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驳一个民族败类对钱学森的攻击─评凤凰卫视王康（续） 推荐者语： “驳一个民族败类对钱学森的攻击─评凤凰卫视王康”是我国著名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奚兆永同志在2010年写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请网友们，尤其是比较年轻的网友，应该认真读一读。 很长时间以来，某些人为了达到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罪恶目的，他们利用欺骗、撒谎和造谣等手段，诋毁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诋毁中国共产党，诋毁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还诋毁建国以来中共中央组织部表彰的在群众中具有崇高威望的优秀共产党员同志，其中对钱学森同志的攻击、造谣和污蔑就是一例。奚兆永同志在文章中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澄清了对钱学森同志的谣言和污蔑。 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在毛主席去世后，当时党的主要负责同志对建国后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处理上采取了不够慎重的态度，奚兆永同志在文章中的说明和澄清是非常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党的有错必纠的优良作风和正确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 李崇正 2025年7月10日 原文按：王康是凤凰卫视的座上宾，“拔高蒋百里”、“美化国民党”……很多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以下内容摘自一位自称“凤凰卫视人”的人士写的《凤凰卫视人眼中的王康及小传》：……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为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光华战略俱乐部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多年来，他引领着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通数家电视台合作，先后拍摄了五集电视政论片《大道》，《抗战陪都》，《卢作孚》，《中美西部开发启示录》，《重庆大轰炸》等著名电视政论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年来他一直研究中国人的人权意识、生命意识。……后来尽管他因与人合著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前瞻性文章受到清剿“春夏风波”寒潮的袭击，而被迫选取了“四处躲藏”的“地下流浪”生活方式……结束“流亡”后……央视拍播的他总撰稿的政论片《抗战陪都》、《重庆大轰炸》，他领衔主创的抗战史诗画卷《浩气长流》…… 2005年6月、2007年11月，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坛”分别邀请他在北大作的《世纪大讲坛：俄罗斯的道路》、《世纪大讲坛：俄罗斯的精神与梦想》两个精妙无比，即让人冷思，又让人亢奋的演讲也是例证。……在流亡前后，老康的主体学识魅力先后得到了耀邦夫人李昭、长子胡德平、前辈学人大师梁漱溟、美国著名华人陈香梅、政界开明要人汪道涵等的青睐或认同。……认识康兄的友朋都叹他因“自我淡薄名利”与“社会敏感过滤”的双重关系，而使文章多未公开发表或不能公开发表。 驳一个民族败类对钱学森的攻击（续） ——评王康的《科学家的选择和责任》和他的一封信 奚兆永 前些时读到被称为“民间思想家”的王康写的《科学家的选择和责任》以及他写给中华文化复兴研究会院“钱学森学术思想研讨会”的一封信，这一文一信，处处为美国辩护，大肆攻击爱国科学家钱学森，所言多为信口开河，蛮不讲理，恶语伤人，如同骂街，实为学术界所旱见。我于读后当即就决定要对其进行批驳，只是因为手头正忙于其它已经约定的事，只好暂时搁下，准备以后再写。后来在网上见到雨夹雪写的《一个攻击毛主席和钱学森的“中美国”学者小传》，文章写得很好，网友反映热烈，还要不要再写那篇同样题材的文章呢？当时曾略有片刻的犹豫，不过很快也就被自己否定了。想想毛泽东，他反对“穷寇勿追”，主张“宜将剩勇追穷寇”；再想想鲁迅，他反对宽容，主张对“落水狗”要“从而打之”；特别是想到王康此人的嚣张和跋扈，他的许多说辞还没有彻底给予揭露和批驳，他还远没有成为真正的 “穷寇”和“落水狗”，当然更应该对其穷追猛打一番。因此决定不改初衷，仍然写出此文，以图进一步清除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在钱学森回国问题上，美国人也是做了“工作”的。美国的种族歧视，包括对黑人和华人的歧视，使钱学森一到美国就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而他们对钱学森的迫害，更使他看清楚了美国的所谓民主的虚伪些。还有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是使他不回旧中国而要选择新中国的重要因素。在这里，反面教员的教育也是发挥了作用的。这些，当然是美国佬和王康们所不愿听到的，但事实就是如此，不承认是不行的。 至于王康对钱学森回国三个月就当力学所长感到不可理解，从前面的介绍里可知，甚至早在1949年5月，共产党就已经考虑让钱学森回国领导中国的航空工业了。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共产党求贤若渴是很自然的，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这绝不仅是对待钱学森一个人如此，早些回国的许多科学家也都委以重任。就说钱伟长吧，他1946年回国，解放后他当上了清华的教务长，后又提升为副校长。和钱伟长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回国的卢嘉锡，解放后担任了厦门大学的副教务长，以后又担任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所长和福州大学的校长。李四光回国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后又担任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何泽慧回国后参加了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建，钱三强担任了该所所长；葛庭燧回国后担任了中科院金属材料研究所的所长；华罗庚担任了数学研究所的所长，后来郭永怀也是一回国就担任了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应该说，对于这些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党和政府都是高度信任的。一些人在1957年即使发表了一些过头的言论，毛泽东也是全面地看人，并没有把他们打成右派。北大傅鹰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对这一段历史，由于年龄关系，王康本来并不清楚，但是受了他那个家庭的影响，或者听了甄士隐、贾雨村们的胡说八道，现在居然也拿出来乱说一通，究竟有什么价值？实在也是可怜得很，可悲得很。
