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钟建民同志（笔名：钟之说）回应拙文而作的《什么是“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公有制”？》与《认识公有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两篇大作，深受启发，亦感慨良多。首先，我必须向钟同志致以敬意。在当前这个理论斗争异常复杂、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时代，能够将“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的基石问题重新置于聚光灯下，并尝试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去辨析其真伪，这种努力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钟同志认同我对“国有制”不等于“公有制”的批判性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构建新的理论解释，这表明我们共同面对着一个时代课题：在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胜利和惨痛挫折之后，如何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为未来的革命斗争指明一条真正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 钟同志的文章，以其鲜明的语言和澎湃的热情，试图斩断附着在“公有制”概念上的“产权”枷锁，提出以“劳动所有权”为核心，以“谁劳动、谁经营、谁受益”为原则的“劳动人民公有制”方案。这一方案充满了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也表达了对官僚主义和资本异化的强烈愤慨。然而，在我看来，钟同志的理论框架虽然出发点是革命的，但其使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却在根本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尤其是在最核心的国家与阶级问题上，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迷雾。其所开出的“药方”，非但不能引领我们走向一个“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公有制”，反而可能将我们引向已被历史证明为错误的工团主义或合作社主义的歧路。 思想的交锋是推动真理前进的动力。本着对革命理论负责、对同志负责的态度，我将在此系统性地阐述我的观点，对钟同志的核心论点进行批判性分析。我将论证，我们今天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要用一个抽象的“劳动人民所有”去代替“国有”，也不是要发明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所有权”概念，而是必须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教诲：紧紧抓住国家的阶级性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纲，用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理论，去辨析所有制的真实内涵，去捍卫和发展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公有制。 本文将围绕以下四个核心问题展开： 一、政权的决定性问题：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公有制”都必然是虚伪的。 二、“劳动所有权”批判：一个在理论上混淆、在实践上有害的非马克思主义概念。 三、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典误读：如何正确理解共产主义的“个人所有”。 四、从“工分制”到工团主义的危险：为什么企业自治不是社会主义的方向。 一、政权的决定性问题：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公有制”都必然是虚伪的 我最初提出要严格辨析“国有制”与“公有制”，其现实语境是清晰的：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在早已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国家机器的阶级属性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当无产阶级政权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篡夺，国家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沦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时，其名下的“国有企业”便不再具有任何“公有”的性质。它成了这个新型资产阶级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全国劳动人民的经济基础。在此时此刻，谁若再将这种“国有制”等同于“公有制”，谁就是在为这个反动的政权涂脂抹粉，就是在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这便是我所言“修正主义用以掩盖其背叛、偷换社会主义内核的意识形态迷雾”的本意。 然而，钟同志在认同这一现象批判的同时，却在理论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似乎认为，“国有制”这个形式本身就有原罪，是认识公有制的“最大问题”的根源。他试图将“国家”与“劳动人民”抽象地对立起来，仿佛存在着一种可以脱离国家形式的、更纯粹的“劳动人民公有制”。这就从一个正确的现实批判，滑向了一个错误的、超阶级的理论抽象。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石告诉我们，国家从来不是一个中立的、悬浮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反复强调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因此，我们讨论任何一种“国有制”，都绝对不能脱离对这个“国”的阶级定性。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国家是无产阶级用以镇压资产阶级反抗、领导全体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斗司令部。在这样的国家里，“国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的最高、最主要、最典型的实现形式。 为什么？因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是一个由无数环节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它早已超越了单个工厂、单个地区的界限。要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进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协调发展，以满足全体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就必须有一个能够代表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中央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通过国有制，无产阶级国家才能将国民经济的命脉——大型工业、交通运输、金融体系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如重点工程建设、国防巩固、基础科研等），才能调节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才能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离开无产阶级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会瓦解，陷入各个生产单位追逐自身利益的无政府状态，最终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大门。