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顺基教授为什么敢于批评诺奖获得者杨振宁和诘难何祚庥——从科学哲学看中、西医学之 ...

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中医与复杂性问题研究》

载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增刊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黄顺基教授为什么敢于批评诺奖获得者杨振宁和诘难何祚庥——从科学哲学看中、西医学之异同（原标题有改动）

                           黄 顺 基

摘  要: 以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理论与方法， 从科学对象、科学方法与科学理论三个方面， 阐明中医学与西医学之间的异同:前者是复杂性科学， 以天地人巨系统和人的形、气、神为对象， 研究人的生命运动之道，目的在于保证健康；后者是简单性科学，以人的物质实体为对象，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目的在于消除疾病。中医学与西医学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中医学的最大特点与优势是把调动患者自我痊愈能力放在首位，而用药则是辅助手段。

关键词: 科学观；医学观；医学模式；医学的特殊矛盾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9142（2008）增刊-0020-14

一、从科学对象看中、西医学之异同

宇宙中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

科学研究对象，是各种运动形式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

医学研究对象，是健康与疾病的矛盾运动

（一）西医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哲学思想

西医学的对象是从人体出发， 研究人的疾病①， 因此可以认为西医学是疾病医学。

西医学的哲学思想源流。西方科学思想与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古希腊早期的哲学是自然哲学，它把自然万物何以生成、何以存在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第一个哲学范畴“本原”。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 470-370 ?）的原子论认为原子是万物的本原，是物质实体的终极，是不可分的（所谓的基本粒子），原子之间的区别、排列与组合是生成其它不同事物的原因。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医学的始祖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 460—377），力求在自然界和人体中寻求疾病的原因。古希腊原子论的实体、结构与分析的哲学思想成为后来自然科学的物本主义 观点与还原论的分析方法的渊源。

西医学对人体的观点。 16 世纪自然科学革命把西医学从希腊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走上科学的道路。 它把人体看成是一个实物，采取还原论的、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人体的物质基础、结构与功能。现代西医学的人体观认为:人体的结构分为四个层次，即: 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人体共分为九个系统， 即: 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内分泌系统与生殖系统。人体的功能表现为新陈代谢、兴奋性和生殖等生理功能，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与相互作用。

西医学研究人体的方法。 西医学正是从古希腊对人体的观点出发，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人体的结构与功能进行研究，取得了两项重大的科学进步。

第一项是建立了人体研究的科学基础。（1）1543 年维萨里（A·Vesalius，1514 -1564）《人体的构造》出版，他直接地观察人的身体，而不是以盖仑（约公元 130-200，在医学界它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的第二个权威）的著作为依据。《人体的构造》开创了真正的人体解剖学，为临床医师提供了第一本比较精确的解剖图谱。（2）1628 年哈维（W·Harvey， 1578-1657）《心血运动论》出版， 他从心脏和血管的作用研究血液的机械运动的问题，标 志近代生理学的诞生。维萨里解剖学与哈维生理学的革命，为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奠定了科学基础。

第二项是提出了人体研究的科学方法，主要是:（1）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制定了以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方法。（2）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提出了以逻辑为依据的演绎方法。 （3）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伽利略（1564 —1612）把实验归纳方法与数学演绎方法结合起来，研究自由落体运动，成功地发现了自由落体运动定律，这一方法成为物理学的基本方法。

西医学的医学观。 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19世纪以来西医学形成了以物为本的医学观， 它“用‘人体构造’的知识建立其病理学及其解剖定位，用‘菌毒传染’的知识建构起病原学和毒理学，用‘药性分析’的化学成分知识建立其药理学和愈病之理”。[1] （p.104）因而西医学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门以研究疾病及其对病因、病理与病位的科学。据此，西医的治疗思想是:针对疾病使用对抗性的疗法，如:（1）“消除病因”，用抗生物代谢的化学疗法；（2）“纠正病理”，通过受体或阻滞剂的应用纠正病理亢进；（3）“清除病灶”，使用针对靶点的化学药物；（4）外源性的直接替代或补充，等等。它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正是从西医的科学观与医学观出发，批评中国的医学不知道科学，批评的理由有三:其一，中医不知人体的构造，没有解剖学；其二，中医不从事药物的分析，没有药物化学；其三，中医对病毒和细菌全然无闻。

一百多年来， 西方医学观的统治， 西医药物治疗的广泛使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药物服用过多对人体产生化学污染；（2）出现“ 多元抗药”，加速药物淘汰和病原体变异；（3）出现“受体超敏”，加重对药物的依赖；（4）诊断用的医疗手段 （医学仪器、疾病化验等）价格昂贵，增加病人的负担， 普遍感到看病贵、看病难。

对过分依赖西医学造成的当前世界性的医疗危机，1996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报告中就已经指出:“21 世纪的医学，不应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当以人的健康作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二）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哲学思想

中医学的哲学思想。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周易》这部中华文明史上内涵精深、影响广泛、流传久远的典籍中，提出了“ 易”，它有三个含义:一是变易。 易经认为宇宙间万物无不处在变化的过程中，系辞曰；变化者，进退之象也。指的 是发展和消逝。系辞又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人们不但要认识变化，而且要适应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不学“周易”不能为将相的道理.

二是简易。宇宙是万物一体的大系统，整体间各个局部相互关联，表现出极强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不但表现在宏观方面，而且表现在微观方面，通过长期的探索，人们总结出它的规律性，比如六十四卦的卦象，就能把一切变化的状态清楚地反映出来，也能把状态的各个细部还原出来，并迅速做出判断及预测。这就是说，宇宙万事万物，有其事必有其理。所以系辞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三是不易。虽然宇宙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但其中却有相对不变的东西存在，那就是能变出万象来的那个东西。对这个永恒存在的东西，西方天主教指的是上帝，哲学上叫它本体，佛教指的是菩提，伊斯兰教指的是真主，中华文化称之为道。

易道讲究阴阳相济、刚柔有应，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指阴阳互为消长的规律；认为宇宙万物万象其内部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属性、相反的运动，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作用，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其变化是以复原的形式进行的， 并始终处于彼消此长，此进彼退的动态平衡状态之中。