四、是钱学森 “荒唐”，还是王氏父子“荒唐”？
王康在文章说，“中国举国之力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同时，四千余万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死于饥馑。钱学森对此惨剧不可能不清楚。”他还说，“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在我很小时，他们偶尔会提到郭沫若、钱学森、李四光，口气很平淡。在报上看到钱学森那篇关于粮食高产的文章时，我父亲轻声说了两个字：荒唐。”他在信中还进一步说，“我爷爷奶奶在1960年饿死，钱学森负有重大的连带罪责。鉴于他至死没有任何忏悔和谢罪，我将保留从道德形而上学到人间律法对他起诉的权利。如果是虔诚的基督徒或孔孟恕视他。我相信，死于那场大饥荒的数千万亡灵及其后人，怀有与我相同的心情。”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有“四千余万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死于饥馑”的说法本身就不能成立。在我国，一些人出于否定毛泽东，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需要，一再宣扬在大跃进或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4000万人的说法。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提供任何稍微像样一点的根据，王康也是如此。我所见到的所谓“根据”倒是有一个，这就是国防大学教授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所提供的“根据”：“人民身体素质下降，加上长期紧张地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是6，62亿人，即减少了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于死亡相抵后2% 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的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却有着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作者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推算”，就得出了“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千万”的结论。但是，这个所谓的“根据”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我们知道，人口的自然变动是由出生和死亡两个因素决定的，显然，丛教授在讲1961年人口比1959年人口减少1300万人时已经包含了出生人数的减少和死亡人数的增加这两个因素，怎么可以再加上用正常的人口净增加率2%计算所谓正常情况下1961年的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这个数字，并得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呢？再说，他用1960和1961年的数字与1959年进行比较，所计算的，实际上是1960和961年这两年的人口变动，也不是包括1959年在内的三年的变化。总之，逻辑既不通，计算也有错，所得4000万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其实，要计算1959-1961年非正常的死亡人数，应该首先计算这三年的实际死亡人数，然后再从这个实际死亡人数里区分出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两个部分才对。根据国家统计局所提供的统计数字，我国从1959-1961这三年的死亡人数分别是：1959年是970万人，1960是1693万人，1961年是839万人。三年合计的死亡人数是3502万人。仅仅这个三年总死亡人数就足以推翻“三年非正常死亡4000万人”和“饿死4000万人”这些荒唐结论。很明显，即使这三年死亡的人全部都是“非正常死亡”的或“饿死的”也没有4000万；更何况在这实际死亡的3502万人里大部分还是应该列为正常死亡。这里我们也来做一个计算。如果我们以1954-1958年的死亡率（分别是:1954年为1.318%，1955年为1.228，1956年为1.140%，1957年为1.080%，1958 年为1.198%）作为正常年份的死亡率加以平均，得出正常年份的平均死亡率为1，193%，并以它乘以1959、1960和1961年的人口数（分别是：1959年67207万人，1960年66207万人，1961年65859万人）得出各该年的正常死亡人数（分别是：1959年为805万人，1960年为793万人，1961年为789万人），撒和三年合计的正常死亡人数（为2387万人）。最后再以三年实际死亡人数（3502万人）减去此按正常年份平均死亡率计算的正常死亡人数（2387万人）得出的应该就是理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3502万人-2387万人=1115万人）。虽然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和所谓的4000万相比只是其1/3.59，可见此事被某些人夸大到了何种程度！至于出生人口的减少，那和“非正常死亡”或“饿死”本来就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人死亡的前提是人本身的存在，如果连人的生命都还没有诞生，那又何来人的死亡？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经济困难，供应不足，一些未婚青年推迟了婚期，一些已婚者实行节育，因而导致出生率的下降和出生人口的减少，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政府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公开提出了实行有计划地生育，有关避孕的知识和民间偏方如邵力子提出口服蝌蚪避孕以及食用棉籽油可以避孕等已经早就在报纸上有所讨论。