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今天，我的心情无比沉重。沉重到即便是在键盘上敲下每一个字，都仿佛能闻到那一股刺鼻的瓦斯味，能听到深达千米的地底之下，那些绝望而沉闷的悲鸣。 就在昨天，2026年5月22日晚上19时29分，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 截至今天下午，冰冷的遇难数字已经定格在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刻度：82人死亡。 82条鲜活的生命，82个原本可能正在期盼着父亲、丈夫、儿子下班回家的家庭，在那个瞬间，随着地底数百米深处的一声巨响，彻底灰飞烟灭。 新闻通报里字斟句酌：“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伤者主要为有毒气体吸入性损伤”、“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国家最高层在第一时间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依法严肃追责；副总理连夜率领工作组奔赴现场；400多名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的队员，冒着二次爆炸的极端风险，向着那个充斥着高浓度瓦斯和黑暗的深渊逆行。 这一切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不可谓不坚决。 但是，同志们，当我们在为救援的伟力而感动，为逝去的矿工兄弟而哀悼时，我们绝对不能仅仅把这起惨剧定义为一次单纯的“意外事故”或“违规操作”。 82具焦黑的遗体，不应该仅仅是安全生产通报上的一串数字，更不应该成为某些企业缴纳罚款、平息舆论的冰冷账单。 今天，我们必须拿起历史唯物主义的解剖刀，切开这座名为“留神峪”的煤矿，看一看在那漆黑的矿井深处，究竟隐藏着怎样残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一 每一次矿难发生后，通报中总会高频出现一个词：高瓦斯矿井。 留神峪煤矿就是典型的高瓦斯矿井。在现代采矿工程学的常识里，“高瓦斯”就意味着高风险，意味着必须在通风系统、瓦斯抽采、监测预警设备上投入极其高昂的成本。 既然风险如此巨大，既然它随时可能变成一颗埋在地下的超级炸弹，为什么还要开采？为什么在247名矿工当班的那个夜晚，机器依然在轰鸣？ 答案只有一个词：利润。 在资本的逻辑里，煤炭是黑色的黄金，是驱动庞大工业机器和资本增殖的血液。而矿工，不过是资产负债表上名为“人力成本”的数字，是马克思笔下的“可变资本”。 当煤价处于高位，当利润的诱惑足够巨大时，资本家眼中的“安全成本”就会变成阻碍增殖的绊脚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过一句极其经典的话：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在这个地底深处的屠宰场里，瓦斯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被利润蒙蔽了双眼的贪婪。 为了抢产量、赶进度，为了多挖出一吨煤，原本应该强制执行的瓦斯抽放时间被压缩，原本应该24小时无死角运转的监测设备可能被选择性“失明”，原本应该在瓦斯超限时立刻停工撤人的规定，变成了墙上的一纸空文。 在那声巨响发生之前，那82位遇难的矿工兄弟，他们难道不知道井下的瓦斯浓度可能已经逼近临界点了吗？他们难道闻不到死亡的气息吗？ 他们知道。但他们无能为力。 因为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他们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也就是在这漆黑的井下“自由”呼吸有毒气体的自由。你不下井，有的是人排队下井；你不干，你家里的房贷、孩子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谁来付？ 这就是雇佣劳动制下最血淋淋的真相：资本用生存的鞭子，把无产阶级驱赶进了名为“高瓦斯矿井”的火药桶。 二 很多人会问：我们有那么多的安全生产法规，有各级驻矿安监员，有层层签订的安全责任书，为什么就是管不住这头嗜血的怪兽？ 那些迷信“制度万能论”的人，往往忽略了资本向公权力渗透、对社会结构进行绑架的可怕能力。 留神峪煤矿背后的通洲集团，绝不是一个街边的小作坊。这类大型能源企业，往往是地方上的纳税大户，是解决就业的支柱，甚至是支撑地方财政半壁江山的“财神爷”。 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谬且致命的“结构性绑架”。 地方经济的各项考核指标，GDP的增速，甚至地方政府发工资的财政收入，都死死地绑在了这台隆隆作响的采煤机上。 在这种背景下，原本应该是悬在涉事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安监力量，往往会被无形地软化、消解。 资本甚至不需要去行贿受贿（虽然这在过去屡见不鲜），它只需要利用自己庞大的体量发出暗示：“如果严格按照瓦斯抽采标准停工停产，今年的产量指标就完不成，县里的税收就会断崖式下跌，几千人的工资就发不出来。” 这时候，妥协就发生了。 安监检查变成了走过场，红头文件变成了例行公事，对安全隐患的整改变成了“边生产边整改”。 这不叫官僚主义的失职，这叫国家机器在资本的要挟下产生的结构性退让。 当利润私有化成为铁律时，资本家拿走的是挖出来的煤换成的真金白银。 而当那声爆炸摧毁了82个家庭时，谁来承担代价？ 是国家出动救援队伍，是公立医院消耗医疗资源救治那27名吸入有毒气体的伤者，是地方政府拿出国库的钱去安抚家属、维持维稳底线。 