁路机厂”，后来这里成为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发源地。 就在夏老进厂的5年前，即1937年7月，长辛店厂被日本占领。就这样，夏师傅和3000多名中国工人一起，开始了他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长辛店机车工人生涯。 熬过了挨揍的日本侵略者管理时期，抗战胜利后工人们的日子却并不好过。“日本投降，国民党来了，可是日子并不好过。1945年国民党接收了工厂”，夏师傅回忆说，“就那么回事，日本对中国人来讲就是拿你当奴隶，你要不好好干活就是打你，就是挨揍，但是对技术好的人，还挺尊重，所以你这车间有几个师傅干活好，他会技术好的人很尊重这点还是不错的。国民党反而不行。”在夏师傅和工友们眼里，还以为盼出头了!——日本投降，国民党来了! 小黑，夏老回忆说，可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为什么遭殃啊?——“接收大员满天飞。” 国民党管理很乱，来的都是官老爷啊，接手工厂当头的不是内行，而是当官来了，他不是认真干活，也不是认真管理，所以就不如日本，这几年厂子没有什么发展。 夏老说自己经过了三个“朝代”，从学生工的日本时期，到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变“劫收”的失落，终于等到共产党来了。1948年12月14日长辛店解放，工厂时有员工2665人。可是夏老的“解放”故事既不悬疑，也不浪漫。在解放前，他没见过共产党，也没参与过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但是对“解放的印象很深，长辛店这儿是在1948年12月14日解放，我记得很清楚。因为1948年的时候我18岁，这会儿都比较清楚了，能够分清了，谁好谁坏，你说是不是啊?”尽管有人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啊!但是“我们工人来讲，绝大部分人不相信的，因为工人很简单，干活吃饭，原来你干活都吃不上饭，现在共产党来了，对工人待遇提的挺高。国民党时期，那会儿物价一天三涨，开了支了，赶紧就得买粮食去，得拿一个包袱装一大堆票子，那票子都没法数，因为票子太多了，却不值个钱，你也不知道是多少，拿一包袱包一大堆”。 夏老说，刚解放的时候就变了。那会儿物价也很不稳定，工人吃饭有问题，这第一个问题怎么办呢?工厂给工人发小米。与其工人拿钱去买粮食，不如直接发小米解决工人吃饭问题，一个人发好几百斤小米，我记得我一个月发300多斤小米。后来呢?就发布。一人发一匹布，一匹布108尺!那会儿工人缺什么东西？就是缺少物资。粮食、穿的，这些问题解决了，工人们就不发愁了嘛！ 小黑，我一直在跟你说，解放之后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并没有彻底地解决，所以后来也出现问题。工人拿粮食换东西，就有奸商压价收购这些小米。夏老说，“我记得刚开始是按工分，二百零几分，大概合40多块钱，但是物价老涨，拿着钱但是你买不到东西，就把你的钱折成各种东西。你的工资里面有米、有面、有服装、还有油盐酱醋都给你折到一块儿，这样防止物价涨了，影响民众的生活，那时候政府考虑的相当周到。”小黑，在80年代以来的某种“常识”中，我们对计划经济都没有什么好感，物质匮乏，拿钱买不到东西，买个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大件，都要凭票。我们常把这个“凭票时代”视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落后、僵化的证明，尤其对比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所激发的活力，更显得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一无可取之处。可是夏老的亲身经历却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在历经了晚清赔款赔到一穷二白、国民党卷走大量金元储备之后，留给新生共和国政权的，真的是一个家徒四壁的烂摊子。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如何迅速恢复和组织生产、平抑物价、让老百姓们都能吃饱并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就成为头等大事。直接发放物资、减少商品流通环节、控制商品生产计划，几乎是这一艰难历史情境下的必然选择。尤其是解放后，工厂的内部管理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共产党如何管工厂？ 在夏老眼里，日本人不顾中国工人，国民党管不好，那么共产党怎么管?当时接管的时候是“军管”——共产党接管，来的是解放军，1948年12月长辛店厂改称“铁道部长辛店铁道工厂”，建立了党委，各车间都成立党组织，有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后来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再后来又成立工会，逐渐建立起了组织，后来铁道部又从东北派来了一批管理人员。刚解放的时候工人积极性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很多老工人干活都是加班加点，下班都不回家。工人干劲十足，工厂的管理也没问题。 为什么说管理没问题?夏老说，因为那会儿大多数工人思想觉悟比较高，为什么呢？党的政策感化。比如说我的体会，1950年我从市委党校学习回来以后，车间让我担任车间工会主席，那是个社会职务，不是专职的，可是这个车间工会主席管理很多事，我也经历了解放初搞的许多运动，比如三反五反，我是第一批的“打虎队”，不是说打老虎吗——现在打的老虎是周永康——我们那时候参加打虎队，基本上不回家，就把铺盖卷拿工厂去。 夏老像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述当时的打虎行动，普通工人们参与，打管物资、管钱的大老虎，夏老肯定了建国初期这些运动，“现在看来这个运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起码让我们这批人参加这个运动，大伙都知道公家的钱不能占用，不能贪，我们参加那个运动感觉受教育很大”。正是在无数夏老这样的工人们的努力下，1958年6月15日，长辛店铁路工厂在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仅用了25天的时间，艰苦奋战，克服了重重困难，制造出了新中国第一台“建设型”蒸汽机车。《工人日报》报道说，“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第一台蒸汽机车，结束了工厂只能修理，不能制造的历史!” 也正是对比那个曾经的火红年代，夏老见不得贪污腐败。“现在习近平提出来反腐倡廉要严格治党，我说这个提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这么整，这国家怎么发展啊?”夏老尤其伤心党员的贪腐问题，“那大贪污犯都是党员。像过去来讲，一个人参加入党、党组织很不容易，都感觉党是最光荣的，所以说自己如何保持这个党员的光荣称号，都在重视。现在他们的思想，他们虽然学历都比我高，但是我再看他们的思想素质很差。他们拿钱拿得多，但是他们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 小黑，劳动创造价值的话，已经不再有人讲述了，今天是老板和管理至上。听了夏老的故事之后，才明白共和国不是凭空而降，革命也不是像后现代的小资们脑中的意淫，革命不会在没有历史条件下突然“爆开”。那些不关心工农受压迫、受苦难的文化精英，他们关心的是一个他们的偏执——逻各斯，这个是他们的敌人，据说这个敌人是一种“话语”、一种 “逻辑”，一种“理性”。它相当强大，无处不在，像孙悟空的紧箍咒紧扣着人们的思想，而这个敌人与人世间无关，因为它不需要历史，它是一种喃喃自语。 想念 小红 2016.5.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