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仲峰抗战史话 王春和 冀中平原的孟仲峰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村庄，早在周朝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生活劳作，至今绵延2000余年。 孟仲峰村地处河北省任丘、高阳、安新三县交界处，最初隶属高阳县管辖，解放后也曾被任丘管辖过，但基本上一直属于高阳县。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横空出世，次年4月20日，河北省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将孟仲峰村与龙化乡一道，整体划归雄安新区安新县管辖。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孟仲峰村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七七事变”前就建立了孟仲峰人民抗日自卫团。事变后，孟仲峰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游击骨干培训班，是冀中八路军第三纵队前身之一——河北游击军的故乡。在日寇侵占冀中地区后，孟仲峰村人民不畏强敌，热血忠魂，坚韧不屈，成为千里大平原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坚强堡垒，缔造出了英雄孟仲峰不朽的抗战史话。 一、军旗猎猎 1937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面对敌寇的入侵，忍无可忍的中国军民，开始了坚决的抵抗。 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全中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延安，黄河之滨，宝塔山下，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群生龙活虎的青年男女，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学员们。 七月下旬的一天，抗大副校长兼教育长罗瑞卿在宿舍找到了二期一队学员孟庆山。对他说：“中央决定派出一批得力干部到山西、河北去开辟根据地，你是河北人，有丰富的军事经验，组织上决定派你去。……” 接到命令，孟庆山和几个战友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拿到了委任状和介绍信，又化妆打扮了一番，离开延安，就向着预定的目的地出发。历经千辛万苦，8月5日，孟庆山秘密潜到安新县安州镇，联系上了保东特委书记张君。特委为此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孟庆山传达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在这次会议上，孟庆山增补为保东特委委员，接替侯玉田，担任了特委军委书记(主席)一职，侯玉田作为孟庆山的副手，协助他工作。 1937年9月14日，孟庆山带着侯玉田从北冯村来到孟仲峰。准备拉起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之前，孟庆山和侯玉田在孟仲峰举办了一期抗日游击骨干培训班。那天，孟庆山、侯玉田住在孟仲峰村党支部书记孙必强的家里。孙必强的夫人给孟庆山、侯玉田做了一顿萝卜熬小鱼贴米面饼子，几个人吃得津津有味，孟庆山连夸“嫂子饭菜做得好吃”。吃过晚饭，孟庆山让孙必强把孟仲峰村的党支部成员和党员骨干、包括参加培训班的骨干，都叫到孙必强家院子里开会，由他传达省委的指示。 当晚前来参加会议的有：孙必寿、孙必信、刘伯涵、宋德清、陈锡祚、宋行敬、宋长庚、齐木修、齐木栋、齐峥元、宋金生、齐泽林、齐兴、孙缵之、宋傻尔、曹玉等人。会议由孙必强主持，孟庆山代表省委讲了话。他详细介绍了目前的严峻形势，根据省委指示，决定在孟仲峰村成立河北游击军。 孟庆山的话没说完，共产党员孙必寿第一个喊道：“我报名参军!” 宋长庚、陈锡祚也喊道：“我也参军!” 参加会议的党员除了在地方党组织任职的外，基本上都报名参加了即将成立的河北游击军。 在这种浓厚气氛下，第二天上午，党支部趁热打铁，马上召开了全村参军动员大会。会场上，彩旗飘飘，锣鼓声声。会上，孙必强、孙必信做了动员，宣布了党员参军名单。党员的带头行动使孟仲峰村的群众深受鼓舞，老贫农陈德清颤巍巍走到台前，“我给我的两个儿子报名，让他们打鬼子!” 当场就有几十人报了名。 