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其不听”？还是“如其听”？ 《历史的回顾》所提到的会议，是在牙弄村周恩来居所召开的。 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等7人。那么，这次会议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呢？其实，这个决定没有什么神秘，也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内容。正如徐向前在回忆中所述，这个会议的7名与会者都同意已拟好的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报。这份由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联署的电报全文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廿五、[廿]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穑 九月八日廿二时 除了详陈北上的战略意义和利害攸关之所在，这份联署电报还委婉地表达了“如果四方面军不愿意北上，党中央拟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之意图：“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廿五、[廿]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其时，红一军团主力已进至拉界（那盖）、俄界（高吉），先头红一师已进至白龙江峡谷的旺藏寺、麻牙寺，正拟向前探路前进，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要根据“张主席”定夺作取舍。如此，这个“右路军抽出”之“一部”，最有可能的不就是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么？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如果张国焘对党中央的北进部署还有疑虑，那原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可以先行一步，为主力探路开路。 而就在徐向前、陈昌浩当晚与中央领导人一起开会并形成决议的同一天里，张国焘至少还发出了两份“密电”——都与南下有关。 电报之一——令“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电。 这个电报全文如下： 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朱、张 八日二十二时 考虑到该电签发—编码—排队—发电—收电—译出—签收的时延，徐向前、陈昌浩与中央领导人在一起开会时，还收悉不了这份电报——他们最早也得次日凌晨以后才能知道这份电报的内容。 这个电报是要已经前出探路或正拟跟进的“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而且“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不光是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部队要南下，就是一方面军的部队，也要南下！ 看来张国焘是主意已定。 看起来好像主意已定的张国焘，当天还有一个给左路军后方部队指挥员、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詹才芳的电报，其性质，那可就是非常严重了！ 这就是电令之二：一份迄今仍有很多争论的密电——令詹才芳扣留军委纵队电。 这是一份迄今仍有很多争论的密电，全文如下： 才芳： 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八日 这份电报引发的歧义很多，作出判读需要详析相关地理要素及其他相关情况。 详研了相关地理要素（包括实地踏勘有关路线）和其他相关情况后，笔者提出如下综合判读意见与各位方家商榷： （一）首先，这份电报的存在和真实性是无可质疑的——最近有人撰文对这份电报的真实性提出置疑，但这是毫无道理的：这份电报是从红军总部留存文电档案中找到的。如果有作伪造假，那也只能是红军总部电讯部门在作伪造假！而当时在张国焘控制下的红军总部电讯部门，没有任何理由要生造出这样一个对“张主席”极为不利的“密电”出来！ （二）学界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张国焘的这份“密电”中的“军委纵队”是左路军中的“军委纵队”，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一，左路军中的“军委纵队”就是红军总部，当时就跟朱德、张国焘在一起，张国焘用不着让远在马河坝——马塘一线的詹才芳“飞令”其返回并予以扣留；其二，张国焘该“密电”中“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这个具体指向是毫不含糊明白无误的！而蔡树藩和军委纵队一起，是于次日晚上从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阿西茸地区随党中央一起北上的，这是无可置疑也无法颠覆的历史事实。 （三）目前大多数研究文章和史籍都认为这份电报中的“如其听……”系“如其不听……”之误写或讹译，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右路军北上时，蔡树藩所率军委纵队在右路军左翼部队行军序列中（均系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由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而要执行“飞令军委纵队返回”且“予以扣留”任务的詹才芳又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马河坝、马塘、梭磨一线——如果蔡树藩“不听”，詹才芳是无法将其“扣留”的！ （四）右路军进入草地后，军委纵队并没有跟党中央在一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是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总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右翼部队行动的），而在在目前公布的电报中，又均未发现迄至9月9日前军委纵队发出的电报或徐向前、陈昌浩向红军总部报告军委纵队行止位置的电报，由此或可推断：军委纵队电台此间有可能一直没有开机工作。张国焘在签发该电时，有可能还误认为军委纵队尚在草地行进途中，并未到达巴西、阿西茸地区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会合，所以才发出了这份多少有些“撞大运”成分的“追回军委纵队予以扣留”电！而实际上，军委纵队已于9月初进至了巴西、阿西茸地区，若要“返回”马尔康、卓克基地区，需要7～10天行程，除了重过草地外，还要翻越打古、昌德、长坂三座雪山，而张国焘在9月8日发出这份“扣留军委纵队”的“密电”时，并不清楚军委纵队的具体位置——甚至不一定清楚詹才芳的具体位置。 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的电台分布情况：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际，中央红军共有电台12部，红四方面军共有电台5部。而迄至9月10日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时，留在左路军和右路军南下部队的电台共有12部，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带走电台5部，报务员23人，见习员4人，机务员3人，机工2人。