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我们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领导这个专政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它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它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它的任务，还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段话清晰地指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根本职能。国有经济，正是无产阶级国家履行这一职能的物质基础。 钟同志似乎将前苏联和当今中国的教训，错误地归结为“国有制”本身的失败。这是一个颠倒因果的结论。苏联的悲剧，不是因为搞了“国有制”，而在于苏共党内出现了一个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特权阶层、一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当这个“国”的阶级性质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称之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或“法西斯专政”）时，原来作为全民所有制外壳的“国有制”，其内容也就随之腐烂变质了。形式未变，但灵魂已死。苏联的“国有企业”，从那一刻起，就变成了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集体所有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因此，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国有”的形式，而在于政权。毛主席用他晚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向我们揭示了这个最深刻的真理：所有制问题，在形式上解决了以后，并没有万事大吉，资产阶级还会通过其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把失去的生产资料再夺回去。他们夺取生产资料的方式，首先是夺取领导权，是“和平演变”。所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面临的更长期、更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保卫这个红色的政权，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钟同志的文章，恰恰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权”这个核心问题，他试图绕过这个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去设计一个在经济层面就能自我完善、自我保障的“劳动人民公有制”。这在客观上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任务，把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降格为了一个次要的经济管理形式问题。这是其整个理论体系错误的总根源。 二、“劳动所有权”批判：一个在理论上混淆、在实践上有害的非马克思主义概念 在回避了国家阶级性的基础上，钟同志构建了他的理论核心——“劳动所有权”。他宣称：“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上是劳动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并认为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资产所有权”的本质特征。他反复强调“谁劳动谁经营”、“谁劳动谁受益”的“劳权”原则，试图以此来定义“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公有制”。 这是一个极具迷惑性的提法，因为它看似站在了劳动者的立场。但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来仔细剖析，就会发现，“劳动所有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悖的伪概念。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有权”特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全部人类历史的演进，社会形态的更迭，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包括奴隶本身），还是地主占有土地，亦或是资本家占有工厂、机器，这决定了社会的根本性质。马克思的《资本论》，其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所批判的，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带来的一切罪恶。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就是“消灭私有制”。 钟同志创造的“劳动所有权”，却将“所有权”这个严格规定了人与物（生产资料）之间关系的科学范畴，滥用到了“劳动”这个人的主体活动之上。劳动是人类通过消耗体力和脑力来改造自然界的过程，而劳动力则是劳动者所拥有并可以在市场上出卖的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自己和社会而劳动。在这里，“劳动”是一种状态，一种过程，一种权利和义务，但它本身不是一个可以被“所有”的客体。 将“劳动”与“资产”并列，提出与“资产所有权”相对的“劳动所有权”，这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它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关系基石这一根本原理。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劳动者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参与管理生产过程的权利和按照劳动贡献获得消费品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公有制的结果，而不是公有制的本质。钟同志恰恰本末倒置，用结果去定义本质，从而在理论的起点就迷失了方向。 第二，“劳动所有权”的提法，具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和蒲鲁东主义色彩。 钟同志的理论，让我想起了马克思当年与之激烈斗争过的蒲鲁东。蒲鲁东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它不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和夺取国家政权，而是幻想通过建立“人民银行”、组织生产者合作社等方式，来实现一种“公平”的交换，让每个劳动者都能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蒲鲁东的名言是“所有权就是盗窃”，但他反对的只是大私有制，他想保留的恰恰是小私有者的“占有权”。 钟同志的“劳动所有权”理论，虽然言辞激烈，但其内在逻辑与蒲鲁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关注的焦点，不是生产资料这个社会财富的源泉归谁所有、由哪个阶级的国家来掌控，而是劳动者个体或小团体如何实现对自己劳动的“所有”。这种思维方式，是典型的小生产者视角，而不是无产阶级视角。