会后党支部派人在村里贴出了标语：“抗日救亡、匹夫有责!”“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经过宣传动员，孟仲峰村先后有一百多人参加了河北游击军(即整编后的八路军三纵)。 孟仲峰村成立抗日队伍，进步青年踊跃参军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佛堂、教台、龙化、小关、白尺等村。在这一带掀起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参军的热潮。受孟庆山的委托，孟仲峰党支部将报名的青年编成连、排、班。并通过群众、长工了解几户大地主家的藏枪数字后，上门动员、启发他们的民族感情，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从孟仲峰村收集了长短枪40多支，从周围村庄也收来不少。 孟庆山将刚刚成立的队伍命名为“河北游击军独立团第三营”，并打出“河北游击军独立团第三营”的军旗。三营由孙必寿任营长，刘伯涵任教导员。宋长庚、宋德清、陈锡祚、齐木修、齐木栋、齐泽林、宋金生、齐峥元等担任了各连队的指挥员。营部就设在孟仲峰村。后来，第三营跟随孟庆山在八里桥阻击战、大战河间等战斗中英勇冲锋、奋力杀敌，立下了汗马功劳。 孟庆山在孟仲峰村组建了河北游击军独立团三营后，与侯玉田等同志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安新县北冯、关城等地组建了河北游击军独立团一营、二营。这些队伍，后来都成为八路军的骨干力量。一些基层指战员在战争中锻炼成长，建国后，相继担任了军队和政府的高级干部。如宋长庚担任了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兼青海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宋德清担任了北京军区后勤分部的副政委;齐木修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齐兴担任了铁道部郑州铁路局局长;曹玉担任了保定行署副专员;宋金生成为成都军区师级干部;齐峥元担任了南京某海军学校的政治部副主任，正师级;齐泽林担任了大连水泥厂厂长;陈琪担任了上海海运学院院长;孙比信担任了天津某公司经理;齐木栋原任六十六军团级干部，后转业到沧州市政府某局担任局长;陈锡祚担任了保定市粮食局长;王一先担任了五机部财务处处长。等等。 孙必寿在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合编为八路军三纵后的1939年底，遭人诬陷，被冤杀，1983年获得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刘伯涵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部队被打散后逃回家乡躲藏，后与组织和部队中断联系;解放前到北京某学校担任教师。文革期间被遣返回孟仲峰村，给生产队喂牲口;1979年落实政策，恢复教职，后回北京。 河北游击军独立团第三营的成立，不仅是冀中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千年孟仲峰村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这支冀中白洋淀边首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为红色孟仲峰注入了永不枯竭的动力。也为孟仲峰村的抗日斗争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热血忠魂 1938年春夏之交，日寇在汉奸的带领下，开始到孟仲峰村进行扫荡。扫荡是经常性的，致使村民们不断“跑反”，也就是逃离家村，躲藏在外。1940年春，日寇在孟仲峰村东北修建了炮楼，时不时出炮楼到村里村外巡逻，对抗日武装和孟仲峰村民进行遏制与恫吓。驻守县城和其他据点的鬼子和伪军，也三天两头到孟仲峰村活动，随便找个理由，便无端杀害村民，丧心病狂，毫无人性。 1942年日寇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五一大扫荡”。也是这一年，日寇在高阳、任丘等地大搞所谓的“新国民运动”，妄图摧垮冀中人民的抗日意志和抗争精神。1943年9月，日寇在孟仲峰村王家大院一次活埋了八名村民。日寇先挖好大坑，把被埋的人五花大绑推入大坑中，然后填土，再用皮靴踩，随后灌水。对前来求救的妇女儿童们，日寇还放出大狼狗狂吠和撕咬，挥舞着日本军刀砍向村妇和孩子们。手段极其残忍，无以复加。