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普列汉诺夫，都是革命的先行者，甚至是不少后来参加革命的同志的“引路人”，可是他们一个走向了托派以至于脱离了革命，走向了自由主义；一个逐渐妥协，投靠了孟什维克。 不知道自己希望什么的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糊涂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列宁
普列汉诺夫一开始就是糊涂的么？似乎不是。普列汉诺夫曾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是列宁的革命引路人，“导师的导师”。他早年坚决反对民粹主义，强调俄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这是对当时空想主义思潮的重要批判。在1883年，他同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者一道创立了“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传播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俄国工人运动的思想启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他是坚定的革命者，也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前身《火星报》的核心人物之一，曾与列宁并肩合作，是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旗手。 然而，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党内围绕组织原则发生重大分歧。在会议初期，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站在同一阵线，支持建立一个集中、严密、由少数专业革命者组成的先锋党。但会后，普列汉诺夫却突然转而支持马尔托夫的“宽泛党员制”，并公开批评列宁“过于专制”“不民主”。我们的这位理论先驱试图用他的办法去调和两派，殊不知在这样的阶级斗争中，他自己就在滑向资产阶级。他开始怀疑俄国能否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倾向认为俄国需要先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阶段。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逐步向孟什维克靠拢。 1905年革命爆发，俄国工人阶级自发走上街头，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萌芽形态。在这场起义中，普列汉诺夫却表现出惊人的保守立场。他拒绝支持彼得堡工人的武装斗争，认为革命“时机未到”，甚至在《我们的斗争》一文中斥责工人阶级的暴力行动会导致“灾难”。他站在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反对群众组织起自己的政治权力机构。这时的他不仅在组织上背离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实践中也与无产阶级脱节，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孟什维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之间第一次爆发了如此无法调和的矛盾。而此时的普列汉诺夫完全站到了帝国主义阵营。他不仅没有反战，反而支持沙皇政府“保卫国家”，将战争称为“反击德国帝国主义的正义之战”。他主张俄国无产阶级应当支持本国政府的军事行动，这一立场和考茨基这样的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完全一致。他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析，也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彻底堕入为本国资产阶级服务的泥潭。后来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他都积极反对，认为革命“为时尚早”。他坚定地诋毁革命，彻底的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他曾经是俄国工人阶级思想启蒙的先驱，但当革命真正进入深水区，他却无法适应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节奏，依旧迷信“西欧道路”、资产阶级民主、渐进改革。他在每一个关键历史节点，都选择了妥协、退让，甚至投降——最终从革命导师蜕变为反革命的理论辩护士。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普列汉诺夫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他认为，俄国社会的发展尚未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他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框架，主张在立宪会议的基础上建立议会民主制，而不是由苏维埃掌权。他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冒险主义”。彻底走向了反革命的行列。 可以说，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个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我们不能忘记他在反对民粹派时的巨大贡献。但他在1905年以后逐渐放弃革命立场，最后走向了保守主义，成为了革命的敌人。 “自由”“取消”“无党无派”的陈独秀 所以要论证我刚才讲的观点，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论证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毛泽东
与不少刚刚左转的同志一样，陈独秀也是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出身。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做过不少功绩。他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礼教，是“五四”的旗手。他曾在《新青年》上大声疾呼青年要“自主的个性”“反抗的精神”，后来又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推动其在中国的传播，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早期建设中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功劳并不能遮盖阶级立场上的根本问题。陈独秀虽然在组织上是共产党人，但他在思想上、立场上始终没有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他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化，他的世界观依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他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名词，但他的实践立场、思想方法仍深深植根于旧民主主义之中。这也就注定了，一旦革命进入关键关头，他的思想矛盾与阶级局限便必然暴露无遗。归根到底，他只不过是共产党人的同路人。 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始终以“联合国民党”为纲，幻想蒋介石、汪精卫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能够忠实地领导中国革命。他拒绝发动工农阶级独立开展斗争，拒绝武装斗争，拒绝建立真正属于工农的政权。即使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后，他依然主张“忍让”和“协商”。把自己推向了彻头彻尾的右倾投降主义。在革命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依然幻想通过温和手段争取改良，终将党和革命事业带入了惨重的失败。 而在党内对错误路线进行批判与纠正之后，陈独秀并未作出反思，反而转投托洛茨基主义，攻击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攻击武装斗争，攻击苏联和共产国际。他否认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他的这些立场，已经不只是犯错误，而是彻底站到了反革命的立场上。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完全对立，成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可以利用的“反面教材”。 所以正如毛主席讲的，这样的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进入共产党，不是因为他们彻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而是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继续前进，而共产主义运动恰好成为新的时代旗帜，他们以自己的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核心，混进党内谋求表达和施展的空间。当革命形势发展到真正要走上与资产阶级彻底分裂、与旧世界作阶级对抗的时候，他们就暴露了本质，不能不犯错误，不能不走上反革命道路。 这样的“同路人”，看似一时走在革命的行列里，但他们从来不是靠阶级感情与群众斗争联系起来的，他们既不了解工人农民的深层苦难，也不愿在实践中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从不会用革命者的斗争方式去斗争，他们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面前，便耍起了他们自己的阴谋诡计。这种个人主义，毛主席说的很清楚了。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普列汉诺夫，归根结底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祟。他们代表了一种特定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普遍心理与政治倾向，这种倾向在革命风起云涌时容易被掩盖，但一到关键时刻、转折关头，就必然暴露出它的软弱性、动摇性、妥协性，甚至反革命性。他们在理论上可以欣赏马克思主义，甚至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在实践中，他们难以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他们缺乏与工农群众的血肉联系，害怕斗争的剧烈与残酷，害怕破坏旧制度所带来的“无序”，渴望一种“改良的”“和平的”革命，幻想阶级矛盾可以通过“理性协商”来解决。他们对革命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却在真正面临暴力斗争、政权更替、阶级专政时，犹豫、后退，甚至叛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