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科学与社会主义 苗东升 引言 十多年的复杂性研究使我形成这样一个判断：“还原论科学本质上不是社会主义的智力工具”，“仅仅依靠这种形态的科学是建立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需要更高明的智力工具，需要新的科学形态，它继承现有科学的全部成果，又超越它的局限性” 72）。我认为，这种新型科学就是复杂性科学。具体讲相成 具体讲5个问题： 1、科学形态的演变与社会形态的演变 2、简单性科学是资本主义的科学基础 3、依托简单性科学无法全面认识资本主义 4、依托简单性科学建不成社会主义 5、建设社会主义与发展复杂性科学相辅相成 一、科学形态的演变与社会形态的演变 整体地看，科学是一种由知识体系、科研建制和科研活动三大要素构成的社会存在，一种开放复杂巨系统。它在人类历史的一定时期产生出来，随着人类历史的延伸而不断演化，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变化，形成不同的历史形态。科学的形态是文明形态的一个方面，不同文明类型对应着不同的科学形态。科学整体作为系统的每一种历史形态都有其发生、发展、衰落、被新历史形态取代的过程，迄今为止的科学形态演进可简单表述为： 古代科学→简单性科学→复杂性科学 所谓简单性科学，从历史演变看就是经典科学，从宇宙观看就是机械论科学，从方法论看就是还原论科学。所谓复杂性科学，从历史演变看就是新型科学，从宇宙观看就是有机论科学，从方法论看就是系统论（涌现论）科学。科学整体作为系统的第一次历史形态转变是以简单性科学取代古代科学，完成于400多年前，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伟大成果。新的科学转型是20世纪中叶开始的，估计要到这个世纪末才有可能接近完成。三种历史形态的比较，特别是正在进行的这次科学转型演化的基本内涵，简单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区别，可用下表说明：
那么，什么是复杂性科学呢？可以这样来定义：复杂性科学是关于如何认识、处理和利用复杂性为人类服务的科学知识体系，亦即各种复杂性研究正在和将要建立的科学知识体系。它由三大块组成：（1）各门学科的复杂性研究，如力学复杂性研究、生物学复杂性研究、经济学复杂性研究等；（2）各种跨学科研究，如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改革开放等研究；（3）复杂系统理论，即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学科。 复杂性科学最核心的概念是复杂性。非严格地说，可以用以下三种方式界定复杂性： 1、方法论的定义（切克兰德、钱学森）：复杂性是这样一种系统特性，它不能用或不宜用还原论处理，而要用或宜用系统论（涌现论）方法处理； 2、系统科学的定义（钱学森）：复杂性是开放复杂巨系统（OCGS）的动力学特性。对环境的开放性、系统规模的巨型性、组分的异质性、结构的多层次性、相互关系的非线性、过程的动态性、行为的不确定性整合起来所形成的系统整体涌现性，就是复杂性； 3、哲学的定义（毛泽东）：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一切事物皆对立统一，但具体情况千差万别，粗略分两类：（1）可以作极化处理的矛盾，舍弃力量微弱的一极（一个矛盾方面），仅以另一极（另一个矛盾方面）代表该事物，即允许作非此即彼的极化处理的矛盾；（2）不允许作极化处理的矛盾，必须把对立统一当做对立统一。一个简单的特例是两难复杂性，有且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舍弃哪一个都不行。 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系统论 = 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它的基本原则是把复杂性当做复杂性，哲学根据是唯物论主张的“按照事物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事物本来是简单的，那就当做简单性对待；事物本来是复杂的，那就当做复杂性对待；总之，必须实事求是。把复杂性当做复杂性的具体表现多种多样，如把开放性当做开放性，把多样性当做多样性，把非线性当做非线性，把模糊性当做模糊性，把动态性当做动态性，把不可逆性当做不可逆性，把不确定性当做不确定性，把软系统当做软系统，等等。复杂性科学也讲简化，但不是把复杂性化为简单性，而是为把握复杂性而消除一切次要的、冗余的东西，把未认识、不知如何处理的复杂性变为能够描述和处理的复杂性。借用沙基昌的说法，未认识之前的是无限复杂性，认识之后是有限复杂性，简化处理的任务是使无限复杂性转化为有限复杂性。 关于复杂性科学在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学界存在歧见。一种观点认为：复杂性科学是系统科学新的发展阶段。不对，复杂性科学的内容远比系统科学宽泛，各门学科的复杂性研究，各种跨学科研究，不能划归系统科学。另一种观点认为：复杂性科学是21世纪的一门新学科。也不对，它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巨大的学科群，几乎每一个现存的学科都有自己的复杂性研究，许多原来未被当做科学分支的学问也正在成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领域。正确的表述是：复杂性科学代表科学作为整体的一种历史形态，一种将要取代简单性科学的历史形态。 复杂性科学的社会属性。科学知识本身没有阶级性，如在宏观低速运动范围内，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时代都可以使用牛顿方程F = ma。但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出来的每一种科学形态背后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思维方式等，以及应用科学知识的社会方式，是有社会历史性的，在阶级社会中则具有阶级性。我的判断是：工业-机械文明是简单性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历史成果。简单性科学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方式来应用，但单靠简单性科学能够建成资本主义社会，却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复杂性科学才是社会主义对应的科学形态，只有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分支和应用复杂性科学，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用逻辑学语言讲，对于建成资本主义社会，简单性科学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简单性科学积累的知识也是必要的，却远非充分的，只有复杂性科学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而充分的智力武器。 二、简单性科学是资本主义的科学基础 简单性科学是资本主义的科学基础，对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是足够的，资本主义的成功表明这早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论述清楚这是为什么，揭示其深层机理，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复杂性问题，简单性科学自身无法给它提供充分的理论阐述。本节只是极粗略的讨论。 在知识和生产力层面上看，近500年来的世界历史表明，正是通过简单性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不断发现新规律，发明新技术，制造新产品，发达国家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取得支配全世界的地位。资本主义可以傲视历史的骄人成就，是创造出工业文明（更准确的称谓是工业-机械文明）。但如果没有今天所说的简单性科学，没有机械制造技术、蒸汽机技术、化工技术、电器技术等，工业文明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切是人人都可以直观看到的事实。 