《周易》视天地人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具有各自的变化规律，分别称为天道、地道与人道，即三才之道。人居天地之中，应自觉地效法天地， 择善而行，如《系辞》所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周易》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黄帝内经》中用‘道’ 字 269 次，多以本原、过程、相互作用的意义出现， 并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及医道、诊道、治道。”[2] （p.10）中国的历代著名医家都非常重视易学的研究。唐朝逊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 指出了易学对医学的指导作用。由此可见，中医学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它不是孤立地、而是在自然、社会、历史、文化和人的相互联系中来探索人的生命之道的，因而中医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临床思维模式。

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从天地人的关系出发，研究:（1）天地人和通的大道。（2）大道是本，故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意是说，人应该顺应自然之道，而不能违背、忤逆、破坏自然；维护生命过程不受干扰、替代、损害。（3）人的形、气、神和通的大道。 形为有形的生命运动方式，是生命的载体；气为无形的生命运动方式，是生命的实现；神为主导的生命运动方式，是生命的根本。（4）强调生命过程的主导在神气，而形器只是神气的载体。正如《周易》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素问》与《灵枢》中都反复强调神、气、形的区别，认为神为本，气为用，形为器；生命之道离不开神气形。 中国古代哲学不同于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后者醉心于在有形的“物质”世界，孜孜以求那万物的本原，而前者却异乎寻常地执着追求那变化莫测之“神”。《易·说 卦》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原来中国先哲们心目中的“神”就是那神奇的变化，他们把这一变化之神称作“易”，“ 易”就代表宇宙万事万物无限的变化。

中医学对人体的观点。既然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命运动、变化之道，重点是研究人的健康， 研究“人在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的健康和疾病互相转化的规律”。[1] （p.112）因此中医学乃是健康医学，是健康之道，它涵盖养生之道（“上工治未病”）、保健之道、（“中工治将病”）与治病之道（“下工治已病”）。由此可见，中医学不同于西医学的一个优点与特色是:它特别强调人自身的自我健康能力、预防能力、抗病能力与自我调节能 力；在治病方面则是通过调整整体的功能来治疗局部疾病的目的。由此可见，中医学不同于西医学的最大特色，是把调动患者自我痊愈能力放在首位，而用药则是辅助手段，强调“ 三分治，七分养”，并且在用药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调节整体的状态着手。这也是中医学比起西医学来最大的优势。

从系统观与系统科学看来，中医学把人的生命运动放在自然、社会、历史这个大系统中考察，采取综合的、整体论的方法去研究人的生命运动。中医学中的指导思想如:

1.人的生命是形、气、神三者的统一

神不仅包括思想意识，更重要的是还包括自在的精神意志；气是物质的运动，特别是人的生命运动；形不仅是人的形体，还包括生命空间与生命场。[2]

《淮南子》中说:“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用系统科学的术语，形是生命的容器，是人的形态结构系统；气充满人体的各个部分，是人的信息控制系统，它以经络为运行通道，控制人体的功能，具有“ 决死生，处百病”的作用；神是生命的制约者、调节者，是人的指挥中心系统， 它是人的生命活动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医学是从“粗守形”到 “上守神”。

2.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天人合一

人自身、人和人、人和自然（即天地人构成一个复杂的超巨系统。

《周易》中的天地人三才之道认为:天地人三道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地道与人道是从属于天道的，“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序卦》）。《黄帝内经》中“人与天地相参”。

中医研究对象: 通过对人的形、气、神的阴阳调节，使人在天地中的生命活动过程保持平衡态、稳定态。重点放在恢复与提高人自身固有的自调节与自控制的能力上。

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在养生学表现得最为明显:

中医气功是调身（形）调息（气）调心（神）三调合一的传统养生方法。

中医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以气血和经络为核心的医疗养生系统，

3.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中医学的对象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从形态结构来看， 包括如下的组分[3] （p.352）:

形态结构由细胞、组织、器官与系统四个层次组成。

细胞是人体结构的最小单位，它由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组成。细胞能完成一切生命活动，包括代谢、呼吸、消化、排泄、生殖等生理功能。

组织由细胞的繁殖、发育、分化而形成，人体组织可分为上皮、结缔、神经和肌肉四大类。

器官由不同的组织组合而成，包括心、肺、肝、肾等。

系统由一系列器官组成，包括骨骼、肌肉、神经、循环、呼吸、消化、泌尿、内分泌、生殖等系统。

西医学研究的重点是形，是人体结构、物质基础、功能形态，它把重点放在疾病的病因、病理与治病上。 至于以大脑[“物质的最高产物”[4]（p. 177）] 为中枢的精神活动，人脑的神经系统协调、控制人的一切活动的信息系统，西医学对它的研究刚在开始。

中医学的研究重点主要不在形这一实体层次，而重在形与神气的关系及其作用。因为人体除了是物质能量系统即形态结构系统（“形”）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信息控制系统即功能活动系统 （“气”）和心理精神系统（“神”）。在中医学中，人体是“形、气、神”的统一体，人的生命运动是“形气神”统一的运动，其中，形态结构是功能活动的基础，信息控制是功能活动的前提，功能活动是信息控制的表现。信息的流通控制停止了，功能活动就停止了，就像中医学所说的那样，“气”的流通停止了， 生命活动也就停止了。

4.人与环境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开放巨系统

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开放的复杂超巨系统，人生活在这个环境中，与之相互作用，中国古代哲学视之为人天观。

自然生态环境。主要是环绕人的空间中的阳光、空气、水分、土壤、岩石矿物、植物、动物等，它与人的活动相互作用，自然生态环境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与生物增长的规律， 天体的运动，日月星辰和地球的相对位置，地球自转一年四季的变化，这些都制约着人的一切活动，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社会文化环境。主要包括:物理的，如建筑物、道路、工厂等；生物的，如动物与植物的驯化与饲养；心理的，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法律和语言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就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活动的，人们的思想行为是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浪潮冲击下，迫切需要复兴伟大的中国文化，当前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的中华医学。有鉴于此，钱学森创造性地提出创建人体科学，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系统观与系统科学去研究中医学的对象—人体。这一创见对医学、特别是中医学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创建人体科学。把中医学归属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人体科学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 并且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天观为指导。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上，钱老认为， 人之所以不同于其它生物的地方，就在于人有精神，因此研究人体，不能像西医学那样囿于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与方法—“物本主义”，以人体的结构与功能为本，以疾病为本，而必须是辩证唯物主义—“人本主义”，以人的精神、气质为本，以健康为本。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正是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对精神领域的研究严重地落后于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出现了精神与物质分离的现代科学技术危机和现代人类危机，因此，钱老始终强调: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科学的方法，探索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和大脑与意识的关系。 推进中医现代化的工作，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医学。

