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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普列汉诺夫是如何走上反革命道路的

2025-7-10 22:12| 发布者: 南极| 查看: 125| 评论: 0|原作者: 艾思议|来自: 括号中公众号

摘要:   陈独秀与普列汉诺夫,都是革命的先行者,甚至是不少后来参加革命的同志的“引路人”,可是他们一个走向了托派以至于脱离了革命,走向了自由主义;一个逐渐妥协,投靠了孟什维克。  不知道自己希望什么的普列汉 ...

  陈独秀与普列汉诺夫,都是革命的先行者,甚至是不少后来参加革命的同志的“引路人”,可是他们一个走向了托派以至于脱离了革命,走向了自由主义;一个逐渐妥协,投靠了孟什维克。

  不知道自己希望什么的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糊涂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列宁

普列汉诺夫.jpg

  普列汉诺夫一开始就是糊涂的么?似乎不是。普列汉诺夫曾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是列宁的革命引路人,“导师的导师”。他早年坚决反对民粹主义,强调俄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这是对当时空想主义思潮的重要批判。在1883年,他同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者一道创立了“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传播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俄国工人运动的思想启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他是坚定的革命者,也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前身《火星报》的核心人物之一,曾与列宁并肩合作,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旗手。

  然而,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党内围绕组织原则发生重大分歧。在会议初期,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站在同一阵线,支持建立一个集中、严密、由少数专业革命者组成的先锋党。但会后,普列汉诺夫却突然转而支持马尔托夫的“宽泛党员制”,并公开批评列宁“过于专制”“不民主”。我们的这位理论先驱试图用他的办法去调和两派,殊不知在这样的阶级斗争中,他自己就在滑向资产阶级。他开始怀疑俄国能否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倾向认为俄国需要先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阶段。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逐步向孟什维克靠拢。

  1905年革命爆发,俄国工人阶级自发走上街头,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萌芽形态。在这场起义中,普列汉诺夫却表现出惊人的保守立场。他拒绝支持彼得堡工人的武装斗争,认为革命“时机未到”,甚至在《我们的斗争》一文中斥责工人阶级的暴力行动会导致“灾难”。他站在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反对群众组织起自己的政治权力机构。这时的他不仅在组织上背离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实践中也与无产阶级脱节,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孟什维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之间第一次爆发了如此无法调和的矛盾。而此时的普列汉诺夫完全站到了帝国主义阵营。他不仅没有反战,反而支持沙皇政府“保卫国家”,将战争称为“反击德国帝国主义的正义之战”。他主张俄国无产阶级应当支持本国政府的军事行动,这一立场和考茨基这样的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完全一致。他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析,也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彻底堕入为本国资产阶级服务的泥潭。后来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他都积极反对,认为革命“为时尚早”。他坚定地诋毁革命,彻底的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他曾经是俄国工人阶级思想启蒙的先驱,但当革命真正进入深水区,他却无法适应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节奏,依旧迷信“西欧道路”、资产阶级民主、渐进改革。他在每一个关键历史节点,都选择了妥协、退让,甚至投降——最终从革命导师蜕变为反革命的理论辩护士。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普列汉诺夫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他认为,俄国社会的发展尚未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他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框架,主张在立宪会议的基础上建立议会民主制,而不是由苏维埃掌权。他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冒险主义”。彻底走向了反革命的行列。

  可以说,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个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我们不能忘记他在反对民粹派时的巨大贡献。但他在1905年以后逐渐放弃革命立场,最后走向了保守主义,成为了革命的敌人。

  “自由”“取消”“无党无派”的陈独秀

  所以要论证我刚才讲的观点,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论证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毛泽东

陈独秀.jpg

  与不少刚刚左转的同志一样,陈独秀也是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出身。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做过不少功绩。他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礼教,是“五四”的旗手。他曾在《新青年》上大声疾呼青年要“自主的个性”“反抗的精神”,后来又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推动其在中国的传播,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早期建设中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功劳并不能遮盖阶级立场上的根本问题。陈独秀虽然在组织上是共产党人,但他在思想上、立场上始终没有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他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化,他的世界观依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他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名词,但他的实践立场、思想方法仍深深植根于旧民主主义之中。这也就注定了,一旦革命进入关键关头,他的思想矛盾与阶级局限便必然暴露无遗。归根到底,他只不过是共产党人的同路人。

  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始终以“联合国民党”为纲,幻想蒋介石、汪精卫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能够忠实地领导中国革命。他拒绝发动工农阶级独立开展斗争,拒绝武装斗争,拒绝建立真正属于工农的政权。即使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后,他依然主张“忍让”和“协商”。把自己推向了彻头彻尾的右倾投降主义。在革命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依然幻想通过温和手段争取改良,终将党和革命事业带入了惨重的失败。

  而在党内对错误路线进行批判与纠正之后,陈独秀并未作出反思,反而转投托洛茨基主义,攻击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攻击武装斗争,攻击苏联和共产国际。他否认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他的这些立场,已经不只是犯错误,而是彻底站到了反革命的立场上。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完全对立,成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可以利用的“反面教材”。

  所以正如毛主席讲的,这样的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进入共产党,不是因为他们彻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而是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继续前进,而共产主义运动恰好成为新的时代旗帜,他们以自己的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核心,混进党内谋求表达和施展的空间。当革命形势发展到真正要走上与资产阶级彻底分裂、与旧世界作阶级对抗的时候,他们就暴露了本质,不能不犯错误,不能不走上反革命道路。

  这样的“同路人”,看似一时走在革命的行列里,但他们从来不是靠阶级感情与群众斗争联系起来的,他们既不了解工人农民的深层苦难,也不愿在实践中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从不会用革命者的斗争方式去斗争,他们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面前,便耍起了他们自己的阴谋诡计。这种个人主义,毛主席说的很清楚了。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普列汉诺夫,归根结底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祟。他们代表了一种特定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普遍心理与政治倾向,这种倾向在革命风起云涌时容易被掩盖,但一到关键时刻、转折关头,就必然暴露出它的软弱性、动摇性、妥协性,甚至反革命性。他们在理论上可以欣赏马克思主义,甚至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在实践中,他们难以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他们缺乏与工农群众的血肉联系,害怕斗争的剧烈与残酷,害怕破坏旧制度所带来的“无序”,渴望一种“改良的”“和平的”革命,幻想阶级矛盾可以通过“理性协商”来解决。他们对革命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却在真正面临暴力斗争、政权更替、阶级专政时,犹豫、后退,甚至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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