简单性科学的主体就是迄今为止的自然科学和数学，原则上不能用它来把握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尤其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确立，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空前复杂的现象和过程，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基本概念、定律、定理、原理都不可能提供可信的科学解释。资产阶级在建立这种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从这种形态的科学中获得具体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欲揭示资本主义何以能够成功地建立起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能到简单性科学提供的知识范畴之外去寻找。然而，决不可由此断言简单性科学对资本主义的贡献只限于生产力方面，它完全不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形成和发展。恰恰相反，简单性科学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即使就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二者也具有深刻的、历史的、内在的联系。 简单性科学的宇宙观是机械论，机械的决定论、机械的反映论、机械的因果论、线性（机械）的思维方式等等，深深地渗透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由于简单性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唯物主义变成庸俗的唯物质主义，最大限度地占有物质财富被视为人生成功、生活幸福的主要标志。在这种人生观驱使下，资产阶级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侵略性的社会群体，对非我族类具有最强烈的支配欲、占有欲、奴役欲，迷信物质力量，迷信武器，嗜好战争，不惜以任何手段开疆拓土，聚敛财富。其结果，在使少数西方国家先富起来的同时，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置于极度贫穷落后的境地，也就是以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大倒退换来少数国家的文明大进步。18世纪的中国拥有近乎全世界一半的财富，经过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不到60年的时间，迅速沦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老舍的《茶馆》艺术地再现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衰败状况。另一方面，以机械论的宇宙观对待大自然，使得资产阶级毫无敬畏自然的观念，科学成为它拷问自然的手段，技术成为它掠夺自然的工具；在人工自然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对天然自然越来越野蛮（反文明），以人天关系的野蛮化（即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为代价换来发达国家独享的现代文明。没有这一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无法确立的。 简单性科学的方法论是还原论，但还原论不仅仅是研究自然现象的一种有效手段，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确立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还原方法就是 “细分问题并分别考察之”，对客观世界不断细分，从高层次深入到低层次，从宏观深入到微观。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是学科和专业的不断分化，导致社会职业不断分化，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社会协作随之越来越发达，这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不可或缺。历史学家毕道村把社会系统与物理系统相比较，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是近平衡态，特点是社会分工简单，职业单调，产权单一，经济上只有短程关联，是一种近乎封闭、单一、匀质的系统；资本主义社会则处于远离平衡态，社会分工和协作高度发达，人的社会角色专门化，产权多样，权力分散，建立起发达的经济长程关联，等等，是一种充分开放、多元、异质、高度分化的系统（第五章）。处于近平衡态的系统，内外关系中固有的非线性因素被束缚，发展动力不足，只能是低度有序（只有短程关联），系统近乎停滞，无法出现耗散结构这种高级自组织。处于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内外关系固有的非线性因素被充分释放出来，产生了演化发展的巨大内在动力，能够形成高级有序的耗散结构。西方社会能够从近平衡态转变为远离平衡态，无疑同简单性科学及其奉行的还原论的兴盛密切相关。 还原论不仅是方法论，也是本体论。它断言客观世界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只有还原（把事物分解）到那个层次，才能找到世界的本原；用本原层次的规律阐释一切较高层次的现象，才是最彻底的科学解释。这种观点也被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把社会系统的一切都还原到个人去寻找答案。按照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的表述，就是主张社会整体应该完全根据构成它的个体加以解释。（60）这就是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成分。这种思想在亚当斯•密那里已经相当明显，最先明确提出这个术语的则是经济学家熊彼特（同上，134），并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达到极致。简单性科学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为此立论，但它通过运用、传播、发展还原论给个人主义披上科学的外衣，让人们相信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符合现代科学精神。这就构成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思想道德支持。按照这种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不公平都归因于个人能力大小和主观努力的不同，完全掩盖了资本剥削和权力剥削的罪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没有这种思想支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无法确立的。 自然科学和数学所追求的公理化、形式化、标准化、唯一解等等，隐含着现实世界简单性假设。对于简单系统这样处理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它所体现的形式美、简单性美、唯一性美具有极大的理论诱惑力，被由简单性科学养育起来的科学哲学家说成是一切科学必备的品格，颇具迷惑性。复杂性科学本质上不具备这种美，不能搞公理化、形式化、标准化，这是还原论科学家和哲学家不承认存在复杂性科学的重要原因。简单性科学追求的形式化美也被资本主义在它的政治民主建设中利用了。世界是形式与内容的矛盾统一，内容需要一定的形式来承载，形式需要通过承载一定的内容来获得意义，从而获得存在。对于简单系统，有形式就有内容，把握了形式也就把握了内容，故允许作形式化描述。