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道远访谈录（武汉文革口述史）

杨道远访谈录（武汉文革口述史）

老田 整理

　　杨道远文革前是武汉测绘学院学生，学生干部、党员，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正在湖南参加毕业实习。本校文革开始时，他因为不满省委工作组和本校党委违背中央政策，打击学生的做法，受到当权派的打击和排斥，因而，最早起来参加并领导了学生造反运动。杨道远是武汉大学生中间最早建立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在他的组织、策划下，1966年十一月建立了全市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并担任了一号勤务员。

　　1967年初，当武汉军区介入文革之后，大举抓捕武汉工人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头头的“三·一七”大逮捕之后，杨道远力举为工总平反，并由此与陈再道等人多次发生正面冲突，直到“七·二○”事件发生前夕，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工总的负责人才走出牢门。杨道远领导了1967年武汉地区反击“二月逆流”的学生运动。

　　1967年底，杨道远在武汉地区学生实现革命大联合后成立的武汉地区大中院校红代会任主任。

　　1968年初，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杨道远作为群众代表参加了“三结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0年，杨道远在参加整肃湖北地区造反派的“北京学习班”期间，被陈伯达指名诬陷为“武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总头目，从此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1974年“批林批孔”时期，当工总的头头胡厚民被解除监禁的时候，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姜一、韩宁夫等人，还以“周恩来总理有特殊交待”为理由，拒绝为杨道远这一错案平反。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杨道远作为湖北地区所谓的帮派头目，受到清算，并于1983 年被判刑12年，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随即刑满释放。

　　出狱后杨道远没有工作，以做小生意为生，1985年被当时的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王群点名，以贪污罪再次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又一次在监狱中度过了八年，直到1993年因病保外就医才走出牢门，而刑期直到2000年才届满。

　　杨道远在文革期间，从1966年9月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参加造反，至1968年10月群众组织“倒旗”，造反两年，换来的结果却是：先后两次被当权派判刑二十八年；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这种情况，在全国学生运动领袖人物中间也是不多见的。他在文革中参入了湖北地区的一些重大事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在文革中有过多次直接接触，他的文革经历是曲折而又富有戏剧性的。他的口述再现了文革历史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场面，是研究这段历史极为珍贵的资料。

　　直到现在，杨道远没有工作，没有任何基本生活保障，仅以开办一个小砖厂维持生计。

　　杨道远访谈录

　　一、个人出身和受教育的经历

　　我1941年出生于河南镇平县，出身贫农，家里六口人，仅有两亩多地，产粮怎么都不够吃，要向地主租地种，收成对半分。解放后共产党来了，老师硬拉着我去上学，也不要钱啥子的，家里还怕，不知道怎么回事。上学也很随便，学校里就只有一个老师，什么都是这个老师教，学生的年龄差距很大。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土改，当时都快9岁了。去学校要带上筐子，放学在路上割草回去。也可以不去，有时候旷课时间长了，老师就找上门来问，怎么半个月都不去上学？老师对学生要求很松。

　　那个时候镇平全县只有县城里头有两所完整的小学。我是初小毕业之后去参加考试的，我以第一名考上了，那个时候是随招随上，我是春季考上的，要在那里住读。1953年改革学制，春季招生不算数了，结果要读预备五年级，我不服气，就不去读书跑回家了。因为想家，回家的时候还哭了一场，就这样半年没有上学。到夏天重新考试的时候，一小没有考上，镇平二小也没有考上。只能到区一级的小学上学，有二三十里远。因为要住读，家里蒸一点黑馍带过去，在学校里就着稀饭或者开水吃吃。

　　我在那里上了个把月学，一次上学被区文教主任看见了，他问我为什么不上最近的小学，我说没有考上。他说我带你去，找到校长办公室，教导主任也喊来了，他们答应我在这里上学，他交待完后就走了。结果教导主任出了个题目要我考试，他看了我写的东西，就说只能读四年级，我不服气，还是走了，结果又被那个文教主任看见了，问怎么回事，我说教导主任要我读四年级，我不干。他说读五年级，读五年级，于是又领着我回去，校长说不知道教导主任的事情，同意我读五年级，这样，我就留在那里读书。学校说没有我的桌子和凳子，旁边的同学在窗口喊“我们去帮你搬”，结果我家里还没有条桌，到邻居家里借了一个。这个文教主任根本不认识我，与我也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态度为穷苦人家的小孩办实事。从此，在我的心目中间定格了标准的共产党干部的印象。

　　我十来岁的时候就住校，当时那点功课也很容易，半个学期学习，期末考试我就是前三名了，校长拉着我的手走上前台说：这是个插班的学生，成绩都上升得这么快，要大家以我为榜样。我的学习成绩就是这个时候转好的，以后一直功课都比较好，成了我们村子里的读书标兵。

　　1955年上初中，全县只有三个中学，初中的时候，先在学校搭伙一个月，后来家里就没有钱了，只好自己弄饭吃，下课了去一个熟人家里用他小锅灶自己弄，吃完了再去上课。59年之前，上学什么费用都没有，毕业考上县一中。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我们学生就算是公社户口，吃饭不要钱，吃得很好。59年下半年粮食紧张，县里面负担不了，要求从生产队带粮食过去。我就回去找大队，那时是大队管供应，我那个小队还算是好的，大队就指定由小队供应，我去找小队长，他刚刚开了现场会的，外表架势很丰足，我去找他，他也说没有粮；我就说，谁叫你们瞎吹牛，最后他还是给了，大概每个月不到30斤的样子。

　　1958年我们在学校里参加了大炼钢铁，小高炉，土窑烧砖，烧水泥，学校派学生上山找矿石，下河里淘铁沙，烧成铁坨子就算铁。

　　1960年生活困难，国家每个月给补助，下午两节课就放学，学生出去参加摘树叶、挖野菜，交给食堂做窝窝头，或者煮点稀饭，一天三顿算是有吃的就行了。

　　1961年毕业全国统考，我们是到南阳参加考试，考完之后就回生产队劳动，一天我出去割草了，学校把通知书送到家里来，回家才知道我被武汉测绘学院录取了。那个时候上学不要钱，就是准备点路费和被子，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二、进入大学的生活

　　当时还是困难时期，大学生每个月国家供应33斤粮，也有些大麦面窝窝头什么的，但每天都有主粮吃，对我来说是生活比家里提高了好多，所以不觉得苦。学校每个月发半斤饼干票，半斤饼子票。上海来的同学就觉得生活不行，第一学期有两个上海来的同学四门考试不及格，被退学，因为他们整天琢磨着生活问题，找别人借饼干票什么的，他们从上海来就觉得很苦。

　　学校还组织开荒种地，冬天种小麦，夏天种玉米，因为我是从农村里来的，随便干一下就是模范，因为劳动积极所以在学校里红起来了，第二个学期就选我当五个小班的劳动委员。麦子收下来之后，交到食堂有奖励的餐票，那个时候体育课都停了，课外活动就是种地，直到1963年还要种地，那以后才不种了。

　　我生活上感觉不到苦，所以学习和情绪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接着又选我当班主席，再后来就到团支部，先干组织委员后任支部书记，此后新生入校都是我去给他们作报告，所以在学生中间有很大的影响。我算是班里的典型，学校培养我入党，入党的时候在大教室里，有几百人参加讨论，也算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工作方式吧。

　　我上大学之前，1958年就开始学毛选了，大学里面就更加重视了。系里头低年级学生进校第一个大活动，就是我去作活学活用报告，所以学生对我都不陌生。

　　1964年冬天，我们参加四清工作，到孝感涂巷区杨岗公社。总团是李衍绶负责，一个县去了好几百人，大兵压境，一个生产队少的有三个，多的五六个，小队那几个人哪里支撑得住？一个县是一个四清工作团，一个公社是一个工作队。我被分配到巡视团，专门检查工作队的工作，看他们是不是违反政策。

　　我作检查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三件违犯政策的事情。第一次去一个生产队，这个点上工作组是一个公社书记负责，我找人开座谈会，他们说有一个漏划富农被没收了家产。我说他们违犯了国家规定，连土改政策都违犯了，土改时期也只是没收地主富农剥削所得部分，新中国成立都十多年了，地富分子在接受改造，也是在靠劳动为生，你凭什么去没收别人的家产？这完全不合党的政策，因此我把他们的工作定为“三类”，这是工作上需要“补火”的类别。那个公社干部就不愿意了，其他参加座谈的人走后，只剩下干部了，他就说“你搞过工作没有？”我在巡视团里面，受区委书记领导，他躲在后面对我说：我支持你，不怕，跟他们搞，他让我们学生在前面，得罪人，最后还是把他们违犯政策的事例，上报到工作团里去了。

　　另外一个大队工作组的问题，是他们为了方便找干部的问题，把地主发动起来斗干部，因为从土改的时候开始，地主就对干部有意见。这个工作组有我班上的两个同学，我了解之后，写了材料，说他们的立场错了，完全站在地主一边，四清前后两个十条都明确规定要依靠贫下中农。

　　再后来，我到一个小队去住队，那个工作组有五个队员，其中两个是公社解放出来的干部，另外有三个学生。队里有一个青年社员蛮积极，向我们反应情况，说地主反攻倒算，干部与他们沆瀣一气。村子里有个伪保长，戴了帽子的，在1962年蒋介石叫喊反攻大陆的时候，他跟队长订立攻守同盟，现在是队长照顾他，如果国民党回来了，保长要反过来照顾队长；还有一个年青娃子反映，队里一部水车榫眼里面，写有队长、会计和地主的名字，准备以后变天了，财产归还给他们三个，这些名字就是提前写下的证据。我们找了一个木匠来，把那个榫眼打开来看，果然里面有他们的名字，如果国民党真的反攻大陆，他们这些人是准备好要作内应的。晚上我就主持开大会，要地主交待问题，他不敢承认，当场叫木匠把水车拆开，地主吓得跪下去了。这样，就叫民兵把队长和会计看管起来，第二天把材料交到团部，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真遇到这种标准的老式阶级斗争案例。

　　我们刚刚下去四清的时候，二十三条还没有发下来，在武汉集训的时候，念过一遍。二十三条下来的时候，就是批驳他们过左的观点。在我印象中间最深刻的内容，就是运动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那个时候，工作队严格规定，要住在农民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吃老百姓的鸡鸭鱼肉蛋，每天给三毛钱一斤半粮票。群众的生活确实苦，有的时候就是单独为我们做一碗干饭，他们全家吃稀饭，我们要执行“三同”纪律，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总是要把饭倒进稀饭里搅拌匀，然后跟他们一起吃稀的，很少吃饱饭，你如果一个人吃饱了，就要占他们家人的饭量，他们就肯定要吃不饱了。实在太苦，总团过些时候就搞一次集训，农民也知道，说：啥集训，都是改善生活去了。

　　在农村工作的时候，很明显出现教授不如老师，老师不如学生的情况。陈布雷的儿子，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教授，很特殊，只有他，学生称他“先生”，其他的都叫老师。他在老百姓家里吃饭，老百姓用猪油渣炒饭给他吃，他拿个放大镜找猪油渣，说这个不能吃的，都一一挑出来。

　　三、实习期间与国测三分局党委的冲突

　　1965年上半年，上面来孝感验收四清工作，我们的点顺利通过了，这样，我就结束了农村四清工作，回校上了半年的课。然后是毕业实习阶段，1966年就到实习点上去了。我们年级分到三个国测大队去，我们这一部分去了湖南衡阳国家测绘局三分局。被安排到耒阳当外线作业员，划地图。误差多少，按照总参的要求办理，这是作业员的宪法，眼睛分辨率是0.1毫米，这个尺度上的误差不能超过多少，每张图都要记名，错了，多少年后都可以追究责任。我们绘制的地图，比例尺一般在十万分之一以下，多数是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图上要求有很明白准确的地形等高线，把提供的数据要标上去，一条小河要标明是不是能过。居民点要标上符号，一些人口等数据要到村子里去实地核实。

　　文革前，学校里也搞了政治运动，班上还被校方关了两个落后分子，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在农场劳动，一个是说过些牢骚话，还有一个是上海来的学生，出生于资本家家庭，说他立场站不过来。

　　那个时候，我们在政治学习上抓得很紧，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报纸上经常刊登省以上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的消息，把“学毛选”提得很高，宣传突出政治，要求又红又专。我们天天晚上读报纸，中南局的陶铸主持召开党代表大会，说学毛著是共产党员的天职，报纸上也登了。

　　我们也感到，马上就要发生些什么了，报章上出现文化革命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自己要求搞文化革命，还提出口号“不要等高线要革命”，为此，特地向国测三分局党委写了请示报告，他们说你们是实习队还是请示学校吧，结果两头都不管。1966年5月中旬，我们自己宣布开始搞文化革命，设计了一套程序：开动员会、搜集材料集中学习、开忆苦思甜大会等等，因为报章上批判邓拓三家村，说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我们忆苦思甜就是对比新旧社会。

　　我作了一个忆苦思甜报告，从家庭出身讲起，地主如何欺负我们穷人，我讲了两个事例，一次是地主家里的狗咬伤了我，他们家里人看见了都不管，我姐姐过来把我背回家去；第二件事是村里唱老戏，我年龄小不感兴趣，闹着要回家，边上的地主觉得吵，抓住我的腿摔出老远，当场就昏了过去，半天哭不出来，我母亲抱着我去找地主老头评理，他说“还没有死嘛”，地主就是这样拿穷人的痛苦不当回事。解放前，我们家里确实很苦，自己家里只有两亩来地，家里六口人怎么都不够，另外租种地主家的地，对半分成，要求着地主家才能过活。每年家里打下来麦子，亩产就是百把斤，每年就是打场的时候吃两顿细粮，剩下来的留点过年，一般的产量要交给地主家。玉米亩产也不到两百斤，大户人家养猪养牛，有些粪肥产量就高些。我们家里在贫农中间还算是好的，算是饿不死的，一般也不肯出去讨饭。我记得母亲他们在路边摆个摊子，卖蒸红薯，我肚子饿了想吃，自己拿了个大的，母亲撵出老远拿回去，换了个小的，物质生活紧张到那个程度。城市里来的学生，也就是听听，真正从穷人家出来上大学的，当时还很少。

　　我们搞了半个多月，设计的程序就完成了，我们认为文化革命算是搞完了，就写了总结报告分送给分局党委和学校党委。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重新上班，聂元梓的大字报就广播了，分局里年青点的人就开始写大字报。他们那里已经搞了四清，还派了工作组，党委没有靠边，还是作报告，要大家起来揭发批判远在北京的邓拓，一句也没有谈三分局有没有问题。我们听完报告之后，回来就议论，说运动的重点应该是三分局，所以就写了大字报《防止调虎离山》，内容是说邓拓是人家发现了揪出来的死老虎，关键是本地有没有这样的人，运动应该联系三分局的实际，我们就这样介入了三分局的运动。我们的大字报自愿签名，因为领头的都是年级的支部成员，不签字的怕落后，实习的同学都签了。

　　过了几天分局党委又作报告，对我们的大字报作了回应，说运动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来搞，上至党委，下至作业员炊事员，有问题都可以揭，主张在单位里面横扫。他们心里有数，就是怕火烧到他们自己头上，先是把运动目标转移到北京的邓拓身上去，后来就尽可能混淆阵线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我们都参加过四清，认为这个方式不对，重点还是应该按照二十三条规定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又写了大字报，说应该集中主要精力打击主要敌人。

　　分局的党委就觉得实习队一天到晚跟他们作对，动员了政工人员到实习队里来刺探情报，问大字报是谁起草的，回去之后他们就发动积极分子写大字报，想要在实习队里抓“反革命”。我们把我们的大字报和他们的意见，整理成材料，上报给中南局、湖北省委、湖南省委，当然都是杳无音信。三分局有社教工作队，我们学校的学生科长也在那里，我们去找他咨询，他也认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什么反动的东西，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

　　我们整理的材料上报之后，虽然没有答复，但是我们在下面跟三分局党委对批，也不怕他们。很快，学校就来电报，要我们回校参加运动，党员要提前回去参加学习，这大概是六月十号前后，分局的积极分子贴出大字报，说反革命要溜了，但也没有敢动手抓人。

　　四、被本校党委推上对立面位置

　　我们当时回校时，就估计肯定有一场大的斗争，果然，一回校，系党委就找我谈话，他们倒没有准备打击我，而是把我作为依靠力量，准备发动我作为动力，他们要搞谁，我就去搞谁。还亲自指定我作为小班的文革负责人，开会布置，就专门找那些跟领导有过节的同学的岔子。听说别的实习队，已经有搞班党支部的。

　　当时政治活动都是以大班为单位进行，我们大班包括一个年级，五个小班，共一个党支部。年级支部成员中间很多是调干生，他们有社会工作经验，对于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不那么当回事，对班上学生党员的培养有自己的看法；那些政治辅导员都是参加过反右派的，这一次文革工作组进来之后，又被作为依靠力量，运动搞谁，就反应了调干生与辅导员的矛盾。我感到这个矛头指向不对，就去找工作组长谈话，说这样个搞法，如果是为了整学生干部，可以整下地；要是搞运动，恐怕搞不下地。工作组长说，你是贫农家庭出身，不要忘本。我说，如果是忘本，我就不找你了。

　　工作组和辅导员他们一伙要搞的小三家村，是年级党支部里的党员调干生，一个是支部书记屈能伸，一个是宁河，还有一个是高伟良，高出席过1958年的全国群英会，是全薪学习的。我不同意他们定的小三家村。我想，这些低级别的工作人员不懂政策，我就去直接找省教育厅的潘厅长，他这次带工作队长进驻武测；他让副队长出面跟我谈话，我就说底下搞运动找的打击对象和依靠对象都不对头。

　　我始终认为共产党的干部是好的，我亲自参加过农村四清，认为党的政策也是好的，就是底下有些人政策水平不行。底下工作队员不听我的，我就一级一级往上找，反映情况，一心想着要按中央的好政策办事。我对共产党干部的看法，可能就是小时候那个“文教主任”定格的，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是把穷人的孩子上学当作自己的事来办。

　　隔了两天，系里面就召开积极分子大会，工作组就有人讲话，说有的人不听招呼，到时候要新老帐一起算，矛头明显就是对着我来的。我还是不服气，也不死心，就出去找到省委文革领导小组，向他们反应学校里的运动情况，他们回答说需要了解了解再说。

　　这个期间，中央又发了很多文件，省里面要召开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学校里各个班级选代表去出席这个会议。开始，班上的同学投票选我，报上去之后系里回话，说增加一个名额，让再次投票，选出来的这个人是支部委员，也是一个跟我们走得很近的人。还是没有选出他们想要的人，系里就说再追加一个名额，让再次投票选举，结果一个人得了十几票，另外一个人得了七票，这一个人是一个课代表。最后是那个得了七票的人，被系里选中，出席了省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省委书记王树成在这个会上作了讲话。班上的同学被要求进行了三次投票，大家都烦了，问为什么学生干部都不能参加？他们那些当权派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把进步学生推向反面，学生中的反对情绪，都是他们自己一手酿成的。我的造反情结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滋生的。那个时候，学生中还没有形成对立面。

　　十六条在报纸上公布之后，按要求应成立学校文革委员会，而且规定要搞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当权派为了在班上选出他们想要的人，他们可费尽了心思。因为赞成我的人还是居多，他们为了把我踩下去，就开始在公开的会议上找我的问题，我们对此完全没有准备，结果会议还是开成了辩论会，一直到晚上还继续开会，也没有搞出结果。这样，他们就转而去个别做工作，一直搞了三天，他们估计工作作得差不多了，第四天才开始投票，这样他们挑选去开会的那个人，得到了选票，算是把人艰难地树起来了。同学们投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不服气的，对我说你自己也可以投自己一票。最后，辅导员说选举结果出来了，要我发表意见，我说今天开会我不发言，此后什么积极分子会议就不让我参加了。经过这两次选举动员之后，班上的同学明显分裂成两个不同的群体。

　　再后来，工作组和校党委按照省委指示，要成立官办红卫兵组织，由工作组和他们的依靠力量辅导员指定成员，参加的都是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虽然我出身“红五类”，但也被排斥在红卫兵组织之外。

　　五、上北京串联

　　毛主席七月十八日回北京之后，撤销了工作组，学校工作组撤出之前还主持讨论，提出要继续留下观察员或联络员。我发言说，最好是一个不留。后来事实也表明，他们留下的联络员还是想插手操纵校文革。

　　虽然辅导员和工作组在班上开辩论会，不让我当积极分子代表，但是有什么会议，我还是以学生干部的身份尽量去参加，管你什么会，我都要到，把他们要搞的事情弄清楚。那个时候我们意见完全没有办法表达，一表达就要受到他们的限制。

　　我们这些人，出身贫寒，读书上学都是共产党给的，对于共产党政权都是衷心拥护的，中央政策在下面没有执行好，都认为是自己的损失，很贴心地跟着共产党办事，结果被那些当权派硬是打出来。这样，我就越来越少参与他们在学校主持的那些事情，跑到外头去串联，因此接触到本系和外系的一些人。那个时候，湖北大学和省委有大字报可以看，跑出去的人，多是被本校当权派打出去的，我们再不跑，就要整到我们头上来了。大概是是八月二十几号，陶铸有个讲话，说他去跟铁道部沟通，不收你们串联学生的钱。有了这个精神，我就打算上北京去，还是去向上级的上级反应问题。我到武昌南站的时候，口袋里只有两块钱，碰到其他五个同学一起上北京去。这样，对立面还刚刚拉好队伍，没有来得及对我们下手、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就去北京了。

　　一到北京站，气候就大不一样，说是毛主席的客人来了，很多大交通车就在火车站门口等着接，先把我们拉到工人体育馆，要我们找个地方坐下休息。第二天一早，就被转送到一所中学，那里是一个接待站，教室的地板上铺了麦秸垫子，人可以在上面睡觉，没有被子。在这里，又碰到我们系里五个低年级同学，他们来得早，当时物质比较充裕，还领到一面红旗和一块塑料布，晚上冷的时候可以用塑料布盖住身体。每天早上，一个人一份饭，同时发放当午餐的干粮：一个馒头一块咸菜，到晚上再回来。每天早饭后，都带上干粮到各个学校走访，在清华看到蒯大富的大字报，还有那个著名的“百丑图”，他们在上面点了一些老帅的名字，就是后来谭震林特别生气的那个图。在地质学院看到东方红的一张大字报，有50人在上面签名，有人先签名然后又抹去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和王大宾在监狱里被关在一起，还特别谈起这张大字报。

　　我对于共产党干部的信赖始终不改，到了北京，就想着去向相关部门反映我们学校的不正常情况。先后去找了国务院和中央文革联合接待站、团中央、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机构，去人民日报的时候，天气转冷，他们都穿了夹衣，我还是短袖，他们问我冷不冷，我说不冷不冷。有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发纪念章，我们在那里参加排队，每个人都领到一个。

　　去北京工业大学的时候，正好碰到谭力夫为“血统论”辩护的演讲，我在思想上大体上接受了他那个说法，后来建立造反派组织的时候特别注意出身。当时也传说江青说“父母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但是没有敢大意，还是怕被对立面抓辫子。我们后来组织造反派队伍的时候，都非常注意出身，第一批加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是红五类，许多跟我们观点接近的人，因为出身不好都没有敢让他们加入进来，他们写大字报的时侯，署名往往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支持者”。虽然彭真有个三句话“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但是对立面虎视眈眈，也不敢过分大意这些事。

　　六、成立少数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十个人就宣布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向国务院和中央文革联合接待站递送了申请，他们帮助制作了袖章。后来，李富春传达毛主席指示，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回来之后我们就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九月中旬，湖北省委和学校组织官办红卫兵大队伍去北京，住在测绘总局那边。我们就决定回来，列宁说革命找薄弱环节，你们来了我正好回去。回校之后，就出大字报声明我们的观点；然后就是到处看大字报，找观点与我们相同的人，我看到光学仪器制造系的五个同学的大字报，他们从北京回来造反，把“大专兵”的袖章挂在那里表示不再参加他们，此外还有一些另外的人。我很快就去找他们串联，他们都在学校食堂帮厨，我进食堂的时候，孙卫旗正在灶台上忙乎。我们约定晚上在一起开会，很容易就统一了思想，决定在九一三这一天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我们学校第一批参加的，总共有80个人，个个都是红五类学生，只有一个是老师。每人的出身都经过我的详细审查，比发展入团还要慎重，有一个校办工厂的小青年，除了他自己提供的资料外，我还亲自去厂里找老工人落实他的情况。成立大会是在图书馆二楼东厅举行的，我们系里青年教师许德明跟着去参加了会议。

　　校文革带着大队人马去北京后，留守的副主任是一个女老师，我们去找她要纸张、办公室、制袖章等等，依据就是周恩来总理说过，无论是谁都可以成立组织，她也同意了。校文革在北京的时候，也知道了学校出了我们这样的“一小撮”。

　　1966年国庆节，张体学仿照国家领导人搞阅兵仪式，搞十一游行，我们也要求参加，要求学校派车子。校文革的人吓得够呛，来恐吓我说出了事情你要负责，我强硬地回应：我来就是要负责任的，他们也不敢不答应，如果我们自己杀去，他们就出洋相了。这样，我们就扛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大旗参加了，我们三个人一排，经过主席台的时候有一长溜，张体学看着眼睛发直，回去之后恨得咬牙切齿。当时华工的造反派，已经有活动了，但是没有公开举旗参加这次活动。

　　九月的什么时候，张体学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华工和武测的右派多，要给这两个学校的左派以支持，发动抓“一小撮”。那个时候，我们的人还不是很多，校文革底下“大专兵”还是多数（当时也称为“多数派”），省委部署他们反击之后，我们都感到压力蛮大，中专部的几个女生找我哭鼻子，问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安慰她们不要怕，我不是反革命她们凭什么打？我们搞的都是拥护党的政策，拥护毛主席的号召的事情。我们的队伍也被压垮了一些，写声明退出去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系里有个名叫李景田的学生，见了我就说：你就是反革命。他是班上整党支部的那些人所依靠的对象，在他们看来，省里的高官都发话了，打点反革命他是坚信不移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想着要联合起来，想要成立全武汉的联合组织总部，所以我们自己就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测分部”，他们问我总部在那里，我们不回答。

　　后来纸张也不给我们发，广播也不播我们的稿件，很多同学还是坚贞不屈，晚上用报纸卷一个喇叭筒，到学生宿舍去作宣传。有些不那么对立的同学，领纸张的时候就多领一点，分一些给我们用。

　　北京南下学生到武汉之后，我们少数派的人都去支持他们。我记得有一次，有五个记者来访问我，问我怕不怕被打成反革命？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是反革命，他们凭什么打？那个时候很幼稚，后来当权派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还不是要打就打了，有什么证据可言。

　　我们第一次跟校文革发生正面冲突，是为了发放《毛泽东选集》的事情，他们就是不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各班到系里去领，就是不给我们。他们召开发放毛选的大会，我就上主席台发言，校文革主任过来抢话筒，不让我讲话，结果他们的会就开不下去了，当时下面就有人高喊：为什么不让人家讲话？

　　他们想借着发放毛选的事情来压制我们，我们就借机扩大宣传，制造影响。散会之后，我们就写成传单，还到处宣讲这个事情，由于明显不公正，许多人弄清楚了之后，就选择了离开他们，我们的队伍发展很快。