许多人特别是城市居民因为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也就可能自觉地推迟生育的时间。怎么能够把出生人口的减少和“非正常死亡”或“饿死”混为一谈呢？！ 王康把三年自然灾害和发展导弹、原子弹等硬扯在一起夜色毫无道理的。不过王康这样说，也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而只不过捡拾的赫鲁晓夫的余唾而已。实际上，中国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和1959年-1961年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并不是王康所说的“同时”，而且，在两者之间在逻辑上也不存在因果关系，王康把这两件事硬拉扯到一块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知道，中国决定研制导弹，是早在1955年底就已经确定了的。1955年冬，钱学森到东北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陪同参观，在参观一个苏联专家帮助搞的小型火箭试验台时，钱跟一个教师讲了该装置的不合理部分，这时陈赓问钱学森：“你看我们中国人自己能不能搞出导弹来？”钱毫不迟疑地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造得出来。”陈赓听后哈哈大笑，紧握钱的手说：“我就要你这句话！”从此，导弹的研制就提上了议事的日程。1956年元旦前夕，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宴请钱学森，陈赓等作陪，他们希望钱学森出来主持导弹的研制。这在钱来说，也正是他的夙愿。他们谈好又去见周总理，周对钱说，“发展我们的火箭、导弹事业，是你的愿望，也是富国强民之所需嘛！”在钱谈了他的设想后，周接着说，“你的设想很切实，因为这是一项尖端技术，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啊！回去你可以写一个书面设想嘛！这个设想可以包括组织机构的设置，人员的构成，游艺机时间规划等等，以便提交中央讨论。”之后，钱写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送给了总理。1956年3月4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军委会议，研究了《意见书》并且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从此，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进入了实施阶段。同年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五院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培训干部。因为当时大学没有火箭导弹专业，抽调来的一百多位大学毕业生在这方面都是外行，于是钱学森院长就当起了这个“扫盲班”的启蒙教师。当然，别的方面的工作也在积极进行。到1960年10月中旬，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1号”研制了出来，并在11月5日发射成功，精确地命中目标。 王康说“中国举国之力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这当然是事实，应该说，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第一个突出表现，但是，“举国之力”并不是把全国所有的资源都用来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并因此而影响了中国的粮食生产，造成了饥荒。虽然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需要一定的资源，但是它并不需要动用全国所有的资源，更不会挤占发展农业、发展粮食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实际上，在发展导弹等尖端技术和发展农业、发展粮食生产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矛盾。道理很简单，因为发展导弹等尖端技术所动用的资源和发展农业、发展粮食生产所动用的资源是大不一样的，前者没有也不可能挤占后者的资源。 至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当时还很穷，为什么要把有限的资金用来发展尖端军事科学技术？这也很好回答。中国人要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等尖端军事科学技术，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好战，而是因为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地敌视和包围中国的情况下，不如此就不能有效地反对敌人的侵略，保卫自己的国防，就不能保卫全国人民的和平劳动。这一点，只要想一想当年爱因斯坦为什么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应该赶在德国之前研制原子弹就很清楚了。显然，如果希特勒掌握了原子弹，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灾难。而如果美国掌握了原子弹就可以起某种抗衡的作用。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由美国掌握原子弹，这对世界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知道，美国为了对苏联进行核威胁，特地选择在苏、美、英三国元首举行波茨坦会议前夕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有些得意忘形，他在休息时走到斯大林跟前说，“大元帅，我想该是你一件事，我们美国已经制造出一种新武器。”斯大林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是却表现出无动于衷。杜鲁门又提高嗓门说，“大元帅，我想告诉你的是，这种武器非同寻常，它具有难以想象的破坏力。”斯大林依旧木然地吸着他的大烟斗。杜鲁门碰了一个软钉子。这个故事是我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讲给彭德怀听的，应该不虚。