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社会，光棍数量急剧增多并导致出生人口直线下降的现象，已然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危机。这一危机的背后，折射出市场化与集体化两种不同社会形态对婚姻产生的显著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农村光棍爆发现象背后的社会焦虑 当前，“光棍”群体的扩大已成为亟待关注的社会现象。以笔者所在的浙东南百强县平原农村为例，这里经济基础本应较好，每个家庭多为一到二个小孩，新建漂亮楼房者众多，部分家庭甚至在城市购置了数百万的商品房，但过去十几年间光棍数量却直线上升。这些青年并非因经济绝对贫困“娶不起”，而是陷入了“有条件却无机会”的困境，家长们普遍困惑：“当年自家娶亲时条件远不如现在，怎么儿子反倒成了光棍？” 这种情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广西某村现存光棍65人，村里三年无新婚办喜事；湖南某村光棍超100人，十年未办喜事；湖北某千户大村，30岁以上未婚男青年达300余人，且年龄越大婚配希望越渺茫。这些数据所反映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无奈，更是深层的社会危机。婚姻作为人类社会繁衍与情感联结的基本单元，其功能的弱化可能进一步加剧人口结构失衡（出生率持续走低）、家庭伦理松动（代际责任断裂）乃至农村社会活力衰退（留守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从婚姻的基础来看，集体化时期与市场化时期存在着巨大差异。集体化时期，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公平，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农户间收入差距极小。生产队统一分配粮食与现金，小孩的口粮、教育，村民的医疗等都有保障，困难户还有大集体兜底，人们在物质生活上没有过多的担忧。这种公平的资源分配环境，让婚姻少了物质条件的束缚，女性择偶更看重男性的人品、勤劳等内在品质，“高结婚率、低光棍率”是当时婚姻的显著特征。 而在市场化时期，市场经济鼓励个人逐利，财富积累的差异逐渐拉大，贫富悬殊现象凸显。部分资产者突破传统婚姻伦理，形成事实上的“多婚制”，有权有势者也可能通过权力寻租霸占婚配资源，挤压了普通男性的婚配空间。同时，消费主义和阶层攀比心理影响着女性的择偶观，部分女性将婚姻视为“阶层跃升”的机会，对伴侣的经济条件提出过高要求，使得普通男青年在婚配市场中被边缘化。 在社会观念方面，集体化时期倡导集体主义，人们更注重集体利益，“投机倒把”等行为受到严格约束，“忠厚”“勤劳”等品质是婚姻市场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市场化时期，个人奋斗被过度强调，功利化的价值观逐渐盛行，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利益交换的工具，情感在婚姻中的比重被削弱。 从生活稳定性来看，集体化时期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人口流动性小，人们在固定的村庄生活劳动，容易建立稳定的社交网络，为婚恋关系的建立和维系提供了良好环境。市场化时期则强调“自由竞争”，带来了个体职业与生活的强流动性，青年人为了生计频繁更换工作地点，导致就业地不稳定、居住时间碎片化，不仅影响已婚家庭的稳定，也让未婚青年难以建立稳定的婚恋关系。 二、市场经济下光棍现象的成因：多维失衡的叠加效应 当前光棍问题的根源，需置于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与社会结构变迁中剖析。其核心矛盾在于：经济分化导致的资源分配失衡、社会价值观念的功利化转向，以及个体生存稳定性的缺失，共同瓦解了传统婚姻赖以存在的基础。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层面： （一）、贫富悬殊：“人往高处走”致婚姻市场的“筛选器”失效 在市场经济浪潮席卷的当下，本应是机会遍地的时代，却有一大群人被挡在了婚姻的大门之外。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如同一只无形的手，扭曲了婚姻市场的正常秩序，让曾经以情感、品格为核心的“筛选器”彻底失效，而农村普通男青年正成为这场失衡中最直接的受害者。 农村青年的生存现状，是他们在婚姻市场中步履维艰的根源。选择留守务农的青年，面临着难以挣脱的经济枷锁。