其电台分布情况为：随党中央行动1部电台（29分队），军委纵队1部电台，红一军团两部电台（率先头部队前进的林彪和率主力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等机关、学校北进的聂荣臻各1部），红三军团1部电台（23分队）。 （五）左、右路军于1935年8月底～9月初陆续开始北进后，在马尔康、卓克基、马塘、黑水尚有许多后方机关、医院和部队，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王宏坤、洪学智组织转运伤员的后方机关、医院和部队大致位于打古、昌德、芦花、扎窝地区；詹才芳指挥的红三十一军一部、红三十三军及二十九、二六九团大致位于江贡玛（当时译作“石匠宫”）、马河坝、马塘、刷经寺、梭磨、杂谷垴地区；倪志亮、周纯全指挥的红三十二军、红九军后卫部队和红三十一军一部大致位于松岗、马尔康、卓克基、梦笔山地区。这三个地区的指挥员虽然均配有无线电分队，但从此间红军总部与之联络的有关电报分析，这些指挥员和所率部队时常处于移动中，而且有可能因雪山阻隔等原因，无线电联络并不适时通畅，红军总部也时常无法弄清这些指挥员和部队的确切位置，有关电报常常需要互为代转。 综上所述，这份“扣留军委纵队”的真实性及其内容涵义，基本上无可置疑。 这份“扣留军委纵队”的电报，性质极为恶劣——这不就是“犯上作乱”么？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说明：这份电报虽然署名“朱、张”，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绝不可能是朱总司令同意的！ 最后，我们需要对所谓“密电”作一界定—— 红军总部是党中央领导下的红军最高指挥机关，在左、右路军分开行动之后，红军总部对左、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指挥、调动均应当上报随右路军行动的党中央，并取得党中央的同意。凡是应当向中央报告而未报告，单方面向左、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指挥员下达的重要命令，即为“密电”，尤其是与党中央方针和决策严重相悖的命令。而从现存档案（如凯丰长文《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及红军总部和前敌总指挥部电讯部门负责人宋侃夫、王子纲等人回忆来看，在这段日子里张国焘曾向前敌总指挥部首长发出过多份应向中央报告而未报告的重要电令，严格地说，这些电报都符合“密电”定义。而9月9日导致中央单独北上的那份“密电”，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因此，从9月3日至9月9日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那段日子里，张国焘与前敌总指挥部首长之间的“密电”是一堆而不是一份！ 比如，9月8日白天张国焘令徐向前、陈昌浩准备南下的那个电报，就属“密电”之列。虽然徐、陈首长向中央汇报了该电内容，但并不能因此而抹去张国焘该电的性质。而且我们还不能不遗憾地道出一个事实：徐向前、陈昌浩在同日上午9时致朱德、张国焘那份“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电报，实际上也具备“密电”的属性。 张国焘主意已定，密电频频，那么党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又该何去何从呢？
二、徐向前、陈昌浩改变了态度 1935年9月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徐向前、陈昌浩，肯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张国焘这天晚上肯定过得也不轻松，令右路军南下，扣留军委纵队，这都是在跟党中央叫板。而且徐向前、陈昌浩虽然有不愿把四方面军分开，“等四方面军集中后再走”的心结，从而被张国焘抓住并予以利用，但他们长此间一直是拥护中央“北出陕甘”战略方针的，这段时间也一直在对张国焘进行规劝。张国焘对于是不是能扭转徐、陈二人的态度，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而党中央呢，实际上也看到而且很尊重徐向前、陈昌浩的这种感情：他们从鄂豫皖到川陕，亲手把一支万余人的部队发展到八万大军，他们不愿意与左、右路军里的四方面军战友们分开，这份真挚的战友情谊完全可以理解，也应当得到尊重。所以，党中央既要坚持北上方针，也要对徐、陈二人的这份感情予以尊重，所以才有“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之动议。 但挣扎于理智、党性、组织原则和感情的漩涡之间的徐向前、陈昌浩，在眼睁睁地看着张国焘扣住左路军不动而又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考虑“退而求其次”，以寻找张国焘和党中央都能接受的妥协办法。所以才有了在“北上是上策”之外，又并列出了一个“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妥协方案。这当然与他们更多的是站在部队指挥员的层次从当面的敌情我情出发，而没能从全局、战略的高度理解北上的意义有关。 徐向前、陈昌浩这种在一般情理上可以理解的妥协态度，很快就被张国焘所利用了。 当晚22时——也就是党中央委婉表达了“拟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北上意图”那份“七人联署电报”签发的同时，在草地另一端的张国焘也签发了一份致徐向前、陈昌浩的“密电”——即“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 如前所述，考虑到该电签发—编码—排队—发电—收电—译出—签收的时延，徐向前、陈昌浩得悉此电的时间应该是在9月9日凌晨以后——很有可能是9月9日上午。于是，陈昌浩首先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而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还到中央驻地去表达了两人的意见。 9月9日这一天，变故发生了，事态明朗了。 上午10时，张国焘致电左路军后方部队指挥员倪志亮、周纯全，开始部署南下： 现各主力团均不到千人，草地行军冻坏和肿脚者占三分之二，现天更冷，再北进，部队必被拖垮。拟改道南打，一路由阿坝经绥靖、祟化、丹巴；一路经卓克基、懋功，以向邓、大、天、芦、灌、绵、安进为目的。 张总政委南下决心已定，九头牛都拉不会来了！党中央如果再继续和张国焘沟通、磨叽，只会加重张国焘的砝码，毕竟，北上的时机是有限的！ 9月9日13时，已经改变了态度的徐向前、陈昌浩向红一军首长发出了电令： 林、聂： （1）依目前情况，一军不要过于突出，应在现地域集结整理，并加强侦察。 （2）望即补足十天米粮和衣鞋，以便作战。 徐、陈 九日十三时 这是一个“叫停”的电令，其根源就是张国焘9月8日22时的那份“密电”。 对照前敌总指挥部此前给红一军的电文，“前进”、“前方”、“探路”等词再无踪迹！ 实际上，就是日前晚上在周恩来驻地召开的那个“非正式会议”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对北上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动摇。对此，毛泽东几天后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曾言及： 张（国焘）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七个同志（徐、陈在内）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电张国焘北上，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钧、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钧、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 也就是说，当时徐向前、陈昌浩支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只是不愿意回头再过草地，但对北上可能会遭遇国民党中央军的王均、毛炳文部，他们也缺乏战而胜之的信心。