据说，彭德怀也讲了一个故事给钱三强听，他说，“那是1945年，美国刚刚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一个外国记者问我：‘美国在广岛、长崎头写了两颗原子弹，威力是毁灭性的，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太可怕了，实在无法形容，你听说了吗？’我就反问那位记者：‘有这种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呀！’记者根本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惊叫了起来：‘哎呀呀！你怎么这样闭塞，这样无知，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我还是不急不慢，笑着对那位记者说：不是我无知，而是你太愚蠢了，连我说话的意思都理解不了。”（见祁淑英：《中国“三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2-343页）其实，苏联当时也已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它在二战中俘虏了一批德国的核武器专家，并且获得了一些德国的核设备，而且还掌握了一些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到1949年，苏联原子弹研制就已经获得成功，其破坏力为21万吨TNT当量，其威力十倍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2万吨TNT当量）。应该看到，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已经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在广岛和长崎丢原子弹的，当时美国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费米、奥本海默都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可见，它拥有原子弹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争夺二战后的世界霸权。在战后，它又一再挥舞手中的原子弹来吓人，企图使其他国家受它的支配。苏联有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这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贡献。我们知道，美国曾经想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但是，由于苏联已经有了原子弹，加上英法两国的坚决反对，最后终于没有使用。同样，中国如果拥有了导弹、原子弹、氢弹等尖端技术，那就增加了一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当然，这件事对美国是不利的。这只要想一想，我们曾经以“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国所支持的八百万蒋介石的军队，曾经用“一把炒面，一把雪”把号称不可一世的美国兵赶回到了三八线附近，迫使他坐下来谈判，如果有了尖端科技的导弹、原子弹和氢弹，那又将如何是好？美国政府之所以阻挠钱学森和中国留美学生归国，其根本原因不就是这个吗？而王康竭力反对、贬低中国进行这些高科技项目，竭力反对和贬低钱学森，不正好说明他所维护的不是中国的利益而是美国的利益吗？ 当然，王康反对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和氢弹，还有其家族的和个人的原因。据他说，他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在1960年饿死的，而钱学森对此要在法律上负连带责任。这显然是指钱学森在1958年发表的《粮食亩产会有多少？》那篇文章。王氏父子说这篇文章“荒唐”，那我们就来看看究竟是钱学森此文荒唐，还是王氏父子荒唐？ 钱学森在这篇文章中说，“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 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他还说，“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钱学森是从太阳能利用的角度或从光合作用的角度来论述亩产粮食产量的限度的，他在特定的假设前提下计算出水稻一年可以达到亩产3.9万斤。问题在于，他并不是说现在就可以达到这个最高的亩产量，而只是说将来有可能达到这最高的亩产量。试问：这有什么“荒唐”？如果钱学森的这个说法真是荒唐的，我相信当时肯定会有人出来对他进行批驳。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当时不仅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出来反驳他的文章，相反，当人们谈起此文都很佩服他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赞同他的这一结论。如果王氏父子认为钱学森此文荒唐，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完全可以撰文对钱文进行有理有据的批驳，但是当时没有，而且我相信王康即使在今天也写不出这样的批驳文章，因为他拿不出任何论据，就只好骂一句“荒唐”，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对于这样的谩骂，又有谁会去相信它呢？ 值得提一提的是，钱学森在1958年提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后并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他在1959年还在《科学通报》第3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的文章。这是一篇“展望未来科学”的文章，其中的后一部分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关于未来农业生产的问题。文章说，“从日光能源来计算通过光合作用所产生的碳水化合物，每亩年产干物质24万斤。如果一半是粮食，那么稻、麦、玉米等的年产量可以是每亩12万斤（幷秧的不在此例）。但这是说作物只能从光合作用生产粮食，不能利用土壤中的有机物。到底能不能？如果农作物这样的高级植物也能像菌类一样直接利用有机物，岂不就突破了太阳光能的限制，那么每亩年产量可以无限止地提高吗？这问题很值得研究。”在这里，钱学森虽然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但是他关于突破“太阳光能的限制”，“每亩年产量可以无限止地提高”的思想却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我们研究农业问题，研究粮食生产，当然不能脱离农业自身的特点。