农资价格如同不断攀升的藤蔓，紧紧缠绕着他们的生计——化肥、种子、农药的成本一年高过一年，而粮食价格却始终在低位徘徊，政府对粮价的“不保底”政策，更让他们的收入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菜篮子”里的农产品价格如同坐过山车，时而高涨时而暴跌，却鲜少能让务农者真正受益。一家人守着几亩薄田，辛勤劳作一年，所得收入连子女教育、家人生病等基本开支都难以覆盖，更别提积攒下用于婚恋的“资本”。 那些选择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青年，日子同样不好过。他们涌入城市的建筑工地、制造工厂，在流水线上、在烈日寒风中挥洒汗水，换来的现金收入看似比务农可观，但扣除每月不菲的房租、往返家乡的路费以及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成本后，能存下来的钱寥寥无几。更让他们不安的是工作的不稳定性，建筑、制造等行业深受经济周期影响，经济繁荣时尚有活可干，一旦遭遇下行，便可能面临失业的困境，收入来源随时可能中断。 与农村青年的窘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少数群体凭借财富在婚姻市场上的“碾压式”优势。这些通过办企业、经商或投机暴富的人，不仅积累了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在多个城市购置房产、开着豪车出入各种场合，更将这种物质优势转化为婚恋中的主导权。在现实的考量下，不少漂亮女性在选择伴侣时，会倾向于经济条件优越的城市男性或这些“成功人士”。这种选择背后，或许有对更稳定生活的向往，有对下一代成长环境的考量，但无疑在婚姻市场上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将农村普通男青年无情地排除在主流婚配圈之外。 当婚姻越来越多地与财富挂钩，曾经的情感共鸣、价值契合等“筛选”标准被物质条件所取代，婚姻市场的“筛选器”便彻底失效了。 （二）、资产者的多婚实践：婚姻法失效加剧农村光棍现象 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个人逐利被不断鼓励，当部分资产者积累了一定财富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便突破了传统一夫一妻制的道德约束，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婚制”。这种现象并非个例，从公开报道中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被曝有私生子，到我们身边类似的情况，比如我一朋友，他大哥的女儿成为他人“小老婆”，二哥的儿子在已有漂亮妻子的情况下暗地纳妾生子，姐姐的女儿远赴外省成为亿万富翁的“小老婆”等，虽然这些是较为极端的案例，但它们如同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财富对婚姻伦理的侵蚀。 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婚姻中原本重要的“情感联结”逐渐让位于“资源占有”，婚姻慢慢异化为一种利益交换的工具。这一变化对农村的婚恋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进而加剧了农村光棍现象。 在农村地区，婚恋资源本就相对有限，而资产者的多婚事实更是进一步挤压了农村男性的婚恋空间。资产者凭借其财富优势，能够吸引更多的女性，包括一些来自农村的女性。这些女性可能会因为对更好生活条件的向往，选择成为资产者的“小老婆”，这就使得农村原本就紧张的女性婚恋资源更加稀缺。 对于农村男性而言，他们在经济条件上往往无法与资产者抗衡。在婚恋市场中，经济条件是许多女性及其家庭考量的重要因素。当资产者通过财富占据了更多的婚恋资源后，农村男性找到合适伴侣的难度大大增加，光棍数量自然随之上升。 我们再将目光投向集体化时期，那时此类多婚行为几乎不可能发生。当时的社会监督极为严密，生产队的集体生活让个人行为处于大众的视野之下，强大的舆论约束使得人们不敢轻易越界。而且，在那个时期经济分化极小，没有人能够凭借财富获得额外的婚配优势，道德规范对“越轨”行为的容忍度也极低。这种鲜明的对比，更凸显了如今资产者多婚实践背后，资本对婚姻伦理和农村婚恋生态的巨大影响。 资产者的多婚实践不仅直接导致农村婚恋资源分配的失衡，还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村的婚恋观念。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财富是获得婚姻和伴侣的唯一或最重要的途径，从而忽视了情感在婚姻中的核心地位。这种观念的转变，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男性在婚恋市场中的困境，使得农村光棍现象愈发严重。 