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伦坡到加德满都：四场大火，一场跨国的青年危机 这不是革命，这是绝望；这里没有胜利者，只有循环的崩塌。 2025年9月9日，尼泊尔的年轻人用燃烧瓶和鲜血涂写标语，将议会大厦变为废墟，抗议者对着街头挥舞国旗、焚烧轮胎成为媒体的主要镜头。今天在尼泊尔国内媒体上，青年们自发上街清理街头废墟和打扫街道成为头条新闻，并且已经开始与军方谈判讨论新政府的人选。当然，同时，被焚毁的普拉昌达女儿住宅中发现的一名27岁的身亡青年的遗体和死亡原因也是一条头条新闻。
9月11日尼泊尔青年在清扫街头废墟 从科伦坡（2022）到达卡（2024），从雅加达（2025）到加德满都（2025），一场以南亚为版图的“neo-protest国际主义”正在蔓延——它们共享相似的口号：反精英、反腐败、反传统政治；却也陷入相似的困局：军人持枪站在议会焦骸前，总统乘直升机逃亡，年轻人用校服擦拭催泪瓦斯与血迹——这些意象拼凑出南亚民主的讽刺画。从经济崩塌到政治震荡，南亚挣扎在烧不尽的枷锁之中。 2022年斯里兰卡经济崩溃引发“人民抗争运动aragalaya”推翻总统拉贾帕克萨；2024年孟加拉学生反配额制起义逼走执政15年的谢赫·哈西娜；2025年印尼与尼泊尔几乎同步爆发青年骚乱——前者反对议员特权和腐败，后者因社交媒体禁令点燃，导致总理奥利辞职、军方接管。 这些运动表面诉求各异，内核却惊人一致：对世袭政治精英的憎恶、对经济附庸的绝望、对虚假民主的幻灭。南亚的Z世代用手机连接全球，却困于本地枷锁：尼泊尔40%青年失业，孟加拉60%大学毕业生无稳定工作，斯里兰卡通胀一度飙升至70%。……他们选择焚烧议会大厦而非将轻飘飘的选票证投入投票箱，因后者早已被视作“不变的戏台”。
9月9日加德满都街头 这些抗议的核心参与者多为 18-35 岁群体，其中既有大学生，也有毕业即失业的 “新穷人”—— 他们接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却无法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匹配岗位；他们熟悉互联网，能快速串联起跨地域的抗议网络，却对传统政治组织失去信任。正如研究机构在《南亚政治不稳定报告》中指出的：“这代青年既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也未从旧政党的承诺中获得安全感，他们的抗议不是‘反体制’的激进革命，而是‘求生存’的被动反抗。”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积累矛盾下的“发展幻象”破灭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南亚地区的动荡本质是“依附性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南亚国家多是在二战结束后才逐步独立的，但仍然在经济与政治上受到域内外大国的严重影响。 选择 “进口替代” 发展模式，依赖外部资本，如国际援助、跨国公司投资推动工业化，却未建立起自主的产业体系；而且国内旧生产关系和地主土地所有制残余严重，政治特权与经济霸权紧密联系。这导致财富持续外流，本地资本无法形成，青年上升通道闭合。 最终，本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层往往也成为跨国资本代理，而非民族经济发展推动者。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痛斥：“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空洞无比，他们无非是想取代殖民者位置。”南亚正是如此——独立半世纪后，买办资本与地缘霸权（尤其印度）结成“内部殖民”同盟，用债务、水源、贸易条约捆绑诸国。 以斯里兰卡为例，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与侨汇，经济抗衡能力脆弱到如履薄冰。2010 年后，政府过度依赖外债发展基础设施，将外汇储备大量投入非生产性项目（如国际机场、港口），导致 2022 年外债占 GDP 比重超过 60%，而制造业占比仅为 15%，无法创造足够就业岗位。这种“负债式发展”在全球加息、大宗商品涨价的冲击下迅速崩塌，最终转化为民生危机 —— 青年失业率在危机期间飙升至 28%，远超全球平均水平。