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政府通过收紧言论立法、完善管理机构等手段加强了对媒体的管控，主流纸质媒体也通过趋同性报道参与了战时日本政府话语权的构建和战事传播。而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积极反映日共反帝斗争的政治诉求，对日本在华侵略行径进行了抨击，对中国革命提出了声援，并祭出“反战”大旗，在日本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尽管当时的舆论生态较为严峻，加之先天条件不足及缺乏宣传经验，《赤旗》未能改变战时日本舆论导向，但它的存在却从侧面论证了“战时日本媒体被害论”的荒谬。 机关报是由政党、政府机关或社会团体出版的用以宣传自己主张、路线、政策、方针，并以此影响社会舆论的报纸，其中由政党出版的机关报往往被称为党报。从历史发展看，日本的政党机关报可追溯至明治维新时期。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内各派势力对立，推动了政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政党政治利益的诉求和扩张促进了政论性报纸的发展，最终催生了政党机关报。但该时期日本政党机关报仍然处于初级形态，政党利用隶属本派别的机关报发表声明、宣传主张，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宣传工具，但政党不能通过经济、组织等手段对机关报的内容和方针作出刚性约束，即此时机关报还未能列入政党的组织和管理序列。 日本社会主义政党机关报在19 世纪末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基本完成后得到发展。1903年11月，社会主义团体“平民社”创办机关报《平民新闻》，这是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报纸。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日本国内阶级矛盾的加剧，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于1922年7月登上历史舞台。1928年2月1日，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创刊，由此确立了日共的宣传阵地。但由于当时日本国内政治生态渐趋法西斯化，舆论环境日渐恶化，作为母体的日共斗争经验和领导经验都有所欠缺，《赤旗》不仅未能掌握战时舆论话语权，更无力改变战时舆论的导向。尽管如此，在当时舆论生态严峻、战争狂热弥漫的社会状况下，《赤旗》能够旗帜鲜明地打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响亮口号，对日本军国主义提出反对和批判，实属难能可贵，这在日本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历史意义不容小觑。 目前，学界关于《赤旗》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现有成果仅仅停留在对该报历史的介绍层面，或就某单一事件对该报作观点性译介，或出版关于该报的资料汇编，缺少对其定性分析，更缺少其侵华战争观的考察，这无疑是一大遗憾。本文将以“九一八事变”为切入点，分析二战时期《赤旗》的国际认识及战争观。 一、《赤旗》的创刊及历史定位1922年7月15日，日共作为共产国际日本支部正式成立，此后便开始领导了一系列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日共党人逐渐认识到舆论宣传的重要性。为此，日共于1925年公开出版了一份报纸《无产者新闻》，但该报并非为日共机关报，加之当时严厉的言论统制政策，该报屡次被禁，因此它并没有完成其应有的历史使命。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机关报的创立被提上了日程，1928年2月1日，《赤旗》应运而生。 《赤旗》的创刊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生态决定了它在创刊之初就不得已处于“非法”状态。 从政治环境来看，20 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加剧了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天皇专制政府对一切反对势力进行了残酷镇压，日本进入了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日共就是在天皇制白色恐怖下建立的，是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无时不处在国内外矛盾的漩涡之中的产物”，这决定了日共不但难以获得“合法”地位，而且首当其冲成为被镇压的对象。仅在1922年至1935年间，日共就连续遭到日本政府六次大规模镇压，党员遭到逮捕和屠杀，组织被迫解散或遭破坏，活动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甚至一度陷入停顿。 从舆论生态来看，二战期间，日本效仿德国确立了“总力战”体制，试图将全部社会资源纳入国家体制之下，以强化社会资源对战争的服务功能，最终达到全民战争的目的。其中，包括报纸在内的传播媒介也被纳入其中，最终演变为国家宣传机器，走上了法西斯化的道路。日本政府在战时话语权构筑过程中，主要通过言论立法和机构建设来营造和构筑舆论生态，强化对媒体的控制和利用。其中，言论立法是日本政府为加强对报纸等新闻媒体的控制而寻找法律依据的手段;机构建设催生战时传播的管理主体，强化对传播过程的控制。 