无产阶级作为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最先进的阶级，它要求的不是保留对自己那一份“劳动”的“所有权”，而是要作为一个整体，去占有和支配全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 “劳动所有权”的论调，必然会把人们的视线从宏观的、决定性的阶级斗争和政权问题，引向微观的、局部的企业内部管理和分配问题。仿佛只要在每个企业内部搞好了“谁劳动谁管理”、“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就能实现。这是一种致命的幻想。它看不到，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政权的强力保障，没有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任何一个“模范企业”都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孤岛，迟早会被资本主义的外部环境所侵蚀和吞噬。 第三，“劳动所有权”在实践中必然导向对按劳分配原则的庸俗化理解。 钟同志用生产队的“工分制”来作为他“劳动所有权”的典范。他认为，“工分制”完美体现了“按照劳动者（社员）投入的劳动量进行个人收入分配”。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甚至是庸俗化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原则，“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什么？因为它默认了劳动者之间天然存在的劳动能力的差异，用同一尺度（劳动）去衡量不同的人，实际上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绝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反复强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同这种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法权作斗争，防止它固化、扩大，最终导致两极分化和新资产阶级的产生。 而钟同志的“劳动所有权”理论，恰恰是把这种暂时的、需要被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当作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加以颂扬和绝对化。他眼中的“公有制”，似乎就是一个能更精确地计算和回报每个人的“劳动投入”的会计系统。这完全丢掉了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革命性、过渡性和斗争性，把它变成了一个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公平”交易所。这种思想，与刘少奇的“物质刺激”论、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哲学基础上是一脉相承的。 三、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典误读：如何正确理解共产主义的“个人所有” 为了给他的“劳动所有权”理论寻找经典依据，钟同志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那段著名的关于“否定的否定”的论述。马克思写道：“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钟同志由此得出结论：“这里的个人所有制，就是生产劳动的个人所有制。”这可以说是对马克思原意的一场灾难性的曲解。这种曲解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一百多年前，杜林之流就用类似的伎俩来歪曲马克思主义，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对其进行了毁灭性的批驳。钟同志不幸地是，在不知不觉中拾起了杜林的幽灵。 我们必须澄清，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到底是什么意思。 首先，它绝不是指对生产资料的任何形式的个人所有或私人占有。马克思在这句话里说得清清楚楚，这个新的“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对土地及……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的。这是一个绝对的大前提！既然生产资料已经“共同占有”（即公有）了，怎么可能又“重新建立”对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呢？那岂不是自相矛盾，等于说要重建小私有制？马克思紧接着就排除了这种可能，他说“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 那么，这个“个人所有制”到底指什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解释得极为透彻。它指的是对个人生活消费资料的所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生产资料由社会共同占有，人们联合劳动。在扣除了社会公共积累、公共消费等部分之后，剩下的消费品按照劳动（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按需）分配给每个社会成员，供他们个人和家庭使用。这些消费品，如衣食住行、文化用品等，是真正属于“个人所有”的。 这与之前的两种“个人所有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自身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小私有制：这是小生产者（农民、手工业者）的私有制。它被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否定”所摧毁。 资本主义私有制：它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劳动者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 共产主义的个人所有制：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劳动者作为社会的主人，在摆脱了剥削之后，堂堂正正地占有和享用自己参与创造的、用于个人消费的财富。 所以，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对劳动者在摆脱剥削后的解放地位的辉煌描述，它描绘的是一个物质和精神都极大自由的未来。而钟同志却把它矮化、曲解为对“劳动”这个活动本身的“所有”，并以此来论证他的“劳动所有权”，这在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思想上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他没有看到，马克思所展望的，是劳动者在公有制基础上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恰恰是超越了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那种斤斤计较的“所有权”关系的。 四、从“工分制”到工团主义的危险：为什么企业自治不是社会主义的方向 如果说钟同志的理论错误在实践中会导向何方，那么答案就是：工团主义或合作社主义。 他以河南南街村和过去的生产队“工分制”为理想模型，并提炼出“补偿消耗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分配模式。他认为，只要在国有企业也建立这种模式，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种思路的危险性在于，它把单个企业的利益置于了无产阶级整体利益之上，用小团体所有制的逻辑，去消解全民所有制的原则。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按照钟同志的方案，全国所有企业都变成了独立的、自负盈亏的、追求“余下都是自己的”最大化的经济实体，那将会发生什么？ 计划经济的瓦解与市场竞争的复活：为了让“余下的”更多，各个企业必然会在原料采购、产品销售、技术引进等各个环节展开激烈的竞争。