两相权衡的结果，还是选择了执行张国焘的意图。 王均当时为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毛炳文为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该两军各辖两师（两旅四团制师），为中央军旁系（半嫡系部队）。两军加起来不到5万人，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时的全部力量有近10万人。 后来的事实是，党中央率领已不足万人的红一、三军，照样北上了！ 我们还不得不指出的是，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在“北上”与“南下”之争的关键时刻改变了原有的态度，才是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主要原因！那个因找不到原电文稿而让后人们纷争不已的“密电事件”只是一个触发点！有了这个“主因”，即或没有这个触发点，党中央恐怕也不得不考虑“单独北上”，只不过不会走得那么匆忙那么急迫而已！ 一年之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曾向傅钟了解年前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缘由。当时情景，傅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 …… 任弼时同志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听过我讲的过程，严肃地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在场，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 任弼时当年在中央苏区时，曾积极参加过批判毛泽东。从长征这个历史时期来看，他也谈不上对毛泽东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但任弼时身上却有着一个共产党人最为重要的品质：坚强的党性！正是这种坚强的党性，使他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作出了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当然选择！ 多年后，陈昌浩对自己当时的抉择懊悔不已： 分裂一、四方面军前，张国焘带一部分向西找路。我与向前与中央在一起，有好几天，与毛主席、闻天还开过会。毛主席找我谈了几次话，主席说张国焘说河水涨过不去是借口，我们要北上，我们走了后他会跟着来的。而我却顽固地顺从张国焘。对主席和很多同志的意见置若罔闻，看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人比张国焘还次要，甚至没有请中央同志和毛主席给部队讲讲话，做做报告。主席要北上，我借口四方面军集中后再走，实际上是不想北上。以后张国焘来电报让我们南下，是叶剑英先看到电报的，那时他是参谋长，与我和向前住在一个屋子里。接到电报后我们就准备南下。和毛主席是下午谈的，那天晚上还想派个修船队接张国焘过来。第二天早上发现叶剑英的铺盖没有了，才知道中央走了。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也有过这类似的检点： 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原则的分歧，不能退让，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去解决。但是，由于我的水平不高，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北进”和“南下”之争，更没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的时候，彷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徐向前这些话，都是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改革开放年代道出的。 关于此间发生的变故，彭德怀在多年后回忆道： 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 彭德怀说对了！ 这一天，张国焘的确又发来一份密电，而且确实是改变行动方针的密电。
三、图穷匕见的“九九密电” 9月9日中午时分，前敌总指挥部收译了来自红军总部一份“密电”。 叶剑英曾经回忆过得悉这份“密电”并报告中央的经过：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 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叶剑英这段回忆文字没有言及这份电报的关键内容，只是称“语气很强硬”。 当时的情况，张国焘要“南下”已不是秘密，能构成“秘密”的，就是这个“强硬语气”。 当时毛泽东住在距潘州村以东约两公里处的甲吉村（该村还驻有红四军一个团的警戒部队），周恩来住在潘州村以西约3公里的牙弄村。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时年38岁且久历戎行身体强健的叶剑英在潘州村得悉这个电报后，再“飞跑”去找住在甲吉村的毛泽东，尔后再“赶忙跑回”潘州村前敌总指挥部会议的会场，往返时间大致在1个小时之内——最慢也绝不会超过1个半小时。 据《毛泽东年谱（1893～949）》记载：叶剑英送来“密电”后，“毛泽东抄下电令，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等紧急蹉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以及王稼祥在牙弄村经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立即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 党中央在作出这个判断并不再等待张国焘之后，毛泽东还是对徐向前、陈昌浩进行了最后的争取。然而，陈昌浩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同意南下。毛泽东对陈说，那中央书记处还得开个会，周恩来在牙弄村养病，那就去他那里开会，商议南进有关事宜。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里也谈到了当时毛泽东征询他意见的情况： 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在最后确认徐向前、陈昌浩不愿四方面军部队分开、同意南下的态度后，中央已经明白，不可能率整个右路军一起先行北上了。 9月9日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部队原地待命。这次会议，史称巴西政治局紧急会议。据若尔盖县党史部门考证，这次紧急会议，先在周恩来的住所召开，尔后又移到牙弄村村口的一座经堂里继续召开。 当晚，党中央还向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发出了一份电报：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这份电报的抬头是张国焘而没有朱德、刘伯承，却加上同在右路军而距他们只有3公里处的徐向前、陈昌浩。从时间上推断，该电应该签发于9月9日下午或晚间——徐向前、陈昌浩向党中央表示了准备南下的态度之后，牙弄村政治局紧急会议之前。电文中“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指的就是9月8日22时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立即设法解决南下具体问题”的那份“密电”。可以看出，电文中“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就是针对张国焘孜孜于西进的心结而去的转圜之句。 