因此，在如此严峻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生态中，《赤旗》的创刊“既需要无所畏惧的勇气，也需要当机立断的果敢，更需要缜密的细心”，同时也决定了其“作为非合法报纸秘密印刷、发行”的生存模式。 对于《赤旗》的历史定位，《赤旗》创刊号在报头的显著位置，标注了“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纸”的字样，并刊发了由日共委员长渡边政之辅撰写的《创刊词》，明确了《赤旗》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的历史地位。 “日本共产党将通过持有《赤旗》的所有革命群众、贫农，向最广泛的群众宣传我党的革命政策。……我们的《赤旗》是诸君自己的机关报。因此，诸君的所有革命斗争都要更加迅速、敏锐地反映到该机关报上。我们的《赤旗》就是在无产阶级大军进攻中飘扬在前锋的军旗。” 对于《赤旗》的历史任务，《创刊词》明确指出，《赤旗》应作为日共和劳动群众之间的桥梁，发挥宣传阵地的作用，宣传日共政策、主张，推动日共“在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下，忠实、勇敢地完成对全体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进行指导和组织的任务”。创刊号的“编辑后记”中再次明确了《赤旗》的历史任务，即将其创办成为“一份具有指导性的报纸”，并将“党的活动的宝贵经验今后将反映在机关报上”，办成一份“名副其实的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从《赤旗》的栏目构成来看，由于该报政党机关报的历史定位，使得该报的编辑内容基本上均围绕着日共的政治诉求和政治斗争展开，而日共也对《赤旗》寄予了极高的厚望，希望《赤旗》“为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并赋予其高度的历史使命，即“作为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的《赤旗》是党活动的晴雨表”。《赤旗》同样也忠实地回应了日共的政治诉求——“向民众宣传日本共产党的政策，推动一切革命力量向日共集结，统一革命意志”，提升日共在日本大众中的影响力和存在感，“为实现日本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因此，日共的政治宣传、政策纲领、政治诉求共同构成了《赤旗》的主要版面。除此之外，从第4期开始，“为真实反映各地斗争成果，真正发挥中央机关报的本质作用”，该报设立专栏，不定期刊登日共地方组织的活动报道，信息来源大多是对地方组织发行刊物的转载。 综上所述，《赤旗》的创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宣告了日共机关报的成立，为日共构筑了一个宣传阵地，对日共初期的理论宣传、组织建设、工人运动的开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赤旗》的国际认识及“满蒙观”早在日共成立时，共产国际就要求日共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作为重要的任务。作为日共机关报，《赤旗》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方针。从版面设计看，从1931年复刊后发行的第34期开始，《赤旗》在报头显著位置标注了“国际共产党日本支部”的字样;从第36期开始则在每一版报眉处用日语和俄语标上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这表明日共加深了其国际身份的认同，扩大了国际斗争的视野。从内容构成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中国革命的主张频见报端。 首先，《赤旗》对国际局势极为关注，特别是对共产国际的活动、苏维埃革命、中国革命作了大量报道。该报充分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政策是试图发动反革命战争，包围、破坏苏维埃同盟，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资本主义恐怖统治”，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阵营的斗争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并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斗争。报纸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东亚反革命的主体，“日本帝国主义已在很长时间内对革命中国实施了武力镇压，对朝鲜、台湾地区的革命运动也发动了罄竹难书的迫害和屠杀”，同时还对“苏维埃同盟发动挑衅战争”，这些活动必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赤旗》一方面呼吁日本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苏维埃同盟、中国、印度革命”;另一方面将宣传“苏维埃同盟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光辉成就的国际意义、革命意义以及中国革命、朝鲜、台湾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及重要性”作为重要任务。 