农业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马克思说的，“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9页）他还说，“按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象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二者的成长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而后面这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只要有相应的自然条件，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增长起来。”（《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5页）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和工业的基础科学——力学发展得较早，它在18世纪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而农业的基础科学一一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发展得较晚，直到到十九世紀尤其是十九世紀末叶，才发展起来有关。应该说，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这个差异是一个历史的差异，并不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对于未来的粮食生产，马克思主义者是持乐观态度的。恩格斯说，“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按照最稳健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计算（参看艾利生“人口原理”第一卷第一、二章），‘人口过剩’的大不列颠在十年内，就能够使粮食市场达到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所需要的程度。资本在日益增长，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半地616页）。 列宁针对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也指出，“事实上，‘追加的（或连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为前提的。要大规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资本数量，就必然发明新的机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饲养方法和产品运输方法等等。当然，较小规模地‘投入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可以在原有的、没有改变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而且正在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倒是适用的，这就是说，如果技术情况没有改变，能够投入的追究劳动和追加资本就是非常有限的。可见，我们得出的并不是普遍的规律，而是极其相对的‘规律’，相对得说不上是一种‘规律’，甚至说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87-88页） 历史的发展证明，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是完全正确的。随着科学的进步，农业生产已经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在今天，人类不仅是用较过去更为先进的方法和手段大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而且还在探索用各种非农业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人类对于各种食物的需求。最近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在“张晖博客”名下看到一段以《“三色“大农业与工厂化农业》为题的文字，它是至于说的： “所谓‘三色’大农业，是指传统的绿色农业（动植物资源农业）及新兴的白色农业、蓝色农业。传统绿色农业，是以太阳光为直接能源，以水、土为主要养料，靠绿色植物光合作用转换能量进行生产的农业。微生物新兴白色农业是指微生物资源农业。它以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细胞工逞和酶工程为基础，通过全面综合利用而组建的工程农业。例如，若用每年世界石油产量的2％为原料，利用微生物发酵工程来生产鱼细胞蛋白质，就可供20亿人吃一年。又如，若用我国每年5亿吨作物桔杆的20％为原料，通过微生物发酵转化为饲料，就可获得相当于400亿千克的饲料粮，这相当于我国目前饲料用量的1/3。新兴蓝色农业是指海洋生物资源农业，即是以海洋水生生物和浮游生物为资源进行利用加工的海洋农业。海洋占地球表面71％，在近海海域自然生长的藻类植物，若加工成人类食物，其年产量相当于目前世界小麦总产量的15倍以上。如果把海洋藻类植物和浮游生物均纳入人类食物范围，则海洋可养活300亿人。 “工厂化农业是指人工合成粮食。生物技术专家们利用示踪原子等方法已经证明，在植物的光合作用过程中，经过电子传递，不仅能生产碳水化合物，而且能生产蛋白质、脂肪、淀粉、葡萄糖、维生素等物质。同时发现，有10多种酶参与其中的催化反应，经过实验，已成功地用一种金属络合物催化二氧化碳，使其变成极简单的有机化合物。科学家们预言，在未来的人工合成粮食工厂里，中央控制室只有几位工作人员，他们只须观察各自屏幕上显示的符号和数据，根据需要，随时可通过电脑准确地向正在运转的各种装置发出监控指令，让它分秒不停地合成各种“粮食”。人工合成粮食将成为21世纪划时代的世界性‘绿色革命’。当然，即使到那时，也不能把传统农业送进历史博物馆。相反，传统农业在生物技术的参与下，会有更令人瞩目的发展，单产量可成倍地提高。” 实际上，人类早就知道利用合成的方法可以生产出维生素，用人工合成的方法生产纺织品也早已成为事实。虽然它们与天然的比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相信它们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得到改进。人工合成蛋白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但是，1958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化学系等单位的科学工作者协作，向人工合成胰岛素进军。