　　省委为了帮助步步失利的校文革，把保守势力强的学校华师、华农和医学院的保守派学生派进来，校文革接待他们，安排住在学生宿舍里面，说是过来搞什么三同。我们就起来去找他们，要求他们退回本校搞运动，他们辩解说是过来搞三同的，我们就说你们不去跟工人农民搞三同，跑到大学里来搞什么三同？大家的伙食标准都是十三块五，有什么不同？你们对我校运动一无所知，没有发言权，为什么不回到本校去？有的就把被子拿着扔出去了，保守派的人都不敢出来辩论，结果被我们赶走了。还有人辩解说是来“串联”的，我们说你们不是串联而是并联。华工也去了人，但没有被赶走。68年成立革委会之后，张体学还跟我说过，给你们派点人都被赶走了。赶走外来的保守派，对我们学校的学生是一次很大的造反动员，了解我们的人越发多起来了。

　　学校有一批三年级的学生在咸宁，工作团的领导在同学们中间抓“三家村”，还把一个校党委副书记张肇翼定成“黑手”，结果参加四清的同学在那里就发生了分裂，产生了造反队。他们回校之后，就合过来一大批人，我们的力量迅速上升，几乎可以与“大专兵”对抗了。

　　七、筹划成立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统一的司令部

　　我们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之后，领导力量比较强，有五个党员，我一个，孙卫旗，吴庭森，何汉生和刘得胜，这么安排是为了不让对立面抓到什么把柄。

　　因为学校里我们一边的领导力量很强，我就可以脱身出来到处走。那个时候，受到大专兵的压制，感到孤立和无助，从内心里喊着要联合、要集中、要力量。我去各个大学看大字报，找同志，在少数派出来支持南下学生的过程中，各个学校的同学都相互认识了，都有共同的愿望，想要建立全市性的联合组织。中间牵线的是“南下一小撮”，下面是各个学校的少数派，最早是在华工开过会，议论这个事情。我记得华工出面的是杨成江，后来二月逆流时期也是他来找我联络；邮电学院的张良栋，武汉大学的樊雪梅，水院是彭先农，武师是温平，武汉机械学院是刘光远，方保林，体院的胡昭英，华农的王修斌，水运的王明生，社教总团的谢承明（他们是刚刚分到湖北来的学生，还没有下去，也组织起来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来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中间，很多人都是曾经参加筹备司令部的老造反派。

　　开筹备会时，首先就是每个人自报家门和出身、政治面貌，要别人看你到底可靠不可靠。当时，很开了几次会，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都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个名字。因为官办红卫兵叫做“总部”，我们就要比他们升一格，每个学校都成立总部，上面是全市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造反司令部，加上地区的字样，是期待全国性的组织成立，想要大联合。本来中间没有革命两个字的，是南下造反大队提议加上去的，这样全市性的组织就定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官办红卫兵“大专院校红卫兵”成立最早，称为“一司”，我们就被称为“二司”，再后来就成了“钢二司”。

　　司令部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政参部和联络部，每个部设正副部长，司令部分配人员和职位，主要是看你这个学校造反派的力量大小来定的，武大造反派的力量不行，没有什么实力，所以在司令部里面就没有什么位置。在二司任职，不是你去领导别人，而是你要有一支队伍，有一个人就有一片天下。最开始没有明确按照学校实行常委制。司令部领导人，原来商定是叫华工出总指挥，武测出副总指挥。后来，华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开会就不来参加了，也没有作明确的声明和解释，他们的人选就一直没有到位，司令部上面就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才追加了方保林和丁家显，算是配齐了正副指挥。

　　华工没有来参加，并没有发生了什么矛盾和冲突，有人推测是怕官没封到。其实，聂年生一直有一个指导思想，他觉得队伍要纯，队伍大了就不好带，人太多了也没有办法控制。二司成立之后不久，他们学校四个组织在年底就成立了“红司新华工”，成立之前他们也没有来人跟我通气。他们联合时，郭保安和聂年生僵持不下，结果抬出来一个骑墙派蹩脚人物张立国来。

　　筹备大会准备十来天，起草了宣言和组织条例，还有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在会上都宣读了，还印成传单在会后散发。这个成立大会也上报了省文革领导小组，他们也批准了，在汉口新华体育馆里举行大会的时候，省委派了张华和许道琦来出席，张华代表省委讲话和授旗。也是省文革跟武测联系，让他们安排了给二司总部的办公室，印袖章，经费和印刷机都是省委解决的。省委还给了我们一个吉普车，开完会就载着传单，到人群中去撒。

　　大概是十月底的时候，温平就带了赴京汇报团去北京，我们老早就开始筹划这个事情，刘汉武也参加了，一起大概有二十多人。他们在北京干出了不少轰轰烈烈的事情，包括跟陶铸的见面和争论，还去中宣部造反，把张体学的言论跟陶铸对质，质问到底是谁耍两面三刀。最后在北京设立了联络站。温平是一个军队干部子弟，北京回来之后，二月逆流军区要对造反派下手了，他就不见了，可能是他父亲知道很快军区就要开始镇压造反派了，所以就让他悄悄地离开了。二司司令部里虽然有些干部子弟，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什么信息，政参部长张良栋也是高干子弟，七二○之前他爸爸到武汉来把他带回去了。

　　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司司令部成立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十年期间，就是这个时候的很多东西，是我们找着去搞的，是我们对资反路线的总进攻，十年就只有这一个阶段是我们在进攻。我排了以下，大致有以下十件大事。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我们找省里谈判，要求派代表列席会议，要在会上散发传单。开会那一天，我亲自到了现场，带了二十多个人要求作为会议列席代表。我们先在外面喊列席代表要进入会场，后来想办法把门冲开了，我进去时看到里面很多底下来的干部有些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在省里开会还有人要冲进来。进去之后，我们就分别找他们谈话，分开小组活动，每个人都是找几个人谈，希望他们接受我们的观点，然后撒传单宣传我们的观点。

　　我们召开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我提出要省委派代表参加，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先是预备在武昌体育场开，后来大专兵和保守派工人组织去干扰，没有开成。推迟11月11日，我们才开了大会，底下专县也有几十个人参加，可能是蒲蕲那边的人，他们也在会上控诉省委。下面各个学校也都召开大会，主题都是批判资反路线。

　　十一月中央处理黑材料的文件下来，我们就要求当权派把黑材料交出来，给群众自己处理。我们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平反，那个时候当权派威信扫地，已经没有多少人害怕他们了，这些材料都是资反路线的标志和证据，是铁证，是他们迫害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罪证。这也是拐个弯来批判资反路线。

　　11月16日我们去查封了湖北日报，那个时候三司也成立了，三司、新华工都跟我们一起行动，还有南下造反大队也参加了。因为报纸上刊登号召“围攻南下一小撮”的文章，还决不改悔，我们就说它是资反路线的喉舌，所以要去封闭它，不让它再按照当权派的口径说话。首先在是省委礼堂开会布置，要王修斌带三卡车先去，交待不要泄漏消息，大部队是从坐船过江，一上武汉关码头就跑步冲向报社大楼，结果到了之后，发现报社还是有准备，他们把很多职工组织起来手挽手挡住我们。我们去了之后，先是宣传说服，不管用，就把人的手扳开，然后拉到外面去，很快就把所有楼层都占领了，然后发了声明，列举他们的罪状。在湖北日报所在的红旗大楼，还建立了指挥部，参加指挥部的有南下造反大队的人，代表二司在那里的是水运工程学院的蔡向东。当天晚上，赵修和市委的人去那里找指挥部谈判，他们急着要出报纸，我们要求他们公开道歉，刊登在报纸上；他们也是很顽强的，拒不认错，直到十二月中旬形势对他们更为不利的时候，才认错。

　　隔一天，省委就组织了保守派过去，他们也一样被我们手挽手挡住，他们采取同样的方法，被他们拖出去一两百人，二楼以上没有攻上去；在门口的高台子那里，摔伤了不少人，都送到医院去救治。第二天张体学就去现场道歉，说由省委承担责任，意思是不要去找保守派报复。

　　封闭湖北日报这件事，对于动员群众非常成功，我们占领报社之后，很多人整天围在那里争论，一时成为武汉市文化革命的中心地，许多市民从此才知道有个资反路线。湖北日报停刊之后，省委发了公告，用人民日报代替。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据说中南局来了电报，陶铸也表态说省委有错误，这可能是张体学去现场道歉的一个原因，每天吃饭好像还是文革接待站送去的。

　　我们封闭报纸，就是不让省市委拿着宣传工具瞎说，要让党中央的声音畅通无阻。长江日报当时叫做武汉晚报，他们跟我们搞统一战线，同意传播中央的声音，不当省市委的喉舌，所以我们就没有封它。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我们还派人去东西湖和洪山搞了有线广播站，这些都是市委设立的。这两次我都亲自参加了，调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过去，一下子把东西湖的广播站占了，把他们的人都叫过来，说你们广播的东西，都是当权派镇压群众的，所以不准再播地方当权派的东西，只许发中央的声音，那些人也没有抵抗。隔天，我们又搞了洪山广播站，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锁上大门，我们拿上锤子把窗子插销部位打开，从窗子里爬进去，听到他们在里面说“学生还是蛮有经验的”，我们一样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下达了一个《通告》，说以后不准再播省市委镇压群众的东西，他们说接受，我们就走了。省市广播电台我们没有去碰它。

　　我们宣传工具非常缺，希望能够在学校里建一个广播台武装我们自己，没有钱买设备，当时广播器材没有批准也买不到。民族学院三司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起想办法，去找管后勤的老师，叫他给个空白支票去买广播器材，他竟然给了。我拿到这张支票以后，亲自带领大队人马包围了广播器材公司，他们还不肯卖给我们，我们就批判他们既不搞生产又反对革命，最后有一个人说我卖给你，他们总共有二十多套使用干电池的广播，我们都要了，还买了两千多块钱的广播线，支票就给他们自己去填。这次设备买回来之后，分给下面的很多所学校，每个学校至少有一套系统，有了这个就可以开大会了。过了几天，民族学院帐上一半的钱都被划走了，民院吃饭都有问题了，那个老师被单位领导逼得没有办法，过来找我们，我们只好出面去找张体学解决，要求省委来报销这批广播费用，最后张体学给解决了，通知省委把这笔钱拨给民院。到二月逆流的时候，当权派来找我们算帐，喇叭都被他们收走了。

　　我参加过两次“抢”黑材料的事情，今天回想起来是落入了当权派布置的陷阱，后来给我判刑的时候就说是“抢夺国家公文罪”。本来中央文件明确规定，所有的黑材料应该当众销毁或者退还本人，他们就是不照办，而且还要转移到档案室甚至是军队里面去，引导学生去抢，和军队发生冲突。我们的行动实质上是拦截他们转移黑材料。第一次是粮校打电话来说，中学文教系统的黑材料转到市委机要室了，我们赶到机要室的时候，里面已经搬空了，找到隔壁的房间里，看到23麻袋半材料，是从别处转来的，预备再次转移，有两个档案员在现场看守。他们这么干，是违犯中央规定的，我们坚持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办事，机要员不同意我们拿走，交涉的结果是“随便打开一袋来看，如果是黑材料，那我们就要运走，如果不是，我们马上离开。”打开一袋看，结果刚好是黑材料，这样我们就达成了协议，由两个机要员跟着上了车，我们运回来之后共同派人清理，把黑材料挑选出来，其他材料交还给他们。另外一件，是武汉市文化系统转移到五三农场的一批材料，有八十多箱，下去串联的人听到农场工人说，这些材料运过来非常神秘，搬运都不让工人参加，是干部自己出马的，他们的书记违背中央精神，本身就应该撤职。当地的工人找了车子，送到武昌红楼。我们找了几个党员和管档案的人去清理，不是黑材料的材料，原封未动，封存在礼堂下面的地下室里。67年3月军队开始支左，这批材料就交还给他们了。

　　我就是参加了这两次黑材料事件，别人搞的我不清楚，在这个事情上面，可以看出走资派的手腕比我们高明，他们拒不按照中央的精神办事，罪过应该是在他们头上。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你们去搞那些应该交出来的东西，就会冲击军队、机要室，抢夺国家机密什么的罪名，早就准备好了。后来在法庭上，机要档案和国家机密的说法站不住脚了，他们就改口说是抢夺国家公文，问什么是公文，检察官说“哪怕是一片纸也是国家公文”。

　　在接近年底的时候，他们在12月26日这一天，抬着林焕运的尸体游行，还把毛主席像和死人照片一起举着，下半旗。我们抓住了保守派职工联合会这个失误，在汉口举行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说他们是反革命游行示威，市四医院的院长上台澄清了事实，说明林焕运死于心脏病，不是造反派打死的。我也在会上作了发言，说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镇压反革命，这一次他们在政治上是自掘坟墓。还有一次，联合会到省委造反，说省委投降，因为他们思想还没有转过来，省委却在上面的压力下步步后退，他们对此也很不满。他们围攻省委的时候，工总去了很多人，把他们的队伍给冲垮了。当时还传说他们在现场打死了很多造反派，我还亲自到周边的医院去找，结果没有发现。此后，他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活动了，武汉地区的保守派组织基本上垮台了，造反派成了绝对的多数。再后来，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他们亲自出马，开始组织“红武兵”这个基干民兵组织，后来的“百万雄师”就是以“红武兵”为骨干的。

　　1966年底，二司司令部还派了王明生去参加专揪王任重代表团。王任重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另外从关锋、戚本禹的口气里面得到了一些确切信息，他们曾经有一次说到，湖北的资反路线就是王任重搞的，他搞的很多事情没有经过中央文革，你们有意见也可以批评。大概是1966年12月25日，王任重就被揪回武汉来了，是坐飞机回来的。王明生回来之后，很多中学生在司令部斗争他，说坐飞机是浪费，他是搞修正主义，王明生自此一次之后，在司令部里就抬不起头来。那个时候中学生都很单纯，眼睛里一点沙都不能掺。现在回想起来，坐飞机是怕王任重被人抢走，而采取的特殊措施。

　　1966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成立了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连续主持开了几次批判王任重的大会，工人和学生造反派组织都参加了，三司也参加了专揪工作，跟着我们。元月一号下午，首先是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批判大会，开会前王任重他们在会议室等候，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从洞口一出来，还是一派领导接见群众的架势，给他挂上“三反分子王任重”的牌子，还被他摘下来甩掉，这样就上去两个纠察拿住他的双手，顺利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倒不是特意要“架飞机”的。大会有六七个人发言，都是批判他怎么镇压群众。批判会下来之后，我在广播车上见到他，质问他：毛主席这样器重你，你为什么要反对他？他回答说，我不反对毛主席。这是文革期间我与王任重唯一的一次当面对话。

　　第二次批判大会上，汉阳墨水湖中学的老师肖伯晏和学生揭发他，是王任重亲自点名要枪毙这些人，执行那个著名的“枪打出头鸟”的政策。此后王任重在水院住了一段时间，到许多单位轮流接受批判。

　　在1967年元旦到春节这一段时间，最为主要的工作是发起“抓革命促生产运动”，当时刮起经济主义风潮，我们认为这是资反路线的最新表现形式。那些当权派只要你不找他的麻烦，要啥给啥，甚至是主动地采取措施麻痹你。当时的中央社论，都是讲这个的，我们组织了大批人马去码头、车站，我还亲自去过武汉港，帮助卸货，新华社还发了我们的稿子。

　　九、一月夺权与造反派队伍的分裂

　　大概是1966年12月份，省文革把阅马场原来政协的办公楼，拨给我们使用，二司、红教工、红工兵和工总都搬进去办公，并改名为“红色革命造反大楼”，简称“红楼”。这几个都是后来被称为“钢派”的组织，在观点上比较一致。

　　1967年1月18日，这一天省委秘书长张华和吕汉荣受省委派遣到红楼来，跟我们谈如何“交权”和联合办公的问题。我们和张华还没有谈出个结果来，职工联合会的人就来砸司令部，武重的姜诗臣迅速把张华带到三楼上去躲避。我下去的时候，看到联合会的大队人马在撤退，把我们的印刷机什么的都抢走了。门口站着一个人，我就问他是哪里的，他连忙喊“你们过来呀，他问我是哪里的”，喊声招来了几个联合会的人，把我的袖章给抢走了。职工联合会大队走后，司令部里面下来了几个人，外边马路上有一辆他们的吉普车正在打火，我对一个钢院的同学说，你上他的车子，不让他开走。湖北剧场边上一个单位的造反派，也趁机把木质的桌椅都堆到马路上来，这样吉普车就走不了，被我们扣下来了。

　　当时有两个同学被抓走，抓他们的人是东西湖的农民，带到东西湖的野地里丢下，也没有地方搭车，他们只好一路走，直到第二天才回来。职工联合会的人，大概是从肉联厂来的，工总晚上就调动武重和武锅的人去打肉联。因为张华身临其境，所以省里面很快表态，说联合会砸工总和二司是反革命事件。

　　我们成立了联合指挥部，预备夺权，但是省里面比我们还积极，闹着要交权。当时干部也没有准备好，有些干部也表现得很愚蠢，后来张体学经常敲打省委一些人，说他们是李守宪组织的地下黑省委的成员。

　　那时开了很多次会，二司是庞道明和周孔信他们代表，经常去开会，商讨夺权问题。联合指挥部打算设立七个人的常委班子，有个工人组织的代表在会上说，二司参加我们就不参加了。迅速外面就传出工总、二司不可靠，二司的头头修了这些舆论。我就想，批判资反路线时不见他们的声音，游行不见他们的人，夺个什么权？工总、二司不参加，算什么造反派夺权，而且他们推出来的那些干部，我们也不赞成。有些组织在汉口那边联合一些组织，成立了一个夺权办公室。这一次分裂，真正是他们挑起来的，尤其是说我们修了信不过，南下大队也是犯了错误，跟着提些口号，说朱鸿霞是“牛”字号人物（牛鬼蛇神）。

　　我们开会代表回来传达，司令部要马上召开各总部负责人会议，决定坚决不让他们夺权，我们也通知了工总，不参加他们的夺权。我们谁也不通知他们，布置了几个学校，抢在他们夺权之前，提前下手把印章都拿走。要他们知道，你们人没人，枪没枪，夺权，夺个什么权？我们连夜去人到省委省人委把印章都取走，赵平背了个麻袋，里面都是印章，拿到红楼来，我看到省人委是一个钢印，省委是铜印，还有机要员拿着个印章跟着。考虑到责任重大，我们那没有安全感，就不敢放在司令部，决定送到省军区去保管。我们去省军区的时候，是他们办公室主任贾云超出面接待的，他们也同意拿出一个保险柜收藏，保险柜门上由我们、军区和机要员贴上三道封条。湖北省高院和高检的公章，也是我们去封的，印章没有拿走，就是封在本单位。公安厅的大印被华工的拿去了，被工总包围了不让走，最后是姜诗臣去骗回来了。

　　们还是搞了夺权大会，起草了声明、公告和致敬电，要在第二天湖北日报上刊登。张体学给专县打电话，要他们承认夺权，我们坚决不承认。我们也坚决不让湖北日报发布夺权公告，南下大队要砸乱工总，为了出公告的事情，他们出了海报，要在武昌体育场开辩论会，到底朱鸿霞是“牛”（牛鬼蛇神）字号还是“闯”（革命闯将）字号？

　　二八声明的背景就是这个，起草的时候我们红楼的几家开会讨论，确定发表声明，讨论过主要论点，然后布置下去写的。认为武汉出现了一股反对真正造反派工总和二司的逆流。造反派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分裂，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到此为止，此后的运动就离开文革的大方向。虽然声明也说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实际上表现的是打内战。

　　造反派的思想受到各种影响，走资派又在背后挑拨，他们比我们更懂得政治权术。反过来，造反派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学生和工人都是缺乏经验，对政权并不理解，也有山头主义的思想，相互争得一塌糊涂，没有一致对敌的劲头，给走资派以分裂挑拨的机会。夺权开始争，夺权失败之后，就开始打内战，二司和工总虽然是被动跟进，在二八声明中间也攻击他们，都是打派仗。我们之间的矛盾都在这个里头了，二八声明之后，我们又组织了一个“二·二二文章”是水运红教工田桂林他们组织写的，题目是《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

　　声明发布之后，围绕着对声明是支持还是反对，造反派发生了分裂，赞成的人说二八声明是“大香花”，被称为“香花派”，反对的人说这个声明是“大毒草”，就称为“毒草派”。这个声明一出来，走资派感到打击造反派的机会到了，党内外军内外的走资派勾结起来，迅速发布了二一八严正声明。谁给他们提供的材料，就是毒草派。二一八声明是王步青起草的，他老婆在我们学校工作，曾经把这个声明的手稿拿给我看，说王不是那么坏，声明中间比较尖锐的话都是后来别人用红笔加上去的。

　　毒草派除了在夺权问题上与我们对立的造反派之外，保守派迅速加入进去。我有一个同乡在水院上学，原来是保守派的，我出车祸住院的时候，他去看我，说这一次我们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吧。我说，你们大方向正确什么？怎么不批走资派，批二八声明干什么？

　　我们从少数派奋斗出来的时候，集中火力批判资反路线，那是我们在进攻，从二八声明之后，从此都是被动挨打，再没有我们主动的时候了。

　　十、二月逆流

　　造反派发生了分裂，武老谭找到了机会，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拉一派打一派，趁机扩大矛盾。恶浪来了，工总、二司被打得晕头转向，毒草派还得意洋洋。人家抓了工总，他们在一边拍手叫好，后来为工总彻底翻案，他们还不愿意。

　　后头军队支左，派出的军训团，在华工扶持以前的保守派“乌兰牧骑”，叫他们重新打旗号，他们才看到了危险，原来的老造反派又来找我们串联。华工发起纪念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发表四十周年，喊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的口号，游行到我们学校，二司的人都出来欢迎他们。

　　全国的“二月逆流”都是从这里下手的，北京的两个大闹（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实际走资派就是从夺权和分裂中间插手。李守宪纠集一批干部支持毒草派，目的是要顺利夺权；陈再道一开始行动，就通过二一八声明把工总二司说成是反革命组织；王任重经验老到，就赶紧写信叫陈再道搞“三结合”的班子。一个是打击真正的造反派，一个是夺取控制权，这些当权派经验丰富，政治上都非常敏感，特别善于抓重点。而造反派学生和工人，都很年青缺乏经验，政治上也很幼稚，步步落在人家的后头。

　　陈再道镇压造反派的顺序，首先是镇压了军队内部的造反派，一月二十几号就抓了高级步校的造反派。还有人逃跑出来，找我们帮助，徐宏彩带了个人来，说今天军队镇压造反派抓了不少人，要我们帮助送去北京。我们担心是军区派出来的奸细，从侧面提了一些问题，确认来人是军内造反派后，决定帮他，要他脱掉军衣换上便装，送去火车站，叫他去北京找我们的联络站，后来还通过红旗大楼送走了一些人。

　　军区在舆论上，从二一八声明、二一九通告、二二○通告，全部把矛头转向批判二八声明，批判工总和二司，在群众组织内部大抓反革命，想尽一切办法去挑动群众斗群众。军区发布了声明之后，就派出宣传车和小分队，到造反派的据点周边活动，他们希望造反派去跟战士辩论乃至发生冲突，让战士自觉地跟你对抗。我们特地发出文件，不围攻不围观，尊重他们避免纠纷，春天都是这样，明确提出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拥军不拥武老谭”（武老谭的意思就是“武汉的谭震林”，当时造反派以此指待镇压群众运动的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等人）。

　　二一八之后，军区向很多学校和厂矿派了军训队，华工、武测、湖大都有。他们第一步打击完香花派之后，又转过来扶持保守派，在湖大和华工都是支保的，也不用毒草派。这样，很多毒草派的人，又从军训队手下造反出来了。华工先去找我串联的还是杨成江，我也去找过郭保安。

　　我们一贯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和步调进行运动的，这个一段时间中央没有什么明确的指示，我们都急得团团转。二月十七八号的时候，阎长贵跟我们驻京联络站有接触，教学习社论对照，还说反托派是错误的，要我们自己检查错误。我们得到电话通知之后，在中医学院举行头头会议，传达了阎长贵的意见，大家各种意见一大堆，都找不到好的办法，会议开了一整夜，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那个时候人心浮动，1967年2月21－22日，司令部在水院举行第一届红代会，目的要统一思想，提出下一步怎么办。我们通过揭露地方和军队的走资派如何勾结、如何拉一派打一派搞垮造反派的阴谋，得到的指导思想是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武汉要明确地提出揪“武老谭”

　　2月28日，我骑车去汉口的时候，过大桥在龟山下出了车祸，当场就昏过去了，被抱到车上去抢救，头和脸都肿得不行了。同学回学校拿了三联单，转移到湖北医学院附二医院住院，这个医院很多医生都是参加红教工的，所以对治疗比较放心。

　　就这么个事情，当权派也借机造谣，军队的人说：如果杨道远跑了性质就变了。还造谣说，高级步校出枪，我们出人，在黄冈军分区搞了地图，预备上山打游击。还有谣言说工总跟二司一起要搞武装，因为暴露了。所以杨道远被工总杀人灭口了。得知我在湖医住院，部队派两个人带枪，就坐在二楼的凳子上，天天守在那里。他们找我谈话，问我司令部人员情况，我说司令部造了花名册，你们要的话到司令部去；他们想要谈其他的情况，我一概不谈，说：要谈可以，我跟你们政委谈，不跟你们谈。那个时候，我还是天真地想，政委是做政治工作的，会跟随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会是那种错误态度。

　　三月十六号，我的伤基本上好了，他们就把弄到军区去，说陈钟首长接见。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开军区的头头会议，事后回想，这个会议恐怕就是布置三一七抓工总头头的会议，一个小会议室里面坐得满满当当的。孔庆德和韩东山首先发言，说：杨司令，你真是难得见呀。他们刚刚成立支左办公室的时候，去司令部找我，张良栋把我藏起来说他们是副司令来的，就让副司令接待，我们司令不见他，他们是提起这一档子事。大概他们当时还没有想着要镇压我们，把二司作为支左的对象，才去找我们的，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幼稚。

　　当时我在那里，就想，这么一大堆干部，肯定有忠于毛主席的，我有话就要说完，总会有人给毛主席送信的。陈再道首先问话，说：你们反对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我回答说：听说你跟二月兵变有关，矛头是对准毛主席的，所以才反对；如果你是真正忠于毛主席的话，这么多年轻人不顾一切起来保卫毛主席，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赵奋站起来反驳我：毛主席相信陈钟首长，你们竟然不相信？陈再道又接着说：你们说我们不好，军区这么多的人，有没有个把好的呢？当时知道张广才和李迎希跟他们不一致，他想要套我的话，如果我说他们好，他们就更有理由整他们了，我因此回答说：我没有作过调查，你们的情况我不清楚。钟汉华说：你们说要夺军权，中央明确规定军权是不许夺的。我回答说，不是哪个人要夺军权，而是要把走资派掌握的一部分权力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我自己是学测绘的，文革搞完了，我还是要去搞我的专业。在谈到多数派和少数派谁对谁错时，我讲，少数派为什么成了多数？多数派为什么垮了？多数派垮了说明路线错误，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到底谁对谁不对，难道还不清楚吗？陈再道后来说：你们有个金字招牌，回去要整风。我猜测是他们向上汇报要抓二司，结果上头的人没有同意。