《赤旗》对中国革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早在“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爆发后，《赤旗》在对日本政府对日共的镇压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的同时，还指出“大规模镇压是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呼吁“反对企图侵略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在名古屋第三师团出征中国时向士兵开展反战宣传。日共领导下的《赤旗》的反战言论令日本政府头疼不已，司法大臣原嘉道甚至公开表示“不消灭日本共产党，必然会妨碍对华战争，也会对帝国军人的出征制造麻烦”。 此后，日本加速了在华侵略的步伐，《赤旗》对此给予了持续关注，特别是在1931年之后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呈现密集的趋势。1931年7月6日出版的第45期刊登了一幅题为《保卫中国革命》的漫画，并发文对蒋介石政权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蒋介石是“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强盗的走狗”。 “最近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接连遭到破坏，领导人连续落入敌手惨遭杀害，其中很多都是日本间谍活动的结果。中国革命的成功不但可以直接为朝鲜、台湾革命提供借鉴，也可以切断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只脚，引发日本革命。日本帝国主义对个中关系一清二楚，因此花费巨资秘密将数万陆海军士兵、间谍和浪人送往中国各地，让他们担任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指挥，让间谍到革命根据地搞破坏。最近，英、美、法等国的政府也开始参与其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群众处于全世界帝国主义贼寇的包围攻击之中。” 报道揭露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事实，同时还提出了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兵的要求，呼吁日本民众在国内开展斗争将“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社民党、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同流合污的大众党以及反对中国革命和朝鲜、台湾完全独立的无党派”统统消灭，并积极为中国红军提供武器，从而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发起声援。 其次，《赤旗》对日本的“满蒙政策”给予了揭露，并对中国东北地区局势进行了充分分析和把握。该报对当时日本政界、舆论界盛行的“满蒙生命线”论调进行了批判，认为该论调“表明日本帝国主义不把满蒙当作中国的一部分，而是将其作为日本的一部分”，从而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野心。该报对日本政府在“满蒙问题”上的一系列动向如满铁总裁和朝鲜总督的更迭、军队调配的动向等给予了关注，认为这一切都是日本试图“武力干涉苏维埃同盟和革命中国，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据”，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发动战争，首先占领满蒙是它的策略”，因此上述动向清楚地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走向对苏维埃同盟和革命中国进行武力干涉的道路”，由此断定“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反苏维埃同盟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提上了日程”。该报呼吁日本工农群众开展反战运动，“不出一分钱军费，不送一个人当兵，反对为三井、三菱、猪油等大金融资本家的利益而发动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工人和贫农要拒绝一切租税和血税(兵役)，不为帝国主义做任何事情，为从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全力奋斗”。 1931年5月，关东军导演了“万宝山事件”。《赤旗》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指出该事件的本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此离间中朝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动用一切手段灌输民族偏见，煽动对立斗争破坏革命统一战线”，进而在该地区“封杀苏维埃同盟、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的根据地”。据此，该报认为，包括“万宝山事件”在内的日本在“满洲”的一切行动都是为“满蒙殖民地化和武力干涉苏维埃同盟作准备”。因此，该报呼吁日本、中国和朝鲜的无产阶级必须“摒弃一切民族偏见的残渣”，依靠“革命阶级荣誉”作出“无产阶级判断”，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携手共同开展打倒日本帝国之一的革命斗争”。 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活动日益频繁，加剧了东北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赤旗》对此极为关注，反复提出了日本即将发动战争的警告。