他们从天然胰岛素分子的拆合开始，经过6年零9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65年9月17日实现了全合成。经过晶体结构测定，证明它具有天然胰岛素一样的生命活力和同样的物理、化学性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将促进复杂蛋白质的人工合成，并为合成核酸积累了经验，从而为人工合成生命物质开拓了道路。这项重大成果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揭示生命奥秘的历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极大震动。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未来，人类完全可以用人工合成的方法在工厂里生产出粮食和其他食物来。 科学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家由于他们的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这个过程中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设想是很自然的，这有什么罪过？至于有人在大跃进年代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以致多购了一些粮食，造成农民吃粮困难，那责任也只在搞浮夸风、虚报产量的干部，与钱学森有何关系？要钱学森“负连带责任”岂不荒唐之至？！让人感到不解的倒是，王康一家三代人中，为什么下面两代人都平安无事，却偏偏让上一代的爷爷奶奶因饥饿而死于1960年?这里是不是有未善待老人乃至克扣老人口粮和见死不救的行为？王康当时已经11岁，对此事的真相当不会不清楚。恕我直言，现在把这个责任要钱学森来负，不仅荒唐，而且不能不给人以嫁祸于人的嫌疑。
五、关于王康将钱学森与爱因斯坦、萨哈罗夫所作的对比
王康的文章和信件的矛头都是直指钱学森的，为了增加批钱的分量，他还将钱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进行了对照他说，“我不知道钱学森对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物理学家持何种态度。香港凤凰卫视在钱死后以最快速度在“我的中国心”特别节目中，加于钱的头衔是‘世界着名科学家’。不知该片撰文者是谁，稍稍了解现代物理学史的都知道，除了中国外，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钱的大名。” 把钱学森与爱因斯坦做对比，确实有些让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爱因斯坦是研究理论物理的，属于基础科学范畴，而钱学森是研究航空航天的，属于应用科学范畴，本来不应该把这两类科学家放到一起进行比较。而且，爱因斯坦由于他的巨大发现已经引起了物理学的革命，用著名物理学大师郎之万的话说，他的贡献比牛顿还要大，有些人甚至把他和马克思放到一起作为千年思想巨人，王康却硬要把钱学森与爱因斯坦放到一起进行对比，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至于王康说什么“除了中国外，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钱的大名”就根本不符合事实了。 钱学森虽然没有爱因斯坦的名气大，但是，他也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在他所研究的那个领域做出了世界顶级的贡献。以下的评价都不是中国人说的，而恰恰是所谓“没有几个人知道钱的大名的”外国人说的： 曾经是钱的导师的美籍匈裔科学家冯•卡门在自传中写道，“钱是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制做出过重大贡献。他36岁时已经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我有鉴于此，才推荐他为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见王文华：《钱学森的感情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二战结束后，美国空军在一次绝密报告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钱学森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祁淑英、魏根：《脊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在撰写的文章里说，“钱对建造美国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他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遨游太空的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他是帮助美国成 为第一流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同上，第75页） 王康还大讲爱因斯坦如何关系人类命运和世界和平，以此贬抑钱学森，其实也很没有道理。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今天，要保卫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负有很重大的责任。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展杀人武器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人民开展保卫和平运动，反对本国政府发展大规模的毁灭系的武器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为了制止战争，实行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发展自己尖端的武器，这同样是正确的。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家帮助自己的国家发展尖端军事技术又何错之有？如果我们没有核武器，没有导弹，我们能够对付那些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国家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发展尖端技术，就是对于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在这个问题上，当年爱因斯坦的观点是对的，而后来萨哈洛夫的观点则是错的。 