第二，提出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近代以来科学经历了三次革命，西医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基本上只达到第三次科学革命诞生期的水平。必须用20世纪 6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系统观与系统科学来研究人体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它是中医现代化的核心。近代以来的三次科学革命是:

第一次是牛顿物理学革命，它确立了西方的科学观与科学范式，是简单性科学，它的基本特点是机械论、还原论与分析方法。

第二次是普朗克量子论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科学革命，它的革命性在于把科学研究领域推向高速、微观与宇观的范围，但是从研究的观点与方法来看，仍然属于简单性科学。

第三次是系统科学革命， 经历了三个时期:20世纪 40 年代为诞生期，主要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运筹学等。特别是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从理论生物学家的立场批判了机械论的科学观与科学方法。 20世纪 60—80 年代为发展期，主要是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与混沌学等的建立及其向各个学科领域的渗透。20 世纪 90年代后为深化期，从系统的角度，从相互作用的观点，考察复杂性问题，特别是复杂性与简单性的关系，复杂性的进化等。

现代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仍然未有跳出还原论分析方法、实证方法的窠臼。

二、从科学方法看中、西医学之异同

科学认识过程:“实践—理论—实践”，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形上升、以至无穷的过程

科学认识方法:经验方法—理性方法

医学研究方法:哲学、自然、社会、人文相交叉的科学方法

（一）西医学的研究方法

1.西医学的两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第一，经验方法。近代自然科学之所以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最主要的是靠实验方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科学是实验的科学”。[5] （p. 163）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1561—1626），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人的认识来源于经验，认为要把经验能力与理性能力结合起来，必须通过精心设计与安排的实验才能揭示自然界的奥秘。为此他制定了科学归纳法。和培根同时代的伽利略（1564—1642）是实验物理学的先驱，他同样认为，研究自然界必须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实验，他在科学史上有名的自由落体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落下的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学说，确立了自由落体定律。由此伽利略“才成为近代物理学之父 — 事实上也成为整个近代科学之父。” [6] （p.313）

第二，理性方法。 19 世纪上半叶以经典物理学为主要代表的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它的方法时指出:虽然科学是实验的科学，但是必须用理性方法去整理由观察与实验得到的感性材料。这时期近代自然科学所用的理性方法，主要是逻辑方法（比较、分类、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与数学方法（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微分方程等）。

概括地说，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以伽利略的实验方法与培根的归纳方法为代表；而自然科学的理性方法，则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与笛卡儿的演绎方法为代表。所以，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6]（p.574）

西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人体是自然物的“物本主义”观点出发，采用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还原分析、定量求证等方法，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并把医学的目标定位在寻找人体发生疾病的病因、病理与病位上。

2.西医学研究方法的几次重大转变

近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从研究物质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7] （p.408）按照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认识规律，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如下:

力学 — 关于物体简单的位置移动的理论；

物理学—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

化学 — 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

生物学—关于蛋白质的化学。[7] （p.408、72、595）

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同时，西医学对人体的研究方法也随之发展，由此产生了西医学模式的转变。

（1）16—17 世纪机械论医学模式的形成

与牛顿物理学范式形成的同时，机械论医学模式也与之同步形成，这主要归功于人体科学研究的两项革命性的变革:一是维萨里的解剖学革命。 他对人体进行解剖，通过直接观察，科学地阐明了人体的构造；二是哈维的生理学革命。他应用实验和定量方法，研究心脏和整个循环系统的作用和功能，科学地阐明了由于心脏的收缩，血液通过全身而循环运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机械论医学模式，医学家们把机械运动规律应用于研究人体的各种现象，以致哲学家拉美特里 （1709—1751）在《人是机器》（1748）中，把人看成是机器，人的各部分的运动纯粹受机械运动规律所支配。

（2）18—19 世纪生物医学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物理学、化学、特别是生物学的发展，认识到人体的生命过程除力学、物理学、化学的过程外，还有生物学过程，这就突破了机械论医学模式的局限性， 西医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主要是由生物学的几个重大进展推动的， 即:

细胞病理学。它的创立者微尔和（1821— 1902）认为，一切疾病不过是正常的生命现象受到了改变，于是他从新陈代谢是细胞的内在过程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寻找疾病究竟是发生在哪部分肌体的细胞里面？微尔和把疾病医学推进到细胞层次，把疾病（生命运动失调）的原因追溯到细胞的病理改变。

实验生理学。它的奠基者贝尔纳（1813 — 1878）把生理学研究方法推向前进。贝尔纳坚持机械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所有的生命现象都有其物理化学基础；提出人体是一部需要凭借自身组成部分的物理化学特性而运转的机器。随着细胞学研究的进展，他把注意力放在生理学的基本问题—细胞与直接同它们相接触的周围环境间的关系—上，得出著名的论断:“内环境的恒定是自由和独立的生命赖以维持的条件”。

细菌学的兴起。化学家巴斯德（1822—1895）的研究路线是:从化学到发酵学，再从发酵学到疾病的“微生物”（germs）理论。巴斯德研究发酵液时，得出同李比希和维勒等人相反的结论，认为所有的发酵都是由微生物所引起的，而不是发酵产生微生物。在对微生物进行了20 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他进而探索细菌和疾病之间的关系， 对炭疽病、鸡瘟病、狂犬病等进行了艰苦的实验研究，科学地证明了流行性疾病是由微生物引起并进行传递的， 从而引起了疾病医学的革命。

医学仪器与医学化验方法的发明。X光等物理仪器的发明，血液化验方法的使用，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对疾病的病理、病位的诊断更为精确。