利润，而不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统一计划，将再次成为生产的指挥棒。富裕的企业会想方设法吞并亏损的企业，优势部门会虹吸落后部门的人才和资源。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吗？ 工人阶级的分裂：在这种企业间的竞争中，不同企业、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的利益将不再一致，甚至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垄断性行业（如能源、金融）的工人可能会获得较高的收入，而竞争性行业、基础性行业的工人工资则可能被压得很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将被瓦解，分裂成无数个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这正中资产阶级“分而治之”的下怀。 无产阶级国家被架空：当国家的主要经济职能只剩下“收税”（“交够国家的”）时，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权和调控能力就被大大削弱了。国家将无法集中力量进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长远战略投资，也无法有效地调节地区差异和贫富分化。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将被掏空。 这条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有着血的教训的。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搞的“工人自治”，就是典型的工团主义。它把企业交给“工人委员会”管理，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其结果是：经济陷入混乱，失业率高涨，贫富差距悬殊，最终国家分裂，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我们强调的是全国一盘棋，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在企业管理上，毛主席亲自批示并推广的“鞍钢宪法”，其核心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并强调党委领导、政治挂帅、群众路线。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管理企业的路线。“鞍钢宪法”的核心，是把企业看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个战斗堡垒，其首要任务是执行党的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而不仅仅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单位。它强调的是用无产阶级政治去统帅经济，而不是反过来。 钟同志所推崇的模式，恰恰是“鞍钢宪法”所批判的“马钢宪法”（苏联的一长制、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的变种。它虽然披上了“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外衣，但其内核依然是物质刺激和企业本位主义，这在实践中必然会瓦解社会主义的根基。 结论：通往真正公有制的唯一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行文至此，可以对这场商榷做一个总结了。 钟建民同志和我，都渴望找到一条通往“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公有制”的道路。但在“路在何方”这个问题上，我们产生了根本的分歧。钟同志试图绕开政治、绕开国家、绕开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部通过改造所有权的实现形式（用“劳动所有权”代替“资产所有权”），来构建一个理想的公有制。这是一条改良主义的、空想的、最终必然失败的道路。 而马列毛主义为我们指明的，是一条革命的、科学的、唯一可行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什么是“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公有制”？它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建成的经济模型，而是一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反复进行殊死搏斗的动态过程。它的实质是： 政治上的保证：必须建立并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的领导权，首先体现在对国家机器的牢牢掌控。离开了这一点，任何经济权利都将是沙上之塔。 经济上的基础：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有制）为主体，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并正确处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关系。 思想上的统帅：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教育人民，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新人。 实践中的斗争：必须时刻警惕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阶级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民主形式，自下而上地揭露和清洗党和国家机关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对“如何实现一个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公有制”这个时代课题最深刻、最伟大的回答。它雄辩地证明了，所有制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权问题，是一个由哪个阶级来领导、走哪条道路的问题。只有通过亿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去监督和改造上层建筑，才能确保生产资料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名义上公有、实际上被一小撮官僚特权阶层所私有。 今天，我们重提“公有制”问题，绝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的宝贵遗产。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全面复辟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去幻想某种“公有制”的经济改良方案，而是要重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重新夺取国家政权。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在更高、更巩固的基础上，去建设和发展一个真正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有制。 希望我的这篇回应，能够促使钟建民同志以及更多关心中国和世界前途的同志们，重新回到马列毛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让我们抛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牢牢把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为埋葬一切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而共同奋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