从1938年5、6月份开始扫荡，到1944年底，日寇撤离孟仲峰村的炮楼，孟仲峰村民惨遭日寇屠杀数十人，这还不包括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英烈。 孙必强的大儿子孙佩毓于1937年9月参加河北游击军，跟随孟庆山和自己的父亲、叔叔抗击日寇，之后又被选派到抗大学习，毕业后重返冀中抗日前线。孙佩毓机智勇敢，打仗十分顽强，十七岁就担任了冀中军区十八团的连长，是一位骁勇善战的优秀基层指挥员。令人可惜的是，在1941年的10月，孙佩毓率领他的连队在护送中央领导过封锁线时与敌人遭遇，他率部同敌人做殊死的拼搏，在掩护首长突围时壮烈牺牲。 1943年7月，冀中根据地的环境更加残酷。孙必强奉命回到家乡孟仲峰村，联络地方武装，准备反击敌人的扫荡。不料他回村的消息被敌人获悉，敌人纠集了几个据点的日伪军包围了孟仲峰村。孙必强冲出包围圈，隐蔽在村东的庄稼地里。敌人派出骑兵小分队在数千亩庄稼地里进行拉网式搜捕，连续几天都没找到孙必强。鬼子搜捕未果撤退之后，我抗日军民展开搜寻营救工作。两天后，孙必强被发现掉入一口枯井里，由于几天水米未进，不幸牺牲。孙必强、孙佩毓父子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先后为国捐躯，是孟仲峰村唯一的父子双烈士，其事迹感天动地，可歌可泣。 闫英，孟仲峰村游击队队长，自制土地雷，曾给鬼子很大的杀伤力。在一次战斗中，闫英受伤不幸被日伪军抓住。敌人把闫英押到炮楼里，让他说出游击队和八路军隐藏的地点，被闫英严词拒绝。敌人恼羞成怒，对闫英严刑拷打，闫英视死如归，对敌人破口大骂。日伪军见闫英毫不屈服，把他残忍地大卸八块，投入到井里。 刘端，是抗日干部刘廨芬的二儿子，从小聪明机灵。没事的时候，经常背着父母亲到游击队爆破组看闫英造地雷。时间长了，他也琢磨出了造地雷的诀窍。有一次，刘端找来一个瓶子，装上黑火药，填上碎铁烂钉子，接上引火装置，俨然一颗成功的地雷。但是他不敢拿回家去，就偷偷藏在村口的柴禾垛里。说来真巧，那天夜里鬼子来扫荡，折腾了半天，也没抓到抗日干部和八路军。时值隆冬，日伪军被冻得浑身打颤，他们到村口，把几个柴禾垛点着了。突然一声巨响，刘端藏在柴禾垛里的地雷爆炸了，碎铁烂钉子带着一团团火焰窜到日伪军身上，有的被烧伤、有的被炸伤。 张金刚，人称“小老刚”，时任高阳县大队小队长。1939年春，张金刚带领一个分队的县大队员在执行任务时，正好与十几个前来扫荡的日寇遭遇。张金刚指挥队员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巧妙的战法，很快消灭了十来个日本鬼子。鬼子有一挺歪把子机枪，也打死打伤我几名县大队队员。张金刚见状，命令队员们包围这三名鬼子，趁着鬼子更换弹链，把敌人的歪把子机枪生生夺了过来。 日寇没有在孟仲峰村修建炮楼之前，孟仲峰村东有一座奶奶庙，曾是冀中军区九分区的秘密医院。党支部经常组织村民把前线伤员抬到奶奶庙救治。上世纪七十年代，村中年轻人在已成大坑的奶奶庙脱坯，挖土时常挖到白骨和砖碑，砖碑上刻写着八路军烈士的姓名籍贯。只是小孩子不懂砖碑是珍贵的抗战遗物，许多砖碑随手被扔了，十分可惜。 八年抗战，孟仲峰牺牲的烈士有五十多名，他们是：孙必强、孙佩毓、孙必寿、孙大水、闫英、齐海、齐卯、王春、宋石忠、齐来福、宋顺忠、孙意华、宋殿奎、宋胖、齐继孔、孙迪英、宋锡三、宋二管、张海、刘合群、孙士伏、宋娃子、张重、宋栓珠、宋候堂、宋信保、陈雪、宋喜、宋信词、陈图、宋情、孙建华、张祥、陈邦、房芸、宋新吾、宋雨田、陈永思、宋长泰、刘巨川、宋殿奎、闫门楼、刘会元、宋锡三等。因为年代久远，加上信息传达不畅通，许多烈士的消息没有传回家乡和烈士家属，他们就像牺牲在奶奶庙的烈士们一样，英名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三、坚实堡垒 在抗战最残酷、最艰难的时期，日寇反复“清剿”“扫荡”，抗日政府和抗日武装由公开转入地下。抗日干部一般选择抗日最坚决、最可靠的人家作掩护，这样的人家就是“堡垒户”。刘廨芬先生、王爱女士及其母亲一家;王洪业老先生和胡志纯老奶奶及女儿王灼恒一家，无疑是孟仲峰众多堡垒户中的典范。刘廨芬先生的岳父与王一先、王灼恒父亲王洪业老先生是亲兄弟，刘廨芬的妻子王爱与王一先、王灼恒是亲叔伯姐弟姐妹。 刘廨芬先生，1905年正月二十三出生于河北省任丘县陈王庄，高小毕业后，背着父母亲，与任丘几个同学前往保定投考著名的育德中学。考中后父母亲怕花钱，不让他去上保定育德中学。第二年又去保定投考免费的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因该校闹学潮而未成。第三年再去投考，又因该校教师舞弊而未被录取。回乡后先是务农，后被人推荐到青塔村担任小学教师，也到鄚州等地任过小学教师。刘廨芬先生1923年结婚，妻子是高阳县孟仲峰村的王家独生女王爱女士。他们的几个孩子出生后都是由孟仲峰村的姥姥抚养，所以孩子们长大后都说是孟仲峰村的。 “七七事变”后，日寇逐渐占领冀中。