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形式，原本也是形式和内容的对立统一，具有毛泽东所说的矛盾复杂性。资产阶级巧妙而艺术的利用了这一点，把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割裂开来，抑实质民主而扬形式民主。形式民主是必要而且重要的，从封建专制到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重大进步。但资产阶级把民主主要当成一种统治艺术，把选举民主形式化，在大财团背后控制下，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决定国家他组织分系统的组建，选民被资本和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觉，仿佛当选政府真的是他们选举出来的；而实际上，真正决定国家政策的只能是大财团及其政治代理人，即菌集于政府与国会的那些政客。如此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政治制度，能够有效地分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使资本主义制度获得很大的稳定性、持存性。 总之，无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建立和巩固生产关系；无论是政治制度建设，还是意识形态建设；无论是国内的阶级统治，还是对外国的侵略和掠夺，资本主义都充分利用了简单性科学的成果，给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披上符合科学精神的华美外衣。这是它取得历史性成功的重要原因。 三、依托简单性科学无法全面认识资本主义 对资本主义本质和未来命运的科学分析最早是由马克思主义给出的，但这种分析并非依托当时正在走向成熟的经典科学给出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建构的。还原论科学是存在的科学，它不研究也无法说明存在的暂时性，因为暂时性是复杂性科学的重要问题。直到1980年代，复杂性科学思想家普利高津才指明：“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在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而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暂时性问题，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宣布：“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面对资本主义这一“现存事物”，马克思决定要 “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由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今天的眼光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本质上属于复杂性研究的范畴，更准确地说，是孕育复杂性科学的前期性知识准备。 但任何系统都是持存性与暂时性的矛盾统一，持存性是对暂时性的否定，暂时性是对持存性的否定。没有持存性的系统无须谈它的暂时性，因为它根本不存在；而没有暂时性的系统同样不存在，因为任何系统的持存性都是有限的。持存性通过延缓暂时性的呈现来实现，暂时性通过加快持存性的消失来呈现。所以，不研究系统的暂时性难以深刻理解它的持存性，不研究系统的持存性也难以深刻理解它的暂时性，只有把持存性与暂时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才是真正科学的。 社会历史是一种具有一切大小不同时间尺度的系统，持存性须在各种尺度上考察，暂时性则只能在足够大的尺度上考察。就资本主义来说，暂时性须在数百年的大尺度上才能完全看清楚，在几年、几十年、上百年的尺度上考察，则应该重视研究它的持存性；否则，容易把属于它的持存能力范围内的矛盾冲突误认为暂时性的呈现。在马克思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的考察主要靠辩证思维，马克思具有极大优势；对资本主义持存性的考察主要依靠具体科学的知识，但经典科学没有提供有关知识，马克思无法超越这种局限性。这就构成一个矛盾，它贯穿于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活动中，致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自身克服危机、维持生存的能力（持存能力）明显估计不足。 这并非说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化性，没有注意到其中的自组织和他组织。我们说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关于人类社会作为系统的一种自组织理论，是现代自组织理论的主要先驱之一。“现代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第一版序）马克思的这句话讲的是社会系统的有机性和社会形态的演化性，本质上属于复杂性科学的议题。但马克思关心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演化中的那些“铁的必然性”，特别是现有秩序及其向另一种秩序过渡的必然性，而对它的不确定性、变易性、多样性和曲折性，也就是复杂性注意不够。这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社会的不确定性、变易性、多样性和曲折性估计不足，而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之后的演变中充分利用了这些特性，采取各种变革措施，增大了它的持存性。 马克思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他所说的就是社会系统具有自组织性，人不可能用他组织手段予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持存性离不开这种自组织性，但也离不开它的权力分系统为整系统持存而采取的他组织行为，而是两者的某种统一。马克思对此了然在胸，所谓资产阶级“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说的就是这种他组织作用。但自组织的基本特征是自发性，局部在不了解、不顾及系统整体目标的情况下各自采取行动，必然表现出盲目性，造成系统的混乱。此乃自组织的消极面，资本主义早期经济生活就明显地呈现出这种消极面，受到马克思的无情批判。但自组织的自发性也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它能够体现系统特有的本性，是系统内在演化动力的主要来源。现代自组织理论家普利高津、哈肯等人就非常推崇这种自发的自组织。马克思推崇的“自然历史过程”，都是充满自发性的过程。由于没有科学知识的支持，马克思对自发性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影响了他对资本主义本质、进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系统演化理论认为，系统的存续演化是在环境压力下通过系统自我适应性变革来实现的。资本主义数百年来所显示的持存性，就是在它自身内在自组织与他组织互动互应下不断进行适应性变革的产物，对社会主义极有启发性。回顾数百年来世界历史不难看出，资本主义正是把国内外的社会主义运动当成对它的环境选择压力，不断进行适应性的自我变革，在保持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采用一些社会主义的办法，向工人阶级做出某些妥协，从而渡过一次次难关。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推行的医疗改革、金融监管等举措，是资本主义维护其持存性的最新努力。他们的努力取得很大成功，使资本主义社会显示了出乎马克思预料的持存性。用数百年的大尺度看，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预测极为正确。原因是他掌握了辩证思维，又具有人类胸怀，这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者做不到的。