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薛遒：《王蒙与反右、文革和改开——从王蒙看毛泽东对一代知识分子希冀的落空》（以下简称《薛文》），感到文章很有一类知识分子的特点。只看一篇文章，对他的了解不可能全面，因此所谈的体会难免会有不恰当的地方，希望薛遒同志批评指正。 文章读来第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感情和理性认识总是充满了矛盾。 譬如他说：“王蒙不足与鲁迅比肩”，这是他理性的认识。但是从他的感情出发，他仍然把王蒙与鲁迅相提并论，并且忍不住在一些非本质的现象上进行了对比而在无形中拔高了王蒙。 “专制”与“民主”本来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革命只能对反革命“专政”，不能对自己的人民“专制”，这是鲁迅所坚持的;王蒙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反的是“官僚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的“党”?从薛遒笔下王蒙在反右中的表现看来，思想上是不大明确的。人们不明白王蒙得罪的“组织部”究竟是党整风的对象——官僚主义?还是党的正确领导?如果他批评的“组织部”是官僚主义，他就不是反党，而是维护党的利益，他就没有错，那他就应该勇敢地坚持真理。特别是他还有着毛主席对他的同情和支持!薛遒在《薛文》中这样生动地写道： 王蒙被批判。 毛泽东讥之为“大军围剿”。他专门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为王蒙解围。 毛泽东说：“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仔细一查他也是个共产党，共产党骂共产党，好嘛。有人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会没有官僚主义。北京的城墙这么高，官僚主义不少。现在有人围剿王蒙，还是部队的几个同志，好家伙，大军围剿啊。” 毛泽东说：“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现在共产党里面还有这种人。总而言之，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个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军法从事。……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 毛泽东说：“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批评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我跟王蒙又不是儿女亲家，我为什么保他?你们要抓他，派一团人把他抓起来就是了。” 毛泽东说：“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以上均见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如果王蒙批评的“组织部”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党的正确领导。在反右中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他也不会是右派。 按照《薛文》描写的内容看来，恰恰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毁了：“如果不是我自己见竿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根本绝对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王蒙自传》) 王蒙为什么“见竿就爬”? 这就涉及了王蒙这个新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品格了。反右既然是一场阶级斗争，它就像民主革命的战场和刑场一样，是对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信仰的生死考验。虽然不像当年的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在刑场和战场上那样严峻，生死攸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王蒙应该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 对党的忠诚和信任向党交心与自我解剖并不是“顺杆爬”，而是坚贞不屈!恰恰“顺杆爬”对党讲的必然是假话，而不是革命者的忠诚。 毛泽东保护不了王蒙，能保他的只有他自己像鲁迅那样的对真理自觉的坚持!而在压力和考验面前对真理的放弃，正是王蒙堕落的开始。王蒙在他第一次遇到的考验面前就背叛了他自己，向着自己批判的官僚主义投降了!他也从此使自己向着资产阶级的路上滑了下去。这恰恰是我们不应该同情的。而薛遒在这里却慷慨地付出了他无限的同情，这是对王蒙真正的爱护吗? 在对于反右过程的描写中，薛遒在文中引用了一些作品的言论来说明这个过程。但是从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人看来，他们对于1957年反党力量的描写是夸大的。譬如：事实上毛主席在1957年2月反右前作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于中国国内形势的估计是非常准确的。很多反右中批判的右派言论，他都已经听到并且作了分析，即使在民主党派中右派也是极少数，当时毛主席已经提出要退居二线，不当国家主席，恰恰是民主党派的同志写信表示挽留。当时在广大干部、学生，工农兵的心目中，毛主席和党的威信如日中天。其实只要看看王蒙自己在有关的文章中提到的1957年右派的力量，在当时只是不堪一击的“小老鼠”和“青蛙”，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对它的夸大，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首先三大改造消灭了剥削，就是消灭了人们在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而共产党对于过去的剥削者又是采取了和平改造和给出路的政策，这也必然使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因此阶级矛盾大量的也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也是处于萌芽时期，只有身处其境的敏感的人才注意到了，毛主席就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整风来解决的人。在当时看来这是非常英明的。应当说真心拥护的是多数，破坏和利用的是极少数，问题仅仅在于为什么他们却得逞了? 也许毛主席唯一没有料到的是在整风中，刚刚拿到大权的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修正主义的代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会毫不客气的破坏和抵制了党的这次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党的无产阶级纯洁性的、重要的整风，并且大刀阔斧的镇压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投身整风的革命群众，第一次彰显了他们企图在中国甩开毛主席大干一场的决心。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就是由于大多数的干部、知识分子、工农群众都还没有能够看到那时党内存在的阴暗面和问题，才会使反右扩大化得以顺利实现。 薛遒在《薛文》中说： “资产阶级右派们被打倒了。反右斗争胜利了。 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官僚主义没有被清除，反而强化了。” 反右扩大化的副产品，就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压制。关于民主和专制薛遒的理智和感情也是相当矛盾的。他理智地认为：“人民专制是对极少数特权剥削的专制。没有这个专制，就没有工农兵的民主，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民主。毛泽东为知识分子们指明现实政治的进步之路。” 但是薛遒在《薛文》中另一方面又说： “毛泽东没有想到，执政“七八年间，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失误，而另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怨气。……他突然看见了他的臣民和他的党员之间矛盾的广度和深度。