生物医学模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机械唯物论， 虽然把人看成是不同于自然物的生物，但是没有重视人具有不同于生物的精神，更谈不到研究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它的基本方法仍然是还原论方法，用观察、实验和分析，把人体分解为各个器官、各个组织、各个部分，分门别类地进行实证的、系统的考察与研究，从而获得了关于人体健康与疾病、病因与预防、治疗与康复、生命与死亡等方面细节的、实证的知识，形成了近代西医学相对稳定的、完整的体系。

由于西医的科学观与医学观在世界医学发展中占统治地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说，西医能说清楚得的是什么病， 诊断病在什么地方、什么性质、什么原因，而且可以看得见—显微镜下可以看得见。 中医能治好病，但就是说不清楚得的是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

（3）现代西医学模式的转变

20 世纪初，由物理学革命揭开序幕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汹涌澎湃，对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产生了全面的深刻的变革，科学技术革命出现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基础科学群的革命，高新技术群的崛起，人文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以科学—技术—工程一体化为基础的现代技术产业化与社会化的过程加速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在一系列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如:分子生物学的产生与发展，使得生命科学研究深入到分子层次；生态学与人类生态学的发展，提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问题；系统科学的发展，突破了机械论与还原论数百年来的统治；特别是 60 年代后系统科学的飞跃发展，对机械论与还原论带来了决定性的冲击，促进了西医学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二、中医学的研究方法

 1.辨证论治方法

中医学在实践方面是数千年来历代中医临床经验的荟萃和积累。辨证论治是它最重要， 也是最根本的临床实践指导原则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孕育于《黄帝内经》，发挥于《伤寒杂病论》，它要求运用各种诊断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证候，对病人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生理特点以及时令节气、地区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致病的原因，然后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法。

在中医理论中，“辨证”是指在望、闻、问、切四诊收集到的资料、症状和体征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出患者当前的健康状态所属的证，这个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1）“人”的主体性反应的状态变量，包括生理性的“藏象”反 应，病理性的“病形”反应，药理性的“疗效”反应，以及这三者之间的互相转化。（2）“天”的环境变 量，四时气节、地理区域的不同。所以“证”是某一阶段所出现病机的概括，是临床治疗的依据。“论治”就是在证确定后， 根据中医治疗原则，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热则寒之、寒则热之等原则，拟定合适的治疗方案，选取符合要求的药，按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组成处方，实施治疗。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指导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辨证就是辨别疾病的情况，这里所说的“证”与“症”是不同的概念，应该严格区分；“症”是一个一个的症状，而“证”则是证候，是辨证所得到的结果，它是从整体出发，把望闻问切四诊所得的各种材料综合分析，运用八纲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病因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理论和方法，结合病人具体情况，联系客观条件等相关因素，对疾病进行分析、归纳、推理、判断工作，做出的、对当前疾病一定阶段的、综合的认识。而“论治”则是在“辨证”的基础上，利用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从获得的临床信息中，根据正邪情况确立汗、和、下、吐、温、清、消、补等相应治疗法则，组方遣药予以施治，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状态。因此辨证是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亦为辨证的目的，又是对辨证正确与否的检验。

由此可见， 辨证论治不同于“对症治疗”，以及现代医学所说的“辨病治疗”。疾病的不同阶段可出现不同的证候，不同的疾病，也可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同样的证候。因此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则治疗方法有异，如水肿（肾炎）患者，初期发热、恶寒、浮肿、小便不利等为“风水证”，治宜宣肺发汗，利水退肿；后期见腰酸、肢冷、畏寒、面白、浮肿 等为“肾阳虚衰证”，治当温肾扶阳。不同的疾病只要证候相同，便可以采用相同的治法， 如脱肛、胃下垂、子宫脱垂等病，均属中气下陷所致，皆可用益气升阳的方法治疗，这就是中医学常说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辨证论治是既抓住疾病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又根据矛盾的运动变化做具体分析，并将两者巧妙结合起来的诊疗方法。辨证论治的精髓是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协调、具体情况具体处置，因而在中医的临床实践中，一种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在不同患者身上常常难以得到重复，由此决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完全个体化、多样化。所以，中医的临床经验虽然是最重要的医疗实验， 但还缺乏象循证医学那样的系统的方法。

2.辩证理性方法

成书于周朝后期的《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是一部融哲学、社会、自然于一体的巨著，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哲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周易》以论自然之道为主，而兼及社会与生命之道。成书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黄帝内经》博大精深的论述中，除医学外，还涉及天文学、 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方面的内容。《黄帝内经》以论生命之道为主，而兼及自然与社会之道。《黄帝内经》一书，全面汲取了《周易》的精华，它的哲学、认识论及方法论思想，可溯源于《周易》，故有医易相通之说。

中医学把人的生命运动看作是神、气、形统一的运动，而气则是与生命俱存的运动，是生命运动的方式。中医学关注人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从气一元论出发的。西医学研究的重点是人体的形态结构，视形为生命存在的方式，是生命运动的载体（实体），它关注人体各部分的属性与功能，是从物质一元论出发的。由于中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矛盾性，它不是采取西医学从亚里士多德创始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研究实体与属性的方法，而是遵循由《周易》发端的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研究关系与过程的方法。

《周易》作为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是辩证的，它是从运动、变化、联系的观点考察事物的思维方式，其核心表现在三个方面:（1）变异思维。宇宙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系辞》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认为每日产生新的事物是大自然的最高品德，不断有所更新这才是所谓的变易。（2）相成思维。世界上任何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或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孤立存在。其中的一个方面或事物虽然与另一个方面或事物是对立的，但又以对立面作为自身存在的条件或前提。《系辞》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认为阴阳相互补充，相互接济，是客观世界和谐存在的前提。（3）整体思维。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而每一事物又各自成为一个小的整体，它除了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外，其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成分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

《周易》中的思维方法除了辩证逻辑外还应该指出下列两种:

象数思维。它是《周易》特有的一种思维方法，与中国古代崇尚数的观念相联系。古人认为，自然界的变化是遵照数的变化程序进行的，数的变化程序标志著事物变化的趋势和结局，故称之为气数。《周易》以象和数相互转换的观点解释卦爻和事物变异的过程和法则。象与数是《周易》中一对重要范畴，所谓象主要是指挂爻象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所谓数主要是指阴阳奇偶之数、蓍草数目、九六之数等。象数思维就是以符号和数为符号，认识事物及其变化的思维方法。“取象比类”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种研究方法。“象”是类的代表，反映事物之间的关系，取象的目的是比类，一方面通过类中的个例，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另一方面，通过类与类之间的比较，从关系入手，通过想象、联想、隐喻，从整体上探索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关系。

