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霸屏的香港首富“出售港口事件”，有了可喜进展。 据港媒《星岛头条》3月28日最新报道，接近长和高层消息人士透露，长和下星期不会签订任何关于出售巴拿马港口的协议。 但没有迹象表明该交易已被取消。4月2日，是该协议签署的最早日期。 李嘉诚与贝莱德集团完成全球43个港口、199个泊位交割后，贝莱德财团将掌握全球10.4%的集装箱吞吐量，跻身全球港口运营商前三。地中海航运的全球网络与贝莱德1.2万亿美元资管规模结合，足以重构全球物流定价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对这笔交易大加赞扬，称“美国正在夺回巴拿马运河”。 这对中国的海运业务、外贸出口，甚至一带一路战略将产生深远影响。 按照统计，2024年巴拿马运河的年通行量为14239艘，其中美国的船只占了75%，中国占了21%，近3000艘。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要对所有和中国有关进入的船只进入美国港口征收每艘30万美元到150万美元的港口费用的政策。按照每艘船交100万美元港口费计算，仅巴拿马运河这2个港口，中国每年要向美国交纳30亿美元。 那全球34个港口呢？ 港口费通常占海运企业成本的20～30%，这样高的物流成本，中国商品还有什么竞争力？2024年我国海运出口总额为43.85万亿元人民币，美国对我海运企业征收高额港口费后，我外贸出口损失约8.77万亿。 美国针对中国船只的歧视性收费，中国船只还怎么销售？要知道，2024年中国船企新船订单总价值近9000亿元。 这就是李嘉诚为了套现190亿美元的惨重代价。 李嘉诚曾在长江商学院演讲中提出“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金科玉律：通过提前套现规避周期风险，在巅峰期让渡部分利润换取安全边际。 特朗普上台后，扬言不排除使用武力收回巴拿马运河。美国务卿鲁比奥上任后首访即到巴拿马，胁迫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协议，并对李嘉诚控制的港口启动调查。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精于商业避险的李嘉诚迅速与美国贝莱德财团达成协议，以228亿美元整体打包的价格，出售包括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在内的全球43个港口。据称协议只花了48小时内便谈妥。 而此前十年间，中方四次与李嘉诚商谈收购巴拿马运河港口，均遭拒绝！第一次2015年，招商局出资1500亿买港口仅40%的股权，被拒。第二次2016年，宁远集团出资1600亿，被拒。第三次2021年，招商局集团报价320亿美元，回复“非卖品”。第四次2023年，中远海运加价到350亿美元，换来一句“资产重组中”。 试想，中方出资350亿美元，李家不卖。美方出资228亿美元，李家拱手相送。这是“在商言商”吗？ 正如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所言，李家出售巴拿马两港口的行为恰恰是“在商不言商”的表现。按理说，商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但李嘉诚及长和出售港口经营权的时候，并没有采用全球招标价高者得的方式，反而“短平快”地与贝莱德达成出售协议。这难道符合逻辑吗？
所以，香港《大公报》罕见5次点名批评： 3月13日：《莫天真勿糊涂》，指出李嘉诚将巴拿马运河经营权转给美国财团的交易是“没有腰骨的跪低”，批评其“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并强调企业家在大是大非前需明确立场。文章被港澳办和中联办转载。 3月15日：《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质问李嘉诚为何将关键港口转让给“不怀好意的美国势力”，暗批李嘉诚缺乏家国担当。文中提出“灵魂五问”，直指交易的潜在政治危害。 3月17日：《饮水思源有担当，背靠祖国谋发展》，强调香港商界应饮水思源，批判李嘉诚“商业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的决策逻辑。 3月21日：《停止交割，切勿因小失大》，从法律、战略和道德三方面分析交易危害，指出巴拿马港口是中美博弈的关键节点，售予美资将威胁中国外贸和“一带一路”倡议，并呼吁李嘉诚停止交割以止损国家利益。 3月26日《勿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再次对李嘉诚进行劝说。 对《大公报》的批评，对李嘉诚来说不够份量。 接下来，港府和国家出手了。 3月18日，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开回应，明确要求外国政府为香港企业提供公平营商环境，强调任何交易必须符合法律要求，特区政府将按法律程序审查。 3月24日，国务院总理签署《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制裁法>规定》，明确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范围及禁止或限制的交易领域。 3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利用经济胁迫、霸道霸凌侵犯损害他国的正当权益的相关行为。” 3月2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二司负责人称：我们注意到（长和与贝莱德集团港口）交易协议，将依法进行审查，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受此影响，李嘉诚旗下的长和公司、长江基建、电能实业和长实集团四家公司，市值蒸发781亿港元。 据悉，港府已启动对交易合法性的评估，重点包括是否符合香港《国安法》中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性条款，以及是否涉及垄断或外资控制关键基础设施的风险。 若交易被认定违反《国安法》或涉及垄断，港府可依法干预。例如，援引《反垄断法》限制外资控制关键基础设施，或通过国家安全审查暂停交易。 目前，交易仍处于法律程序审查阶段，港府与长和集团的博弈仍在持续。 李嘉诚认为资本无国界，商人不应承担政治责任。他曾在公开信中称“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 此次交易被视为其商业信条的延续——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非家国情怀。 李嘉诚的决策本质是商业理性与地缘政治的碰撞，但忽略了“商人有祖国”的担当。 李超人何去何从？ 希望他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