这又是那个我们无比熟悉的、令人作呕的闭环：利润归于私人资本，风险和血泪全由国家和整个无产阶级社会来买单！ 三 在灾难发生后，我们的舆论往往会迅速进入一种“丧事喜办”或“感动中国”的叙事惯性中。 媒体的镜头会聚焦在那些满脸煤黑、疲惫不堪的救援队员身上；会聚焦在那些被抢救出来、重获新生的生还者身上；会聚焦在医生们在重症监护室里进行高压吸氧治疗的紧张画面上。 生还者回忆：“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其炸晕，醒来后井下能见度极低，班组4人顺着巷道摸索逃生。” 这种劫后余生的惊险，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悲壮的感动。 但是，同志们，我们绝不能让这种对救援英雄的赞美，掩盖了对杀人凶手的追问！ 我们绝不能让“感动”，取代了阶级视角下的“愤怒”！ 为什么我们的矿山救援队伍总是这般疲于奔命？为什么我们的医生总要面对那些肺部被毒气灼伤的矿工？ 因为有人在不断地制造灾难。 当我们在为生还者庆幸的时候，不要忘了，那82个没能走出来的亡魂，连在镜头前诉说“摸索逃生”的机会都没有了。 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源上斩断资本为了超额利润而无视矿工生命的毒手，那么今天的救援，只不过是在为明天的下一场爆炸做预演。 老人家当年为什么要把那些命脉产业、把地下的矿藏坚决收归全民所有？为什么要赋予工人阶级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监督权？ 因为他老人家比谁都清楚：如果工人阶级不是矿山的主人，仅仅只是案板上的雇佣劳动力，那么资本家为了省下买通风设备的钱，就敢让工人们用命去填瓦斯坑。 资本家是不怕罚款的。在他们精算师的表格里，一条人命的赔偿金（哪怕现在涨到了上百万），也远远低于让整个矿井停工一个月进行瓦斯彻底抽排所损失的利润。 只要“死亡赔偿”仅仅是一个可以用钱解决的经济常数，而不是剥夺资本家全部财产、让其把牢底坐穿的政治绞刑架，这种地下的屠杀就永远不会停止。 四 这起事故中，“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这是法律的必然。但这足够吗？ 在过去的很多矿难中，被抓进去的往往是矿长、副矿长、安全员，他们是资本推到前台的“替罪羊”，是高级打工仔。而那些真正隐身在幕后，通过错综复杂的股权架构抽走巨额分红的资本大佬、实际控制人们，往往能在风头过后毫发无损，甚至换个地方继续包矿。 资本是没有实体的，它可以是一纸合同，可以是离岸账户里的一串数字。 但矿工兄弟们的命，却是实打实的骨血。 那些远在长治市区、在太原、甚至在北京上海高档写字楼里看着财务报表的资本大鳄们，他们永远感受不到千米井下的黑暗，闻不到那股刺鼻的毒气。 对他们来说，5月22日晚上的那声爆炸，只不过是财务报表上的一笔“预计负债”；而对于那82个家庭来说，那是天塌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加强安全生产教育”、“落实监管责任”这种表面文章上。 解决矿难的终极手段，不仅是工程技术上的瓦斯防治，更是生产关系上的夺权。 必须让真正下井干活的矿工，拥有随时因为安全隐患而拉闸停电的“一票否决权”；必须让代表无产阶级的工会，硬气到敢于和资方拍桌子，而不是沦为逢年过节发发毛巾和绿豆汤的福利机构。 没有政治上的主体性，没有对生产过程的民主监督权，底层的劳动人民就永远只能在“土豆烧牛肉”的施舍和“瓦斯爆炸”的随机死亡中提心吊胆。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石，是建立在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血汗之上的，但绝不能建立在对劳动者生命的无谓消耗之上。 82条人命，这是一笔血债。 这笔账，如果不从制度的根子上、从对私有资本的死磕上讨回来，那我们就愧对“同志”这两个字。 跋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百多年前。 1906年3月10日，法国北部的库里耶尔煤矿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瓦斯煤尘大爆炸。 那场灾难，夺走了1099名矿工的生命，是欧洲历史上最惨烈的矿难。 事故发生后，法国的矿业资本家展现出了令人发指的冷血。 为了保住矿井里还没被烧毁的煤炭，为了防止火势蔓延到其他工作面，资本家下令在爆炸发生后短短三天内，就封死了矿井的通风井。 而当时，井下还有大量活着的矿工在苦苦挣扎！ 资本家用封死同类呼吸通道的方式，保卫了他们的财产。 直到二十天后，居然有13名奇迹般幸存的矿工，凭借着吃树皮和同伴的尸体，自己挖开了封锁线爬回了地面。 当这13个骨瘦如柴、如同鬼魅般的矿工站在阳光下时，整个法国震惊了，随后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矿工大罢工。 一百多年过去了。 从1906年的法国库里耶尔，到2010年美国死了29人的上大分支矿难（其CEO唐·布兰肯希普为了利润公然压制安全报告，最终只被判了一年监禁），再到今天2026年5月的山西沁源留神峪。 技术在进步，探头越来越先进，救援设备越来越现代。 但那深渊之下，资本嗜血的獠牙，和劳动者被异化为耗材的残酷命运，变过吗？ 历史虽远，本性如一。 当我们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同志们，请永远记住： 保护劳动者的，从来不是资本家酒会上的碰杯，而是无产阶级手里紧紧握住的枪杆子和批判的武器。 愿逝者安息。愿生者觉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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