形式逻辑思维。这是遵循形式逻辑的法则思考问题、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在《周易》中主要有三种。一是分类，用类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事物或现象。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见矣”，意思是说，万物有别，而其运动变化却有同类者。这种思维方法将类的属性作为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根据，而将类的境遇作为事物变化发展的外在条件。二是类推， 它是分类思维方法的继续和深化， 其要旨在于把一个事物的类属性推及同类的另一个事物， 以求对该事物有所认识，即通常说的“推类旁通”。《易传》说:“夫易，彰往而察来”，意思是依据以往验证之事来推断所问未来之事，原因在于同类事物异中有同。中医称之为援物比类法或比照类推法。三是形式化。在《易经》中，64 种卦象都由奇“ —”、偶“--”两个爻象组成，而两个爻象由6 重相叠形成 64 种不同的符号，这个符号系统包含着一定的逻辑结构，它象征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变化逻辑。这是思维形式化的表现。

总的看来，西医学的方法是:从物质一元论的观点出发，用还原论的方法，分析人体的结构与功能，着重实体，着重属性，把目标放在疾病的定位、定性、定量上。而中医学的方法则是:从气（物质的运动）一元论的观点出发，用整体论的方法，综观气的运行的平和（动态平衡），着重关系，着重过程，把目标放在健康求因、求属、求势上。所以，在方法上，中西医各有所长，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对立、彼此排斥的；一方不能否定另一方。 不过从总体上说，中、西医学的关系应该是中医学为主，西医学为从，神气为主，形器为从，健康为主， 疾病为从。中医学现代化的方向，应该是用中医之道审察西医之学，吸取其符合生命运动原理的成果，摒弃其违反生命运动原理的弊端。同时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特别是系统科学技术，研究中医学展示的生命之道，天地人和通之道。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从西方的科学观出发，他不了解《易经》，更不了解《易经》与中医的关系，在“2004 年文化高峰论坛”上作关于“《易 经》与中华文化”的报告中贸然认为:“《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年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他又提出，“和《易经》结合，中医没有前途”；“要抛弃中医的理论，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等论点。

钱学森院士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站在系统观与系统科学的立场上，总结哲学、特别是生物科学认识史上的方法论，提出极为重要的思想，他认为，研究人体科学必须在方法论有重大的变革和发展，理由很明显， 因为“人这么一个复杂的系统，再加上人和环境的关系就变成一个超巨系统了，在研究这样一个对象时，简单的还原论方法怎么能行呢 ? 还原论是没有系统观点的， 我们要坚持系统论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看待外国人的工作，去评价它，要一分为二，好的吸取，不那么正确的我们不能跟着跑。”[8]（p.149、157）钱老反复强调:要用系统观、系统科学去研究人体，并正确地提出以下的论点:

第一，研究人体的方法必须用辩证的方法，以补充机械论的还原论方法。第二，系统观、系统科学辩证法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辩证法，它的原则“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辩证统一”， 因为不讲整体不行，只讲整体也不行；不研究局部不行，只研究局部也不行。第三，综合集成方法是研究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它“通过人、机结合，以人为主，把不同领域的科学知识和经验知识、定性知识和定量知识、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通过人机交互、反复对比、逐次逼近，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认识，从而对经验性假设作出明确的结论。”[9]（p. 21）

三、从科学理论看中、西医学之异同

科学理论的体系:范畴、概念与原理、规律及逻辑的知识体系

科学理论的目的:对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性逼真的、近似的反映

检验科学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

科学理论的生命力:不断创新

医学理论的体系:研究人这一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

（一）西医学的理论

1.西医学的理论是受还原论与分析方法决定的

西医学的对象是物质世界，它从物质实体的组分与属性出发，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西医学的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它从物质实体的分解与还原出发，采用理性的分析方法、形式逻辑方法、数学演绎方法，和经验的溯因实验方法。

近代自然科学革命产生形成起来的西方科学范式牛顿物理学，就是凭借上述两个基本方法构建起来的。以牛顿的物理学作为范式来说:

它的理性方法，在逻辑方面主要是古代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推理，和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数学演绎，以及近代笛卡儿（1596—1650）创始的唯理论的演绎方法论。在数学方面主要是笛卡儿创立的解析几何，此外还有牛顿与莱布尼兹创立的微积分，这是当时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数学演绎方法。

它的经验方法主要是近代培根首创科学实验方法。培根从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出发认为:科学认识的对象是自然，目的在于发现自然的规律，科学知识来源于对自然事物的感觉经验。他在认识史上第一个提出， 必须有一种从感觉经验逐步上升到理论的方法，这就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归纳法。科学归纳法由三步骤组成:第一步，收集材料；第二步， 运用“ 三表法”（具有表、缺乏表与程度表）来整理材料；第三步，进行归纳（排除法、解释法与例证法）。从此，实验自然科学便从思辨的经院哲学束缚下解放出来， 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马克思称培根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5]（p.163）和培根同时代的伽利略，把数学方法与科学实验方法结合， 通过对自由落体进行系统的实验，得出自由落体定律:S= 1/2（GT²）

2.西医学的理论

西医学的理论以牛顿物理学的理论为范式，这个理论的完整体系，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定律，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的。”[6] （p.313）至于这个理论体系的客观真理性，则必须由它的逻辑结论同各个单独的经验相符合来检验。在这种科学理论体系中，由基本定律导出结论的逻辑演绎几乎占据了全部篇幅。

按照科学哲学的正统观点，科学理论体系以牛顿物理学为例表现为:

（1）基本概念:质点、力、时间和空间。

（2）基本定律: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3）基本方法:数学方法（微积分运算）和逻辑方法（形式逻辑推理）。

在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中，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是在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6] （p.314）；至于理论的数学演算与逻辑推理的结果是否与现实世界相符合， 则由进一步的观察与实验的事实作为“最高的裁决者”。[6] （p.262）