总的来说，资产者的多婚实践是加剧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破坏了传统的婚姻伦理，还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探讨。 （三）、权力寻租：官场腐朽致底层女性的被动剥夺 权力寻租行为对底层女性的被动剥夺，是加剧农村光棍现象的又一恶劣推手。当权力与欲望交织，部分有权有势者借助非法手段霸占他人妻女，这种行为不仅是对个体权利的践踏，更是对社会公平的严重破坏，直接挤压了普通男性的婚配空间。 辽宁徐长元案便是极具冲击力的例证，涉黑官员坐拥174名情妇、142辆豪车以及2714套房产，仅房产证就重达108斤。这样的极端案例虽然在数量上属于少数，但其背后折射出的权力与财富结合下的“资源垄断”现象，在基层社会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普遍性。在基层，一些掌握着审批权、项目资源的干部，常常通过利益输送的方式获取婚外情感关系。对于底层女性而言，在缺乏足够生存保障的情况下，她们往往被迫依附于这些掌握权力的人，以此换取工作机会、经济援助等生存必需的资源。这种依附并非源于平等的情感选择，而是生存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与此同时，普通男青年在这场资源争夺中明显处于劣势。他们既没有权力可依，也缺乏足够的财富竞争力，在婚恋市场中被逐渐边缘化。原本应基于爱情与平等的婚姻，在“强者通吃”的逻辑下，彻底沦为了权力与资本的附属品。当权力可以随意侵占婚配资源，当底层女性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自主选择，普通男性的婚配机会被大幅压缩，光棍现象的加剧便成为了必然结果。 这种现象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不仅让婚姻失去了其本应有的神圣与纯粹，更在社会底层制造了更深的不公与矛盾。底层女性的被动剥夺，反映出权力监管的漏洞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衡；而普通男性的婚配困境，则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深入剖析这一现象，不仅是为了揭示问题的根源，更是为了寻找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路径，让婚姻回归其本质，让每个个体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四）流动性的代价：工作环境不稳定摧毁婚恋基础 市场经济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在为社会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个体的职业与生活打上了强流动性的烙印。这种流动性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背后，正悄然摧毁着婚恋的基础，对农村的婚恋生态造成了深远影响。 对于已婚家庭来说，流动性带来的冲击尤为明显。青年人为了生计，或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不得不频繁更换工作地点，从农村涌入城市，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样的变动使得他们的就业地极不稳定，居住时间也变得碎片化。夫妻双方往往因此陷入异地分居的境地，日复一日的距离消磨着曾经深厚的感情，沟通的减少让彼此的隔阂逐渐加深。同时，亲子关系也因父母的频繁流动而变得疏离，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陪伴与关爱，家庭的温暖被流动的生活一点点侵蚀。更有甚者，长期的异地、不稳定的生活状态成为了夫妻离婚的导火索，曾经的承诺在现实的压力下不堪一击，家庭的破裂也为社会增添了更多不稳定的因素。 而对于未婚青年而言，职业的流动性让他们在婚恋路上举步维艰。稳定的社交网络是建立婚恋关系的重要前提，然而，频繁的工作变动使他们难以在固定的区域扎根，无法融入当地的婚恋圈子。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认识新的人，熟悉新的环境，但往往还没等关系有所进展，就又要奔赴下一个城市，这种短暂而仓促的相处很难培育出真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法向异性展示“长期可靠”的生活预期。固定的居所、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些在婚恋中被视为重要保障的因素，对于流动性极强的未婚青年来说却成了奢侈品。