他终于认识到：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任何民主化的试验都是有害的。(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 他（指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构成，难以避免被资产阶级征服的命运;他认识到：中国散沙一样的农民社会，没有专制的强力难以成团;他甚至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日渐成型的官僚体制，没有代言人民的革命专制难以撼动。 襁褓中的婴儿，没有强力的保护，是要早夭的。” 他的这一段话，是模糊了党对于民主和专制的对象的！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如果认为对农民、对知识分子需要专制才能成团，这样的思想难道真是毛泽东的认识吗?!根据何在?中国建国之前广大解放区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有了新的面貌。这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中可以看到，譬如《山那边呀好地方》这首歌;譬如李季的诗《王贵与李香香》;譬如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等。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来领导和在革命的斗争和生活中改造旧中国的农民，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力。淮海战役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就显示了中国农民跟着共产党争取翻身和解放的决心。历史已经证明广大的贫下中农，不是中国革命的消极因素，而是充满活力的革命力量。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绝不需要用专制来维持自己的领导。“襁褓中的婴儿”恰恰只有对人民的民主可以保护她! 《薛文》认为： “在几千年传统私有制、私有观念的包围中，在党内外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到达马克思指引的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不能不走过一段艰难的专制之路。 毛泽东专制!” 然而人民民主专政的专制恰恰不是对着“党内外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的”，对这样的汪洋大海只能是民主！不存在什么“毛泽东专制”！ 我们可以把这些与薛遒前面相反的论述看作是他对民主与专制的又一种的偏于感情的认识! 薛遒还说：“中国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他说：“为着时代作为的呼求，青年鲁迅曾以“左”的激进作了封建势力的同盟军;同样为着时代作为的呼求，鸣放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左”的激进作了资产阶级的同盟军。 不能否定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激情和进步诉求。鸣放，是资本主义进步理念对中国共产党封建根性进行的无情剥蚀与猛烈批判。 然而，反右，则是毛泽东坚持工人政党指向，以更进步的社会主义理念拒绝资本主义道路;但同时也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农民革命党的全部劣根性。” (引自《薛文》) 其实薛遒这一部分的描述是不大符合中国现代史实际发展的脉络的。中国知识分子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是明确的。他们抗日时期积极的奔向延安，并不仅仅是为了抗日，更是为了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的专制统治和压迫中彻底的解放出来。解放战争势如破竹，仅仅三年就取得了胜利，就证明了它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愿望的，不仅符合广大工农的愿望，更是符合了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的愿望。 1957年的反右是在三大改造仅仅完成一年之后进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刚刚建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广大知识分子刚刚依附到工农的皮上;这样良好的思想改造的客观环境，刚刚被创造出来;可是在国际共运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遇到了1957年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的考验。世界观还不可能得到彻底转变的年轻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整风，向党提意见，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延安整风就是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勉”、“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精神开展的，并不要求提意见的人必须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观点百分之一百正确，并且自己没有任何错误。如果正确贯彻党在延安整风的一贯政策，一小部分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和真正善意的帮助党内同志去除非无产阶级思想、改正缺点的批评，是完全可以分得清楚的。个别人错误的划成右派是可能的，但是绝不可能扩大到55万。占了500万知识分子的15%。如果说真有这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反对党?这合符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吗?不是对党的丑化又是什么?! 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是要求颠覆社会主义的民主，他们的方向不仅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是绝然相反的。怎么可能“为着时代作为的呼求，鸣放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左”的激进作了资产阶级的同盟军”呢？ 更不能认为“ 鸣放，是资本主义进步理念对中国共产党封建根性进行的无情剥蚀与猛烈批判。”中国共产党是用科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党，所谓的“封建根性”不就是残留在党内的、需要“整顿”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吗 ?资本主义理念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还能是进步的吗?我们为什么不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理念来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呢?资本主义理念归纳成一句话，不就是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吗?在当代它还是进步的吗?用它作为共产党整风的指导思想，能批倒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修正主义吗? 中国共产党又什么时候成了“农民革命党”？什么又是它名正言顺地保留着的“农民党的劣根性”？读了这一段话会使人感到薛遒和王蒙有着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在感情上，并不真正了解和认同共产党。所以一到具体问题，譬如民主与专制的问题，思想上就模糊了。 薛遒的文章言之有物，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也有真实的感情，文字也好。但是他并没有能够用他的理性认识彻底地说服了他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他感情上的另一些模糊的东西就流露出来了。所以让人看起来觉得他的思想是处于矛盾之中。这是我的一点感觉，写出来供薛遒参考，供关注的同志思考，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