1931年8月30日出版的《赤旗》发表了关于“日韩合并”的专刊文章，对日本是如何一步步吞并朝鲜、开展殖民统治的事实进行了梳理，同时指出“日军企图消灭革命中国的攻击行为近年一直持续不断”，由此断言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活动就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开展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作准备，其最终目的是转嫁国内矛盾，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迫在眉睫”。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又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增兵中国东北，为发动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制造舆论。此时，主流报纸对“中村事件”进行了歪曲报道，并大力鼓吹“对支强硬论”，并敦促政府采取强硬措施维护日本在“满蒙”地区的权益。《赤旗》驳斥了上述报纸的论调，指出上述倾向性报道的目的是“制造口实，恫吓中国，迫使中方同意日本在中国内地(中苏边境)公然开展侦查(间谍)和军事测量，为侵略苏维埃战争作准备”。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 三、《赤旗》的侵华战争认识及反战报道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启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的主流报纸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高唱赞歌并进行辩护。由于当时消息来源不畅，发行周期较长，10月5日出版的《赤旗》才首次对“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进行了报道，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赤旗》的编辑力量是极为薄弱的。编辑力量的薄弱造成了编辑能力的欠缺，损坏了作为报纸生命力的新闻时效性，宣传效果也就难以避免地大打折扣。尽管如此，《赤旗》在日共的领导下对事件的真相进行了报道和揭露，“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中国革命”成为当时《赤旗》的主题和最响亮的口号。 《赤旗》对“九一八事变”的经过进行了梳理，指出事变爆发原因并非是日本政府所宣称的“中国士兵蓄意破坏南满铁路”，而是为了获得“新的销售市场和资源”，进而“占领整个满洲，以此直接武力干涉苏维埃同盟”，其本质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而发动的新的侵略战争”，故日本政府和上述主流报纸关于事变爆发原因的说法是“一派谎言”。 首先，该报旗帜鲜明地指出“九一八事变”的本质是“帝国主义战争”。报道揭露了“日本政府、陆军当局及一切资产阶级报纸”的阴谋，指出“九一八事变”是“为维护帝国在满蒙的权益所采取的最小限度的自卫”的说法不过是“赤裸裸的谎言”，而对于当时的主流报纸所宣称的事变是由中方“积极策划”的说法，《赤旗》也进行了反驳，称之为迎合帝国主义的“虚假宣传”。 其次，报道分析了日本发动事变的原因，称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新的销售市场、投资市场和资源”，而且是试图通过占领“满洲”达到“武力干涉苏维埃联盟”的目的，并列举了十条理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军的军事行动既非偶然，也非突然，而“实际上是经过精密策划而实行的”。该报在社论中明确了事变的性质是“帝国主义战争”，是“日本资产阶级为从前所未有的经济恐慌中摆脱出来，挽救其必然的没落而采取的有计划的战争”。 最后，报道对帝国主义战争蔓延的严峻形势提出了警告，称“屠杀世界无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战争绝非明日之事，已经在满洲地区发生”，因此应该奋起反抗。但对于反抗的形式，《赤旗》认为应该发挥日本共产党强有力的组织功能，“仅仅靠一张传单来反对满洲出兵、反对战争是不够的”，必需“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向每个工人、农民进行揭露，并巧妙地组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性群众行动”，进而颇有远见地指出“战争必将导致内乱”，最后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 10月20日，《赤旗》用两个版面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进展，并从国际局势出发分析了事变的原因、影响，进而提出了“保卫中国革命”的主张。该报道深刻剖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的原因：“日本军队占领满洲，从资本主义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并不合适，而且在外交上也不高明，因此就想出了‘建立满洲独立国’的法子。”报道也看到了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起的风起云涌的反日浪潮，称“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第一口号”是正确的，但不应局限于此，而应着眼于国际局势“将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从中国驱逐出去”。