　　他们大队跟我谈了个把小时，就转移走了，留下三个干部跟我继续谈话，我们在那个会议室里谈了一天。其中一个军队干部对我说，二司到底是不是你带？我看你像个姑娘样。也许在他们眼里，造反派都是洪水猛兽，头头个个都是红胡子绿眼睛吧。最后说，你还能不能把他们带起来，我说肯定能。这个谈话都比较平和，没有一句尖锐的话，觉得他们也不是蛮坏，中午吃饭还不要我出粮票，算他们请客。

　　我当天下午回到医院，晚上雷志茂几个人就来了，我把今天在军区谈话的主要精神都谈了。第二天就回到学校司令部，他们已经成立了整风办公室，夺了司令部的权，说那些人要么是有野心，总之是不得好。晚上方保林、刘汉武他们一帮子人，批着雨衣、冒雨赶去了，我把这个情形说了，当场决定开大会传达。第二天我们在华师找了个场地，会上我传达了前一天在军区谈话的要点，二司要整风，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等等。会场上华师的军代表当场就递条子，我当场就念了：杨道远你敢造首长的谣；我说，可以对质嘛。他们以前一直是要在二司找反革命的，估计他们内部讲话肯定不是这么轻巧的话，他们下来也不是这么布置的。

　　我刚刚出院的时候，还有人说不要向我靠拢，底下有大字报，都是怀疑头头如何的。我们在华师开会的时候，只有水院和武测是有组织去的，其他学校的头头都没有资格去喊人了，挨批之后之后在群众中间还被群众疏远了，都是零零碎碎去的。大家回去之后，胆子就大了，缺点错误是有的，不是当反革命的问题了。司令部的头头天天在那里去，我们针对此前整风中间揭发出了的问题，搞了个二司头头对质会。在我住院期间，军代表要把二司头头打成反革命，水院就把矛头对准丁家显，也有些人把问题往他身上堆积，说二司要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丁家显插手军队。我出来之后，在对质会上说：按照司令部的安排和分工，丁家显负责跟军队院校和支左联络，不是他的个人行为。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别人说得清楚，丁家显也觉得我不是落井下石的人。等到整风后边重新选举头头的时候，武机、水院有一排人都很坚决，就是要选我。

　　从我出来到四二社论中间半个月，我们做了请罪工作。我们当时分析形势，二司头头叫人家丑化成张牙舞爪的反革命了，造了那么多的谣言，底下的人不清楚，军队又不准我们开会，我们想，那请罪检讨总该可以吧，我们请罪的时候指导思想很清楚，是对不起毛主席，没有能过把他老人家交下来的事情办好，可不是对军队的人请什么罪。我们讲的主要内容，是这些时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有什么错误，他们造谣的部分我们不主动驳斥，有人问到就如实回答。我们就是想着不能让他们把我们与群众隔离开来，所以写了个牌子“二司头头请罪队”，只要人多的地方就开始讲，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靠近群众，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过头脑认真思考权衡过的。参加这个请罪队的人有周孔信、方保林、刘汉武、张良栋、徐宏彩、崔更生等二十多个人，跟着许多小兵。

　　有一天去汉口江汉路，下午很疲劳，他们看到我精神不济，就要我先回来，结果我在过江轮渡上睡着了，等到他们晚上回家过渡的时候，才把我弄醒，中间不知道来回了多少次。

　　军区的人从表面上看，以为我们认罪的，我们从不对他们认罪，没有一项是针对他们强加的罪名的，我们主要是检讨我们对不起毛主席，对人民犯了罪，大联合没有做到。同时也是辟谣，他们捏造的“罪名”，在我们的请罪中间都“没有了”。

　　请罪活动搞了几天，就出了四二社论，我们在请罪时等了一个时期，现在对形势认清了。四二社论的广播一听完，我就理解了，硬是要跳起来跟他们搞，所有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听后都跳起来。我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要革命，不再参加整风，我们要行动起来。好像他们搞的整风办公室也做了个结论，二司的头头没有修。

　　除了社论之外，此前山东的王效禹有篇文章，此后林杰和王恩宇也写了篇类似的文章。

　　四二社论之后，军队的策略改了，他们开始组织“百万雄师”，此后武汉文革就跟着进入“抗暴阶段”。

　　十一、武斗镇压和抗暴

　　我们的动作比较快，下面的积极分子也都回来了，大家都要求头头回来工作，甚至有人说：就算司令是狗屎我们也要保。我们就这样上下一心，挣扎着起来跟他们作斗争。

　　这个时候再也不谈香花毒草的事情了，军队对我造反派是高压，红楼被接管，所有司令部都被赶回家，大单位都派出军训团，在组织上加以控制。对于毒草派来说，等到军队开始扶持保守派他们才觉醒。他们在华工叫乌兰牧旗重新打出旗帜，在武昌体育场开会，我们只能是个人名义去参加，三字兵和大专兵打着旗帜去的。在湖大的时候，大家开始唱东方红的时候，几个中学生跟我说，他们学校捉住他们去爬狗洞，我听了潸然泪下，那些中学生那么单纯什么私心杂念都没有，竟然这样整他们，不拿他们当人，那时我第一次大哭，歌唱完了，我的眼泪还没有干。

　　我们起来第一件大事就是要为工总翻案，针对军区发表的“工总十大罪状”，我们派人下工厂去逐个调查，崔更生参加了调查组。我们还把朱鸿霞以前写的诗歌拿来看，发现也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一条是说我们里通外国，引用证据说：香港广播说二八声明未经透露，完全是自打嘴巴。

　　4月18日，我们在洪山礼堂召开第二届红代会，学生组织都去参加了。军区派刘海江作为代表出席并讲了话，他念语录念错了，又要他上台去纠正。鲁礼安在这个会上也讲了话。军区批判我们的时候，说我们是“黑二司”“豆腐二司”，我说我们是“红二司”“金钢二司”“硬二司”“钢二司”，以后二司的名字前面就加上了“钢”子，钢八司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这个“钢”字，就是要我们的队伍重新硬起来，反击武老谭，为工总翻案。

　　在红代会之后，司令部重新建立了，增加了作战部、大批判办公室、拥军办公室等。我们这个时候很明确，队伍拉起来了，必须要依靠毒草派的人，所以成立武汉市的总指挥部的时候，头头多数都是新派的人，我们主要是在下边活动，干实际的事情。华工还是不大参加，湖大的张维荣很积极。召开大会，讨论给工总平反的问题，新派的人只同意给广大战斗队员平反，还有人说工总的头头是“牛”字号的，张维荣作这个发言的时候，我提出抗议。中学红联的董学精坚决支持我们，红艺兵的余杰清也支持我们。到中央626来电的时候，他们还是这个观点，张立国的观点就是为战斗队员平反，所以全市性的组织就整不出一份材料来，我们成立材料专案组单独整材料，预备上北京汇报。张维荣工总平反是这个态度，但对军区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他曾经说给我三百人去，军队可以开枪，我要用鲜血唤醒江城，我坚决不同意。

　　抓办成立之后，向新一中派出了工作组，整学生，陈文汉他们组织了绝食斗争。差不多的时候，新公校也组织了绝食，他们军管之后还抓了人，绝食要求是要公安局长承认错误，放人。我们司令部开会分析，认为新一中的矛盾是老百姓对当权派的，范围比较广，而新公校是公安局系统内部，问题直接一些，他们矛头对准军管会，所以决定支持新公校绝食斗争。现场我亲自去过，成立了火线指挥部，公安联司的田学群、湖大张维荣、吴焱金都到了现场。有些学生硬是一个星期不吃饭，连输液都不让。指挥部找军区的来回答问题，钟汉华到了现场，表态之后就走了。吴焱金宣布绝食胜利了，结束绝食；底下的中学生还是不愿意，吴焱金说：你们说我右了，杨道远在这里呀，问题的关键是新公校被抓的同学，被当权派关在监狱的小号子里，到处找不到，所以还是没有放出来。

　　汉阳三中谢保安他们组织营救夏邦银的静坐，是从4月22日开始的，要求把夏邦银放出来。聂年生和杨成江都在那里组织，还有建港中学和钟家村中学参加。

　　工总的头头在三一七被抓之后，底下的战斗队员还在，二司在三镇搞了几个广播站，他们只要是一下班，就来听二司的广播。那个时候，工总队员没有头，没有什么集体行动，也还没有重新树旗，他们还要坚持八小时上班，这些人自称“钢八司”。到五一游行之前，底下恢复了一些组织，但是还不太健全，五一游行的时候，工总、九一三和二司的三面大旗，都是二司的人扛着。我们当时就是全力以赴，要为工总翻案，这个案不翻过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胜利，不翻案，胜利就还是武老谭的。

　　1967年五一大游行的时候，有勇气的组织都去参加了。钢二司、九一三和三新是发起单位。任爱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那一天在队伍中间，看到一街两巷的老百姓的感情，他们看到钢二司的队伍他们不知道有多高兴，递水递茶，亲热得不得了，我们把整个三镇都走遍了。

　　在每一个绝食现场，无数的老百姓往那里送吃送喝的，许多人在那里围观，他们都是支持造反派的，可能只有在革命的时候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象。我想，造反派的斗争代表了他们的思想，虽然他们没有直接遭到镇压，但是造反派被打了，也等于他们的思想被打了。十七年来受压的群众，都同情造反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指挥做的这个事情，是非常得人心的，过去当权派整群众、压群众很不得人心，人民无形之中就把自己归类到造反派这一边来了。

　　在几场绝食斗争之后，造反派不仅完全恢复了，而且大大地赢得了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三镇每一个路口，几乎都有一个支持新公校绝食的点，加上舆论动员，几乎所有市民在感情上都卷入了这个事情，都要求军区的人去认错。

　　干部中间也有少数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是只要一站出来，走资派就最先部署打击他，任爱生表态支持我们之后，他们就通知中学生保守派“特别行动委员会”去抓他，然后把他关在22中学的楼上。柳英发拿着任爱生求救的条子给我看，要我们去解救他，我们派了人过去，任爱生是从楼上跳下来才脱身的，跳楼的时候摔伤了脚，先住在中医学院治疗，之后到了上海、北京去养伤去了。也有人说宋洛似乎支持我们的，我就派了松涛去接他到司令部来，他也没有给我们出谋划策，后来别人问我宋洛说了些什么，我一句话也不记得了，有人就反问说：未必宋洛是个哑巴，一句话都不跟你说，但是我确实不记得了。

　　干部出来支持造反派的，不仅很少，而且也非常谨慎，宋洛的表现是有代表性的，他们唯恐跟造反派扯上关系。张体学后来曾经亲口对我说过：他们住在水院的时候，某天看着张华就不大对，结果是起身出去找造反派，贴了他的大字报；他还说姜一写大字报，名义上是打倒王任重，实际上是“保王打张何其毒也”；甚至追问王海山是不是参加了地下“黑省委”，只是不敢当着我的面搞任爱生。张体学的心态，对于揭发自己的人睚眦必报，这也是干部中间的一般心态。凡是真的支持造反派的干部，那些当权派都恨不得拿来当叛徒来处置。

　　百万雄师从4月29日开始组织武斗了，行动最多的是一个基干民兵组成的组织――“红武兵”，大规模的武斗是在六月中下旬。

　　走资派组织“百万雄师”武力镇压造反派日程表：

　　武斗就是镇压造反派的历史。百万雄师成立之后，每天就是执行他们的“扫平”计划，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典型的武化大革命。武斗从四月底开始，五月份成立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之后，就更不得了，六月份几乎天天有。六一七武斗那一天，我正在汉口，在房顶上看到很多人往这边跑，一遍跑一遍喊，百万雄师来了，百万雄师来了，就跟跑反一样，百万雄师在武汉市民的心目中就跟日本鬼子差不多，我心里说，百万雄师完了，完全不得人心。

　　我们造反派中间，曾经就造反派造就百万雄师到处进攻的形势，进行对策辩论，有三种不同的主张：文攻武攻、文攻武卫，文攻武守；部分中学生要进攻，武守和武卫的差别是没有积极的防御意义，武卫可以打到门外去。造反派开始着手武装自己，修工事准备自卫，七二○之前毛主席到武汉来的时候，曾经说过要看我们的防御工事。他们残酷地镇压我们，用尽一切高压手段，把我踩到脚底下去，我们非要翻个身吐口气不可。

　　在六一七武斗之前，钟汉华曾经接见过我一次，是刘海江联系的。我们司令部的看法很明确，武斗就是陈再道钟汉华他们操纵的，我们打电话给军区“制止武斗办公室”的时候，开口总是说“喂，武斗办公室吗？”他们辩解说“我们不是武斗办公室，是制止武斗办公室”。百万雄师的组织、武装、训练和指挥，都是军区和8201部队搞的。我见到钟汉华，第一句话劈头就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停止武斗？”钟汉华辩解说，不是他们搞的。那个时候，武大、华工都在制造武器，钟汉华说“武器是不准制造的”，我回答说“你们有武器，我们没有，毛主席说了，蒋介石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也要学着拿起刀来，每一次武斗都是在你们指使百万雄师打到我们的门口甚至是家里。我们制造武器是为了不被你们杀死，都是为了保卫自己。”钟汉华最后说二司的组织性强纪律性差，他的意思二司不听他们的话，所以纪律性差；但是队伍说起来就起来了，所以组织性还是强的。我走了之后，钟汉华报怨刘海江他们说，我说不见不见，你们非要见。

　　六二四水院被围后我们派人带了记者到现场去，这一天下午我到了武钢和新一冶，组织“抗暴指挥部”，也准备组织人去救水运学院的二司学生。百万雄师把电话打到青山办事处去，说要晚上过来活捉杨道远，他们就派了个车子从东湖那边赶紧把我送回去。我后来去看过现场，水院的学生把大楼的门窗都塞住了，做了工事，百万雄师的人用消防车把大楼的墙打了一个大洞，从中间钻进去进攻的，最后有很多学生从楼上跳下来，都被他们俘虏了，抓到国棉六厂去关押，还有人被追逐跳进长江的。这一天，百万雄师还攻打了汉阳轧钢厂、铁四院、汉口工造总司司令部，有一个名叫吕玉森的学生被他们用长矛刺穿了大腿，一个叫潘金舟的女生被硫酸烧坏了眼睛，至今有一只眼睛是瞎的。这是他们搞武斗最猖狂的一天。

　　六二六中央发指示那一天，司令部开大会，还是准备要拼死斗争。参加大会的人，多数都是敢死队成员，会后游行，很多学生到处挨打，旗子都破烂不堪了，都扛着游行，从华师、武工、武重、这样一路走过去，造反派就只剩下这点地方没有被百万雄师围攻了，汉口民众乐园、工艺大楼、都撤回来了。出去游行的时候，人们还为我们担心，就那么点力量，怕遭到百万雄师伏击全军覆没。在游行中间，中央六二六来电到了。

　　那时也只有武大、水院、武测这一溜，是我们的阵地，除非百万雄师十万人来攻，否则不可能打下。每天晚上都有人巡逻，有一次我去武大，还被抓住，他们不认识我，最后才放。那个时候有一种思想，说是要战略撤退，就是逃跑，我们反对，华师和武工都有人这么主张。知识分子有个缺点，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不愿意反省自己承认错误，还有找个好听的借口，逃跑就是逃跑，哪有什么战略撤退。军区的目的就是要把造反派从组织上消灭，都跑了就没有了阵地，没有了阵地还有什么钢二司、钢工总？他们成立“红武兵”大搞武斗，是为了“三结合”夺权作准备的。

　　中央六二六通知之后，百万雄师才稍微收敛一点，在6月30日攻打湖北大学的时候，我看到8199部队开始制止他们了，赵奋在车上喊“百万雄师撤退、百万雄师撤退”。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不断地发出东西，从三二一公告开始，六四公告，我们都不知道发了多少声明，后来军区的人问，为什么军区一出东西，你们就要批？

　　十二、对抗与裂痕

　　从那个时候军区领导人的指导思想来分析，他们就是要有计划地扶植保守组织作为自己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以填补旧省市委在群众运动浪潮冲击下瘫痪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例如原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亲自出面组织百万雄师，目的就是瞄准了未来的“三结合”政权，因为当时规定：三结合要有军队代表，没有军队代表的地方可以由基干民兵代表出任。他们这个组织就是在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的精神出来之后匆忙组织起来的的，目的就是针对着一个“权”字来的。1967年初春的时候，他们就通过武装部系统组织了全市性的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到了五月份，他们又以“红武兵”为骨干组织了“百万雄师”联络站。

　　他们之所以要大搞武斗，也是基于“二月逆流”时期所采取的那些鲁莽的镇压造反派措施已经实效了，在1967年3月17日陈再道一天就抓了工总各级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五百多人。但是，光靠抓人还是达不到他们的目标，造反派还是“野火烧不尽”又一拨一拨地发展起来了，面对群众性反对“二月逆流”的声势浩大的局面，他们判断文的手段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了，就改而采用武斗手段。

　　5月16日百万雄师联络站成立之后，武汉的武斗就急剧升级了，这个组织的成立就是为了武斗目的，是党内外、军内外的走资派勾结起来，指望通过这个方式把造反派一举消灭掉，造成一种既成的局面，即便是今后中央处理湖北问题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这样三结合就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了。当时百万雄师内部就有这个话传出来，说是到了搞“三结合”的时候，你们造反派已经不存在了，就只剩下百万雄师“大、好、纯”了。

　　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从夺权一开始，走资派就拼命破坏造反派之间的团结，制造种种事端，目的就是为了把造反派排斥在夺权之外。

　　面对残酷的武斗局面，在造反派内部，有一部分人想的是主动回避百万雄师挑起的武斗，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人都被打死了，还搞什么革命？对抗不过的时候，就想着要跑到外地去躲起来，这是一种思路。另外一种思路是，要跟他们对抗到底，那个时候汉阳、汉口的造反派据点都被百万雄师拔除完了，我们就想着在武昌据守，曾经设想在中南路口设立一个防御工事，就是在军区大门口，如果百万雄师真来打的时候，看你怎么办？这也是给军区领导人出个难题。我们当时就预备守武昌的几所高校和几个造反派力量比较强工厂这么一个区域。

　　武汉文革的“抗暴”阶段很重要，它反应了走资派对于造反派的一贯敌视的态度，也记录了陈再道为首的部分军队领导人仇视群众运动，仇视造反派的罪行。如果对武汉曾经发生过武斗的地点稍加研究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主动出击去打的，每一次武斗都是由百万雄师挑起的，由他们主动进攻引起的。

　　我们在6·26这天开大会，就是持有这种对抗思想，这个大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动员造反派群众面对百万雄师一再挑起的武斗局面，跟他们拼到底。参加会议的人多数都是各个学校的“敢死队”成员。当时二司司令部的主导性意见，就是要跟武老谭对抗，我是坚决反对所谓迂回、逃避的意见的。针对军区支持下，由百万雄师一手制造的严重武斗的局面，我们采取“文攻武卫”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当时的情况是别人打我，我们只是招架一下，是一种自保的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表述，属于正当防卫。记得那个时候，每个学校的造反派总部大楼都建立了防御工事，楼梯统统堵死，只留一个小洞，爬上爬下，变成了爬梯了。每个总部大楼的楼顶都备有石灰包、燃烧瓶、砖头等，都是准备百万雄师进攻时往下打的，武斗责任不在我们这一方，我们所做的那些准备都不过是为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当强盗打到家里来了，我们拒绝举手投降，我们要把他们赶走而已。迄今为止，所有的武斗资料都显示，我们纯属防卫，没有任何一份资料记录了我们曾经到哪里去主动进攻过。

　　那个时候，武大和华工都制造过武器，武大还出了号外，说是试验成功了一种新式武器，估计也就是一种土地雷、手雷之类的，出公告是一种针对百万雄师的威慑，意思是我们是有家伙的，你们来了就走不了。直到七二○之后中央已经广播播出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之后，学校进驻了部队，百万雄师还来进攻过武测，他们冲进了大门，但没有攻打大楼，是8199部队在百万雄师的进攻面前手挽手排了几十排人，有个戴了袖章的学生到门口去，被百万雄师用长矛戳穿了大腿，这个学生名字叫莫卓平。

　　陈再道抓了工总领导人之后，就造舆论说朱鸿霞最坏，我们当时也不便去正面为他辩护。就提出口号“要求公审朱鸿霞”，他有什么问题摆出来，让大家受教育，这是跟他们斗的一种方式，他们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这些诬蔑都是见不得光的。对于夏邦银，我们提出坚决要求放人，学生就在汉阳公安局门口静坐，你们不放人我们就不走。我们那个时候，都非常小心，有选择地提出策略，口号和行动都要经过大家讨论，优先考虑后果会怎么样？人家本来就想用棍子打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给他们送上另外一根棍子。

　　中央6·26通知之后，我们的注意力就转移了，准备上北京的汇报材料。联合指挥部开会，组织班子写汇报材料，头头开会把观点定下来之后，就组织班子写。新派和钢派都参加，主要问题就是为工总翻案上，要不要彻底翻案，意见不一致。我的意见是必须为工总全面平反、彻底翻案，被抓进去的人都要放出来；另外一种意见，是只给广大战斗队员平反。在最早的争论中间，他们说工总的头头都是“牛”字号的人物，战斗队员是“闯”字号的。这样就说不到一块，最后一次在华工开会，张立国的口号还是“只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这样我们分歧就大了，只好拜拜了。二司各个总部都派人来，到司令部参加搞材料，有一二十人的样子，方宝林、丁家显、刘汉武、柳英发、王兴家、胡兆英都参加了，因为以前为工总翻案已经下去做了很多调查工作，材料都是现成的，所以很快就拿出来了。

　　那个时候，百万雄师还掌握着车站码头，出行还很不安全，我们司令部单独成立的汇报团，分成三个小组，各持有一份完整的材料，只要其中的一个小组能够安全到达北京，就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如实反应湖北武汉的文革情况了。我这个组的材料，是扎在胡兆英的身上，因为她是个女同学，万一被百万雄师拦住也许还不至于搜身吧，材料就有可能被保全下来了。

　　南下造反大队的同学说帮助我们弄火车票，后来考虑坐火车票不一定能弄那么多，又不安全，只好先坐船去上海，再绕道上北京去。大概是7月2号还是3号的早上，武汉锅炉厂的杨逢春开了辆卡车去武测接我，然后把我送到武汉关上的船。结果南下大队的同学只弄到一张票，最后我跟胡崇元上了“东方红2号”。一到船上，里面多数都是造反派，有的是跑到外地去避难的，有的是南下同学回北京去的。船上很多人都认识，大家也议论文革情况。船到芜湖，就听说当地保守派很厉害，要上船来抓人。于是船上的朋友就安排我和胡崇元两个去洗澡，打一头肥皂沫子，防止被人认出来。后来听说，码头上还是闹起来了，结果来不及解开缆绳，从船上砍断缆绳就开走了。

　　船到上海后，由二司的人员到码头上来接我，住到上海音乐学院。我还去过上海交大，在1967年春天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正是上海交大在武汉串联的十多个学生集体加入武汉二司，我亲自给他们戴了袖章，接受了他们。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武工和华师的学生说到战略撤退这个词汇，我当场就批评他们，说大家都走了，阵地就没有了，遂了武老谭的心愿了，要大家赶紧准备回去。

　　那时，吴焱金、张维荣、雪湘明都到了上海，我们串在一起，商量如何去北京汇报的事情，坐火车路上要经过很多地方，担心被走资派和保守派抓，坐船的时间太长。最后还是决定坐火车去。那个时候，任爱生在上海住院治疗，中医学院的学生看护他，他也想去北京治疗，我还去看了他。

　　大概是七、八号的样子，我们到了北京，各个组织就分开活动了。我到联络站上去，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整顿北京二司联络站，以前他们就打电话回来说，人太多，领导不了，有好几拔人都自称代表武汉钢二司，除了我们派出的代表团之外，还有一个汇报团由一个姓董的领着，李苏明是另外一滩子，都是谁也不买谁的帐，都想自己代表二司。我在那里的时候，对驻京联络站进行了整顿，把不是二司司令部派出的人员全部裁撤，只留下十二个人，并把驻京联络站人员名单打印出来，分送各个对口单位，此外的人都只能代表自己，再也不能代表武汉钢二司了。对于他们个人的行为，我们司令部一概不负责任。张涛当时要离开联络站，准备去东北办展览。我在北京的时候，当时北京有一个“揪刘火线指挥部”，我要求联络站的人不要去参加，因为我们对北京的运动情况不了解，所以都不要参入进去，对于首都揪陈毅和周恩来的行动，我从来都是反对的，这个态度贯穿了文革全过程。后来说我在北京参加了什么516，反对周恩来，全都是莫须有的捏造，都是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置造反派于死地而杜撰出来的天方夜谭。当然，在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中，总会难免出现一些个别意外的情况，个别人持有某种观点或偶然参加某组织的活动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二司作为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中从来都没有介入这样的活动，这是我今天仍然可以肯定的。

　　我到北京之后，曾经去过清华，在那里碰到南下造反大队的张闯，1967年春天的时候，北航、哈军工和西军电等学校的学生都是支持我们的，张闯他是以自己个人名义支持我们的，但是清华井冈山并没有支持我们，陈再道镇压我们的时候，井冈山还撤走了驻武汉的联络站，虽然他们没有明确去支持百万雄师，起码在当时他们的立场是暧昧的，这就在无形中迎合了武老谭的目的，我之所以在七二○之后，一概不参加清华举办的活动，二司驻京联络站后来支持清华“四一四”，其原因就在这于此。

　　十三、我所听说的七二○事件

　　我刚刚到北京的时候，武汉的问题还不准上街，控诉也不叫上街。到了7月22号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才通知说武汉问题可以上街，到了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始了对武汉问题的滚动广播。

　　那天谢富治、王力刚回到北京，我们都去机场欢迎。去的人很多，把整个机场都围住了。谢富治由周恩来陪着，在外圈，王力由江青和康生陪着，在内圈，他们绕场一周和群众见面。走到我们打的旗帜跟前，周停下来跟我讲话，我们给他带上了二司的袖章，本来还想给江青和王力他们也带上的，但是他们身边有一大帮子人，我们根本走不过去，周恩来说由他转交给江青、康生他们。

　　7月25日天安门开大会，我们都去了，二司驻京联络站的人员都上了观礼台，但没有人上天安门。这个大会开完了之后就忙得很，北京到处集会支持武汉。我参加了人民大学的大会，因为人大的赵桂林他们南下来汉时曾支持过我们武汉的造反派。我还去了系统内的国家测绘总局。这期间，天津警备区通过国务院和中央文革联络站的介绍，找我去天津参加他们的集会，我到达的时候，那里的会议已经进行了一半，我在会上发完言之后，大会很快就结束了。我在会上还看到雪湘明坐在台上，晚上我被警备区用车子送回北京。当晚，二司驻天津联络站的人就找来，说我今天参加的大会是警备区搞的保守派大会，造反派的会议明天召开，最好是再去参加一下，不然二司的联络站就可能在天津站不住脚。我说，参加两边的大会是不允许的，如果实在是站不住脚，那就撤了算了。后来李苏明按照曾思玉、刘丰等人的意志，揭发我参加组织发起“五一六”问题，说是有一个12人的名单，就是在这一天晚上和他一起去交给王力的。亏得这个人当时并不在我身边，我的行踪他多半也不知道，结果编的谎言在时间上根本就对不上号。李苏明的录音揭发在全省上下到处播放，一时成为陷害造反派群众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虽然事情已过去几十年，但我在这里还是要澄清一下，历史是不容任何人随意改写的。