不过，对于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复杂系统，不深入了解它的持存性也难以准确把握它的暂时性，把数百年尺度上才显示出来的暂时性放在十几年、几十年的尺度上看，就会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做出不能实现的预测，这样的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带有某些空想成分。原因在于马克思身处简单性科学迅速上升期间，时代没有提供关于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基本特征、运行机理和相互关系的系统的科学知识，无法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真实的持存性，误将资本主义自身能够衰减的巨涨落当成将要推翻它的革命。 机械系统或一切简单系统的持存性是给定的，有机系统或复杂系统的持存性处在不断的建构或解构中，既有自组织因素，也有他组织因素，两者的关系决定着系统持存性的优劣、大小。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系统，具有程度不等的自镇定、自修正、自适应、自修复能力，依靠这种自组织能力展现出程度不等的持存能力。资本主义社会展现出较前资本主义社会更活跃而多样的自组织性，资产阶级是一个较历史上其它统治阶级更具主动性和能动性的阶级，为维护自身的持存性而充分发挥了权力分系统的他组织功能。这种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强有力结合，使资本主义显示了出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料的持存性，以至于他们预测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并未发生，或者没有成功，或者政权得而复失，或者正处于前途未卜的改革探索中；而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部分目前倒显得前所未有的稳定，仿佛真的成为“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马克思语，同上），最终引出福山荒谬的“历史终结论”。如何解释这一令人迷惑的重大历史现象？简单性科学无法提供启示，倒是实际生活本身的演变，复杂性科学的初步成就，有助于人们寻找答案。 钱学森在提出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之后，针对社会主义事业所经历的曲折和挫折而指出：“认识这些复杂巨系统是有个过程的，因为我们都曾经头脑简单过，曾经想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但结果不行，碰了钉子。”（68）实事求是地说，由于科学发展本身不可超越的历史局限性，简单性科学长期被当成科学系统唯一可能的形态，不能不影响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所有社会主义者，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问题上不可避免都曾经头脑简单过，对资本主义的持存性估计不足，用简单性科学的方法对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复杂的事物，因而在渠道伟大成功的同时，也一再碰钉子。 按照钱学森的观点，社会是特殊复杂的巨系统，具有对环境的开放性、规模的巨型性、组分的异质性、结构的多层次性、相互关系的非线性、过程的动态性、行为的不确定性、前景的不可预测性等，这些特性综合集成在一个系统中，其整体涌现性有多复杂是不难想象的。马克思对社会系统的这些特性都有相当的认识，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科学主流。但事情的复杂性在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时代的简单性科学正处在春风得意的发展中，它所奉行的封闭系统观、机械决定论、线性思维等显示出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对马克思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他对社会系统的开放性、非线性、动态性、不确定性、复杂性的认识达不到今天的高度，不可避免地把某些复杂问题做了过分简单化处理。我们仅就开放性略加讨论。 简单性科学奉行的还原论在对待外部环境上的表现，就是崇尚把系统从环境中孤立出来进行研究，这叫做环境的还原论。马克思颇为欣赏这种方法，他关于科学方法论的一个著名论断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他在《资本论》中就想效仿这种做法，列宁对此曾大加赞赏。但是，把环境对系统的作用视为干扰，把被封闭的过程当做“其纯粹形态”，恰好是封闭系统观的核心思想。系统与环境是互塑共生的，复杂系统自身的规定性在相当程度上是环境给予的，环境对它的作用决不仅仅是干扰，而首先是积极的、建设性的，环境本身的复杂多变是系统复杂性的重要来源。复杂系统无法从环境中封闭起来，一旦强行做到这一点，得到的将是一个死系统，根本谈不上什么“纯粹形态”。复杂系统的本质形态只能在系统与环境的互动中把握。马克思的这段话表明他未能看破物理学还原论的本质特点，这使他无法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持存性，对资本主义的持存性明显估计不足。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何以能够通过自身的适应性改革来获得它迄今为止的持存性？系统论有个说法，一个系统可以通过向外部环境排除正熵来转嫁内部危机，重建或改进系统的有序性。自从资本主义把整个世界整合为一个系统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成为它排除正熵、转移灾难的外部社会环境，以这个环境增加正熵为代价来提高自身的有序性。工业化的成功使少数发达国家获得了这种能力，私有制的本性使它们乐于使用各种手段这样做。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曾经一再聚集起爆炸性的内部能量，他们的应对办法之一是向海外移民，澳大利亚的大批移民就是由英国发配来的罪犯。又如，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旨归建立各种国际游戏规则，借以使它们对弱国的剥削压迫合法化。最残忍也最有效的办法是发动战争，特别是开拓殖民地的战争，既能转移内部矛盾，又能够通过把掠夺来的财富的一小部分来收买穷人以软化工人阶级。帝国主义战争史表明，由于掌握国家机器，用浸透着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来掩盖国内的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往往能够获得国内多数人的支持。靠着这样的手段，资本主义一次次地转移内部冲突，赢得自我变革的时间，重建内部秩序，获得惊人的持存性。 随着历史的前进，资本主义通过排泄正熵而扩大其持存性的方式和手段也在发展。就今天的世界看，战争等传统手段仍在使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都是美国等转嫁内部矛盾和危机的手段。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急需转嫁危机的新途径。2010夏天中国周边接连举行的军事演习告诉我们，用战争方式向中国输出正熵的威胁仍然存在，不可等闲视之。在更多的情况下，由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由它们占据高端的产业链，它们制定的各种游戏规则，都是向不发达国家输出正熵、从这些国家攫取负熵的有效手段，只不过形式隐蔽，具有欺骗性。在冷战时期，只要拿苏联说事，美国两党就能够消除矛盾，在共同对付人民群众的反抗上达成一致，渡过政治危机。今天的美国统治精英试图以中国取代苏联，美国政府和国会一再拿中国说事，翻样花新地给中国施加压力，都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通过把正熵强行输入中国来来破坏中国发展，增加它自身的持存性，而且常常能够得手。 但资本主义向弱国排泄正熵的条件和能力不是永远存在的。