但电报的态度非常明确，语气也十分坚决。 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决定非常匆忙，若能按9月8日七人电“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廿五、（廿）六军配合行动”的方案，同样是分开，对红军前途、对革命大局都会好很多。 可惜，张总政委一错再错，以致局面不可收拾！ 多年后，叶剑英回顾了那天晚上的情况： 中央决定先行北上，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叶剑英想出“打粮准备南下”的借口。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 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布置好了这一切，叶剑英还惦记着一件事他和彭德怀商量好的事儿，那就是把全军仅有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甘肃省地图和至关重要的军委二局也带出来。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9月10日凌晨2点，叶剑英离开了潘州村。随行还带着仅有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全省军用地图，在牙弄村一座磨房附近会合了从巴西赶来的军委直属队和曾希圣带领的军委二局。黎明时分，当他们终于在罗磊山下赶上中央的队伍见着彭德怀、博古、张闻天等，才算松了一口气。 但这口气还是不敢松透，叶剑英回忆道： 路上碰到彭德怀、秦邦宪，还有张闻天。过了一会儿，秦邦宪拉了我一把，他说：“老叶，你要先走啊！这里你不能呆。” 我说：“我现在不是和你一样走吗？” 秦说：“你和我不一样，人家会干你的。” 我说：“好，我走。” 走到天亮，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说：“哎呀！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毛主席看到我很高兴。 到了俄界。秦邦宪看到我，说：“老叶，好在你走了。好危险啊！你走了大约十多二十分钟的时候，追上来四个持驳壳枪的人，到处找叶剑英。我问：‘找他干什么？’他们说：‘把他打死后再说。’” 我说：“谢谢你提醒了我。” 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当时也随军委直属队行动。他回忆说： 见了我们（杨尚昆、叶剑英、罗迈），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出来了，好得很，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哩！” 毛主席还风趣地对我说：“尚昆，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总政治部的宣传队正要到前敌政治部去报到，队长刘志坚和李伯钊（杨尚昆同志夫人）一起来看我，问我有什么事交待。这时，我们已经决定在当晚行动。如果我把事情透露给他们，就怕泄漏了机密；如果让他们临时改变出发日期，又怕引起陈昌浩他们怀疑。万一他们得知中央的意图，把中央扣起来，不是坏了大事？想来想去，还是忍一忍心，什么都没有说，让他们按时去报到，到最后时刻再设法通知他们。 宣传队离我们住地大约10华里，晚上10点，我派警卫员小张去通知他们，谁知道阴差阳错，警卫员走错了路，等信送到时，陈昌浩已经发觉我们走了。伯钊和送信的警卫员连同宣传部人员在内，都被扣留，裹胁南下，还当作派去的奸细进行审查。所以说我损失了一个兵，又赔了夫人李伯钊。 直到一年后四方面军再次和中央会合时，伯钊来回共过了3次草地，多受了不少跋涉之苦。 罗迈（李维汉）负责将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带到巴西，凌晨等到中央机关、总政治部都走了，中央政府机关还没出来。李维汉等得焦急，看见他们还在给辎重打包，最后只得把未打包的全扔掉才安全到达阿西茸，跟上党中央。 军委纵队老弱病残坛坛罐罐很多，中间还要经过被正被围困中的卓藏寺，几经折腾，天快亮了，才赶上了党中央和三军团的队伍——这个地点，大致是在罗磊山北麓。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徐向前、陈昌浩也得悉了党中央已经北进的消息。
四、“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这个时候，住在潘州村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得悉了党中央率红三军团先行北上的消息。 徐向前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有见证者的回忆称：陈昌浩政委当时也力阻了冲动的部下。 ——徐、陈首长守住了底线：红军不打红军！ 但是，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兼任红大教育长、代校长）李特还是带了一连骑兵去追赶党中央，要把随同中央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同志追回来。当时红军大学的干部以一方面军为主，学员则多是刚进入红军大学培训的四方面军干部战士。 李特一行在阿西茸以北的罗磊山北坡下的一座小桥边追上了北上队伍，李特在马上高喊：“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 担任后卫的是红三军十团，立刻进入戒备状态。 李特对红军大学的学员喊道：“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跟张主席南下去！”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李德用俄语训斥李特，李特也操着俄语指着李德大骂：“赤色帝国主义！”还回过头来对红大学生喊：“你们跟外国人去，还是跟四方面军去？” 腰佩手枪的李特越说越激动，还指着党中央领导人大骂： “你们这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 “你们想到苏联吃面包！”…… 身材高大的李德见李特向毛泽东越走越近，赶紧上前一把抱住，把他拖到几十米外。 在这剑拔弩张的危险时刻，毛泽东却显得十分冷静，叫人放开李特，并对红四方面军同志们说：“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们要不愿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惊人的预言！
【本多柯上的小桥——毛泽东发出预言处】
【推测李特率骑兵追上中央纵队处】 毛泽东又对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们说： “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此前，毛泽东等已经连夜起草了一份《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红四方面军同志散布和转交。据郭化若回忆，当时他曾奉毛泽东的命令，向红四方面军部队送出了这封信函并要求转呈徐向前、陈昌浩： ……我走在队伍最后面，毛泽东招呼我过去，从袋子里拿出一封信来说：“化若同志，你在这里等一下（因为前面有岔道），红四方面军工兵营的营长来了，就交给他。”我知道这是张国焘在搞分裂，革命又遇到了风险，在一、四方面军分道杨镳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将这封信交给我转交，这是对我的信任。我说坚决完成任务。原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顺原路南下，人家脸上表情很简单，默默不语走着。