　　我七月初离开武汉去北京，720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不在武汉，后来听说了一些相关的情况。1967年10月上旬，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的谢胡和阿利雅到武汉访问，我们“三钢三新”七个组织的负责人去王家墩机场迎接他们，周恩来在跟我们座谈的时候，说起七二○事件的一些情况。说7月13日毛主席突然决定要去武汉，周恩来马上着手准备，通知谢富治和王力赶紧去武汉，他自己也于14日赶赴武汉打前站。他说毛主席原来打算横渡长江，14号是三司组织渡江，15号是百万雄师组织渡江，16号是造反派组织渡江，毛主席都没有下水，因为考虑到这当中有个群众问题，如果他参加了这一派的渡江，就压了另一派的人。周恩来要我们学习、体会毛主席对待群众的慎重态度。也讲到是他亲自送王力和谢富治上飞机的，然后他自己掉头去处理问题，要他们在河南休息，自己办完事情之后，赶在前面回京，再去机场迎接他们。

　　十五军军长方铭，后来担任武汉市革委会主任，他曾经对我说过一些情况。他说，8201部队同百万雄师上了街，武汉就乱了，总理要陈再道控制局势，陈再道说我管不了，总理跟陈再道拍了桌子，说：我从黄埔军校到现在怕过谁，不要说百万雄师，千万雄师我也不怕。总理上飞机之前对他说：小将们有难快去保护他们。方铭说，他们部队进城的时候，用卡车运送部队，没有上车的人跑步向市区开进，卡车再回头去接他们。部队只带水壶和步兵武器，轻装上阵，很快就进驻了武测、水院、武大、华工。

　　王步青也曾经跟我谈过一些情况，说总理批评军区犯了错误，陈再道心里不服，下来埋怨信俊杰没有把材料交给总理，总理不了解情况。信俊杰说总理不收他的材料，陈再道说：你塞也要塞给他。总理说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陈再道辩解说我们没有支持百万雄师，我没有接见过他们，是百万雄师跟在后头喊支持我们。总理说：百万雄师支持你那也是一样的。

　　张昭剑曾经作过保护王力的报告，我们编了一本书《武汉事件》，第一篇就收了这个报告，还配有照片。

　　我在北京的时候，二司司令部给我打过一些电话，从中间也了解了一些情况。先给我讲过北京来人了，预备在武汉解决问题；中央要造反派带头上缴武器，拆除工事，停止武斗。谢富治和王力在水院讲话；8201和百万雄师一起上街；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发表了支持声明，还派了十几个人去司令部送了支持声明。谢富治派了北航的学生去司令部，要我们不要参与这个事情，中央自己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就没有任何动作，在军区大院批斗王力的时候，有二司的散兵游勇混进去观察情况。

　　十四、七二○之后的全国支左

　　当时我趁着在北京的时候，走访过红旗杂志社和学部。在红旗杂志编辑部见到林杰，他30多岁，个子不搞，瘦瘦的，满精干的样子，他很热情，说了很多武汉造反派的好话，说三钢是英雄等等。他对我就象是老朋友一样，说要跟我们一起战斗。我提到四二社论之后，他和王恩宇的署名文章，对我们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对此表示感谢。这个时候，林杰拿出了八一社论的稿子给我看，内容中间就有要武装左派、揪军内一小撮等提法。我问到以后怎么办，他说，武汉的同志们提出武汉怎么办的问题，全国支持武汉，武汉支持全国嘛！那天林杰与我谈话的精神，在后来红旗杂志的社论中间也反映出来了。

　　第二天我又去了学部，见了王恩宇，当时见了吴传启没有，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这几个人都是支持武汉造反派的。当时王恩宇敞着怀，说话带着气，有点张飞的味道。他说我们忘恩负义，他们支持我们，现在我们日子好过了，却反过来整他们，大概是北大当时派人去揪吴传启，他对这个事情发了一通牢骚。后来抓五一六的时候，就说这是我上头的一条线，另外一条线是魏绳武宋洛等。

　　我们后来也在北航开了一次座谈会，本来只是想跟韩爱晶他们勤务组的成员座谈一下，老韩是知道我跟蒯大富有心结的，就特意把老蒯也请过来了。座谈主要是就当时的文革形势交流一些看法，因为毕竟他们身处北京，跟中央联系的渠道比我们通畅得多，中央有什么精神，有什么部署，他们应该比我更清楚一些，我很想多听一些他们的看法。我在座谈时也提到林杰说的武汉支持全国的话，蒯大富接过这个话头，说中央有没有这个意图，搞第二次全国大串联？应该说与林杰的那次谈话及红旗杂志社论上的内容，对于后来我们派人去全国支左，是产生了影响的。

　　恰好是这个时期，科学院成立革委会，我受邀参加了这个成立大会。周恩来出席了这个会议，陈伯达来了，但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为科学院说要结合他进革委会，他就写了个条子说，既不能参加革委会，也不能来参加成立大会。郭沫若是作为革命干部代表、粟裕是军队代表，张奔是群众代表。会上总理做了讲话，我又上去给总理和台上就坐的人员戴了二司袖章，同时还想请总理题词，总理推给郭沫若了，郭老就提笔写了“钢二司好、钢工总好，三钢好，三钢团结”这几个字，后来在我们的倒旗大会上，背景里还有这个标语。《钢二司战报》的报头也是用的郭老题的辞。

　　7月27日晚上，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小礼堂接见武汉群众。陈伯达、谢富治和吴德出席了，去的人很多，非常拥挤，我们就排队站在一边，里面已经开始讲话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进去，结果叫王大宾出来喊我们。我进去之后，谢富治喊我到前面去，叫坐在他和陈伯达之间。我代表二司做了简单发言，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支持武汉造反派，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间拯救了，感激党的支持，我们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谢富治跟我讲，到了武汉之后有很多感受，在二司司令部就感到广播特别吵人，还说到批判康三婊子，他说到这里一边笑，说康派也不是不好嘛，康老也是康嘛。我说老家镇平就是陈谢大军解放的，这一次又是毛主席派你去武汉解放了我们，两次都是你解放了我，表示感谢；我说第一次解放的时候，我还只有八九岁，然后我就可以上学了；这一次武汉革命群众遭遇的压力和紧张状况，不亚于解放前的压迫。他又问了我来北京的情况，然后说，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这个太危险，我们可以接你们过来的。他还说百万雄师中间，公检法打人最厉害。我们谈到为工总翻案的问题，他说要翻案肯定是统统都翻案。现场聂年生也到了，聂年生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说那个时候整工总，我们上了当。部队的造反派也参加了这次会见，他们拿了个本子叫谢富治副总理题字，谢把本子推给我，我当时也不知道天高地厚，拿起笔来就写了：把军内无产阶级武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受谢副总理委托而题。他们把本子递给谢看，谢笑了笑，也不知道他看清楚没有。后来这也成为我插手军内文化大革命的一条罪状。

　　我在七二○之前，要求二司的战友们回去，那时的目的是要守住阵地，现在中央也要求武汉群众都回去，那几天，天天往武汉发专列，我也是8月2号坐专列回来的。专列夜里到达，没有进武昌站，停在大东门那儿，我们下车之后给司令部打电话，去了辆卡车接我们。回到学校门口，就看到有哨兵站岗，教学大楼上写着大标语：为左派站岗，为左派放哨。

　　回来之后，就忙着平反、树旗和恢复组织，造反派队伍迅速扩大。朱鸿霞和胡厚民等主要头头都已放出来了，工人总部也重新设立起来，队伍也急剧膨胀。

　　原先是中学红联的董学精，他们从中学红联分出来，加入了钢二司，在湖北剧场召开成立大会，我去授了旗。戏校也是这个时候加入二司的。原来他们在大中学校指挥部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坚决站在一起的。

　　那个时候，湖北省军区也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名叫“钢司总”，也是我们去给他们授旗的。原先我们在红楼的时候，就跟他们有联系，126夺权之后，省委和省人委的公章，就是存放在他们那里的。二月逆流的时候，他们也被整，贾云超被关了50多天，放出来之后去见我，说自己的头发都白了，还有一个秘书科的李卫东也是被抓了的，军区也承认他们，后来还参加了省革委会办事组的工作。后来整我五一六的时候，说我们插手军队，这也成为一个证据。现在回顾也很荒唐，那个时候我们一方面是幼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另一个方面也是狂妄，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授旗，吸收他们加入钢派？

　　那时，我们还召开了第三次红代会，规模搞的蛮大，几天的时间内作了一系列的决议。总决议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及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伟大胜利》。底下分了好多方面，高举大批判的旗帜、高举拥军的旗帜、高举大联合的旗帜、狠抓学习毛主席著作、搞好工人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武装起来，全国支持武汉、武汉支持全国。后来很多学生到全国各地去支左，跟这个决议有很大关系。

　　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全国支持你们》，到司令部取镜头，要求拍一个学毛著的场面，正在预备拍的时候，几个中学生进来了，他们坚决不让拍，说这不是真学习时候拍的，专门是弄虚作假，不许拍。那个时候，司令部开会，通常是五个人的会议，有十个人来参加，他们自己来参加会议的也可以发言，只是不参加表决。司令部也没有什么限制，人来人往的，很随便。

　　十五、武装左派的经过

　　八一社论出来之后，还发过一个文件，有一个“武装左派”的精神。社论广播当天，我们去找设在武测图书馆的支左办公室，我和方保林等几个人去找负责人康星火，我们认为钢派肯定是左派，既然中央有了精神，就应该给我们发枪。康说上面还没有明确指示，不能随便答应，要先请示。

　　隔了一天他们就答复了，先做自我批评，说：我们还是没有小将们敏感，形势跟的慢，武装你们肯定是应该的，但是群众组织很多，工作难做，单给你们发枪其他组织找上门来不好办；最好是你们自己去仓库里搞，我们支持你们。他们给传达这个意思的时候，有好几个人听了这个话。

　　我马上在钢二司召集会议，叫大学总部的头都来，认为大学生比较成熟稳重些，没有找中学生。一个是要弄清楚枪在哪里，仓库在什么地方；二是决定如何去搞。有人知道公安厅的枪库，还有两个公安厅的人到司令部里来画了位置图。我们当即决定由武大武测和武工三个学校去，武工把守路口，不能让别人搞去，武大和武测的人进仓库里。那个时候部队都支持二司，先派了一队人戴着袖章和旗帜走在前面，守卫排看到二司的人来了，就立即开门表示热烈欢迎，接着后面的车子就开了进去，仓库所有的门都是值勤的军人为我们打开的，我也亲自进了仓库。先是拿枪和子弹，后来连擦枪布都搬回来了，还有几尊迫击炮也运回来了。

　　枪和枪栓不在一起，提前作过技术处理，枪栓在什么地方找不到。守卫部队看到二司搞枪，就给上面打电话，8199部队去了很多人，他们到达的时候，我们装着枪的第一辆汽车已经出来了，正好拦住。弄清楚都是钢二司之后，解放军站在路边保护我们。在审判我的时候，为此要判我十年徒刑，罪名是抢枪，我说抢是要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我们赤手空拳，那里有一个排的守卫还全副武装，我们如何抢得？

　　运回去之后，成立了一个军政训练办公室，部队派了很多校枪的、修配的技术军官过来，他们把枪栓拿过来装上去，武测成立了两个民兵连，训练也是部队的干部搞的。8199部队还派了两个连队进来，跟民兵连搞“一帮一、一对红”。还进行过打靶，这个事情还在解放军报上登过。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张昭剑说我们搞反革命武装，我说这实际上是你们搞的，技术军官是7252部队派来的，搞一对红的两个连队就是8199的，张昭剑派的部下。

　　我们搞枪就是这么个行动，回来之后什么枪都有，手枪、步枪，还有高射机枪和几尊迫击炮，学生都不会用，只有军队的人会使。我们规定：除了在靶场，一颗子弹都不准放。总部的头头每个人都有了手枪，我自己一发子弹都没有打过，要是自己打了怕管不住别人，直到九五命令缴枪。此前，北航的同学回去，要了几枝枪，还找到我说“你不给老韩一支枪”，我就拿了一支手枪和十五发子弹给他们，还写了个条子“要为无产阶级掌握枪把子”，这一支枪后来被他无意之间带到了人民大会堂，给他，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并被污蔑为企图暗杀中央首长。

　　九五命令下来之后，要求缴枪或者原地封存，我们坚决执行了，仓库的枪先行封存了，造册都是部队的人搞的，都交给军政训练办公室，结果枪的数量还多出来了，就再也没有人找我们了。1968年的那次抢枪，我们都没有参与过，跟二司的人也都没有关系，我们7·20后去搞枪的时候，是有来头的，也是执行中央“武装左派”的规定的。那次搞枪客观地说应该是部队送枪。我记得收枪的时候，中央当时有个指示，说是除了反革命之外都不予追究，后来他们还是“追究“了，而且是当成一项严重罪行加以追究的。

　　十六、“大联合”过程的波折

　　1967年10月8日，周总理利用陪同谢胡到武汉访问的机会，花了许多精力来促进武汉造反派的大联合工作。我们因为只有七个人去机场迎接他，他嫌人太少，而且没有女同志，他说：如果江青同志知道了，非批评你们不可，困难的时候跟你们一起战斗，现在一个妇女代表都没有。后来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说江青与周总理如何对立，我感到难以相信，文革中我和总理有过几次接触，在我的印象中总理说话的时候很少讲空洞的道理，都是联系实际谈问题。他对江青同志一贯都是很尊重的，往往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他总是说江青同志知道了会怎么样？他处处都把江青同志放在一个受人尊重的位置上，而不是现在某些人说的那回事。

　　也是在这次来汉的时候，他问朱鸿霞，你当省革委会主任行吗？朱鸿霞连忙说不行。他又问，杨道远当可以吗？杨道远也表示当不了。周恩来说，这不是说你们不行，而是说你们现在还不行。然后，他就背诵了毛主席的诗《为李进同志题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他说李进就是江青，你们是幼松，要长成劲松才能担当大任。周恩来对江青同志的赞美和尊重是随处可见的。

　　谢胡的飞机停下来之后，机场门口的秩序就乱起来了，很多人在那里挤，刘丰喊我们去整顿队伍，说我们的人不注意影响，门口那一段的人其实根本就不是工总二司的人。在谈话过程中间，也说起工造总司，刘丰说他们不是产业工人，尽是些炸油条钉鞋的，因为中央表态的七大组织中间没有他们，他们心里憋着气，所以故意在那里挤。谢胡评价说：外地秩序好，武汉热情高。

　　机场的讲话，我们后来都整理了，新派整理的跟我们不一样。可能大家都是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就听得真切些，记得牢靠些吧。我认为自己还是如实传达的。

　　晚上在东湖宾馆举行宴会，周总理就请了很多七大组织之外的人来参加，谢胡和总理都讲了话。许多人轮流上去跟总理讲话，宴会完了，他都没有吃几口东西。

　　晚上的座谈会，也是蛮多人，钢新两派都参加了，康生在场，看着他像个老教书先生，也不发火。座谈主要是讲怎么实现大联合，中心议题是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我递了两份材料，都是关于干部的，一份是张群英和华工一起搞的姜一的材料，另外一份是武大“龙派”关于为李达翻案的材料。周总理说：本来我打算想要姜一和孙德枢出来工作，现在你们送了姜一的材料，我就不说了。

　　第二天上午，不光是二司的人，周围的群众也去了不少，校园里人山人海，大字报棚背后都伸出人头来。7252部队派了一个团在那里警卫，门口站岗的士兵手里抱着冲锋枪。总理去武测二司司令部，我是在一号楼背后接到总理的车，我把柳英发介绍给总理，总理要我去陪谢胡，他拉着柳英发的手，沿着操场走了大半圈，然后总理上台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谢胡在会上作了讲话，说钢、真钢，表示支持文革的态度，要我们赶紧搞大联合，如果你们成立革委会给我发电报，我意愿来参加。结束之后康生就领着谢胡去华工了，总理从后门坐武测的车子回东湖宾馆，可能是这个时候他接见了湖南湘江风雷的人。

　　总理在司令部里头跟我们座谈，声明不要录音，讲到武汉大联合的方式，他问柳英发有什么想法，柳回答说：以钢派为核心，就跟滚雪球一样，滚成一个组织；周总理说：你人小派性大。在司令部停留了80分钟，我们平时都是年轻人，没有喝水的习惯，办公室简陋得很，就只两个破藤椅子；这时总理想喝水，可整个一栋楼都找不到开水，有个女中学生背了个挎包，她拿出一个苹果递给总理。他们来的时候是坐的红旗车，走的时候是武测的车子。座谈的内容，当时都整理传达了，具体的内容今天不记得了，印象中还是讲大联合的问题。当天下午，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大会，谢胡又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接着，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大联合了，先是分别成立红代会、工代会和农代会。我们学生是先成立了红代筹，研究如何把大中学校联合在一起成立红代会的问题，部门如何设立，席位如何分配的问题。这个红代会没有太多的争头，成立还比较顺利，红代筹是在1967年12月底成立的，然后在1968年1月17日成立了红代会，主任是我，副主任是张立国、龙铭新、谢华之等，常委里面有些中学生，柳英发、谢保安、史灼华、陈文汉、董学精、杨铭、雪湘明等都在里面，我们二司的常委也都在里面。

　　三代会成立之后，就只承认这三代会了，其它各个群众组织都宣布要解散。外面有有些中学生写了大标语：上山下乡倒旗散伙、旗手江青语重心长。这个标语明显是找江青的别扭，可能是江青的某次谈话中间有这个内容。

　　在商讨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在这个里头钢新两派争席位，闹了好长时间；在干部结合问题上也是存在着激烈争论。争论的就是这两个，谈判也是为了这个。当时还办了学习班，开会，不过不是整我们的。有一次在雷达学院开会，刘汉武也去了，新派就说他不能参加，大家争吵起来了，刘汉武说我不是代表，但是我要跟着监督杨道远执行二司的决议。为大联合、三结合的事钢二司内部成立了一个班子，丁家显、方保林、王彩珠、张良栋、柳英发、谢保安（他是我专门到武汉三中去把他拉来的）都是这个班子的成员。

　　我那时已经对无休止的争论感到厌烦，也没有什么为自己的思想，不过还没有办法退出来，从小的方面看要代表钢二司，从大的方面看要代表无产阶级。思想上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要强一些，让别人拿了权危险，确实有些唯我独左的思想。在干部问题上，我们支持任爱生，他们支持姜一，张体学是作为犯了走资派错误回来取得群众谅解的，饶兴礼怎么进去的我不知道。刘真和张华都进不来，他们两个是陈再道点名要打倒的黑手，张体学和王任重认为他们俩是叛徒，可能是有人故意叫另外一派的人去反对他们。最后的席位分配，大家觉得差不多就算了，搞了几个月，实在没有多大意思。现在回想，不争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对的。通过争论对干部多了一些考察，但整体意义不大。

　　武汉造反派之间的所谓钢、新之争，就是从1966年底延续下来的，是在第一次夺权“1·26夺权”之前产生的。夺权之前为了争席位，就搞分裂，想要排斥工总和二司，说二司信不过，工总的头头是牛字号（意指出身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分裂的根源就在这个地方。1967年春天“香花派”和“毒草派”的表演，军区抓捕工总打击二司，另一派就拍手叫好。后来军区支持保守派，他们才害怕了，回来跟我们一起战斗。他们回来也是有条件的，没有说要纠正以前的错误，这个一直沿袭下来。直到6·26通知之后，他们还认为工总的头头不能放。当时，我们是受军区打击的主要的对象，所以要坚决为工总翻案。七二○之后谈大联合时，维持那种“半斤八两”的局面，都还是从那个时候沿袭下来的。除了群众组织之间，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之外，有些坏干部也从中间挑拨，如李守宪在工总问题上就写过大字报，这个人在群众组织当中专门挑拨离间，所起的作用非常坏。

　　那个时候，曾思玉和刘丰还是要按照中央的表态来搞大联合的。就是因为名单不好搞，所以提了一次又一次，这三个新派学校省市革委会常委都有名额，他们还嫌少。这个问题值得分析，当权派一直都是在钢、新两派之间做文章，拉新派打钢派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张体学和姜一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张体学临死之前，还把新派的人叫到病床前，要他们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让钢派的人掌权。这个至今不得不说的“钢新之争”，站在当权派立场看问题，他们需要的是好驾驭、听话的人来做自己的政治工具，而对造反精神强，更有性格的钢派就没有亲和力。张体学甚至说，他从北京回来跟大家一握手感觉都很不一样，新派的态度恭谨、而钢派总是那样桀骜不驯。

　　在造反的时候，大家互不干涉，到了谈“大联合”、“三结合”时，就象进入摘桃子的阶段。成立革委会对于一些人来说似乎是到了最后捞一把的冲刺阶段，而且非捞到不可。有些干部，也想着找到造反派群众组织支持，以便把自己抬出来。市里面曾经把干部拉到八一学校办学习班，我也曾经去过那里，对于一些相当级别的干部如何私下拉帮结派，甚至毛遂自荐，我是略知一二的。其实二司的学生是最不会弄这个东西的。后来抓黑手，他们批判我，说我接触了任爱生和宋洛，是为了在干部中间搞“双保险”，今天我保着你，以后你保着我，我还从来没有学会去想这类问题。张华出席过二司的成立大会，还曾经去红楼跟我谈过“交权”的问题，他是省委班子里和我接触较早的领导人，但我对他从来就没有好印象，也从来不说要结合他。张华报怨说三字兵不要我，你们也不要我。

　　十七、在省革委会的工作

　　任爱生算是最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结合之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这个人很硬气，能力也行，但他们就是不想让他起作用，重要的事情不分给他管，重大的事情往往就是曾思玉、刘丰和张体学三个人在背后商量好，任爱生和其他副主任根本不能与闻。1968年夏，任爱生就社会议论较大的干部问题，给常委和正负主任写了一封信，要求印发常委们讨论。办事组就是拖着不印发，任爱生问丁力，丁力说信已经转到军区党办去了。实际上是军区党办压了任爱生的信。在贯彻九二七指示的大会上，任爱生写了个东西，革委会办事组的丁力不给印，丁说是军区不让。省市革委会实际上就是军队干部说了算。革委会里面有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等等，每个组下面就对口管很多个部门，各个组长都是军队干部。

　　曾刘刚刚来武汉的时候，对于我们还是支持的，实际上是依靠的，在当时要是离开了我们，他们在武汉就玩不转。另外，我们这些人本质是好的，其实，曾思玉他们主政湖北的初期，对我们还是很不错的，有一次在滨江饭店他对刘汉武说：大炮，马上要去越南打仗了，带你去当个营长怎么样？柳英发下乡的时候，方铭还想着要他去部队当兵，还是想着要培养他的。1969年柳英发已插队潜江，那年去北京观礼的名额还是武汉市出的。这些都说明，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对立的。后来的变化到底是个什么内幕，也许跟中央的变化有关系，从清队开始就在造反派里面抓坏人。

　　刚刚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实行集体办公，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常委分班搞轮流值班，曾刘不参加，张体学的班则要我来代。开始的时候，很多下面地县的革委会成立，要送到省里来批准，省里不批就成立不了。武重的军代表是个军级干部，送上来的名单里面没有朱鸿霞，他们解释说下面没有提名，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要做工作嘛，朱鸿霞作为钢工总一号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竟然连常委都不是，成什么话，你这个革委会我不批，被打回去了。下面各个单位和专县，我们二司原来有联络站，也要他们拿名单回来，哪个人不对，不符合大联合的要求，在我这里就通不过。

　　我在革委会工作的时候，可能是思想要求比较高，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跟老同志们时有龃龉。记得有一次是在东湖客舍，开会的时候代表们都睡的是钢丝床，在当时那是最高档的，我坚决不住，认为这是接待外宾的，为什么省里开会不能在招待所举行，非要上这里来？我坚持不要钢丝床，最后只好给我换了个棕床。还有一次经曾思玉个人批准，把省革委会周围做了五米高的围墙，我当时不知道是谁批的，只要一开会我就说，这个围墙用了多少砖头，花了多少钱，王任重那时都没有修这个围墙，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比过去的走资派都不如，曾思玉当时就在会场上听着，他心底下肯定是怄得慌。还有一次开常委会，晚上十点钟会议差不多要结束了，也都有车子可以送大家回去，但是硬是要留下来吹牛吃点心，那天刚刚好是我值班，计划拿到我这里批，我批上：夜餐照发，我们不要，对这种做法我坚决反对。后来批判我的时候，干部揭发说：因为一个饼子两个点心，我就说张体学又犯了走资派错误。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他们没有办法解答，也不理你，心底下就认定你老是跟我们过不去。当然，放在今天再来看这些问题，我当初也是太求全责备了。

　　68－69年春节，省革委会组织慰问团，下到各个地县去慰问解放军，曾思玉到武汉军区上任时带来的副司令员徐国夫是代表团团长，我是副团长。襄北修铁路的部队是从越南战场回来的，他们不了解国内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要我作报告。我就讲了，陈再道怎么镇压造反派，百万雄师是怎么样搞武斗的。他们气得不行，下来就跟我说，曾思玉司令员都没有说7·20武汉文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为什么这么说？姜一也跟我发生争论，说你到现在还一天到晚老保老保的。

　　下面县里有的大联合搞得不好，来凤、广济和浠水县是到省里来办学习班解决问题的，各县保守派都是人武部扶持的，都是镇压造反派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挨整，坚决维护当地的造反派。张体学很不满意，说到现在联合不起来，都是我们支持造反派的结果。这样我们就跟曾刘张体学直接冲突了。有我们在革委会里面，他们办事就很不顺手，因此恨上我们了。

　　当时，红代会组织了一个“纵游长江”的计划，任爱生值班时批准了，长航专门拨了一艘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到南京的时候，大概是有人在船上开枪，惊动了南京警备区，结果被当地把船和人都给扣了。因为他们持有湖北省革委会的介绍信，事情就回到湖北了，正好是我在值班，我写了三条：就地上缴枪支、本人写出检讨、人员立即返回武汉。张体学唯一一次对我说，杨道远，我支持你那三条。后来才知道，这个事情是任爱生批准的，他因此在一边看笑话，让杨道远去搞任爱生。还有一次，大同军分区发了电报，说是武汉钢二司的人带了枪械参与了当地的武斗，他们也是扣了抢和人，我也是要他们赶快写过认识，立即放回武汉。我的一个思想就是，赶紧把人放回来。

　　当时，省里面还成立了一个分配办公室，要我当组长，大学毕业生和军队专业人员都是这个办公室负责分配。有一个部队干部找上门来，说他老婆在南京，想要调回武汉，他单位同意接收。我要他在单位开个证明来，这样就叫计划小组去办这个事情，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见到他，一问，那些人把他老婆安排到黄陂去了，还是见不着老婆的面。我又去找计划小组，他们推说没有指标，我说你们不就是管指标的吗？带薪带指标下去不就行了，还要等谁给你们下指标？你们嘴巴上说拥军，怎么不办实事。还有很多学生分配到边远山区，存在一些具体困难，也回来找我，这些问题确实解决不了，这样我也就不敢再呆在分配办公室了，怕以后出事。