牛顿物理学理论用逻辑与数学的语言写出，这在物理学知识的生产、交流与传递中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从科学发展史看，用逻辑把牛顿力学知识系统化、规范化，这对物理学理论的发展、从而对科学知识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由此萌发出思想史上的一个影响很大的思想观点: 把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作为其他科学的典范。这就是实证论观点的形成与发展。

由于牛顿物理学在科学研究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激发了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1798—1857）的思想。孔德提出:既然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形成了各门自然科学，为什么关于社会现象的研究至今尚未成为真正的科学? 他认为，原因是受到形而上学思辨的束缚，因此，他提出要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在可观察的事实的基础上，以服务于人类的精神来研究社会。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按照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建立社会科学。

20 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孔德的观点发展为科学主义（scientism），认为:1.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典范。并在康托与希尔伯特数学革命、弗雷格与罗素逻辑学革命以及普朗克、爱因斯坦物理学革命基础上，把科学理论的典型形式确定为公理系统（语形）+模型（语义），这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正统观点（orthodox view），其中的公理系统就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假设与逻辑推理组成， 而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则由模型来体现；2.“经验证实”是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标准。

西医学的理论就是以经典物理学的理论为范式，它的目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是一个“关于物理因果性的完整体系，能够表示经验世界的任何深刻特征。”[6]（p.222）它的内容是关于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的运动规律，回答的问题是:当所有天体在某一瞬间的运动状态已知时，能用力学的运动规律完备地计算出太阳系中天体的运动。这个理论蕴含西方科学的线性的、决定论的因果观，它成为推动西方科学发展的有力杠杆。

（二）中医学的理论

1.中医学的理论是受整体论与综合方法决定的

中医学的对象是天地人大一统中的人，它从整体论的观点出发，从人的生命运动是神气形相互作用的过程的观点出发，研究人的生命运动之道。 中医学特别强调:神是生命活动的主导， 气是与生命活动俱存的运动方式，而形则是生命活动的物质载体，并在研究神、气、形三类生命活动方式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中，寻求天地人和通的大道，神气形和通的大道。

因而中医学的方法必然是整体论观点与综合方法。它从天地人的整体出发、从神气形的整体出发，从各个方面研究生命运动方式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医学的方法是宏观的、动态的方法，其典型的方法脱胎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方法、象数方法，和中国传统医学临证实践的辨证论治方法。

成为中医学范式的《黄帝内经》，就是凭借上述的基本方法构建起来的。

中医学的辩证理性有别于西医学的分析理性，这鲜明表现在:中医学通过《周易》的辩证逻辑与象数思维获得理性知识。《周易》的取象比类的方法论及其阴阳学说，为中医学在黑箱状态下探索人体奥秘提出了理论模型，故而有医易同源之说。

中医学的经验方法也有别于西医学的实验方法，这明显表现在:中医在临证实践中，通过辨证论治获得经验知识，这种经验是体验，带有主观性。证就是证据的证，是病人的整体状态， 而不是个别的病征，用系统科学的术语，“就是人体的一种功能态。”[8]（p.253）辨就是根据证来考虑怎么治。中医的治是通过调整整体来达到治疗局部疾病，论治就是用各种方法使偏离了正常状态的人体拉回到正常状态；办法有服药、针灸、理疗、心理疗法等。

2. 中医学的理论

（1）气一元论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就是说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它是宇宙的本原，包罗万象。从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物质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而“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10]（p.283），所以气可以视为是与物质不可分割的运动形式，气的根本属性就是运动。物质是无限的，气的运动形式也是无限的。而无限的运动形式必须通过相互作用才能产生万事万物，所以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 终极原因。”[7] （p.408）中医学以气聚则生，气散则亡，而神气形是生命活动过程中最主要的运动方式。

《黄帝内经》以气作为构筑医学理论体系，解释自然、人体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临床诊断、针药治疗等“一以贯之”的基本范畴。《黄帝内经》称气的运动为“变”、“化”，所以说“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宇宙一切事物的变化，不论是动植物的生育繁衍，还是无生命物体的生化聚散，天地万物的生成、发展和变更、凋亡，无不根源于气的运动。中医根据气在人体内分布部位、作用的不同，命名了80 余种气，广泛深入地论述了这些气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11] （p.13）中医与西医观点不同之处，除了心脏的搏动外，认为人体血液的流动还受气的引领，“气为血帅”、“气行血流，气滞血瘀”，气血的运行是人体生命存活和健康的保证，故气对人体生命的存在与活动起决定作用。

总之， 作为一种宇宙观，气一元论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基础。“人以天地之气生， 四时之法成”，就是说，人是天地自然之气合乎规律的产物，人体就是一个不断地发生着升降出入的气化运动的机体。

（2）气与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在气一元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医学认为，弥漫于天地人的气可分为阴气和阳气两类，所谓一气分为阴阳，阴阳统一于气。阴气和阳气又各具阴阳对立要素，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构成了气的矛盾统一体。 中医学从“ 气”是本原的观点出发， 认为: 1）宇宙万事万物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全在于阴阳两气的运动与转换；2）阴气与阳气是互相依存，互相为用的，二者处在一个统一体内；3）阴气与阳气处于动态平衡之中， 此消彼长，此进彼退，并在一定条件下向对方转化；4）气的演化为阴阳。就人体的气而言， 可分为阴气和阳气两类，生命的活动与过程就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运动。中医学讲述了各种“气”，如元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药物之气、病邪之气，等等， 等等；并讲述了气化，气机，气的升降出入。认为五脏六腑是气的系统，经络是气的运行通道，病证是气化、气机失调的反映，中药有四气五味，等等。

在古代哲学中关于阴阳范畴有精辟的论述，如:《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进而认为阴阳的对立统一和消长转化是宇宙的基本规律；《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是中医学的基本概念。《黄帝内经》用阴阳对立统一来说明人的健康和疾病的演变过程，认为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天地人运动变化的总规律①，故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进而用阴阳来说明人体，认为人的体表属阳，体内属阴；背侧属阳、腹侧属阴；六腑属阳，五脏属阴；机能活动属阳，组织结构属阴；机能亢进属阳，机能低下属阴等等。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四个方面。

