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续）
齐 文
第3章 为编辑《毛泽东选集》当校对和收发
1、关于编辑《毛泽东选集》的立项 我离开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个工作岗位不久，田家英就安排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具体任务是做校对和收发。 毛主席在1949年12月底到1950年2月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就和斯大林商量过出版自己选集的事，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主席无暇顾及，这项工作就暂时放下了，因为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本人不参加编辑审定是不行的。 抗美援朝进行到第三次战役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志愿军赶到“三八线”以南，战局对我们比较有利了，毛主席也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了。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 我当时弄不懂，编辑《毛泽东选集》不是我们自己的事么，为什么还要斯大林同意？田家英告诉我说：“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编辑《毛泽东选集》这个事，不仅牵涉到我们一个中国，还牵涉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选集的，只有导师级的人物才能出选集。谁出选集，要是没有斯大林的同意，那会有很多问题的。”他跟我大致讲了一下中国和苏联之间、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实际存在过的矛盾和分歧。他还说，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不但是斯大林同意的，而且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当时毛主席说：“我们因为长期处在战争中，对理论缺少研究，特别是我的几篇哲学著作，当时是写了提纲，作为讲义和大家讲的，没有在理论上严格推敲，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的帮助。我们缺少理论干部，你们是不是派个理论干部来帮助我们？”斯大林欣然同意了，还派了尤金来北京帮助出版《毛泽东选集》。 尤金是个理论家，主编过苏联的《简明哲学词典》。他曾专门把《实践论》翻译成俄文送呈斯大林。斯大林很欣赏毛主席的这篇哲学论文，指示在1950年12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真理报》同月发表评论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自那时起，一般的苏联人民都知道了毛主席是一个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理论家。在实际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一般文章尤金不看，但像《实践论》、《矛盾论》这些哲学著作，牵扯到整个马列主义的哲学体系，就都要经过尤金审查。他来后我听过一次他的报告，感到这个人的确水平很高。他说，他原以为中国没有马列主义，看了毛主席的著作，就大吃一惊，毛主席的哲学水平那么高，能把马列主义的哲学问题讲得那么清楚，是他没有想到的。他认为，毛主席的思想都符合马列主义，都是马列主义。但他不认为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有创造性发展，他强调毛主席只是符合马克思主义。 2、《毛泽东选集》的具体编辑过程 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但中央并没有设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的专门机构，当时的“编辑委员会”既没有中央正式任命的委员，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地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都是兼职的，凡是给“编辑委员会”的有关文件、信函，都是送到田家英的住所。它在颐年堂和静谷连接处的转角上，十几平米的平房，分里、外两间，外间的桌子就是“毛选出版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陈伯达、胡乔木、江青、田家英、叶子龙合称主席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虽说是主席的秘书，但都担任着中宣部的副部长职务，陈伯达还是马克思列宁学院的院长，胡乔木还是新闻总署署长。所以这两个人平时一般是不来秘书室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启动后，这五大秘书中，叶子龙因为是负责机要工作的，没有参加这项工作;行政秘书江青，因为解放战争中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后又在西柏坡照顾毛主席生活、协助毛主席工作，非常劳累，身体一直很差，虽然1949年第一次去苏联疗养7个月，但并未完全恢复健康，1952年经中央批准再度去苏联疗养了，所以也没有参加《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剩下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人都参加了。 田家英负责具体事物工作最多，整天趴在里面孜孜不倦的是田家英，他所付出的劳动远大于陈伯达、胡乔木。