人类文明的自组织演化，全球化自组织地向纵深发展，也为不发达国家改变命运提供了机会。这里也存在不以西方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随着不发达国家逐步发展起来，国际关系必将逐渐民主化，游戏规则逐步合理化，发达国家向外部排泄正熵的历史条件和自身能力必将不断减弱。发展到一定程度，既无法发动战争，也无法使用其它非战争方式，无法再向他国排泄正熵，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得单靠自己内部改革来消除新的国内矛盾、困境、危机，发达国家就必须放弃资本主义，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大限到来之日。世界著名科学家预言，人类将在200年内消亡，虽然有点危言耸听，却也包含真知灼见。如果世界一直坚持资本主义，这种可能性必将变为现实性。但我们相信，在那种可能性到来之前，地球人类将普遍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人类！”，并付之行动。 四、依托简单性科学建不成社会主义 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进入了实践阶段，此乃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从历史大趋势看是正确的，从实时操作层面看就显得太粗略。剥夺剥夺者可以做到，剥夺剥夺者之后如何有效应对资本主义的复辟图谋，如何科学地组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新社会具有高于资本主义的持存性和发展能力，创造更高形态的文明，这是比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更加复杂的历史过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家来说，从列宁经过斯大林到毛泽东，他们能够应用的仍然是简单性科学，这种科学不能帮助他们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固有的复杂性，没有提供如何应对这种复杂性的科学知识。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队伍仍然没有科学转型演化的概念，从未有人揭露简单性科学有什么缺陷或弊病，实际上是相信有助于建成资本主义的这种科学形态原则上也可以用来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近百年来所经历的困惑、挫折、失败，都跟这种潜在的错误认识有关。没有建立适应自身需要的科学形态，社会主义必然建而不成。 作为反映客观世界规律性的知识，简单性科学也能够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应用。所谓简单性科学的社会主义应用，关键是要消除它背后的机械论、还原论、线性思维等意识形态，在辩证唯物主义下重新理解它。但历史经验证明，不发展复杂性科学，单纯靠哲学批判，不可能真正清除这种意识形态，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需要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思维方式等。作为一种宇宙观，机械论跟社会主义的不相容比较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对其早有深入批判。但批判不等于消除，由于它连通着还原论和机械制造技术，在简单性科学当旺的历史时期不可能被抛弃。诚如普利高津所说：马恩时代的物理学“看来已经摒弃了机械论的世界观”，但20世纪后期“机械论却依然是辩证唯物主义面临的基本难题”。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都跟机械论世界观的作祟有关。还原论的影响更深刻、更隐蔽，与简单性科学的具体方法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更难消除。欲使科学界主流真正做到以有机论取代机械论，以系统论取代还原论，只有完成了科学形态从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转变方能最终实现。在此之前，社会主义者都难免犯头脑简单化的错误。 列宁有一个著名公式：共产主义 = 苏维埃政权 + 电气化。从表述形式看，列宁公式所具有的简单性美似乎可以和自然科学中所有著名公式（牛顿公式、爱因斯坦公式、申农公式等）相媲美。实际上，它恰好暴露了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空前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误以为依托简单性科学就能够建成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是苏联社会的内在他组织分系统，它本身需要一个长期、复杂、艰难的建构、改革、完善化过程，列宁的后继者对此显然认识不足。他组织的任务是保护、规范、引导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运动，限制它的消极面，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组织可能不作为，也可能乱作为，更危险的是他组织分系统可能异化为少数人利用权力谋私的工具，起压抑、破坏系统自组织的作用，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苏联70年的历史不幸证明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列宁凭借高超的辩证思维和丰富的社会阅历，对其间的复杂性已有相当的认识，如注意到社会系统运行的“那些复杂的传动装置”（406）。但在简单性科学当旺的历史条件下，他也不可能超越时代局限性。相反，正在走向光辉顶点的简单性科学不可避免要影响列宁的思想，使他不自觉地接受某些当时看来很科学、实际上过分简单化的方法论。传动装置是机器系统的组成部分，列宁的用语表明他是类比于机器模型来思考社会系统的，这正是简单性科学的特征。对于描述社会系统，不论18世纪的钟表模型，19世纪的热机模型，还是20世纪的自动机模型，都是机器模型，即机械论模型。机器模型是一种简单化的描述方法，可以反映复杂对象的某些特征，却掩盖了它的本质特征。如果说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需要的理论和方法尚且不是简单性科学能够提供的，那么，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和方法更不是简单性科学能提供的。社会主义上的权力分系统不应该是一种类机器系统，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时刻以机体模型来理解、运用、改进社会的权力分系统。但列宁的继承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机器模型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最终使它演变为一台僵硬的国家机器，而不是富有变革能力的机体系统，至少是所谓复杂适应性系统。说尖锐点，列宁公式已经为此埋下祸根。 列宁公式的第二项同样存在问题。电磁理论是还原论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气化是工业-机械文明的重要标志。列宁在提出这个公式时考虑的就是苏联的工业化，认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399）就当时的情势而言，人们只能这样看，而且似乎符合当时的科技发展前沿，今人不可指责列宁。若从今天的眼光看，工业-机械文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要建立的是真正的后工业文明，即信息-生态文明，电气化对此是必要而很不充分的。生态和信息在列宁生前还不是科学概念，电气化本身不会带来生态化，不会自动高扬信息意识而抑制物质意识。在这样的科学和文化基础上，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更遑论共产主义，列宁公式显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英勇努力曾经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但他不自觉地奉行的一个指导思想可以表示为这样一个公式：现代化 = 工业化。