　　我还碰到一个知青，他姨妈带她来反应问题。她被下放到荆州，有一天生病没有下地干活，在家里躺着休息，结果被人武部长趁机强奸了。我一听就气炸了，这些中学生才十五、六岁，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下放都到农村去就很吃苦了，还这么糟蹋她，我当即就批了“撤职查办”。他们就说，这么定是不是太重了？后来我也下到知青点上去看，很多知青精神状态都蛮好，干活劲头也挺大，实验中学的王再平他们，干活下劲得很呐。那年春天我去鄂州的知青点上，跟他们一起参加劳动，我看到社员把小麦中间的野油菜挖起来丢掉，结果都被知青捡起来拿回去当菜吃，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学生多可怜，他们在生活上比农都不如，农民还有个菜园子，而知青什么都没有。所以凡是涉及知青的事情，我都是坚决维护他们的。我还去过宜昌，听说当地的人与武汉的下放知青打了架，其中还有不少武汉三中的学生，我到医院里看了双方受伤的学生，要他们不要再打了，不要上坏人的当。并责令宜昌市革委会妥善解决。

　　省里还招集知青代表回来开过会，我提出意见，说知青的粮食标准不能定的太低了，知青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他们是会自己去想办法的，这样一来势必会跟农民发生冲突。张体学不赞成我的意见，他的想法是，这些知青中很多人原来都是钢二司的中学生，所以我才去维护他们，替他们说话。他把我对知青安置工作中的意见当作“资产阶级派性”，这不是一般性的工作分歧，而是反映了当时有一部分老干部的确对文化大革命耿耿入怀，以致于对知青安置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视而不见。后来下放知青回来把省革委会包围了，造成工作上的很大被动。

　　我认为知青下放是毛主席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一种战略，所以我总是跟他们说，下去后要把根扎深一些，这样枝叶才会茂盛，只有经过在基层艰苦环境下的摔打，才能熟悉农村，熟悉农民，熟悉社会，培养出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这是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我在给一个知青朋友的信中曾经写道：“二十年以后全省地市县委书记将有一半都是钢二司的”，这种带鼓励性的话语有什么过错？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肯定是那样的，因为他们年轻，有文化，干活又吃得苦，贫下中农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当时省里开各种积极分子大会都有知青代表参加，在他们身上充满了朝气，他们是一代值得信赖，可以期待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后来有人揭发我，说我是要落实“隐蔽精干、保存骨干，二十年后再大干”。有一个新派的女生，后来见到我就问，这个话是不是我说的，她当时已经被选拔为公社的妇联主任。她从自己的经历出发非常同意我的话。我所说的“一半都是钢二司的”其实只是泛指知青这一代人，并不是从派性出发看问题，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还有我支持柳英发他们办小报，交流知青经验，却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无限上纲，攻击我想在湖北当皇帝。这些无稽之谈是不值得反驳的。

　　那些身居高位的当权派对知青不是从政治上关心，从生活上照顾，相反在招工的时候，他们对一些出身不好，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或文革中当过造反派的知青带有明显的歧视，而他们自己的子女都不下乡，都是通过不同的渠道直接去参军，去招工。到了后来他们干脆改变选拔人才的标准，根本不考虑什么得到工人农民拥护，也不需要什么实践经验了，他们从根本上颠覆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这样一来，下乡的知青就很难再有什么热情了，他们的崇高理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被打得粉碎，一种幻灭感、受骗感自然而然的产生出来，这种被扭曲了的感情完全是由那些高官们一手造成的。据我所知曾思玉、张体学、姜一、夏世厚这些人的孩子都没有下过乡，都是直接去参军或招工。既然你们的孩子都不去下乡，你还有什么资格去侈谈下乡光荣，侈谈什么扎根农村干革命？

　　我在省革委会工作的那段时间，明显感到那里的工作方式，都是由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这三个人在背后决定的。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通过我们，但是我们做一点小事则一定得通过他们。比如，往学校和工厂派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已经私下决定了，而且工宣队都训练了很长时间，马上就要派下去了，才在开会时宣布。这样的重大事情都是他们预先设计好了的、人也训练好了，我们根本参与不了意见。而且，所有参加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选，都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只到这些工宣队、军宣队下去之后，按照他们的意旨干的许多事都没有向我们通报，我们只是从基层造反派代表那里听到一些反应。当然，反应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到后来连省革委会的值班制都搞不成了。新生红色政权建立不到一年，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朱鸿霞他们写的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出来之后，省革委会开会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不让他在内部讲话，那他只有上街去讲了。我们一开口说话，他们就摇头。他们在会上不说，而是通过工宣队和军宣队这个组织系统，去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情。我们提任何建议都是没有用的。对于当时中央的一些政策精神，革委会从不去讨论应该如何贯彻执行，他们也根本无心讨论这些问题，满心想的是如何恢复旧秩序，如何对清算造反派。从1968年底开始，省革委会完全是按照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这三个人的意志运作，“三结合”已变成“二结合”群众代表已名存实亡。革委会内部酝酿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地步。

　　在反复旧之前的一段时间，我跟着慰问团下地县去了。回来之后就派我去汉口，住在兵站那里，专门接待从中央直属机关下来的五七干校的学员，成天在璇宫饭店招待他们吃饭什么的。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开会我还是要回去参加的。回去后才知道张体学在省革委会内部散布了很多奇谈怪论，他说二司里面有坏人，他们干的很多事情都没有通过你杨道远，你是不知道的。张体学的计策我看得一清二楚，他是先给我这个“一号头”一颗定心丸吃，然后把我下面的人统统打掉，最后达到否定整个钢二司，否定文革中群众组织的所有作为。朱鸿霞就是上了这个当，我是不吃这一套的。不管他说什么，不管他如何拉拢分化我都不会上他的当，我都说在二司没有人敢于背着我打着二司的旗号去弄事儿，他们总说方保林如何不好，背着我干了很多坏事，我总是不上他们的当。我总是说二司所有的决策都是集体通过的，我作为主要负责人对所有二司的集体行为都会负完全的责任。有一次，一个军代表又拿出这套话来说，张体学很不耐烦地出来制止他，意思是杨道远这个人不识抬举，已经没有任何拉拢的价值了。从此埋下了怨恨种子，也注定了我坎坷动荡的一生经历。

　　我们参加革委会工作的群众代表，从未聚在一起商量过怎么对付他们三个人。那时我们的思想都很单纯、朴实，总觉得背着人搞活动很不光明正大。过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旧省委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不存在个人之间的恩怨。就拿你张体学来说，已经在毛主席面前认了错，在群众面前也作了无数检讨，态度也还算是诚恳的，现在大家在一起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想把事情办好，没有谁再去拿过去的事说事。即便是对于他在革委会内部的一些言行感到不妥，也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掺杂任何文革中的恩恩怨怨，对他是尊重的，在工作上也是支持的。没有谁去想为难他。倒是他容不得我们，对于文革中受冲击心结太重，对造反派总是报以偏见，对于革委会里他觉得碍事的人，他总是要想方设法地把这些人拨弄到一边去，他才好放手办事。我结婚后从老家回到武汉，朱鸿霞和胡厚民找到我，说省革委会里面已经开了好几次会，人家完全变了。

　　九·二七指示这个事情，给中央的汇报材料，我想肯定不是武汉军区作为上报单位，落款肯定是湖北省革委会，这样具有决定性的事情，我作为省革委会的副主任，竟然一点风声都不知道。以前曾思玉总是问，小杨你怎么还不结婚，69年8月份我请假回河南老家去结婚，一个军代表就说，还有些事情，你是不是留下来，我说都已经通知家里准备好了，怎么能够变卦呢？这样就让我回去了。事后分析，他们要我留下来，估计就是要贯彻批判北决扬的文件，可能是当时他们已经上报了，估计是中央还没有及时批下来，才挪到十月份了。八、九月份的时候，他们就下手抓了田国汉他们这些所谓的“北决扬分子”。到10月开始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成了批判对象。以前轮到我值班，我还总是去，认为这是我的工作，我的权利。等到省革委会开会批判“北决扬”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引起警觉，只是简单地想着划清界限就是了。

　　十八、被夺权和整肃

　　七·二○之后两条路线的斗争模糊了，工宣队进校之后，我作出了错误的决策，拱手相让，心里老是想着清华大学那个事情，毛主席说黑手就是我。我们只注意了老的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把曾思玉、刘丰这些人和资反路线挂上。七○年夏天之前，学校里其实还有好几个年级的学生，我们还是正正当当的革委会成员，我们还是有一定力量的，但是那时还没有这个认识，我们完全放弃了斗争。这其中与蒯大富和工宣队发生的那场冲突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老蒯挨了批评，结果他自己被搞垮了。这个事件影响很大，应看作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结果是累及了全国的红卫兵。

　　造反派遭清算这么彻底，关键是我们思想上放弃了抵抗，白白丢失了阵地，如果当时起来抵制，坚持按照中央政策办事，中央也会肯定的。关键是在清华7·27事件之后，思想上迷失了方向。武汉的工宣队第一个是派进钢院的，当时说他们学校还有些武斗。工宣队进驻武测之后，我在革委会明确表态，按照工宣队的布置办，因为我不抵抗了，别人谁还敢起来抵制？当然，工宣队那时还不敢碰我，但是由于群众组织已经解散，工代会，红代会只剩下个空壳，不可能再形成有组织的对抗局面。基层的造反派没有靠山了，我们这些浮在上面的“头头”也成了孤家寡人。最开始进来的那批工宣队也不是蛮不讲理的，军宣队也是一样的。后来他们通过不断地更换工宣队，培养了一批整人的骨干，即所谓的专案人员。他们愈来愈明显地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地清算。如首批派到省实验中学的工宣队是省船厂的造反派工人，他们进校后对于造反派还算是手下留情的，包括对12·6事件的处理都还是比较客观的，也就是让当事人把情况说清楚，没有搞什么逼供信，都是按照政策办事的；后来换了一批六棉的工宣队，其成员基本上都是原百万雄师的成员，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把12·6事件重新拿出来搞，通过大搞逼供信硬是要抓什么幕后黑手，想借此事件去牵连一大湾子人，以达到打击、清算造反派的目的。对于那些他们感到不太听话，用起来又不太顺手的工宣队，立即撤换，这个里面是大有名堂的。工宣队实际上成了当权派对付造反派最方便的工具。

　　那个时候对于路线斗争的认识，对于跟谁走这个问题的认识，都淡薄了，从上到下强调的都是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一谈到“斗私批修”就该造反派做检讨，而且是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造反行为都当作无政府主义，都拿出来进行清算。他们拿毛主席给工宣队送芒果一事大做文章，动不动就说工宣队是毛主席派出的，就象拿着尚方宝剑似的。7·20前，我们跟陈再道斗的时候，那个压力也是很大的，但总还能看到一线希望，总感到毛主席、党中央和我们在一起，所以陈再道越是镇压我们越是要反抗。这个时候，对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认识得不清，我们跟武老谭斗的时候，就是认定他们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再道抓人我们跟他斗，要他们放人；而工宣队和军宣队抓人。我们没有警觉，还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没有了那个斗争精神，几乎全国都是这个状况，很多学校和单位的造反派就是这样被他们搞掉的。我记得国棉一厂的王屏去找过我，说到她们厂革委会被军宣队“捅马蜂窝”的事情，参加结合的群众代表都被“捅下去”了。我对她说，你回去告诉她们说，你们不是马蜂窝，是蜜蜂窝，她们那些人是来捞好处的。

　　工厂里头没有派工宣队，但是也一样派了军宣队，而且搞得比学校狠得多。那个时候，群众组织都解散了，也不能开会统一思想。工总的头头偶尔私下集会商讨一些问题，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和行动，可工宣队和军宣队都是有组织下来的，特别是军代表下来之后谁的话都不听，也不看事实和群众反映。显然，这些军代表的指导思想也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上头布置下来的。运动中要搞什么人，怎样搞，搞到什么程度，都是由上面统一布置的。在省里面基本上是曾思玉、刘丰和张体学策划、布置这些事情，在市里面是由方铭一帮人在领导。我们这些群众代表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办法插手工宣队、军宣队的事情。

　　后来搞“清队”，也跟“捅马蜂窝”一样的搞法，都是有意识地打击造反派，这个思路是从武汉军区和省革委会带下去的。只要你是造反派，你就是“马蜂窝”，你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对象，随便罗织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你送进监狱。武汉三中有个夏家宝老师，文革中不过是个普通造反派，1967年底由汉阳造纸厂组成的工宣队进校，夏老师只不过是对于工宣队违反事实的一些说法作了一点解释，就被打成是故意对抗工宣队，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拘捕，并在监狱中一坐就是八年，搞得夏老师一家人几乎是家破人亡。这种对普通人民群众的残酷镇压，哪里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清队”中对造反派群众实行查三代的做法，凡是出身、历史、社会关系有那么一点问题的人，就给你带上诸如什么“孝子贤孙”、“残渣余孽”、“漏网右派”之类的帽子，让你抬不起头来，你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甚至你爷爷历史上当了个保长、甲长你就成了“黑五类”，有的地方清队时查造反派的出身，一直清查到三四百年前的明代去了，事情弄到如此荒唐的程度，不过是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这些人在借刀杀人，即借工宣队这把刀来杀造反派而已，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知不知道这个情况？。

　　捅马蜂窝和清队，造反派挨整最初就是这两步。当权派也知道学生没有多大个清头，学生以后总是要分配的，所以对学生还算是手下留情的。因此学生对清队的感受不是很深，反应也不激烈，张良栋曾经公开主张要主动跟军队搞好关系。但在学生问题上他们也没少操心。陈伯达后来在北京学习班时曾针对我的毕业分配提出了一个绝妙方案，即对我的分配去向是：一不能留在本省，二不能分回原籍。这样我在学校的革委会主任和省革委会的副主任职务就自然作废了。

　　在清队过程中只要你不是造反派，就算你有那么点问题，也只当是没有事一样，可你若是造反派，又有了那么点问题，那就会被揪住不放。在工厂里的造反派因此被清队弄下去的人还真不少。经过这样一番清理之后，许多旧的东西，旧的秩序就恢复了，文革好象是白搞了一场似的，在这方面工厂里的工人感受特别深，所以他们最先起来反抗，武汉的工人造反派在1969年“九大”前后走上街头搞了火把游行，就是对当时全面复旧，从上到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抗议的一种反应。

　　那个时候省革委会开会讨论研究如何制止“反复旧运动”，我就在会上说，朱鸿霞他们是被你们逼上街头的。因为在革委会里面你们不让别人讲话，即便是讲了也没有人听，所以他们只好走上街头，诉诸群众，你们这套霸王作风不改的话，这种事情是难以避免的。在“反复旧运动”期间，我和张立国被张玉华和王步青，弄倒汉口滨江饭店去作我们的工作。张立国很快就表了态要和朱鸿霞、胡厚民等人划清界线。中午张玉华、王步青要留我们在那里吃饭，我说不是谈完了吗，怎么还要吃饭？王步青说你还没有表态嘛。我当时还没有搞懂，他们留我吃完饭是为了接着做我的工作。我对他们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反复旧运动”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也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不能说黑了天；因此我就建议，是不是把革委会的成员召集起来，一起去看看，是不是有那么些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具体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和夏邦银等一帮子人去了汉阳木材防腐厂等单位调查，开座谈会，整理出了几个材料之后就拿到省里去，等着曾、刘、张拍板。我们是有倾向性的，认为把群众代表拉下来就是“复旧”，但他们认为是换下来一个坏人，把好人再推上去了。国棉一厂我也去过，后来他们批判我的时候说，反复旧是两套班子搞，朱鸿霞、胡厚民他们在街上搞，杨道远在革委会里面搞。胡厚民从外地回来之后，在汉口江汉公园集会，有许多基层的战斗队员簇拥着他的场面，我在旁边看到过。我对武汉造反派为什么要搞“反复旧”是非常理解的。

　　十九、五二七指示的出台

　　九大之后我们去了北京京西宾馆，住了一个多月，为的是解决武汉地区的“反复旧”问题。我们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要给中央预备汇报材料。周总理接见了我们五次，有三次是谈了通宵。说他们没有诚意解决问题，也不好说，我们说话他也还是听的。现在回顾这个事情，要有分析，我们在京期间，武汉有人隔墙往京西宾馆里头扔材料，还有人搞了进驻市革委会的事情。这都是帮了倒忙，给人家一个很大的把柄，上面一棒子打下来受不了啊！但是从中也能说明问题，毕竟不只是几个头头在搞“反复旧”，头头走了后为什么家里还在反？这很能说明问题。除了湖北之外，山东、贵州也在“反复旧”，这不是湖北一个地方的问题，在全国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

　　周总理说：“你们搞反复旧打乱了我们的阵脚”。这句话很重啊！事实上周恩来的这句话为中央解决武汉地区“反复旧”问题定下了基调。中央当时之所以把我们这一盘子东西都端到北京来，并由周恩来亲自出面进行裁决，说明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件。参加这次解决问题学习班的有在省、市革委会任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共二十多人都被召到北京。第一次接见的时候，曾思玉、刘丰都不在场，光是造反派。在汇报中，我们把造反派骨干中间哪些人被拿下来，哪几个保守派被换上去，这些事实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周恩来喊胡厚民过去，说叫你到北京来就是向你请教，这个话说得就很厉害，整理纪要的时候张维荣说不能写进去。本来我们汇报有个提纲，但就是不让人说。他们听我们的汇报不过是走走过场，实际上这些领导人心里早已经有了盘子，听不听都已经不作为依据了。参加接见的有康生、陈伯达，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没有四人帮中间的任何人。也没有讲那些刻意伤害我们的话。在谈话中，周恩来讲到毛主席曾经问李四光地球的重心在什么地方，李四光回答不出来，周恩来问我，杨道远你是学测绘的，说得出在那里吗？我说不知道。他接着说毛主席诗词中说坐地日行八万里，我们都没有动嘛，少了谁地球照样转。

　　接见的时候，周恩来拿着铅笔在纸上写，也记录了不少我们的话。他除了听情况汇报之外，还对我们与曾思玉、刘丰之间的矛盾做了不少说服工作，要我们搞好与曾刘的关系。叶群说不要看不起这些老头，你们将来也会老的。我们反映要找曾刘他们谈个话都很困难，打电话总是说不在。叶群把这个问题赖在秘书的头上，说他们是跟老婆吵架情绪不好，就不来上班了。

　　后来以革委会的名义给中央起草汇报材料，我们又吃亏了，有些话说过了火，没有原则性，有几个地方提得太没有政策水平，他们故意让你往前多迈半步，这样在中央就通不过了。吴法宪下来传达总理的意见，什么我们的报告起草得最差，我们挨了训就不好再坚持什么了，重新起草的报告，中间有很多话一解释就对我们很不利了，这些文字上的游戏他们玩起来得心应手，而我们的确显得火候不够啊！

　　在北京接见的时候，张立国一帮人一开始就作检讨，弄得当时我们还认为他的姿态很高，他们没有参加反复旧还代替我们作检讨。后来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做，原来在背地里周恩来单独接见了他们一次，做了工作的，那个时候我们缺乏政治经验，也想像不出来政治的复杂性，而周恩来却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啊！

　　五·二七指示下来之后，尽管其中有些模棱两可的话如果引伸起来对我们不利，但如果是我们当家来执行的话，也不至于搞得那样被动，里头还是有些解决问题的内容，说是要作好思想工作什么的。曾刘他们很明白，有了这个文件，镇压造反派就够了。我回来之后还去过国棉二厂，想要落实解决问题的那部分内容，想要在文件中间找到一些让我们可以喘息的东西，所以贯彻文件的时候，我亲自去一些基层单位，希望这个文件对他们的胡作非为有个管头。但是基层的军代表们根本就不执行，我们也毫无办法。他们在执行五·二七指示的过程中，依然是我行我素，把“清队”和“捅马蜂窝”的做法保留下去，完完全全地用来对付造反派。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文件把他们镇压造反派的一系列做法合法化了。他们根本就不提如何配合与落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是私下里把军宣队和工宣队派出来落实他们的意旨。他们是另外一条线，只听军区是怎么交待的，不是按文件来理解的，谁不听他们的话，就对谁组织批判。对于“五·二七指示”中有关妥善解决那些引发“反复旧”的那些原因，他们避而不谈，在实践中根本就不去贯彻执行。

　　“反复旧”这场群众运动的结果，换来的是以中央文件发布的“五·二七指示”。从此以后不再是我们在革委会里面与曾、刘、张个人层面上的矛盾了，而是参加“三结合”的所有的群众代表，按照文件精神都是犯了错误的，造反派剩下的只有作检讨一途了。

　　倒旗之后，我们就没有了统一的行动和口号，没有了组织，也没有了队伍，没有了与官方对抗的力量。刘丰在北京的时候，说回来要把工作搞好，我以这个主题在武测召集过一次会议，传达文件精神，他们又反过来说我是在召开黑会，对于我们一切有组织的活动，他们都是十分忌讳的。

　　二十、对造反派的全面清算

　　他们实际上还不满足于到此为止，还在策划下一步怎么打击造反派的问题。五·二七指示下达以前鲁礼安已经被抓了。到了1969年8月份的时候，他们就罗织了“北决扬”案件的材料上报中央了。当文件还没有批下来的时候，《扬子江评论》的主要编辑人员早就被他们抓进了监狱。

　　“北决扬”的活动不是一个时期的，也不是一个组织，他们把这个合在一起定案，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他们就跟下围棋一样，把自己的两个活眼做好了，往哪边发展都可以。而我们完全没有这个念头，也没有根据地，叫你怎么都跳不出他们的手心。鲁礼安这一摊子人我们倒是都知道，但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北决扬”。鲁礼安过去有很多话，我们也觉得很出格，对他的一些行动我们也不是都赞成。二司有人去过巴河一司，回来之后我都打过招呼叫不要再去了。在第二次红代会上让他发言，主要是那时他为工总翻案比较坚决。早先他还是个“毒草派”，还跟着军区走了一段。四二社论之后，我们跟新派联合的时候总是让他们留在领导岗位上，这都是为了搞好团结，接受以往的教训。

　　省革委会办九·二七学习班，说是贯彻中央精神。那时已经不让回家了，天天集中学习和开会。念了文件后，中间空了几天要大家自己准备发言稿子。我们都住在省委13号楼，我跟夏邦银交换了发言稿看，但那几天就是找不到朱鸿霞的人，夏邦银说不用找了，朱的发言稿内容都还不是差不多的。后来等到朱发言的时候，才听到他带头全面批判胡厚民，这当中估计是张体学做了朱鸿霞的工作。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蛮硬的，回来怎么变化那么大？如今，朱鸿霞已经死去了多年，我不知道他这个讲话当时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他讲胡厚民主张“三个长期斗争”，带有理论性，今天回头去看“造反派与走资派的长期斗争”、“革命派与保守派的长期斗争”，“钢派、新派的长期斗争”，也看不出有什么反动可言，而不过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罢了。但那个时候咋一听这个说法，觉得很新鲜，很有轰动性，好像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他的发言也是在一定氛围中产生的，此前，电信局和武重已有人在发言中把朱鸿霞说成十恶不赦的化身，在那么个状态下他顶不住了，于是在他的发言中把调子定的更高，反过来一耙子都打到胡厚民身上了去了。我那几天找不到朱鸿霞的人，可能这个发言稿子还不是他个人的手笔，也可能是小圈子里的人帮他起草的。张立国也做过他的工作。曾刘张他们也是时刻不忘离间造反派内部的团结，特别是要把一号头和他的组织离间开来，这我在前面已经讲到了。

　　在这个学习班里，大家都没有领会到这是一个要把我们一网打尽的阴谋。大家在发言中都只想为自己作点辩解，都急于和“有问题”的人划清界限。都没有看出这场斗争实质上是冲着整个造反派来的。以为他们只不过是要打击“北决扬”，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去为“北决扬”辩护，去澄清“北决扬”到底是怎么回事。发言中上纲很高都是为了把自己洗刷清白。特别是某些新派人物在发言中，表面上是在批“北决扬”，实际上是在批朱鸿霞、胡厚民和杨道远。整胡厚民，人家就有阴谋，曾刘张他们都是从战场上经历过来的人，他们很善于选择突破口，跟下棋一样，一步之后还有下一步。“九·二七指示”下来之后，曾刘首先是把钢派头头打成“北决扬”，对新派里头不那么听话的人也是往“北决扬”靠，彭勋后来就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

　　实际上从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开始，造反派在思想上一直缺乏警觉，开始的时候武测学校内还有三个年级的学生没有分配，还有些力量，以后学生都分配了，就没有力量了。我也没有到社会上去活动。关键是前一段时间思想上放松了，麻痹大意了。方保林在东北被抓的时候，他们来找我外调，说他们已经抓了方保林，我说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们说还有个无产阶级专政吧。我说关键是看专谁的政，如果矛头对准群众，这个专政还是无产阶级性质吗？这样从思想上，组织形式上，都失去了抵抗力量，首先是在思想上。他们发动搞“北决扬”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引起警觉，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简单地以为只要跟“北决扬”划清了界限就行了。后来他们说我们组织上虽然没有参加“北决扬”，可是思想上参加了。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整你了，就又搞出一个莫须有的“五一六”来。

　　九二七学习班结束之后，他们就点了名，要工人造反派头头统统去北京办学习班，十一月底的时候又通知学生去参加，省革委会开会念了名单，学生单独编成两个连队，把记者也编进去了，我和张立国分别作为领队。到北京之后，学习班的干部都是军代表，提出的口号“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学习班，参加学习最光荣”。听到这些口号，我感到好笑。

　　学生连刚开始是单独在一栋楼上住，单独搞的这段时间，只是笼统攻击造反派做的一些事情。过了几天，我所在的那个学生连就把重点转移到我的身上来了。无论是谁提什么问题，都要牵扯到我的身上来，我说个什么，他们就安排批判什么。有一次我说要向老绵羊学习，就是身上那么一身毛，春夏秋冬都顶过去了，结果他们就组织批判杨道远主张“死扛”，批杨道远的反革命傲骨批了好几天。隔天开会，我说有些活思想想要跟大家谈谈，底下的学生说：你就别谈了，我们刚刚才忙完一个星期，你做点好事让我们休息一下。

　　我那个时候有个认识，就说阶级斗争跟演戏一样，一会你上台，一会他上台，路线斗争一个左，一个右，左边一阵子，又偏到右边一阵子。他们归纳成为“阶级斗争演戏论”，批了好几天。后来批斗我的时候，我先上台，他们在后台，然后一个个上台发言，我下来就问他们，这是不是在演戏？

　　后来，我说路线斗争，你红一时，他红一时，就像月亮一样，有圆有缺。知识分子们又总结成为“路线斗争循环论”，狠批了一阵子。等到我下乡挨斗的时候，他们还派了两个人跟着去讲这个“路线斗争循环论”。

　　这个时期的学习班还没有进入要害，思想上也不符合正统要求，当权派终究是要把造反派整成“北决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为了从思想上产生压力，他们在学习班逮捕了刘万太、王锦明和张鹏程，而且是武装押送的，以此吓唬人。然后各个连队就转入抓“五一六”、“北决扬”了。陈伯达有一次讲话中间说，“五一六”是武汉自己带来的问题，自己要求解决的。