最后，报道号召日本工人、农民积极声援中国革命，并要求将活动落到实处，“要争分夺秒地开展罢工、街头示威、拒绝运送武器和军需品、立即释放政治犯等具体活动”。 《赤旗》对日军不断扩大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批判，称“满蒙事实上已处于日本军队的统治之下，而关东军司令部则成为事实上的满蒙统治中心”，从而揭露了日军所谓“有限自卫”的谎言。而对于“满洲国”，该报认为其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军事独裁下的‘独立政府’”，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如何加以粉饰，“独立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策划成立的，是驱逐张作霖、张学良等旧军阀后建立的新军阀‘独立政府’”，虽然其独立于国民党政权之外，但却“隶属于日本帝国主义，是榨取满蒙日、中、朝、蒙工人农民的政权”。 《赤旗》对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行为熟视无睹的态度表示了不满。该报指出，包括“九一八事变”在内的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所有活动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新的国际侵略行为，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对无产阶级发动的攻击”，其目的是“第一，帝国主义日本在形式上将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完全变为殖民地，以此对满蒙普通大众施以更加强力地榨取和压抑;第二，攻击苏维埃同盟、苏维埃中国、苏维埃蒙古;第三，对国内无产阶级运动以及工人阶级进行进一步镇压;第四，对世界工人运动发起挑战”。国际联盟对日采取纵容态度，“暴露了国际联盟的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对立”。而对于国际联盟后来作出要求日本撤军的决定，《赤旗》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在华活动侵犯了美、英、法等国利益，这些国家“通过国际联盟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牵制和压制”的结果。 面对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以及日本国内蔓延的战争热潮，《赤旗》相继发表了大量社论予以剖析，并反复提出反战主张。 第一，《赤旗》对事变爆发后各主流报纸支持战争的做法提出了批判，称“最近的资产阶级出版物——报纸、杂志、书籍全部大肆宣传煽动忠君爱国主义、排外主义。不仅出版物，广播、电影、讲演会等等凡统治阶级所拥有的所有机构都朝着同一方向发展”。该报列举了主流媒体的几条罪状： 第一，充斥着“日军勇敢的活动”、“天皇军队的威力”、“日军的正当行为”等虚假报道;第二，发动捐款、捐物等活动，煽动爱国主义、排外主义;第三，电影、戏剧等娱乐机构创作战争题材作品，鼓吹忠君爱国主义。该报进一步指出“前线的直接军事行动如果没有国内的精神援助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赤旗》认为这些宣传对战争的进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其最终目的是试图将“强盗战争正当化”。 第二，《赤旗》对反战过程中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首先，针对全国协议会青年部中央书记局发表的反战檄文中提出的“拒绝召集令”的做法，该报明确表示了反对，指出此举“至少在现阶段是错误的”，其理由如下： “排斥战争并非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口号。工人农民必须拿起武器，必须拥有向资产阶级地主射击的枪支，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斗争方法，摒弃消极的斗争方法。拿起武器，学会使用方法，向广大士兵群众宣传该将枪口对准谁，因此我们必须加入军队。拒绝召集令只会遭到逮捕、杀戮。上述的排斥战术与我党及共产国际、工会国际的方针是相违背的。” 对于那些应招入伍的士兵，《赤旗》要求日共党员加强组织建设，“以应招入伍士兵为中心建立一个组织”，同时加强与士兵的联系，“将工厂、农村的事情传达给他们，并从他们那里获知战场的情况”，因为“这种紧密的联系是将内地的阶级斗争渗透到军队内部的重要途径”。 其次，对于应征入伍踏上战场后的行为，《赤旗》也给出了相应的建议，要求勇敢作战，“虚无的行动和语言并非共产主义者应采取的态度，只有成为一个勇敢的、值得信任的人，才能获得士兵、群众的信任”，从而带领士兵整体加入赤卫军，与赤卫军携手反战。 从上述资料来看，《赤旗》是极力主张“应征入伍”的，因为不但可以避免杀戮的危险，还能掌握斗争的武器，并且能够将阶级斗争渗透到军队中。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符合当时日本国内局势的，但也应该看到其仍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和局限性，带领士兵整体加入赤卫军的目标也是不切实际的。 第三，《赤旗》对反战的具体做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首先，该报认为反战应该讲究策略，应针对不同的反战对象采取相应的反战宣传策略。