就是说，只要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工业化可以基本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不同的只是目的。也就是说，他们以为西方工业化模式具有普适性，社会主义同样可用，全然未看到它是依赖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才取得成功的。这又是对复杂性事物的简单化处理。现代化是一个极具流动性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有显著不同的内涵。在全世界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确实等同于现代化。但它们按照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模式既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高生产力，同时也制造出两个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1）它依赖于一种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生态破坏型发展方式，所建立的文明形态即使对少数发达国家也没有持续性；（2）发达国家工业化成功唤醒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意识，但不发达国家已经失去按照发达国家模式搞工业化的历史可能性，面对世界性资源匮乏、环境容量（承受污染的能力）严重不足，它们要搞的现代化必须走新的工业化之路，即在工业化的同时搞信息化、生态化，亦即在一定程度上去搞工业化。这显然要比西方国家工业化复杂得多。而斯大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简单地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以至于产生和积累了许多有违社会主义精神的后果，成为导致它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苏联最终演变为上帝国主义，与此不无关系。 把现代化与工业化等同起来，实际上是1980年代之前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共识。前述列宁公式包含这种思想，甚至马克思都有类似的认识。《资本论》第一卷序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的原意是比较1870年代的英国和德国，它们是同一时代同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说的完全正确。今天的学者把这句话推广应用于英美与苏联或中国社会的比较研究，把发达国家的现状看成不发达国家将要努力实现的“未来景象”，马克思可能已有此意，至少他没有明确提醒后人不可作如此推广。但这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因为时代发生了显著变化，被比较的又是不同性质的国家，现代化 ≠ 工业化才是今天的正理。发达国家搞工业化可以凭借强力掠夺全世界的资源、占有全人类的环境容量、掌控世界市场来实施。不发达国家搞工业化已完全失去这种社会历史条件，而社会主义的本性更不允许这样做。工业化与机械化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是培育机械论世界观的沃土。不发达、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反而会带来发达国家工业化未曾遇到的问题，造成巨大的人为复杂性，甚至可能使社会主义走上斜路。苏联晚期推向社会帝国主义，斯大林思想中浓厚的形而上学，与此不无关系。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遇到类似问题。从1958年的大跃进、超英赶美的群众运动中不难看到，“现代化 = 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在起作用，造成巨大失误。显然，毛泽东也犯了简单化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批评是必要的。但毛泽东时代还没有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复杂性科学的观念，照搬苏联工业化做法的错误尚有情有可原的一面，也属于时代局限性。近30年来，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宣传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简单照搬西方工业化的一整套做法，造成空前的生态灾难和环境污染。这是更严重的头脑简单化。我的家乡在太行山深处，村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曾经给儿时的我以说不尽的欢乐，十几年来却不断萎缩。2010年清明节回去看，它几近断流，河滩里到处是生活垃圾、废弃工业制品。以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换来的半工业化，是福还是祸？再走下去后果如何？值得深思。一切失误都会给后续行动造成人为的复杂性，转化为难以克服的困难。这样干，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吗？遗憾的是，对此真心检讨者少得可怜，新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事件还会经常发生。 社会主义建设中也不可避免会出现困难、失误，引起冲突，甚至酿成动乱，导致系统的正熵陡增，必须设法消除。但社会主义的本性不允许向外部转嫁正熵，有无出路？路在何方？系统论迄今所讲的正熵原理是基于热力学提出的，无生命的系统不可能回避它，有生命系统则另当别论。在生命领域，系统之间可以互通有无，可以形成食物链，对前一环节是正熵的东西，对后一环节可能是负熵。博弈论已初步证明，系统之间的竞争可以导致利他行为，形成共生关系，避免以邻为壑的相互倾轧。新兴的强互惠理论又提出新的思路。（光明日报，2010.8.3）特别是人类社会，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健康的精神力量可能产生自然科学无法说明的建设性作用，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消灭剥削、压迫、侵略来消除社会系统的正熵是完全可能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和追求。当然，现有的科学知识还不足以充分论证它，更无法给出具体实现的机理、方法、程序，这要靠发展复杂性科学来解决。 五、建设社会主义与发展复杂性科学相辅相成 简单性科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下，以实验室可控性实验和工业化生产为实践基础，由一代代科学家逐步总结提炼出来的知识体系。复杂性科学同样不可能是单纯书斋和课堂上的产物，不可能先由科学家在知识形态上把完全它建立起来，再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它也只能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为提高自身持存性和发展能力所做的种种努力，包括学术理论研究，已经为复杂性科学积累了大量经验材料，可以为社会主义借鉴。所以，复杂性科学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出来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但复杂性科学本质上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不可能主要依靠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来建立，它只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获得自己的本质规定性，通过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而逐步走向成熟完善。