　　中央整个学习班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黄永胜，参与湖北班领导的还有陈伯达、李作鹏、纪登奎，有没有谢富治我记不清了。陈伯达来做了几回报告，有一次讲到清华大学的学生贴他的大字报，他说不要抓。纪登奎上去讲话就是一股拍马屁的味道：伯达是不能反的，反了要抓起来。还有一次，在一间大教室里接见，这些人没有哪个是我喜欢见的，陈伯达没有见到我就在前面喊杨道远来了没有？我只好过去。张昭剑搬过凳子要陈伯达坐，说首长坐，同时介绍说这是二司的司令杨道远，陈说他们还有名字不叫司令，有人回答说叫总指挥，副总指挥，陈伯达接过去说头头才是首长，我是小小老百姓，应该坐在地板上，给他搬个凳子他打倒横着坐。那天他没有讲什么政治观点，说他回老家的时候，老百姓说他没有忘记乡音，还说自己祖上是逃荒去福建的，后来批判他的时候说他是书香门第出身。

　　我是后来听到张昭剑传达说是陈伯达说的：北京抓了“五一六“之后，他们就往武汉跑，材料也都转到武汉了。武汉是“五一六”的据点、仓库和保险柜，钥匙就掌握在杨道远手里。有一天整个学习班布置，统统写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都是杨道远如何如何，下午就被覆盖了，后来落实是上面不让这么搞。

　　张昭剑有一次作报告，大讲“五一六”如何如何，说抢枪是为了搞反革命武装，要上山打游击什么的。下来小组讨论，我就说七二○之后的重大活动都是请示过首长的，张昭剑这样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晚上，张昭剑带着学习班党委一班人去我那个连，说“五一六”一贯把矛头对准军队，杨道远的反动立场一贯不改。我在当权派中间发现两个假到底的共产党员，一个就是这个张昭剑，另外一个是张华，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元旦的时候放了一次假，我去书店买了些马恩列斯的书，还去颐和园转了一天，学习班派了两个跟班一路跟随。再后来，就搞掺沙子，学生连队和工人连队进行混编。这个时候朱德珍在别的连队承认她参加了“北决扬”。雷志茂也在大会上讲话，突然听到他点我的名字，说是我发展他们加入了“五一六”，我说这都是造谣。晚上就要工人陪着我，他们都熬不过我，得不到想要的好材料，因此就不断地换人。有天刘海江亲自来陪着我，讲陈谢大军如何解放镇平，牺牲了多少人，我听了之后无动于衷，这样又批判我忘本。王步青曾经代表学习班党委去跟我讲过，作检查要“上连刘（刘少奇），下联牛（牛鬼蛇神），自己火烧头”。连上这样两条又大又粗的黑线，才能过关。二司里武汉机械学院曾经为老红军刘德胜的右派帽子翻案。右派分子白桦写了支持我们的诗歌，登在小报上，我说他支持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是右。另外就是长航抄了刘汉武他姐夫的家，我在省革委会里面碰到张玉华，就问他怎么到现在还在抄家？这样就记了我的帐，说我和右派搞到一起，并充当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保护伞等等。

　　周恩来有一次在体育馆里作报告，说工作忙，没有抽时间来看大家，言语中还是蛮有感情的。然后就跟我们讲国际形势，说西哈努克的事情，柬埔寨发生政变的时候，他正好在苏联，没有地方去，只有中国愿意接受他，临要上飞机的时候，苏联人才说，你要是愿意留在这里，帮助你点啥都可以。说苏联变修之后做人就变得这样假里假气的。还说到去朝鲜访问的事情，他带着很轻蔑的语气说：就是那个朝修。他就是做了这个报告，没有涉及学习班的问题。

　　学习班的程序紧锣密鼓，一天都不歇息，开会的时候始终都有两个人陪着我。后来不知道谁决定要把我解放了，就把我评为三个学毛著的标杆之一，还有吴焱金和孝感的一个干部。还要我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发言，其实就是检讨，还是派了两个人陪着，晚上下两点了我一个字都没有写，陪的人熬不住了，我就叫他们去睡觉了，我自己一气写了十几页纸，天亮后我把稿子交给他们。王步青还特别“关照”我，叫我要休息好，养足精神好发言。还说稿子要修改，我就问你说咋改？他也很用心思连夜组织连里的学员帮我修改。并让我先在学生连队里讲一遍，然后再到全班大会上去讲。

　　1970年4月卫星快上天的时候，他们叫我去参加座谈。这个时候还有人跟着我，但已经不再是执行监视任务了，而是为了搜集资料好替我当秘书。他们帮我把毛主席相关的讲话都找出来，好供我发言时参考。这个时候，也还是向上汇报我每天的行为，不过不再是汇报坏事了，光叫汇报好事，比方说扫地、打开水什么的，我不去打，他们还非拉着我一起去。学习班里有个办公室，里面有个姓郑的军人找我去谈过话，说你回去还是要挺起胸脯做人，首长是不会忘记你们的等等。武大的樊雪梅知道了之后说这是给我的“三点指示”。这条线的人，跟学习班的党委无关，是另外一条线上的人，我的解放可能跟姓郑的这条线有关系。

　　学习班大队人马回武汉时，在兵站住了一段时间。刘海江找我谈话，说在北京的时候我真担心你们乱说呀，他和我住一个房间，他晚上睡不着老羡慕我能睡觉。后来说放假两天，68年孙卫旗已经分配去青山船厂了，我利用这两天假去她单位，军代表找到我说，我们是军管单位，来了要登记。我想你们看老子不行了都来踩上一脚。他问我学习班的情况，我说你无权过问。我把放在桌子上的军帽拿起来学着李玉和掸灰尘的样子，很蔑视他们。

　　二十一、分配去江西

　　回来的时候，陈伯达亲自指示，说分配既不能留在湖北，也不能回河南老家。69年一号通令之后，武测疏散到崇阳去了，原来在那里有个实习基地。我去的时候，所有我的大字报都被他们覆盖了，一张都没有看到。我去邮局汇钱，写上名字之后，邮局的人就笑着问：你就是杨道远？因为那是个小镇，他们搞了那么大的批判活动，镇上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

　　大概就是这个期间，北海舰队来了五个人，说是要调查方保林的问题，落实他的“五一六”问题。因为我从北京回来之后，还参加省革委会的会议，他们和我谈话时还是比较客气的。他们先是把方保林的问题说得大大的，然后就客气的说：杨主任，我们把方保林关起来了。我回答说，你们现在怎么关的就得准备以后怎么放，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你们老是要整群众。他们说那总还有个无产阶级专政吧，我说那要看专政对象是谁，才能说明专政属于什么性质。他们说起我们司令部的情况，说起南下学生什么的，我说方保林不是“五一六”，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是“五一六”。后来他们到北京汇报的时候说抓了个大“五一六”头头，可能是周恩来说对于杨道远我们也只是同意审查，怎么你们还把方保林给抓起来了？不久他们就把方保林放了。

　　正因为周恩来似是而非地说了这句“同意审查杨道远”的话，对于我来说就变成了无期徒刑的判决书。谢保安他们不知道这个内情，在后来好多年里四处奔走，上下呼号，坚持为我平反，为我喊冤，直到自己也身陷囹圄，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对于他们的这种战友之情我至今想起来都非常感动，但其中的历史悲情又岂是他们能够改变的？

　　很多人所谓外调，落实问题，都是整人整得太过，收不了场，想要找点材料坐实他们先前捏造的那些罪名。另外一次也是某个地方的军代表找我调查，老是想要把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我就反问他，到底是你们找我调查，还是我找你们调查？如果是你们找我调查，就应该听我的，我说的话，我负责。要是按你的意见，那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何必还来问我？

　　回到学校之后，又要我谈认识，我把在北京的检讨在会上又念了一遍，他们还是有人说，你还需要提高认识，不能这么轻描淡写的就算完了。我回去之后，原来被他们隔离审查的人都解放了。

　　1970年8月，所有的大学生都要一律分配，我就是从崇阳分配去江西的，然后回到武汉办理户口迁移等手续。因为我原来的名字叫杨书贵，军代表说改名要填一个表格，我说不改了也不填表，后来大概是他们自己帮助我填了。我这次虽是有手续的分配，其实就是充军。武汉测绘学院就我一个人分配去江西，这也是为了落实陈伯达的意见，既不回原籍，也不留湖北，还要与原来的造反派群众隔离开来。老刘去送我，说我们都承认了“五一六”，都承认了将来案子好翻。我说好翻？老方都已经被翻到牢里去了，被关起来了，你还在做梦？人家还没有拿刀子架在你脖子上吧，就算是砍头也是先砍我的。

　　我被分配到驻扎江西安义的6011部队，这个部队是程世清从江苏带过去的，原来南昌的警卫部队开枪镇压造反派，周恩来亲自下令缴了他们的械。我从武昌火车站上车，经过湖南株洲转去南昌。在北京发的资料都没有被抄走，有一个大的行李箱子超重，还算好，他们也给我托运了。到南昌之后，那里没有人接站，到这个部队去的学生都是南京和上海那边的，他们早就到了。我找到部队的招待所住下，自己给自己放假三天，把毛主席在江西革命时期的展览都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才空手找到他们驻地，离南昌还有100多里的山区，跟他们说还有行李在南昌。然后又返回来，我穿着部队给我的草鞋，是苎麻编制的，质地很好，在南昌碰到一个6011复员的军人，他告诉我有一个运输营常有车去安义。我就找到运输营的调度，他也同意了，然后把当天去安义的司机喊来见面，这些都办完了，才想起来问我有没有介绍信，我把转组织关系的手续给他看了一下。

　　司机的车子是装面粉的，我的行李太重，旁边有个公社做工的一些人，喊他们过来帮忙搬，他们来了五六个人把行李举上车，我连烟都没有招待他们一支。到了安义之后，这个车子还不到军队农场，又得想办法，刚好有农民拉板车，是顺路的，这样就把行李转到板车上，走出一两里地了，才想起来我掉了一个包在汽车站，我一个人又赶紧折回来。等到我拿了包回去，他们早已经走了，把行李放在农场的小商店里寄托。这些农民我连名字都不知道。那时的社会风气真好啊！

　　这个部队有四个学生连，我被分配到四连，因为我是党员，又要我担任副指导员，正职都是军人，副职是学生。我不愿意当，说当干部都当烦了，结果还是推辞不掉。我们这个连被派去山里烧木炭，到安吉的山里头，地上挖一个窑，然后砍树烧炭，最多的时候一天要砍几十棵树，很多人都拣方便的砍，成片的松树都被砍了，还有人要砍农民的板栗树，我制止了他们，这些人光顾自己方便，没有一点国家观念。那些军队干部就带着人整天打鱼捉鸟，我带着学生在深山里烧炭。我们整天都是灰头灰脸的，排长不下窑，身上干净，我对他说你都成了卫生部长了。这个地方山里有很多野兽，我自己就碰到过野猪，蛇也很多。有一天我们造的土窑塌了，要从山下取水来救火，这把野火一直烧了个把月。

　　炭烧得差不多了，就准备回去。这次说是要搞一次拉练，靠步行走回去。要准备干粮。因为我是北方人，就要我烙饼子，炭火开始的时候不容易起来，烧旺了温度又太高，忙不赢，结果饼子都烤糊了。半夜拉练不认得路，找到一个人家问路，里边有人答话，但就是不肯开门。回去之后，又要我们养猪养牛，我又成了饲养员。

　　庐山会议之后，程世清在江西传达的内容，师政委去我们那里传达，都完全是攻击文革小组的，有天看到报纸上批判“自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我就知道陈伯达被端出来了。那时还不知道林彪事件。

　　这个时候，全国上下到处都开始整造反派了，很多造反派都被当权派抓进了学习班，要把他们都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很多原来的二司学生都落在那些专案组手里了。因此，来找我外调的人也特别多起来。北京学部的人来找我调查吴传启，在招待所等着，我进去的时候通讯员告诉外调的人说“这是我们的杨指导员”，然后他们就对我讲：杨道远是大“五一六”分子，跟吴传启一样都是。我倒是很想听他们说下去，担心他们说多了下不了台，就打断他们说，我就是杨道远。他们就改口说，我写的外调函他们看了，满诚实的，问其他的情况，我说不记得了，我的笔记本在专案组手里，叫他们去找我的专案组，这样把他们打发走了。后来东海舰队来人调查王祖根，我说这个人是组织部的，啥事也没干。还有贺兴凡的专案组也来调查，问我为什么在他的鉴定里写着“基本属实”，是不是有什么不属实的地方？我说我只是大体上看了符合实际，就这么写了，你们就钻这样的空子？这个时候，他们也都被关起来了，后来都是提前从军队退役的。

　　那一年春节，我和孙卫旗约定她去我那里过春节，如果有变化她不去了，就提前打电报给我。因为电报到农村之后，他们就改成邮递，到期我没有接到电报，就去南昌火车站接她。我等到年三十她都没有到，就给连队打电话，指导员说电报已经来了，上面写着“革命需要不来了”，要我赶紧回去。饭店里就说我过年还工作，年三十晚上晚饭很丰盛，只收我两毛钱，实际上是他们招待我了。回去过几天就收到孙卫旗的信，说是工厂里头不让她去。

　　南京过来的学生中间，已经办过学习班的不少，有个造反派学生能力很强，那些保守派学生也打过他的“五一六”问题，他的女朋友长得蛮漂亮，很多保守派的同学也追她，写信给她。在连队里那些喜欢整人的人就到我跟前来嘀咕，说谁谁是“五一六”，我对他们说我也是办过学习班的，以后不要再提这些事情了。我去南昌的时候，有人翻过我留在床头的笔记本，里面夹了一张我与周总理的合影，他们就猜测我是一个什么人物。后来外调去了两回之后，才知道我原来是干什么的。那个女同学对我讲在办她的学习班时，要她揭发她的男朋友，并交出男朋友的信。那个女同学做的也很绝，她把那个办她学习班的人写给她的信给公开了。

　　有一次过河的时候，筏子翻了，我赶紧跳下水，把他们推过河去。那个连里的学生中，有南京大学、南京气象学院、林业学院的，看我这个人还有点精神，也都信任我，后来他们自己来找我说被打成“五一六”的经过，说都是那些整人有瘾的人栽赃诬陷的，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

　　二十二、失去自由的十二年

　　1971年2月8日，武汉派人去南昌到6011师部，师政治部主任陪同他们去安义，到点上去找我。我一过去就发现架势不对，屋子里坐满了人，连长还带着枪。师政治部主任对我说，武汉首长要你回去，有些事情要问，党的政策你是明白的，坦白从宽嘛！结果行李都不要我收拾，让当兵的去办。我那个箱子实在太大，吉普车放不下，他们就说跟你的指导员说把你的东西保存好。

　　我们就这样上路，当晚到安义人武部吃的晚饭，第二天天黑的时候才进武汉。先到东湖的八一小学停留了一下，他们联系问送到什么地方，然后就送到省公安厅后头的小院里，这里以前是关押少年犯的地方。在那里关押一天之后，从江西接我回来的军代表过来，对我宣读了隔离审查的决定。

　　在这个院子里，有一个班的军人当我的看守，普通士兵都是模范班长，排长降格来当班长。我住的那间房子，已经用木板把窗户钉死了，门上开了小洞便于从外面监视，房子虽小，看书还够，一点也不妨碍。有时候可以到院子里去走一走。吃饭是他们给端过来，如果有人进院子里来，刚好门上的小洞可以成像，从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样搞了几个月时间，也没有什么具体内容。

　　1971年六月份，那天在洪山宾馆开内部会议，由潘振武主持，两边坐的是王步青和马兆昆，还有张昭剑。下面有两三百人，省革委会政工组的人也在，武测几任工宣队的指挥长都在场，北京学习班连队的指导员都在，去江西接我回来的几个人也参加了，我想也好，这么多熟悉的人，很容易就把问题说清楚了。我一进去，他们首先就从我胸前摘取了毛泽东像章，说我没有资格戴这个。造反派里边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夏邦银、董明会、谢旺春都在场。真象三堂会审啊！他们开始逼问“五一六”问题，什么这一条线，那一条线，我说这些都是瞎说，没有的事。有个叫车成德的人发言说：杨道远你不要把话说死了。这个人后来靠死整造反派升官了，他是踏着造反派的鲜血和生命爬到了师长还是副师长的位置上了。

　　会后刘海江去找我谈话，我说实际情况就是这些。他说“那肯定是过不了关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对我进行逼供和诱供，他们跟我说，你是个学生，是受了某些干部的骗，只要是说了，就可以从轻处理，可以马上解脱你。就这样搞了几天，但因为在我身上实在是一无所获，他们只好又把我送回公安厅的那个小院。

　　他们这样搞了个把星期，就威胁我说，看来是你想要见见群众了，意思就是要公开批斗我了。第一次批斗会是在武昌区委礼堂进行的，他们把柳英发找来发言，批什么“三干策略”。说我写过一封信，要在农村隐藏下来，发展，根深叶茂等等。在洪山礼堂的批判会上，全省的典型都去了，武测的保守派干部在会上发言，揭发我成立专案组调查林彪的出身什么的，还说武测举办林彪的展览时，我一次也没有去参观过，甚至林彪的侄姑娘为了替亲戚翻案，住在武测很长时间我都不接见等等。意思就是我对于林副统帅很不忠诚。从那以后，全市各个单位轮流排队批斗，我几乎天天都要出席批斗会。凡是那些单位造反派力量比较强的，在他们的淫威下还敢抬头或活动的人，都要去开我的批斗大会，用这种方式来镇压和威慑他们。在长航开批斗会的时候，他们还单独把我爱人孙卫旗拉到现场参加，我和孙卫旗在这次见面之后，又经过三年多才有了下一次见面。

　　那个时候，大学里面的学生都已经分配完了，原来的二司学生都已经离开了学校。在武大批斗的时候，他们叫那些工农兵学员上来作批判发言，揭发造反派怎么坏怎么坏，基本上都是文不对题。我看了看他们，他们心里紧张，说：看什么看，难道还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吗？台子上摆了张小桌子和凳子，我先是坐着的，底下喊口号“杨道远站起来”，我就站起来不坐了，免得他们再喊，让他们趁机提高会议气氛，让你找不到什么由头。下一次开批判会的时候，我就把眼睛闭上，免得他们感到紧张。下面看到我闭着眼，就又喊：“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下来后，专案组的人问我为什么这样，我就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们想你在那个场合也是睡不着的。我说：他们害怕，我眼睛没处放。最有理论创新的还是那些知识分子，华师的一个老师上台发言，批判我的“黑三论”――阶级斗争演戏论、路线斗争循环论等等，这些都是在北京学习班的时候给我归纳的，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善于别出心裁。

　　总结一下他们请人在批斗会所作的揭发，也是有价值的，在武昌的一家工厂里头，他们找了一个老太婆来发言，说她的儿子被造反派打死了，老太太不善于发言，就让她上台来打了我一巴掌，专案组的人还假惺惺地道歉说他们没有组织好。水运工程学院打死了一个人，为了跟我挂上关系，硬说我批过“保性不改、打死活该”八个字；另外一次是揭发说，有个解放军被人打死了，也说是我表态“打死活该”！这完全是凭空捏造！警备区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抓人，维护社会秩序的事情要群众组织来做，胡厚民组织了“江城前哨”抓流氓小偷什么的，有些人就参加了这些活动，结果为了整造反派把当时参加过抓人、打人的人，都重新拿出来重判，一些人甚至判了死刑。这些毫不相干的事也跟我扯上了关系，真是应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打这以后，我对当权派栽给造反派的那些罪名，是一句话都不相信了，我只相信我亲自看到、听到的那些事情。直到今天我仍然坚信，当权派对于我们造反派罗织的那些罪名没有一条是真的。谎言，全是谎言！历史必将还造反派清白。

　　最开始批斗的时候，我还有精神压力，颜面上也过不去，后来我就彻底放开了，当权派的伎俩不过尔尔，他们的心思就是要找造反派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就是要置造反派于死地。这个问题想通了后就什么也不在意了，对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了。后来在开批斗会的时候，我就注意听他们到底讲了些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我在武汉被批斗了四个月之后，又下到十堰去接受批斗。在那里分配了几十名武测的学生，把我拉过去斗，也是为了镇压和威慑我昔日的这些战友和同学。十堰斗完了后又顺道去陨阳地区下属各个县里面接受批斗，到竹山县去的时候，我发现底下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北决扬”和“五一六”为何物，有的人甚至把“北决扬”和“五一六”误以为是两个人的名字，私下窃窃议论他们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我听到后只想笑。在竹山批斗的时候，我看到底下坐着一个华工的女生，我在北京学习班时见到过她，看来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我心里想：不管你是钢派，还是新派，在人家眼里都是造反派，都是要秋后算帐的！否则，不会把她发配到这么偏远的山区来,今天让她来参加我的批斗会也有震慑的意思。在转场批斗时总是让我坐小车，其他人坐大交通车，真是前呼后拥、声势浩大啊！每次批斗会开始前，我和那些准备发言的人都坐在后台等待大会开始，就象在一次即将开场的演出中，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脚色。别看他们发言时义愤填膺，私下里有的人还想和我套近乎。我从批斗会下来后，跟专案组的人说过，你们看这个批斗会开的，大车小车还有发言，象不象演戏似的？一些二司的人受到压力不敢过来和我说话，其他的人见了我觉得很稀奇，还总想走过来跟我说话。吃饭的时候，那些卫兵们是八个人一桌，我一个人吃四菜一汤，总是吃不完；在随县批斗的时候，吃火锅，我一个人一个锅，怎么都吃不完，卫兵们还不够吃，连火锅里面的汤都舀干了。回到武汉的时候，大家都说杨道远越斗越胖了。

　　在造反派中间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是当权派对造反派进行秋后算帐的主要方式。在对我的批斗会上，他们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让一些原二司的人来揭发我。因为陈伯达说过“北京抓了“五一六”之后，材料都转移到武汉来了”。于是沿着陈伯达描画的这个“路线图”，他们逼迫原二司驻北京联络站的松涛一口咬定，是他自己把材料从北京带回来亲自交给我的。并说得有鼻子有眼睛，说是在武测的大字报栏底下交给我的，然后我把一大包材料揣在衣服里带走的。我反驳说，那个时候武测都是我们的天下，用得着象这样偷偷摸摸吗？而且这个话也只能骗骗外地人，武汉八月是什么天气？穿什么衣服？那么一大包材料在三伏天，单衣薄衫，有可能揣在身上吗？经我这么反驳后，再发言时就没有这些细节了。另外一次是李苏明发言，揭发我某日和他一起去见王力，拿了十二个“五一六”发起人的名单交给他。在当权派眼里，这是李苏明揭发中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内容。可是，恰好这一天我被天津警备区接去参加当地的一个大会，这是有案可查的事实。那一天我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的，哪里腾的出时间去见王力？李苏明在专案组的唆使下胡编乱造的谎言不攻自破，结果在后来的揭发中也只好不提日期了。另外一次是王彩珠的揭发，她说是我和方保林介绍他加入“五一六”这个组织的，我就是她的直接上级。专案组很高兴，下来跟我对材料，说王彩珠的这个发言是个原子弹。我说终究不过是肥皂泡，我做了两点声明：1、我不是“五一六”，更不是她的上级；2、既然她自己承认是“五一六”，也肯定是有上级的，她揭发我的都是假的，说明她在掩护她真正的上级，你们去找她继续交待吧。专案组拿我没有办法只好说：谁揭发你，你都说人家在说假话，只有你一个人在说真话？我说，假的终究是假的，如果我要是编假话的话，你们连材料都没处核对，我不说假话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戳穿王彩珠编造的谎言，对专案组是个很大的打击，从这以后，他们就不再找我对材料了。我一生只参加过两次群众性的组织，一次是在1958年参加了民兵，第二次是参加了钢二司。二司是几十万人的组织，又是得到党中央，毛主席支持，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革命群众组织，我作为武汉钢二司的主要负责人，跑去参加那个几十个人的小组织“北决扬”算什么回事？周孔信承认自己参加了“决派”，没有承认参加“五一六”。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肯定有不得已的原因，才这么说的，但这与我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我就是这么跟专案人员讲的。

　　造反派内部也是很复杂的，在挨整的那些日子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表现。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寻求自保本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如实交代，都是很正常的。反正我们也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即便是说过些错话，做过些错事都是无须回避的。这种态度在当时却被视为顽固不化。其次，是跟风的，人家怎么说他也跟着怎么说，这也无所谓。再一种就是那些挖空心思去编造谎话的人，就属于政治品德非常不好的人了。虽然是受当权派的逼供信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终究是你自己招供的，你不仅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如果谁都不提供假材料，那些假戏演起来就没有那么热闹了。有些人编假话还把自己摆进去了，这就让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产生联想：他们还能造自己的谣吗？结果是不仅蒙蔽了群众、欺骗了党、陷害了同志，自己往往也没落的好下场。二十五中的一个女同学在听了雷某的讲话之后，也是招架不住，当时就想着过关，咬了她们学校一大批人，连她妹妹也被咬进去了，害的她妹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她自己这一辈子都感觉得抬不起头来，这是多么大的伤害啊！我从来就不听他们那套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鬼话，我什么罪也没有，你们关我一天都是从重，都是从严，那里还有什么从轻可言？

　　大概批斗了我百把场后，林彪事件就传达了，批斗也就停下来了。我又回到了公安厅后头的那个小院。1972年他们又把我转到首义路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我只参加过一次大会，我的发言内容是讲“乱军思想”的来龙去脉，1967年“7·20”事件后与林杰见面的谈话内容等，以后就没有再要我参加会议了。

　　这个时候正好传达了毛主席说他们搞“五·一六”扩大化的指示。但我并没有报什么幻想，我就知道这些人将来只要能够在湖北留下一个“五·一六”，也会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在这一段学习班期间，他们来找我谈认识，谈思想，我总是不跟他们谈。尼克松来中国访问之后，他们甚至说：“连尼克松都可以谈判，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坐下来谈谈呢”？我说，跟你们有什么好谈的，旧社会是人民的牢房，我只当是毛主席还没有解放我，如果把我送去农场，我还是要好好劳动，为社会主义多生产粮食。他们气得要命，说：你的思想反动至极，把我们说成是国民党，你是个大学生，说话都是经过思考的，你完全是在蓄意攻击我们。

　　首义路学习班散了之后，最后只剩下我和胡厚民、任爱生三个人在那里。那是个单独的院子，有伙房，但是吃饭不在一起，偶然开锁可以听见，说话也可以听见，生活上还不算虐待。

　　1973年3月，他们把我转移出武汉。用的交通工具是一个带蓬子的大卡车，周围坐了一圈战士，让我坐在中间。到了招待所看床上的被子印着“咸宁地区招待所”的字样，这才知道到了咸宁。住在山上一个别墅式的小楼里。我跟任爱生住在一栋楼里，但是不让见面，胡厚民在另外一栋，洗澡水用的是温泉水。没有人来管我们的事，光是住在那里自己学习。

　　这个时候听说外头在闹事，究竟形势怎么样还是不清楚。有一天，公安厅专案组的何国柱去了，说话的口气变了，大谈他们是如何“正确对待新生力量”，以表示他自己觉悟高，与党中央步调一致。不久，省里面又派了梁仁魁和薛坦两个人去找我谈话。先问这问那，问我有什么想法。后来说省里决定让我到部队里头去接受教育。这以后，由咸宁驻军一个工程兵团的周营长来接我去，原来管我的那些战士帮助收拾东西。我直接跟那个周营长上车走了。拉到部队，也没有个结论啥子的，就是在那同一天，他们释放了胡厚民，任爱生去了哪里不清楚。从那以后，部队里的人就对我客气些了。安排我在营房里头住在政治部主任的隔壁，吃饭就跟着大伙房一起。那个时候思想上也没有什么波动，有一次还叫我办黑板报，我帮助他们画了一个“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报头，这也算是让我这个大学生人尽其材了。