对于“在满军队士兵”，该报认为应该发动他们首先争取粮食、服装、补贴等基本的生存物资，同时在军队内部开展反战斗争，进而要求“立即停止强盗战争，返回内地”;对于“内地军队”则要求“同在满部队的斗争结合起来开展斗争”，同时还针对退伍后的失业问题，要求士兵“同失业者同盟及失业工人协同斗争”。而对于当时日本国内兴起的“慰问活动”，该报认为其目的并非是关心前线军队的声明，而是“为了压抑在满士兵的不满，提高强盗战争的效率”，同时也是“试图煽动举国一致和排外主义的宣传”，因此应该“揭露其欺骗性、反动性”。 其次，该报认为在开展反战思想宣传的同时，还应开展具体的、有组织的群众性活动。特别是对于产业工人，《赤旗》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以工场职场、企业为中心”，特别是“军需品工业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反战比军队内部的反战更为重要。具体措施为：通过罢工、游行等方式，拒绝运送军队、军需品和军用飞机;通过罢工、怠工等方式，停止军需品工厂的生产;在军队内建设强有力的革命组织，将帝国主义军队改造为革命军队;在军队内开展阶级斗争。同时还要求通过这些措施不断强化工场企业的内部斗争，并“与农民斗争、军队斗争结合起来”。 纵观《赤旗》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我们可知：第一，报道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从国际局势及日本国内状况出发全面分析了事变爆发的原因;第二，报道虽然提出了一些反战措施，但缺乏可操作性，暴露出当时日共组织能力较弱的事实，这与当时日共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 四、余论始生之物，其形必丑。《赤旗》的“非合法”身份，其单一而不畅的发行渠道、有限的发行数量和读者层以及随时可能被查封的生存状况等因素使其宣传效果大打折扣。 从《赤旗》的发行渠道来看，由于其处于秘密印刷、发行的“非合法”状态，因此发行渠道比较单一，只能依靠党员之间的秘密传递。特别是在日本政府对日共发动的多次大规模清洗活动中，《赤旗》印刷设备遭到极大破坏，该报只能依靠手工刻板印刷，发行渠道也仅限于“复制、散发和转载”。甚至在发行渠道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候，如1929年8月上旬出版的《赤旗》第23期只能通过藏在鞋垫下或者混在工具里的方式发行。 从《赤旗》的发行周期来看，创刊号明确规定每月定期发行两期，并且在第2期上提出了发行日刊的目标。但由于《赤旗》的印刷设备和发行经费严重不足，尽管日共曾为此专门成立一个“党中央印刷所确立基金”，并在首期向党员募集2000日元经费，用来解决《赤旗》出版所面临的窘境，“以保障我党印刷所的安全”。即便如此，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该报的发行，“有时甚至连《赤旗》的印刷都无法满足”。再加上日本政府当局的阻挠和破坏，《赤旗》的发行周期并不固定，缺期发行的情况较多。此外，《赤旗》一直没有实现日刊的发行目标，即便是发行周期最为密集的时期，即从1932年4月8日出版的第69期开始，也只能保证5日发行。 从《赤旗》的发行量来看，受发行条件的限制，该报的发行量极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朝日新闻》等主流大报通过对侵略战争的趋同报道，大肆扩张发行量，如1931年《朝日新闻》的日均发行量为143万份，到1941年更是发展到了约350万份。而《赤旗》的发行量通常只有区区几百份，即使在发行量最高峰，其“发行量也只能达到7000份”瑒瑦，且版面常常缩减到4版甚至2版。 《赤旗》的上述不足使得该报在战时不仅未能掌握舆论话语权，更无力改变舆论导向。但是在当时极其严峻的言论统制环境以及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被煽动起来的社会状况下，《赤旗》能够提出反对和批判声音，实属难能可贵，其意义不容小觑。 第一，作为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的创立及发行不但构筑了一个宣传日共纲领、路线、政策的宣传阵地，还通过“非合法”状态下的报纸编辑发行锻炼了党员，培养了后备力量，积累了斗争经验，配合日共领导了一系列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极大地鼓舞了日本共产党人的斗志。 第二，《赤旗》对日本资产阶级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给予了声援。不但让包括日共党员在内的部分日本人民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真实意图和本质，也对当时日本国内舆论集体“转向”的状态进行了有力回击，这对战时存续的反战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赤旗》的反战言论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尽管当时日本媒体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劣，但其仍然具有一定生存空间，除了屈服、迎合之外，还有另外的选择，因而促使当时的主流报纸在战时体制下发生“转向”的原因并非完全取决于战时舆论统制政策，报社、报人的价值取向和职业素养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也就否定了“日本媒体被迫转向”这个命题，从而揭开了“日本媒体受害者”言论的荒谬，其“加害者”的角色是不容置疑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