排名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其实贡献是倒过来的：田家英贡献最大，陈伯达贡献最小。一般的政治性的文章、抗战的口号等等，是叫田家英看。胡乔木改的东西要重要一些，改的也比陈伯达改的多。不过，陈伯达在《矛盾论》、《实践论》这两篇文章上面花的功夫，是胡乔木、田家英所不能及的。陈伯达修改的地方、提出疑问的地方，比胡乔木和田家英都要多。我记得，《实践论》上有一行字，主席原来引证的马列著作是旧的译文，陈伯达把旧的去掉了，换上了新版的译文。毛主席自己改过的稿子，别的先送给胡乔木、田家英去印，而《实践论》是专送陈伯达看，陈伯达看了再交给田家英印。所以陈伯达在理论上算是毛主席的一个助手。 我现在还保留下来一个《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的最初编目，它与后来的实际编目差别很大。当时各解放区都分别编印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讲话和文章的小册子。“编辑委员会”经过比较,发现东北局编印的最为完整，就采用了东北局的版本为基础。后来的《毛泽东选集》排版的方法和东北版本都差不多，连字体大小都差不多。这说明《毛泽东选集》没有完全摆脱东北版本的影响。邓拓主编过一个晋冀鲁豫版的《毛泽东集选》(张春桥当年参加过这个版本的编辑)。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很多是采用了晋冀鲁豫版的。所以，邓拓对《毛泽东选集》是有大贡献的。 编排目录出来后，就送给主席和其他几位主要中央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他们看，也送给几位中央书记处书记看，其中包括任弼时，让大家提出增加和删减意见。任弼时开始还看送过去的编目，后来因为病得很重，对送过去的文件，就基本不给回应了，所以任弼时可以说实际上没有参加这项工作。编目上画圈的重点文章都还要送尤金看。 根据目录入选的每篇文章都先由人民出版社作校对后出清样。田家英跟我说，清样虽然是印出来了，但它不是原件，我们还要去档案馆，和保存在那里的原件作校对。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发表在20年代的《向导》杂志上的，中央档案馆保存有《向导》，就要到那里去校对。田家英还特别交代，这些东西年代久了，纸张都很脆了，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弄破了。我按照田家英的指示，到中央档案馆找到相关文章的原始文件对照校对。我发现，东北局的版本和《向导》上的基本一致，有些改动的字和标点还是东北局的改得对，原稿上是错的。可见当年编辑东北局版本的同志还是用了大功夫的。主席的手稿很少了，像《井冈山的斗争》，原件就是手刻油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当时上海的中央印的;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没有手稿，只是当时的记录，主席在记录稿上作了修改。有很多军事电报是主席亲自写的，我去找文件的时候，看到过一些这类手稿。 清样出来后，一份给主席，其它分送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校阅。胡乔木、田家英对清样看得非常认真，他们两人负责了对清样文字的技术性处理。从技术处理的结果来看，胡乔木的知识结构和文字能力，比田家英要高出许多。一般情况下，胡乔木、田家英校阅好的清样，送毛主席审改后即为定稿。但有时主席改后仍要再排、再看、再改。最后入选文章的题解和注释，胡乔木、田家英写了一些。但是，凡专业性的注释则由党史工作者缪楚黄和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等专家撰写。有些题解，主席看了不满意，就会自己重写，对注释部分，主席也改动得很多。 陈伯达对清样并不都看，看也看得不认真，他好像只对某些特别的东西有兴趣。例如毛主席改过的清样，他看得很仔细，甚至在主席改过的清样上，再做些技术性的修改，或写上几个可有可无的字。毛主席改过的清样，是文档的珍品，陈伯达改上几个字就弄得很不协调，大家对他的这一做法都看不惯。此外，第一卷有个《本书的出版说明》，原是田家英起草好了的，陈伯达改了一些字，让人重新打印，再送主席，给主席的印象好像全是他写的。这类小动作胡乔木、田家英他们就不搞。田家英以前叫陈伯达老师，后来就有点看不起陈伯达了，背地里叫他“老夫子”，带有讽刺的意味。 那个时期，我每天进到办公室，先分送清样给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他们，然后就和田家英一起坐到小屋子开始校对。小屋子大小跟过去那个太监用的小屋子差不多，只有现在一般办公室的1/4大，里面放一张小桌子，就没有多少空间了。一般情况是我念，他对，有时反过来，他念，我对。田家英抽烟，气味就在狭小的屋子里飘荡，我不抽烟但必须接受他的烟熏。所以，单是一个上午下来，我就觉得很疲劳，脑子也变得很迟钝，有时明明错的地方也看不出来了。我出错后，田家英就对我进行教育，说这个校对，古代人就叫它是校雠，就是要把错的地方当作仇敌一样，把它逮出来。《毛选》是我们领袖的选集，哪怕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 为了标点符号不出错误，田家英叫我看朱自清的文章，和由胡乔木编写的当时还没有正式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标点符号的规定”的文件，熟悉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一熟悉就不得了了，我成了“齐标点”。当时完成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标点符号，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六十年代初康生叫我进他们的写作班子，去跟他们搞“九评”，他们在校对文章，念到标点符号时，我甚至一听就能指出哪个标点符号用错了。为此他们封我一个“标点符号专家”称号，叫我“齐标点”。 