约莫个把钟头过去，见一些扛着大斧、铁锹的队伍走过来，我一打听果然是工兵营，很快找到营长，我把信拿出来，他听说是毛主席叫我转交给他的，立正用双手捧了过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这份《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过了雪山，通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胜了仗，消灭了白军49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 9月10日 在这个告同志书中，党中央只是强调北上方针，并没有刻意渲染党中央高层的分歧，更没有指名点姓的批评与批判，用心良苦，毕竟，毛泽东坚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的”。 9月10日（有可能签发于凌晨2时之后），已在北进途中的中共中央再电张国焘： 国焘同志：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望你速复。 中央 九月十日 该电中“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指的就是叶剑英送给中央那份“口气很强硬”的著名“密电”（以下简称“九九密电”）。这份“密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最关键的导致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出走的“强硬口气”又是什么？因未能找到电报原稿原件，迄至目前为止未能得以最后确认。甚至连这份“密电”是否存在，都仍然有人置疑。而目前能够收集到电报中，1935年9月9日以张国焘个人名义签发的电报也只有一份，即9日24时（实际上是9月10日0时）张国焘签发的致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领导人电。该电全文如下： 向、浩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是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⒈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下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⒉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⒊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 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⒋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西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⒌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鲨。 ⒍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国焘 九日二十四时 一些学者认为此电就是的“九九密电”，为附和此说，他们甚至不惜冒犯史家大忌，将“密电事件”发生的时间刻意且肆意地延后了一天，从而导致了这个时间段的多个电报内容与已经确认的历史事实不洽，人为地制造了混乱。事实上，这份电报并不是“九九密电”，甚至不是我们前边定义过的“密电”。该电抬头就是要求徐、陈转呈党中央各领导人，而徐、陈收悉该电时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党中央已经看不到这份电报了（该电电文很长，译出时间也很长）！如此，叶剑英当然更不可能在该电发出之前就看到并送给党中央！ 同时，党中央还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发出了右路军部队跟进北上的指令： 徐、陈：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右令 陈昌浩徐向前同志 中央政治局 九月十日于阿西 这份电报中，党中央特别强调了徐、陈二人的“共产党员”身份，希望他们按党性办事，贯彻和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尽快率红四方面军部队跟前党中央北上。然而，同一天里彭德怀得到了一封以徐、陈首长名义签发的“策反信”，却给党中央这个殷殷之盼兜头浇上一盆凉水： 彭德怀转全体干部、战士： 一、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此中无论有否不能解决问题，中央应在正确路线与方式上，公开与我们商讨，不应如此私去，给全中国革命与全党以莫大笑柄。 二、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又复不顾一切将疲惫至极三军战士，向荒漠冷冻之陕北、蒙古、苏联拖去，即不说力量有限，不能达到目的。而天寒衣单，孱弱之身，如何经此饿冻。假令一、三军单独出此，不到三月，恐人更不多，存者只几个中央委员而已。 三、兄等久经坚决战斗，素具革命勋功，此刻情况，更加洞悉。为今之计，只有向上峰建议，暂缓前进。此中整个行动大计，有待当面商讨，胡为乎与几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明哲，当不为此也。望兄即率队返回阿西，如何速示。 徐陈 九月十日
彭德怀回忆说，他按毛泽东的指示，给送来的这封信签了收条。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叶剑英将“九九密电”送回陈昌浩后，陈昌浩或徐向前并没有对党中央作出了相应的临控部置，这或许是徐、陈首长对“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没有产生出张国焘所希冀党中央所担忧的敏感来；或许是他们对党中央宁肯单独出走也要贯彻北上方针的决心的魄力估计不足，这也是党中央率一、三军团顺利北上的重要缘由之一。“密电事件”发生时，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在是否派兵追回党中央的问题上守住了最后的底线：红军不打红军！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性功绩和历史性贡献：从当时党中央出走路线与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分布位置来看，徐向前、陈昌浩要想追回或拦截中央，也是完全有可能办到的！如此，红军内部亲者痛仇者快的武装冲突，当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正是因为“红军不打红军”，党中央率军委纵队和红三军于当晚顺利到达拉界。 五、“强硬语气”何在？“九九密电”何觅？ 本文是笔者的原创文字，数年前在察网发过，现在作者自己却不能发了。只好请各位看图片版了。
【这张图标示了当时红军右路军各部位置及中央红军北进路线】 六、张国焘制造分裂，罪责难逃！ 实际上，两军分裂的制造者张国焘，比徐、陈首长更早判断出党中央要单独北上。 1935年9月10日凌晨4时，张国焘曾以“朱张”名义向林彪、聂荣臻并党中央领导人发出过这样一份电报：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口口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朱、张 九月十日四时 与“九九密电”中含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意图不同，这份电报的口气显得“很不强硬”，态度看起来也很缓和，如“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等等，但实际上却透着虚伪：“总要在一块”的最好途径，不就是赶紧来会合中央北上么？除此之外，这个“无论如何总要在一块”，不就是要让党中央顺从他自己的意愿么？不愿意执行他自己也曾经同意过的北上方针，还谈什么“无论如何总要在一块”？ 张国焘在签发此电时，是否已得到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从时间上来看，似乎不太可能：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当日凌晨2时才开始集合向阿西茸出发，就连徐向前、陈昌浩当时也在熟睡中而且“早晨起床”才得知这个信息。