异性在选择伴侣时，往往会考虑未来生活的稳定性，而频繁变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会让对方缺乏安全感，从而对这段关系望而却步。 正如一位农村家长无奈地感叹：“儿子在外打工十年，换了七八个工作，每次刚认识个姑娘，没几个月又去了别的城市，根本处不成对象。”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农村未婚青年的婚恋困境。流动性带来的不稳定，让他们在婚恋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光棍现象。这种因生活不稳定而导致的婚恋难题，不仅影响着个体的幸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关注。 （五）、婚姻理想的异化：女性择偶理想化的功利转向 在当下社会，婚姻理想正经历着显著的异化，其中一个突出表现便是部分女性择偶观的功利转向，这一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婚配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大量普通男青年陷入“被剩下”的困境。 消费主义的盛行与阶层攀比心理的蔓延，是推动女性择偶观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物质享受被不断推崇，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逐渐演变成对物质财富的过度渴望。同时，阶层之间的差异通过各种渠道被放大，引发了强烈的阶层攀比心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部分女性将婚姻视为实现“阶层跃升”的捷径，对伴侣的经济条件提出了远超实际的要求。 她们中有的幻想一步登天嫁入豪门，明确要求男方拥有多套房产、豪华轿车以及高额的稳定收入，将这些物质条件作为衡量婚姻价值的首要标准；有的则沉迷于“白马王子”式的浪漫想象，不仅要求对方外貌出众、气质优雅，更隐含着对其背后经济实力的期待。而对于那些踏实勤劳、品行端正但经济条件普通的男青年，她们往往不屑一顾，认为这样的伴侣无法满足自己对更高阶层生活的向往。 这种“向上择偶”的观念逐渐普及，给农村普通男青年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即便他们通过努力拥有了新房，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仅仅因为缺乏“显性财富”，比如没有豪车、巨额存款，就可能被贴上“不够优秀”的标签，在婚恋市场中处于劣势。 这一现象直接加剧了婚配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底层男性原本可以通过“向下兼容”找到合适的伴侣，但如今女性普遍不愿嫁给经济条件更差的男性，使得这一空间被严重压缩。而中层及以上男性则因为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在婚恋选择中拥有更大的主动权，甚至因选择过多而变得挑剔。在这样的双重挤压下，大量普通男青年被排斥在婚姻之外，沦为“被剩下的人”。 婚姻理想的这种异化，不仅让婚姻失去了原本应有的情感内核，也加剧了社会的焦虑与不公。当择偶标准过度功利化，人们往往忽视了婚姻中更为重要的相互理解、支持与陪伴，这对于构建稳定、和谐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警惕。 三、集体化时期的婚姻图景：生产资料公有制造就公平与稳定的良性循环 集体化时期（1950-1980年代初）的农村婚姻，呈现出与当下截然不同的景象，“高结婚率、低光棍率”是其显著特征，形成了公平与稳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以笔者所在村庄的实例来看，这种特征尤为明显。郭姓在全村人口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其中一户郭姓人家有六个儿子，他们都出生于解放初至1964年之间，最终全部顺利成亲；另外两户郭姓家庭各有五个儿子，也都成功娶妻生子。更具说服力的是一户江姓家庭，父亲因逃避抓壮丁导致脚残，长期外出讨饭，家境十分贫困，但他的两个儿子，包括身高仅一米五五、职业为泥工的小儿子，依然成功找到了伴侣。然而，这两兄弟成家后各自育有的独生子，却没有那么幸运，如今快四十岁了仍未能成亲。这些案例清晰地表明，在集体化时期，经济条件并非决定婚姻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成家难”更多只是个别特殊情况，比如身体严重残疾、存在智力障碍、与邻里关系不和睦等，并非普遍现象。 而这一切背后的核心机制，在于集体化制度构建起了一套“公平-稳定-信任”的社会基础。 （一）社会公平消弭婚配焦虑 集体化时期，社会公平的良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人们的婚配焦虑，为当时“高结婚率、低光棍率”的婚姻图景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使得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极小。在生产队的统一管理下，粮食与现金按照人口和工分进行分配。对于家庭而言，即便小孩生得再多，生产队也能保障基本口粮；民办学校让孩子们能够获得教育机会，赤脚医生制度为村民的健康保驾护航，遇到困难的家庭还能得到大集体的兜底帮扶。这样一来，家家户户都没有养不起小孩的担心，婚姻也就没了后顾之忧，生育率自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尽管当时存在个体劳动能力的差异，但每一个正劳动力之间的差距通常不超过百分之二十。而且，若是一个家庭持家有方，懂得精打细算、合理安排，完全可以扭转体力上的劣势，让家庭生活维持在不错的水平。因此，整体社会呈现出“富者不暴富、贫者不赤贫”的均衡状态。 正如村民回忆的那样：“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差不多，谁家也不比谁家多几碗饭，姑娘找婆家主要看小伙子人品踏实，不看家里有没有存折。”这种“低贫富差距”的社会环境，极大地降低了女性在择偶时对物质条件的过度关注。男青年们无需为了积累巨额财富而焦虑，只需通过勤劳劳动，比如多挣工分、积极参与集体事务，就能证明自身的能力和责任感，从而有公平的机会获得婚姻机会。 在这样的社会公平氛围中，婚姻更多地回归到了情感与个人品质的本质层面，人们不会因为物质条件的悬殊而在婚配市场上被边缘化，婚配焦虑得到了有效缓解，整个社会的婚姻生态呈现出健康、稳定的态势。 （二）、集体经济提供生存保障后婚姻景象 集体经济为社员筑牢了基本的生存兜底防线，这一坚实基础深刻重塑了当时的婚姻景象，使其呈现出与当下截然不同的风貌。 在集体经济的框架下，生存所需的核心资源得到了稳定保障。口粮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即便家中劳动力较少，也能获得维持生存的粮食，不必为温饱问题过度焦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了常见疾病的诊疗费用，让村民在生病时能得到及时医治，无需担心“看病贵、看病难”；集体还会兴办托儿所、养老院等公共服务设施，解决了家庭在养育和养老方面的诸多后顾之忧。 在这样的生存保障体系下，女性在择偶时无需将“能否吃饱饭”“生病有无钱医治”等生存问题放在首位，择偶标准自然更倾向于“性格忠厚、干活勤快”等关乎家庭生活长远稳定的内在品质。笔者邻居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他是一位被评价为“忠厚到无用”的青年，在生产队劳动时沉默寡言，体格较弱且不善言辞，但凭借着踏实可靠的品性，却娶到了村里公认的漂亮姑娘。这在当下看来似乎难以想象，因为他的儿子，一位大学毕业的软件工程师，月收入过万，却因“性格木讷、不懂讨女生欢心”至今40岁未婚。 如今，忠厚老实竟然在一些人眼中成了“罪过”，这背后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在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中，人们往往更尊崇强者，物质条件和外在表现被过分看重。这种鲜明的反差恰恰说明，集体化时期的婚姻更注重“长期过日子”的稳定性。那时的人们在选择伴侣时，考量的是对方能否在漫长的生活中相互扶持、踏实度日，而非短期的物质炫耀或一时的情感刺激。婚姻的本质回归到了组建一个稳固、和谐的家庭，共同面对生活的琐碎与挑战，这种基于内在品质和生活需求的婚姻选择，让当时的婚姻关系更具韧性和持久性。 （三）投机抑制维护婚姻纯粹性 集体化时期，对“投机倒把”行为的严格抑制，为婚姻的纯粹性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让婚姻更多地扎根于真诚与踏实的土壤之中。 当时，“投机倒把”行为，像私自贩卖农产品、倒卖工业品等，受到了严格的制度约束。生产队的考勤制度让村民的劳动状态处于集体监督之下，供销社的统购统销则从流通环节切断了私自交易的渠道，这使得人们试图通过非劳动手段获取额外收益的空间变得极小。在那个时代，社会倡导的是集体主义，而非个人奋斗，热爱集体、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成为了主流社会风尚。当个人利益与大集体的利益紧密相连时，任何企图投机取巧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都会变得相当困难，这种制度在无形中保护了弱势群体，避免了因投机行为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公。