2022年盛夏，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街头首次响起大规模抗议声浪。当青年群体冲破警戒线涌向总统府时，斯里兰卡卢比崩溃，外汇储备耗尽、燃油短缺导致全国性停电，百姓手中攥着的是通胀率飙升至60% 后无法饱腹的票证。但是，这场以 “推翻经济破产政权”为起点的运动，并未随旧执政者的离场而终结。 孟加拉国的情况更为典型：作为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经济高度依赖纺织业（占出口额 80%），但该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低、工资水平低，且受全球供应链波动影响极大。2023-2024 年，全球服装需求下降导致孟加拉国 200 多家纺织厂倒闭，30 万青年失业，其中 80%为18-25岁工人，在职工人日薪不足4美元，孟加拉纺织厂主与军方勾结镇压劳工罢工。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底层群体（尤其是青年）成为最先被抛弃的对象。当数千青年考试争取一个基层公务员职位时，哈西娜政府恢复“公务员配额制”的政策成为了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学生与青年的抗议诉求从学费上涨延伸至就业保障，最终直接反对哈西娜政府的国策，高喊“逃离印度操控”。 尼泊尔的危机源于其畸形的经济结构。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印度，印度资本家控制了尼泊尔约80%的工业和贸易。这种依赖关系形成了典型的核心——边缘依附结构，使尼泊尔成为印度工业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数据显示，尼泊尔对印度出口的90%以上是低附加值的初级商品，而从印度进口的70%以上是高附加值的工业品。这种不平等交换关系使尼泊尔无法完成原始资本积累，本地工业发展受阻，就业机会匮乏，大量青年被迫外出打工或加入外国军队服役。尼泊尔3000多万人口目前有10%的人口，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长期漂泊海外打工，外侨寄回的外汇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30%以上，几十年来该比例一直增长。
近年来，尼泊尔出现了所谓复辟君主制度的热潮也是这种危机的反应，并曾在今年废黜君主回国时引发大规模支持示威。但事实上尼泊尔医疗大亨杜尔加·普拉赛一边炒作“爱国君主制”，一边则垄断私立医院盘剥患者。 旧政党权威的 “合法性危机” 与民粹主义滋生 传统政党长期依赖“利益输送”与“身份动员”维持支持，既非真正的阶级动员，也缺乏理想与责任感；所谓民主制已沦为“选票轮换游戏”。如，尼泊尔2008年废除君主制后，尼共（联）、尼共（毛）、大会党轮流执政，每任总理平均在位1.5年，唯一共识是瓜分权力；南亚孟加拉人盟与民族主义党互斥对方为“叛国者”，却皆由世袭家族领导；斯里兰卡拉贾帕克萨王朝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包裹裙带资本主义，他们不仅未能而且也无心构建起基于公共利益“共识性霸权”。当经济危机和经济停滞打破“发展承诺”时，老政党的权威如冰雪雕塑般在怒火前土崩瓦解。
葛兰西曾说过：“旧秩序危机在于被统治者不再相信旧世界观。”这导致传统政党失去合法性（legitimacy）而在政治上破产。南亚青年正是如此，他们认为这些政党无非是“换标签的寡头”，转而用“非政治”口号——反一切政党——表达愤怒。与传统民粹主义不同，南亚青年的民粹情绪不依附于特定领袖，而是表现为 “对所有政党的不信任”。 尼泊尔2025年抗议中，青年打出“所有政客都是小偷”的标语，喊出“奥利——普拉昌达——德乌巴下台”的口号，拒绝与任何政党合作；无论这些政客昔日曾经也是“坐牢就是学习，民主就是抗争”的学生领袖，还是红旗围城、口衔“服务工农”的书记政委。 斯里兰卡2022年抗议中，原本支持执政党的中产青年转向抗议阵营，原因是 “政府连基本的燃油供应都无法保障，谈何民族复兴”；孟加拉国 2024 年抗议中，青年对传统政党的评价是“他们只关心权力，不关心我们的饭碗”。