所以，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错误、失败，都是发展复杂性科学的宝贵财富。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发现社会形态转型演化的历史规律后，首先进行理论论证和方案设计，然后发动革命，掌握政权，开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建设，属于自觉的他组织行为。资本主义的建立是以新的剥削制度取代旧的剥削制度，社会主义则以消灭剥削制度为己任，如此宏大的自觉的他组织行为是历史上不曾见过的，其复杂、困难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作为特殊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社会演化是非线性动力学过程，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的矛盾统一，分叉、饱和、滞后、拐点、瓶颈、震荡、突变、混沌、过犹不及、指数放大、临界漫化、稳定性交换等复杂动力学现象应有尽有。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特殊复杂的巨系统工程，行动前必须先有设计，但决非一次设计即可成功，而是反复设计、反复修改、反复施工的曲折过程。所谓自觉的创造，实为一种不断自觉地试错、一再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但不达目的不会停息的必然过程。毛泽东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这也是社会主义作为系统生成、发展、走向成功的逻辑。当然，应当力求把失误和挫折降到最小，不允许把试错当做儿戏。这就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展复杂复杂性科学，把设计和施工置于科学基础上。要正确对待先驱们的努力和功过，特别是那些“毁灭性创新”（熊彼特语），包括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要搞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应该把它们作为发展复杂性科学的珍贵经验材料进行研究。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科学理论和工程实践之间长期分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消除分离。自然科学就是如此，直到20世纪有了技术科学才使理论与工程紧密联系起来，从此以后，“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蒋百里语）关于这一点，钱学森有很多论述。社会科学和社会工程的关系大体亦如此，只是情况更复杂，而且时间上滞后于自然科学。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一百年来，除了政治经济学，其它方面谈不上有系统的科学理论；即使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也只是基础科学理论，没有相应的技术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实际过程主要靠经验中摸索。因此，一再陷入困境、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和倒退是不可避免的。工程实践与科学理论相脱节的局面不改变，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资本主义的确立也是一项复杂社会工程，它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化险为夷，表现了出人意料的持存性，一个重要原因是动员了它的学术界全部力量从事研究，为它的生存发展提供理论、技术、方法。这一点在二战之后更明显、更显著，可以说它们在社会发展方面做到工程跟着理论走。社会主义必须从这里获取启示，并且要比他们做得更好。迄今为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造基本都是政治领袖的事，学术界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宣传、解释他们的观点。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应该把学术界组织起来，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研究，让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工程都跟着理论走。只有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完成才有确实保证。而这种研究的成果，都属于复杂性科学，因为复杂性研究的主战场就在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处。 我们从三个方面对此略加讨论。 （一）经济发展。在健康状况下，社会系统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应该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的辨证统一。两者顶牛，或者一方过强而另一方过弱，系统将处于病态。就经济而言，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它的自组织机制就主要是市场，他组织机制主要是计划。但新老自由主义把市场作用抬高到天上，把计划和监督踩在脚下，搞的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们主张经济活动完全靠市场调节，对市场放任不管，经济运行必定有太大的盲目性，周期性地导致经济危机，破坏社会稳定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类弊病的揭示完全正确，但他们只看到市场经济的消极面和计划经济的积极面，未看到市场也有积极作用、计划也有消极作用，这也是片面性。据此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萎缩，经济自组织受到严重压制，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自组织（市场）与他组织（计划）辨证统一起来，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夯实物质基础，是一条可行之路。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初步做到了这一点，所谓中国模式，精华正在于力求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资本主义很难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两个义项合成，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缺一不可。历史地看，第一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基本上是照搬照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做法，确有有其必要性，但大量资本主义的赃东西也随之而来。经过30年的努力，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确立起来，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贫富差别的悬殊，社会道德的大滑坡，恐怕地下有知的邓小平也会感到吃惊。危险在于，这种趋势还可能加剧，存在完全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可能性。