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战背后的“私生子”乱账 2024年2月，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溘然长逝，舆论原以为商业帝国早已稳妥传递——其独女宗馥莉在集团深耕近二十载，来0被视为“天命所归”的掌舵者。 然而短短一年，风暴骤起：香港法庭卷宗揭露，三位宣称是宗庆后非婚生子女的美国公民联手将宗馥莉告上法庭，直指一笔21亿美元的神秘信托资产。
社会舆论习惯于聚焦豪门香艳秘闻：原配、子女、“外室”子女纠缠的伦理剧。三人起诉状赫然陈列的“同父异母”兄妹身份，瞬间点燃了围观者的热情。 在2003年那份书面文件和汇丰账户记录里的“7亿美元承诺”，家族律师口中宗庆后亲自换汇填补信托的操作细节，一切指向那个庞大而诱人的数字：三人追索高达153亿人民币的信托财产及其利息损失。宗馥莉手握2020年遗嘱，强调父亲明确“境外资产由独女继承”的意图，却因签字现场只有高管而无亲属，文本效力暂时悬于风中。 这场横跨杭州与香港两地的资产鏖战，如刀锋划过绢帛，瞬间刺破了宗庆后数十年精心构建的“布鞋首富”形象——那个每年消费不超五万元、与原配相守终生的朴素商人神话。
不仅如此，我们来看看宗氏家族的商业帝国，又是怎样塑造出来的？ 对于娃哈哈，宗庆后确实有开创之功。他承包经营的校办集体企业经销部，依靠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赚取了第一桶金。但其后发展迅速遭遇瓶颈：空有市场需求，却受限于人力、设备与场地，扩张乏力。 恰在此时，百分百国资性质的杭州罐头厂陷入资不抵债、工资难发的困境。杭州市政府的决策是关键：将规模更大的国企杭州罐头厂交给正蓬勃发展的校办工厂娃哈哈进行“小鱼吃大鱼”式的兼并。 这次兼并绝非简单的商业行为，它是国资将沉淀的生产要素（成熟的工人队伍、生产线、场地）注入到一个有活力的经营体之中，并为其大开绿灯（如银行信贷倾斜、政策支持）。正是这关键一跃，让娃哈哈得以迅速突破产能瓶颈，快速铺开营养液以外的产品线（如果奶），奠定了日后霸业的硬件基础。 没有这次国资主导的雪中送炭，宗庆后兄弟可能还在为自建厂房的繁琐事务奔波，那时的市场竞争风起云涌，有乐百氏、金义等，时机稍纵即逝，娃哈哈后来能否成为全国巨头实属未知。 基于这份复杂的历史渊源，娃哈哈在1991年组建集团公司后的股权结构清晰地反映了国有到混合所有制的底色：1999年改制后，上城区国资局持股51%成为绝对控股方，宗庆后个人持股29.4%，工会代表员工持股19.6%。即便经历了后续调整，直到事件发生前，上城区国资委与员工工会联合体仍持有娃哈哈集团70.1%的压倒性控股权。在法律层面上，宗氏父女并非真正意义上拥有大部分股权的“业主”，始终是大股东下的小股东。 可正是这样的小股东，却主导了一场横跨多年的资本转移术。比如就在今年，387件“娃哈哈”系列商标正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由娃哈哈集团转让至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简称“娃哈哈食品公司”）。后者才是宗家本体。 为何掌握绝对控股权的国资，却在看似掌控了企业命脉的舞台上逐步失语？ 前面说到，改革开放初期“企业需挂靠”的特殊制度，让宗氏家族借用了“娃哈哈”这块集体外壳实现了起飞。然而，真正的权力转移发生在随后的几十年。宗庆后精心构建了一套平行于集团主体的私人网络。通过“宏胜系”（饮料生产）和“三捷系”（包装）等体外公司，娃哈哈集团的核心业务——原材料供应、关键生产环节、至关重要的销售渠道——被系统性地切割、剥离、转移。 巨额财富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悄无声息地从名义上属于全民资产的娃哈哈集团，流入了宗家完全掌控的私人王国。 一个数据揭示了这个机制多么有“效率”：据公开资料，娃哈哈集团近三年向所有股东（包括控股的国资）发放的分红总额不足一千万元。这对于一家年销售额动辄数百亿的商业巨头来说，是极其反常且难以解释的。利润去了哪里？ 不言而喻，流入了宗氏搭建的“体外循环”管道。