但是，这种权威真空并未催生有序的政治替代力量，反而为 “反意识形态” 的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 讽刺的是，抗议运动本身也陷入“无组织性陷阱”。斯里兰卡青年运动明确提出 “拒绝政党接管抗议”，坚持 “自组织、自行动”，Aragalaya运动拒绝推举领袖，结果总统倒台后，新政客韦克瑞梅辛赫用《反恐法》逮捕抗议者，经济技术官僚只能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紧缩指令；孟加拉学生起义后，诺贝尔奖得主尤努斯被推为临时领袖，却无力遏制军方与伊斯兰势力渗入真空，而且哈西娜政治力量残余仍然能兴风作浪，反而部分群众面对一年来的乱象开始思念“前朝”；尼泊尔“我们的尼泊尔（Hami Nepal）”组织强调学生和平示威，但流氓无产者们暴力劫掠纵火，劫持运动走向混乱失焦。 当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法完成民主革命与经济发展的任务时，青年群体便会成为 “运动的先锋队”，但由于缺乏先进理论指导，缺乏统一领导，缺乏统一纲领，抗议者内部阶层分裂：1）理想主义者：大学生、工会成员，有明确政经诉求（如反贪腐、求就业），非暴力但无力控制局势；2）机会主义者：城乡边缘青年，受网络潮流驱动参与，易被煽动暴力；3）流氓无产者：热衷纵火劫掠，不要谈判只要毁灭，常绑架运动议程。这种分裂让运动注定短命——只能沦为间歇性发泄式骚乱。因此，抗议往往停留在 “破坏旧秩序”，却无法 “建立新秩序”，最终陷入“动荡—镇压—再动荡” 的循环。 南亚青年砸碎旧国家机器，却未能建造新机器，反而结果很可能还是由军队、寡头、外国资本填补权力空白。 社会矛盾：身份歧视与暴力镇压的 “恶性循环” 激进左翼理论家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指出，殖民遗产会导致后殖民国家的“内部压迫”—— 少数群体（如宗教少数派、少数民族）成为社会矛盾的替罪羊。非洲的卢旺达族群冲突的血流成河令世人惊诧。而在南亚抗议中也不鲜见：斯里兰卡危机期间，部分僧伽罗族青年将矛头指向穆斯林群体，认为“穆斯林商人囤积物资导致通胀”。孟加拉国抗议中，少数族裔青年更易遭受警方暴力镇压，2024 年的数据显示，少数族裔青年在抗议被捕者中占比达 40%，远超其人口占比（15%）。而对于女性与多元少数群体的歧视与压迫更是南亚诸多宗教保守主义最爱操弄愚民的手段之一。 这种“身份歧视”与“暴力镇压”相互强化：政府为转移经济危机压力，默许甚至煽动对少数群体的排斥；而少数群体青年因遭受不公待遇，更倾向于通过激进抗议表达诉求，甚至可能导向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进而引发更严厉的镇压。 正如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落后国家，会将内部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或“身份冲突”，以维持统治稳定。南亚地区的现状正是这一论断的当代印证 —— 当经济矛盾无法通过改革解决时，统治阶层便会利用身份政治分裂削弱抗议力量，导致社会进一步撕裂。 历史上群众运动镜鉴：相似的起点，不同的轨迹 会有不少人将当前南亚青年抗议与2010年中东北非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比较，他们共享相似的触发条件：经济困境导致高失业、贫富分化，青年群体网络动员（从互联网到移动终端）、最终旧政权合法性流失。但两者的发展轨迹存在显著差异： “阿拉伯之春”初期带有明确的“政治民主化”诉求，如推翻威权政权、建立民选政府； 南亚青年抗议更聚焦“民生议题”，如就业、通胀、公共服务，对“民主制度”本身缺乏明确追求——斯里兰卡2022年政权更替后举行议会选举，但投票率降至 50% 以下，青年群体普遍认为 “换政党不如换政策”。 外部影响不同：“阿拉伯之春” 受到外部势力（如西方干预、地区大国博弈）的强烈影响，导致部分国家陷入内战（如叙利亚）；南亚抗议多为 “内生性运动”，外部干预较少，但也因缺乏外部支持（如国际援助、技术合作），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改革力量。 “阿拉伯之春”后部分国家实现政权更迭，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等政治强人退出历史舞台，但其经济与社会危机远未缓解，甚至长期陷入内战、恐怖主义与政治冲突的困境中。
