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富田事变”带给毛泽东和全党的教益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的发言时说：“我是犯过错误的。……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1] “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指的就是他所主持的总前委对军内“大打AB团”失控之责，以及根据错误的证据信息派李韶九去富田缉拿“AB团分子”，从而诱发“富田事变”的往事——如果再作延伸，还应该包括他和总前委其他成员们，在事变爆发后激愤心情驱使下，使用过份激烈的语言给对方奉上的“反革命”、“AB团取消派”、“反革命暴动”的大帽子！虽然这从情理上来说很难作出过份的苛责，但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和领导团队来说，从消除对立化解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领导艺术的角度来说，那还是非常值得深刻检点、反思与总结的！ 此后，毛泽东本人也遭到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打击，再次遭受挫折，跌入人生低谷。他自己也在曲折中不断地反思总结，解剖自已，汲取经验教训，从而使自己在革命历程中越来越成熟起来。 在长征中再次经历“张国焘闹分裂”的“最黑暗的时期”时，毛泽东就表现出能够忍辱负重和委曲求全，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越来越善于团结同志，特别是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而且被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即或是在面对张国焘另立中央，扯出分裂的旗帜后，仍然保持冷静节制的态度。对张国焘的作为进行批评批判，也仅限于“中央委员”的范围之内。甚至表示对张国焘在“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马上受我们指挥”[2]。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为对外保持团结一致，中共中央到达陕后北后也没有对外使用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对外称“西北军委”），以避免对外造成“两个中央”并立的影响，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大多数，赢得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革命力量的衷心拥戴，使革命事业避免了更多的曲折和挫折，最后从胜利走向了胜利！ 是人都会犯错误，共产党人是人，当然也会犯错误。而且，因为共产党人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许多没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犯错误出问题的概率还会更高！——就没有不犯错误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当然也不能例其外！更何况，即或在其他政治团队看来不成其为错误的错误，在共产党人严格的团队组织和纪律下，那就是错误！而且他们这个团队还要求从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上来作剖析和检点！ 毛泽东本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一次讲话中也深刻阐明了这个观点——还以他自己犯过的错误为例： 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注：指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 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教条主义，一个经验主义。这个决议上说我曾受了多少次的打击，我说要勾掉。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把它勾掉好，不必写这些。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篇文章，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3]。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又如最近写决议案，写过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叫叶青[4]，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个主义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这我不赞成。好像我这里没有，他那里倒有很多马列主义，甚至都在他那里。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点。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整个宇宙不晓得经过多少万万年，现在比过去是进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动物，出了人类。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5] 在“七大”上作结论时，毛泽东更具体地谈到了当年红一方面军内的“大打AB团”： 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么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〇年一二月就打AB团[6]，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7] 在“延安整风”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的高度上，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肃反扩大化”进行了深入清算，“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成为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之既定方针和政策，“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蔚然成了时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延安作风”，在全党达成高度共识。甚至连蒋介石都为之称羡与赞叹： ——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共匪训练最大的成功，大家不可不切实注意[8] ——共匪的干部没有其他的长处，他们教育的程度实在多不如我们；但是他们特别提倡研究好学的习惯，进到一个新的环境，遭遇一种新的情况，他们就一定要反覆的检讨，深切的学习，务求其彻底的了解；而且他们对于一切工作业务，环境对象，都用科学的方法，不断的分析研究；每一个问题他们都要求得具体的解答，如果得不到解答，就要反覆的讨论，继续的钻研，总要获得一个结论。他们这样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就是他们能够获得实事求是的功效。[9] 关于肉刑和刑讯逼供问题，毛泽东1947年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予以了更深入的批判： 关于打人问题，共产党在原则上主张废止肉刑，这个原则曾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封建的口号，无产阶级应该接受这份遗产。一九二九年，我在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就已提出废止肉刑，但以后还发生过使用肉刑的现象。到了延安，还是没有完全废止肉刑，这表示共产党没有本领，只能依靠封建的办法。现在必须重申，共产党绝不要提倡打人，绝不要组织打人，这是一条原则。[10] 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成长成熟了，毛泽东思想也发生发展成为党的理论指导体系了，革命胜利也就可望也可及了！ “富田事变”对全党的教益作用，实际上跟党的历史上一系列非组织活动乃至对党采取“组织对抗”制造分裂的行为相类——最极端的是张国焘要“用枪杆子来审查党的路线”，对全党起着同样的警示作用！党不是一个小布尔乔亚俱乐部，来去随心，言行不拘，率性好恶，快意恩仇，党是一个信守共同信仰且组织严密的革命团队，党的成员必须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党内分歧只应通过积极地思想斗争而不是非组织活动的方式来解决——尤其不能跟党搞“组织对抗”！党的统一党的团结容不得任何非组织活动的挑战。哪怕你觉得你再有道理，你也只能通过组织程序表达意见去影响上级组织，而不能逾越“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行为界限！ 简而言之，用组织对立的方式与党对抗，实际上就把自己置于了党的对立面！从而使自己游走在敌对力量与自己团队之间的“敏感高危地带”，其行为一则不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所容，二则极易为敌人所利用，得不到群众也保不住自己，最后大概率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所以有老人总结了一句话：宁犯政治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 ——从某种意义而言，这还真是一句至理名言。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部分领导人之间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上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且因双方组织指导和隶属关系上的权责不清，从而产生矛盾甚至走向对立——酿成了“富田事变”，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次党内分裂。因这个历史时期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纪律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谨性，还远没有后来“延安整风”达成全党团结之后那么清晰明确。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富田事变”也是共产党人在成长成熟之路上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这个代价，太沉重了！ 注释 [1]《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2]《毛泽东在1936年5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转摘自《张闻天传》第36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当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还仅限于党内军内的宣传和——张国焘还没敢将另立中央的事情告知红二、六军团首长，并没有象“富田事变”当事方一样到处对外发宣言贴公告，把党内矛盾直接公开暴露于世人和敌人面前。 [3]这里可能是指一九二七年三月至四月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最早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个观点。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受商人剥削非常厉害，不得不消极的自卫．看这个趋势，农村将完全退缩到自足经济时代，除盐以外，农村将抵制一切商品进乡，同时又将尽量阻止在产品进城，如现在把谷米阻得天死地煞一样。”后来作者修正了这个观点。（原编者注） [4]叶青，又名任卓宣（1896～1990），四川南充人。一九二三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被捕后叛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5]《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第15页，中共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6]此处“一二月”应为“十二月”，红一方面军开始在军内“大打AB团”应为1930年11～12月间。 [7]《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5～第216页，中共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8]《军事训练之方针和要旨》，中华民国37年1月13日在军事训练会议讲。 [9]《革命·实践·研究三个名词的意义和我们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华民国38年10月16日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讲。 [10]《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12月25日、28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4卷（1947年）》第5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