此刻，面对宗馥莉与突然出现的、索要153亿人民币信托财产的异母兄弟的争端，手握大股权的国资保持了的沉默。非其不欲干预，实乃难为。当价值创造和利润捕获的核心链条早已固化在宗氏私人体系之内，无论贸然插手家族纷争的名分，还是精准打击利益输送的要害，都存在巨大的现实困难。2023年曾有动议，试图让宗氏部分让渡利益后由国资彻底退出股权，实现几方默契“了结”，但最终未能成功。 有人说，那么大不了娃哈哈集团拿着商标去找今麦郎什么的供应？关键在于，渠道控制权远比股东名册上的股份更有力量。 这个困境在宗馥莉去年与国资方的短暂对峙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国资试图加强管控，时任集团高管的宗馥莉以辞职相挟，便几乎导致娃哈哈庞大的销售体系可能面临瘫痪风险，最终迫使国资将其请回。
在快消品这类对渠道依赖极深的行业，实控并运营销售网络和供应链者才握有真正的生死牌。商标再响亮，若无人能驱动那庞大而隐秘的生产——供应—销售机器，其品牌价值也无法落地为真金白银。 这场“争产”无论信托资产归于哪位宗家子女，它都已深刻地揭示了，在特定历史路径下形成的中国部分大型企业的本质：在法律形式上的股权所有者（国资、员工工会），常常并非价值流向的真正支配者。企业的控制权和利润分配的核心钥匙，始终牢牢握在掌握渠道与运营命脉的“操盘手”及其家族手中。 类似路径的企业很多，比如大名鼎鼎的河南双汇，早期也是漯河肉联厂发家，双汇发展香港上市，万隆也跟老宗似的在香港当太上皇。再看华晨汽车、健力宝、云南白药等案例……这些企业在创造昔日辉煌的同时，也埋下了关于权力归属的致命隐患。此番宗氏家族的争产风波，撕开的不仅是家族私生活的遮羞布，还有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中那些仍未找到答案的根本性问题。
沉默凸显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套利”：当地方依赖企业税收与就业，便不得不默许经营者通过关联交易实现实质控制权，即便这种控制权挑战了国有资本的法理权威。 从娃哈哈到“娃多多”，被资产转移后的这个怪胎又何尝不是一种国有资产和民资诞下的名不正言不顺的“私生子”？ 眼下的争产风波，对于公众的价值或许正在于撕开这“私生子的”旧账，让长期偏离轨道的庞然资产归属，站在公平上重新“上称”。 先富们的阶级的再生产 宗家的案例，撕开了特定历史路径下形成的巨额财富在“体外循环”中悄然完成转移与积累。然而，第一代枭雄落幕，这些依靠“制度套利”积累的庞然财富，其最终归属与未来流向，旋即被抛入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时代熔炉：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财富的“大传承时代”。 这不仅关乎一个娃哈哈的归属，更关乎一个新兴阶级如何维系其地位、延续其财富的核心命题——阶级再生产。虽然长久来看，没有不消亡的统治阶级，然而不像封建社会千百年一个锄头一个锄头地消灭自己，资产阶级内部卷出了一个五六十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每一次长波都伴随着一次阶级的洗礼、紊乱和破灭。 微观上再生产齿轮松动了，就会出现了纨绔子弟，或者二代玩不婚主义和玩网红，再自暴自弃一点的，吸毒，犯罪，跨过道德底线也大有人在。二代可以坑爹，但爹也可以给你找认不完的兄弟姐妹，这些都是豪门家事，只有八卦的价值。 真正属于历史的价值是能够让无产者提升对历史的认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譬如，资产阶级该如何通过婚姻和继承制度让资本一直寄宿下去的问题，他们能否一直体面地持续下去？ 一部分先富的积累，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改制这“惊雷”劈开的机会窗口。他们或凭借胆识、人脉或在特定岗位的“东风”，成功完成身份与资产大挪移。时代的剧变塑造了其财富基因——机遇驱动、缺乏稳固积累。有些壮年时期身在体制内遇到强硬的独生子女政策。事业与计生叠加，使得家庭结构相对脆弱，所有继承希望孤注一掷地寄托于名义上“唯一”的孩子身上。这类二代既缺乏竞争压力，又面临巨大的传承期待，出问题的多。 另一支“先富”在东南沿海——如闽粤浙南地区——通过坚韧拼搏在私营经济的沃土中破土而出。浓厚的宗族文化遗存是他们的底色，企业不仅是经济实体，更是家族凝聚力和地位的象征。企业内遍布“叔伯”及姻亲的身影，亲缘和性缘强有力地支配着资源分配、决策流程与利益分割。 这种模式下，继承人挑选范围似乎更宽泛，存在某种“容错率”。家族网络成为内部选拔和培养的重要平台，子侄辈较早进入企业学习。然而，家族庇护极易扭曲能力评价，削弱市场筛选力，造成治理效率低下，僵化和封闭严重制约企业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多房妻室、非婚生子女浮出水面，财富分配便成为点燃家族矛盾的导火索。