清样送给主席，主席有任何改动那就要整篇再校，不像现在这样，只校改了的部分。这个再校很重要，第一次，第二次念校没有发现的问题，再校往往会发现。主席改了的文章要全篇再校，直到回来的东西，没有改动了，才给大家传阅。所以，一篇主席的文章，就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念了校，校了念，校念一次十几遍，少的七、八遍，五、六遍，一校、二校、三校，合起来，往往就是三十几遍。这样下来，最后定稿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没有什么错别字，没有什么错误标点符号，不像现在的书，随便都可以见到错别字、错误的标点符号。 既然如此精益求精，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自然要产生大量的作废的清样。这些废稿怎么处理？除了有毛主席亲笔改过的清样必须要封存外，其他人改动过的一般都不保存。那时，纸张很紧张，往往一张稿纸我们要翻来覆去地用;《毛泽东选集》清样的纸张好，所以，里面只要没有毛主席的亲笔字，无论谁(包括陈伯达、康生、田家英)改过的，一旦不要了，都分给大家当草稿纸用。 《毛泽东选集》编辑进度是很快的，1951年2、3月正式启动项目，同年10月第一卷就出版发行了;1952年4月第二卷也上了书店的书架;1953年4月第三卷也与读者见面了。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三卷的编辑校对工作。(第四卷是1960年10月出版发行的，我没有参加这一卷的具体编辑校对工作)。 3、关于《矛盾论》的修改 《矛盾论》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动也最多，它原来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提纲，后来是把这个讲课记录稿印出来给全党学习。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课提纲的时候，经常和艾思奇一起讨论。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主席先是对照原来的讲课记录稿口述修改和补充，当时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都在场。田家英回来跟我说过，他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主席修改后的《矛盾论》，由师哲他们翻译成俄文后交苏联人尤金去看。我对照过《矛盾论》原文和修改后的《矛盾论》，一大段增加，一大段删减，里面引述的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话，是陈伯达整理的。陈伯达对《毛泽东选集》的主要贡献就是在这个哲学思想方面。 在《矛盾论》的“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节中，论述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的时候，有一句“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毛主席原稿写的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是陈伯达把它改成了“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当时，政治气氛是强调斗争，他们三人在讨论的时候，陈伯达怀疑主席是笔误，田家英就在底稿原话下面划了一道，并将其倒过来了，胡乔木也同意倒过来。这样，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就是“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我当时水平低，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讨论，陈伯达这个修改对不对，我也说不上。现在如能查阅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原件，就能看到主席原稿上面的那一道就是田家英听了陈伯达的意见后划的。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牵涉到“一分为二”这个哲学问题。在文革进行到1967年时，一些群众在讨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问题的时候，就讨论到“一分为二”的问题，进而讨论起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可以一分为二。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给抓起来了，说他们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理论依据就是《矛盾论》中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后来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我去问陈伯达，他不表态;我又去问张春桥，他说理论问题说不清，这个也不好问主席。我觉得，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大一批人，说人家是反毛泽东思想，不解决也不行，要是成为一个错误潮流也不好，我就去问了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我向主席请教说，外面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个普遍性的东西，绝对性的东西，不能一分为二，那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很多都挨了批评。主席听了说：“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当然可以一分为二。