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于网络 参考消息网5月17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5月14日刊登题为《美国的民主太多还是太少?》一文。作者为新美国基金会经济增长项目政策主任迈克尔·林德。文章称，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是否意味着美国的民主太多了?这是解释特朗普和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今年取得成功的一种方式，就像欧洲的反体制候选人取得成功一样。 《纽约》双周刊刊登过一篇题为《民主政治如果太民主就完了》的文章。在这篇拥有广泛读者的文章中，作者安德鲁·沙利文对特朗普和“左派煽动家桑德斯”都提出了批评，宣称“民意壁垒现在几乎不存在，特别是在选举总统的问题上”。 不过，在美国——在欧洲也是——问题不在于民主过度，而是在于引发煽动性反应的民主缺失。 特朗普占了三样中的两样 在《虚无之治：西方民主的空洞化》一书中，政治学家彼得·梅尔指出了被他称为“群众和精英退出大众选举政治的双重过程”的跨大西洋趋势。党员制平民政党挑选出来的政治家被金主挑选出来并通过广告兜售给选民的政治家所取代。与此同时，社区政党机器的投票率降低导致较低收入和较低文化水平的选民的参与度降低。真正参加投票的美国人中，富人多得不成比例。 文章称，候选人需要筹集大量资金以竞选公职，这实际上将那些与金主阶级意见不一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排除在外，哪怕他们的意见受到保守派或改革派选民的欢迎。唯一能够打破金主阶级对政治体制的统治的候选人，往往是那些不需要以这种方式筹集资金的人，因为他们要么是像伯尼·桑德斯这样的民运偶像，要么是像罗斯·佩罗或迈克尔·布隆伯格这样自掏腰包的亿万富豪，要么就是像阿诺德·施瓦辛格或杰西·文图拉这样的名人。唐纳德·特朗普占了三样中的两样。 兰德公司进行的一项2016年总统大选抽样调查显示，能够最好地预测共和党选民是否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唯一因素不是收入、教育、种族、性别或对穆斯林和非法移民的态度，而是是否认同“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任何话语权”的说法。假如这些选民和其他产生无力感的选民是真的“无力”呢? “多数人”的力量大大减弱 文章称，在过去几代人时间里，出于各种或好或坏的原因，选民真正能够通过投票来左右的政策结果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尽管遭到保守派立法机构的抵制，但美国最高法院先后将公民权、生育权和同性恋权利宪法化，使它们摆脱了地方或全国的“多数人暴政”。从“罗斯福新政”开始，曾经仅限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保障体系已基本全国化。如今，大约三分之一的政府开支来自联邦拨款，包括医疗补助计划以及教育、交通和社区发展经费。这些拨款通常伴随着附加条件，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变成了联邦政府在某些领域的“加盟店”，只是偶尔才会出现州政府“造反”的情况，就像很多州在奥巴马医保法案试图扩大医疗补助范围时的行为那样。 在联邦政府内部，曾经主要通过国会立法来完成的工作现在却是由司法决定、机构规定或总统行政命令来完成。在很多情况下，国会放弃了自己的宪法职责，宁愿去批评而不是去立法。举个例子，对国会议员来说，抨击有关移民的行政命令要比改革移民法律更加容易。 另一种阻挠多数人原则的方式是把有关国内安全、隐私、医疗、环境的法规制定工作从国家立法机构转移到非民选机构，比如负责谈判达成贸易协议的秘密跨国委员会。其中一些协议还可能使国家面临那些声称受到国内法律或政策伤害的企业或个人投资者的法律诉讼。 文章称，就算你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也会认为，把国家的法规制定权转交给受到企业代表和非政府组织成员影响的非民选官员，会牺牲太多的人民主权来换取很多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经济收益。 由于上述这些趋势，选举中“多数人”的力量其实已经大大减弱。当人们不断往自动售货机里塞钱，而自动售货机却无动于衷或吐出与他们的选择截然相反的商品时，一些人就会用脚踢或是掀翻自动售货机。 给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 文章称，选民冷漠或选民失望是一个政治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赋予非精英选民更多影响政策结果的实际权力——而不是这边推出一项新的税额减免，那边又推出一项工资补贴。 如果许多选民仍然认为投票是徒劳的，那么一些值得进行的改革，比如自动选民登记、网上投票、把周二投票改为在周末或特定全国性假日投票等等，也不一定能够大幅提高选民的投票率。《今日美国报》和萨福克大学对上一个总统选举周期的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说他们并未费心去关注政治，因为“(选举)从未做到过任何事情，只是一堆空口承诺”。在剥夺公民权利方面，令人灰心丧气的政府无能可能比要求选民提供带照片的身份证明更加有效。 在任何级别的政府层面上，基本公民权都不应该取决于“多数人”。社会保障计划只有成为全国统一性的计划时才最高效和公平，就像社保和医保，而不是像医疗补助和失业保险那样在每个州都不一样，因为它们的经费既来自联邦政府也来自州政府。但在其他许多公共政策领域，应该让“多数人”获得胜利。 决定政策的政府级别越高，普通公民的影响力就越小。在地方层级失败的企业游说集团或资金充裕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尝试劝说州议会或国会议员推翻之前的结果。相比之下，在地方法令斗争中失败的美国工薪阶级却不太可能在州首府或华盛顿获胜。要让被疏远的美国公民相信他们的选票很重要，就必须首先授权于市政府和县政府，因为美国公民对这些政府的影响力最大。 在某些州，这可能意味着放宽对地方政府税收权和开支权的严格宪法或法规限制，比如加利福尼亚州1978年经公民投票通过的第13号提案——该提案限制了地方政府在财产税问题上的自治权。当此类限制使得市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税收时，它们可能会被迫采用递减税和负担更重的税收方式，比如使用费和销售税。 市和县还应该拥有更多进行尝试的自由，而避免受到利益集团通过州议会施加限制。例如，在许多州，私营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利用它们在州首府的影响力，禁止或阻挠建立市政宽带系统。 就国会而言，它应该与地方选民共享权力以及资金，减少限制它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部分税收，比如用于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税收。 在地方政府层面上，与通常的“胜者全得”制度相比，“优先选择投票”制度等选举改革可以使所有选民都获得更大影响力。在“优先选择投票”制度下，如果选民的第一选择中没有任何候选人获得半数以上选票，那么被淘汰候选人的选票将被转移给选民的第二选择。近年来，许多城市已经采取了“优先选择投票”制度，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和奥克兰以及马里兰州的塔科马帕克。 在过去白人至上和新教霸权的时代，美国就像《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以“多数人暴政”为特征的“非自由民主”国家。但解决方案并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所谓的开明精英实施的技术官僚治国，这也被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理论家亚沙·蒙克称作“非民主自由”。 在涉及基本权利时，“多数人”需要受到约束。但是，把太多决策权从地方政府手中转移到遥远的较高级别政府手中，从对选民负责的议员手中转移到非选举产生的法官、行政官员和条约谈判代表手中，则很可能会导致民主缺失，引发对现行体制的强烈反对。 文章称，如果想要消除那种引发煽动行为的“选民的无力感”，那么答案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美国的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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