学校都停课了，刘廨芬先生也无法在学校任教。他怀着对日寇的痛恨，参加了陈王庄村的抗日工作。鬼子在青塔安了据点后，一个汉奸妄想拉拢刘先生为日寇做事，被刘先生严词拒绝。日伪军见刘先生不答应，便放言抓捕刘先生。刘先生和妻子一合计，决定搬家到孟仲峰村。搬到孟仲峰村后，刘先生主动找到村区干部，要求继续参加抗日工作。经过抗日政府的研究决定，刘廨芬先生担任了孟仲峰村干部，除了负责村里的粮财工作外，平时主要搞抗日宣传。 1940年，日寇在孟仲峰村修建了炮楼，与孟仲峰村相邻的百尺村、白庄村也都建起了炮楼。岗楼上住了鬼子，配备了伪军，岗楼之间以简易公路和电话线相连，鬼子的汽车和巡逻队来来往往，不停巡逻。我抗日政府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所处环境十分恶劣。在这种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刘廨芬先生一家和王洪业老先生一家等乡亲，主动担起了堡垒户的责任。他们多次掩护和接待到孟仲峰来工作的抗日政府干部、八路军官兵，刘廨芬先生的孩子们也参加了这一崇高和危险的工作，他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小小的年纪就为抗战做贡献。 有一次，敌人好像得到了县区干部在孟仲峰村的消息，鬼子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子。县区干部正在刘廨芬先生家开会，干部们和刘先生一家人迅速钻进了地道。鬼子还把机枪架在房顶上，他们在刘先生家里院外到处找地道，拿着大镐和铁锨东刨西挖，地道里土渣“哗哗”往下掉，吓得刚出生的二女儿“哇哇”直哭。刘先生担心敌人听见孩子的哭声，急忙让妻子给孩子喂奶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县区干部们表现得异常沉着，他们让刘家大人孩子往地道深处去躲藏，自己手握驳壳枪守在地道口，安慰说：“不要怕，鬼子找不到洞口，即使找到了，他们也不敢下来，因为我们在暗处，敌人在明处，他们占不了便宜。”后来，敌人没有找到地道，便把刘家的小跨院点着，悻悻地走了。 还有一次，区里的干部齐兴、曹玉、张青等在刘先生家开会。会议开到一半，岗楼里的鬼子下来了，在外放哨的二儿子刘端马上回家报告了父亲。区干部们立即停止开会，他们没有下地道，而是手拿驳壳枪和手榴弹，隐蔽在大门洞里，如果敌人敢进院，就打他个措手不及。刘廨芬先生假装下地干活，走到大街上一看，发现鬼子只是巡逻，没有什么目的。鬼子看见街上有几只鸡，就把这几只鸡抓了，回岗楼炖鸡吃去了，一场险情化为平安。 王洪业一家曾经掩护过一个年龄很小的抗日干部，叫刘甫忠。胡志纯老奶奶见他这么小就参加了抗日工作，对他很是心疼和照顾，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香油，给他拌咸菜，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先尽着给他吃。解放后，刘甫忠升任廊坊地委的部长，一直念念不忘王老先生一家对他的照顾和关爱。 丁廷馨，续树伟，抗战时期，一个是抗日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一个是抗日县政府县长。他们在抗战环境残酷的岁月里，多次在刘廨芬先先生家避难和隐藏，与刘先生一家人结下了深厚友情。解放后，丁廷馨担任保定市委书记和市长，之后还担任过河北省委农工部部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续树伟在解放后担任过河北省教育厅秘书长和副厅长。解放后，刘廨芬先生先后在河北建设学院和新乐县教育科工作，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也都在河北省工作，但刘先生和他的孩子们，从未给这些抗战时期，在他们家躲藏的如今手握权力的干部们求助过。 刘廨芬先生一家和王洪业老先生一家作为堡垒户，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不仅多次掩护和接待区县干部，也几次掩护和接待过分区领导干部。他们接待过的分区领导代号“01”同志、“02”同志，刘先生一家人只以代号加同志来称呼，绝不打听这些同志的姓名和职务。解放后，这些当年分区领导大都晋升为省级干部，但刘先生一家人和王老先生一家人坚决不打扰、不麻烦人家，表现出了高尚的品格和情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仅以此文献给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深切缅怀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