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谢富治知道这个情况和毛主席的态度后，就展开调查，责令可教育但不能抓人，抓了的都放了。文革中类似的事情不少，毛主席都不知道。有的是下面的人不能准确领会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乱来，结果把事情搞出很多偏差;有的是一些人故意错误领会和错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干扰文革。文革后，有人就把所有这些偏差都算账到主席的头上，就好像都是主席叫搞的。主席也是真冤。 主席说他自己的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想，那不只是自谦，而是反映了他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事物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和“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两个命题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或者说，主席原稿到底有没有笔误？陈伯达的修改到底正确不正确？关于这些问题，仁者还可以见仁，智者还可以见智。 4、《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谁去调都调不出来，连总理都调不出来，我们要核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须亲自跑去档案馆。手稿是主席用毛笔写的，有的地方则是江青用钢笔誊写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后来去问过江青，江青跟我说，那是因为当年主席原来写的地方比较乱了，她就在边上重新誊写一遍，主席再在她誊写的地方用毛笔做修改。江青说：“那是主席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主席在文章里预测的东西后来都被证实了”。从江青那里，我还知道，主席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很容易发脾气，不允许有任何干扰，谁要影响到他，他就把谁骂出去。那时，主席吃饭也是食不知味，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先去写。所以，主席一餐饭常常是冷了再热，热了又冷。江青还把小米粥熬得很薄可以喝，还把一些菜和豆子都捣碎，弄得很细很细，送给主席吃，但主席看也不看就囫囵吞下去了。那个时候，一有人来找主席，江青就挡在门口，一些很大的人物来了她也不让见主席;人家还以为主席生病了，她就告诉他们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主席可能是写的过程中碰到特别解不开的困难了，会显得很烦躁，那时天气本来就闷热，主席一烦躁全身更热得不行，江青就拿冷毛巾给他擦头;主席手上也热得不行，江青就找来些凉的石头，让他握着用来降温。江青在边上也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誊抄好，因为只有江青能认出主席的字来，别人都抄写不下来。 文革中有一次江青对我、王力、关锋、文元和穆欣几个人，谈过她的早年历史，穆欣当时作过笔记的。她说，她从小就受到压迫和侮辱，形成了本能的反抗性格。她十五六岁去学京戏，那些名角，那些教戏的，都想侮辱她，她都本能地进行了反抗。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对她那样一个漂亮的姑娘，有着非分之想，却没有一个人去捧红她，就是因为她用毫不犹豫的反抗，摧毁了所有那些人的非分之想。黄敬(俞启威)是她在青岛时候认识的，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她的初恋情人，她对他的感情很深。1933年黄敬被捕后，她只身逃到上海找党组织。可是，周扬有个弟弟见了她，赤裸裸地提出要跟她发生关系，还跟她说，我哥哥就是周扬。她把周扬弟弟怒骂了一顿。没想到，周扬因此就不给她接组织关系，还挑她毛病说她怎么怎么不好。那个廖沫沙，也不是个好东西，也想欺负她。那时她不到二十岁，他们原都以为只要稍微一逼，她就会就范的，没想到她是在不断的反抗中长大起来的，性格倔强，根本不就范。只有唐纳，性格比较软弱，她觉得还合得来，就和他好了。后来她发现和唐纳还是合不来，就在抗战爆发后自己一个人离开了上海，投奔延安，几经周折终于在1938年到了延安。 她刚到延安时，有人赞她是“延安十大美女之首”，立即也是很多人，包括很多高级干部都想追求她。可是，她除了毛主席谁也看不上，她就崇拜毛主席。那些大人物借口找她谈话，谈到很晚还不让她回去，她就直接提出了责问。那时，毛主席在党内有一定地位，但不是最高的。王明到延安后，王明才是延安妇女界的偶像人物，她们一哄而起，对王明的崇拜远超过了对毛主席的崇拜。第二次王明路线连总理也是跟王明走的，可见王明当时在党内、在整个延安地位和人望之高。即使这样，江青还是看不上王明，还是心里只有毛主席才是真正的英雄。毛主席为人宽容、大度。她说她是有幸嫁给了毛主席，换成别的人，恐怕都搞不好。 她和主席的婚姻，本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却也招来很多大姐们的不满。叶子龙跟我说过，在延安时，党内的那些老大姐，包括康克清，都不喜欢江青，都孤立江青，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是永新一枝花，再加上都是一起打出来的，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可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叶子龙说，贺子珍和主席吵架，举起板凳就往主席头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不知道会出什么后果。