须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有某些势力妄图把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引向资本主义轨道上，目前他们还颇有能量。而如何用社会主义去规范市场经济，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学术理论到实践经验都很缺乏。所以，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一个转折点，必须从理论上弄清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全力以赴地付诸实践。这也就为复杂性科学特别是它的经济、管理学、法学等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二）民主政治。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必须搞好自身的结构建设，使自己具有强大的自镇定、自修复、自适应、自变革、自增长能力。这里的要害是社会权力分系统这个内在他组织者的建设，即权力分系统的产生方式、组织结构、运行模式、更新方式的设计和建构，做到自由与集中（纪律）、民主与法治的辨证统一。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自由和民主代表系统的自组织方面，集中和法治代表他组织方面，二者结合得好与不好，系统的行为和品质大不一样。民主的实质是把权力分系统建立在社会系统自组织运动的基础上，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决定权力分系统的产生、更新，监督其运作，防止权力分系统不作为、乱作为或搞腐败，使社会系统的自组织与他组织处于良性的互动互应中。 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包含一系列的对立统一，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程序民主），大民主与小民主，等等，属于毛泽东所说的复杂事物之典型。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形式民主、间接民主，它的产生是历史的重大进步，却是一种片面的民主，主要是一种统治艺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大民主与小民主相结合，这些对立面相互限定、制约、激励，做到辨证统一。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更高级的民主，它的建成比西方民主制度要复杂得多。目前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实质是人民群众要求享有实质民主和直接民主的表现，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建设性的。社会权力分系统应当正确认识它，正面对待它，学会处理它，利用它来清除自身的疾病，并使之制度化、机制化，靠完善的社会制度来实现不同民主形式的辨证统一。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最关键的内容。一旦做到这一点，西方民主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这里就涉及到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意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的民主问题，他不欣赏西方那种形式民主、间接民主，想代之以实质民主、直接民主，有很合理的内核。只搞形式民主和间接民主是资本主义做法，让人们享有实质民主和直接民是社会主义民主迟早要兑现的历史承诺。西方国家四、五年搞一次选举民主，毛泽东则设想中国七、八年搞一次大民主，让历史来对二者作对比、评价。毛泽东的错误是把民主制度这个极其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了，违背了民主与法治、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辨证统一的原理，他的尝试失败了，中华民族由此而付出沉重的的代价，但也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加以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一味谩骂，那是十分可悲的。 按照系统科学原理，一个系统能否有序而高效地运行，并与环境有效地互塑共生，关键要看它的结构。社会主义必须重视自身的结构建设，特别是它的权力结构。潘德冰等人的《权力结构》一书对此做出独到的研究，中心思想是以果结构取代树结构。我对果结构这个术语持保留态度，对它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肯定的。重要的是他们研究的问题属于复杂性科学，国家应当鼓励和支持这类研究，学术理论界应该广泛参与，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建设提供充分的科学理论和应用技术。 （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根基在于社会实际存在的利益关系和格局，关键是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最大化是资本主义行为道德的根本原则之一，由此衍生出来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少数人先富起来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靠自己的勤劳达到小康是可以的，要富起来则难乎其难。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无疑都做过超常的艰辛努力，但敢于并善于化公为私、损人利己才是成功的秘诀。改革开放30年的亲身经历让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如果不用社会主义来规范，就会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贪污盗窃，行贿受贿，买官卖官，雇凶杀人，黑煤窑，黑砖厂，以至于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等等，都源于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能建立在共同富裕的社会存在之上，在充分照顾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才是主体行为的社会主义原则。相应的思想教育必不可少，但关键是现实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社会存在居中社会主义要占据支配地位，社会主义的利益关系和格局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起居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然，这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但也亟须复杂性科学提供充足的理论和技术。 总之，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复杂性科学，也在为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提供动力和依据。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中国的学术界负有重大历史责任，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学界一切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吧！确立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已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而紧迫的需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