南亚诸国抗议同样导致政权更迭，但新政府仍面临“换汤不换药”的困境；斯里兰卡新政府继续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紧缩政策，2023 年斯里兰卡新政府上台后，迄今青年就业率与贫困没有明显改善；青年失业率仍高达 25%，通胀率虽下降至 10%，但民生改善缓慢，2024 年再屡屡爆发小规模抗议。孟加拉临时政府难阻伊斯兰极端主义，2024年孟加拉运动推翻哈西娜政权后，国内政治纷争不断，不同利益集团互相对抗，学生运动领袖建立的国家公民党毫无新意，堕入旧政党的旧窠中，政治冲突与暗杀有增无减。军方正在与总统、青年非政府组织“我们的尼泊尔”（Hami Nepal）等代表进行谈判，讨论组建新政府，新的政治格局还未可知。现任加德满都市长沙阿和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卡尔基（尼泊尔首位女性大法官）被提名为领导新政府的潜在候选人。 1980年代，拉美国家因外债危机爆发大规模青年抗议，与当前南亚局势高度相似：均因依附性经济导致债务危机，均以青年失业为核心矛盾，均面临旧政党权威流失。当时阿根廷、巴西的青年运动同样以 “反通胀、求就业” 为诉求，但部分国家通过“民粹主义改革”，如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暂时缓解危机，却未解决根本问题。 直到21 世纪初，拉美国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巴西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工业规模化、墨西哥推动整体制造业升级，国内才逐步降低青年失业率。这一历史案例表明：单纯的政权更迭无法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若新政府仍延续旧的发展模式，抗议浪潮终将卷土重来。 在危机的灰烬中探索另一条道路的可能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南亚国家历史上既无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土地改革、民族工业独立），也无法跃向社会主义革命。它们被卡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缝隙中，成为依附性边缘存在。2022—2025 年南亚青年抗议浪潮，是后殖民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发展性危机”的集中爆发，青年愤怒本质是对其历史停滞的焦虑的直接映射。 依附性经济结构导致贫富分化与青年失业，旧政党权威流失导致政治真空，身份歧视与暴力镇压导致社会撕裂，国家转型陷入僵局。因此，南亚青年抗议的意义，正在于它暴露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落后国家的局限性，也为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现实土壤。 南亚青年的抗争或许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与组织，但他们的诉求——对公平、正义、尊严的追求——正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价值。未来，南亚地区的出路不在于 “复制西方民主” 或 “回归威权统治”。 南亚青年的抗议，既是对旧秩序的否定，也是对新未来的呼唤。这一过程或许漫长，但正如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言，历史的天使背对未来，面向过去的废墟瓦砾，但活着的人总要面对进步的风暴。 旧政党崩解，新势力真空，军队街头巡逻，而青年依旧失业。推翻巨人后，自己未能成为新巨人。加德满都的烟尘终将散去，但Z世代的记忆不会；他们既然见过议会大厦燃烧的火焰，便很难再轻易相信投票箱的童话。艰难的过去已经摧毁，但新生的未来还远远没有到来。 |
微信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