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浴血荣光》中看到第三国际派来给中国工农红军做军事顾问的李德，如何独断专行，以“太上皇”的姿态，不顾红军将领的意见，做出了许多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的军事决策；特别是毛泽东几次在危急关头，心急火燎地冲到司令部，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却被他专横地拒之门外，还厉声斥责毛泽东挑战第三国际的权威。这些场面真令人怒火难忍，数万红军将士在错误决策下徒遭牺牲的惨境更令人心痛不已。 在2025年8月14日的《红歌会网》上读到关于李德的文章，得知李德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曾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后成功越狱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1933年以军事顾问身份进入中央苏区，成为红军指挥权的实际掌握人。 一个外国人，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艰苦环境的红军根据地工作。应该说，李德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和国际主义战士是可以得到承认的。 但是，他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红军几乎全军覆没的损害，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李德于1939年回到苏联后，就其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向共产国际作出书面检查。此文件现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在他的检查中，关于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所犯错误，有下列陈述： 【我是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来到苏区的，由于在上海时我与博古同志有工作联系，所以我单方面地同他保持联系，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表面上看，我没有摆出大人物的样子。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说，我作为顾问没有任何权力或全权（顾问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最后的决定直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我认为自己是听从中共中央指挥的，而实际上我对每个涉及红军的问题都提出了建议，并且直到红军进入贵州省之前我的所有建议均被采纳。 除此之外，一些建议仅由几个同志进行了讨论，主要是博古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因此造成了对集体领导原则的部分违反。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我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更何况当时本人的前方工作经验很少。我没有为做这种工作做好准备(不懂语言，不了解决定中国红军斗争特点的特殊条件等等)，更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学习而不是领导。 为维护自己的观点，我表现出过于固执和强硬的态度，结果确实在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同志支持下，其他意见受到压制，前线指挥官的提议也常常不予考虑。特别是当毛泽东同志和洛甫同志(在1933年底浒湾战役和1934年5月广昌战役失利后)提出尖锐批评时，我完全不作自我批评，而捍卫自己的意见，并且认为，在五次“围剿”的新形势下已经不能利用红军以前的丰富经验。这样一来，工作方式方法大部分都是错误的。 我对红军在五次“围剿”条件下的战略战术所阐发的观点和我在红军中所实行的意见实际上都是完全错误的。红军在五次“围剿”以前的经验表明，在技术条件薄弱的情况下，只有实行机动灵活的进攻才能成功地保卫苏区，而且必须利用群众武装来牵制和骚扰敌人，主力要形成拳头，出乎意料地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并以决战制胜打败敌人，打破敌人的包围。在内线斗争中，甚至应牺牲土地诱敌深入，用“捕鼠器”歼灭敌人，收复和扩大苏区。 对于这个宝贵经验，我根本未予重视。当时我觉得，在五次“围剿”中，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业已形成包围圈和敌人借助碉堡体系缓慢推进的情况下，我机械地把“一切为了前线”“不放弃苏区寸土”等政治口号搬到作战行动上。我不相信，敌人会离开碉堡，不相信可以在决战中消灭它的大部分力量，我逐渐发展了通过部分胜利取得战略胜利的理论，依靠自己的堡垒对来犯敌人，分散兵力实行短促突击。客观上因此丧失了作战主动性，全线实行单纯防御，受敌人行动左右，搞堡垒主义，而在作战中，是进行绝望的战斗，对胜利没有信心了。】 作为对比，毛选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重现了反围剿斗争军事问题大争论中两种不同路线的交锋。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很长很重，因为它是无数红军战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文章尽管用语尽量平和，但仍压抑不了对错误路线刻骨铭心的怨恨。毛泽东说： 【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 “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毋庸置疑，这场争论的双方都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打击敌人的。交锋的实质是思想方法的对立，是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对立，是唯物辩证法与僵化的，片面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对立。 细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可以感受到其中许多论述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畅快淋漓，读起来常为其精彩而不禁击掌赞叹，真可谓军事策略的艺术精品。摘录几段如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诱敌深入，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 ……不愿意丧失一部分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围剿”中的围剿，劣势中的优势） 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战略上的“以一当十”，战术上的“以十当一”）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 ……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上的速决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 ，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