王康说钱学森的思想境界不如爱因斯坦，其实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与爱因斯坦的观点是一致的。这里我们可以看看他1956年5月在冯•卡门75岁生日时写的一封祝寿信历史怎样说的： “我原以为每个纯粹的科学家的目的，只是在于为人类社会做出永久的贡献。这一点，冯•卡门先生，您可能没有感到您对科学技术的贡献所应享有的骄傲。可是，正是您的那么多的劳动成果被用来制造毁灭性的武器，而几乎没有用来造福于人民。这不正是我们值得深思一下的问题吗？自从我回到我的祖国 之后，感到这里的世界同美国的世界截然不同。因为这里生活着六亿人民，超过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科学技术真正被用来建设幸福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才哟可能尽快地实现他们的幕布奥。在这个世界上，冯•卡门先生，您创造的财富使您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我希望，通过科学家的贡献，促进人类的生活幸福、和平和美好。这个声明作为我在您75岁寿辰的致词。”（王文华话：《钱学森的感情世界》，四川人民出版2002年版，第223页） 这信是钱学森回国半年后写的，他的思想境界已经和过去在美国大不一样。在这里，钱学森婉转地有分寸地对他的导师——一位在帝国主义国家工作的科学家提出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也就是不要帮助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研制毁灭性的武器，而要为人类的幸福奉献自己的才智。自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为了对付和战胜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发动的战争，这样的研制是不可缺少的。这中间没有什么矛盾，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钱学森还有一些与爱因斯坦很相似的地方。他们在美国的时间差不多，而且在麦卡锡时期都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和监视。他们都被怀疑是共产党。实际上他们当时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差不多一样。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如果我曾经是过的话，我也不会感到耻辱。”（艾丽斯•卡拉普赖斯编：《爱因斯坦语录》，杭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钱学森也有类似观点。他在回国途中经过马尼拉，曾有记者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回答说，“共产党人是人类最崇高的人，我还够不上共产党员的资格呢。”（《报刊文摘》2910年4月2日）在这方面，钱学森的态度比爱因斯坦显得更为积极。 不过爱因斯坦提出世界政府的主张却是错误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只要阶级存在，国家级必然存在。在阶级还存在的情况下提出消灭民族国家，建立世界政府职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帝国主义提出这类主张乃是其实现世界霸权的一个工具，是骗人的。 王康还对钱学森的个人品质提出了质疑。他说，钱“那800公斤图书资料，就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公开出售的工具书吗？”钱在1950年就不再进行军事科学的研究，他带回的是他自己的知识和相关的书籍，当然这些书带回来是有用的，但是，这是他知识的一部分，属于他自己，与所谓机密无关，美国政府也无权阻挠他带走，王康凭什么那么不放心，生怕把美国的机密带到了中国，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态，很值得人们研究。美国的特务草木皆兵，曾经把钱学森的一本对数表当成是密电码，而王康居然怀疑钱学森带回了美国的机密！这和美国特务完全是同一种心态！其实，对于钱学森来说，他是这方面的权威，许多发明都是他的劳动成果，对他来说“机密”是不存在的，又有什么必要去窃取呢？这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真是既可怜，又可悲！ 王康在钱学森身上泼的脏水还不止这些。他还捏造事实，说什么“1957年毛泽东召见时，他禀报了有关‘工程控制论’后，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论十分浅薄，一定有很多错误”，请毛指正。很难设想，爱因斯坦会以这样的自辱之辞向罗斯福表示谦逊。钱对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学的毛泽东作如此卑贱的表态，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会发生。” 事实并不如王康所说。时间并不是在1957年，而是在1956年2月1日，毛泽东请钱学森到中南海做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钱学森。钱学森也并没有送《工程控制论》给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看了钱写的报告后跟他的一段对话。毛 泽东首先肯定了钱写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钱学森接着说： “主席，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显然，钱学森说的只是他的意见书可能因为“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有“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己的理论十分浅薄”之类的话语，这不是捏造和歪曲是什么？至于说毛泽东“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学”，好像毛泽东是个文盲和科盲似的，这样说显然是为了故意贬低，毛泽东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毕竟上过师范学校，而且他一生好学，对自然科学问题也很有兴趣，后来还在《工作方法60条》里提倡“学一点自然科学核技术科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怎么 能够设想毛泽东就不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报和杂志呢？难道他就不能通过自学增加新的知识吗？ 至于钱学森，他崇敬毛泽东，但他显然也不是那种巴结讨好领导的人。