　　大概在这个部队里待了没有一个月，又搬了一次家。是独立师的欧阳副师长跟我一起走的。记得是早上三、四点钟出发的，到武汉时已是该吃早饭的时候了，没怎么停留，又马不停蹄的赶路，到吃中饭的时候终于到了随县。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专案组的人同行了，只有战士随行。等到了襄阳黄集的团部吃饭时，天色已经很晚了。然后，送我直接下到太山庙的一个连队里头。这个地方原来是属于襄北农场劳改队的房子，因为犯人都放走了，房子就空出来了。开会的时候对我宣布了几条纪律，外出要两个人以上，活动范围不得超过公路两头多少公里的界碑，我想这都是针对我的特殊规定。我在营房里头是很自由的，但是不能够去远了。上街的时候不能独行。太山庙是个小街，黄集是一个比较大的街，几百米远处有一条人工河，河的对岸就是韦集，那里属于河南省的地界了，离我的故乡也不远了，几曾想到我这个河南农民的儿子，受共产党的培养好不容易念完大学，却因为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结果在这个隔河向望的角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楚囚，这种历史的轮回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谁又说的清楚呢？。最开始我所在的那个连队，是属于8201部队编制的，在武汉支左时，他们曾经是镇压造反派的中坚力量，后来跟着形势反戈一击也成了造反派。那时正处在批林批孔的社会氛围下，造反还不算是个纯粹的贬义词。有个副政委就说自己是造反派，还去我那个连队里蹲过点，和我相处蛮好，但是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什么，看得出他对我没有明显的恶意，彼此之间能够向安无事已经很不错了。

　　每次出门都有两个解放军战士跟着我，我去找团政委和副师长，问他们为什么每次都派人跟着，他们辩解说：你过去的职务摆在那里，这是安全的需要。我说没有什么人谋害我，我安全得很。那个时候刚好报上登了个将领被警卫打死的事情，我说以后出门就不要让他们再跟着我了。我有一次去黄集，又有两个战士跟着，我追问他们是谁派的，他们抵挡不住，说是指导员派的。经我这么一问后，连队再也不派人跟着我了。

　　那个时候，在连队里和战士们一起劳动时，我一点都不觉得有多苦，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拔秧，锄草时还和战士们比赛。有一天在班里开会，我进去的时候，班长背着我在那里讲话，要战士们不要跟杨道远搞得那么近乎，他是来改造的，副班长看见我，赶紧接着说，我们都要改造。其实，我对自己得处境非常清楚，因此，对这些话也没有特别在意。在把我从咸宁转移到襄阳的时候，虽说表面上是宣布了解除对我的监护，但实际上对我的看管一点也没放松，这一点我是再清楚不过了。1974年初，一些二司的学生在武汉为我的事情闹，省里面也曾向他们宣布已经解除了对我的监护，这都不过是形势所迫，此一时，彼一时。其实，我也清楚，他们对我的算计还远未结束，只要时机到来，这个帐不管是春夏秋冬都是要算的。

　　在那个穷乡辟壤的小天地里，还是有些自由的，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挨整、思想上有些负担的话，也是无忧无虑，满快话的。我也跟着战士们在那里打鱼摸虾。部队如果没有纪律约束，那可真是无法无天了，没有人管得了。他们有时候晚上集合起来，宣布要去抓青蛙，每个人必须完成抓多少个的任务。冬天的时候，就派出去捉麻雀。过了一年，团里面有些干部复员后，下面的战士那就更无法无天了，晚上去偷农场养的鱼，回来用我的小锅灶弄着吃。以我的身份，只能随缘，什么都不知道。

　　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之后，济南军区的杨得志调到武汉军区当司令员。批林批孔的时候，说是江青给杨得志写过一封信，说杨去北京找江青的时候没有碰上她，因此，特送上批林批孔的材料和书，以示江青同志对部队和杨的关心。部队里面就是按照这个意思传达布置下去的。批林批孔的时候也要我发言，有什么情况我都说，那些年青的小战士还很高兴，他们能够从我这里听到一些新鲜的东西，比部队干巴巴的传达要提神的多。部队里头文职叫干事，武的叫参谋，还派了干事专门跟我联络，跟我谈“评法批儒”，说要学习法家什么的，我也弄不清楚。

　　这一年春天麦子快要抽穗的时候，我的家属来探亲，是省里面派人送去的。我的姐姐、姐夫和外甥也一同去了。从武汉出发的时候，没有告诉他们去什么地方，车子一直走到天黑，在黄集吃完晚饭之后才到，那天我正预备去太山庙看电影，走到半路，团里头来人要我回去。接着连里的干部也回去了，叫腾两间房子，一会儿我姐姐和爱人他们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我姐姐大哭了一场，我爱人也是从1970年夏天长航的批斗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我了。我从一个学生参加造反，到后来持续数年的政治打击磨砺，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一滴眼泪了。专案组的人还担心我插手武汉的运动什么的，先去向我作了交待，怕我通过爱人给外面的同志传递信息，我说我已经不搞这些事了，他们说外面要拉着你去搞，我说拉着也不搞了。过了两天，他们要把我姐姐送回河南老家，姐姐不肯回去，坚决要求去武汉为我喊冤，并催促省委解决我的问题。可怜我的姐姐哪里知道我的问题根子太深，哪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她终于没有等到那一天就撒手人寰，实际上她去了也好，后来更严酷的日子她总算是没看到，时至今日我仍是沉冤在身，问题到底还是没有能够解决啊！此后，只要有机会，我爱人就去我那里探亲。最开始的时候不让写信，怕暴露了，写信的时候也不让写杨道远的名字，我爱人写信过去就写“老杨”收。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了，部队里面都不搞纪念活动，我自己买了黑布做成黑纱戴着去出工，指导员还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悼念总理，后来说不纪念了，那天晚上还准备放电影。结果广播了，说不要放了，还要停止几天的娱乐活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说是江青他们不让纪念，江青他们的手有那么长，能够伸到部队里头去吗？我看不是的。

　　我爱人那时去我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们老是说时间住长了，我说你们没有权力干预。他们就不再找我说了，就往上反应。省里面让我爱人所在的单位船厂发了电报过来，硬是催她回去。假期还没有休完，我就写一封信回去解释，结果他们又发来一封电报，一连有三封电报，我也回了三封信。最后还是船厂派了车子来接人，到了这个地步也我爱人只好跟着车子回武汉了。

　　唐山地震之后，我爱人的老家在河北，离唐山不远受到影响，她想回去看看。她先去了我那里，然后叫我姐姐把小孩接到河南，她从我那里坐火车去河北，从河北回来时，老岳父还随她去我所在的襄北农场住了几天。

　　就在这个期间，毛主席去世了，我去供销社那里参加悼念大会，有几个妇女当场哭昏了过去，人群中传来一片哭泣声，我也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我那时心里明白，更大的风雨就要来了，我在那段日子里，给党中央写了几封悼念毛主席的信，抬头是写给中央政治局领导的。信里头对江青同志表示了慰问，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即便死去的不是毛主席，换成普通老百姓，在治丧期间向死者遗属表示慰问也是人之常情啊！当然，我在信中也说了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下去，还说如果是修正主义者掌了权，党员如果服从这样的领导，就是对毛主席的背叛。后来，我又写过一封信，说建议以后中央不要设立主席，应该把主席这个职位作为一种荣誉永远归属于毛泽东。后来在批判我们这些所谓的“帮派骨干分子”时，说我要推江青作主席，真是天大的笑话，我连主席职位都不同意设，哪有什么推江青作主席一说？我写信给党中央，光明正大的向毛泽东的夫人表示一点慰问，究竟犯了哪家的王法？

　　天安门事件之后，我给邓颖超同志写了封信，说总理去世了，社会上这个样子，从这个角度出发说了些安慰的话。其中有一段文字提到，说有一些人，总理活着的时候想要夺权，总理去世了他们想要踏着总理的尸骨夺权，我们在总理活着的时候拥护总理，总理去世了更应该保卫总理。后来审判我的时候，我说我从来没有给四人帮写过信，倒是给党中央和邓颖超同志写过信，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四人帮的帮派骨干，而不是毛泽东、周恩来教育培养起来的一代人呢？你们硬要说我属于什么“帮派”，那我就是属于毛泽东、周恩来这一派的。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所经历的武汉文革的许多场合都是和周恩来这个名字分不开的，我是亲身经历者，在这个问题上我比那些喜欢迫害造反派的人更有发言权。可以说，我们武汉地区文革的许多重要关头，都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部署进行的，这是不可随意更改的历史，这跟四人帮有什么关系呢？

　　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还在太山庙，冬天的时候就转到古驿，也是属于襄北农场的地盘。在1977年至1978年到处抓造反派头头进监狱时，还没有抓到我头上，1978年夏天，那个副团长见了我的面还说，我们这个庙虽然小，这回算是保护了你。74年的时候，他们曾经要我给王洪文写信，要求他过问我的问题，我当时不屑于写信求这个人，所以没有写，这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又说，他当初亏得没有给王洪文写信。还有个干部还跟我说，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回武汉去，恐怕省里会面找我的麻烦。

　　我在古驿的时候，第二个小孩就要出世了，因为武汉没有人照顾，就想去襄北生小孩，我们已经说好了，我爱人也请了假，我接到她后，从襄樊转车到了古驿，连队接到省里面的通知，来了之后必须独住，还派两个战士监督着，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在古驿生了，只好通知我姐姐他们过去，大外甥过去接我爱人去河南，在老家生小孩，大女儿就留在农场跟着我。爱人在小孩满月之后再拐回来，结果省里面又通知叫撵走，连队认为先前就是不近情理，连长说我没有理由去干涉这种事，这样我爱人就在我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等产假满了后才回武汉去。这一走又是五年不见面，直到1983年我刑期届满的时候一家人才算是破镜重圆。

　　1978年夏天，省里派了两个干部到襄北古驿，说我以前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都已转到省里，省委认为信中内容没有什么问题，大方向是正确的。并说我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是，过了不到半年又变卦了。到了1978年11月，省里面派专案组去襄北，要我回武汉去解决问题，说回武汉后有些问题首长可以当面问一问，在武汉解决要方便一些。当他们带我回武汉的时候，我女儿的第六感觉很灵，她认定这些人来意不善，就跟他们吵，到了襄樊的时候她又哭闹着要回去，那些人买了糖来哄她，被她一把打在地上。这些人时刻不忘放些烟幕，包糖的纸上面写着省委决定刘真保留党籍，到哪个地区安排工作等等，这也是为了安我的心。回到武汉的时候，就把我安置在省农垦厅住下，专案组就在农垦厅办公。女儿哭闹着不停，要走。我回去的时候，随身带了好几个大箱子，还有我自己做的五屉柜，抽斗里装的都是花生红枣，那些专案组的人看了眼红，把这个也当作一个问题，还去襄北查问东西是从那里来的。

　　我当时也想，从1971年被他们隔离之后，后头的那些运动都牵涉不到我，他们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回武汉的时候，心里还存有一份希冀，认为这次真的可能把我的问题彻底搞清楚，还我清白和自由了。万万没有想到监狱的大门已经为我敞开了。

　　二十三、第一次进监狱的五年时间

　　在农垦厅的时候，没有人和我单独谈过话，也没有人来问个啥子，后来审判我的时候，那些问题都是从前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时期定的罪名。我初来农垦厅的时候，张华也在那里，他在院子里种菜浇水，以后就没有见过他了。那个时候省里面开大会要给“七·二○”事件平反，预备把我弄到会上去批斗。我心里感到好笑，你们在“七·二○”的时候动用军队上街，我有那个本事调动你们吗？后来他们可能也觉得这样说实在是过于牵强，没有一点说服力，于是就没有要我去。

　　1978年12月7日，省里开大会，会场大标语是：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篡党夺权黑干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杨道远。在会上首先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命令公安执勤人员对杨道远执行逮捕。主持会议的是原武汉市市长刘惠农。这次大会的消息还登了报纸，在全省范围内闹的沸沸扬扬。逮捕之后，用汽车把我送到看守所里。第二天专案组的人就去跟我算经济帐，结算工资什么的，以前我都是有工资的，毕业之后每个月都是43.8元，逮捕之后就没有工资了。

　　这个看守所位于武昌民主路45号，以前就是监狱。那个时候，湖北的造反派头头夏邦银、朱鸿霞和胡厚民都关在那里。此外原来“北决扬”案件被抓的人鲁礼安、冯天艾、王盛荣也都关押在那里。我还跟冯天艾一起放过风。冯当时经常跟武警人员吵架，甚至动武。可能有一次武警人员在与冯天艾发生冲突时吃了亏，结果第二天放风的时候，进来两个武警人员拿住他的手脚，就像打夯那样往地上摔打。冯天艾很不在乎的说，老子没有吃饱饭，吃饱了一个人要打你们好几个。冯天艾出狱后身体完全垮了，我想这与他在漫长的监狱关押中所受的虐待是分不开的。监狱里面的生活待遇，据说是按照武汉市民的基本生活标准供应的，但凡是在那个年头坐过监狱的人，对监狱里的日子都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感受。监狱里头有一份人民日报，一份红旗杂志，总是先到我那里，然后轮流转，到了最后上面的字迹就看不清了，有人拿着那个打蚊子。

　　他们清算造反派的所谓罪行，在顺序上都是从后面往前，倒过来整的，也就是先算新帐，后算旧帐。先整夏朱胡和吴焱金他们，在文革后头几年的那些事情，因为那段时期我已经被他们隔离了许多年，所以没有我的事儿。等整完了他们之后，才掉过头来整我。有一次吴焱金的专案组来人，问我那一年五个省市革委会副主任签名的信件问题，问我是不是吴焱金起草的，我说不知道，完全不记得了。他们说，这不关你的事，只是要你作个证明，我说证明不了。他们又说今天忘了带底稿，也许你见了就想起来了，我一听这话，就料定他们根本就没有底稿，所以我干脆说没有这个事情。他们说大字报上有你的名字，我说名字又不能锁到箱子里去，于我有什么关系？以后他们在我面前再也没有提底稿的事。

　　关于他们说的帮派骨干分子问题，我记得曾经写过一个材料，专门就武汉造反派与周恩来和四人帮的接触作了对比，到底造反派听谁的话多一些？就算我写给中央的信，也跟四人帮没有关系，你们有啥证据说我们是四人帮一边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一边的？这个信没有底稿了。

　　在监狱的时候，哨兵都很同情造反派，与我们的关系很好。战士们对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有的人拿自己的钱给我买点生活必须品，连队吃点什么好的东西也不会忘记我，连他们吃油条都不忘送两根给我。我总是劝他们不要这样，我们自己饭量不大，伙食基本上够吃了。还有一个武警战士是枣阳人，是一个公社书记的儿子，高中毕业生，他可能经历过文革，也可能是跟我们的观点相同。他对我说：我拿着枪在这里看守你们实在是感到很惭愧。有一次他妈妈从老家来看他，他上街去买了两只鸡拿到食堂加工，自己吃了一只，他穿上大衣藏好另外一只送来给我，我不肯要，他说：快快，干部来了。就这样硬塞给我。在外牢做饭的都是造反派，东西吃不了可以拿出去下顿热了再端来吃。另外一个战士说：指导员跟我们训话叫不要接近你们，说有个哨兵的眼睛被你们捅瞎了，要我们跟你们保持距离。还有的时候，他们还把连队图书室的书，拿过来给我看。

　　“北决扬“的案子原来是为了整造反派而制造出来的，到了1979年底的时候，造反派早已经被一网打尽了，这个案子就成为不必要了，它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了，所以就被撤销了，那些受“北决扬”案牵连被抓捕的人都给放了。我和夏、朱、胡等剩下五、六个人，被留下来单独关押，而且房间有多余的，就隔一间关一个。放风的时候，回来经过他们的门口，可以说上几句话。晚上趴到门上的小窗口可以说话，还可以拿砖头敲打墙壁发信号：几下是问候晚安等等。

　　我姐姐去世的时候，我外甥到了看守所要见我，他们不让见，他就在外面闹，警卫见到了，就到里头去告诉我，最后看守总算是同意他见我一面。胡厚民也知道这件事，他还写了一首《哭杨姐》的诗，写在纸条上传给我，这个条子我从监狱里带出来，至今还保存着。我因为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被当权派揪住死整很多年，我的小孩出世都是我姐姐抛家不顾来帮助照料，他的一家也因此长期不得安宁。我的女儿出世的时候，我为她们起名都有一首诗，小女儿取名岩松我写的《咏梅》诗是“雷霆风暴全不怕，刺破山石把根扎。钢筋铁骨砥砺就，长成栋梁撑大厦。”大女儿取名冬梅我写的《咏梅》诗是“风刀霜剑生存难，钢筋铁骨斗严寒。根植大地三千尺，一波冰雪送春还。”这两首诗胡厚民当时都有和诗，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武警对我们很同情，看守们跟他们就有摩擦，他们最不愿意我们在门口的巷道里讲话了，有天放风的时候，我一出门就说，门口脏了，我拿个扫把扫一扫，这样别人就可以趴在窗子上看，甚至讲几句话，目的就是给夏朱胡他们暗示说我要放风了，想跟他们说说话。以后我出门看守就让人把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不让我再找借口停留。

　　当时王大宾也和我们关押在同一个监所，因为他是从北京来的，看守以为我们不认识，只注意不让武汉的案犯和我一起放风。这样一来我和王大宾放风的时候偶尔也能安排在一起。我们还是1966年在北京时见过面，离这个时候都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而且那时我们的形象就跟电影里渣滓洞里的犯人差不多，相互都不认识了。有一次在澡堂里边洗澡，有个武大的学生认识我，说了我的名字，王大宾听见了。他原来说他是华工的，我问他是不是造反派，他说是的，我问他认不认识张立国，他说不认识，我就不相信他了。后来他说自己是地院的，我就问他认不认识王大宾，他说认识，我跟他提到那张50人签名的大字报，说是有人先签了名又抹去了。王大宾说那就是我们搞得，到此，我也就没有再往下问了。我们放风的时候，在院子里跑步做活动，不能两个人一起跑，而是方向相反，每次接近的时候也说不了几句话。

　　后来他说他就是王大宾，我还是认不出他。我就问他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他说的都很对，我这才相信他是王大宾，因为那一次见面的情况很少人知道，别人是编不出来的。他说四人帮打倒之后，他回到学校里头来做结论，结果被抓住关在湖北。我说你不该回来的，他说该抓的还是要抓。他谈到自己在清理“五·一六”时被隔离，他老婆从四川来，结果解放了他，她老婆买了脚鱼炖汤，晚上把专案组的人赶走了，第二天说咱们回家吧，就这样回了四川，也没有作结论什么的。他爱人老家是广东的，生了个姑娘，每年来看他的时候，都是从四川来武汉，看完了回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倒回来看他，又回四川单位里去。每次给他带点水果之类的，他有了都要分给我一份，看守就说四号和七号很密切，说这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他是四号。那个时候，他们把夏朱胡作为重点，我们还不是，因此可以出去参加劳动，在工地里参加搬砖什么的。

　　王大宾比我想问题多一些，有一次在外牢吃饭，看守所长问我会不会下围棋，我说不会，他赶紧回答说会会。他下来跟我说，中午吃完饭可以在外边玩一会，他脑筋动得快。

　　华农的高玉泽也关在那里，他为了图表现，总是向狱方汇报别人的所谓反动言论，狱友们都非常痛恨他，后来大家都约定好一起来揭发他，结果牢里还组织了对他的批斗会，很多人都发言批他，他在会上哭鼻子。这个人太没有人味了，到了这个地步还想靠陷害别人来捞一把，尽干一些损人又不利己的蠢事。张立国当时也关在那里，外牢的彭水清说他整天在狱中写材料，揭发钢派的人，想借此讨好当权派，争取宽大处理。他老婆上班时每天从看守所门口过，从来没有去看过他，后来是看守所的人去做工作，那年元旦才去看了他一回。

　　有一天我听到楼上扑通一声巨响，不久就听到有人喊报告，很快看守就过去了。彭水清告诉我说张立国上吊了，绳子断了摔在地上，听说他已经象这样搞过好几回了。接着，就是牢里进行大搜查，所有的绳子什么的，都一律要上交。

　　在监狱期间，张立国给韩宁夫私下里写了一封信，结果被转给政法部门，公安厅就派了一个调查组到看守所，进行排查，又查哨兵又查看守。哨兵在我放风的时候告诉我，说张立国写信被弄回来了，开会要大家相互揭发，我说你们千万不要揭发别人，那样你自己都脱不了身，别人肯定要追查你是怎么知道的。最后都查到我的头上来了，问我张立国表现得怎么样，我说他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他们问我对门是谁？我说对门是墙壁，又问斜对门，我说从来不看那边。又问我信的问题，我就说这么长时间你们还没有帮我发，他们说是别人的信，我说别人的信我怎么知道。他们说：别人说你知道，我说别人说我杀人你相信吗？他们说：谁说你杀人了？你总是把我们当敌人。我说：是你们把我置于敌对位置上的。最后那个处长对我说，你先想想，想起来再告诉我们。张立国这个人是个二俅，这个时候别说写信，就算是跟当权派磕头都是白搭，张立国最后说可能是他同学写的。查完之后，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哨兵就被调到沙洋农场去了。

　　那些看守多半都是转业军人，从外地来的，对于武汉的文革情况不是太清楚。外牢的彭水清在那里管医务室，彭水清原来也是二司的，以他们学校打死人的理由被判了十年徒刑。这个时候服刑期已经快满了。在外牢干活，管理就比较松一些，吃完饭可以在那里看电视，公开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我们都看了。从电视上看表现最差的是王洪文。蒯大富也好像是乱了方寸，被人利用。军队里头最草包的是吴法宪，最后的结果王洪文还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他自己年轻想要早点放出去，结果人家还是不饶他。实际上判你多少年都是内部定好的，你在法庭上骂他们的娘结果也一样。该说啥就说啥。他们搞的这个公开审判应该说完全是失败的，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

　　张春桥在法庭上完全不理会他们，江青只要一有机会就抢着发言，那个什么黄宗英去揭发江青的反革命历史，结果是说她自己在西安什么地方办了个手续，还说江青对她说我也写了，江青说他造谣，结果审判长制止江青发言，江青对那些人说打仗的时候，你们都到那里去了，怎么现在都冒出来了？审判的时候，看守所没有想到这些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所以也没有禁止我们看电视。

　　1981年在监狱里还看到过一份红旗杂志，以编辑部名义发过一篇文章，说是要解决那些被抓错的头头们的问题，指定要抓人的单位放人，文章中间还说过这样的话，你不放你走了之后别人还是要放的，后边说放出去不是官复原职，你们过去批判别人的时候也有搞错的，不要心里有气等等。据说这是书记处开会讨论的意见，后来是邓小平不同意，这个说法没有兑现，那个时期公安厅的人对我们已经比较客气了。

　　1981年他们判了四人帮，夏朱胡在我之前已经判了，他们的审判会是由上面统一发票组织人去旁听，看守所也有人去参加。胡厚民在法庭上发言时，称“先生们女士们”，法官说不要侮辱法庭，胡厚民叫他们去找字典词典来查这样的称呼算不算侮辱，还讲了自己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要如何如何。到了1982年预备判我的刑了，公安厅派了七处的老处长带了几个科长办我的案子，我一直抓住机会跟他们谈我的“五·一六”冤案，我那天讲了半天，他们听不惯，说我揪住过去不放，还说那是过去的问题了。我说，事情过去了吗？你们说现在没有人压我们，请问你们拿出来的材料，那一项不是深挖“五·一六”办学习班时期的伪证，许多其他的东西后来都取消了，就留下两条：一是抢枪，二是抢黑材料的事情，他们称为“抢夺公文”。

　　开庭之前为我指派了律师，律师找我谈话，我让他去找一份九五命令来。后来才知道，这个律师不是来帮助我的，不是来为被告的权益进行辩护的，他们是来刺探信息的，看我在即将开庭时为自己辩护做了些什么准备，然后把刺探的信息反馈检察院的人，好让他们预作准备。我跟王大宾说，争还是要争，辩论也要辩，虽然不起作用，只要有机会还是应该讲。第一次开庭是在大桥底下那个生物制品所的礼堂里，会场里外都是人。在法庭上，律师说些怎么都不会错的话，他们说：杨道远的行为是发生在特殊时期的，他只负他应该负的那部分责任，对于他们指控我的两条罪状，他们一条都没有进行反驳和辩护。律师刺探到我要查九五命令的事情，检察院写了个稿子，预备援引这个命令辩护时反驳我，我偏偏一句都不提九五命令的事情，让他们的稿子没有办法用，他们临时发言就丧失了主动性。开庭前，律师找到我说，要有礼、有节、有利，还特别声明礼是礼貌的礼，不是道理的理。

　　我的发言集中在八一社论和武装左派的文件精神上，我们找了支左部队的负责人，他们请示了武汉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然后自己找到我们检讨自己跟文件精神不紧，应该武装你们的，因为还有很多的别的组织，所以不方便直接发枪，支持我们自己去搞。抢是要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我们赤手空拳，对着武装的守卫排，我们既没有使用武力，也没有以武力相威胁。而且枪支到了学校之后，都是部队干部在那里领着搞军训，从没乱来。九五命令一下来后，我们就按照上面的要求把枪支弹药全部上缴了。你们说抢枪，完全不符合事实，我跟本无法接受。开始法庭上还指控我抢档案，我反驳后他们又拿不出证据来，只好又改口说我是抢夺公文。我问他们是什么公文，他们说哪怕是公家的一片纸也是公文。在法庭上面，他们还把水运工程学院的王华喊去出庭作证，说方保林带他在东湖哪里搞到王任重的笔记本什么的，我正要开口质证，他们就让王华退庭了。历史上那些叛徒，很多人也是跟共产党领导闹点矛盾，所以产生了怨恨，王华原来在二司司令部呆过，因为乱搞男女关系，那个时候群众组织把这类问题也是看的非常严重的，结果被司令部扭送到警司去关了一段时间，那时还是二司当着家的时候。在挖“五·一六”时的李苏明，我在清理二司北京联络站的时候，把他排除在外；本来他心里都有怨气，现在人家又给他许这个愿那个愿，他们只知道乱咬，根本不考虑从事实出发。

　　开庭完之后，律师又去回访，说在法庭上朱鸿霞都认罪了，你怎么一条罪都不认，我说我的脑子没有别人灵光，转不过弯来。最后一次开庭的时候，还在辩论没有完的时候，法庭就宣布现在由被告陈述。我说，怎么不进行法庭辩论了？这时，法官又喊：现在由被告人陈述。我就利用法庭陈述这个机会，讲一讲我为什么参加文化大革命。我是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为了反修防修。毛主席说这次文化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我们参加的运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按中央指示办的，尤其是广大的中学生他们非常纯洁，他们还没有踏进社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唯一的目的就是防止国家变修、防止党变色，我们都是按照这个要求参与文化革命的。我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按照中央指示做的，红卫兵无罪。最后审判长问我有什么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向他们求情服软，我说要求还我清白，给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我无罪你们关我一天都是从重。第二天宣判，抢枪判刑十年，抢夺公文判刑三年，合并执行十二年，刑期从1971年2月8日算起。