布鲁克林家族企业研究显示全球近70%家族企业折戟于二代继承，此类家族倾向排斥“外人”。但当企业膨胀至远超创始人控制边界时，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成为无奈的救命稻草。 九十年代互联网革命喷薄而出，则孕育出新一代数字时代的财富新贵。像二马等这批技术驱动型的巨富们，在短短十年内便聚敛了堪称天文数字的财富，财富高度依赖特定领域爆炸性增长或政策强力背书。继承之时，二代们面对的不再是传统制造业可触可感的“重资产”，更多是股权、专利和庞大用户流量这堆无形之物。科技新贵的子女更依赖庞大的资本运作团队和精密的信托设计实现保值增值——对他们而言，家族财富的物理实体常常是陌生的数字与金融组合。 当然，还有一些先富，说不好听点就是都不知道家业怎么起来的。 宗庆后生前试图用两条腿走路。明面高举“一妻一女”的牌坊，党员形象，定长女宗馥莉成为企业形象代言人；暗里却未能斩断传统父权结构下开枝散叶的渴望。这种既要维护独女继承的现代人设，又想保留传统宗族多子继承的分配逻辑，注定是不好走的。 再说其他私有制补丁：职业经理人制度未必意味着高枕无忧，像诺基亚这样的老牌公司都被高管们弄垮，怎么找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是个世界难题。 理想的状态是资产阶级集团之间实现联姻，譬如网上有爆料老王曾催促小王把宗馥莉娶了，小王当然没这个胆。他们很难实现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对象实现跨资产的联姻。
如果富豪们对二代信不过，倒还有一个阶级再生产的补丁，就是家族信托。在欧美，家族信托是富豪们规避税收，扩大利益的法宝。简而言之，就是老王可以把想传承的财产捐给离岸信托公司，然后信托公司保证年年分红给家族成员。不过家族信托我国还是一个新鲜物，起点大概是5000万，但信托并非没有代价，交给信托的钱，就算你自己也不一定拿得回来，因为法律上相当于你捐给了信托公司。 这里有一个优点，就是财产不至于到小王小宗这代就败完。信托方也不是白打工，付了一百年利息，养个二三代人，按照约定，财产就属于信托公司了。一些历史原因，国内精英对于“财产权剥离”这一类概念十分敏感，可能对信托持有不信任的态度，但随着越多二代有再生产道成肉身失败的风险，这也在成为一个趋势，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说到底，阶级再生产是个整个社会都面临的问题，有点产的人都容易被这个东西搅动着神经，我们能看到中产小资为了后代再生产而疯狂鸡娃，也能看到很多一代对二代接班问题殚精竭虑。越往上的阶级来说，再生产越是奢侈的玩意。 当一个阶级无法解决财富如何传递的问题，信托契约和遗嘱文件变成血亲互撕的武器，资本自身积累逻辑的腐朽便暴露无遗。
我们正身处中国第一代财富大规模交替的历史湍流。某些时代的得利者凭借制度转轨的红利完成阶级跃升，却困于历史局限性而无力续写阶级再生产的剧本时——这未尝不是好事。这正是一次重新检视资本流动合法性、财富分配伦理根基的契机。 当然，历史不保证“合法危机必然导向进步”，但它至少给了我们一个窗口：把“二代们能否守住家业”的庸俗悬念，转换成“社会能否收回被私有化的过去和未来”的政治命题，这些历史进程中的资本“私生子”乱账该算清了。 倘若任由这场豪门继承危机停留在猎奇与唏嘘，那便浪费了他们亲手递来的认知武器；若能趁机将“继承权限制”、“累进遗产税”、“社会分红”、“生产资料社会信托”等议题推进，或许能把少数人的继承焦虑，转化为推动社会分配公正改革的契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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