考虑到从电报签发到对方顺利接收、译出并送达签收人的时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张国焘最早也要在9月10日上午才能得悉只能由徐向前、陈昌浩报告的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 如此，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张国焘根据8日22时前敌总指挥部发来的“七人联署电”中“拟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等信息，以及9日9日党中央致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那份关于“陈谈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中称谓等线索，抽丝剥茧，判读出了中央有单独北上的意图——“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二是这份电报的签发时间有误，比如，有可能将“10日14时”误作“10日4时”——这类签发或签收日期和时间的错讹在历史档案文献中的确也是存在过的。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张国焘从徐、陈二人之外的途径得知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但这种可能性似乎又不大——如果右路军中有人发现了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意图和行动，无论从指挥关系组织程序上，还是信息传送手段上，要绕过徐、陈首长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无论哪种情况，从电报的内容来看，在“九九密电”发出前后，张国焘对党中央宁愿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冒险北上也要执行北上方针的魄力严重估计不足，抑或还自以为挟持党中央一起南下已成定局！9月8日9时徐向前、陈昌浩在关于右路军行动方针的来电中所表达的“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态度，很有可能加深了他的这种自信！ 然而，在发出“九九密电”后，张国焘又得悉了9月8日22时“七人联署电”中“弟等拟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北上”的信息（考虑发电收电译电及读到的时延，张国焘有可能是在9日凌晨或上午发出了“九九密电”后才得悉这份电报的内容）。如此，他对徐向前、陈昌浩的态度也一时难以确认了。毕竟徐、陈在9月8日9时发出那份“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且“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电报之前，也在力主北上。于是，才有了9日24时和10日4时“立候示遵”和“候复示”这两份语气并不强硬甚至有所软化的电报。那个时候，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他，不可能立即就能知道徐向前、陈昌浩已经改变了8日22时“七人联署”电中的态度，转而准备南下了！ 张国焘如此这般起伏不定的情绪和作为，熟知其为人的徐向前曾有过一个很到位的评价： “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 从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自9月9日至10月上旬右路军南返后的诸多电报中，尚未发现前敌总指挥部首长对包括“九九密电”在内的“朱张来电”的回复电或请示电或报告情况电，而这显然是不正常也是不可能的——这些电报的存在几乎是肯定无疑的！最低限度，9月10日白天以后，得悉了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后，前敌总指挥部首长肯定会向红军总部首长报告，这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的9月12日10时，张国焘致电林彪、聂荣臻并转党中央领导人，称： “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 综上所述，我们或可判断：张国焘至少要在9月10日中午以后，才能真正确认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信息。其确认的来源为：（一）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的9月10日、9月11日22时致张国焘电[4]；（二）徐向前、陈昌浩于9月10日早晨以后向红军总部首长发出的报告电（可能不止一份）。 由此也可以看出，徐、陈首长在最后关头改变了态度，才是造成党中央被迫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重要缘由之一。“九九密电”只是一个触发点而已，即或没有这个触发点，只要徐、陈首长表示了要服从张国焘意旨转道南下的态度，那么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出走以贯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也就成了别无选择的选择！至于“九九密电”存在与否的问题，只要找不到密电电文原稿这个直接的物证，总有人会否认其存在。但这当间有关的旁证、佐证形成的逻辑指向链条，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而且相衔紧密，这也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而且，就在此前，张国焘为南下行动策划的重磅文章《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已经拟就，于9月10日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红旗》附刊第1期上赫然刊出。这篇并没有“毛周张博右倾逃跑”这样明确而具体的指向，显然拟就于得悉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消息之前。文章以极其严峻的口吻称： 北进已经失去了时机，我们的红军决定大举南下……南下战略方针已经定下来了……一切夸大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丧失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企［图]逃跑到偏僻地区的倾向，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危险，必须开展无情的斗争。……在南下进攻的行动中反革命分子必然要乘着我们的行动由北进转变到南下的关头，及利用部队日前某些客观困难（如粮食、气候、草地……等）进行反革命的造谣破坏。保卫局系统和全体指挥员必须机警的灵敏的和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逮捕以至处决…… 这就是张国焘所谓的“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9月11日11时，红一、三军首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收到了以徐向前、陈昌浩名义发来的电报，电报称： “吾兄在红军久经战斗，当振臂高呼，揭开黑幕。勿跟毛周路线应率部返回随张主席南下。” 