（3）气与五行学说

气是世界的本原，“气之清而强者为火，清而弱者为水；浊而沉者为土，浊而浮者为木， 浊而实者为金，皆一气之清浊而流派为五也。一气分五行，而五行又各有五行”。“五”是说，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可以分成木、火、土、金、水五种形态；“行” 是流行、运动之义，是说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物质形态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天地万物的运动秩序都要受五行生克制化法则的统一支配。五行学说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就人体的脏腑形体官窍等各个部分而言，五藏属于五行序列，分别代表五种最基本的生命活动方式， 按五行分为心、肺、脾、肝、肾等五个系统。五行之中复有阴阳和五行。人体就是这样联系密切、错综复杂的系统。 中医学以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框架，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以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按其属性进行归纳。 从而将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联系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说明人体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五行学说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的关系。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可以解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五行的相乘相侮则可以用来表示事物之间平衡被打破后的相互影响。相生即相互资生和相互助长，其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相生关系又可称为母子关系， 如木生火，即是木为火之母，火则为木之子。相克即相互克制和相互约束。其次序为:木克土，

①   张岱年认为，  中国哲学中所谓阴阳， 是相互对待的“ 两端”， 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对立、差异和互补。  

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相生相克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就无法发生和生长；而没有克，事物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关系。相生相克保持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正常的发生与发展。

如果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遭到破坏，就会出现相乘或相侮的情况。相乘，即一行对另一行克制太过。比如，木过于亢盛，而金又不能正常地克制木时，木就会过度地克土， 使土更虚，这就是木乘土。相侮，即一行本身太过，使克它的一行无法制约它，反而被它所克制。 比如， 在正常情况下水克火，但当水太少或火过盛时，水不但不能克火，反而会被火烧干，即火反克或反侮水。

中国古代哲学不同于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它以气一元论来说明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形式的永恒性与统一性，而阴阳五行范畴则从“气”为本原出发，说明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各种相互作用。阴阳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总规律，是气本身内在的矛盾要素，总之，气有阴阳，一气分五行，气贯穿在阴阳、五行的纵横联结中，构成气—阴阳—五行的逻辑系统，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特有的理论框架。

中医学把气—阴阳—五行的理论应用于医学领域，形成中医学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1）养生之道 — 气功

气功是调身（形）、调息（气）、调心（神）三调合一的中华传统养生方法。它特别适合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生理功能日渐衰弱，不宜作剧烈的活动，而气功是一种柔和的、重在调神和息的养生方法。通过气功锻炼，排除精神负担、减轻工作劳累，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达到返璞归真，天、地、人合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体的机能被激活，充分地调动人体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的功能。据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气功锻炼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2] : 第一，改善微循环；第二，改善大脑控制平衡的能力；第三，提高自身免疫功能和自我修复功能。

2）健康之道 — 阴阳调和

阴阳二气是两类相反的运动方式及其相互作用， 是过程的概念，是变化属性的概念。 阴阳的相互关系是同气相求，异气相害；同性相斥，异性相与；同象相类，异象相别。中医学用阴阳学说来说明生命之道， 主要是:

（A）阐释人体的组织结构

阴阳学说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内部充满着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从人体部位来说，上部为阳，下部为阴；体表为阳，体内为阴；背属阳，腹属阴；四肢外侧为阳， 四肢内侧为阴。以脏腑来分，五脏（心、肝、脾、肺、肾）属阴，其功能以静为主；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属阳，其功能以动为主。五脏之中又可根据其位置分为阳脏（心、肺）和阴脏（肝、脾、肾），每一脏腑之中又可将其功能归为阳，而其物质归为阴。 此外，经络亦可分为阳经、阴经等等。

（B）概括人体的生理功能

阴阳学说认为，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是阴阳两个方面保持着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的结果。人体的物质基础属阴，而生理功能活动属阳，二者互相依存。生理活动以物质为基础， 而生理活动的结果又不断促进物质的新陈代谢。如果人体的阴阳失衡，不能相互依存，相互为用， 久以往将导致人的生命活动的中止。

（C）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

阴阳学说还认为，疾病的发生是人体阴阳失调所致。阴阳失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可归纳为阴或阳的偏盛偏衰，以及一方对另一方的累及等，这些可统称为“阴阳不和”。许多情况下，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是正气与邪气抗争，表现为此升彼降或此进彼退的过程，用阴阳偏胜、阴阳偏衰、阴阳互损、阴阳转化作为概括性的解释。

总而言之，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贯穿着阴阳学说，认为在人体气化运动过程中，生命物质和生理功能之间，物质属阴，功能属阳。二者在正常的生理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物质可以转化为功能，功能也可以转化为物质。如果没有这种物质和功能之间的相互转化， 生命活动就不能正常进行。

3）治病之道 —五行协调

五行学说将人体的五脏六腑分别归属于五行:（1）五脏的资生。肾水之精以养肝木，肝木藏血以济心火，心火之热以温脾土，脾土化生水谷精微以充肺金，肺金清肃下降以助肾水。这说明了五脏之间的相生关系。（2）五脏的相克。肺气清肃下降，可以抑制肝阳上亢， 即金克木；肝气条达，可以疏泄脾土的郁滞，即木克土；脾的运化，可以避免肾水的泛滥， 即土克水；肾水的滋润，能够防止心火的亢烈，即水克火；而心火的阳热，可以制约肺金清肃的太过，即火克金。中医学还用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与自然环境及气候、饮食等的关系。

人体在病理情况下的改变，也用五行学说来说明。由于脏腑分属五行，脏腑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依据五行之间的生、克、乘、侮的关系来解释。如肝病传脾，即木乘土；而脾病及肝，即土侮木；而肝脾之间的相互病理影响，则为木郁土虚或土雍木郁。肝病影响到心，为母病及子；影响肺，即木侮金；影响肾，即子病及母。

中医根据五行“相克”规律，创建了以下治疗原则:

（A）培土制水法，适用于脾虚不运，水湿泛滥而致水肿胀满之证。土和水，指脾肾两脏，培土制水，指温运脾阳，或温肾健脾，以治疗水湿停聚为病，又称温肾健脾法。若肾阳虚不能温脾阳，则肾不主水，脾不制水，水湿不化，治当以温肾为主，兼顾健脾。