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村民们普遍安于在生产队劳动，无需为了“赚快钱”而冒险或投机。“老实人不吃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忠厚”“勤劳”等品质也因此成为了婚姻市场上的“硬通货”。姑娘们在选择伴侣时，不会因为某个男青年“会钻空子赚钱”而高看一眼，反而更信任那些“每天准时出工、踏实分活”的踏实人。因为大家都清楚，投机取巧得来的利益既不长久也不光彩，而踏实劳动才能带来稳定的生活。 正如一位老人回忆的那样：“那时候谁要是偷偷摸摸搞投机，全村人都看不起他，姑娘家更不会嫁——谁愿意跟着一个不踏实的人过日子？”这句话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对投机行为的鄙夷，以及人们在婚姻选择中对踏实可靠品质的重视。正是这种对投机行为的有效抑制，让婚姻摆脱了对不正当利益的追逐，维护了婚姻的纯粹性，使得婚姻更多地基于双方的品性与对生活的共同期许，而非对物质利益的投机性追求。这种纯粹的婚姻观念，也让当时的家庭关系更加稳固，社会风气更加淳朴。 四、启示与展望：走向更公平的婚姻生态 从集体化时期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婚姻状况对比中，我们能清晰地认识到：婚姻的稳定性与普遍性，本质上依赖于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个体生存的安全感以及价值导向的朴素性。这一认知为我们构建更公平的婚姻生态提供了重要启示。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当前光棍危机的根源，深植于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之中。市场经济在创造出片面效率的同时，未能也无法有效平衡公平。财富的急剧分化，像一道鸿沟拉大了人们在婚配市场上的差距，使得部分群体凭借财富优势垄断了更多婚恋资源，而普通群体尤其是底层男性则被边缘化；个体职业与生活的强流动性，不断削弱着情感联结的基础，让婚恋关系难以稳定维系；功利化的价值观更是异化了婚姻的本质，将婚姻视为利益交换的工具或阶层跃升的跳板。显然，贫富悬殊是中国社会婚姻乱象的首要根源，而流动性与价值观的改变则属于次要矛盾。要走向更公平的婚姻生态，首要任务便是着力解决贫富悬殊问题。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缩小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让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合理。当财富不再成为衡量个人价值和婚配优势的唯一标准时，婚恋市场的竞争才能回归到更公平的轨道上。 同时，我们还需要为个体提供稳定的生存保障，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们在面对生活风险时不再恐慌。就像集体化时期那样，当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人们在婚恋选择中才不会过度关注物质条件，而是更多地考量情感与品质。 在价值导向方面，应倡导朴素、健康的婚恋观，重塑婚姻的情感内核。通过宣传教育，引导人们认识到婚姻的本质是爱与责任，而非物质的堆砌。鼓励人们在婚恋中注重彼此的性格契合、价值观一致以及共同成长，让“忠厚”“勤劳”“真诚”等品质重新成为婚恋市场的重要考量因素。 展望未来，当社会主义进入高级阶段，教育、医疗、养老、住宅等福利将全面且公平地实现，人们在物质上的生存压力将完全消失。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也会逐渐消失，贫富悬殊现象不复存在。每个人只需劳动数小时，就可以获得基本相同的享受资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财富实现均衡，劳动环境稳定，人人安居乐业。大家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娱乐，彼此之间的相处机会增多，婚恋关系的建立就会像呼吸一样自然交融。届时，婚姻将摆脱各种外在因素的束缚，回归其最本真的面貌，社会也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更公平、更和谐的婚姻生态终将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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