当日22时，党中央再令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北上： 国焘同志： （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丙）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中央 九月十一日二十二时 张国焘没有直接回应党中央，而是于9月12日上午10时发出了一份经“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电：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一、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有番反占班佑。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二、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须（？）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三、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四、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 国焘亲笔 张国焘完全是倒打一耙，口气还咄咄逼人！什么“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用意安在”，什么“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领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甚至还诬陷中央“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这种指责既没逻辑也没常识：真要“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党中央得首先吃亏啊！ 这还不算，当晚22时，“张总政委”干脆就直接“策反”林、聂、彭、李：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 请诸兄其细思吾言。 国焘亲笔并报徐陈 十二日二十二时 “不拖死也会冻死”也是当时流传很广的著名预言，与毛泽东“不出一年你们也会北上”正好可以相映成谶！众多红一、四方面军将士正是从两个预言的“相映成谶”中，重新认识了张国焘和毛泽东：信仰、眼光、胸襟、担当、操守……，迥然两极啊！ 此后，张国焘一如既往地将抵赖和推诿进行了一辈子！多年后，他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还是将这次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的分裂事件，从噶曲河受阻西返阿坝，直接跳跃到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把抉择南下的责任直接推给了徐向前、陈昌浩： “我们旋又接到徐陈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经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 这就不仅仅是记忆有误的问题了。 然而，党中央对这次严重的党内斗争仍然保持着“相忍为国”的谨慎态度。 数十年后，还有人孜孜于草地分裂的“责任是否全在四方面军”的心结，这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草地分裂的“责任是否全在四方面军”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党中央从来就没有说过草地分裂的“责任全在四方面军”，这笔责任账从来都是算在张国焘头上的，既或对当时未能以党性立场表态的一些历史当事人，中央也从来没有清算过他们的责任账。党中央从来都是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将士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无论是对张国焘个人，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党中央都做到了“仁至义尽”，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的事实！如果硬要把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个人混为一谈，那既是在开历史的玩笑，也是在开自己的玩笑！ “草地分裂”的责任，再怎么算，难道还能算到中央头来了？ 这次“草地分裂”前后，党中央为谋求和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释放了最大诚意，表现出最大耐心。这样的历史事实，恐怕就是如今那些热衷于做颠覆学问者也难以否认的！在两军会师之际，张国焘可以煽乎蒙蔽一些四方面军干部点着官衔为“张主席”要官位，可以拥兵自重，对自己已经同意的了作战计划刻意延宕，可以擅自改变行动方向要求中央服从自己，而中央却只能婉言相劝，耐心说服。在“北上”与“南下”之争白热化明朗化的时候，中央还一一征询右路军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在得到了并不是基于党性立场的回答，从而使所有这些努力无效的情况下，中央还派人送出信函发回电报，力劝右路军领导人跟随北上。请问中央还要怎么做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哩？ 张国焘制造分裂的行动，严重破坏了中共中央“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两军10万人马原拟在甘南地区“与敌决战”并“向东发展”的战略设想也失去了实现的基础。而且，尽管党中央一直在谨慎地控制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及斗争的范围，但率军委纵队和红三军被迫离开巴西、阿西茸地区紧急开往俄界的事实，却于无意中无情地掀开了这个盖子。有鉴于此，党中央也必须根据“两军分裂”和当前的敌情这些既定的现实危机，来对此前已经既定的行动方针进行重新考量，以统一认识和行动。 这当然也必然涉及“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部队重新整组的问题。 与会的人们面对内忧外患时那般愤慨悲凉心境，是不难想见的。 七、决不放弃“北出陕甘” 1935年9月12日11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高吉村召开，史称“俄界会议”。 高吉村是甘南迭部县达拉乡境内的一个仅数十户人家的藏族村庄，“高吉”的藏语意译是“八座山”，据传是因村庄西南有八座山峰突起半空而得名。“俄界”是红军过境时以讹传讹的音译地，新中国成立后地名普查确认的译名为“高吉”，但因当年“俄界会议”之名已经以讹传讹且载入了史册，所以“俄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约定俗成的标志性地理标识。 这个小村地处岷山山脉下的峡谷地带，山峦重叠，阻断南北通道，村边有一条清溪，通向既是包座河下游又是白龙江上游、一条支流——达拉沟。白龙江穿行岷山南北，沟通川甘两省，尔后又与嘉陵江交汇，最终汇入长江。 达拉沟是甘南岷、洮二州通往川西松、潘二州的要道，也是古代兵家视为要冲的要地。据传这个小村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八、九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三国魏蜀相争，唐、蕃、吐谷浑交战，以及1253年忽必烈远征云南，均在此间开设了运兵馈粮之驿站——小村村民们就大都是早年吐蕃守边军士的后裔。 史载，那天的与会者除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等人外，还有柴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人列席，共21人参加。 