（B）抑木扶土法，适用于肝的疏泄太过，木旺乘土之证。木和土，乃肝脾两脏。抑木扶土，即疏肝健脾以治疗肝旺脾虚，又称疏肝健脾法、平肝和胃法、调理肝脾法。

（C）泻南补北法，适用于肾阴不足，心火偏旺，水火不济，心肾不交之证。心主火，火属南方；肾主水，水属北方。泻南补北法，即泻心火滋肾水，又称泻火补水法。

（D）佐金平木法，适用于肺失清肃，肝火偏盛之证。金和木，乃肺肝两脏。佐金平木， 即清肃肺气以抑制肝木 又称清肺泻肝法。

按照由《黄帝内经》确立起来的观点，中医学理论的形式表现为:

中医学理论的对象是神、气、形三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

中医学理论的构成方法是综合方法、辩证逻辑方法、象数方法，实质上是辩证方法，因而中医学的理论形式不同于西医学的理论形式。

西医学以经典物理学为范式，经典物理学“把自然现象最终分解为基本单元之间受‘盲目的’自然规律所支配的某种作用”[13] （p.28），它“只处理 封闭系统，即只考虑与外界隔绝的孤立系统。”[13] （p.36）

中医学以《黄帝内经》为范式，视天地人为一个统一的、并且是“以人为本”的系统， 因而它的整体性、方向性、目的性、组织和分化等概念，都是与西医学以牛顿物理学为范式截然不同的。后者从希腊哲学开始就是自然哲学，它把有生命、有精神的人与宇宙万物等量齐观，对人体从事实物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这是“以物为本”的范式。因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与西医学的理论体系不同，从系统的观点看来，中医学作为关于人体的一门系 统科学，按照贝塔朗菲的定义，它是“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13]（p.51）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可以用下列的形式来表示[14]（p.48）:（见开始的图片）

其中的S是系统， I 是系统S 中全部子系统构成的集合，R 是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的集合，s 表示空间， t表示时间， f（）表示系统的结构，由系统中的子系统、关系、时间与空间组成，□表示系统的边界， E 表示系统边界以外的环境，B 表示系统在环境中的行为， F表示系统的功能，反映系统对环境的作用。

系统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元素（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 f（）是系统的数学描述。系统观的结构与还原论的结构是不同的概念。

按照上述的系统观与系统科学的观点，以中国传统医学《黄帝内经》为范式的理论体系表现为:

（A）系统S:天地人和人的形、气、神。

（B）元素的集合I: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历史文化系统与人体的系统（如经络系统、脏腑系统、气血津液系统等）。

（C）关系的集合R:阴阳的对立统一，它包括相互对待的“两端”之间的对立、差异和互补。五行的相生、相克，相乘、相侮，这是五类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

中医学的理论内容以《黄帝内经》为范式，是关于生命之道，关于生命的阴阳五行关系的完整体系。

康德在其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指出，西方科学的“ 因果”范畴只是诸悟性范畴之一，只适用于经验的“现象界”，而一旦超出了这一有限的范围，便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不仅如此，康德还认为，运用“ 因果”之类的悟性范畴，虽然可以研究包括天体运行的物理世界， 但对于解释像毛毛虫这样最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却无能为力。

钱学森站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批判地分析了几百年来机械论、还原论在学术思想中的统治，认为必须用系统论补充机械论，用信息论补充结构论，用量子论补充相对论，用突变论补充进化论，用复杂性补充简单性，用不确定性补充确定性，用非平衡态理论补充平衡态理论，用非线性理论补充线性理论， 坚持与发扬中华医学的特色与优势， 这是中医现代化的方向。

在如何对待中、西医学的问题上，钱学森认为: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个各取所长，而不是做加法，是综合”。学森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据中医学的特点与优势，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有指导意义的思想， 他说:

第一，“中医的优点，它的突出贡献，或者它的成绩，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从整体出发、从系统出发，所以，它的成就，它的正确就恰恰是西医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应该看到两千多年前形成的中国医学，从整体、从总的联系来考察人的生命运动之道， 但是还缺乏深入的、细致的、具体的分析。 因此不能说，“传统的中医包括《黄帝内经》，一点都不能错， 动一点都不行。”钱学森认为，严格的说，“中医是一个自然哲学，而不是一个自然科学。 它的许多东西是猜想的。”[8] （p.186）

第二，中、西医学的方法是互补的，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还原论是不行的，但是不要还原论去考虑整体也不行；西方的东西，大概还原论的观点是比较多的，而中国古代的东西整体观是比较多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有片面性， 一定要综合， 用辩证法。”[8] （p.157）但是在吸取西医学的成果时，钱老特别强调，必须坚持中医学的特色、发扬中医学的优势， 例如:在“生命信息疗法与中医现代化”报告会上， 钱学森就把信息的流通与气的运行联系起来，提出“气功是打开人体科学大门的钥匙”的设想[8] （p.119）；在“经络问题”报告会上， 钱学森就充分肯定了:经络现象确确实实是几千年来实践经验的累积总结出来的东西， 它跟中医的理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它突出的优点是把人作为整体来观察，不是局部观点， 而是整体观点。

第三，中医学要充分利用西方两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成就，不能轻易扔掉。“应该用现代科学各个领域里的知识跟中国的经典理论、经络理论和经络学说结合起来。”[8] （p.156）用系统观与系统科学来观察人体，阐述人体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借助阴阳五行学说，揭示中医脏腑、经络、病理、生理间的联系；应用五行生克理论，阐明维持人体内外环境平衡的机理。充实中医学理论的整体观念的现代科学基础，使中医学的整体论方法系统化，对中医学特有的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看来，中、西医学理论之间的异同大致如下:

                科学对象         科学方法                科学理论

西医学         人体的疾病         还原论方法             实体、属性的理论

中医学         人体的健康           整体论方法             关系、过程的理论

参考文献:

[ 1 ]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编.陆广莘研究员从医六十年纪念文集（内部资料）[Z] .2007.

[ 2 ] 傅景华.捍卫中医[ M]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

[ 3 ] 许国志主编.系统研究[ 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4 ] 列宁全集（第38卷）[Z]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