其实江青没有抢贺子珍的丈夫，她是在主席和贺子珍离婚以后，才和主席结婚的，可那些大姐们都认为，主席离婚，那只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更恶劣的是，包括康克清大姐在内的不少人还骂她是婊子(宋庆龄后来也这么骂过)。文革中更有人不断拿这些人的恶语和谩骂做文章，当做证据来抬高别人，贬低和污损江青。 江青还说，在延安康生对她这样一个小辈是很尊重的，所以她后来一直是叫康生“康老”。总理当年对她也很照顾，不反对她和主席结婚。此外，当时贺龙也是支持江青和主席结婚的。还有一个李富春，他是很听毛主席的话的。他也是保护江青的，他把江青入党的事都给搞清楚了，支持她和主席结婚。后来江青有什么困难，都找李富春。当时有人造谣说江青和党校一个什么人好，江青听到后就到李富春那儿去哭诉说根本没有那回事。李富春听江青诉苦后，马上找人了解情况。实际情况是党校一个人暗恋江青，江青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和人家来往过。李富春又找到那个人，把他训斥了一顿，叫他“不要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就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的话，要负担党的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讲了。 一个从小就遭受压迫和欺辱的女子，在主席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主席身边照顾主席，而且照顾得那么好，这里面反映出的她和主席的深厚感情和革命者的志同道合，后人恐怕是很难体会的。正如江青所说，毛主席《论持久战》所预测的东西都发生了，八年抗战，日本人被赶回去了。可是不久内战又爆发了。1947年3月胡宗南领20万国民党精锐大军进军延安，主席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江青毅然留在中央机关3支队与毛主席同生共死。当时，任弼时是3支队司令，陆定一是政委，江青是政治指导员。江青要负责主席的生活，管理主席的警卫、机要。可是，那些主席身边的人，像叶子龙、李银桥等等，都不把江青当回事，不听她的话。据江青说，她批评李银桥，李银桥不服气，向主席告状，主席只能是调和一下，要李银桥尊重江青，因为她是领导。那时，汪东兴有支小分队，是专门在军事上保护主席的安全的。只有汪东兴对江青毕恭毕敬，惟命是从。但后来她为这样的唯命是从复出了惨重的代价：1976年就是汪东兴参与华国锋、叶剑英他们的政变，抓捕了江青等人。 在文革中，江青把我抓起来了，我是很气愤。如果从个人恩怨来说，我完全可以像金敬迈一样把江青大骂一通。但我不能这样做，不说其他，就凭她当年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投身革命，在主席最困难的时候，把主席照顾得那样好，我也不能埋怨她什么。 5、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校对工作对我一生有特别的影响 为《毛泽东选集》做校对，我后来的成长和全部人生的影响都非常大。从工作关系上来讲，我和田家英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感情，与陈伯达也建立起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但这些还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和关键的是，这个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文化、学习写作的时期，甚至比上几年大学还有用。人是学而知之。毛主席写的那些个句子，不用懂句法，就会喜欢，喜欢就容易学会。谁要把那时的《毛泽东选集》三卷都念个三遍，五遍，十遍，看他会不会写文章，保证他会写文章。所以，把《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校对完后，我原来不会写的字会了，不会的文法也会了。自那以后我写起文章来，就轻松多了。后来我能写出一些有点气势的文章，可以说就是得益于这个时期校对《毛泽东选集》。 更重要的和更关键的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毛主席对什么事情是什么观点，对工农什么看法、什么态度，对知识分子什么看法、什么态度。一个人，要是老念杜甫的诗，他就可能变成杜甫的思想了，老念李白的诗，就可能变成李白的浪漫主义了。毛主席对杜甫评价很高，我也喜欢杜甫的诗，我又是老念毛主席的东西，而且用心到位了，所以就对毛主席的主要著作了然于心，毛主席的思想就变成我的血液了。毛主席喜欢田家英，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田家英对主席的东西用过心，整理出来的主席文稿有主席自己的风格。例如，“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不是主席的原话，是田家英根据主席讲出的意思，模仿主席的语言整理出来的，是炉火纯青的主席风格。校对完《毛泽东选集》1至3卷，我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然地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者一点毛主席的风格。我那时的报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欢，喜欢就批注，恐怕就有这样的道理在其中。 我以前就是爱看主席的书，还没有加入地下党，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就服膺了毛主席，决心跟着他干革命，历史垂青于我，几年之后就让我做了《毛泽东选集》的校对。是田家英让我参加到这个工作中来的，所以，我一直视田家英为我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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