毛泽东首先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关于“目前行动方针”，毛泽东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其一，党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其二，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其三，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左路军中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主力行动方针虽然“应有所改变”，但行动宗旨仍应如一： ……中央不能打到箭庐（即康定——引者注）去，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即使不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也不致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而且我们估计，经过游击战争，我们可以打通国际关系，可以得到帮助，而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 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一句话，就是要在历史大潮的潮头去抢滩占位，绝不苛安于一隅而成“瓮中之鳖”！ 关于如何对待张国焘及如何处理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 “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岐，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还有很多干部在那里，我们还要尽可能工作，争取他们，将来是不可避免重做组织结论的。我们还要打电报，要他们来，用党中央名义（林、聂、彭、李、李德）打电报，要他们来。因为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解释了中央对这个问题“冷处理”的态度： 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一方面军一样看待他，后来知道他的错误，才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用了许多方式，派代表，谈判，让步等，但终于分裂了。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等，在讨论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谴责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而且一致认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他们都一致赞同中央的意见，拥护中央断然率一、三军北上的决策。 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这个决定非常重要，笔者必须全文照录： 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之后，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指出： （一）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必须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于胜利的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二）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示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这种倾向，使英勇善战的年青的红四方面军，在其向前发展上受着莫大的障碍。 （三）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在他远离中央，并在长时期内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 看见没有？《决定》将“张国焘同志的错误”首先定位为“逃跑主义”：“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 然后才是：“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 多年后，彭德怀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感慨而言：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笔者注：即黑水芦花寨召开的芦花会议）开中央会议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一、三军团到俄界会合，当晚中央召集了会议。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上述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俄界会议还决定：将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样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负责军事领导；以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个短会，只开了大半天。 13日，毛泽东等即率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北进。这个时候，甘南地区之西固、岷县、临潭一线的封锁线尚未筑成，国民党军队的驻军是甘肃军阀鲁大昌部一个师，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甚至是左路军如能及时赶来跟随党中央北进，时机仍然比较充裕的。于是，中共中央在北进途中的9月14日再次对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作出规劝：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调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 中央 九月十四日 党中央已经估计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等同志被封锁、被监控的处境，所以在电文最后特意指出：“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而这个估计并不是空穴来风，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在相当一段时间对发生在巴西、阿西茸地区的事情不甚了解，所得悉的信息也是被过滤或歪曲过的，都是如“撤警戒，扔伤员”，“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通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7]之类的传言。他们在情况不明又无法对这些传言作有力辩驳的情况下，只能从战略高度去不断诠释“北上”的意义，为团结目的而尽力去缓和紧张的气氛，其处境实际上也是相当尴尬、相当艰难的…… 党中央呼唤的结果不难想象。第二天，张国焘就下达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而从俄界跟着毛泽东继续上路的这支团队却认定了：“北出陕甘”的方针，决不放弃！ 北上，才有出路！ 【注释从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