　　回到看守所，晚上书记员就去了，拿着法庭记录的材料要找我签字，我说我什么时候都没有使用过“抢”字，这不是我说的，争执不下，看守所说“放录音放录音”。最后他不敢跟我犟了，我在上面批上字，说跟本不存在抢的问题。然后，他又问我是否上诉，我说反正有十天期限，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判完之后，我的刑期只剩十来天了，第二天他们就通知我的家属，可以探视了。第三天是2月5号，他们就放我回家，还发了一个月生活费给我，特地跟我打招呼说，你要过几天再去公安局上户口，刑期还差几天。

　　释放的时候，他们找我去办公室谈话，还叫外牢的人帮助我收拾东西，实际上是要抄检我的行李，凡属写了字的纸都被留下了。我说回去还要上诉，写的材料不能留下，最后他们让步说，你有用就带回去吧，我也不客气，把所有的纸片都收回来了，中间有我写的批邓的文字。

　　我回家的时候，大女儿才7岁，小的出生才一个多月时分手就再没有见过，她还不到6岁。她们都到车站去接我，小女儿一看见我，就拉着我说，“家里买了个电视，用布盖着呢，妈妈不叫告诉你，要你猜？我先告诉你吧”。她对我一点都不感到生疏，她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想这真是血浓于水。过了几天，我把户口拿到青山派出所，依据投亲靠友这一条，要求上户口，此后就谁也不管我了。

　　二十四、第二次冤狱

　　出狱之后，也没有工作，头半年就是在家里守着小孩，哪里也没有去。夏天的时候回到河南，他们那边出苹果，武汉的零售价在四毛以上，果园里才毛把钱，以前没有作过生意，觉得这个差价很可观，就要亲戚担保，拉了一车苹果到武汉来，从这里介入做生意。

　　拉来之后，汽车就停在汉阳钟家村谢保安家的院子里，谢保安、王军、陈晓云、王光照等人，都来帮忙，最后是陈晓云帮助联系卖给了中联制药厂。交货之后斤两差了很多，所以这一车实际上是亏了钱的。当时还是想着没有经营好，从价钱上看应该是可以赚钱的，就又拉了一车到大东门那个水果批发市场去。吴恒春从应城回来也帮着招呼。我不会，也不愿意搞那些拉拢人的事情，所以苹果销得不快，后头就有些苹果烂了。为了帮我卖苹果，罗坚武出了不少力，先是把苹果弄到她们工厂里去卖，后来又帮我把苹果弄到黄陂，并动员她的亲戚都出来帮忙，我非常感激她们。从河南拉了好几回苹果，只有一回赚了钱，那一次是直接拉到国营大商店，大概赚了四五百块钱，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不是小数目了。一个苹果季节做下来，最后是赔钱的。那个时候做水果生意，走遍了武汉三镇的水果行，到处都差不多，堆如山、烂如泥、贱如水，外地贩水果到武汉来的，没有不赔钱的，个个都是哭着鼻子回家的，只要不是那些管理人员的自己人，都玩你。我亲眼看到从南方来的甘蔗，堆放时间久了都变成黑心的，他们老是不跟你处理。

　　在做水果生意的时候，因为我与当时的汉阳钢厂厂长孙书仁是文革时的熟人，我问他要不要苹果？他说你去拉一车过来吧，跟他们厂的劳动服务公司接洽。结果拉过来之后，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说水果已经发过了，而且嫌苹果小了不好看，怕职工有意见，说你们把苹果拿去处理掉，堤外损失堤内补，我帮助你拿点钢材，补偿你的损失。于是我就亏本处理了苹果，那个时候钢材正紧俏，我联系到了一个买钢材的人，就要汉阳钢厂兑现诺言。最后，孙书仁也没有拒绝，当时平价钢材是每吨600元，议价是900元，我们拿的都是议价，然后加了4000元的差价转给别人了。按照当时的价格政策和孙书仁的权力，他可以批这个字，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而且孙书仁连一支烟都没有抽我的。他批钢材给我，是为了弥补因他们厂违约而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孙书仁是原十五军驻钢二司搞军训的支左负责人，我与他是7·20事件以后认识的，他之所以答应帮我销苹果，后来又批钢材给我补亏，暗函有帮助我的意思，我对他是心存感激之意的。因为帮助我他后来也受到了牵连。

　　自那以后，我就不搞两地贩卖的水果生意了，想跑跑信息，看看能不能碰上点什么可做的生意。那个时候社会上称这种生意为“牵牛”，手上实际上啥也没有，这算是改革时代最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武重的祝孝先被花山一家工厂请去做事，一个姓王的朋友带我去找过他。他的老家是孝感雨潭镇，这个镇子也想要做点生意，成立了一个贸易货栈，委托祝孝先成立汉办，实际上没有人发工资，也没有具体的实际业务，只是给一个名义，银行走帐什么的还得通过孝感那边。八十年代初期，是一个全民经商的社会环境，不仅个人想做点生意，农村的乡镇也想做点无本生意。正好谢保安的一个同学的弟弟当时在武昌一家银行搞信贷工作，他们银行搞了一个知青贸易货栈，大概是因为当时以待业青年的名义可以免去一些税费，也没有什么生意，他们就希望我如果有了生意从他们那里走帐，他们只收取少量的手续费，赚钱了还可以按照规定给我提成，希望我有什么生意从他们的帐上转一转。因为雨潭货栈的手续不全，我觉得银行的这个知青贸易货栈手续齐备，就觉得比较方便。我和谢保安一起去跟他们的金主任谈好了。

　　当时武汉有个纺织品贸易公司，他们的仓库里面有一批涤纶长丝，是广州的一个单位寄卖的，有个年青的业务员找到我，说他们有这个东西，要我帮助联系客户。汉口兰陵路有一家信林信息公司，有人找他们买货，我就从贸易公司仓库拿到样品给他们，他把样品给上海人看了，最后才知道最终客户是杭州的一家纺织厂。这样我就通过武昌银行的知青贸易公司与纺织品贸易公司签署了一份买方合同，再跟信林信息公司签署一份甲方合同，我在中间大概是加了三万多块钱的价差，我的两份合同标的都是涤纶长丝，要求他们打10％的预付款，整个合同总价有一百多万。我带了他们去仓库看了样品，他们几方都确认无误。付款提货，手续齐备，交割顺利。可是当上海人把货运到上海码头之后，纺织厂拒绝提货，他们要求的是加工丝，不是涤纶长丝，上海人骗了他们。信陵公司的合同上也是涤纶长丝，但是在备注里头有加工丝字样。照说，这个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的两份合同都是如实写明了的，信林信息公司的合同在备注里面有问题，上海方面与杭州怎么签的我就不清楚了，可能虚假的问题在这个环节上。

　　上海方面法院过来调查案子，相关单位不是很配合，这样就找到武汉法院协助，知道我在里头。中间很长时间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找我，都认为不能把我怎么样，我的手续齐备，合同真实。他们可能一方面向上反应，一方面也等着中央的文件下来，后来发下来的文件中间，涤纶长丝可以买卖，不属于国家统制物资范围，这样就不能抓我的“投机倒把”罪名了。

　　这个案子后来的走向，出人意料，为了整我，“投机倒把”罪安不上，就把这个案子办成贪污案。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凭什么给我定这个贪污罪的。我与武昌这家银行办的知青贸易部只是一种合作关系，我跟本就不是他们的工作人员，既不拿他们的工资，也不拿他们的补贴，是一种纯粹的生意上的合作关系。我所拿的提成是按预先约定的比例兑现的。他们之所以要拿我问罪，完全是出于对我文革中的造反行为的报复。一个正常的贸易过程被他们无中生有的定为贪污罪。而且量刑之重是骇人听闻的，区区三万元提成，居然判了我十五年有期徒刑，另外，还追加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时间动用各种宣传机器大造舆论，说什么杨道远为代表的造反派“三种人”是破坏改革开放的罪魁祸首，他们不甘心在政治上的失败，千方百计企图从经济上来破坏改革开放。并借机株连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这个泼天冤案不是发生在他们所说的“十年浩劫”中，而是发生在文革结束后九年的1985年。而且我这一次锒铛入狱，一坐就是八年。直到1993年才把我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放出来。我的第二次刑期直到2000年才满。至今他们对我所蒙受的冤屈没有任何改正的表示。我也想通了，我作为湖北地区有影响的造反派代表人物，承受文革失败带来的后果，接受他们的秋后算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是他们加在我身上的罪名，实在是太经不起推敲了，就像他们强加在造反派身上的其它罪名一样，最终会被历史证明全是阴谋和谎言。造反派始终是是清白无辜的。

　　我出来之后，当权派也还是时刻盯着我的，有人从市里面拿了个通报说杨道远表现不好，这个倒不是说做生意的事情，而是指不配合各地为了整造反派的外调。我放出来的时候，正是他们想要把造反派打成新的政治贱民，紧锣密鼓的清理所谓的“三种人”的时候，所以外调也格外多起来。我回家之后，派出所经常带人去作外调，去多了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是熟人了，你坐下来喝杯茶，我问你，我跟公安局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的事为什么总是要公安局来管？从今天起，如果没有正式的文书传票，你们就不能进我的门。从那以后，再有人来他们就让居委会的人陪着。我说，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毛主席都是要解放人，你们专门帮倒忙，专门捆人手脚，到现在还在整人，你把介绍信拿给我看看，你们到底是出来旅游还是外调？你们的这种外调除了整人，对整个社会到底有什么意义？对社会的进步发展能作出什么贡献？我有一肚子话没有地方说，外调的人只要一来，我就跟他们讲半天。我说：红卫兵是忠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没有任何罪过，你们借着外调的名义到处跑，还以为自己是在干什么正经事，其实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坑害无辜的老百姓，都是在迫害普通的造反派群众，是在制造新的冤假错案。有一次，外调的要我写个材料，我就说，现在搞改革开放，什么都讲经济效益，我接待你们也是一种劳动付出，应该是有偿的，你们出得起钱，我就写材料给你们。居委会的人陪着来了几次，我就对他们讲，我脾气不好，你们在场不好，我发起脾气来免得伤了我们熟人的脸面，最好以后你们不要再来了。

　　还有一次十堰市委派了人来外调，找我谈话，我说没有时间，我要出去买菜，他们于是又一路跟到菜场，又跟回来。我回来之后，他们还是赖着不走，我就跟他们大讲文革的意义，讲红卫兵是如何忠于毛主席的。他们听了后也表态说共产党的干部应该这么看问题，也没有谁把二司的同学怎么样。我说所有关于钢二司文革中的情况，只能以我今天的谈话为准，你们以后不要老是派人来外调，浪费国家的钱财。我对他们说，你们来找我就得听我说，不要搞那些扑风捉影，只想整人的事情，我也不会给你们写那些用来整人的假材料。

　　另外有一次长江日报的人来外调，问王军有没有参加武斗、是什么职务？我说就是一般工作人员，他们说有人说他是宣传部长，我说那是拍马屁，他们又说是他自己交待的，我说那是他自吹自擂，钢二司凡属没有我的任命，都是假的。问他干些什么，我说干什么，就是写个大字报。写写标语；问有没有打砸抢的行为，我说司令部从来没有搞这些事。最后要我写个材料，我说你们出得起钱，我就写材料给你，没有钱就对不起了，我现在要拿这个当谋生手段，对你们也不能例外。他们回去告诉王军说，你们那个老杨真有意思，没有钱就不写材料。我坐牢的时候，外调的人也很多，在那里排队，他们一天放两个进去，我的认识就是这样，你们这些外调的人就是整人，落实个什么东西，每一次去，我就跟他们讲文革的意义，讲红卫兵是忠于毛主席的，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都觉得我不跟他们配合，说我表现不好。

　　只有很关键的材料，我才动笔写。方保林的问题，我写了个材料说“从来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他是五一六”。另外一次是哈尔滨来人调查王笑林，他在1967年春天一直跟着我。来人说王笑林是我的警卫员，我说不是，谁派的？他们问为什么他老跟着我，我说他没有事就跟着我玩嘛！他们说他还有一支枪，我说那是我的枪，他拿着玩。最后，我叫孙卫旗写了个东西，说王笑林当时年龄小，总是跟着我跑，省革委会和武测革委会都没有委派他当我的警卫员，我没有警卫员，他也不是我的警卫员。

　　当权派对我的积怨，由来已久，这次无非是借着做生意的事情，找个借口整我。他们的动机已经先有了，无非是罗织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因为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堂堂正正，从来没有什么地方出格，他们也抓不到任何把柄，要整我反而有些犯难了。他们先是想要把我定成投机倒把，结果中央文件出台后允许经营涤纶长丝，他们没有辄了，就定成贪污，这十分可笑，我连正式工作都没有，更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前提就不具备。检察院去武昌银行调查的时候，银行的人很惊慌，想让我把按协议提成的那份钱先退回去，我就问他们，贪污罪的被告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的事情光明正大，不怕他们。如果他们硬要栽我一个罪名的话，退不退钱还不都一样。

　　那个时候纺织原料很紧俏，蒲蕲棉纺厂要精干麻，用来织一种比较高档的料子，团风那个地方有，那天去了团风，晚上回来之后派出所就来了两个人，说有事找我。我跟家里人交待了一下，就去了青山派出所，实际上是市里面给了任务，先把人给控制起来，逮捕手续还没有到，所以他们也不问我什么，我也累了就扒在那里睡着了。不知道是夜里几点钟，他们宣读市局决定逮捕我，还拍了照，一个小车把我送到汉阳十里铺，第二天才叫我签字办手续。还有人问我是怎么进来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还要问你们呢？这大概是1985年春天的事情，可能是五六月份。

　　隔了一天，检察院去人，问我涤纶长丝和钢材这些问题，还问武汉市那些干部跟我熟悉。我说我跟谁都不熟悉，汉钢是因为卖苹果的事情上毁约，欠了我们的钱，所以帮助弄点钢材作补偿。他们的起诉书上面还有投机倒把，我请了个律师跟他们争论，后来投机倒把的指控就没有了，结果又变成贪污罪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在外头混，又不是银行的职工怎么定贪污？开庭前审判长说人家都不给你作证明，结果那个判决书在前面说我是无业人员，后面说我是知青货栈的编外业务员，自相矛盾。我在法庭上对他们说，你们说你们现在是在提倡法治，怎么法律一碰到姓杨的就变形了呢？你们不是在故意歪曲司法公正吗？在审判我之前，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网罗难兄难弟，在政治上失败之后想要在经济上捞一把，他们就是这样信口开河来执法的？法官说那是记者写的，与他们无关。我反问他们记者写文章是什么人提供的素材？银行也没有承认聘请我，我怎么能够把公家的钱变成自己的？贪污的前提和事实都不存在，你们就是这样执法的吗？

　　他们判决之后，单独把我一个人分配到襄北农场，农场专门派车来接我去。去的吉普车上面有中队指导员，第二天到第八新生砖瓦厂和教导员、中队指导员谈话，我说我跟你们的关系就是判决书这张纸的关系，只要你们不掺和我的事，我就按你们的制度办，我跟你们是井水不犯河水，我该找省里面会找他们的。农场方面也能接受，说我要是写材料他们会帮助转送的，然后把我分到花园里单独去养花。

　　刚刚去的时候，还让一个表现好的犯人给我打水端饭。他们还问我生活适应不适应，我说我是来坐牢的，不是来疗养的，不需要单独关照。农场的干部们想着我是个普通的犯人，政委还说要我好好干，争取减刑，第二年就给我报了一年减刑，襄樊中院不知道就里，给批了下来。开大会检察长还在会上说，只要是他们认为表现好的都可以减刑，然后说杨道远我们也给他减了刑期。后面省里就说你们减杨道远的刑怎么不跟我们通气，有个中院的法官去见我的时候，跟我说，襄北农场的犯人减刑是我们的职权范围，以后要减还是照样减，说是这么说，以后就再也没有减过。上面的当权派算得差不多，十五年差不多，最好是让我死在监狱里。

　　下面的人对我还算是客气，上面怎么想的、整来整去跟他们没有关系。砖瓦厂的教导员带我参观劳改农场，指着楼房说，原来这里都是小平房，这些年才建设了新楼房，言下是在夸耀劳改农场的建设发展的成就。我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监狱不断扩大并不是好事，他们也不批驳，就不再讲了，参观就此结束。

　　1989年“六四”事件的时候，当时上面给农场作了布置，不放广播不发报纸，我在卫生所里头看了电视，坦克进城和压广场上的帐篷，我都看了，李鹏讲话那一天我刚好在外头，有个干部叫我去他家里看了。省里面派人去农场，叫我谈看法，我问“六四”是个什么事件，你们又没有拿材料文件给我看，我什么也不知道就谈看法，那不是瞎说？他就走了，此后开始传达那些东西，电视也可以看了，过了个把月又来了，说，现在条件都有了吧，总该有个看法了吧，非要我谈。我就对他说，“六四”跟文革是两个不同的性质的东西，“六四”是受西方思潮影响，文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六四”是要走西方的道路，与文革根本不相干，所谓的西方民主自由是有一定局限的，从策略上看与文革也是很不相同的，我谈不上赞不赞成的问题，他们提出的有些主张我甚至是反对的。

　　苏联戈尔巴乔夫下台的时候，也有人去找过我，农场三级干部也都到了，有十几个人，也叫我谈看法。我说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和正确，有些人硬是不承认苏联变修了，现在苏共垮台已成了事实。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反修防修是无比正确的。戈尔巴乔夫不过是共产党的叛徒、美帝的走狗，他亲手实现了帝国主义的梦想，颠覆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搞社会主义唯有坚持毛主席指引的那条道路，那些不让反修防修的人，应该回头猛醒。农场的干部说，你说的这些话都是讽刺别人。我说，从赫鲁晓夫开始，他所培养的那个特权阶层，都是要走修正主义道路，这就是最终的结果。那个时候也经常有人去找我外调，我经常跟他们讲的就是这些事情。

　　1992年我要求保外就医，中队没有上报，我去找总场的管教科长，他说对我也应该一视同仁，这样我就参加了检查身体。黄集有一个大卫生院，我在那里检查了一天，结果发现我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血压也高的吓人。最后报到劳改局批复下来了，就把我放回来了。那个时候，监狱也讲究经济效益，希望犯人身强力壮能为他们多创造一点经济效益，我身体差，年纪大，只能养养花什么的，人家也不想要。直到2000年刑期届满，我才去补办了释放手续。

　　二十五、对文革的回顾

　　从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来看，它是社会主义阶段继续革命的一次伟大尝试。毛主席说不是一次、两次文革可以解决问题的。今天的看法，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就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不断地变更制度和社会关系，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不变革就死了。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各种经济成分混杂，是一个大杂烩，要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那时不是并存，而是要实现大同，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境界。现在是定格在这里了，一万年之后也肯定还是穷的穷，富的富。实现共产主义目标是一个很漫长的道路，毛主席搞的这个运动，是朝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算是跨了一步，究竟还有多少步，谁也无法预言。总之，是一段相当长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有些人只想当官做老爷去压迫群众，他们实际上已经颓变为剥削工农的吸血鬼，这些人正是毛主席指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其中有些人在历史上也做了一些好事，如果仅仅是让他们抱着功劳簿去养老，那是没有问题的。这些人参加革命本来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所谓的“翻身”，一旦他们自己握取权力，变成统治阶层成员之后，就不想继续革命了，甚至还要用自己掌握的那部分权力，去为自己捞取一份特殊的利益，并把这视之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革命红利。他们只想维持一种他富你穷的社会局面，如果你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就跟你和平共处，你如果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妨碍他们的既得利益，他就要整你，必欲置你于死地。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以前我只是简单地、公式化地理解这句话，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非常深刻。革命不是简单地打倒剥削阶级就算完了，也不是简单的改变一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算完了。共产党人取得了执政地位之后，不能说是革命就到头了，共产党人在把原有的剥削阶级成员改造成普通劳动者后，还要面临自身的演变和不断保持自己作为人民公仆的问题。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人要越来越多，被专政的人要越来越少，最后连专政这个形式本身都会逐渐消亡，都会丧失存在的意义。只知道去专别人的政的人，自己也时刻处在精神枷锁当中。我在漫长的坐牢经历中体会就很深刻，管教干部比犯人还要紧张，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共产党人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只是换了个位置，在新的统治地位之下，肯定有新的无产阶级，今天的官老爷还不是80年前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永远要追求大众的解放。当初的革命者当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什么的，很多革命者当初参加革命，就是一条：打土豪分田地，凭这个参加革命与地主作斗争。仅仅只是打倒地主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的，拒绝前进，停留在过去的统治阶级地位上，只不过是改朝换代，那还不是朱元璋，能比他高到哪里去？

　　毛主席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子女谋取私利，更别说那些巨额的现金和财产。与现在那些当官的一对比，就知道走的根本就是两条路。毛主席说到底是一个“公心”，如今的一些高官说到底就是一个私字当头。文革时候说“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那些人的命”，当时就说造反派是在鼓吹极左思潮；这个话实质上是没有错的。资本家早就趴在那里了，他们也危害不到社会主义；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一度还是“批毛”的要点，说毛主席是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在那些表面上披着共产党的外衣，被接连不断地揭露出来的贪官，又是些什么人？沉沦于腐败诱惑中的人多了，党风还能不受影响？当今干部队伍的状态究竟怎么样？文革中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经过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是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象陈良宇、成克杰这样的一些搞腐败的家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什么？文革中对这样一类人冲击一下有什么不对？难道非要等到这些人携着巨款跑到国外，或者非要等到他们的罪行败露，非要到了该杀头的地步再去反对，再去揭露他们？是的，一些老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流过血，立过功，难道这就应该成为他们当官做老爷，享受特权，搞腐败的本钱吗？我记得巴黎公社有一个原则，就是公社的官员也不应该超出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有功劳就想要兑换成为特权和待遇，这算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这样的话，那还不是和朱元璋一样，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这种人哪里还够得上共产党员的称号？

　　列宁说在革命过程中间要不断地搞统一战线，每一个三岔路口，都要不断地产生政治分化，共产党当然就要找新的同盟军，那些大右派说在解放前与共产党合作过，你按照自己的本性往前走，不与我在一条政治路线上，真正的共产党人当然就要反对你，怎么可能搞一团和气，怎么可能把同盟搞到底的？那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跑了。后来他们也在这些问题上批评毛主席，这实际上是针对党的正确指导思想。讲人性不讲阶级都是欺骗，不讲阶级剥削和压迫，就是不让老百姓反抗，故意让老百姓在思想上放松对他们的监督。一些人巧取豪夺，外国的资本家的钱比他们还来得光明，把国家的财产和社会主义都一起掏空了，真正要搞建设、搞经济，他们还竞争不过普通的老百姓，科级干部都要派个车，怕吃苦，这一部分人在今天先富起来，是完全依靠权力实现的。

　　革命胜利了，还要不要往前走，今天的农民工要不要求解放？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不是采取温和的方式去诱导解决，就会是用暴力的方式去解决，那将对社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性后果。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势，总是通过不断地对自身进行改造和完善来得以实现的。

　　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没有根本性的错误，只是在操作上出现了问题，最大的教训是没有能够把文革的理论变成具体政策实行到底。后来，革命派又失去了领袖，反对派趁机反攻倒算，这才是失败的真正教训。文革的失败不是理论上的错误造成的，而是实践中犯了幼稚病。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成立不成立，社会主义理想还要不要？这是一个值得人们长久思考的问题。要真正实行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人就就必须坚持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它不断向前推进。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形态，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社会上小的进步属于改良，大的变化就是革命。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共产主义，障碍在哪里？毛主席认为就在共产党内。从那些搞腐败的人看，如果没有形成盘根错节的权力系统，出现一个解决了就完了。当腐败成了一条线之后，解决了一个又出一个，这也是当今贪官越杀越多，屡禁不绝的原因。从上到下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不要群众监督，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毫无主动性可言了，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这些年来在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同时，社会上充斥了一种极为庸俗的实用主义的政治标准，即所谓的“白猫黑猫”说，这根本上就是一种否定先进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指导的庸俗政治学，它对中国当今社会所造成的毒害是触目惊心的。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的事业，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消除阻力。影响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共产党内。只有保护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吸引亿万人民群众参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这是一个大方向，如果大方向正确，就应该对群众运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一种正确的态度。不应该一味地高高在上地进行指责，而应该是一个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监督干部，也不是要把干部都打倒，而是要他们洗个澡，站过来就是了，不是消灭人的问题。四大是毛主席交给群众的监督武器，如果腐败份子走了第一步就被群众揭发出来，肯定就没有办法走出第二步了，现在养小老婆都是公开的，群众都没有发言权了。到现在我还是这个想法，不搞群众运动政权就要变颜色，文革被人家打败了，没有延续下去，叫人家打败了，四大就取消了，腐败分子当然就很自在了。现在那些所谓的精英，那些文人，极力主张私有制，主张社会以“私”字为核心，人人都去各发各的财，共产党的路线还贯彻得下去吗？文革群众运动的方式，是毛主席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的方法，这个形式本身也在摸索当中，继续革命理论则是保证在正确道路上继续前进的理论认识。

　　西方的民主是形式上的，远远没有“四大”对特权阶级的威胁大，也没有四大来得真实，管你多高的领导，群众一样可以批评你。有些人说，实行四大就有些人趁机乱说，什么地方没有搞错的？从根本上讲，是要不要相信人民的大多数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保守派组织为什么越来越小了，因为大多数人有那个认识。站在资反路线那一边的人是少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群众是绝大多数。为什么害怕群众，不敢相信群众，因为在官位上的那些人怕别人找麻烦，那个时候也有人成天贴我们的大字报，说什么地方打死了解放军什么的，我们也没有垮台，总还是让人家说话要好些。

　　毛主席代表群众的利益，出发点都是为多数人考虑的，所以就相信群众。如果是当官有了私心，有了私利，就肯定害怕群众了。修正主义和毛主席的区别，就是一个为少数人考虑问题，一个为了多数人的利益。马克思说要解放全人类，那些家里搞了十亿八亿还不满足的人，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和人类解放可言，从家族私利和财产上去看一个人，十有八九不会错，毛主席没有家产，儿孙和亲戚谁也没有沾光发财，都是靠工资度日，那个总设计师的儿子是个残疾人，你搞点钱养去老也说得过去，干嘛要那样贪得无厌?

　　文革就是社会主义前进和革命继续过程中间的一个步骤。运动的性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所有的国家都不会自发地长入社会主义，美国那么富裕发达，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够了，那一大堆资本家你要他明天资产归公，他们答应吗？

　　从财产角度看革命，很清楚，你为了谁的利益而革命，你是行动上的革命者还是口头革命者？在武汉的文革运动期间，从斗争的过程看，我们与官办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的斗争，总体上看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认识先后的问题；而与百万雄师的矛盾就不是这回事，他们完全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就是要打死你消灭你，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当然不是说百万雄师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坏人，而是因为百万雄师这个组织是被坏人操纵的。运动初期职工联合会也是认识上的错误，那些当权派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要他们起来保自己，从名义上也是要保卫社会主义的。百万雄师不是按照自己的认识组织起来的，而是走资派按照其需要组建的，是实现走资派意志的工具。所以百万雄师根本不谈认识问题，就是要用武力消灭你。有些当权派也是认识问题，有的后来还是真心要改正的，有的则是宁可杀人也要保护他自己的地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也不都是和平的，有时候也是要流血的，我们造反派的遭遇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每一种既得利益受到威胁，都会激发起激烈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