这一点，从他后来不同意胡耀邦关于去美国接受美国授予的荣誉称号的对话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事情是这样的： 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他在会晤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表示：钱在美工作过20年，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在研究过联邦调查局的历史档案后，十分清楚，麦卡锡黑暗时期的美国是欠钱学森的债的。我们现在感到很难过。美国政府对钱学森横加迫害，是没有道理的。美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如钱不去美访问，美方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得悉美国有关方面邀请钱学森访美，并要授予他学术荣誉称号和国家勋章后，曾在一次会议期间找钱学森谈话，劝他接受这一邀请。胡谈话大意是：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我建议你还是接受邀请，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几十年前的事，过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你去美国走走，对推动中美间的科学技术交流，甚至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有积极意义。听了胡耀邦这一番话，钱老说：“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胡只好说：“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钱在给国务院当时领导（赵紫阳）的信里还说，“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果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误区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见《从清华走出来的科学家》，内蒙古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这里充分表现了他的原则性，而相形之下，胡耀邦和赵紫阳则表现出了无原则的实用主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在“领导”面前的真实态度。 和爱因斯坦一样，钱学森对于名利十分淡薄。人们都知道爱因斯坦有一个“故事”：他刚到美国时，普林斯顿大学以当时最高年薪16000美元聘请他，他却说：“这么多钱？能否少一点？给我3000美元就够了！”人们感到不能理解，而他却说，“依我看每件多余的财产都是人生的绊脚石；唯有简单的生活，才是给我创造的原动力！”当时的美国人都以拥有小汽车为时尚，而他居然不要汽车。从宿舍到研究所两公里路程，他坚持安步当车直到生病住院。他认为，“简单的生活，无论对于身体还是精神，都大有裨益！”钱学森也把名利看得很轻。他生活非常简朴。他回国后发表书稿却不要稿费，办私事不坐公车。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曾说，“学森同志也给我们做出另一个榜样呢！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嘛！”他回国54年，住的的房子直到90年代才换，家具、电视也是老旧的。改开以后许多人赶时髦，改穿西装，而他却五十多年一贯制，几乎一直都是穿的军装。在这方面，实际上一切真正的科学家都有共同之处。我50年代在厦门大学读书时，蔡启瑞先生从美国回来，学校给他定为二级教授，他看到有的老师还是三级，坚持也定为三级，还专门找了系主任和校长，但是学校仍然坚持定他为二级，他又写信给校长，恳切陈词，要将工资级别降下来。后来此信登在校报《新厦大》上，全校师生都受到了很大教育。 具有崇高理想和高尚品质的人总是受到人们的尊敬，不管王康怎样贬低钱学森，都是是徒劳的。 以上我们对王康的一篇文章和一封信进行了评论，批驳了他对缺陷是的而已攻击。王康对钱学森的攻击，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败类对一位民族英雄的攻击。应该看到，像王康这样的民族败类，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危害不小。我们与他们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关系着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斗争，当然不能掉以轻心。 两个月前，美国的新闻媒体推出了一个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单，王康也是其中一个。我不知道美国有什么资格要评选中国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评选这个百大知识分子的？也不知道这些进入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的人知道自己榜上有名后是什么感觉？是觉得光荣，还是感到耻辱？不过在看了这个名单以后，我似乎清楚了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要亡我中华民族，而评选的标准也很清楚，那就是毛泽东早在61年前说过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或者今天人们说的自由主义者，使性子中国搞资本主义的人。真是亡我之心不死啊！我希望进入这个名单的人能够猛醒：千万不要把它当做光荣榜，而要把它看成是耻辱柱！但是对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上了贼船，要改也难，他们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而用张宏良同志的话说，他们是美国的文化别动队。美国人做这件事的用心显然很坏，坏到了极点，但是坏事却变成了好事：他们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自己，也暴露了他们所豢养的民族败类是哪些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看清了他们的真实面貌，斗争也就更有目标了！ 我们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有钱学森这样的民族脊梁做榜样，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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